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分析与建设之途径总结

综观近百年来之史迹，中国之贫弱，人民之痛苦，为近代先进国所无之现象。夫以文化悠久之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当为世界强国之一，乃竟无不失败，屈辱过于小国。今立国于大地者，强国不过六七，而数十独立小国，内政外交均能自主，人民并得安居乐业。论者虽曰列强各欲维持势力之平衡，国际主义久为识者所提倡，公断条约又能维持国际间之和平，而小国政治入于轨道，内则维持境内之治安，外则遵守国际间之条约，实一主因也。中国对外，本于固有之思想，应付新环境之问题，徒供外人侵略之口实，造成现时国际间之局势；内则政治上积弊深痼，改革多为名词形式之更改，政府反为虐民榨取之机关。民间生产事业向不发达，人民多度马牛生活，而士大夫往往利用其弱点，瘠人以自奉。要而言之，国内问题，一由于生产事业之不发达，人浮于事，钻营奔走，无所不用其极。一则知识浅陋，无由认识新时代之问题，而有彻底之改革。吾人非知困难之症结，将无改革之途径，虽曰事有政治人员主持，而吾人固不可不知国内之实状。兹略言之于下。

清代冗官太多，官署组织不密，官官监视，而少治事之员，其思想盖本于无为而治，不扰人民也。今受外国影响，政府除维持境内治安、防御外寇而外，尚有发展生产事业，力谋人民幸福，不幸事实竟与理论相反。其原因则处于领袖地位之士大夫，初囿于思想环境，不知列国之政治，借镜比较，后则盲然尊主外国，而于列强之政教民情多不知悉，以为改易名词，创办新政即可富国强兵。天下固无若是之易事。其人原不明了积弊之所在，不过视势所趋，时人之好尚，环境之转移，人事之变迁，发为议论，并无实质之主张，一定之政见，且居于养尊处优之地位，不识民众之疾苦，社会上之需要，主张共和者，忽而赞成帝制，忽而拥护军阀，面目改易，有如伶人登场，奔赴居官之后，各谋巩固其地位，引用亲故，自成一系。士大夫多无职业，争欲攀龙附凤，及无位置安插，裁汰旧员，作为调剂；达官要人更荐引其亲友。于是官为人设，用非其人，政治人员多无所事。其经费则出自困苦流离之贫民，夫于贫民之身，榨取血汗所得之资财，养此大批冗官，既为不平之事理，又为政治上之罪恶。其人并不知耻，虽曰职业困难，而政治人员待遇之优，亦其原因也。多数人民于现状之下，一年一家所得之酬报，不出百数十元，教员除大学教授外，月薪多在百元之下，即就教授而论，亦多不及政治人员。奢侈生活之欲望，强于其他观念，经济势力，固能支配人生。做官除正俸外，尚有办公费等，卑劣者且受贿赂馈遗，营私舞弊。其人多无一技之长，将随政治势力转移为进退，存有五日京兆之心，得意之时，则欲多得金钱，为其退居安乐及妻妾子女奉养之费。先进国家多办一事，人民多出一钱，乃于我国事未兴办，利弊尚不可知，而人民业已增加负担。其原因则先立官署，委派官员，事务之繁简，则所不计。谚曰：“先有官署，后找事做”，颇恰合于事实。镇江筹办自治，分若干区，初名行政局，一无所事，以旧自治捐为经费，不敷之款尚巨，听局长自筹，则其明例。后改局为区公所，月领二百余元，清闲一如昔日，而款出自贫苦无告之农民，不能谋其利益，反而剥削贫民。又如南京筹办自治，市政府分区设官，月给津贴，官实无事可办，调查户口则转抄之于公安局，投票选举则亦有名无实。市政府后以经费困难，停止津贴，工作人员以为自行筹款，将起市民之反感，仍请津贴，靡款已巨，而自治迄未办成。此固不限于一乡一市。又如各县建设局经费，几全用于俸给办公费，而建设事业，反无款项，宁非怪事！

政治上之积弊，尽人所知，而竟一无改革，主要原因，则无主持之领袖也。领袖出身行伍，姑置不论。其受高等教育者，亦多不明国内实状，缺乏改革之诚意，指挥之才能，而徒粉饰，博猎虚名，拟定之章程计划，大而无当。其人盖无政治天才与经验，而所受之教育，在外之见闻，迥异于国内环境，希望太奢，终无所成。青年深受刺激，痛恶顽固落伍之思想，往往不辨轻重，不问得失，凡所谓新思想、新主义、新计划者，类受欢迎，乃于不知不觉之中，存有成见，而更增加政治上之困难。其尤难于解决者，当为武人专政。清代重文轻武，成为风尚，民国以来，境况全非，其领袖多卒业于天津武备学堂，袁世凯于直隶练兵，用为将士。袁恃其力，并以阴谋得为总统，及帝制失败而死，北洋军阀失其统驭指挥之领袖，据地称雄，互相勾结，朋党相争，内战频起，以致中央命令不出都门。其人类多幼稚，徒以兵力，榨取民财，供其个人党羽之奢侈生活费用，法律禁令仅为小民而设，又不善驭部下，维持治安，故终次第失败，盖其受命于人，尚能奉行，处于领袖地位，则处置乖谬也。失败要非民众之力，代而起者仍为武人，辗转循环，而民苦矣。时至今日，政治问题不解决于政治会议、社会舆论、民众要求，而解决于兵力。政治未上轨道，地方武人干涉民政。所有计划，直为空谈。

于此现状之下，吾人所当注意者二：（一）中央之无权。中国自秦以来，名为中央集权，而领土广大，交通不便，地方长官常握大权。清季女主听政，疆吏平定内乱，位尊望重，于其管辖境内，大事例虽奏报朝廷，实际上多能自主，其后交通较便，改革未著成效，而清已亡。革命期内，举兵领袖跃为长官，袁世凯统一政权，为时甚短，此后中央权力，迄未达于各省。北伐成功，而割据形势如故，中央迭次讨伐，尚未统一政权，外患更增加其困难。就中央组织而言，机关太多，牵制太甚，遇有非常事变，发言者多，负责者少，甚至无人肯负责任。政府拟定计划，仿自外国制度，不合国情，实行困难。论者谓操切偏重不良之计划，不能执行，反便于民。吾人固望政府慎重考虑，详加审察，尤不愿其无力执行。地方政府组织亦极复杂，省无论矣；县亦添设官署冗员，上有党部，下有绅士，多所顾忌，任期无定，望其有为，殆不可能。（二）政府与民众无关。专制独裁政府之下，人民除纳税及遵守法律而外，别无参政之机会。中国民众未有政治组织，参加政治运动，宗法虽能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固异于自治团体。民主政治行于外国，有悠久之历史，中国先无基础，又无准备，一旦贸然采行，徒供政客操纵，劣绅把持，而良民未受教育，不知环境之变迁，行使参政之权利，专制变为共和，乃为名词之改易，人物之推移，实质上并无改变。民国而民无权，共和徒供贿选。论者不知困难之症结，而唯诋毁共和不适宜于中国。国民党效仿苏俄制度，亦未成功，党内纠纷时起，问题解决非本于协妥精神、公开会议之表决，而多定于武力；形式上虽似少数人之独裁专制，而实际上应付各方，敷衍各派，多所顾忌，去独裁犹远。

今日政治上之急务，首在中央权力达于各省，统一方法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苟势力达于各省，任何代价之下，固远胜于武人割据，互相猜忌，拥兵自固，榨取于民也。次则开放政权，许民参政，盖民众与政治无关，虽由于历史上之遗传，而武人政客劣绅假造民意，阻挠民治之发展，政府且无善意扶持拥护之决心，实其失败之最大原因。吾人希望倾向于逐渐改革，凡有选举权者，皆善使用，不为他人利用，庶使民众知其与政治关系，而政府力量，即为民众力量。此固不易一旦实现。民间急切需要，无过于维持治安，减轻负担。维持治安本为政府存在之根本理由，减轻负担，则收入减少，政府现方患穷，何能实现？实则官吏俸给，军队饷糈，为政府最大之支出。军饷姑置不论，政费之可减省者尚多。政府庞大组织，人员不唯无事可办，而且多所牵制掣肘，中国已至民穷财尽之时，决不能养冗官，与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耶？用人当如商人营业，非事业发达，人不敷用，决不可添置一员。忆读美国史，荒地许民耕种，凡上申请书于总统得其签字，即为私产。一八一六年，总统梅迪生（Madison）公务繁冗，领地书积至二千，咨请国会添一书记，议员尚有论其不可者。美国政治较之他国，浪费已多，此虽偶尔之事，固可见其因事用人，决不因人设官，虚縻公款也。中美财力不能相比，靡费公款反多于美。夫于穷苦之民榨取，供养冗员，受之者视为职业，恬不知耻，彼援引党援者，非罪恶耶？

政府节省，非为财政着想，乃政治家对于国民应办之事，财政困难更可促其早日实行。中央收入较之清季增达数倍，省政府税收犹不与焉。清代地方官俸给，兵勇饷糈，均由解部之款扣下。厘金虽作地方经费，亦须报部，用途或按成案办理，或候旨核准。今则中央地方收入划然为二，不可谓非进步，省如广东一年收入一万万元，超过光绪中叶全国税收矣。清以关税、田赋、厘金、盐课为大宗，今则关税、盐课益处于重要地位。关税自主以来，税率提高，二十年收入最旺，增至二万四千万两，合三万七千万元，视光绪季年增达将近十倍。盐课自抵押外债，雇用外人，稽核严密，岁收大旺，政府近更加税，二十年增达一万七千六百万元。夫盐为人生必需食品，无论贫富，纳税相同，富人于通商口岸，尚可购食精盐，贫民则出重大代价，购食中杂泥灰之污盐。公平税则当视纳税人之经济能力定其高下，今于穷民征收重税，固天下不平之事理。厘金种类有落地税、统税、附加税等名目，外人运入洋货，或贩运土货出口，反得免厘，而厘卡之多，税率之重，稽查之骚扰，途中之稽延，莫不病商害民，乃竟细大不捐，兼及邮包，国货价值因之提高，所谓自杀政策也。二十年一月政府实行裁厘，交通便利之省奉命办理，而边省或财政困难之半独立区，仍有征收者。政府更举办统税，国税因而增加。田赋原为历代主要收入，民国成立作为地方经费。中央除上税收而外，尚有印花烟酒等税，国税近以内乱外患之影响，收入减少，财政困难，乃以发行公债为一时救急之方法，债额增加，困难益甚，固非办法。

支出据二十年度预算，共八万六千八百万元。预算之在我国，近于估计，尚有临时增加经费，如政治会议指令财政部拨出之款，亦有以收入奇减而节省者。其重要则在略见各机关之要求，及分配之情状。

支出以债务为最多，中分外债、内债及条约上之赔款。赔款以拳乱为最巨，时期又长，近受欧战之影响及国际形势之改变，列强或放弃要求，或作为教育文化之用，或移作建设经费，其作赔款交付者，无足轻重。雷莫（Remer）于其所著之《外人在华投资论》不作赔款计算，预算则以债务视之，用途固与债异。外债成立颇早，多因军费或赔款无出，出重利息，并有确实担保，方始借得，用于生产事业者，仅拳乱后之铁路借款。民国成立，借款多作政费、军费，外国亦有利用政治借款，扩展其势力，无庸担保品者。外债遂有有担保品及无担保品之别，据雷莫调查，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中国所欠外债，共四万二千七百七十万美金，占外人在华投资总额百分之十三点二，无担保品之外债本利久未归还，额数将益增加，尤以日本为多。铁路借外款建筑，或外国投资筑路者，尚未计入，雷莫谓迄二十年，共美金八万四千六百三十万元，占总额百分之二十六点一。内债初以国内从未举行，人民不甚信任官吏，且无购买能力，发行无多，销路困难。自革命军北伐以来，恃发行公债为维持现状及军费之策略，额数增加，约达十万万元，初由官署向民劝募，后由银行承销。忆十六年，吾乡劝募库券，县政府饬乡董向绅富劝募，乡间本无绅富，乡董以恫吓之词，向有产业者摊派，违者拘捕送县，乡人不敢诘问，迫而商请减少，或承认少数款项，不敢索取收条。及库券发出，乡人一无所得。及冬，政府续发库券，由行政局劝募，仍用旧法，有田十亩者亦被指为富户。局长上受县长令催，下有委员坐索，知其虐民为害，迭次请求减少，而不可得，势无可如何也。纷扰数月，行政局变为筹款机关，其困难则镇江列为大城，繁华发达之区，原在城市，而县长见好于潜有势力之绅商，乃向四乡摊派，农民贫苦无援，行政局为下级官署，唯有服从而已。嗣后公债改由银行承销，实一重大改革。额数有增无已，还债竟达三万四千万元，占总额百分之三十八点四。政府发行巨额之公债，超过普通人民之购买力，银行用为准备金，乃与政府处于关系密切利害共同之地位，遇有非常事变，将即影响全国经济，九·一八事变税收锐减，上海闸北事变影响全国金融，政府无法支付到期公债之本息，最后改为减息延期还本，始得免除人民之恐慌，经济组织之崩溃，瞻望前途，仍难逆料。

军费次于债务，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事实上公债以减息延期之故，支付款已减少，军费跃占第一。一年军费究有若干，无人知之，其困难则半独立之省，军费由省库支出，军队无饷者，且于所据之城邑摊派勒索，内战一起，则拉夫派粮，征用牛马车辆，事起仓促，更无从估计。直属中央队伍，人数若干，亦不可知。据吾人所闻，兵士仅能领得伙食费，购买军火约占预算若干，亦非吾人所知，鸦片开放之省区，特税为军饷收入之一，其数亦未计入。故今全国军费占据第一位置，毫无可疑，其数盖逾收入二分之一。预算中所列其他名目，除教育文化一项而外，全为行政费用，表中所称之实业建设等名目，亦多属于主持其事官署之行政费，而教育文化事业合经常临时费计算，共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余元，不足总计百分之三。此指中央而言，地方教育文化经费，数亦无几。中国迄今政治未入常轨，地方未脱军政时代，建设事业更无经费筹办。所可异者，军费若此之巨，兵士犹不得饷，外不足以御侮，内不足以平乱，盗贼遍地，乡村无可安居。国内急务无过于维持治安，非全国政权统一，将无裁兵之望。综合政费计算，约占百分之二十五，超出二万万元，设立庞大机关，豢养冗员，于民究有何项直接利益，实一重大问题也。

中央患穷，各省财政亦多处于绝境，论者谓由于裁厘加税。厘金原为地方收入，裁后举办营业税，工商业发达之省，补足厘金原应有余，无奈创办之始，规模不备，稽查不易，事无成例可援，负责者又无经验与办法，抵补款项乃感不足。实则此非主要原因，裁厘之先，各省业已闹穷，此不过增加其困难耳。半独立之省，税收大部分养兵，收入增加，则兵益多，绝无财政宽裕之时；直隶中央诸省，除保安队而外，无须养兵，而经费耗于复杂之机关，无数之职员，经费多而人员亦多，财政自不免于困难，此症结之所在也。省库收入，以田赋为大宗，正税而外，附加税名目不胜枚举，正税一本旧例，大部分解至省库，附加税初指创办新事业之经费而言，有增无已，吾乡农民输纳附加税远超过于正税之上，二十一年之名目如下。

自治八厘

筑路五分

公安六分

普教八分

积谷一分

农业改良税二分

党部民众团体五分

教育四分三厘

抵补金一分

水利一分

保卫经费一角

综计附加税共三钱四分一厘又银一角，其先一年政府着手整理田亩，每亩征收清丈费二角，合银元计算总共去一元无几。正税以田土肥瘠之不同，尚分等级，数在三四角下。吾乡多山，土壤硗薄，人民无所冀图，亦无改进计划，附加税犹少，其在他县有超出二元以上者。自治、积谷、农业改良、水利、筑路，犹曰专谋农民利益，不得不筹款兴办。公安则公安局之在乡镇者，业已裁撤，农民竟为城市分担经济责任。教育亩捐共一钱二分三厘，学校多在城市，乡村仅有一二简陋不堪之小学，农民出重代价，反送子女于学塾读书，中级高级社会享受实利。党部民众团体活动于城市，而经费则由农民担负。保卫经费指教练军官为乡村保卫团之用，公安捐与之无关。抵补金则弥补费用之不足。凡此种种，多与农民无直接利益之关系，强取其血汗所得之金钱（指有土地农民而言），其人日度马牛生活，何忍强其担任重任也。就谋农民利益而言，自治捐输纳已久，而自治毫无成绩，所设官署，徒为鱼肉乡民之机关。筑路则吾乡数年尚未完成一路，田已筑成路基尚须纳税。征收水利捐多年，从未于吾乡开浚一河，兴筑一闸。尤可异者，天旱或水涝或虫害之年，田地或无收成，或收成减半，正税可得减成征收，而附加税则以用途指定，减成征收或全豁免，则别无经费，视为收入之机关，势将无法维持，乃多征收如故。总之，中国田税之重，世无其匹，而病害农民者，无过于附加税也。凡政府筹办一事，即新创一税，征收之正税，若非出自农民，或与之无关者然，岂农民占人民多数，行政人员之俸给办公费等，须其担负耶！夫办一事立一新税，含有商业性质，不幸税已缴纳，而所办之事毫无成效，农夫亦无何如，税之征收，从未征求民意，不过决定于长官，农民唯当纳税而已，吁！可慨也夫！

鸦片公卖之省，尚有特税，农民种植者，每亩征税十数元，谓之罚款。近时种烟之区域广大，生产过剩，烟价大跌，农民所得不足纳税，改种嘉谷，官长称其懒惰，征收懒税，每亩亦十余元，农民尽其所有，力亦不能担负，唯有再种罂粟。安徽北部农夫曾奉命种烟，种子播后，烟苗已出，忽又奉命铲除，而种麦之期已过，田乃荒芜，政令不一，农民诚无死所。四川田赋一年征收四次，亦骇人听闻之事实也。田税下首以营业税为多，据二十二年《申报年鉴》，七省有营业税收入报告，浙江凡六百九十万元，江苏未有只字，办理得宜，固巨额税收也，其他税收，尚有契税、牙税、屠宰税、杂税等名目。契税视田买卖多寡而定，江苏年逾一百万元，牙税由来已久，政府所得至微，而苛扰贫民之甚，过于厘金。吾乡买柴买鱼，柴夫渔人不得自主，须由行家作价代秤出售，每百取十。江苏最旺，年凡五十三万元，贫民所出，倍蓰于此。屠宰税亦为苛捐之一，广东收入年共二百万元，江苏五十万元。杂税种类繁多，名目不一，不愧苛捐恶税之名，无足深论。其在经常税外尚有房捐，江苏省政府举办，吾乡高资为乡镇之一，住民数百家，房屋多为祖传产业，犹不能免，交解之款一千余元，他可想见。

就上事实而言，政府患穷，而民已无担负直接税之能力，各省税收极苛扰琐屑之能事，吾人之希望，一为政权统一，领袖人物互相谅解，政治问题不以兵力为解决之途径，而能大事裁兵，减轻人民负担。一为政治采取商业之原理，裁去骈枝，汰减冗员，组织趋于简单，人员各有所事，政费大可减省。一为发展生产事业，以军政费之一部分，移作实业之建设经费，增加人民富力。以上希望，虽为含混之词，实为国内急切之需要，能否进行，固不可知，即能实行亦未必一旦成功。于此过渡时期，吾人希望中央地方各有收入支出平衡之预算，财政部及财政厅不但为出纳之机关，且得斟酌需要，核减或商定各机关之经费，预算成立之后，决不轻加修改，或有额外支出也。盖各机关为其事业之发展，主持者或顾情面安插人员，多欲增加经费，其提出之要求，就整个政策或经费分配而言，不免偏重，主持财政者，必当根据财政状况，政府政策，视其需要之缓急，而能有所减少决定。先进国之财政部，往往如此，英为明显之例，无待赘言，日本亦与之相类。否则财政部专筹经费，支付军政各费，而上级机关随时令其筹款拨款，终将无法应付。财政部当有核减经费之权，中央直属机关之收入，亦当解部。今司法院、交通部、铁道部各有收入，而多会计独立，闸北事变之后，行政人员减成发薪，而官署之有收入者，多未遵守，同一政府之下，待遇何能有异？不过证明财政之不统一，而制度亟应考虑改革者也。

征收税银，方法亦有改革之需要。进出口税由海关征收，通商口岸多设海关，裁厘之后，长江内之海关多已失其重要，不如酌配视情形，于长江口征税，而将其裁并也。盐税久当废去引地，就生产区征税一次，而许商人自由贩卖，盐法成立已久，引商为其利益之计，百方反对，竟未实行。吾人可断言者，政治入于常轨，政府顾及人民利益，终将实行。统税就产地征收，不若厘金之病害商人，而固近于裁厘前之落地税。吾人深望财政部辨别物品种类，民间需要，豁免麦粉火柴统税，对于卷烟等奢侈品税率尚可提高。印花税据二十年岁入预算，列为一千五百万元，而于内地则为扰民病民之恶税，前闻安徽太和县每隔二三十家即有代售印花处。代售者兼为稽查，恃之为生，印花一分售钱一千，后以县官干涉，减为五百。民间无论购买何物，有无发票，超出规定价值，概贴印花，买猪贴于猪身。乡民不知法禁，犯者备受稽查勒索，不遂其意，则称送官，乡民畏官如虎，唯有视力缴交罚款而已。此种暗无天日之事实，虽曰极端之例，而内地征税之黑暗，据吾人之见闻，类于此者，不知凡几。田税为地方大宗收入，而底账多在胥吏之手，久应整顿。吾乡农民已出丈量费，而整顿则为空言。胥吏未有薪金，舞弊之案时有所闻，钱粮久已开征，而通知单尚未送至乡村，甚者已至罚款之期，方始送下，吾乡曾有其事。罚款例为百分之二十，亦出于贫苦之农民，据《申报年鉴》，江苏一年凡十六万元。他如营业税等采用包税制，经手者视有利可图，方肯认担，商人所纳者多，政府收入者少，税收之不旺，则其明证。

政府税收一耗于兵费，一用于政费。政费之当节省，已如上言，而养兵之多，军饷之难，亦吾人所当知者也。国内军队确数，无人知之，数年前之估计，约二三百万。中央军设备较全，军官多受军事训练，兵数则不可知。半独立之省，长官多所疑忌，恃兵自固。其据一区者，就地筹饷，更广收新兵。四川一省，言者称有五十万人，其隐讳之原因，则裁兵久为国内需要，招兵违反民意，且就编制而言，军师各有定额，故不肯公然承认添兵。事实上一师有至数万人者，枪械不足，则二三人共用一枪，战斗力殊为薄弱，而武人拥兵自雄，竟不觉悟，祸国殃民而已。兵士多为市井之游民，衣食困难之苦力，入伍原为谋得衣食之计，乃自兵数增加以来，饷糈困难，每月所得，扣除伙食，不过数元，剪发洗澡尚需费用，绝无分文养家。向时兵士尚得升为官长，今则机会甚少，故非无路可走者，决不入伍。军中纪律森严，逃者轻则重打，皮破血流，昏不省事而后已，重则枪毙。刘珍年曾于浙江掘窖，活埋逃兵，受此刑者惨呼不已，闻者心悸。盖兵于此待遇之下，存心欲逃，遇有时机，莫不争开小差，长官知其然也，严刑以警其余。招兵已成强弩之末，江浙除僻远穷瘠之地无应募者，商业较为发达之区，亦莫不然。官长乃有征兵之说，冯玉祥管理河南，各县摊派兵丁，县长更于各乡摊派，殷实之家迫而出款，招募他人充任，兼给以养家费。安徽亦曾有之，乡民苦矣。

国内养兵二三百万，专供内战之用，每一战起，就地拉夫，荷负军火，运送行李。夫役多为农民，吾乡曾有所谓招募夫役者，于田中捉去耕种之农民，家中无人养其父母妻子。城市拉夫，商民尚可罢市，表示抗议，非军事紧急之时，长官殆不肯为，亦有故拉衣服整齐之男子，出款给之，即可释放者。夫役多于乡村捉去，农民未有知识，亦无组织，有冤有苦无从诉告，唯有忍受听命于天。革命军北伐，夫役多由各城商会招募，幸其为时甚短，未成严重之问题。夫役外尚有车马骡等，征用后将无归还之期，军队驻扎之地，往往占居民屋，借用床铺零星用物，亦难归还原主，无饷则向民间征收面粮，无论贫富各有摊派，逐日送往，虽家人饥饿，亦须设法借贷，唯命是从也。战争开始之际，战区人民逃避一空，遗下财物，变为军士所有，此就人民受害而言，自军士方面而论，其情状亦甚悲惨，战场上同胞残杀，究为何事？战而胜利，徒供少数人之升官发财，死者家无信息，人生本有一死，原无足异，而老弱流离，固亦可悲。伤者幸而医治不死，身已残废，官长仁慈赏给数十元之恩饷，遣送回籍，已如父母之恩，嗣后生活更无人念及。战败之军队，死者固无论矣，伤者亦无人过问。江浙之战，卢永祥败逃，俄而奉命入苏宣抚，统率旧部进据南京，部兵纵火焚烧前督齐燮元伤兵医院，以泄愤。兵士奉命作战，不能自主，何竟相残至此？其未伤死者，缴械收为俘虏，俘虏先受兵士之检查，衣服财物均不能有，忆孙传芳于浙举兵，长驱入苏，奉军未及退出南京者，为苏军缴械，兵士袜中藏有一元，亦被搜去。不愿入伍者，身无路费，变为流离失所之人，与乞丐为伍。败兵溃散沿途抢劫，分散后，捕获讯明者，即处死刑。其在北方乡村有枪自卫者，遇有少数败兵，则强其缴械，待遇亦同于俘虏。故自兵士个人而言，吾人殊怜其境遇之苦，罪恶乃造成于好兵之军阀也。

养兵为供内战之用，战争起后，一部分枪械流于民间，兵士久在行伍，回归不愿再为苦力，亦无其他职业，迫于衣食，沦而为匪。江苏南部原无匪患，自齐卢战后，零星土匪开始出没于近山之乡村，初则掳人勒赎，继则向各村摊款，名曰送条子，嘱令限期出款，派人接洽，过期来杀，鸡犬不留。乡村先无自卫组织，报告至官，手续困难，出兵稽延，幸而派兵驻防，而匪已得报告，知其力弱，潜逃无踪。兵去则匪又来，采用方法，视前严厉，于是乡民不敢报官，而匪势成矣。其领袖或为秘密会党之头目，或为鱼肉乡里之恶棍，或为移居之客民，或为乡董之姻亲，今日绑去一人，明日又至一村，或索三千元，或得五百元，日有进款，而加入者益多，塾师且自为之。乡村殷实之户不敢回归，其无力出村者加入其党，或拜头目为师，乡村变为匪窟，旅客不敢往返，误入境内者，将有杀身之祸。匪众所绑架之人，初为殷实之家，后则往于草棚者亦不能免，佃户耕种山地不足十亩，家有耕牛一头，子亦为匪架去。筹款数十元始得赎出。余居乡镇，常闻人言，匪视儿童如猪，猪尚值钱十元，架一儿童至少可得十数元，此其所以细大不捐也。户口较多之村，创办保卫团以自卫，团丁多非本村农人，临时招募，雇用退伍下级军官一人，名曰排长，并出款购买枪械，款按田亩摊派，经常费每亩常为一元，少者将及数角，倘或延期，排长率领团丁至家，携带枪械，其势汹汹，非即付给不可。排长更为增加收入之计，扩张势力范围，保护他村，倘或拒绝，即有匪患；事实上排长兼为匪首，或与小股土匪勾结，出入均有卫兵携带匣子炮，声威赫然，无敢仰视之者。土匪架去之成年男女，或藏于庙中，或住于草棚，或缚之于床后，而眼以布蔽之，耳以棉花塞之，其于夜中逃出者，亦不敢言，乃成纷扰不安之社会。

此种现状之造成，一由于人民恐惧之心太甚，组织能力薄弱，地方劣绅无赖且与土匪勾结也。一则官吏重视法定手续，犯罪证据，民间疾苦无由上达，知之故作痴聋，及民不堪命，派兵往剿，而匪已逃，兵去则匪再来，兵无侦探，官不奖民告密，匪首家居，固无异于常人，乃不能损其毫末。土匪势成，地方团练或相似组织，力不能抗，反而供给其枪械子弹。北方民气较强，组织大刀会等，及其势成，聚众抗粮，为害近于土匪。南北几无安乐之土。近数年来，江浙成立省公安大队，官长偏重于密访捕拿，凡与土匪接洽送款之乡绅，犯有重大嫌疑之排长，众人所指之会党头目，捕获讯明之后，即行枪毙，匪众始有所惧，且自领袖死后，组织动摇，其悔过者不敢再出。乡民渐能安居，故事成功之难易，全在人为。曾国藩于湘，严刑拷打土匪，死于杖下者，时有所闻，奏报朝廷，自谓不顾残酷之名，门生且有进言。受刑死者数不满百，而所至之地遂无匪祸，就其功效而言，实不可非。乱世用刑，盖非虚语。所当知者，曾氏成功在其访求民瘼，奸徒无赖之行动为其深知，且许人民告密，故能不动声色，将其逮捕，刑罚为除暴之具，用以警戒其余而已。其人中有迫于衣食铤而走险者，政府不于根本着想，社会无法救济，徒用严刑，固为悲惨史迹。彼赖于工作，视为有利可图之营业，破坏社会治安，杀人纵火，实为罪大恶极之凶徒，则死有余辜。政府当双方顾虑，救济刑罚兼用也。

乡村不得安居，由于兵匪之横行，而经济状况之恶劣，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一国财力之增加，视其生产事业之发达，一般人民收入，超过其费用，生活方有改进。换言之，生产事业之进步，过于人口之增加，人民生计宽裕，并有储蓄，财力始有增加也。中国自订约通商以来，国际贸易输入，往往超过输出，其偶尔出超之年，数亦无几。中日战后，入超增加益甚，欧战时稍有减少，战后则又激增。近数年来增加之额数，尤令人惊异。

东北三省地旷人稀，自清季开放以来，山东、河北移居者日多，人口增达三千万，而土地之待开辟者犹多。农产品之输出大有增加，民国二十（一九三一）年，占出口数值百分之三十五点四。明年，所谓满洲国成立，夺取海关，自六月以后，东北海关即无报告，而上半年之输出，占全国总数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合东三省而言。将其除外，入超尤可惊骇。

十九年后，入超之货价超过于输出之总值，二十一年竟达倍半有余，综合华侨汇款入国，外国借款及外人投资，出口货估价之低廉，及外人在华之费用等，均不足以维持平衡。据雷莫调查，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三（光绪二十八至民国二）年，华侨汇款平均年有一万五千万元，三至十九（一九一四至一九三〇）年，凡二万万元。其个别调查，十七年，华侨汇款二万五千六十万元，十八年，二万八千七十万元，十九年，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万元，其根据则银行之汇兑等，洵属信而有征。外人投资共三十三万万美金，其中商业投资凡二十五万万美金。据雷莫报告，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三年，平均每年汇出之利息，共银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万元，而收入年凡净得一万五千万美金。三至十九年，年凡汇出息银二万九百七十万元，而收入则美金二万万元。顾此仍为外人资产，一次汇入，将来年有本息汇出，性质迥异于华侨汇入之款，而难作为收入也。外人在华用费，雷莫别之为三：（一）列强海陆军用费，据其估计，十七年，共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万元，十八年，一万二千四百万元，十九年，一万万元。（二）传教慈善事业。十七年，凡银二千五百万元，十八年，三千万元，十九年，四千万元。（三）外人来华游历，十七年，用银三千万元，十八年，三千二百万元，十九年，三千八百万元。出口货估价低于实价若干，无从知之。综计此类收入，不足抵补入超，投资利息，及驻外使馆留学生等之费用；而十九年前年有生银流入，其原因则妇女变卖首饰，黄金年有流出，而外商且有投资也。近者生银反有流出，盖其自然之结果。都市人民仍未觉悟，购用外国奢侈物品。且自土匪滋扰以来，稍有资财者，不敢居于乡村。其人多有田产，往往吸收乡村之现银，消耗于通商大邑，乡村之货币不敷流通，一元之得视如宏宝，困难之状不可言喻。此种现状决不易于维持，吾人苟分析输入物品之种类，将益感觉前途之危险。中国向称以农立国，而食料反从外国运入，额数之巨。

自民国元年以来，食料量数输入之巨，可胜浩叹，所谓以农立国者，农民耕种褊狭之地，日度马牛生活也。此非偶尔之事，亦非全由于天灾人祸，二十年内，固有暂时苟安之局，亦有无水旱大灾之年，而年年均有巨额之输入。近时世界农产过剩外货倾销，亦不足以解释。其最大或根本原因，则人口增加之速，远过于土地之开辟，农民工作虽极勤劳辛苦，而收入有限，所得之微不足以供一家生活费用，生产食料不足以供市场之需要，反而贩运于外，维持民食也。二十年洋米杂粮进口，共值关银一万八千九百万两，二十一年增至二万一千一百一十万两，占出口贸易总值百分之四十三。以物价先后不同，涨落不一，不如量数之确实也。尤有进者，民国十年以前，米麦棉花虽有输入，亦有自中国运往外国者，如八年出口米凡一百二十二万石，九年减至三十万石，嗣后更大减少，至五六万石，无足轻重矣。小麦入口，海关于一九一一（宣统三）年，始有记载，最初十年。多则五万九千石，少则十余石，而出口者，民国九年有八百余万石，乃自十年以来，输入始大激增，出口锐减，十二年尚有六十万石，十五年则余四千石，而输入方面，二十年竟达二千二百余万石，二十一年一千五百万石，两年合计，共值关银一万三千九百万两，同时面粉亦有增加，以海关初未辨别粉之种类，中有杂粮粉也。糖则广东原有出产，可供国内之需要，乃因厘金之摧残，制造法之无进步，不能与外货竞争，日就衰微。外糖之入口颇有增加，其自十八年后年有减少者，以关税自主，税率提高，销路减少也，如二十一年。政府更用新法征收糖税，税率益高，四月一日实行，期前糖大涌进，实行后九月内输入不过二百万石，盖今人民生活，视糖尚非必需食品，非不得已不必购买，一则糖税提高，而偷运增加也。棉花于民国九年前，入口量数从未超过四十万担。斯年激增达六十七万担，嗣后更大增加，近数年来常在三四百万担之间。出口方面增减不一，十七年出口一百二十九万担，次年减至一百万担，又明年竟达三十七万担，后稍增加，十八年共一百四十余万担，运往之国，则为日本。棉纱自欧战后，入口年有减少，其原因则国人利用时机创办纱厂，外商亦于通商要埠设厂竞争，制造之纱锭增加，本国商人乃处于不利之地位，盖外商资本雄厚，技术经验管理均视华商为优也，遂为国内严重问题之一。

人口除食料或农产物外，种类尚多，棉货久占输入品第一，二十一年，为米所夺，尚有关平八千九百万两，其余货物亦均减少。其原因则农村经济破产，收获之五谷价既低廉，而又无法售出，民间无购买力也。煤油、柴油、滑物油共银七千五百万两，金属矿物六千万两，纸三千八百万两，化学品三千四百万两，机器三千万两，烟草二千八百万两，染料颜色二千五百万两，呢绒二千二百万两，木料二千万两。就物品而言，油类、矿物、化学品、机械或木料为现时国内缺乏货物，或为日常用品，或为制造货物之工具，他如棉货、呢绒、染料颜色、烟草，多为奢侈物品，棉货已言于上，呢绒视前一年减少一千万两，染料颜色则少一千三百余万两，烟草则减二千六百九十万两。凡此都市奢侈品，漏卮尚在一万五千万两以上，政府亟宜辨别种类，课以重税，或奖励本国商人制造。根本方法，则人民应有爱国之心，非本国所无之物，不宜多用外货。所可怪者，今所谓受高等教育者，衣非洋服不足以眩众，食非至外人开设之食堂不甘，船非外船不乘，物非外货不买。此虽国民中极少分子，而媚外心理，亟应改正者也。出口货几尽农产物品。

出口贸易，深受世界不景气之影响，大为减少，二十一年总值关平四万九千三百万两。豆占第一，二十年全国输出六千六百八十万担，东三省出口六千四百九十万担，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七，值关银二万余万两。二十一年夏，东北征税权丧失，海关后无报告，而上半年输出之豆，尚值关银八千万两，超出输出生丝价值两倍以上。生丝现占第二，近数年来，销路日滞，十九年出口尚值关平一万一千九百万两，二十年减至九千五百万两，二十一年竟达三千六百万两，日人现操世界生丝市场，吾人尚难与之竞争。蛋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值银一百四十万两，二十年后增至三千万两，民国十八年共值五千一百余万两，二十一年落至二千八百万两。茶则世界产量超过市场需要，竞争激烈，销路除俄而外，殆不易于发展。花生向以山东输出为多，近者东北种植，货品视山东为优，山东出口大受打击。棉花运往日本数已减少，棉纱则多运往印度、香港、关东州，日纱厂之出产品也。杂粮指荞麦、高粱、玉黍、小米而言。桐油原占重要地位，近者外国广收种子，从事于大规模之种植，政府更力予以保护，中国将来能否维持现时出口之地位？尚不可知。皮革矿砂等，幸其所值无多。总之，二十一年，出口货共值四万九千三百万两，视二十年减少百分之四十六，除东三省外，减少百分之三十六，斯年，世界各国出口贸易减少则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六，两数相较，何吾国减少之比例反甚于他国？近数年来，银价大跌，吾国仍用银币，自金银货币汇兑而言，外货输入价值昂贵，土货出口价大低落，原为奖进出口货增加之良好时机，事实竟与希望相反，无怪农民益为穷困也。

国际贸易不能维持平衡，农民久无购买力，而货币尚足以供都市流通者，外人投资借款殆其主要原因之一。外商投资，据雷莫调查，民国二十年，共美金三十二万四千二百万元。其数虽难认为尽确，而大数盖在三十万万至三十五万万美金之间。英人于印度投资，总额不出四万万至六万万镑，外资之在日本，则为十二万七千五百万美金，吾国外资多于印度日本。欧战前外人投资于俄者，约美金三十八万万元，多于中国。英商投资于美国铁路者，约同于在华外资。比较四国外资数目，吾国为多为少，要视论者立场而异，吾人不必深论，所当明知者，印度为英属国，英人投资当作别论，其在他国投资则为商人之企业与借款，出于当事人之志愿，条件决与政治无关，而在我国外人利用领事裁判权之保护，及条约上之特殊权利，仅于通商口岸或政治势力区域投资。外资故未开发吾国富源，不过利用优厚之资本，机械之技能，工价低廉之女工童工，而摧残或阻挠我国工商业之发达，吸收我国之金钱，作其利息而已。此种现象，虽造成于已往外交之失策，而国内纷扰不已，亦其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决不能安于现状，当有挽回或补救之计划也。

根据雷莫最近所著《外人在华投资论》，雷莫得有学会、银行、学者、专家、官吏之赞助，历四年始成，所得之数目必经详细审查，多属可信。拳乱赔款则以其用途改变，未曾列入表中。就投资而言，英国始终维持第一，中国所欠英债，约美金二万二千五百万元，英商直接商业（direct business）投资，凡九万六千三百万美金。日本位占第二，发展之速，远过于他国，三十年来，增加一千倍以上，九·一八事变之后，投资于东北者益多。初日俄战争，日本得有南满铁路，政府视为资产，组织公司，招商合办，借债经营，公司兼办矿产及其他事业，势力大盛。民国二十年，日本直接商业投资共十七万四千八百万日元，百分之六十则在东北。中国所欠日债凡四万四千八百万日元，中有无担保品借款约二万万日金，所谓西原借款也。前财相井上准之助曾谓不如“掷入海中”，而日本政府竟对银行承认责任，中国于关税协约亦许整顿无担保品之外债，若何解决，尚不可知。此外，日商尚借款于公司，汉治萍公司欠日款约四千万元，南浔路一千万元，合纱厂等欠款共七千七百万元。三项投资，共计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余万日元，换作美金，雷莫作二一比例，共十一万三千六百余万元。俄国兴筑中东铁路，用费甚巨，商业则无重要发展。革命成功后，其政府否认铁路为投资，而亦不肯放弃所有权，故当作为外资，商业投资不足百分之五，他国款已增多，俄资比例因而减少。美商借款或承办之铁路较少，近于上海购得电力公司，美资比例始乃增加，其商业投资共一万五千五百万美金，中国欠债四千一百万美金，教会及慈善机关产业值四千三百万美金，共二万三千九百万美金。传教事业固无利息，生息资本则为一万九千六百万美金。法人未有新事业之创办，商业亦无重要进展，投资共九千五百万美金，教会生息之产业，亦并入计算；中国所欠法债凡九千七百万美金，共计一万九千二百余万元。德国初于山东经营，投资颇巨，欧战期内，丧失殆尽。战后，德商地位迥异于前，商业已有进步，二十年投资共七千五百万美金，中国欠款约一千二百万元，共美金八千七百万元。比国商业投资四千一百万美金，中国欠债四千八百万美金，共八千九百万元。荷意诸国比例较少，殆无说明之必要。总之，各国投资，除日本借款，公司而外，可别为二：一为政府借款，一为直接商业。借款用途毋足深论，日商借款华商，原为投资事业之一，他国商人竟不肯承借，故有直接商业投资之名。外人投资经营之事业，以运输为最多，运输指铁路轮船而言。铁路建筑始于清季，现时国内之干路，多完成于民国三年，款项则多借自外国，或由外人承办。轮船则外商经营之公司基础巩固，于民国三年，竟占百分之三十三。嗣后外人经营之其他事业，便较发达，资本增加，运输所占之比例因而降低。开矿以日人经营最为发达，投资亦其最多。其他事业除政治借款不计外，多在通商口岸，尤以上海为多。

各国在华商业投资，共美金二十五万三千一百九十万元，而英、日、俄、美合计凡二十二万六千九十万元，约占百分之九十。运输事业，轮船以英为最发达，日本次之，近数年来，日商营业不振。铁路则俄投资最巨，日英次之，中国铁路长约一万里，外国承办者三千余里，投资三万九千二百八十万美金，中国自行建筑者，共欠外债二万四千八百五十万美金，合计凡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万元，此二十年情状也。关于外债额数，言者不一，普通估计，谓在美金七万万至七万五千万之间。雷莫将其仔细分析，谓十九年末所欠外债，约美金六万九千四百四十万元，无担保债额约一万八千九百二十万美金，中以日本为最多，约一万万美金。至商业投资种类，殆无分别说明之必要。

所当注意者，直接商业投资，几占总数百分之八十，比例之高，未见于世界任何国家。条约上之特殊权利，为造成恶劣现状主因之一，乃听外商夺取人民生计，不亦悲乎！外资集中之地，则在上海满洲，二地约占全数百分之六十。

综合国际贸易及外人投资而言，中国终将难于维持货币出入之平衡。据雷莫调查，中国付偿债务及投资利息，民国十七年，凡银二万四千二百万元，十八年，二万七千七百六十万元，十九年，三万九百四十万元。贸易入超及现银流出，十七年，四万一百三十万元，十八年，四万一千六百六十万元，十九年，五万四千一百二十万元。关于流入方面，华侨汇款十七年二万五千六十万元，十八年二万八千七十万元，十九年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万元。其他如外人在华用费等，十七年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万元，十八年一万九千零十万元，十九年一万七千六百万元。流入与流出相抵，十七年流出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万元，十八年二万二千三百四十万元，十九年三万五千八百三十万元。三年中外人借款投资数目，亦不能与之相抵，十七年共一万万元，十八年一万七千万元，十九年二万二百万元。据此计算，十七年流出净数，应为九千三百九十万元，十八年五千三百四十万元，十九年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万元。雷莫疑有其他不可估计之流入维持平衡，吾人见解则与之异。今日内地货币不敷流通，已成明显之事实，原因虽极繁杂，而货币自内地流出，或集中于通商要埠，或流入外国，固一要因也。据海关报告，二十年出口之金值银三千二百万两，二十一年值银七千万两，斯年现银出超凡七百万两。近时银价稍高，政府严禁银炉熔化元宝，将其装出。华侨深受不景气之影响，二十一年汇款仅及往年十分之一，金银出口必大增加。尤有进者，外人投资增加，所获之利益多，而硬货流出亦将增加，思念前途，危险恐多，吾人将安于穷困及经济压迫情状之下以偷生乎？

入超国际贸易及外人直接商业投资，为我国人民经济上所受之压迫。其他贫穷原因，虽可总括之曰生产事业之不发达，而困难之症结，吾人所当认识者也。国内农民约占人口百分之七十，耕地虽有增加，而人口繁密之区域，迄未减少其生计之压迫。满蒙荒地多在政客官吏之手，其人利用其地位金钱，不劳而获，佃户从无改良或提高其生活之机会。外人游历其地者，常谓住民之生活，尚远不及江浙农民。近者人口已大增加，据较信之估计，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满洲人口六百万，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增至一千二百万，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约二千万，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凡三千万人，其主因则为移民。十二至十五年，出关者年凡五十四万，十六至十八年，年逾一百万，其中虽有冬季复还家乡，而留居其地者数亦不少。论者谓为世界史中大规模移民之一，而移居其地者，不过求免死亡而已。内蒙古如热河、察哈尔、绥远等，或以雨量不足，或以土地硗瘠，地理家估计其将来容收移民，不足一千万人，其言或失之太甚，无论如何，长城以北气候严寒，非春三四月，则冰雪不化，一年收成只有一次，生产远不如长城以内之土地，固有限制。开发西北亦有困难，近者虽力宣传，而仍限于天时人事。其地雨量较少，河渠淤废，凶年饥馑，乃为常见之事，农民又受贪官虐政之害，遂多流离死亡。实业调查团中之农业专家自渭水流域及陕南回归，著者问其是否有荒地可垦？据称于其调查区域，并未发现，农民于陕南高山耕种，尚宜设法禁止，种植树木，另谋其生计。陕北盖有荒地，而土壤气候恶劣，非有大规模之建设，殆难耕种。甘肃邻近新疆，一部分土地近于沙漠，新疆地多沙漠，可耕之地，均不甚多，希望殆远过于事实。

边省可耕之荒地有限，徙民实不足以解决农民之生活，即使荒地甚多，而亦不能改善其生活也。其明显之事实，则出关之农民多为山东、河北之人，二省人口固无若何重要之减少；欧洲诸国开拓新殖民地，亦未减少本国之人口。其原因则移居他地者，多由于生活之不安，生计之困难，迁徙之后，一部分人民生计或较宽裕，对于所生之子女将有财力教养，死亡率当可降低，补足迁移户口，实无困难。内地有无荒地可耕，论者不一。盖各省情状不同，标准亦不一致，所可断言者，肥沃之地，除个别区域而外，绝无弃而不耕者。荒地或为沙土，或为山地，沿江一带芦田，及不甚高大之童山，均可并入。顾此亦不甚多，耕种非有资本，及大规模之经营，则劳力多而获利微。此类建设事业，宜归政府经营。其在生计压迫及人民耐苦之省，山东农民且于高山种植，名曰梯田。浙江南部农民有于高山种植山芋，自山下日担粪一担上山，借以维持生活。此种情状为世界任何国家所无，日本土地狭小，可耕之地约百分之十五，农民尚不至此。吾国面积四百二十八万平方英里，姑置蒙古、新疆、西藏不计外，只有一百八十九万平方英里，直当美国面积之半。美有广大平原，中国唯辽河流域，可与相较，而区域之小，远非其比。美国耕地约当地面积三分之一，中国多山，耕地殆约五分之一。田亩估计，言者不同，吾人比较清季报告，及专家估计，殆不出十六万万亩。每平方英里除属地外，平均约二百五十人，法则一百九十二人，德则三百五十二人，英国三岛则四百八十三人，比国六百八十八；顾其可耕之地，约面积三分之一，工业又极发达。中国人口繁密之区，山东每平方英里六百一十四人，浙江六百五十七人，江苏八百九十六人。外人赈灾委员会曾谓每平方英里人口有达六千者，成都一带则逾二千人。凡此估计虽不必尽确，而人口过剩则为事实。就吾人见闻而言，吾乡一家有田十亩，即为殷实之户，佃户耕地亦多不出十亩。北方多种旱谷，一家耕地或较南方为多，收获反不如水稻量数之多。南方收获，就丰年而言，每亩稻则三四担，麦则六七斗。镇江、南京一带尚无如许之多，就吾乡农家而言，一年收入不过百数十元。

外国农民迥异于此，英美以工商业见称于世，而农民耕地之多，远非中国所及。就美国而言，据人口专家汤姆生报告，农民有田七十至一百英亩类多欠债，有田四百英亩则可维持其生活。生活费指除衣食住外，尚有教养子女购买书籍及娱乐之款，其起居饮食，不视都市之人为劣。每一英亩约田六亩，七十英亩有四百余亩，四百英亩则有二千余亩。每亩所得以四元计算，有田四百亩者，则一年收入，将近一千元，二千亩者，则约八千元。此种计算固不精确，目的则在说明中国农民穷困之根本原因，美国农制为粗放农业（Extensive Farming），中国为精细农业（Intensive Farming），其不同之要点，则美国所用之工少，中国之工多，生产数量中国每亩多于美国。收入方面美农所得多于中国十倍或数十倍焉。美制地未尽力，而农民生计，则颇宽裕，就农民幸福而言，宁取美制。中国人口众多，耕地太少，采用美制，且就实况而论，中国除水田产稻多于美国而外，每亩产量视之为低。其原因则长城以内多种两季，而美多为一季，地无休息，滋养料易尽，农民又无财力购用适当肥料也。设使施用肥料，生产固有增加，终亦有限，要不能出酬报递减律（1aw of diminishing of return）之限制。于此现状之下，选择种子及改良农业之种种设计，固稍能增产量，绝无改良或提高其生活程度之机会。其根本困难，则耕地少也。吾乡自太平军乱后，地旷人稀，一家有田数十亩，父死三子析居，各得十数亩，子各有子，亦以三人计算，则分产所得，不过数亩。亲友中之终年勤劳而仍不能维持粗衣蔬食之生活，欠债不堪者，职由此故。据吾人见闻，此实普遍现象，不限于一乡一地。其娶妻生子者，成年分居，又将若何维持生活？盖人口年有增加，而一乡耕地，终无若何增加也。

人口增加，而生产事业未有进步，为社会不安之根本原因，人口因无统计，专家估计谓在四万万五千万以上。外人估计则数较少，其人大多不明中国实况，而又不能利用史料，比较分析，结论出于猜想，殆无考虑讨论之价值。据吾人平日观察，乡村都市人口往往增多。都市户口增加，或由于工商业之发达，或避免匪患之结果，乡村则指无匪患者而言。其因零星土匪滋扰而他徙者，要为殷实之家，人数无几，人口故有增加，中国人口已逾四万万矣。据乔启明之统计报告，农民生产，平均每千人中四十二点二，死亡则每千人中二十七点九，两数相减，自然增加率每千人为十四点三，按百分计算，为一点四三。其所得数字，乃据金大农业经济系之调查，其工作限于财力区域，原不足为整个社会之代表。顾其他调查所得数且与之相差无几，故可作为讨论之根据。按百分计算，全国人口姑作四万万五千万，则每年增加之数将为六百四十万人，南京人口约七十万人，全国每年所生之子女，九倍于南京人口。其增加主因则为早婚。据英产科专家滕更（Duncan）经验之言，妇女大约十五至十九岁，平均产儿数为九点一二，二十至二十四岁，则为七点九三，二十五至二十九岁，则为六点三，三十至三十四岁则为四点六。其言与汤姆生之言大致相同。吾人之结论，则女子结婚年龄愈早，则生产率愈大。内地女子成婚年龄，多在十六七岁，其计岁方法，不同于法律之规定，倘按新法计算，则为十五六岁，无怪生产率之高也。更就男女比例而言，世界各国相差无几，而中国调查所得比例，男则一一四，女则一〇〇，甚者男则一二八，女则一〇〇。人口专家初至中国，以为调查多不足信，实则溺婴之风，清季尚盛，死者多为女子，父母哺养婴儿亦多忽视女子，社会上乃有畸形之状态，倘男女平衡，则生产率将高于任何国家矣。

人口已成中国现时严重之大问题，瞻望前途，更为危险。死亡率每千人为二十七点九，现时世界各国以药学之进步，公共卫生之讲求，死亡率莫不降低。先进国每千人常在十二至十四之间，中国民间缺乏卫生知识，婴儿死亡尤多，卫生知识近以政府之重视，国际联盟之合作及教育之宣传，将来必有进步。死亡率减少一半，固在可能范围之内。夫然生产率维持原状，则人口增加将多一倍，后事虽不可知，推论或不切于将来，而于伦理观念改变之先实堪忧虑。尤当知者，近十年来，据吾人见闻与访问，溺婴之风视前大杀，穷苦之家，女子免于死亡者数必不少，虽曰民间重男轻女之观念，依然存在，女子疾病教养不如男子之重视，较之先前固有进步，将来男女比例当能平衡，每千人中所生子女亦将增加，此意想中事也。现时社会不安，造成人浮于事，人力车夫、挑水夫等，虽为自食其力之贫民，然决不能认为适当之职业，或从事于生产之事业，将来城市或商业发达区域，将有电车、公共汽车及自来水等。南京人力车夫约二万人，合其家属计之，约十万人，赖之为生，将来创设电车，虽不必一一淘汰，大多数终必失业，如汽车减价竞争之际，车夫无以为生，出而请愿，市政府规定车资始已。此固不能持久，一部分终将淘汰。重庆市民饮料取自长江，挑水夫数千人恃以为生，建设自来水后有失业者。其他相类之事，不知凡几，究将何以解决其生活？实一严重问题。吾人所处之地位，一面接受西方之实用科学，力求改善生活状况，一面则当顾虑失业者之生活，此问题所以难于解决也。农业大规模采用机械，限于耕地，殆不可能。较小机器如抽水机，已见用于吾乡，无锡且用电力，将来增多，水车失其功用，农民当可减少。今日工业发达之国，农民占人口总数不足三分之一，我国农民终将不能维持百分之七十。工业发达亦有限制（其详见后），商业则商人资本短少，钱铺兑换铜元，米店大小同行，大同行批发，由小同行零卖，水果一业尤为复杂，要难视为商人，将来消费合作社发达，小贩商人将受淘汰，失业何以为生？综合各方面发展而言，中国人口问题将益严重，内则发展生产事业，殆无解决困难之希望，外则各国殖民地禁止或限制华工入境，二十一年海关报告，出国者少，返国者多，海外移民现无途径。

综合上论而言，中国人口为祸患贫穷痛苦之根本原因，解决方法，古有溺婴堕胎。溺死婴儿多为女子，男子仍未减少。堕胎多为私生子，于礼教发达之社会，数不甚多，均不足以解决困难。英主若秦始皇、汉武帝，或移民实边，或徙饥民垦荒，要亦常受限制。人口增加之后，遇有水旱饥馑之灾，弱者流亡失所，死于沟壑，强者流为匪盗，杀人抗官，死者无人掩埋，传染疫疾，乃于大杀疾疫之下，人口减少，问题暂告解决。及后人口增多，祸乱复起，此一治一乱之根本原因也。近者溺婴堕胎均不甚多，政治战争亦不同于古代之屠杀，皆不足解决人口问题。移民及农工业虽有限制，而今尚可努力，如荒山植树开设工场之类。主要而根本办法，唯有实行节制生育而已。汤姆生谓人类自有史以来四大发明，一曰火，二曰车轮，三曰蒸汽机，四曰节制生育。前三者促进人类进化，人所共认。节制生育减少人类生活困难，社会上之不安与罪恶，政治上之祸患与战争，称为四大发明之一，实属信而有证。其占重要地位，将益为人所认识。吾人于讨论方法之先，尚有说明社会上对于人口问题错解之必要。普通见解，以人口增加为幸事，其理由可别为四：（一）根据历史上之事实，以为近代各国人口均有增加，我独维持原状，将有种族自杀之祸。实际上人类自有史以来，人口迄未增加若近代之速，此实非常时代，乃受新殖民地发现，实用科学进步，工业革命及农业改良之影响。而科学之进步，反而减少雇用之工人，此世界不景气造成之一要因。欧美先进国生产率多已大减，人口专家认为现由非常时代入于常轨矣。（二）基于父母心理，父母爱其子女，本于天性，社会上且以生子为防老。（三）本于政治立场，以为户口增加，则兵卒较多，战斗力强，人民且有纳税之义务，如梁惠王以人口加多为问，南北朝女子成年未婚，及寡妇尚未再嫁者，由官择配，近时日意诸国奖励生育，亦其明例。（四）本于宗教伦理观念，古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则无人祭祀，祖宗不得血食，宗教常以多一人丁，多一敬拜上帝之人，此天主教徒反对节制生育也。

上述之理由，一本于误解历史上之史迹。二则出于希望，顾据吾人平日观察之印象，生子往往不能防老，反而气死父母，其子生活困难，自顾不暇，赡养父母，乃生恨心，伦理观念固不敌经济势力也。三则政府视人民为战斗纳税之工具，纳税今以担负能力为标准，人口多寡无关重要，战斗则孤注一掷，危险殊甚，要非国民之福。四则偏重神鬼，现时生活无法解决，何能增加痛苦，求媚于虚渺之鬼神也？吾人现时讨论人口态度，必须本于一国经济社会状况，考察其财富及工商业发展之机会与希望，顾及多数人民之幸福，及现时职业问题也。盖一国财富之增加，视其生产之进步，一般人士所得工资超过于消费，人民始有储蓄，生计方能宽裕也。吾人讨论人口必此为立场。吾国农民业已过剩，而工商业又不发达，一般人民生活之困苦，已如上述，其无职业者不知凡几。欧美诸国之不安，多由于失业问题，而吾国人民自成年以来，有从无职业者，问题之严重实远过之，不过吾国人民，多未得受教育，安于命运，自怨自恨早死而已。江苏为富庶之区域，本于吾人见闻，一遇荒年，一家五口无米为炊，以粥充饥，或吃番瓜，或吃矿泥（俗称观音粉），一月生活费，全家不过数元，甚者全家饿死。著者久在南京，每于冬季，见十数岁儿童及成人妇女拾取路旁未烧尽之煤渣，或作燃料，或售于小饭店，多则得有百数十文，借以糊口。小贩卖售葵花瓜子，日得一二百文，买玉蜀黍粉作粥，日食两次，雨雪则终日卧于床上。又见随园废址附近小桥，桥上为路，桥下无水，贫民有居住桥下者。本年春，武汉气候寒冷，据报记载，一日间冻死七人。四川一元，作铜元二十五千，雇一雇工月给五千，值洋二角。铁路部顾问贝克（Baker）曾于金大农业经济系讲演，谓于青岛，见一儿童视之若八九岁，问其年龄，答称十四岁，进而问其饮食，知其每至新年，始得一食豆腐。饮食滋养料不足，故身体发育迟钝也。此类故事，举不胜举，绝非社会上偶尔之例，民众生活，言者谓为马牛生活，洵非过语，甚者不如马牛。水旱大灾之际，情状尤苦，就近事而论，陕西旱灾，言者谓迄民国二十年死亡三百万人，此数不无疑问。死亡之多，青年妇女贩卖之众，固为事实。斯年夏，长江大水，沿岸田禾淹没，屋舍尽在水中，灾民住于埂提之上，一无所有，风雨无地躲避，乃恃少数赈款，得免饿死。罹此灾者约五千万人。淮水一带，灾民食尽树果，死亡甚众，黄河为害，灾情亦重。

于此现状之下，政府先未预防，有失职守，固为事实，而人口过剩，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述之悲惨解决方法，已实现于吾国，人民死于内乱、匪患、贫穷、饥馑、疾疫等，均其明证。马尔萨斯观察敏锐，理论含有至理。美国人士初以本国有无限制之发展，人民不患激增，不信其说，甚者不读其书，或误解其理论，而即妄肆批评。近者美人知其错误，改变态度，认识人口论之价值矣。吾国人士读马尔萨斯原著者更少，受美影响，对于书中理论，亦未清楚，人口增加计算方法，为自然增加率之自乘，固无错误，仍为学者采用也。其为马尔萨斯所不知者，则节制生育方法之发明也。欧洲荷兰诸国用之最早，美国法律禁止研究，山额夫人感受未有适当办法，亲往荷兰调查，得知方法。近者节制生育之知识，业已普遍，法律徒为具文，商人视为有利可图，制造器具，并于报纸上宣传，不过避用节制生育之名而已。英、法、德人亦皆实行，生产率视前大减，人口将无若何重要之增加。其于我国实行之困难，一则愚民深受传统礼教之影响，一则贫穷无力购买橡皮套或其他药品，伦理观念易于更改，贫穷则无办法。欧美人士曾谋得一办法，为东方人民节制生育之用，吾人尚不知其结果，希望其能成功，更望政府知其重要，而力予以赞助，或设工厂制造橡皮套，或其他药品。彼反对者，将谓贫民需要最急，而实行最迟，中级社会家庭宜多儿童，而将首先实行。按之实际，贫民之愚蠢，由于未受教育，其人非不堪造就，特无机会耳。教育遗传之说，科学家多不之信，彼英美政治家出自贫苦之家者甚多，我国历史上例不胜举，吾人苟认节制生育为国内之重大事业，则当宣传实行，绝无自尊自贵，待他人先行之理。对于民众，唯当晓谕利害，授以方法，进行缓急，将视宣传力量，彼反对者必须明了吾人之立场。中国一切社会问题，多由于人口之增加，超过于生产事业之发达，民众日度马牛生活，穷苦不堪。吾人苟安于今日现象，固可不论，苟欲改革，非知困难之症结，则一切计划皆不切于实际。改革之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为最要，倘人口继续增加，则所有计划，将归诸影泡，或功效微末。著者认此关系重要，不惜反复言之，多占篇幅，尚望读者谅之。

人口问题，虽国人现即实行节制生育，亦无一旦解决之理，吾人不能坐而待至数十年后，今日生活困难，除人口压迫而外，其他造成之原因，有无解决之途径？亦吾人所当讨论者也。农民占人口多数，当先论之。其耕地狭小，赋税奇重，已如上言。其人除宗祠而外，别无类似自治组织或商业团体之结合，出售农产物品，乃处于不利之地位。据汤尼（Tawney）所著之《中国之土地与劳工》称安徽茶叶每石一元五角，运到上海价达十四元。米于秋收每石十元，明年春涨，至二十五元。河南货物运至上海，辗转经手至三十次之多。书中所举各例，皆就极端而言，书成于二三年前，所言事实有异于今日者，米价昂贵，则其明例，而商人囤户剥削生产者之利益，仍为事实。其困难则农民欠债，迫而出此也。据吾人见闻，农家欠债者，十占八九，月利常在四五分，富而不仁者放麦青稻青博取厚利。贩运商人资本不多，商人向钱店或银行借款，利息常为百分之二十，政府公布法令，最高利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而民间利息远过于规定数目。近数年来，商人信用不如先前，其人多不诚实，利用破产法而私藏其一部分财产，人无奈何，向法院控告，则出现告欠，稽延时日，终无若何效果。吾乡有欠房租三年者，控之法院，亦不过房主出款，津贴房客迁让。外商言及法院，多称不能保护其利益，此虽极端之例，而影响则金钱借出者，无法收回，乃再不愿出借。商人流转不灵，农民更无法借贷，田中出产之余谷又无法出售，乡村几无货币，说者谓之钱荒，已成中国乡镇恶劣现象之一。改善农民生活，政府当设银行，农民可得利息较低之借款，又当指导其组织合作社，直接出卖余谷，不受商人重利之剥削。更宜改善交通，维持乡村治安，教育注重传播农业知识，促进其改良，其他如疏浚河溪，兴筑塘闸，建筑埂岸，山植树木，减收田税，改善佃户待遇，亦当尽力为之。

旧时家庭工业摧残殆尽，外人自《马关条约》而后，得设工厂于通商口岸，欧战期内，国人创设纱厂颇形发达，战后外人挟其雄厚之资本，优胜之技术，严密之管理方法，处于胜利地位。其工厂多在租界，不受华官之干涉与监督，自关税自主以来，外人以税率提高，外货进口，将纳重税，不能与在中国工厂制造之货物竞争，乃于通商口岸添设工厂，盖条约允许外厂制造之货物，所纳之税，同于华商制造之物品也。中国实业发达，遂受严重阻碍。近时工厂以日英为多，工人工价之低，工作时间之长，童工之多，生活情状之恶劣，工业革命时代之惨状复现于中国，而政府无如之何，实领事裁判权之为祟也。工厂多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埠，工人约数十万人。其他困难，则为交通不便，运输费昂，政治未入常轨，法律不能予以保护，商人纳税甚重，且国内生产事业尚未发达，资本缺少也。于此情状之下，吾人希望以政府力量经营工业而已，方法或为奖励救济，或官商合办，或收归国家经营，或另设工厂，当视各地之情状与需要而定，外商创设之工厂将不能与之竞争。此就积极而言。消极方面，则当努力取消领事裁判权，检查工厂设备，是否合于工厂法之规定，此固不限于外厂，中国工厂亦当实行也。积极政策，俄国行之已著实效。其在我国之困难，则官气太重，兼办营业，将以宫署视之，代价太大，结果仍于希望相反。尤当知者，吾人所言之提倡实业，乃指供给本国需要而言，非欲于海外争夺市场也。盖工业发达之因素，首推煤铁火油水力。我国煤较丰富，而产额与美国相较尚远不及，其出产区域多距工商发达之大城辽远，近于海者多在外人之手。据汤尼报告，外人经营煤矿之产量，占百分之五六。铁据可信之估计，产额甚少，照美国人民用铁之量数计算，只能供给数年。现时国人所用钢铁，据汤尼计算，每人平均则占英国百分之一，美国一百八十分之一，将来用铁虽将增加，然可节省。其将感受困难者，现时铁矿百分之九十，落于日人之手也。石油据可信报告，产额不甚丰富，采取无利可得，日人于东北试验，或有相当成绩，而国内企业尚无可言。水力视美国、印度为低，迄今尚未利用。方今列强竞争市场，中国实业果能发达，绝无重要之市场，盖今形势迥异于数十年前，各国工业多有进步，往往足以自给，列强之殖民地，决不愿外货入内竞争，充类至尽而言，中国跃为世界工业国，殆不可能，以之解决过剩人口问题，亦无若何之希望。吾人目标，唯在减杀外人利用我国弱点投资之经济势力，保护国人之生计，发展本国之实业；进行若何，将视政府之努力，及人民之合作。

商业则出入口贸易，多操于外人之手，世界各国殆少若此之例，即或有之，比例绝无中国之多。中国不能向外国直接订货，或直接运出土货，一则初不明了外国商业情状，市场需要，商人缺乏组织，资本太少。一则外人挟其条约上之权利，来至中国，处于有利之地位也，商店转贩于外商设立之洋行，物价因之提高，外人初不明了中国商情，雇用买办，由其出面与商店接洽，近者外商渐多，直接营业，买办之权力减削，而国际贸易情状，一如往日，入超视前更形激增。就人口而言，中国约占世界总数四分之一，而国际贸易仅占百分之二，吾人所处之地位，深愿生产事业发达，民间购买力大有增加，畸形贸易之发展并能矫正也。统制入口贸易，或禁货币流出，当能补救，苏俄经营国际贸易，德禁汇款出国，均有相当成效。中国国际情形及内政状况，虽与之不同，然可以供吾人参考，决不能听其消长，而益增加民间之不便。国内商业，近受内患灾荒，及农村破产之影响，颇为不振。厘金虽已裁撤，而类似厘卡之常关，尚有存在者，内地之苛捐杂税，更无论矣。商人资本短少，视利太厚，而又不顾信用，借款乃极困难。金融滞呆，益无发展之机会。将来消费合作社次第成立，则类近小贩之商店，将益难于维持，一般小商之生计，若何解决？实一严重问题。

国内经济情状之恶劣，及其造成之原因，上已论及，交通不便，亦深与之有关。铁路为交通重要事业，大部分筑于清季，近时铁路长凡一万英里，其中四千七百余英里为政府经营，三千七百余英里为外国所筑，日人现筑者除外，余归商人营业。就分配而言，东三省铁路逾全国总数三分之一。其他边省，政府未筑一路，今往新疆或云南者，反绕道外国。铁路票价昂贵，三等乘客，购票常无座位，拥挤站立，路局未曾临时设法。售票者于四等旅客利用兑换大洋铜子，多所取利，犹忆数年前，非车将至，不肯售票，因而拥挤不堪，旅客迫而多出代价，由搬夫买票，火车迟到犹其余事。此吾人于京沪路上亲身经历之事，近则已有改革，如提早卖票，则其明例，其待改革者尚多。公路建筑近颇努力，十八年长共三万四千八百余英里，而泥路占百分之九十。汤尼曾称中国每年筑路一万英里，一百八十年后，始与英国三岛现时里数相等，其人口则占中国十分之一，面积则四十分之一。省政府之积极进行者，首推浙江、湖南、江西，顾人民贫穷，汽车运输货物，价格太高，而路不经常修理，即不便于行车，征工或收附加税筑路，非善经营则往往病扰人民，不如多筑铁路也。轮船则外船之势力强盛，国家经营之招商局远非其敌，而又污秽喧哗，茶房毫无礼貌，常见旅客向人发誓再不乘坐招商船，非亟整顿，殆难与外船竞争，虽富于爱国心者，亦不愿乘坐也。各船茶房均无工价，强索酒资，亦当改良。邮电种类近有增加，无线电报、飞机递信，皆其明例。电报向来取费昂贵，近以竞争，营业不振，始行减低报费。邮政信资，就人民生活程度而言，可称昂极，而遗失信件习为常事。金大农场曾列举未收到之信件数十报告，本年著者函致北平、天津之信，竟未收到，报告湖北管理局，则称无从查办。无从查办，尽人所知，其责任则当设法整顿，免再发生同样之事。至于职员之傲慢无礼，尤当严格惩戒，决不能稍存袒护，诿称查无实据，置而不问也。

上言之事实，倾向于改善一般人民之生活，教育为改善生活有效方法之一，其现状及当改革者，亦吾人所当知也。国人未受教育者，现无可信之调查与统计，一般人之估计，认为约占百分之八十，据吾人平日之观察，学校外尚有私塾，吾乡二三十家之乡村，多有私塾一所，镇中三四百家有一小学，七八私塾，儿童受教育者十之八九。专家估计往往忽视私塾。入学儿童视十数年前大有增加。

关于中学，据调查团之记载，民国十八年，中学一千五十六所，学生十九万一千六百六十四人，二十年，中学二千六十六所，学生三十万七千九百零六人，及将离中国，又得教育部送来之报告，改称中学一万三千五百九十六所，学生七十八万三千一百四十人。前后数目相去甚远，岂未立案之私立中学一并计算，抑各省报告方始收齐耶？大学据二十三年教育部统计，全国四十一校，独立学院三十八校，专科学校三十一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一百一十校，未立案之三十五校，尚未计入。合国立省立私立（已立案者）大学经费，共二千四百四十八万元有奇，大学生共二万九千零九十六人。就上数目而言，小学中学之数太少，大学经费二千余万，而学生不足三万人，固畸形之发展也。据调查团之计算，初级小学经费，平均每生自三元五角至四元，高等小学十七元，中学六十元，师范及职业学校一百二十元，大学自六百元至八百元。据此小学生与大学生经费之比例，为一与二百之比，宜调查团于报告书称为惊骇也！其在欧洲，则一与八或一与十之比耳，其相去甚远之主因，则待遇不同也。小学教员月薪多为三四十元，乡村则二三十元，初级中学自八十元至一百二十元，高级中学自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教授自三百元至四百元。此据调查团之报告，盖就大体而言者也。省立中学教员薪给多按教授时间计算，至二百元者数实无几，多数则在百数十元之间，内省如山西尚不易得。私立中学超出百元者，更不易得。教授待遇，私立大学至三百元者，数实不多，就国立省立而言，则为事实。调查团之根据，多为教育部供给之材料，据上所列之数目计算，乡村小学教员待遇与国立大学教习相较，为一与二十之比，其在欧洲，则一与三或一与四之比。

据上报告，小学教员待遇最苦，同有父母妻子及生活费用，何相去若是之悬殊？有名无实，或无需要之大学与专科，不如停办，而以其经费移作小学之用，改良教师待遇，充实设备。所不可解者，各省教育经费困难万分，而仍有办理教育学院或招考留学生者。教育学院之毕业生，不必优于出自大学教育系者，见闻且较狭隘。凡任中学教员，于其担任之学程，当有充分之预备与认识，绝非仅知所谓教授法者，所能胜任，此乃受美不良之影响，而徒造成学阀，出路困难，固不之问，岂果如时人所言，“有饭大家吃”，借以安插当局者之亲友耶？留学生在外，年需三四千元，回国后幸而谋得一职，不过提高个人之地位耳。今之出国留学者，多为学生，其人于大学毕业，对于任何学科均无深切之研究，在外数年，所得要亦有限，远不如日本资送服务年久及有成绩之教员出国，于外国学者指导之下，较有所得，且易提高本国之学术也。据汤尼记载，十九年留学生共五千三十二人，得教育部准可者凡一千四百八十四人，一年所费二千万元，几当全国大学经费，非浪费耶？政府当立大计，有所改革，决不宜好高骛远，以为多派留学生，国内即有人才也。实际上殊不尽然。就教育人才之学校而言，大学教授之专心研究，于学术上之有贡献者，殊不多见。次者对于研究学术，尚有兴趣，多读书籍，明悉所习范围内之新发展与进步者，亦不甚多。下者则据昔日听讲时之笔记，作为讲演底稿，或用简单教本，或印百数十张之讲义，上课诵读，或略说明，敷衍一二小时，即为了事，对于学生成绩，自不敢认真稽核，学生考入学校之后，居住数年，无患不及格者。吾人于南京常闻语曰：“教员教员，只要洋钱，学生学生，只要学分。”学校成此现状，抑何可哀！中学小学教员亦多不能尽职，俗所谓敷衍鬼混也，尤以中学为甚。其人对于教读，原无多大兴趣，所习范围内之新书，多不曾读，俗谓担任教职数年变为古董，殆非虚语，乃植党把持，自成统系，凡于其地位或利益冲突有害者，将不择手段，起而反抗，改良计划往往阻挠，学生之参加者，供其利用而已。

于今现状之下，改善中国教育须从根本着手，凡欲为中学小学教员或现担任教职者，须一律经过公开考试，凡成绩优良者始得充任，薪俸既当提高，又不得轻易免职，庶可安心教读，努力向上，恶劣分子无所施其伎俩，学生不堪造就者，立即开除，恃众滋事，宁学校解散，亦不可屈服，则将入于常轨。今日吾人认为痛心之事，无过为校中之优秀分子，一无党援，卒业之后，常无职业。彼奔走不读书之学生，反居高位，人存幸心，视读书与否无关得失，青年有志之士往往灰心颓唐也。此足以矫正痼病；倘或不求其本，而日言整顿学风，吾人实不知其途径，充类至尽而言，学生不过于桎梏之下毫无生气耳。会考更不足以判断学校之优劣，据吾人所知，出题者多为专家。或所谓知名之士，不知中学生之程度，及所用之课本，所问非所学，决不能据以评论学生之优劣。曾闻秉志不受聘任，拒绝出题，实有所见；各地情形不同，更无所谓标准矣。此就改善中学而论，大学教授则难一时求得适当人选，唯望重视研究学术之人才，而予以发展之机会。平心而言，今日大学视二十年前，固有进步。其他当亟改革者，首为多收学生。据国联教育调查团报告，小学教员教授之学生，每人平均二〇点三人，其在欧洲，人数多至两三倍，中国当即仿行，所可异者，入学儿童多交学费，并须经过考试，贫家子弟入学之机会遂少。著者常在南京见闻父母为其子女入学出而奔走请托者，不知凡几。论者谓政府以教育普及为号召，而事实上则不令儿童入学，诚奇异矛盾之现象也。中学大学亦可多收学生，中学无待赘论，大学入学试验尤严，人数平均每班不出一二十人，其在先进国往往至数百人之多，就质而言，程度亦远不及外国，适当之办法莫过于考试较宽，入学后功课较严，凡至两门以上不及格者，均在淘汰之列。关于课程可议者多，中等学校太重外国语言，则其明证。余无于此讨论之必要。

其与教育处于同等地位者，当为卫生知识。现代医学进步，功用可别为二，一则医治疾病，一则预防疾病。治疾为专门职业，非吾人所能讨论，预防知识则当普遍，其重要或过于治病。盖人生幸福无过于健康，医治于痛苦之时，远不如维持其健康，仍得服务社会，免去个人经济损失，犹其余事。近世疾病虽曰未必一一可以预防，凡可预防者，则当全力为之。成功将视地方政府之努力，及民众之知识。牛痘、白喉、霍乱等可用医药预防，政府宜多设医院诊所，免费或取低廉药费，奖民种痘注射。民众苟有卫生知识，可预防疟疾、花柳病等。疟疾由蚊传染，吾人所知，乡村尚不明了，倘能普遍，除去污秽积水，并用蚊帐，则病将减少，得者即行医治，亦易痊愈；花柳病现为都市中严重问题之一，渐已传至乡间，苟不设法，影响有不堪言者。娼妓为传染之媒介，而产生存在则由于环境与需要，空言禁止，为害反烈，远不如视为社会问题，而严加管理，并授以洗涤及预防知识也。此非男女地位或道德问题，论者必须平心考察人性与事实，听其传染，无罪者亦将染得，社会上之损失何如耶。著者曾于《中国评论周报》读伍连德论防花柳病传染方法，惜其未用中文写成，若读者较多，渐而便成为普通知识也。上论之事实，不过偶尔之例，其在先进国多已解决，此其死亡率降低之一原因。论者常谓一国之发达与文化，将于死亡率见之。其言虽偏重物质生活，固一良好之标准，深愿政府人民之努力，而死亡率降低也。

上论国内之问题，偏重于指示建设之途径，要为一种意见，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之待改革者至为繁杂，此非讨论计划之书。著者之目的，则在根据可信之材料，略叙国内之情状，严重之问题，一般人士所当深切认识者也。中国现状之恶劣，吾人虽不能武断其为从古所未有，要亦为历史上黑暗时代之一。解决方法，旧为屠杀流离死亡，吾人今日决不愿其复演于国内，所当明言者，苟无新式军火，屠杀之区域规模，将必视今为广大，徒赖军队维持不安之情状，终非持久之办法。建设之途径，唯有发展生产事业，改善一般人民之生活，政府固当于此努力，吾人亦当各尽责任，如节制生育之宣传与实行，则其明例。总之，中国不安之情状，非一人一事所造成，由来已久。政治家之责任，则于恶劣情状之下有所建设，不必以恶劣情状为讳，环境困难，愈见英杰之事业，愿国人努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