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列强的交涉与中国状况

近代科学发达，轮船火车促进世界交通，中国迫而订约通商，电报、电话、无线电、飞机相继传入，中外交通益便。外人来华者，一为商人，一为教士，一为旅行家。商人唯利是视，重视商业之发展。教士分居各地，熟悉中国情状，年有报告于本国总会。旅行家或为学者、专家、学生，或为官吏、商人，为时太短，难有正确之观念。商人、旅行家对于史料，殆无贡献可言。教士报告，凡遣其来华之教会当有一份，其集中地则在罗马、纽约。盖耶稣教在中国活动者，可别为二：一曰天主教，神父受罗马教皇管辖，一曰基督教，教士以美国为最多，纽约则总会所在地也。列强为保护商业人民及办理交涉事宜，于中国设置公使领事，其交涉事件，及中国状况，均有详细报告传递本国。列强对华各有政策，外交家之演说，国会中之辩论，颇足以供参考。外人在华更经营通信社，发行报纸杂志，信息灵通，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夜间，路透社访员电报伦敦，总社电嘱驻京访员详问始末。黎明，访员至官署访问，而官署未接报告，尚不之知。此虽偶尔之事，固可见其组织严密，消息迅速。凡此种种，不过证明国际关系之密切，中国事变常能影响列强之外交政策；列强侵略亦能影响我国内政。吾人非知列强政治制度，实业发达，战斗实力，则难明了侵略之背景，交涉经过。使臣之有详细报告，更无待赘言。要而言之，吾人研究近代中国史，须打通中西之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也。

外国方面史料，偏重外交。中国对于外交初守秘密，鸦片战后之条约，刊印于外人报纸，国人方始知之。《北京条约》成立之后，使馆设于北京，总署大臣及疆吏关于外交之奏疏，常为外人访知，甚者见于报纸。太后查问，堂司乃相戒严防。中俄帕米尔交涉案起，吴汝纶深有所感，欲刊中国界图与条约，而以公文难得，函商于李鸿章。李氏复称事非总署诸公所敢为，且曰：“洋务之兴垂六十年，以传播为讳，条约等于律令，当使吏民周知。图籍则关兵机，既虑生事，尤虑台言。”其主张则图籍应藏于中秘也。是故交涉之经过，困难之情状，应付之策略，无从知之。文见于名人全集者，多不完全。清亡后，仍多忌讳，外交部刊印之条约，如道光条约、咸丰条约、同治条约、光绪条约、宣统条约等，函上印有红字，称供官署之用，须守严密。实则书于条约而外，选印一二奏疏，并无何等重要，乃竟无从购得，讲授近代史或外交史之教员，且有未得一见者。北伐完成，故宫博物院影印《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于是三朝外交上重要之史料始行公布，真相大明。故宫博物院选印之史料如《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外交史料有嘉庆、道光两朝，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法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等。以上史料卷帙浩繁，可信之价值毫无可疑；其中以三朝筹办夷务始末选择较精，中多重要密谕公文。凡前人根据传说所叙之史迹，将不攻自破，凡未读此类书者，将不能编著近世史矣。本书叙述三朝外交，多据此书，选印之外交史料，错字甚多，无足轻重者，若赐赏宝星，竟将人名一一列入，多占篇幅，其他相类之文尚多。关系重要者反不列入，如日本要求福建不得割让他国，为其势力范围，总署许而从之，往来照会，竟未见于中日交涉史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虽有双方照会，而文有脱漏，意不可解，乃于《中日条约全辑》检得原文，问题始得解决。又如义和团之乱，上谕宣战，和议之际，太后称为矫诏，下令销毁，谕文见于各书，文句多不相同。吾人现无邸钞官书校正，宫中当有原谕疑亦遗漏。无论如何，印行之史料，新知识尚不甚少，尤以一九〇〇（光绪二十六）年之公文为有价值。惜非专家选辑，年月日不免错误也。

私人选辑之史料，以蒋廷黻之《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为重要，书由《中国外交史料选录》改进而成，内容以新材料之公布，与前书颇有异同。上册起自道光迄于同治。为时逾五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七四），全书所录之文件，均为原料，录自官书档案，注明年月日。书中外国人名地名，注明原名。月日与说明虽不免于疏忽，固大学生参考书中重要之书。《清季外交史料》，初以光绪朝为中心，后则兼及宣统朝，辑者选录之史料，未曾说明出处，年月日又多错误，甚者故意删改名称，如“伯理玺天德”，改为总统之类。又如义和团之乱，书录袁昶三疏，文盖后人附会而作，不足凭信。选者究于出处得之，倘有说明，则真伪即可分明。书中新材料，据蒋廷黻之估计，约占全书百分之六十，研究外交史者必备之书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现已出至七册，可议之点虽不能免，然颇便于读者，四、六两卷，搜得之新史料甚多，将为重要参考书之一，固无疑问。此外中华印行之《中国近百年史资料》，辑者不知选辑方法，杂然抄入原料次料，殆不足观。商务印行马克莱尔（MacNair）所选之英文《中国近代历史文选》，全据英美史料书籍，用功颇勤，惜编者限于语言文字，不能选录中国方面史料，缺点甚多也。

上就外交史料而言，内政则刊印之书，汗牛充栋，读不胜读，官书如《九朝东华录》《光绪朝东华续录》，谕旨奏疏之未列入者，尚不知凡几。宣统嗣位之初，旧档无地可容，大臣奏请焚之，幸赖罗振玉之力得而保全，设立历史博物馆。民国初年博物馆经费无着，出售档案四分之三，凡七千麻袋，十五万斤，后为罗氏所知，转出重价购之于商人，选印清初重要档案，名曰《史料丛刊初编》，据其序称，余则存于津沽。近者辗转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得，幸散失者尚少。馆中剩余档案亦有散失。故宫重要史料尚多，故宫博物院刊印之《文献丛编》等书，均史料也。《东华录》编辑之方法，按年月日选录上谕或节录朝臣疆吏奏疏，事之原委从无说明，杂然并列。读者殊难辨别轻重，所谓断烂朝报，兼为流水账目，仅供专家参看而已。其他相类之书，《九朝圣谕》，则录清帝谕旨，《朱批谕旨》，凡雍正笔批之奏疏亦多载入。邸报兼录上谕奏疏，亦称邸钞，一名京报，由来已久，凡发抄者，始得列入，时无报章，疆吏颇重视之。光绪以前之邸报，吾人未曾一见，其存在者盖已不多。《谕折汇存》所录者，同于邸报，尽为光绪朝之上谕奏折，印行者种类不同，名称亦有改易，而卷帙至为浩繁。《光绪政要》性质亦与之同，不过稍有选择耳。清季改邸报为政府公报，著者于南方访求，从未一见。又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则亦卷册浩繁，为大臣奉命编印之书。其编辑方法，则按年月日抄录皇帝上谕，朝臣疆吏奏疏，重要者往往列入。方略之种类繁多，如平定回疆苗乱等，殆无分言之必要。

记载政治制度，书籍种类亦极繁多，《皇朝文献通考》大臣奉命编修，大体上规模仿自《文献通考》，终于乾隆，分言田赋兵制等，材料或自书籍抄入，或录报告，要多偏于琐屑，如账簿式之记录，其运用及实际情形，反或不易明知，此通考之通弊也。就史料而言，内容颇为丰富，大臣编修皇朝通志、通典，通考，亦仿通志、通典等而成。《皇清续文献通考》，原为私人编辑之书，继续通考迄于光绪。编者以环境之变迁，曾添入一二门，其搜集材料，用力虽勤，而内容并不甚丰富，限于地位、环境、材料、时间，无可奈何者也。《大清会典》专言政治制度，数十年命臣编修一次，盖历时久，法令制度不无稍改，官吏人民将无所遵循，其用途殆近于政治手册。吾人则可据以叙述政治变迁之迹。《六部则例》卷帙亦颇繁多，其他如宫中则例，台规学政等，各有专书，奉旨编修者也。赋税，各省各县编有《赋役全书》，详载各县赋额，原为便利人民，而民间颇不易得，知之者亦不甚多。盐法则有盐法志，种类亦多。关于大臣事业，朝廷设有国史馆，为之立传。其官位较低而有武功或治绩者，学者主讲书院而著作丰富者，疆吏往往为之奏请，交国史馆立传。凡国史馆立传者，以为传之不朽，亲友子孙，视为莫大之荣誉。其材料几全据奏议，大臣疆吏多有奏疏故也。其不能言事者，亦由朝臣或疆吏奏报其平生功业，史官不过节删奏议，将其前后连接而已，引用之语多非原文，反或引起误会。就史学条件而论，去信实尚远，遑论其他。读者或爱其修琢之文字，吾人认为除便于检查而外，别无若何之重要与价值。《清史稿》仍仿旧例，以志传表为多，读之感觉琐屑不相联络，决不能明了一时期各方面之发展，整个民族之生活情状及其贡献。其材料全据官书档案，不问其实行之程度，犹其余事。书为禁书之一，论者多未之见，视为重要史籍，远不如听其发行，而纠正其纰谬也。

私人著作，类似国史馆立传者，种类至为繁多。李元度之《国朝先正事略》，钱仪吉之《碑传》，李桓之《国朝耆献类征》及《两江采访忠义传录》，朱孔彰之《咸丰以来功臣别传》（《渐学庐丛书》）等，皆其明例。其材料或据行状，或据事略，或据墓志铭，或据神道碑，或据谱牒，或据传说访闻，要皆篇幅甚短，读之往往不能见古人之个性思想，及社会经济情状，要偏于谀赞之辞。盖为子孙者必欲颂扬其父祖，扬善讳恶，自不能免，为之立传者，或为其亲友故人，或受人馈遗金钱，乃为谀墓之辞。其精力徒耗于文体之结构，词句之修琢，所谓文匠之文，故难认为可信之史料，仅足以供检查而已。行状墓志铭、家传之种类，不可胜计，其性质与价值已论之于上，而文分散，或见于作者文集，或载于死者家谱，其遗失者更多。谱牒足为研究人口及优生者之资料，然其所载之传，殊难尽信，曾见修谱之宗族，生人亦载入其传，谀扬之辞过于事实，此为传难认为史料之一新证。其介于国史碑传之间，尚有省志、府志、县志。其编修无一定时间，常视地方之财力，官绅之赞助。其编修者多为地方知名之士，其材料或录自他书，或据传说见闻，文字颇为简陋，内容多不充实。读后常不能知各时代人民之情状，地方事业之兴废等。但其所记亦有助于考证史迹之真伪，明了事变之真相，如江南大营第二次溃散，太平军进至上海附近，镇江以冯子材之固守，独未陷失，而普通书籍竟谓其失守。《镇江府志》将更正此说。又如广西《浔州府志》叙述洪秀全起兵，亦足以助吾人明了其战胜之原因。

名人奏议全集或文集，亦为重要史料之一。清代大臣、御史、翰林院学士，及外省督抚均能上奏皇帝，各院或部上奏，大臣例须列名，如军机处上奏，军机大臣虽在假中，名亦列入，盖表示意见一致，共同负责也。御史学士奏疏偏于指摘，其他朝臣除诏求直言之时，实少言事或有建议之机会。外官如布政使学政虽得上奏，而言事者亦少。故奏议以总督巡抚发出者为最多。清季女主专政，军国大事常谕疆吏复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之奏疏，颇关重要。其内容或为谢恩之折，或报告军情，或论吏治，或言军队，或述灾情，或奏复事件，或参劾属员，性质不一，中多例行公事，无须印行者，而子孙视之为荣，杂然选入。其较重要者，反无只字，如曾国藩对于外交上之主张，及奏复之事件，多未列入。其列入者，或为一二无关得失之文件，则其明证。其奏报军情战绩，更多夸张粉饰之词。论及外交或知识浅陋，或故作大言，而调度计划，等于儿戏。据著者平日读书之印象，名人全集奏议所占之篇幅最多，而价值则其最少。单印奏稿者数亦甚多，仍不免于欺罔失实之弊。奏疏刊印于世者，卷帙浩繁，将有读不胜读之叹。吾人研究历史者，固当一读，辨别其轻重，考证事迹之真伪，方有可读之信史，绝不宜先存成见，而忽视其中重要部分也。吾人习见者甚多，上述诸人固有全集行世，林则徐、李星沅、裕谦、倭仁、陆建瀛、彭蕴章、胡林翼、曾国荃、曾纪泽、李瀚章、彭玉麟、郭嵩焘、刘坤一、沈葆桢、刘长佑、丁宝桢、岑毓英、张之洞、张佩纶、刘铭传、刘蓉、周馥等亦有遗集奏稿或政书行世。其名不常见于书中，殆无列举之必要。其为吾人所未见者，更不知凡几。顾自电报通行以来，紧急重要消息，均由电报传达，而奏疏益失重要性。所可异者，刘坤一、端方等奏稿，或鲜列入电奏，或竟无电稿。其中固有因电稿散失，而势无奈何，亦有囿于旧例者。遗集比较完备，当推《李文忠公（李鸿章）全集》，《张文襄公（张之洞）全集》。二集为吾人常见常用之书，毋庸赘言。

全集除奏疏电稿而外，尚有谕示、公牍、诗文等。其中当以信件为最可信之史料，信件或致同僚，或答亲友，或与家人。其叙述之问题，或报告之实状，非若奏疏之粉饰冒功，或妄发议论，往往说明事变之真相，困难之症结，解决之经过，事后之感想，惜印行全集之时，子孙多所顾忌，不敢公布于世，如郭仑焘之子刊印父书，则称删去有关忌讳之文。一部分当或散失，深可痛惜者也。其偶尔印行者，据吾人所见，常为重要史料，如鸦片战争，论者不知英军之军械，远非清兵之所能敌，而责主和者之误国，倘林则徐不去广东，则广东不至于败。此乃根据不足一辨之传说，林氏遣戍新疆，行抵兰州，函复友人，中论水陆俱败之原因曰：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唯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原文见于商务影印之《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其为林氏手迹，殆无疑问。书作一八四二（道光二十二）年九月，适当南京条约签字之后。据此，中国之不能胜，久为林氏所知，主持清议之士大夫则在梦中。林氏并嘱其友勿以示人，乃致国人迄今尚多不明事之原委为堪惜耳。李鸿章初至上海，函告友人称淮军于外兵陷城之后，为之守城，助其杀贼，而奏报则言战功。事之经过已见于书，毋庸再述，《李文忠公尺牍》三十六册，由于式枚主稿，起自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迄一八九九（光绪二十五）年，内多应酬之作，亦有关系重要，未见于他书者。书中引用已多，殆无再引他例之必要。郭嵩焘原与左宗棠相善，其官于广东也，竟不为其所容，函告同年沈葆桢曰：“左君以强狠济其偏私，四折相倾，亦由其在浙江直陈其过，而规切之，怀愤以求一逞。”文见于《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一集，事之真相，始乃明白。遍读《左文襄公全集》，固无此疏。左氏家书（单行本名曰《左文襄公家书》），书中迭次引用，兹再引用一节，证明其统兵经过。其言曰：“官文因樊爕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讼其冤，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其奏疏直云：‘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某人’。于是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盖闻之郭仁先也。”其时左氏在湘抚幕中，樊爕因事免职，控告左氏，官文因欲构陷。郭仁先乃郭嵩焘也。其言与史籍所记不同，自以与子书较为可信。将来史迹之待信件证明真伪者尚多，深望收藏家影印公布于世，或许历史学者参考利用。前长沙雅礼大学美人海尔（Hail）曾得曾国藩后人许可，参看其信件，著有一书，名曰《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书中虽有可议之点，而在我国尚为第一次试验，深望研究历史者，续有所成。

日记亦为历史上之重要史料，士大夫作有日记，据吾人见闻者甚多，而公布者少，盖旧印费昂贵，子孙且有顾虑也。日记可分两类，一为读书所得或记见闻之事，一则记其日间经历之事，及解决之经过。前者如曾国藩之《求阙斋日记》，后者如《翁文恭公（翁同龢）日记》，二书分类，就大体而言，一书固可兼有二者。自史料价值而论，前者远非后者所及，盖事非亲身经历，则不知其内幕，所记者多为传闻失实之辞，如景善日记，为外人所得，视为义和团时之可信史料，实则所记朝廷大事，多为不足深信之传闻。如记御前会议，则不如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之较确，义如称袁昶、许景澄之死，由于擅改密电。实则电线时已被毁，徐桐等后尚奏请诏杀各地洋人，倘已有诏，何能渎请？固不足信。著者叙述本身经历，似足可信，亦有顾及祸患，而讳隐真相者。如康有为之进用，中外可信之记录，均称与翁同龢有关系，而翁氏日记，诿称为冤，盖为避祸之计，不足深信。除上书外，吾人所见者，尚有曾国藩、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李棠阶等日记。曾氏日记为石印本，迥异于《求阙斋日记》，顾所记者殊少提及政治。李王二氏日记，为常见之书。叶书名曰《缘督庐日记钞》。三人未居高位，所记杂有传闻。李书名曰《李文清公手书日记》，偏于讲学。其未印行或非吾人所知者尚多，望后国人知其重要，而印行之数量增加，庶研究历史者，可得重要史料也。其在外国政治家知其日记后将印行，不免曲解事实，回护其短。国内印行日记，除少数而外尚无此弊，将来或亦不免。

自订年谱之重要，不下日记。著者按照年历，追记平生大记，中或叙及政治社会状况，其根据或本于日记，或为追想，或采自他书。其中有叙个人入仕为官恩赐等，夸耀于同侪无足一读者，例不胜举，要以清代中叶名人为多，盖有所顾忌，不敢直言时事也。亦有为重要参考资料者，周馥自订年谱则其明证。例已见于书中，无待赘言。后人编著名人之年谱虽不足当著作之称，而价值实远在传上。倘其弟子或亲友写成，尤足以补他书之缺，如曾国藩晚年病癞，年谱独有记载。张之洞之弟子著有《弟子记》，收入《张文襄公全集》，亦可见其对于太后之恭顺，及拳乱后入觐之建议。此类书籍亦颇繁多。自订年谱原近于回想录（Memoir），著者追忆前事，或以记忆力弱，不免错误，亦有夸张己功，或自护短者，顾其所言常有参考之价值，陈湜之《病榻述旧录》《李秀成供》皆其明例。原供藏于曾家，据见者言，写于账簿上，与现坊本无甚出入。曾国藩奏报朝廷，称李言战事不同于奏疏，将其一部分删去，朝旨饬其将原文抄上，故宫当有抄本。是否同于原供？则不可知。据供词而言，李称劝天王外出就食，而常胜军所获太平天国文件，忠王则劝诸将入援天京，固事后之护短。供词又称老母妻子皆死，实则全不足信，乃恐清军捕杀之耳。赖文光等亦有供词，故宫当有存稿，惜发表者少，历史学者无从参用。其在外国久为重要史料之一。

当事人之记载，原为史料之一，其价值将视著者与当事人之关系，材料之由来，及个人之判断力，此类书籍例不胜举，《中西纪事》《海防纪略》所言多为时俗之传说，著者不知交涉之原委，战争之实状，所言不合于实况，无待赘言。《中西纪事》论教士之取红丸等，直为痴人说梦。其有价值者可举李圭《思痛记》为例。李圭为太平军掳去，久始逃出，记其亲身所历之境遇，军中之见闻，实研究太平天国末年之重要参考书也。其他如王闿运之《湘军志》，文字虽为人称道，固不免于泄愤，故作偏激之言。此可证明吾人论书可信之价值，不可不知著者著书之目的，及有无宣传诋毁之用意也。三书就三例而言，殆无多引之必要，他书且有见于书中者。笔记种类亦极繁多，价值高下，亦如上论之书，大体而言，多不足信。其困难则执笔之文人，多无判断真伪之能力，往往深信不可思议之传说也。如杨钧《草堂之灵》称袁世凯于中日战争将起之际，在韩狼狈不堪，西园寺纵之回国，匿居柩中，始得逃出汉城。其言不足一辨。薛福成之《庸盦笔记》亦多传说，据为历史之资料，则为笑谈。笔记可视为史料者，陈其元之《庸闲斋笔记》则其例一。其记亲身见闻，如左宗棠忌功，与李鸿章不协，殊无可疑。其称曾国藩最畏鸡毛，不愿见鸡毛帚，盖蛇畏闻其气，而公“神蟒转世”也，直可谓之想入非非。其言虽或根据时人之传说，固无记载之价值，徒供吾人一笑而已。

其他种类史料尚多，殆难一一详论，仅就其主要者略加说明。（一）禁书。清代讳言其祖先史迹，禁书繁多，小说如《岳传》且在禁书之列，又迭兴文字之狱，罪及死者无辜。其中所言未必皆为事实，乃因禁止之故，现反为人视为重要史料。其后太平天国兴起，发贴之布告，刊印之文书，皆为禁书。其列数清帝罪恶，未必皆有事实，而思想之幼稚，反无从知悉。近者留学生自英法抄回史料，印行者如《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吾人读之，始能明了太平领袖之宗教思想。此就太平天国而言。关于其他大事，亦当有双方面之文件，中外交涉固其明例，他事亦莫不然。近时禁书繁多，其一二售出者，将益为人重视。（二）访问。近数十年来之大事，身历其境或见闻其事者，类能言之，余乡居无事常与老者谈话。老者于无意中常言其为太平军所掳，迫而从军之状况，或逃难避乱之故事。其言未有好恶之成见，颇有参考之价值。又如欲知清宫末年情状，久在宫中之太监，当能言之。吾人遇有事机，固可问之。又如考场生活，书中记载者少，询问参与考试之亲友，往往能有所得。（三）小说。小说旧称稗史，固不能视为史料。其描写时人生活状况，常有助于历史，如《儿女英雄传》所言闱中情形，颇有参考之价值。《古城返照记》所言清季北京之情状，多不易见于他书。其指摘名人，讽刺时事，所言故事，亦有不足信者。清季历史小说颇形发达，《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怪现状》等为吾人常见之书，现无再引他例之必要。（四）报纸杂志。二者于我国创办较迟。最先英人创办之《申报》，仅约六十年，国人主办之杂志近始增多。报纸为通俗读物，访闻之信息常不足信，创办之初规模甚小，茫然视其登载之报告为史料，直为笑谈。其刊印政府之命令，疆吏之奏疏，则为例外。其发表之社论，亦可代表时人之希望与要求。杂志创办者少，殆无讨论之必要。

上论之史料，指本国文字刊物而言，外国自与中国通商订约以来，外交上之大事繁多，交涉之始末，战争之经过，订约之磋商，政府之训令，使臣之要求，皆有详细之记录；公使领事更报告中国之情状。及后中日战争，列强更进而压迫中国，不待中国同意，互相换文，或订密约，承认本国之利益或势力范围。其公文档案至关重要，或能改变吾人现有之观念。英国外交史料，开放较早，欧战前之史料，现已公布。美国开放则至一八九五年。俄德帝制推翻，新政府公布帝国之公文，皆极重要之史料也。私人著作种类繁多，如耶稣会教士之记载，清初极有价值史料之一。外人所记，要多偏于外交，例不胜举。法人考狄（Gordier）编有详细目录，惜近时新书尚未有人编目。外人收藏关于中国书籍丰富者，首推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礼逊（G，E，Morrison）。莫礼逊后任政府顾问，收藏书籍有十八国文字，目录凡二巨帙，返国前售于日人，书藏于东京之东方图书馆。外人印行之书，以搜辑之条约为重要参考书之一。学者著作亦以关于外交者，较有价值，摩斯之《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颇负盛名。近者重要史料公布，书中纰缪须亟修正。日本学者田保桥洁所著《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译者改称此名），亦为名著，他书殆无列举之必要。关于杂志，《中国文库》印行于一八三二一至一八五一年，月出一册，颇为人所重视，近则《筹办夷务始末》等书印行，业已失其重要。《字林星期周刊》刊行于一八五一年，亦可参考。《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为中外学者主持之杂志，刊印于一九一七年，常有重要论文。其他殆无论及之必要。

综合上论而言，近代中国史史料种类之繁，卷帙之多，远过于其他时代。就内容而论，可别为二类，一曰原料，皇帝谕旨，大臣奏疏，外交文件，私人信件，日记，自订年谱等，均其明例。一曰次料，著者参用史料而成之书，其价值则据研究之所得，总合叙述，说明史迹之真相，而使读者明了一事，或一时代之政治社会经济情状，及人民之生活。吾人今日编著之史籍，则其例也。原料则供史家研究，次料则为一般人士所读之书。就影响而言，后者重要过于前者。乃在我国，学术界向少历史著作，政书如《文献通考》等，则为抄袭之类书，充类至尽，不过搜集分散之史料，便于吾人检查而已。其可称为著作者，不出数种。张德坚所编之《贼情汇编》，庶几近之。张氏奉命编著太平天国情状，其材料根据军中所得之文件，俘虏之供词，访问之结果，著成此书，分言太平军之领袖，军队之组织，朝廷之情状，宗教之思想，财政之状况。官军之虐民，亦未为之讳隐（著者曾草一文，论书价值，见《图书评论》二卷第四期）。读后可知太平天国情状，书非抄录文件，故可称为著作。著作云者，非抄袭或引用文件之谓，乃研究文件，分析其内容，辨明其真伪，然后综合所得之结果，叙述始末，非不得已，决不节录原文也。嗣后吾人著书，当以此为正鹄，愿研究历史者，共同勉之。

史料种类既如上言之多，而又分散各地，国内图书馆原不甚多，而又规模狭隘，图书较多，可供吾人研究者，唯有数处而已。一人之精力时间有限，研究一代所有之问题，又常限于材料，殆不易为。将来之途径，历史学者各自研究特殊问题，综合所得，印之成书，剑桥大学印行历史，常用此法编成。《剑桥欧洲近代史》等为世界名著，则其例也。其在欧美即编一大学课本，亦不知根据无数学者研究之结论，而在我国，皆以一人之力为之。著者著成此书，非不知其困难，亦非不知间有纰谬，不过根据七八年所读之书，草成文稿，自信未入于歧途，国内现时亟需此类史书也。其当附言于此者，近时禁书日多，民国以来之要人，多未公布其私人文件，论者谓著民国信史，殊不可能。其言虽或太甚，而固限于史料，吾人希望可信之史料日多，现时限于环境，实无奈何，幸读者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