《我不是药神》：现实主义电影的类型策略

谢紫村

2018年7月5日，《我不是药神》上映，短短几天便在众多影片中脱颖而出，累计票房达30.7亿元。影片由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独家代理商，救助慢性白血病患者，最终被捕入狱的故事。影片上映之后，从广大受众到新闻媒体，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可以说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巨大飞跃。

有评论者从角色出发，认为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是群像式的代表人物，他们所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相同遭遇或相同心理状态的普通大众，人物是典型化的，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有评论者从故事情节出发，认为影片的情节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具有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主角人物同是有缺陷的底层，无甚话语权，道德上也并非完人，但是都通过对生死的认识而实现了人格升华，都使用了“神父”的角色象征，且贩药过程中都经历了挫折和亲密战友出现解围的过程；有评论者从影片的现实主义内涵的角度出发，与国内外现实主义电影进行对比，认为《我不是药神》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飞跃，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和类型电影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还有评论者从视听语言出发，指出影片大量运用小景别、手持摄影、低调布光与低饱和色彩，摄影师也谈到受到巴赞和新现实主义的启发，现实化的影片风格可以给观众带来贴近真实的观感。除此之外还有诸多观点，当然，《我不是药神》成为2018年下半年大家探讨的热点，可以说是诸多因素夹杂在一起共同成就的。

首先，影片在内容和人物设置方面与以往的传统中国电影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给中国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是在主角的设置上有所突破，以罪犯为第一主角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项目大多难以在院线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更不用说是作为“正义”的一方出现。二是在影视中通常象征着权威和正义的警察形象也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影片中的警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情假药商就意味着违反法律、违抗上级，严格遵守法律将假药商绳之以法又显得缺少人情味，无论影片中的警察站在哪一方，最终都是一种“负面化”的形象。再加上影片所涉及的问题是医疗体制的不完善带给患者的诸多困难，且这种主题极易唤起观众们的共鸣，引起共鸣就会引发探讨。

其次，影片在媒介传播和观众口碑传播方面也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不是药神》上映前通过发布概念版、角色版、“药神号”版等七款海报发布，推出主题曲《生如夏花》，以及举行点映活动等方式进行了宣传。电影上映后，《人民日报》专门刊文给予积极评价，同时引发观众和各类自媒体探讨。各自媒体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针对能够引起大众讨论的电影内容，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促使电影在短期内实现爆炸式传播，形成舆论热潮，极大地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与此同时，观众的口碑也带来极大的传播效果，影片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分，80多万人参与评分，高口碑的反馈带来了更大的传播效果。其中，个人评价数量最多，有短评有长评，在情感心理和语言风格上和普通观众类似，更具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专业人士的评论多为长评，从视听语言、社会层面、内容深度等角度进行剖析，比起个人评价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社交媒体如今已发展得十分完善，这两种评价相互作用，带来极大的宣传效果。

最后，影片带来的现实影响又引起了更为广泛的二次传播，李克强总理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李克强总理表示：“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并在批示中指出，“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电影引发社会关注，进而又引发社会影响，带来新的新闻促成了二次传播，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电影的影响力。

沈义贞教授认为，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创作原则，另一个是创作方法。在创作原则方面，它要求创作主体必须追踪现实的流向，把握时代的总体精神状况，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或社会心理普遍关注的问题，揭示现实本身所蕴含的逻辑性与可能的走向。在创作方法上，它所倡导的是“真实论”和“典型论”。^[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是药神》并不纯粹是现实主义电影，中国以往的现实主义电影在市场上难以得到认可，该片在某种程度上是进行了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发展策略的探索，影片创作者在策略上采取的是“现实主义外壳+商业类型表达”的模式，从而在有真实事件作为其现实主义外壳的基础之上，加入了类型的元素对其进行包装，从而最大层面激发观众的“情感点”。类似的策略在主旋律现实主义电影上已有成功的应用，如《智取威虎山》中融入了大量的戏剧化的冲突，以及“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手法，完成了主旋律影片的商业化探索。再如2017年的《战狼2》，其中的动作片元素及爱国主义情怀的渲染是商业包装的主要手段，实现了宏大的主旋律叙事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共振。在《我不是药神》当中，其类型策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现实事件进行简化。《我不是药神》是根据真实事件进行改编的，人物原型是陆勇，他在无锡经营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2002年，陆勇被确诊得了“慢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正版“格列卫”的他花费了60万元。后来，陆勇改用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因为自己服用效果不错，他就在病友群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有病友联系了陆勇，寻求他的帮助，于是帮助他们就成了陆勇的一项主要“工作”，代购仿制药人数一度达到数千人，陆勇成了病友们眼中的“药侠”。2014年7月，陆勇被湖南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引起巨大社会争议，之后陆勇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真实事件在影片中被大幅度简化，影片中的主角程勇被从病患的身份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不是患者的“第三者”。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影片在叙事上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正版药商和广大难以支付医药费而选择仿制药的患者之间的矛盾，而主人公此时此刻陷入的是钱、情与法之间的道德困境。这样的设置使得观众能快速产生同理心，因为不是患者的程勇就像观众中的一员：人到中年，家庭有矛盾，父亲重病需要钱，这样的设定符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状况。再加上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像现实中的主人公因为需要自救选择铤而走险，仅仅是对患者的同情和对钱财的需要支撑他走向这样一条道路，这是塑造程勇“药神”形象的关键一笔。值得关注的是，现实中的原型陆勇从未觉得自己是“药神”，甚至一度为电影的改编而不满，他认为影片里徐峥扮演的角色程勇早期敛财的做法会损害自己的形象。在接受采访时，他谈道：“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白血病患者，我是自救，顺带也帮助大家。我和原型有差距，我没有贩卖过药品，没有赚一分钱，我帮了很多人。”陆勇反复澄清，但对于剧情，他也表示理解，“毕竟是电影剧情需要。”在影片上映之后，观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主人公代购仿制药的这种行为，但其实药品价格昂贵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即研发费用极为昂贵，如果一味地放任药品发展，可能会对药品研发机构的积极性带来影响，且代购群体也并不都是像原型陆勇一样“清白”，里面也会有利益纠葛，这些都是影片所抹去的内容。影片在塑造正规医药厂的时候，将其打造成一个只求利益、不顾患者的机构形象，而且是作为广大患者，以及“正面”人物程勇的对立面出现的，这对观众是有一定程度的误导作用的，而且将人物形象脸谱化，变成简单的黑白善恶的形象塑造，也极易煽动观众情绪。

第二，对人物进行类型化塑造。由于影片是根据现实题材改编的，所以在情节上难以大幅度地修改和虚构，所以人物塑造成为其艺术传达重要的一面。在徐峥扮演的程勇身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类型片定型化人物的影子的：以平民英雄作为主人公，在社会上处于弱势，为了大众的利益牺牲自我，与压榨百姓的一方进行斗争。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无论所做的事情在法律层面是否正确，在道德层面都占据高地，且最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推进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平民英雄首先是贴近群众的，缩小银幕人物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感，且这样一个最后被称为“药神”的人物起点非常低，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事业、婚姻失败，亲人重病急需用钱，不仅生活上是这样的状态，人物自身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形象。种种原因使得他开始转变，其间因为内心的怯懦放弃了一阵子，之后朋友的死又唤起了他的勇气，再次开始卖药的时候，他不为赚钱，只为心中的道义，也不再胆怯，和“恶势力”进行斗争，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了从“药贩子”到“药神”的转变。

主人公刚开始的低起点其实在很多影片中都有所体现。在《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主人公罗恩不幸地被诊断出感染上艾滋病毒，只剩30天可以活，这样的起点同样非常低。与程勇不同的是，罗恩自己也是病患中的一员，之后他为了活下去，通过走私的方式从世界各地购买到一批抗病毒药物，并在他的女医生艾芙·塞克斯及另一位病人雷恩的帮助下，逐步创立起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完成了“转变”。再如《永不妥协》中，主人公埃琳是一位经历了两次离婚并拖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在一次十分无奈的交通事故之后，她变得一贫如洗，既无工作，也无前途，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之后在律师事务所里打工度日，偶然发现一些医药单据十分可疑，之后以永不妥协的勇气打赢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民事赔偿案，这一主人公的成长路线和程勇一样也是从人生的低谷到平民英雄。由此可见，在现实题材的影片中，对人物进行类型化的塑造是影片获得观众认同的重要方面，除了主角的塑造，在配角方面影片同样采取了这种成长模式，可以说每个人物都是群像式的描写。

第三，通过二元对立冲突制造戏剧张力。戏剧冲突是类型电影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对现实素材进行加工的过程中，往往要将情节进行戏剧化的处理，其中设置二元对立冲突是其关键。之所以要设置二元对立冲突，是因为现实情况是无法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剖析的，每个事件背后都是多方力量相纠结的结果。《我不是药神》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对情节进行了简化，舍弃了很多方面，在对政策进行批判的时候，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将“政策”浓缩为“医药代表”，从而在保证影片能与观众见面的前提下，为观众找到了情感的宣泄口。

从《我不是药神》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电影是可以获得观众口碑和票房的。中国电影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探索，主要经历了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电影，40年代的战后批判现实主义电影，五六十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电影，70年代的中断，8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的回归，一直到90年代的现实主义潮流的时起时落。随着商业化浪潮的不断冲击，消费、娱乐成为人们追求文化产品的主要形态，艺术的现实主义遭遇了明显的削弱和改变。近些年，随着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速度进入即时阶段，再加上韩国、印度现实主义电影引发的热烈探讨，中国观众开始迫切需要这些正视现实、揭示现实矛盾、带来探讨和思考的艺术作品。好莱坞式的商业大片能带来的只是片刻的视觉快感，中国的商业大片的膨胀现象也只是一时的现象，可以说，《我不是药神》在商业上的成功向人们展现了现实题材影片的魅力。

在电影艺术发展的现阶段，最适合市场的影片就是类型电影，饶曙光就曾谈道：“现实主义电影要想得到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并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转换，必须正视我们所面对的消费时代，研究如何适应消费时代的娱乐需求并建构与类型化结合的策略。”^[2]现实主义电影和类型电影之间是存在结合的可行性的，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创作来源。从最早类型电影在美国诞生开始，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出自观众普遍心理状态和社会上占据主流的文化形态，是一种社会上普遍接纳的思想行为模式和故事原型，它是以特定的历史时期构成电影观赏主体的大多数观众的心理与思想为基准，且在文化价值上具有“二元性”，由此看来，类型片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性的。而现实主义电影从题材上就源于真实的社会事件，且社会事件背后是一直都存在的某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现实主义故事内核的基础上加入类型的元素是可以将现实主义电影推向市场的。近两年的几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在市场上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观众对于现实主义电影的呼唤，也给我们带来启示：现实主义电影如果想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让更多的人看到，引发更多的思考，就要挣脱出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禁锢，真正挖掘人文关怀，拓展表现形式，尝试与市场接轨，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现实主义电影的生命力和震撼力。

参考文献：

［1］沈义贞.“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再认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10.

［2］《我不是药神》火了，主角原型3年后再次接受江南晚报专访：我只是一个普通人［EB/OL］.（2018-07-05）.http：//www.sohu.com/a/239471461_167966.

［3］王宜文.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06-208.

［4］饶曙光.现实主义电影发展及其现代化转换：从影片《天狗》的有益探索谈起［N］.光明日报，2007-05-15.

［5］郑炀.《我不是药神》：彰显现实题材电影的“悲喜剧”张力［J］.中国艺术报，2018（7）.

[1]沈义贞.“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再认识［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3）：10.

[2]饶曙光. 现实主义电影发展及其现代化转换：从影片《天狗》的有益探索谈起 ［N］. 光明日报，2007-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