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民国以来的内政外交纪实（续前）

复辟之役，副总统冯国璋于南京代行大总统职权，乱定，黎元洪知其无权无兵，不为段祺瑞所容，不肯再出。段氏入京复任国务总理，阁员有梁启超、曹汝霖等。梁为研究系首领，赞助段氏，复辟之役，为之活动，草文声讨张勋，出任财政总长，顾其为人偏于理论，未有建设，曾在日本，颇与日人相亲。曹曾东渡留学，为新交通系要人，喜与日人往来。妻为日妇。据美使芮恩思言，曹氏精明练达，讥嘲本国制度，北京政府倾向亲日。冯国璋应段氏之请，于八月一日进京，先遣亲兵一师北上，湖北、江西、江苏督军仍为其亲信，盖患段氏之逼，惧为黎氏之续，树立外援也。政府不肯召集国会，谓照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南方通电反对，上海海军独立，孙文及一部分议员至粤组织军政府。段氏主张用兵；对外则对德奥宣战，顾未遣兵参战，练兵仍为内争。初，五年（一九一六年），北方灾荒，无以为生之贫民应募赴法，至是，需用之华工增加，实际上废去年龄限制，中国有助于协约国者，仅此而已。美使往见段祺瑞，述其扼要之语，略曰：“吾人必先巩固中央权力，其方法则用兵平乱，余之目的在使军队统一，直隶中央，地方军官不得起而为乱，夫然，军队脱离党争，专为国防等用，而今徒供党派之争，将来达到改革，政治人员可以自由决定宪法，及政治诸问题矣。”其决定参战者，一谋增加中央权力，政府假参战之名，希冀统一军队财政。一则将得外国之经济援助，协约国有以之为言者，中国取消德奥庚款，协约国除俄而外，允许停付庚款五年，修正海关税则，切实值百抽五。政府迭向美使商请借款，不得，转借日款，以供政费饷糈。一则参战将来可于和会得有相当权利，并提高中国国际上之地位也。其他动机，殆不可知。

八月十四日，中国对德奥宣战，九月南北战起，南方倡言护法，组织军政府，其区域限于两广、云贵。四川、湖南则态度不甚明显，独立诸省不相统一，唐继尧、陆荣廷各霸一方，孙文徒拥大元帅之名，不能行使职权。就南北军队而言，北方兵数较多，设备较优，其区域之广大，列强之承认，均处于优越地位。顾元首、总理暗斗甚烈，督军自主省内之军政，干涉民政，不听调遣指挥，所谓土皇帝也，乃相牵制，造成南北相峙之局势。军人各谋扩张实力，榨取于民，全国收入尽耗于军费政费，不足，举借外债，云南等地且种鸦片，转运他省，以供军费，并扣中央税收，巧立名目，增加厘金、杂税、田亩附税。纳税之贫民无一权利可得。当其出兵之际，捉拿夫役，扣留车马，阻碍交通，妨害人民正当职业，战事区域骚扰尤甚，人民逃亡，田地荒芜，败兵溃卒，掠劫淫杀，状尤悲惨。就兵士而言，入伍之先，多为苦力，感受生计逼迫，乃以一月数元之饷，易其生命，固无目的之牺牲也。南北纷争，政府用兵，然非总统冯国璋之意，调北军两师入湘，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派吴光新统兵入川，调冯玉祥入闽。湘将不服，宣告独立，北军进攻败之，会桂兵来援，北军主将不睦。通电停战，退至岳州。四川则滇、黔、川兵混战不已，吴光新逗留鄂西，久始入川，熊克武诈为恭顺，出其不意，将驻重庆北军缴械，吴氏东逃。福建粤兵侵入，冯玉祥所部止于浦口，奉命移驻武穴，长江三督请作调人。十一月，段氏愤而辞职，梁启超亦去，皖系督军尚持战议。冯国璋特任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务，作为调停，仍主和议，命谭延闿为湘督，下令弭战。南方则谋利用事机，攻据湖北，值黎天才等于荆襄一带，宣布独立，明年（一九一八年）一月，桂湘军攻据岳州。皖系再倡战议，总统进退失据，拟至南京，中途折回，命曹锟、张怀芝督兵分路南下，逼而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入鄂之北军，次第攻取岳州、长沙、衡州，以师长吴佩孚之力为最。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湘督，直系不平，曹锟回直，北军止于衡州，张怀芝未有功绩。

国会第二次解散之后，冯总统下令各省依据约法，选派参议员，组织参议院，护法诸省固无代表，其职务限于改议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七年二月完成，国会仍用两院制，减少议员额数，众议员各由各地人民选举，参议员由各地方选举会选举，投票人之资格颇高。顾其困难，先无精确之户口调查，仓促选举，多由绅士把持，凡前所有之弊端，无不存在，段氏党羽组织安福俱乐部，活动尤力。八月，新国会开会，安福系议员占绝对多数，西南亦无代表，国会召集之日，总统冯国璋通电声明任期将届，冀望议员公举德望兼备之总统。其时冯段不协，暗斗日甚，军事计划无法进行，北方督军多为皖系，冯氏感受压迫，深为不安，不愿再任总统，事实上安福系亦不愿选之也。九月，国会组织选举会，徐世昌当选为总统，徐氏久为清臣，与袁世凯相善，亦为段氏之友，声望较高故也。皖系一方操纵国会，把持政权，一面利用参战名义，向日借款，扩充军队。初财政困难，政府迭向美使商请借款，不得，转向日本借款，美使往见总理，段氏态度迥异于前，业已变而亲日矣。其时欧战正亟，英法诸国竭其全力从事战争，日货因而销畅，工商业发达迅速，国内资本过剩，乃谋投资于外，自四年（一九一五年）起，迄八年（一九一九年）止，中国共借日款三万八千四百余万元，中央借得一万七千四百万元，省政府六千万元，私人营业一万五千万元，借款多在寺内、正毅任内。寺内久为陆军大臣，朝鲜总督，负有能名，时任总理大臣，所借之款，多无担保品，徒供中国内乱，所谓西原借款也。段氏向日购买军械，组织参战军。会俄国革命爆发，苏维埃夺取政权，协约国恶之，七年（一九一八年），出兵西伯利亚。日本力说中国缔结共同防俄协约，中国初多顾虑，后应日请，五月，先后议订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协约，予日方军事便利，顾后西伯利亚未有战事，协约亦无重要影响，政府将其取消。皖系则赖日本财力，维持现状，扩充军力，剪除异己，故应日方请求也。十月，冯国璋任满，徐世昌就职，段祺瑞亦辞职去，而政府政策迄未改变，乃以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

北方情状恶劣，西南党争亦烈，初段祺瑞不肯召集国会，孙文于上海通电斥之，七月，南至广州，第一舰队独立南下，宣言护法。国会议员来粤者一百五十余人，不足法定人数，八月，开非常会议，讨论组织政府，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分设六部，举孙文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九月十日，孙文就职，任命六部长官，而元帅则未就职，反欲承认冯国璋为继任总统，转圜解决。议员亦分派别，政学系人数虽少，其领袖李根源活动甚力，与陆荣廷相亲。大元帅则无实权，桂系遣陈炯明率粤军援闽，枪毙大元帅卫兵，听其指挥者只有海军，部长且为人暗杀，地位益孤。议员遂与政学系联合，有改组军政府之意，其计划则取消大元帅，改为总裁合议制。七年（一九一八年）五月，孙文辞职，并发通电，中称护法诸省曰：“其时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以宣告自主者，其态度犹属暗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武人争权自私自利心强，南北如一丘之貉！非常会议选举孙文等七人为总裁，陆荣廷、唐继尧通告军政府成立，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文赴沪，南北倾向和议。徐世昌就职之后，促进和平，美使见之，自称谋与南方磋商和议，但无一人足以代表南方政府：拟裁冗兵，但以筹款为苦。总统以为南方军队欠饷，金钱当能移动其心。国人久恶战祸，名流通电请和，报章夸张美英劝告之说：总统府顾问莫礼逊（Morrison）新自南方回京，上书陈说，中国宜和平统一，恢复民治，西南领袖均愿美国调停，协约国进而提出劝告。十一月，北南政府下令停战，事实上双方已无大规模之战事，各遣代表于上海会议，徐世昌仍谓和平成立，无款解散军队，商请美国借款，或与列强共同借款，美使则称中国统一之后，始可借款。停战令下，南北内部意见分歧，迟至八年（一九一九年）二月开会，北方以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则为唐绍仪。唐氏为军政府总裁之一，但以意见不合，留于上海，所谓代表者，不过代表一部分人士，或个人之意见耳。会议中之争执，初以陕西尚未停战，停止和议，江苏督军李纯等调停，始乃停战。四月，会议续开，南方提出取消军事协定，裁撤国防军队，国会行使职权，分用善后借款等提案。北方提出裁减军队，军民分治等议案。双方提案或偏于理论，或削减对方实力，笼统不切于实际，多未顾及人民利益，盖无和议之诚意。会巴黎和会不利于中国，学生起而攻击政府，唐绍仪乃于和议席上，提出北方绝难接受之条件八款，先未商于南方各代表，于是和会决裂。徐世昌迫而对于皖系让步，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改前参战军为边防军，任命段祺瑞为边防督办，改派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为和议总代表，和议遂无所成。

和议决裂之主因，一为南北之意见相去太远，一则南方各党不和，北方亦有党争也。唐继尧、陆荣廷各据一方，军政府总裁或在上海，或在云南，至是，孙文、唐绍仪辞职，岑春煊等较与北方接近，议订提拔广东海关盈余百分之十三归于军政府，总裁伍延芳后携款南下，章行严谓款为西南大学经费，控之于上海法院，可见其意见之深。北方直皖两系争权已久，段以部下不听指挥，自练新兵，购置日械，一部分为张作霖所夺，又为直系所恶，武人合纵连横，唯利是视而已。九年（一九二〇年），直系鉴于徐树铮之专横与活动，联合奉张，冀谋巩固其地位，五月，吴佩孚自衡州撤防，湘军战败张敬尧所部，收复湖南，直皖之嫌疑益深，奉张助直，徐树铮奉命免职，边防军改归陆军部直辖，段祺瑞怒而入京，改边防军为定国军，自为总司令，胁迫总统处分曹锟、吴佩孚，总统许而从之。七月，两军作战，一为西路，一为东路，西路激战于涿州、高碑店一带，定国军完全败溃，东路亦不能胜。段氏呈请夺职，总统许之，撤销曹吴处分，通缉徐树铮等，解散安福俱乐部，吴光新在鄂被捕，北京政府遂处于直奉势力之下。直系免去皖系之逼，尚未得有地盘，浙闽督军原与皖系接近，段密遣人与孙文释隙相结，直奉相处各谋扩张势力，北方问题尚多。西南情状亦极恶劣，军政府总裁不满于桂系之横暴，有辞职去者，在粤滇军以统率问题，发生内战，总裁伍廷芳亦同议员去粤。孙文等宣言在粤总裁不足法定人数，军政府之政令行动无效。在闽粤军，新得闽督接济，陈炯明率之回粤，战败桂兵，占领要城，桂将退出广州通电取消自立，时已迟矣。川、滇、黔方面，唐继尧之兵力较强，川黔为其外府，至是，川军、滇军冲突，滇军由顾品珍统率回滇，唐继尧为其所逐，贵州亦有叛乱，长官出逃。国内之纷扰益多，始则起于所谓护法也，实则议员并非民众代表，从未顾及人民利益，奔走活动，各谋利益，自第二次解散以来，开非常会议于广东，一无所成，其后不为桂系所容，入滇、入川仰武人之鼻息以生存，亦不可得，自时效而言，久当改选，其存在与否，固非民众所愿过问，护法诸省亦无重视之意，不过利用其名，以供党争，扩张势力而已。其人言行不一，反复无常，政治道德之低，行为之劣，无以复加，人而无信，其何能有建设，纷扰三年，人民痛苦不堪言状，国内盖少明了实状之政治家也。

军阀割据，统一不可骤期，论者指谓中国土地广大，交通不便，并由于历史上之遗传，倡言联省自治。其说始于民国初年，士大夫多谓中国向为统一国家，视为不祥之言，实则中央威权，尝难直达边省，地方长官操有大权。顾此主张发于政治论者，其人外受美国制度影响，内防袁世凯专横，欲以矫正时弊，至是，国内纷扰益甚，言者日多。湖南首先制定省宪，浙江诸省从而效之，制宪各省均由武人主持，含有政治作用，不过利用民意自治之名，避免中央干涉，巩固其地位而已。湖南地当南北之冲，迭受兵祸，及北军败退，湘人主张超出南北政争之外，总司令谭延闿宣布自治宗旨，旅外湘人应之，谭因部将不附而去，赵恒惕继之制宪，聘请具有专门学识及经验者十三人起草省宪，交审查委员会审查修正，委员为各县人民所选之代表，凡一百五十余人，草案修正后由公民投票复决。然后公布施行。十年（一九二一年）三月，起草委员于岳麓书院开会，四月草案完成，而审查委员多为政客，意见分歧，久始修正通过，再经公民表决，明年一月公布施行。省宪凡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省议会采用一院制，省长由公民投票选任，并可将其罢免，省务院分设七司，司长对省议会负责，采用强迫教育义务兵制。省宪注重全民政治，凡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仿自外国者，莫不应有尽有。顾其限于地小人稀人民知识较高及有组织之社会，湖南民众未受教育，从未参政，不知政治问题，将何以表示意见？徒供贪官劣绅舞弊而已。制宪者不知中国情状，不切实际，所贵乎政治学者，非抄袭之谓，乃视国内之实况，酌量制度之利弊，权其轻重缓急之程序，然后始能采行，切实运用，非公布之后，束之高阁，以待子孙施行者也。省宪不合于用，迄未实行，后曾修正，省长之权，视前扩大，所谓全民政治依然旧观，实际上则以武力维持政权。浙江继起制宪，其督军卢永祥原为皖系，借之自保者也，十年（一九二一年）六月，通电各省制宪，召集会议，起草省宪，通过后公布，内容多同于湘宪，组织近于五权，省政府于国宪未成立以前，不受中央命令，无异于独立国矣，顾未实行。明年，省议会议决将其交省民复决，兼及省政府组织法，俄改省宪为自治法，均未施行。他省受其影响者，江苏省议会提出省宪规程，陕西、江西、四川、广东、福建先后倡言制宪，皆无所成。总之，联省自治，乃省依据省宪，组织政府，统治本省地方政务，然后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宪法，完成统一，中央不得干涉宪法所予地方政权。其在外国多有历史上之背景，固非武人割据之谓，而在我国原无所谓民意，立基础于沙土之上，为人利用，宜其失败也。

武人专横，国内纷扰，北方于直皖战后，直奉分赃，靳云鹏组织内阁维持其间。其困难一为筹款，外国银行团非南北统一，不肯借款，乃向国内银行出重利息，借小借款。一则阁员不和，奉直各欲扩张权力。十年（一九二一年）四月，北洋军阀领袖于天津会议，结果反对广州另设政府。靳云鹏改组内阁，直系统治陕西，张作霖授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特区都统，其分配仍为维持双方利益之平衡。湖北督军王占元参加会议，自津归鄂，宜昌、沙市等地先后兵变，大肆劫掠，鄂人恨之，乞援于湘。湖南多兵，收入不足供给，将士原欲向外发展，皖系予以经济援助，七月，出兵进攻，鄂兵拒战不胜，武昌危急，王占元辞职而逃。吴佩孚奉命代为两湖巡阅使，部将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调军入鄂，军舰助战，湘军拒战不胜，北军攻占岳州，九月，和议成立，乘机入鄂之川兵俄亦败退。战事结果，直系之势力大涨，张作霖益忌吴佩孚，政客乘机挑拨，乃欲梁士诒组阁，梁氏久官于京，精明强悍，有财神之名，十二月，新阁成立，时传与安福系连结，谋于军饷上抑制吴氏，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一月，下令特赦皖系祸首，不肯交足吴氏兵饷。会华盛顿会议召集，梁阁倾向直接交涉山东。吴氏利用卖国之名，迭次通电诋之，直系督军发电响应，张作霖为之辩护，吴氏一并斥之，含有挑战之意，进而限期梁氏去职，并电总统将其罢免，所谓外交联合会等宣布其罪状。梁氏托病请假，奉张态度强硬，仍力拥护梁氏，其应付之策略，则遣代表赴粤与孙文合作，隐结豫督赵倜及张勋旧部，遣兵入关共制直系。吴佩孚调遣所部预备战争，曹锟先与张作霖结为亲家，初守中立，遣弟出关商洽和平，尽许奉张之请，直系军官不服，主张拒抗，曹锟电召吴佩孚北上，指挥军队，冯玉祥奉命统兵自陕入豫，战机日迫，徐世昌遣人调停，不得。四月末，战起，东路直军败退，西路战尤激烈，奉军大败，撤退出关，梁士诒奉命查办，张作霖免职。张氏出关，自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言自治。方两军之激战于京畿也，赵倜部将进攻冯玉祥兵，会援军至，败之，冯氏遂为豫督，战争结果，直系之势大涨，支配政府，其将领多不相能，各自为派，北京政府统治区域有三特区，黄河流域，长江一部分土地，实际上山西、山东诸省不过貌合神离，长江则苏督齐燮元颇有势力，浙江则属皖系，后命孙传芳援闽，兵力方始达于福建，乃谋恢复法统，完成统一，亦无所成。

南方亦有战事，初九年（一九二〇年）秋，陈炯明所部占领广州，孙文南下，重行组织军政府，前七总裁实际任职者只有两人，非常国会议员一部分散去，留者以新补议员为多，其统治区域限于广东。其时刘湘主持四川宣布自治，滇贵长官先后为部将所逐，均与军政府无关，广西业已取消自主。孙文则欲另行组织政府，陈炯明倾向联省自治，双方意见不协，明年四月，非常国会通过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文为大总统，五月就职，任命部长。六月，粤桂战起，桂将有通款者，粤军乘胜直达南宁，陆荣廷出逃。孙文谋欲北伐，乃于桂林组织大本营，任命司令，将取道入湘，湘人拒之，陈炯明不肯予以接济，筹饷委员遇刺而死，明年，潜师回粤，陈炯明奉命免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兼职。陈以所部分散，退至惠州。北方直奉将战，孙文原许助奉，以为陈炯明不致异举，改道江西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州，及北伐军深入江西，驻桂粤军乘机回粤，要求陈炯明复职，孙文命其办理两广军务，节制军队，而粤军留驻不去，孙文回归广州。六月十六日，粤将叶举围攻总统府，通电请其实践与徐世昌同退之宣言，初孙文就职，曾有徐世昌放弃非法总统，亦愿同时下野，及徐为直系逼而辞职，北方在野名流多人请孙去位，至是，粤军视为口实。总统蒙难避居军舰，欲待北伐军回援，而北伐军战不能胜，始于八月北至上海。陈炯明出任粤军总司令，诿称事为部将所为，孙文深为失望，自谓奋斗三十年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其斥陈炯明曰：“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以下犯上，原为不忠不信，国中祸乱之多，常由于此，岂为陈氏一人而发？政治道德卑劣，实无法进行改革与建设也。

内乱迭起，人民之担负有增无已，政府收入全耗于政费兵饷，不足，则高出代价，百方募债，其恶劣之影响，则政府收入愈少，财政更为困难，而当事者存有五日京兆之心，从不于根本着想，只为目前一时之计，人民愈苦，国事益乱。督军出身行伍，或愚陋无识，或营私殖党，或拥兵自雄，合纵连横，唯利是视，翻云覆雨，不可究诘，假托民意爱国之名，无往而不病民害国，政治之基础薄弱至此，其维持地位权力之方法，则恃兵力。其兵多为生计困难之苦力，无法谋生，迫而当兵者也，战争御侮则力不足，为害于民则力有余，一战败溃，流而为匪，枪械遗留民间，大为良民之害，国人厌恶军阀，亟望统一。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直系战败奉兵，谋欲利用法统，统一中国，其理由如孙传芳之通电曰：“……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其说自理论而言，原不可非，自复杂之事实而论，则不切于实际，直系军阀通电应之，议员于天津开会，宣称另组合法政府，六月，徐世昌去职。黎元洪受武人名流之敦请，以废督裁军为条件，入京就职，凡恶直系者反对复职，浙江宣布独立，孙文亦不放弃非常总统，宣言兵工计划，主张直系应将军队半数改为工兵，作为停战条件，会为陈炯明所逼去粤。国会筹备开会，其先议员在粤开会，不足法定人数。乃于八年（一九一九年），采用非常方法，补足一部分议员，至是，民六、民八议员，争先出席，闹至不能开会，政府设法安插民八议员，始已。综之，总统任期五年，袁世凯未完之任期，黎元洪、冯国璋次第接任，业已满期，国会于二年（一九一三年）开会，参议院议员，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三年一选，岂有历时十年，尚未改选，仍为国民代表之理？法统之说，徒供内争，自私自利之心理，拥兵割据之观念，不稍改变，统一殆不可能，识者故劝黎氏自认为事实上之总统，国会努力制宪，不幸非其所愿，无济于事。

南方则孙文于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去粤，北伐军回粤被阻，许崇智所部粤军退至闽边，闽督李厚基忽而附于直系，部将不服，与许部联合，进攻福州，徐树铮出而活动，李厚基出逃。孙文命编入闽各军为东路讨贼军，预备回粤，陈炯明遣兵防之。广西则情状复杂，滇军有自江西败归者，有新入桂境者，桂军有前降服者，有转徙湘赣再入本省者。尚有粤军驻防，收入不足，乃谋向外发展。国民党乃遣人商于岑春煊，与桂将合作，于是各军联合，十二月出发，进据梧州，沿江而下。粤军不胜，退往惠州，陈炯明通电下野，滇桂军入据广州，许部亦自闽归。斯役也，以滇桂军之力为最，其将领杨希闵、刘震寰、沈鸿英各欲分据防地，多得款项。沈鸿英初为岑春煊部将，隐受北京政府命令，别有怀抱，诸将互相监视，不敢先发。明年，许部粤兵抵粤，二月，孙文再入广州，发表裁兵宣言，诸将固未裁兵，组织大本营，自任大元帅，指定各军防区，不得擅自移动。直系谋用力兵削平西南，孙传芳奉命督闽，沈鸿英督粤，孙氏逐渐统一福建，沈氏举兵失败。其时广东东江一带为陈炯明旧部所据，滇桂各军争夺利益，独许部粤军忠于大元帅耳。政权亦不统一，孙文曾发宣言，中云：“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尘市为之凋败，此尤足令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彷徨夙夜莫知所措者。”粤人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尤以商民为甚。宣言发于反直战争之际，沉痛剀切之至，其解决方法，则遣军北伐也，无如滇桂杂军不受调遣，北伐未能进行，而广东事变迭起（其详见后）。

直系拥护黎元洪复职，召集国会，统一希望仍归泡影。曹锟于战胜后，地位益高，政客奔走其门，直系分为天津、保定、洛阳三派。津保政客眼光短小，洛派以吴佩孚为首。拥护总统，暗斗甚烈。王宠惠时为国务总理，阁员多知名之士，国会议长初以疏通组阁，为吴佩孚所斥，电云：“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好人内阁”，上不容于曹锟，下见嫉于议员。众议院议长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纳贿，亲往总统府告密，总统下谕捕罗，明日府院会议。阁谓总统违法，罗案拟送法院办理，而议长出而阻挠。吴佩孚初欲维持“好人内阁”，电称捕罗之非，曹锟意欲见好于国会，竟为议员张目，吴氏让步不再过问，王阁辞职。政治全为私人利用，固无是非曲直，立法院自身首先破坏约法，法统之说根本扫地矣。内阁改组，张绍曾后得有津保派及国会同意，出而组阁，张之为人，好骛虚名，贪恋权势，敷衍各方，以和平统一为号召，实则一筹莫展，反与议员勾结。曹锟谋为总统，赠送议员津贴，谓系仿前送冰敬炭之意，联络感情者也；洛系督军主张慎重，然无效果，选举总统变为暗斗之问题。黎于复职之初，电称任期听候国会解决，言者多有背景，议论分歧，国会暂置不问，主张制宪选举同时并进，而宪法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乃定出席费及缺席扣费章程，商请总统筹款，总统谕令海关总税务司拨款，曹锟以为总统见好于议员，阴谋连任，授意阁员辞职，其理由则制宪经费，未交国务院主办，违反责任内阁制，张阁辞职，此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事也。明日，军警代表直向总统索饷，公民团执驱黎旗帜，至其私宅喧闹，军警不肯弹压，且以饷项无着，全体罢岗。黎宅电话、自来水均停供给，而黎尚不肯去，维持治安之王怀庆、冯玉祥呈请辞职，黎氏退回辞呈，二人不收，另谋组阁，又不可能，商于曹吴，亦无效果，始乃出京。心中愤恨，收藏印信于使馆区域，任命新国务总理，裁撤巡阅使、督军等官，十三日，乘车赴津。直系官员检查印信，不得，竟在车站勒索，并出电稿强其签名，黎氏从之，始得自由。武人政客前后行径，直为儿戏，往日敦请而来，今则逼之使去，反复无常，唯求权力而已。

黎氏在津，发表不利于直系之命令通电，国会认为无效，阁员宣告复职，摄行总统职务，冯玉祥等亦自复职。奉曹锟电令维持秩序，议员不慊于逼宫者南下，亦有为利所动再回北京者。曹锟欲为总统，贿赂议员，每人给予五千元，亦有公布证据向法院控告者，议员益为国人所恶，向之主张护法者，亦深痛心。十月十日，曹锟就总统之职，国会公布宪法。宪法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大部分同于天坛宪法草案，其不同之要点，一则列举中央各省权限，一则地方分省县二级，各省得制省宪，此盖由于联省之政论宣传已久，士大夫渐而改变观念也。关于省之组织，旧分三级，就古今形势交通及行政便利而言，无此需要，改革不可谓非进步。国会组织仍分二院，议员任期如前，国务员对众议院负责，总统命令除任免国务总理外，非经国务员之副署，不生效力，仍为内阁制也。自理论大体而言，宪法条款多不可非，其困难则在实行。第三十二条，规定军费不得逾岁出四分之一，就条文而言，原近于理想之政策，就环境事实而论，决不能行，载入宪法，不过证明条文不适于用，而尊重宪法之心理，反而降低，草议宪法，必须顾及国情时事，非为子孙后世也。条文之冗繁，前后偶尔之矛盾，犹其余事。明年，直系失败，宪法随之推翻。曹锟当选，贿声彰闻，孙文通电声罪致讨，并请张作霖等举兵，卢永祥宣布独立，未与贿选之议员，谋欲另组政府，上海等地市民亦愤慨者。对于战事双方均无充分准备，商民更不欲其实现，暂时相安。明年，江浙战起，奉张出兵，大规模之战争复起。

淞沪属于江苏，卢永祥自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部将继任，苏督命令不行于境内，曾欲收回政权，不得，会淞沪警察厅长遇刺而死，双方委人接任，各不相让，几致战祸。江浙绅民奔走运动，两省签订和平公约，皖赣相继加入，独孙传芳不可，孙氏用兵平定异己之诸将，统一福建。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闽将有率部属入浙者，卢永祥收之，以厚兵力，苏督齐燮元认为违反公约，而卢态度强硬，不受调停，双方备战。九月初，两军激战于泸宁路安亭一带，战线延长，区域扩大，江苏方面军队较多，而战斗力弱，相持不决，孙传芳统兵入浙，占领要城，逼近杭州。卢氏放弃浙江，十月初，沪战亦败，逃往日本。人民逃亡失所，田舍为墟，苏人所受之痛苦，固多于浙人也。战祸既起，孙文宣言北伐，亲往韶关，预备攻赣，而滇桂诸军不受调遣，商团之变将起，未能进行。奉张自前败后，选用将校，积极练兵，购置新式军械，战斗力颇强，至是分路出兵，自任总司令。吴佩孚自豫入京，曹锟任为讨逆军总司令，分三军应战，下令讨伐张作霖。吴氏军令森严，奉调各军。即日出发，饷糈缺乏亦不敢争，就军队而言，人数多于奉军，战斗力亦不甚弱，江浙战事已告结果，尚可调遣大军北上。顾直系自战胜以来，派别渐多，吴氏刚愎自信，对于同起之诸将，颐指气使，从不予以发表意见之机会，其尤不满于吴氏者，无过于冯玉祥矣。冯氏与吴佩孚等同为曹锟部下之将校，从曹锟攻四川护国军，后驻常德，誉望日隆，旋移军西入陕，为陕督。迨直奉战争，出兵讨奉，平定豫乱，升为豫督，扩充军队，为吴佩孚所不容，奉命入京，仅得陆军检阅使之虚名，所部名为一师，实数在三万人以上，饷糈困难，心怀怨望，至是奉命担任热河方面军事，不肯作战，遣密使往奉议订协妥。十月中，长城一带两军于激战之后，各无进展，而冯玉祥率兵秘密开拔，兼程回京，二十三日夜间，未遇抵抗，占领北京要区，包围总统府，通电停战。事变之起，迅速异常，出入意料之外，曹锟不得自由，下令前敌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吴氏分兵防御奉军，一面命兵防守天津一带，调兵北上，而山西、山东督军忽而阻断交通，吴氏前后受敌，军心丧沮，乃率残部自大沽浮海南下，直军多为奉军改编，战事暂告结束。

国人久恶皖系之专横误国，直皖战起，多同情于吴佩孚，直奉战争亦同情于直系。直系自战胜以来，倡言恢复法统，统一中国，士大夫为国事设想者，深以为然，北方名流电请孙文下野，固其明证。黎氏就职以来，一无所成，统一希望归诸泡影，反为直系所逐，狐埋而狐搰之，反复无常，大为国人所恶，所谓国人者，指士大夫或有闲阶级而言，大多数平民知识浅陋，生计困难，纳税奇重，一遇水旱之灾，救死未暇，遑问他事。士大夫处于优利之地位，享受最高之奉养，除文字表示意见而外，多无建设之事业，其不肖者，奔走权贵之门，供人利用，口称爱国，而实病民。军阀之反复无耻，更何足责！曹锟驱黎而后，靡款千万，办理贿选，就职以来一无建设，覆亡原不足惜，所可悲者，政治道德之低落，国内之纷扰益多，而人民所受之痛苦愈深。北方初用总统名义，任命黄郛为国务总理，俄而曹锟宣布退职，仍未恢复自由。冯氏既得处分总统，又逼清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修正优待条件。关于政府组织，张冯协商之结果，力请段祺瑞入京，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十一月二十四日，段氏就职，组织政府，其公布之条例，执政为国内最高长官，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下置国务员，分长各部，盖合总统国务总理之职权为一，成立非有法律之根据，乃应南北将领之拥护电请，且知国人厌恶国会，无须监督机关，其徒固以革命政府自称。政府制度剧变至是，可见人民之心理，唯望政府力能维持治安，人民安居乐业，法统违法之争，非其所过问也，于斯重大代价之下，法统始作结束，能不悲乎？段氏跃为执政者，一则身为北洋军阀先辈，资望颇高，一则无适当人选，长江各督谋求一时之安，通电推戴，孙文亦与段氏合作。顾自皖系败后，根据地尽失，并无强有力之军队可供调遣，终不免为人所逐。其时奉系强盛，次第取得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政权，冯氏据有北京一带，新得察哈尔、绥远，陕军则向河南发展，长江一带直系仍有相当势力，西南则纷扰如故，国民党虽已改组，而广东政权尚未统一。

政府自袁世凯死后，威权减削，造成割据之形势，纷扰不已，言之痛心。外交原为内政之表现，亦难有所成功。顾自欧战以来，国际间之形势迥异于前，深谋远虑之政治家，感受战争之摧灭文化，谋欲废除战争，树立永久和平之基础。一则士大夫深受外国之政治影响，鉴于不平等条约之缚束，力谋恢复主权，爱国思想造成强有力之表示。一则俄国革命成功，共产党掌握政权，对于中国放弃权利，一面利用时机，谋欲驱逐资本主义强国之在华势力，国人久受列强之凌虐，知识界人主张联俄，列强对华不得不稍改变政策矣。此种动力，非一人一党所能造成，盖所谓大势所趋，莫之能御也。于此期内，中日交涉最为重要，日本利用战争之机会，一面借款卖械于北京政府，巩固亲日派之势力，一面要挟协约国承认其在山东权利。战后乃处于孤立地位，其在华盛顿会议之让步，自然之结果也。兹略叙外交上之大事如下：

欧战起后，日本出兵山东，威胁中国，缔结丧失权利之条约，协约国大使奉命往见其外务卿，建议日本劝说中国加入战团，外务卿反对，日报诋毁英国不遗余力，及其在华地位巩固，与俄再订密约，始渐改变态度。战争延长，协约国颇处于危险地位。德国宣布无限制使用潜水艇，尤使之不安。英国商请日本海军出援地中海，日本则以山东权利之让与，及得赤道北德岛为交换条件。山东已言于前，赤道北德属岛屿于宣战后，即为日本舰队占据，英国允许于和会援助日本，二国互相换文。法意对日亦有同样之允许，中国政府初向德国抗议，未有满意之答复，断绝二国之关系，日本以为中国外交政策之决定，先未受其影响，劝说中国参战甚力，而国内纷扰迭起，久始下令对德奥宣战，南方政府亦作同样之表示。中国所得利益，一为取消德奥庚子赔款，收回租界，一为停付协约国庚款五年，俄国另有规定，自六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起始，年逾二千万元，一为修改税则，按照时价实收值百抽五。总之，中国参战，盖为经济政治原因，协约国对于中国实无诚挚友谊之表现，日本利用美国加入战团之时机，遣大员石井赴美，协商海军事宜，及在华权利。美国务卿蓝辛（Lansing）与之交涉，二国换文，一面维持在华门户开放政策，一面美以中日地理关系密切，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特殊利益，作何解释，言者不同，日美意见亦不一致，日本视为胜利，先期告知英法等国大使，驻京日使通知外交部，美使后亦奉命通知中国。外交部复称换文关于中国，未得其同意者，一概无效。其时共产党于俄夺取政权，其领袖深知人民心理反对战争，主张和议，资本主义国家恶之之甚，无异于洪水猛兽，日本进与中国议订陆海军协定，出兵西伯利亚援助白俄，凡此事变，皆受欧战之影响而生。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冬，德国乞和，欧战终止，明年一月，巴黎和会开会，南北政府各派代表，其共同策略，则挽回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也。初美国参战，总统威尔逊（wilson）宣言和平原则，中国人士抱有极大之希望，出席代表之具体要求，则德国归还山东一切权利，列强取消势力范围，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其他侵犯主权之条约。日本代表则欲维持其已得之权利，和会最高会议，初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组织而成，各有代表二人，继由前四国行政长官出席，后意退出，变为三巨头会议。中日代表迭以山东问题，发生严重之争执，日本提出人种平等待遇案，未为各国所接受，不欲再违其意，英法又受密约之束缚，援助日本，意国业已出会，威尔逊鉴于日方代表态度之强硬，患其出会，转而让步。四月末，三巨头会议决定日本享受德国前在山东之权利。和约关于中国者，德国放弃庚款，归还天津、汉口租界，送还前自中国运德之天文仪器，及不请求因战事处分而生之一切损失赔款。山东交涉归于失败，我国代表称其原因，一为日本与英法诸国订有密约，一为七年（一九一八年）中日济顺高徐铁路借款之照会，关于山东有欣然同意之语。主持铁路借款者，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也，三人有亲日派之称，言者斥为“卖国”。五月初，北京学生开会，议决请愿，四日，三千余人赴总统府请愿，不得，往见美使，适其他去，拥至曹汝霖宅，夺门而入，毁坏玻璃什物，曹汝霖、章宗祥值在宅中，曹自窗出逃，章被殴几死，纵火焚屋，而大批警察赶至，扑火，捕去学生七名。政府力欲维持威信，学生乃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此固何能独责血气方刚之学子？执政者不为国家设想，贪图一时之利，卖国或非本心，误国之罪，其何能辞！

风潮既起，通商大城之学生，闻风起应，或集队游行，或四出演讲，或检查日货，而皆废学。政府或捕囚首要，兵警或与之冲突，北京、南京各有其例，商人迫于大义，表同情于学生，起而罢市，抵制日货，工人罢工。日货之价值大落，奸商不免偷运，不肖学生亦有助之者。顾此为极少数，或因意志薄弱，或为金钱所诱，或借以糊口，就整个运动而言，固无重要。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人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之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学生运动遍于各省，一致要求罢斥曹陆，政府许其辞职，始已。关于山东，各地团体争电代表拒绝签字，代表提出保留条件，不为列强所接受，势将决裂，总统徐世昌以为无法应付，忽向国会辞职，议长谓为内阁负责，退还咨文，政府地位颇陷于困难。六月，对德和约签字，我国代表未赴会场，九月，签字奥约，得为国际联盟会员之一。国际联盟于明年成立，其职志则消弭战争，保障和平，兼谋发展国际间物质及文化事业之合作也。其组织可别为三：（一）理事会，初设九席，永久会员占五，余由大会选出，美国不肯批准和约，未入联盟，永久会员只有英、法、意、日，后许德国加入，仍为五国，日德现已退出。其非永久会员被选为理事者，初只四国，后增至九国，三年一选。（二）大会，凡加入联盟者，均有代表，一国只投一票。（三）秘书厅，其职员由理事会委任，为执行议决案之机关。成立之年，加入者四十五国，逐渐增至五十六国，而美俄尚未加入，不无减少联盟之权力，增加其应付时局之困难（俄国现将加入）。其组织及用人行政，虽常不免受人批评，而固人类自有史以来谋求和平之有价值之机关也。奥约签字后五日，总统布告中国对德战争终止。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德订成条约，恢复邦交，德国放弃旧日享受之权利。日本依据和约，承受山东权利，对美声明交还山东主权，保留经济利益，并于青岛设立租界，迭向外交部建议协商，而政府鉴于国人反对直接交涉，托词推诿，迨华盛顿会议，仍由二国协商解决。

中日地理相近，关系密切，而中俄接壤者长逾万里，帝俄侵略中国同于日本。及十月革命后，列强援助白俄，牵及中东铁路及外蒙古。日本深患共产主义之传播，首言出兵西伯利亚，美国患其别有所图，坚持反对，法英则主干涉，会德俄和议成立，盛传德奥俘虏活动，捷克军受俄攻击，协约国主张出兵往援。日本借口商人被杀，日兵、英兵自海参崴登岸，法美亦遣兵往，列强议订兵数，而日美均不遵守。捷克军退至西伯利亚者，占据要城，夺取海参崴政权，援助海军大将霍尔瓦特（Kolchak）创设政府，协约国亦力予以援助。其后日美忌妒日甚，捷克军急于撤回，霍尔瓦特乃为协约国所卖，美英法兵归国，独日借口庙案不肯撤兵，库页北半亦为日兵占据。其先俄国于西伯利亚活动甚力，并谋扰乱中东铁路，华兵奉命干涉，日本诱说北京当局缔结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协约，冀谋伸长势力于北满，欲代华兵保护中东铁路，铁路乃由国际委员会管理，以美人为长，日本反对。其时帝俄业已覆亡，而前公使领事尚在中国办理交涉，经费自庚款提拨，九年（一九二〇年），政府撤销承认，而中东铁路仍在白俄之手，提用路款，作为政治活动，奉张接收铁路区域行政，总统下令管理俄人，接收租界。十月，道胜银行与中国代表议订共同管理铁路章程，苏俄称其无效。外蒙古亦受革命影响，白俄日人均有活动，都护使陈毅颇与王公相亲，说其取消自治，双方议订优待条件。会欧战结束，参战军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奉命为筹边使，遣兵进驻库伦，八年（一九一九年）十月，亲赴库伦阅兵，威胁活佛王公取消自主，捕囚陈毅，凶横鸱张，不知蒙人心理，徒贻无穷之祸。总统加封活佛，取消中俄蒙协约，命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呼伦贝尔特区亦奉令取消。明年，直皖战起，边防军遣散，经营计划全归失败。白党恩琴（Ungern）统率败兵，逃至外蒙进攻库伦，蒙人助之，守兵力单，求援不得，外蒙遂失，恩琴建国，大肆屠杀，政府置而不问。苏俄红军入蒙战败白党，驻兵其地，改组政府，双方订结条约。

苏俄自成立以来，深信工业发达之国，将起革命，第三国际活动甚力，益专力于亚洲，援助弱小民族，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久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感受内乱之迭起，生计之困难，视其宣传之主义，为解决社会问题之要径，深表同情于苏俄。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苏俄代理外交总长发表宣言，明年三月，外交部方始收到，原文先后歧异。外交部收到之电文，有“苏维埃政府愿将中国东部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而俄公报发表之文，关于此点，独无只字。说者谓宣言为宣传文字，其主要意旨，则各国内部完全自主，苏俄废去前俄所订密约，及侵犯中国主权之条约，现愿放弃前在满洲夺取之侵略品，拳乱之赔款，及各种特别权利。二国从速恢复邦交。北京政府多所顾忌，帝俄公使尚在北京，乃派军事外交代表团赴俄。九年（一九二〇年）九月，苏俄再发宣言，声称归还租界，恢复商务，放弃庚款，取消领事裁判权，二国各不容留背叛政府之个人及团体于境内，中国驱逐前俄外交人员出境，双方速订专约恢复邦交。中国仍无举动。其时苏俄红军进至西伯利亚，其地独日兵尚未撤退，俄人组织远东共和国，并得苏俄承认，遣代表优林（Yourin）来京。政府不顾日法之干涉，予以非正式之款待，进而撤销帝俄外交人员之承认，封闭俄邮，交涉未有进步。明年，苏俄派员来华亦无所成，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始遣要员越飞（M，Joffe）来华，八月抵京，活动甚力，应北京大学之请，作公开讲演，教育界人之同情于俄者日多，交涉则以外蒙问题，毫无进展，明年一月，南至上海，谒见孙文。孙文前在广东，外不见助于列强，内见逼于陈炯明，深为失望。二人迭次会商，发表共同宣言，说明解决中俄问题之原则。越飞俄往东京会议，未有所成，病重回国。外交委员加拉罕（M，Karakhan）奉命来华，苏俄两次宣言，皆其草成也，颇受中国人士之欢迎。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加拉罕入京，列强方以临城劫车案多所要求，俄使抨击资本主义国家，王正廷奉命与之交涉，俄使要求正式承认苏俄政府，不得，交涉以中东铁路、外蒙驻兵为焦点，未有进展。明年春，英意先后承认俄国，北大教授函请外交当局速议条约，交涉始有转机，三月中，议订大纲，解决悬案。俄国放弃租界、庚款、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殊利益。草约签字之先，王正廷未向外交部报告请训，总长顾维钧乃于内阁会议提出修改外蒙撤兵等款，令其照办。俄使照会外交部限期正式签字，王亦不愿再议，政府将其免职，交涉停顿。论者谓俄放弃特殊权利，大纲为中外平等条约之一，而顾维钧挟私争功，将其推翻。会日俄交涉已有端倪，顾维钧知其失策，设法再与加拉罕磋商，五月，成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末附声明书七。其要款共五：（一）二国恢复邦交，中国移交使馆、领事馆及教产于俄。（二）俄交还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放弃庚款作为教育基金，二国共同管理。（三）苏俄申明凡前帝俄所订条约有碍中国主权利益者，一概无效，两国嗣后不得订立损害缔约国主权利益之条约协定。（四）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两国举行会议，商订解决悬案办法，约中列举五端：一、外蒙撤兵。二、议订边界及航行章程。三、中东铁路问题。四、讨论赔偿损失。五、教堂交还俄国。（五）中东铁路纯为商业性质，凡关于主权之各项事务，概归华官办理，苏俄许赎铁路，于未解决以前，两国共同管理，用人各占半数。综观条约内容，苏俄放弃之权利，业已不能享受，而两国间之主要问题，并无具体解决之方案，苏俄声称本据宣言之精神解决悬案，而竟一无解决。会议迟至年余方始举行，未有结果，其困难之症结，则北京政府之权力，不能达于国内，奉张于兵败后，亟欲报复，自行办理东北外交，教育界人或同情于苏俄。苏俄遣员至奉，九月议成协定，改铁路无条件归还之期八十年为六十年，并修改前铁路条约。外蒙方面，俄人操纵贸易，并占一部分土地，活佛病死，废而不置，青年党人掌握政权，苏俄信其地位巩固，方肯撤兵。新疆方面，于九年（一九二〇年）即与俄订商约，双方相处尚安。要而言之，俄国对华之外交，倾向于利用时机，对于北方议订协定，对于南方予以援助。对于列强，则本于打倒帝国主义之思理，力谋驱逐其势力出于中国。法日不欲中俄恢复邦交，协定成后，出而干涉。

日俄而外，美国对于中国亦深关切，其教士创办之学校医院，颇有影响于时，商业自巴拿马运河成后，亦有进步，疑忌日本扩张势力于中国西伯利亚，不顾英日续订同盟条约，商得英国同意，十年（一九二一年），其总统哈定（Harding）召集华盛顿会议，限制海军，而并解决日美间之问题，十一月开会，与会者有美、英、中、日、法、意、葡、荷、比九国代表。日本处于孤立地位，让步最大，说者比之受审判焉。其关系中国者，一为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各国在华工商业之机会平等，不为本国人民谋得特殊利益，于是门户开放变为国际条约之一。二为交还山东；初日本迭请中国协商交还条件，政府鉴于舆论反对直接交涉，拒绝其请，至是仍由二国于会外交涉，英美各有代表出席旁听，交还胶州湾，双方未有争论。其详细办法，由二国委员会商定，六个月内实行。其较困难解决者，一为胶济铁路，历久交涉，日本始许中国出款四千万日元，于五至十五年内赎回。期内任用日人为铁路总管。二处分公产，日本放弃大部分公共建筑物，其商人仍得维持商业上之势力，中日合办矿产。俄而日派代表会议于北京议商细则，日军撤退，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交还青岛。三为满洲问题，日本不肯放弃旅顺、大连及其他权利。中国要求废去四年（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日方反对，最后声称南满、东蒙铁路可由新银行团借款承办，得以其地税收为担保，日本放弃南满，雇用日人为顾问之优先权，及第五号将来再议之权利。说者谓日于南满之地位业已巩固，而此于其大计固无所碍。明年，国会议决四年（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无效，外交部照会日本，亦为其所拒绝。四为收回主权，中国提出之要求甚多，列强让步者，亦有数端。（一）列强承认海关税率于厘金取消之前，寻常货品增收百分之二点五，奢侈物品百分之五，合前税计之，前者征收百分之七点五，后者百分之十。厘金废除之后，税率可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水陆贸易一律相同。（二）领事裁判权，中国代表要求定期废除，不为列强所接受，会议决定列强设立委员会，调查中国司法状况。（三）英国表示愿还威海卫，但于九龙及势力范围不肯放弃，日法亦然。（四）列强允许撤废客邮，及停止无线电营业。凡此种种，多有利于中国，会议之先，国人希望太奢，自不免于失望。多所诋毁，要非平心之议。所可惜者，俄为世界大国之一，未被邀请出席，会议结束之后，法以解决金法郎案为要挟，迟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始肯批准。其当附言于此者，西藏问题迄未解决，藏兵深入西康，班禅喇嘛不为达赖所容，逃至内地。

综观以上史迹而论，内政外交均不免于失望，国内党派分歧，外交常供党争之用，其一二成功者，要由于时事之转移，环境之变迁，国际上之新形势，而非一二人之力也。中国苟为统一国家，维持境内之治安，人民安居乐业，外交上之胜利，殆不止此。北方自直系败后，段祺瑞应武人之请，出任执政，顾其部属之地盘丧失已尽，奉系、国民军（冯部改名）峙立。奉张乘其战胜之威，遣兵南下，夺取直隶、山东、安徽军权，江苏督军齐燮元奉命免职，部下不愿再战，有起而叛乱者，迫而去宁，张宗昌仍率奉军南下，齐氏煽诱上海驻兵，联合孙传芳所部，解决杂军。奉军南至南京。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一月，苏军奉军战于镇江重镇高资，张宗昌所部杂有白俄，利用铁轨行驶铁甲车，中装大炮，战斗力强，苏军败溃。齐燮元扼守无锡，亦为奉军所败，淞沪不战而下。陆军总长吴光新来沪，二月，江浙和约成立，双方撤兵，上海兵工厂由总商会保管。孙传芳遂处于优势，其兵虽较苏军能战，而人数无几，浙将先有勾结旧部叛去者，孙氏以兵平之，双方绝无合作之可能性，奉军力能取浙，反而撤兵，宜奉张不慊于吴光新，而言者论其别有怀抱也。奉军兵力直达长江下流，而江皖先未裁兵，于是军饷大增，筹款困难，主客相处，积嫌日深。北方则国民军见逼于奉张，冯玉祥宣称辞职出洋，部将向西北发展，胡景翼统兵入豫，河南尚有吴佩孚旧部，吴氏且回洛阳，执政令陕军东下会同作战，吴氏迫而南下，辗转走至岳州。陕豫两军各争地盘，发生激烈之战斗，胡景翼战胜，统治河南。长江中部直系尚有一部分势力。军阀各谋发展，暗中活动，及上海五卅惨案起，奉军以维持秩序为名，进驻上海，奉系健将杨宇霆、姜登选新授苏皖督办，反奉各系预备再战矣。

段氏出任临时执政，原无法律之根据，其政府所谓事实政府也。军阀怀抱不同，齐燮元等亦请其早日出山，初反直战争酝酿之际，孙文与段氏、奉张合作，遣兵北伐，然无效果。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冬，直系失败，冯玉祥等电请孙氏北上。孙氏发表宣言，申述国民革命之目的，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十一月北上，自沪取道日本，由日赴津。其时段氏业已入京，组织临时政府，通过善后会议条例，征求孙氏同意，孙氏主张公民组织之团体派出代表，而政治机关居于次要，对于条例表示不可，而执政径自公布条例，通电于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二月以前开会。国民党反对，及孙氏扶病入京，建议解决方法，而执政采用敷衍手段，国民党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会议如期召集，议订数种条例，别无结果，政府创设临时参政院，筹办国民代表会议，设立国宪起草委员会。顾此多不切合当时之需要，议订之宪法草案，无法实现，时人亦不之重。于此各派暗斗情状之下，奉系最强，变为众矢之的。俄大使加拉罕活动甚力，国民党顾问鲍罗廷（Borodin）谒见冯玉祥说其讨奉，冯氏感受地位之危险，军械之缺乏，愿与苏俄合作，请其接济。第三国际领袖乃信国民党反英，国民军反日，将驱逐帝国主义之势力出于中国，后知其不可能，改而专反英国矣。奉张部将郭松龄为后起之杰，与同事者不和，奉命渡日观操，与冯所派人员相识，共谋倒张，其妻亦与冯妻相善，谋成而事未举。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月，孙传芳感受奉兵之逼，调军分路攻苏，驻沪奉军奉命撤退，孙传芳占据上海，通电讨奉，苏将谋欲应之。杨宇霆仓促北上，奉军未及渡江者尽行缴械，损失颇重。江北驻军起而响应，奉军退出蚌埠、徐州，止于山东。方奉军自江苏撤退也，吴佩孚回鄂，称受十四省之推戴，就讨贼联军总司令职。奉军之北退者，非其兵力弱于孙传芳所部，乃视冯玉祥为心腹之病，必欲其表示态度也。冯则托词推诿，奉军调动，采取包围北京之计，国民军则欲夺取保定，段祺瑞调停其间，划分二军防区，以为华北战争可得幸免，而郭松龄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倒戈。郭氏统率精兵驻于滦州一带，原与冯氏勾结，至是诱捕奉将之异己者，通电请张作霖下野，统兵向关外出动，进展颇速，而奉天兵力单薄，热河复为冯兵所据，黑龙江援军则以中东铁路不肯运输，军行稽延。会日本干涉郭军前进，郭军迂道而行，黑龙江之援军已至，时机遂失，郭松龄一战而败，夫妇被杀。方郭松龄之出关也，直隶督办李景林宣布保境安民，与奉脱离关系，而冯必欲夺取天津，出军激战，牺牲重大，及得天津而郭松龄之兵已败，乃处于不利之地位。直军退入山东，河南国民军进攻济南者，时亦败退。靳云鹗奉命入鲁，收编旧部豫军，奉直复相联合。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奉张遣兵入关，直鲁联军北攻直隶，吴佩孚自鄂遣兵北上，久顿于信阳城下，靳云鹗则自山东回攻河南。冯玉祥先已知其无法应付，电称辞职出洋游历，所部交部将统率，取消国民军名义，而奉直军之进攻者不为终止。河南国民军全归失败，北上阻于晋军，西逃亦不可得。直隶方面，奉军占据山海关，直鲁联军进逼天津，直军则自河南遣兵入直，进至石家庄。国民军向天津撤退，其将领鹿钟麟等尚欲固守北京，四月，包围执政府，宣布段祺瑞罪状，而段闻风逃匿，恢复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吴氏知其伎俩，不为所动，国民军迫而北退，固守南口，俄为奉直军所攻，败而西逃，大部分为晋军收编。冯军败后，段氏不为奉直所容，退居天津，其领袖相见不肯坦白议商大计，北京政府维持形式而已。战后，南方孙传芳统治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奉张失去苏皖及直隶一部分土地，新得察哈尔，兵力尚强。吴氏据有湖北、河南及京汉路一带城邑，而饷糈困难，分子复杂，势力涣散。阎锡山颇能维持境内治安，乘此变化多端，编收冯军，扩充实力。于是群酋峙立，隐忧堪虑，其造成此种恶劣现象者，多由于军阀武人之无耻，其人多无主张，翻云覆雨，极变化之神技，唯利是视耳。人无信心，任何计划均可恶意推测，建设事业往往无法进行。中国缺乏之领袖，无过于了解环境，认清事实，并能以诚挚之态度，光明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之人才也；无论何党何派皆以至诚至公之精神遇之，期其相信相谅，方可合作建设也。阴谋相尚，狡诈之小人，虽或一时成功，而贻祸之深，戕害国本之甚，无以复加，此政治未入常轨之一要因。战争之纷扰，兵士之死亡，人民之流离，财产之损失，土匪之势炽，皆其结果也。此岂所谓为国为民乎？

内乱不已，人民之痛苦增加，对外心理则以知识界人之觉悟，根本改变，民气之激昂，无过于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之五卅惨案。工人起而罢工，反对帝国主义之思想，深入人心。会上海工部局征收新税，各团体反对，日厂主击毙工人，而工部局阻碍工会活动，学生于公共租界讲演示威，巡捕将其逮捕，学生民众尾随而行，聚集于巡捕房前，义气激昂，形势严重，捕头下令开枪，当场死者四人，伤而死者八人，伤者十七人。租界戒严，调兵防范，学生仍有示威死伤者，于是组织团体。其领袖多为激烈分子，学生罢学，工人罢工，商人抵制英货，镇江、汉口、广州等地闻风起应，而沙面之死亡尤多。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集会示威，英法诸国水手闻而于沙面租界警备，游行之际，外兵忽向群众开枪，其所持之理由，则中国首先开枪，事无佐证，言者不一，结果中国方面死者五十，伤者数逾百人，外人死者一名，伤者二名。粤人闻报，莫不愤恨，工人罢工，自香港回归广州者约十万人，组织督察队，严禁贩运英货，干涉运输，香港商业一落千丈，沙面交涉断绝，食料须向香港运往，明年十月，方始恢复原状，英商之损失颇为重大。万县英舰以船只之争，开炮轰城，并及平民，徒供反英之资料而已，英国始乃改变政策。方反英运动势炽之际，英、美、日派员来沪调查惨案，政府拒绝参加，其报告书除认捕头下令开枪无罪外，别无共同之点，亦有言其处置失当者，捕头辞职，工部局出款七万余元作恤金，对于主要条件，如收回会审公廨，及越界筑路，则置而不理，最后款项增至十五万元，始已。外人以反英为仇外运动，与苏俄及第三国际欲驱逐英国势力出于中国有关，此乃就一方面而言；中国久受列强之凌轹，中外待遇之不同，屈辱已久，爱国思想油然而生，亦其根本原因也。

于斯情状之下，列强谋与北京政府妥协，实现华盛顿会议有利中国之议决案，法国以金法郎案，先未批准也。初中国商得列强同意，停付庚款五年，后中法实业银行倒闭，法国拟以庚款充作复业经费，剩余作为辅助文化事业，乃自欧战而后，法郎之价格大跌，汇兑较有利于中国，而法忽欲按照战前之兑换率计算，偿还金法郎，意、比以其利害相关，从而助之。政府鉴于国人之反对，损失之重大，拒绝其请，而法不肯批准九国公约，作为要挟，迟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四月方始解决。其主要条件，则改法郎为美金，付款延期二年，款之用途仍如前议，美金价值昂贵，中国之损失颇巨，论者非之。会五卅案起，爱国运动盛行一时，列强鉴于环境之变迁，改变政策，八月，九国公约方始有效。政府照会签约国及丹麦等十二国，派员参与关税特别会议，各国复文允许。初中国自参战后，两次修正税率，均不足百分之五。十月，关税会议在京开会，中国请求自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关税自主，期内废除厘金，拟定暂行税则，普通货物增收百分之五，奢侈品百分之二十，烟酒百分之三十。各国代表于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华盛顿会议决定之二点五附加税，立即实行，其具体方案，交委员会审查。方会议之将召集也，苏俄以为列强对华让步，缓和反外心理，隐与冯玉祥连结，欲其举兵，华北成为战区，会议不能举行，而孙传芳首先发难，郭松龄继而倒戈，直军、冯军激战于天津一带。会国民军处于不利地位，放弃京津，中国代表先后逃散，会议停顿。反奉直军入京，政府要求续开会议，而广东国民政府宣言反对，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七月，各国代表宣称停止会议。其议决之二点五附加税，先在广东实行，北京俄亦下令征收。法权调查同为华会议决案，政府初以准备未周，请求委员会展期来华，再以金法郎案延期，十五年一月，十三国委员在京开会，分组出发，视察通商大城之法庭监狱等之实状。广东宣称领事裁判权应即取消，拒绝委员前往，十一月报告书草成，对于中国司法颇有建议，而领事裁判权迄未取消。日本、暹罗、土耳其均已废去，外人唯在中国享受此种权利耳。其借口则政治未入于常轨，法律及司法行政尚有待于改革也。吾人于此，他无所言，唯有愧恨自责而已。上海自五卅案后，中国要求收回会审公廨，十五年，孙传芳派员与外领协商，省政府收回法院用人主权，其协定虽为时人指摘，视前固收回一部分主权矣。

外交形势转变，国民党固有唤起国人之努力，其党自改组以来，成为中国之新势力。初兴中会起兵失败，不能容于国内，结合留日学生，成立同盟会，民国成立，党员增至三十万人，分子复杂，不听指挥。第二次革命失败，孙文力谋改组，未有重要之成绩，袁世凯死后，始能回国，奔走护法，竟不见容于桂系，逼于党中叛徒，欺于华人议员，外不见助于列强，两次离粤。广东自护国军之役，桂军、滇军、湘军、豫军先后入境，粤军自闽南回归，主客各军，划分防地，军权财政均不统一，常为一时利害之计，互相勾结，暂相利用，内战迭起。党员多为中级社会，杂有富商政客，常为自身活动之计，对于民生痛苦，国家大计，往往漠视，党人常以意气为重，组织不备，纪律不严。及俄共产党掌握政权，其思想制度原得一部分知识界人之同情，其对华宣言又足以引起好感，孙文先与苏俄电信来往，并接待其专使，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与越飞相见，会商之结果，发表共同宣言，并遣廖仲恺随同越飞往日，八月，遣蒋中正往俄考察军事。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其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得有第三国际之援助，至是国民党联俄，俄派鲍罗廷来华。十月，抵粤。广东时有军队二十万人，而陈炯明所部粤兵负固不服，每月收入仅得三十元。鲍罗廷以为革命成功，须得农工之拥护，建议平分土地，改良工人生活，协商之结果，改为减轻田租四分之一，农民得设协会。孙文为推行便易之计，召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开会，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五人，指派者较多，会列宁病逝，发电哀悼，并停会三日。大会对于政纲党章均有重要之决定，政纲树立对外对内根本大计，党章规定党之组织。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对于大会有交议复议之权，对于委员会有最后决定之权。党之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其下全省代表大会，每六月举行一次。其下级代表大会，每三月举行一次，又其下区党员大会，每月举行一次，基本组织为区分部，五人以上可得设立，其党员大会至少每两星期开会一次。闭会期内，各级党部设有执行委员会，中央省县各选常务委员，并有监察委员，其组织职权详载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鲍罗廷在粤，以为革命基础尚未巩固，主张设立强有力之政府，然后进行北伐。国民党为组织党军之计，六月，创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中正奉命为校长。成立教导团二团，以毕业生为军官。军中设置党代表，监督军政。国民党改组之初，各军割据形势依然如故，商人谋与政府相抗，办设商团，购运大批军械。政府将其扣留，商人称先得护照，宣布如不发还，将即罢市，历久调停，议订商人出款，政府发还一部分枪械，问题仍未解决，形势趋于严重。英舰出而干涉，援助商人，亦无效果。政府采用严厉方略，先得滇桂将领中立之同意，十月中，教导团奉命缴商团军械，广州战起，工人援助政府，商团死者自四千八百至六千人，被焚者二十三街，毁坏之商店一千六百至二千家，损失二千五百万元。孙文俄应段祺瑞等之请北上，陈炯明乘机回粤，欲取广州，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一月，滇桂各军协同东征，陈部败退。其时孙文病逝于北京，唐继尧忽就副元帅职，出兵广西。据汤良礼所著之《中国革命秘史》及《汪精卫传》，广东内部情状不安，胡汉民于孙文北上，奉命代为大元帅，蒋中正新立战功，原为许崇智属下，而威望日高，为其所忌，杨希闵、刘震寰所部之滇桂军凡五六万人，占据广州，为心腹之疾。政府决计讨之，蒋中正自东江回师，协同湘军作战，六月战起，滇桂军败溃，唐继尧侵桂之兵，亦失败回滇。

国民党于广东之地位巩固，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废去总理制，而以执行委员会代之，通过戴传贤恭读总理遗嘱之建议，取消大元帅制，设立政治会议、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八月，廖仲恺被刺，政治会议、军事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推汪兆铭、蒋中正、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全权办理，调查廖案之结果，认胡汉民犯有嫌疑，许崇智与之不协主张捕之。广州戒严，下令缉捕其兄弟，搜查胡宅，鲍罗廷建议遣之赴俄。汪以许部粤军难于合作，商得湘滇各军之同意，九月将其缴械改编。许崇智去粤，北至上海，居正、邹鲁、张继等亦去，十一月，于北京西山开会，反汪联蒋。国民政府斥其联段，否认其议决案有效，定期召集全国代表大会，蒋中正督师东江，肃清陈炯明残部，其在南路之敌亦败，克复琼州，于是广东统一。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广州，出席代表，据《汪精卫传》，只有八省，盖国内尚未统一，组织党部困难也。大会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监察委员十二人，接受总理遗嘱，续聘鲍罗廷为顾问，开除居正等党籍，警告其附和之党员，仍主容共联俄之政策。改选之结果，西山会议派落选，而左派之政治上势力视前益强。广东自统一以后，政府整理财政，每月收入自二百万元，增至六百万元，全省军队不足十万人，收入几尽用于军费政资，军事期内，固无奈何。第三国际鲍罗廷乃力主张北伐，北上谒见冯玉祥说其合作。而三月二十日蒋中正忽信报告，不待主席汪兆铭之同意，下令戒严，拘捕政治人员，事后，向汪解释，而汪认为违反党纪，以病辞职出国，蒋氏患其孤立，请鲍罗廷回粤，而西山派则欲因此另召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上海，蒋氏声明反对，四月末，忽而处分右派领袖。鲍罗廷偕同胡汉民抵粤，二人以见解不同，深相恨恶，但以应付时局之需要，暂时合作耳。五月，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处于不利之地位，及至北伐，形势全变矣。

国民政府筹备北伐，俄人颇多赞助，其困难则为经费，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员协商，欲得赔款，解决沙基惨案，不得，征收二点五税，言者谓俄协助一部分军费，北伐军约十万人，蒋中正之亲信军队约二万人，俄将加伦（Galen）及军官十五人佐之。各军设有政治部，发贴标语，联合工农，铲除土豪劣绅，由邓演达主持，其工作人员多为共产党员。就国内情状而言，内乱时起，军阀争夺权利，久为国人所恶，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党员大活动于学校，普通学生对于自治会多不过问，其参加者多血气方刚，知识经验虽或缺乏，而固勇气有余，常能扰乱敌人军心，工人及贫苦之平民又为之助。其时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各据一方，不能合作，国民军依然存在，山西长官虚与委蛇。就战斗力而言，奉军设备较优，指挥统一，尚能一战。吴佩孚所部分子复杂，孙传芳所部固能作战，而所统之联军亦颇复杂，迎降倒戈遂不能免，其影响则动摇军心，破坏防线，作战致果盖不可能。革命军乃处于优胜地位，其北伐之路则出湖南。湖南自赵恒惕主政以来，借自治之名，并无改革，军权尚不统一，遑言其他；军队以唐生智所部为最强，其防地为湘西，西南烟土必经之地也，收入颇旺，故兵多于他师，唐氏富有雄心，隐与广东连结，修筑道路，以便军输，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逼走省长赵恒惕。赵氏乞援于吴佩孚，直军奉命援湘，进据长沙，唐部退守衡州，向广东乞援。六月五日，国民政府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师北伐，共分七军，改湘军为第八军，唐生智奉命为前敌总指挥，总参谋长李济琛留守广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镇守潮梅。北伐军出发，第四、第七军首先入湘，会同第八军反攻，七月中，攻下长沙，八月初，各军均达集中地点，决定战策，分途前进，迭陷要城。吴佩孚南至汉口，调集大军，亲自督战，亦不能胜，九月，退至武昌，刘玉春等奉命守城，北伐军进攻汉阳，鄂将响应。直军北退信阳，鄂西援军战亦不胜，吴佩孚之威望丧失，部将不服指挥，直隶防地为奉军所夺，独刘玉春督兵困守武昌，革命军攻城损失重大，乃采围困之策，城中粮尽援绝，十月始下。

方北伐军之进攻湖北也，分兵警戒湘赣边界，江西时归孙传芳统治，孙先拒绝中立之请，又不先期备战，及直军退溃，始遣军队往赣，战事开始进行，而武胜关值为北伐军所据，吴佩孚无力反攻。蒋中正自鄂调军入赣，其计划则于联军集中之先，将其各个击破也，联军应战不利，孙传芳调遣大军西上，命皖军入鄂，会同军舰作战，闽军进攻潮梅，亲往九江指挥，大军沿南浔铁路集中，运输便利，双方攻守，互有胜负，十月末，北伐军奉命自鄂增援，十一月二日，开始总攻击，占领要塞，五日，进陷九江，孙传芳东下，所部军心动摇，归路断绝，多被缴械。北伐军入驻南昌，收复江西全境，皖军退归。闽军由周荫人统率，分三路窥粤，何应钦知其兵力雄厚，乃先发制人，猛攻周荫人之大本营于永定，据之，回师攻击入粤之北兵，并得参加革命者回戈攻击，闽军败溃，占据闽南。十二月，北伐军进至福州，浙江为蒋中正家乡，原多同情于革命军者，一度独立，为孙部所败，及江西、福建失守，浙将起而应之。孙传芳于兵败后，微服北上，求援于张作霖，联名通电拥为安国军总司令。十二月，张氏就职，通电“灭绝赤化”，援军则以意见分歧，不能即日南上。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二月，蒋中正决定攻取东南，何应钦等自闽赣入浙，第六军长程潜、第七军长李宗仁东下入皖。初浙江形势混沌，两军迭有进退，及北伐军援至，联军战不能胜，撤至长江北岸，一部分固守宜兴，三月初，陈调元等响应革命军，安庆、芜湖不战而下。直鲁军南下之接防上海、南京者，欠饷太久，兵无纪律，人无斗志，战于南京、芜湖之间，不胜。何应钦亲往浙边督战，进攻宜兴，联军北退，革命军占领常州，分途前进，收复无锡、苏州、镇江。上海守将隐怀二志，周荫人残部弃险而走，海军独立，沪宁路上之联络业已截断，军心惶恐，工人起而暴动，向直鲁军进攻。革命军于混乱之中，进至上海。南京方面，直鲁军奉命北退，二十四日，革命军入城。

革命军胜利，党务则益纷扰，北伐之先，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及统军北伐，前职谭延闿代理，后职张人杰代理。谭为长者，对于政治问题，多无主见；张与蒋颇接近，《中国革命秘史》称广州三月二十日之变，由其促成，其经过非吾人所知，左派固不肯与之合作。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冬，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昌，政治人员分批北上，而国民政府业已组织完成。张人杰不见容于左派，不敢前往武汉，执行职权，蒋中正派员疏通，未有效果。据密溪记载，明年一月，蒋请中央委员于南昌开会，不得，亲往汉口，知其地位危险，即返南昌；实则仍为调停，其建议不为政府接受耳，其时鲍罗廷之威权日隆，左派以为武汉为工商业发达之区域，组织工会，改良商店雇工及工厂工人之待遇，更从事于农民运动。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全会隐受鲍罗廷之指挥，提高党权，削减总司令职权，改主席为主席团，左派人士申言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之弊害，影射蒋之专政独裁。顾自克复东南，形势转变，武汉政府统有两湖、江西，而福建、浙江及安徽、江苏大部分则归总司令管辖，两广亦与之接近。事变酝酿之际，武汉方面遣何香凝说蒋，未有所成。至是，汪兆铭自海外抵申。《中国革命秘史》称蒋中正、吴敬恒等见之，蒋主鲍罗廷解职。吴氏建议推行之步骤，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检举，由军事领袖执行，汪氏坚持异议，转而询问陈独秀，共产党是否有消灭国民党之意？陈氏否认，二人共同发表两党之合作宣言，问题固未解决，最后决定召集四中全会于南京，四月初，汪乘轮船西上，十二日，蒋氏电汪，称上海形势严重，请汪及执行委员即日东下，一面令兵解除总工会纠察队武装，实行清党，十五日，偕同胡汉民等至宁，谋组政府。十七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蒋等党籍，免去各职。明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改组各军政治部，扩大清党，宁汉逐成相峙之局势。

北方自张作霖就安国军总司令职后，宣言讨赤，任命副司令官，改组内阁，顾维钧奉命为外交部长，兼署国务总理。张宗昌遣直鲁军南下援苏，战不能胜，河南则军队庞杂，饷糈困难，奉张遣员入豫，向吴佩孚疏通奉军援鄂，而部将反对奉军南下，形势混沌，冯玉祥新自俄归，得其接济，自绥远督军入陇，东至陕西，未遇强力之抗拒，进至豫西。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二月，张作霖鉴于形势之不利，通电进兵河南，另电吴佩孚等望其合作，而吴部将仍持异议，调兵防守黄河南岸，奉军进抵北岸。三月，两军隔河而战，豫军败退，奉军乘胜，次第攻取许昌、郾城，进至驻马店。河南自驻大军以来，人民不堪负担，而败兵溃卒所在为乱，愚民得有枪械者，聚而为匪，迎降之将士时而复叛，奉军之地位颇为困难。其在东南方面，南京政府初患武汉军队东下，扼守江岸，北军据有江北。武汉政府原欲遣兵东下，而奉军进至豫南，鲍罗廷以为宁方兵力薄弱，战败奉军之后，回师攻取南京，易如反掌，希望乃与事实相反。武汉政府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调精兵七万人北上，张发奎所部铁军与焉，其计划则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作战也，阎氏未有举动，冯氏出兵稽延。两军激战于驻马店一带，奉军炮火猛烈，北伐军战斗勇敢，牺牲重大，死伤一万四千人，奉军力不能胜，而冯玉祥进取洛阳，乘机东下，奉军撤至黄河北岸。方豫南之激战也，杨森自川出兵，夏斗寅应之，逼近武汉，政府自豫调兵回援，败之。其境内情状日形恶劣，绅商逃往上海，现款日少，不敷流通，而乃集中现洋，滥发不兑现之纸币，强迫行使，物价昂贵，饷粮困难，军火缺乏，工人失业者增多，农民亦感不安。第三国际委员印人饶益（Roy）出其所奉之密电示汪，以为汪派须与共产党合作，方能维持政权也。顾时形势全非，南京方面已将直鲁军战败，进据徐州，宁汉兵力殆相平衡，双方欲得冯玉祥之协助，而郑州、徐州会议，冯氏仅欲作调人耳，共产党于湘收没土地，湘中军官多为中级社会，反对其行动，长沙驻军起而暴动。独张发奎部下共产党员较多，势力强大，驻于江西。七月十五日，武汉政治会议通过分共议案，准鲍罗廷辞职，鲍罗廷先受第三国际之非议，迭请辞职，至是许之。其回国也，备受武汉政府之优待，三十日，张发奎部将贺龙、叶挺率兵一万五千人宣布独立，起义于南昌，南至广东。于是武汉东下计划一时停顿，宁汉进而合作矣。

南方反共，北方张作霖以讨赤为号召，初郭松龄倒戈，中东铁路拒绝无款运输军队，奉张下命拘捕俄人总办，苏俄严重抗议，限期释放，迫而许之，双方之疑忌日深。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直鲁军南下，检查输船，捕获鲍罗廷夫人等，送往北京，苏俄再提抗议，后由法庭释放。张作霖自就安国军总司令，严禁共产党活动，其领袖李大钊避居于俄大使馆，军警访知，四月，商得使团之同意，往查俄馆，捕获李大钊等。俄员放火图灭文件，其救而存者，证明苏俄援助国民党及国民军，驻京俄代办及其政府均有抗议，外交部则以利用使馆宣传赤化，不理代办。苏俄将其召回，并提出要求，外交部将其驳斥。所捕人员由特别法庭审判，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判死刑。六月，张作霖受部将之拥戴，就海陆军大元帅之职，组织军政府。其时武汉军向下游移动，冯玉祥防范河南杂军，蒋中正分调军队南下，张宗昌下令反攻，进据徐州，孙传芳亦统所部南下，锐气正盛，蒋中正亲赴蚌埠督战，力不能胜，放弃江北，桂系忽有不奉命令之表示。宁汉由冯玉祥之调停，开始通电，武汉主张召集四中全会，取消南京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蒋中正去宁通电辞职，胡汉民等亦至上海，李宗仁深患唐生智东下，其兵已达安庆矣，亲往九江，商请汪兆铭等往宁组织政府，停止军事行动。武汉乃派谭延闿、孙科赴宁调查实状，宁汉合作方有端倪，而八月二十五日，孙传芳部下忽自龙潭、栖霞山一带渡江，截断铁路，破坏电线，分路前进，谋攻南京、镇江，战斗之勇，形势之急，将即决定全局之胜负，白崇禧、何应钦各将精兵东西夹击，海军助战，孙部军火粮食均有困难，激战至三十一日，退至江岸，北渡为海军所阻，败兵多为俘虏，革命军死伤一万余人，终能挽回全局。方两军之激战也，李宗仁乞援于武汉，唐生智所部开抵芜湖。战后形势又转移矣。据《中国革命秘史》，谭延闿不协于唐生智，而与桂系合作，孙科与许崇智往来甚密，二人电请武汉执行委员东下，汪抵南京，李宗仁顿改前言，胡汉民等仍在上海。宁方欲其出席，汪等赴沪见之，有不肯见者。九月会议，宁方委员不肯出席四中全会，孙科提出沪、宁、汉合作办法，组织特别委员会，沪宁委员表示同意，汪以其无根据，怒而退席，潜回九江。十五日，南京会议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党部职权，党务纷纠固未已也。

特别委员会成立，武汉、广东等地发电反对，宁汉又有安徽之争，唐生智于武汉掌握军权，湘人之任军职者恶之者众，隐谋报复，南京遣孙科等往九江请汪入京，汪说其至武汉会商，从之，协商之办法，召集四全会议，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南京复电赞同。湘将程潜则同桂系将领遣军西上，十八日，突攻芜湖唐生智部，后二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发电诋毁特委会，汪氏以其见欺，痛诋军阀，东至上海，迭电蒋中正回国，蒋辞职渡日，至是，表示赞同召集四中全会也。两广为桂系势力之地，原欲出兵湖南，李济琛鉴于张发奎之反对，张自江西追逐共产党入粤，所部驻于广州，未能调遣大军出境。汪应粤请南下，倡言召集四中全会于广州，蒋自日归；而唐生智已败逃矣，议订于上海开预备会。汪兆铭、李济琛赴沪，而张发奎忽自香港回粤，收缴桂系兵械，桂系出兵，全会委员亦相辩论，十二月二日，预备会开会，监察委员援助桂系，汪兆铭处于不利地位，十日，会议通过蒋中正复任总司令，由其筹备四中全会，汪则宣言出国。明日，广州起义发生，事变之后，汪不容于上海，乘船赴法。张发奎所部交部将统率，辗转应战，退至江西，奉命北伐。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二月，四中全会开会于南京，议决改组中央党部，整理各地党务，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府分会仍可存在，推定委员。闭会后，军队北上，期于最短时间，完成北伐。

方党务之纷纠也，战事依然进行，孙传芳自龙潭败后，整顿残部。固守蚌埠一带，何应钦督师攻陷蚌埠，孙部退守徐州。河南自奉军退至黄河北岸，靳云鹗所部尚在豫南，冯玉祥视为心腹之疾，分兵布置，将其消灭。而豫东之恶战又起，张宗昌聚兵十数万于徐州一带，沿陇海路而西，两军于兰封一带。迭有进退，牺牲重大，直鲁军败退。十二月，国民军进攻徐州不胜，何应钦会师陷城。其在北方，阎锡山乘奉军激战于河南之际，出兵石家庄，奉军全师后退，九月两军开始战斗，十月，奉军反攻，其沿京汉路南下者，进至石家庄，独涿州固守不下。京绥路奉军复据察哈尔，进至包头，晋军败守长城，涿州守兵亦缴械改编，遂成相峙之势。于是张作霖之敌益多，战区日广，应付困难。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春，蒋中正复任总司令，亲将第一集团军北伐，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各当一面，四月开始作战。第一集团军进攻鲁南，鲁西由孙传芳部防守，战事激烈，第二集团军往援败之，迭陷要邑，五月一日，克复济南，而惨案起矣。初十六年，日本出兵山东，会孙传芳反攻胜利，撤兵回国，及北伐军大举北上，第二次出兵。三日，日兵借口日商被抢，攻击华兵，勒令缴械，惨杀交涉员，断绝交通，并由青岛调兵增援，七日，日将提出苛酷条件，不待答复，轰击济南城，破坏兵工厂，占据营房，十日，城陷，阻挠北伐军沿铁路北上，军队迫而绕道渡河。第二集团军主力与奉军作战于彰德、大名一带，颇有伤亡，奉军以东路不利，向北撤退，第三集团军进至石家庄。奉张知力不敌，利用济案，通电息争，一致对外。南方则不之理，白崇禧更率第四集团军北上。张作霖又受日本警告，六月二日，通电出关，六日，专车遇炸，重伤而死，日人负有相当责任焉。阎锡山接受京津，并收编败兵，张宗昌部退守滦东，后向奉军攻击，战败遣散。张学良继父统治东北，原欲于七月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而日本两次干涉，迫而缓期举办。十月，张学良奉命为国府委员，放还所扣车辆，十二月易帜，于是统一完成。政府改直隶为河北，北京为北平，奉天为辽宁。

北伐历时二年，方革命军之出发也，不足十万，及下两湖赣闽，扩至四十余军，据三中会对于党员之训令，军事已呈纷争复杂之象，不能收整齐统一之效矣。其困难之症结，则北伐之成败，决定于军事之胜负，政府顾虑强敌之势力，内部之分裂，屡次迁就事实，其不良之倾向与影响，则武人掌握政权也。中国政治实状，知私而不知公，用人全无一定标准，多其亲友同乡，其受委任者，非由于政府之选择，乃受私人之引荐，忠于私人，远过于政府，此为造成私党、养成军阀之一要因。杂牌军队之倒戈反正，多由于朋党及利害而定，固无所谓效忠于政府也。军队作战之先，子弹之运输，长官行李之转送，战壕之掘挖，多以民夫为之，农民耕种土地，游民贪生怕死，工作多无酬报，随同军队出发，或无回归之望，不愿为之，或由县官捉拿，或由商会招募，或由兵士拉捉，被拉之夫役，兵士防其逃走，以绳系之，形状如囚。军事紧急之时，凡衣短褐之人，不敢行于市中，商店迫而罢市，商会常为商人利益之计，招待军官，给养兵士，亦有相当之效果焉。军队数多，设备不周，不愿住于庙祠，而多住于民家，床铺之夺取，什物之携去，妇女之诱奸，皆所不免。战区人民逃亡，损失尤重，战后败兵逃卒，几至无物不取，散而为匪，大为害于乡村，枪械散于民间。游民习见战争，法纪荡然，无所畏惧，土匪之势益盛，乡民之痛苦深矣。战争期内，税收减少，政府滥发不兑换之纸币。如军用票等，或发行库券，强民购买。劣绅依仗官势，欺弄愚民，从中取利，废除苛捐杂税之口号，迄未实行，矿产公司附有逆股者，亦受摧残。凡此多为革命过程中不易避免之牺牲与痛苦。破坏之后，当入于建设之途径，不幸军队反而增加，中央政府实际之统治区域限于数省，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雄据一隅，各自为政，祸机潜伏，事变之作，方兴未艾也。北伐之役，革命军死者五万余名，伤残者约逾万人，合拒战方面死伤计之，盖逾十数万人。所得之结果如此，能不痛哭耶？

北伐完成，八月，五中全会开会，议商善后及政治问题，其主要议决案，政治则军政结束，训政期内应设五院，削减政治分会职权，限于年底取消；军事则统一军政军令，裁减军队，限制军费；党务则定期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理论。会胡汉民等回国，力主依据建国大纲，设立五院，推定委员拟成草案，政治会议通过后公布，是为《国民政府组织法》。其要款则国民政府总揽治权，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织之，其院长、副院长由政府委任，国民政府设立主席委员一人，委员十二至十六人，主席接见外使，统辖陆海空军。国务会议由上述之委员组织而成，处理国务，解决院与院间之争执，公布法律，发布命令。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分设各部及委员会，其数及组织法未有规定，盖便于酌量需要，随时增减也，共分十部，曰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铁道、卫生，每部部长一人，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一人，委员会则办理特定之行政事宜，如建设、侨务等。行政会议由上述各官组织而成，其议决事项，有提交立法院者。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其职权如议决法律预算、大赦、宣战、媾和等，近于国会，委员全由政府委任，自四十九至九十九人，任期二年。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审判、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考试院为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选铨叙事宜。监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审计，委员十九至二十九人，由院长提请政府任命。综观国民政府之组织，足称机关繁多，五权宪法，虽为国民党总理之主张，而于何时实现，则未说明。当此兵灾之后，人民生计困难，设此庞大之机关，安插人员，为得为失？殊一问题也。五院以行政立法为重要，其他三院亦先后成立，院长人选，多为声望较高之党员，国民政府主席则蒋中正也。行政院直属之十部，亦有因人而设者，人选杂有派别，盖为充实中央，而并迁就事实也。政府改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为省，各省省政府组织，采用委员制，行政指挥，常不免于困难，机关多而人员众，其工作多为例行公事，舞弄文墨而已。县之组织，初无重要之改变，不过削减职权，添设专局，如建设局之类。县下初设行政局，办理一区事务，后改为区公所，要多无所事事，不肖者反为害于人民，经费之增加，犹其余事！

军事结束，全国教育会议、内政会议、交通会议先后召集，会中提议繁多，要多不切实际，无法进行。其较重要而难于解决者，无过于裁减军队，据财政部长宋子文之报告，全国军队凡二百万人，需款六万四千二百万元，而中央收入共四万五千万元，除还债外剩余三万万元，政府支出三万六千万元，更无兴办建设之经费，非大裁兵，绝无相安之局势。军事领导人商定组织编遣委员会，改组军事机关。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议决裁减军队为七十一万五千，军费定为一万九千二百万元，其困难则军事领导人各谋扩展势力，尚以军饷待遇不平为言，编遣计划未能充分讨论，且无裁兵决心也。二月，武汉政治分会忽而违反法令，免湖南主席鲁涤平职，遣兵入湘，鲁率所部一部分退入江西，其兵仍遭袭击。国府派大员查办，遣兵西上，湖南拥护中央，白崇禧部兵驻于河北，部将不服，唐生智奉命代之。冯玉祥亦不援助桂系。李济琛入京调停，而中央认为违反命令，无法调停。视之无异于间谍，解除其卫兵武装，送往汤山，三月末，下令讨伐桂系，分路前进，占领湖北沿江要城，冯玉祥出兵鄂北。四月，桂系败兵退往鄂西，张发奎等奉命追击，余兵先后改编缴械。会李宗仁回桂，图谋广东，其地将领初有以李济琛被扣，谋与广西共同出兵者，粤将陈济棠不可，奉令主持军政，至是，桂系图粤，国府遣兵赴援，暂得无事。桂系方始解决，而冯玉祥所部忽有异动，初三月，中日议订济案协定，四月，日本撤兵，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原欲派兵接防，而国府另派军队，划定区域，指定孙部接防，孙良诚通电辞职，率部赴豫。五月，国府改组山东省政府，接防胶济铁路，冯玉祥方托病休养，所部增至三十万人，而关陇迭遭荒年，供养不易也，先尚表示合作，屡次辟谣，及是，南京、北平之冯系长官多辞职去，军队破坏交通，将领电诋中央，冯玉祥亦电蒋中正责难。中央决定讨伐，任命各路总司令，冯知战不能胜，命兵西退，而西北大灾，无法供给饷糈，部将韩复榘、石友三通电主和，阎锡山劝冯出洋，蒋亦以之为言，冯应阎请，移居山西，阎则声称偕之出洋，终未出国，祸乱固在酝酿中也。

冯玉祥下野，中央谋用和平方法，统一军队，八月，国军编遣实施会在京开会，议订条例，方欲切实进行，而乱作矣。斯年三月，第三次代表大会召集，代表多由中央指派圈定，党部有反对者，汪兆铭等宣言誓不承认，议场稍有扰乱，而多数赞助政府，固无困难。对于党务大会修正总章，分党员、预备党员两种，改大会会期及中央执委任期为二年，区党部执监委员任期一年。汪于党中有悠久之历史，从者中以反对腐化及投机分子为号召，故有改组派之称，汪方预备回国。其徒奔走活动，谣言孔多。九月，张发奎命自鄂西移防，忽电蒋中正取消大会议决案，请汪回国，击败接防之军队，率兵二万余人，取道湘西回粤，广西起而应之。中央出兵援粤，收复广西，方始撤回援兵，而张发奎已抵粤边，李宗仁回桂，粤军迫而后退，二军会合进攻，广东形势危急，中央再调大军自海道往援，激战于花县，败之，始乃转危为安。方张部之进攻粤边也，孙良诚等举兵，分道出发，阎锡山则守中立，政府调军入豫，两军主力激战于巩县、登封一带，冯军不能取胜，其出豫南、湖北者，亦无功绩，乃再西退，唐生智督军追击。十一月，石友三于浦口作乱，回据蚌埠，常州兵变，上海驻兵受人煽惑，唐生智亦于郑州独立。于是人心惶惶，形势危急，幸而常沪变兵不久即平，西征军多未附和唐生智，阎冯又不之助，其亲信队伍不过两师。明年一月，阎至郑州，唐氏迫而下野，所部为中央军缴械，石友三自皖退豫，阎之出此，殆为扩张势力之计，固无拥护中央之决心，互相疑忌。招兵购械，不遗余力。二月，阎忽电蒋称以礼让为国，约其一同下野，由是双方电战，以三代表大会为中心。李宗仁等推阎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副之，张氏主和，电劝息争，韩复榘初原通电反蒋，突与石友三倡言和平，阎言出国，时局仍在酝酿之中。三月冯忽回陕，阎部接收平津中央机关，双方备战。四月，阎冯就职，凡前中央执行委员不慊于蒋中正者，多与之合作。五月，战起，山东、河南、安徽均有战事，中央军设备较全，有大炮飞机轰击，以陇海路为中心，先取攻势，进据归德，冯调精锐联军赴援，战事之激烈，死伤之众多，过于北伐之役。蒋中正督战不退，两军相持，韩复榘为中央力守山东，后为晋军所逼，退出济南，豫南则两军相持。李宗仁等又自广西入湘，进陷长沙，直抵岳州，忽以战略关系，将其放弃。党务则汪兆铭北至北平，成立扩大会议，及晋军于山东战败，为便利号召之计，九月，组织国民政府，设立约法起草会，草拟约法。双方迭为攻守，死伤众多，造成相持之局。十八日，张学良通电主和，派兵入关，张氏拥有大军，举足轻重，双方遣使各欲得之为援，至是，表示拥护中央，石友三等应之。晋军迫而让防，扩大会议移至太原，乃予冯军重大打击，中央军攻下兰封，沿陇海路前进，平汉路亦有进展。联军退至河北，无能为力，阎冯通电下野，汪氏于约法成后离晋，善后问题亟待办理。

方联军之败退也，蒋中正深受刺激，先未商于南京长官，通电请于明年一月一日，大赦政治犯，召集国民会议。其时行政院长谭延闿病死，谭为忠厚长者，超然于党争之外，蒋氏为国府主席，掌握实权，与宋子文合作。胡汉民为立法院长，倔强自信，为主持党统最坚之人物，在党有悠久之历史，时传其谋为行政院长，未能成功，意见渐深，而国内之问题益多。张学良入关，接收河北、察哈尔等地政权，而山西败兵供养困难，裁兵善后，无从着手。共产党于豫战之际，利用防兵空虚之机会，宣传主义，发动农工，分配田地，改革婚姻制度，其领袖多为知识界人，富有组织能力，至是，蒋赴上流调兵剿共。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与蒋通电相连，胡汉民公然反对约法，益立于对敌之地位，二月迫而辞职，送往汤山，其经过言者不一，固久暗斗之结果也，乃予反对者之口实，酝酿事变矣。国府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各省奉命选举，其原则所谓职业选举也，而国内户口未有确实调查，农民不知选举日期，乡间亦未举办，各省类多指定代表，不过善其名为选举耳。五月，国民会议开会，其重要议决案，首为通过国府提交之训政时期约法，约法八十九条，凡于人民权利义务莫不应有尽有，国民生计教育尚有规定。顾其范围太广，国民贫苦，绝非一时所能实现，况政治尚未入于常轨耶？关于中央制度，国民政府总揽治权，主席对外代表政府，其职权视组织法之规定为高。地方制度仍分省县两级，县依建国大纲筹办自治，余未实行，殆无说明之必要。

方筹开国民会议也，监察委员古应芬等忽而弹劾蒋中正，孙科等去京，陈济棠接收广东政权。另设政府，改组派亦与之合作，双方发电诋毁。石友三首先于河北省举兵，不久溃败，晋军虽未之助，而阎锡山忽自大连潜归。中央军剿共已久，迄未将其肃清，长江大水，江淮一带田多成为泽国，农民流离失所者五千万人以上。而广东政府仍主用兵，遣陈友仁渡日，谋与日本妥协，其具体办法，言者不同，现尚无从证实，其时中日满洲问题次第发生，大小悬案积至三百，万宝山水田争执，日军官失踪，均其案之大者，日本军人方谋造成强有力之舆论，而以武力解决，无怪时人怀疑陈氏之东渡也。九月，广东出兵北伐，取道入湘，中央出兵赴援，衡州战事将起，而十八日，日军占领沈阳之报已至，战事始乃停顿。中央政府无法应付，遣派大员赴粤协商，一致对外，粤方请蒋下野，京方则主中枢不更，会东北失地益广，天津有便衣队为乱。双方让步，各派代表于上海会议，十一月开会，议决南京、广州各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员，而以一、二、三届中委为当然委员。京方大会如期召集，而粤方大会忽将沪会议决案推翻，且演武剧，大为时人诟病。学生罢课，入京请愿，交通为之阻碍。十二月，蒋中正辞职。蔡元培等被殴，政府始采坚决维持治安之政策，强送学生回归。外交为人利用，徒供内争，应付益为困难。政府召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国府。蒋氏去宁，宋子文等亦辞职去，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孙科任行政院长。院长改对中执会所产生之政治会议负责，其常委为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均不在京，孙亦一筹莫展，自请辞职。会蒋汪相见于杭州，一同入京，否决对日绝交之请，孙氏出京，乃由汪任行政院长，而上海闸北之事变突起，日舰炮击南京，国府迁至洛阳，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国难会议。满洲国反由日人包办成立，进攻黑龙江军队，上海战亦不胜，签订协定。国人仍不觉悟。广东自起内战，汪兆铭、张学良发生争论，山东、四川、贵州皆有军事行动，十一月国府各部迁回南京，对日交涉依赖国联。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春，日军借端攻取榆关，国联调停失败，日本退出，其军阀声明攻取热河，不足十日，而竟据之。两军激战于长城一带，要口后亦失守，日军进逼平津，政府逼而签订塘沽协定。中日战斗力相较，中国实难战胜，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绝非一人一事之咎，所可惜者，当局明知力不足以收复失地，迟延推诿，坐失早日解决之时机，满洲国成后，事倍困难矣。知识界人实有当之责任，于此非常期内，国税锐减，政府维持公债煞费苦心，核减军政各费，未募公债，尚能出入相抵。最近军费浩繁，财政唯视发行公债弥补不足，实一严重问题。

内政以受战争、天灾之影响，未有建设，人民之痛苦，毫未减少，外交则以环境转移，人民觉悟，初则颇有进步。国民党自改组以来，迭次宣告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标语常有打倒帝国主义之句，北京政府亦向使团申请改约，列强渐知民气之激昂，不平等条约终将废除。外人至中国者，以商人为重要，公使领事之设立，多为保护其利益，促进友好商业之机会。中国兵力虽不之敌，而人口众多，工业尚未发达，为外货贩卖之良好市场，将来且有极大发展之希望，我国抵抗之利器，则工人罢工，商人抵货，国人拒用外货也。沙基惨案之后，罢工抵货竟予香港商业上重大之损失，粤海关征收二点五附税，北京政府仿行而将留难之总税司免职，依然征收，对外根本改变矣。方革命军之北伐也，政治部宣传人员受俄影响，反对教会，兵士曾或不能辨别帝国主义与个人之分别，又以设备不全，暂住于教堂学校，外人视为仇外之证，实则民房亦有为兵暂住者，固不尽然。十六年一月，汉口、九江租界，形势险恶，当局不能维持治安，中国兵警代为管理。其时英已改变对华政策，外相曾有宣言，至是，送备忘录于南北政府，列有七条，称英承认中国之自主权，准备交涉，英使蓝溥生（Lampson）遣员南下，议商协定，中国收回二地租界统治权。上海租界驻有重兵防守，三月，革命军进至东南，镇江租界交归华官维持治安。南京则有少数兵士抢劫外人，领事馆亦不能免，外人有死伤者。美英兵舰开炮轰城，幸城北荒凉，未成大祸，外人送上兵舰，载往上海，其影响之所及，长江一带，外人均奉命避居于上海，英、美、日、法、意提出抗议，双方辩论，一时未能解决。日本更以护侨为名，两次出兵山东，后竟造成济案。政府乃于平津一带，主张慎重，外人无所借口，亦无损失，此固计之得也，盖徒逞于一时意气，煽成事变，百姓散去，政府终须负责，赔偿相当损失，表现政治上之弱点，且为国际间易起误会之事件。宁案、济案之解决，中国固多损失，延宕不决，而损失尤多也。

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力谋废除不平等条约，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中国统一，进行益力，兹分言之于下：（一）关税自主。关税自主，为一国统治权之表现，关税会议承认中国自主，战事期内，需款孔亟，二点五附税，南北先后实行，十六年，南京国民政府拟欲加税自主，不得，明年，北伐完成，宋子文奉命与美使马克谟（MacMurray）议订关税协定，中国于明年海关自主，美商纳税不得多于他国商人，德、比、英、法诸国次第承认中国海关自主。日本独持异议，列强享有最惠国之待遇，加税不能实现，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初，中国让步，日本始肯承认中国加税，其内容迄未公布，斯年中国海关加税。明年五月，中日另订协定，二国互惠，规定若干货物于一、二、三年内不得加税，废去陆路减税之例；并提关税五百万元偿还担保不足之赔款，顾未实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协约失效，中国自由公布税则，海关直隶于财政部，外人之权削减，不过行政系统，常受内乱之影响而破坏耳。其当附言于此者，盐务稽核及邮政客卿均处于行政官之地位，非若向者之大权独揽，发号施令矣。（二）领事裁判权。其损害一国之主权，前已说明。自欧战而后，暹罗、土耳其均已将其取消，独中国尚存，法权调查会则以中国司法尚待改良，主张逐渐取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于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收回，三年后改组，收回主权，外交部迭与外使磋商，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日、英、美、法迄不愿放弃，国府下令自十九年（一九三〇年）起，侨民遵守中国法律，明年，公布管理外人实施条例十二条，自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起始行，会九·一八变起，不果施行。其已放弃领事裁判权者，有德、奥、俄、墨西哥诸国，新缔约国如捷克、波斯等国亦将其取消。就实际状况而言，凡前国人与缔约国人争执，居于被告地位者，原告报告领事，由其向交涉员交涉，行政官申理，即得解决。交涉署于十九年（一九三〇年）裁撤，领事函请行政官受理华洋争执者，官则婉称可于法院控告，于是居于原告之外人，不得不于法院起诉矣。（三）收回租界军港。德奥租界于战时收回，俄亦放弃租界，英国归还汉口、九江、镇江租界，已言于前，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交还厦门租界及威海卫军港。期内中国亦收回天津比租界，日法则无交还之意，英于九龙、上海亦然，盖非旦夕所能成功也。（四）退还庚款。庚款额数远超过于各国损失及军费等，美国首先退还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及庚款延期付偿，又将余款退还，德俄则受战事或革命影响，放弃赔款，日、英、法等亦以赔款作为文化或其他事业之经费。

上就成功而言，最大之失败，无过于满洲交涉。东北为中国富源之一，地广人稀，日俄经营各有条约上之根据。中东铁路久为中俄争执之焦点，苏俄承认其为商业企图，二国共同经营，乃自郭松龄倒戈而后，奉张对于苏俄态度剧变，争执时起。易帜而后，东北问题仍由地方长官自行解决，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夏，兵警奉命检查哈尔滨等地俄领事馆，拘捕俄人，兼及官员，其理由则宣传共产，隐谋革命也。苏俄严重抗议，未有满意之解决，进而断绝邦交。俄称中国雇用白俄扰边，中国则称苏俄红军犯境，真相究不易知，各不让步解决。十月，俄军三千由加伦统率作战，战败守兵，进据要城，直至海拉尔，张学良屈服议和。方事变之起也，列强多同情于苏俄，战后美法诸国以非战公约之故，出而调停，为俄所拒，日本则守中立。守兵既败，中央未有军队往援，张学良派员赴俄乞和，其主要条件，一则恢复铁路原状，一则涉及其他问题，议订明年一月会议，延期者再，一无所成，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始以中日问题，恢复邦交。日本国小，人稠，需要原料，其野心政治家视南满为其生命线焉，干涉东北长官易帜、中国统一，其理由则为不欲国民党于东北宣传爱国资料，引起人民强烈之情绪，反对日人也。夫地为吾地，人为我人，何竟干涉内政？奈一强一弱无可奈何！悬案积多，疑忌日甚，日本武人终乃不顾一切，占据四省，成立所谓满洲国。若何收复失地？实一困难问题。关外三千万人，将久置之不问乎！

综观民国二十余年以来之政治史，吾人莫不深为失望，内政则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人民于压迫之下，日度马牛生活，外交则得不偿失，中国已至最严重时期。其造成之原因，至为复杂，下篇将详论之。著者曾读梁济遗书，深有所感，其言当为原因之一，兹录一节，以作此篇结束。其言曰：

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唆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

梁济忠于清室，悲世疾俗，自投水死，书乃其子梁漱溟等所辑影印者也。吾人对于其言，固不可狭义解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