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内政外交全揭秘

清季外交失败，改革稽延，朝廷不能应付环境，酿成革命，而革命进行之速，响应区域之广，历时百有余日，清帝迫而逊位，其成功之速，实破中国有史以来之先例。其主要之原因，一则久受外国之政治学说影响，青年之希望甚奢，活动甚力；革命起后，国内工商停顿，税收减少，海关独立，双方财政均极困难，南方借款支付政费，清廷则以外国停付借款，无法筹饷。就战斗力而言，北军强于民军，袁世凯利用时机，别有所图，南方领袖多欲避免战争，让步解决。一则列强以为战事延长，妨碍其国人商业，南北和议之际，上海领事奉命提出劝告，意存干涉。于此情状之下，南北和议成立，孙文辞职，让推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军权归于其党，南方谋用政治方法，削减其权。名称上中国统一，实际上困难繁多，其症结则清廷政治腐败，地方长官权重，交通不便，财政困难等之根本问题，依然存在，甚者且或过于往日，如独立各省都督，募兵扩张实力．用人行政，往往自主，蒙古、西藏各得外援，脱离中国。北方诸将既无为国思想，又无确定政见，而唯拥护袁世凯个人，初则电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必誓死反对”，及和议将成，忽而发电恫吓亲贵大臣，强逼清帝逊位。南方临时政府内部意见亦不一致，同盟会员增达三十万人，杂有跨党投机分子，组织不严，意见不一。参议院原非民选机关，不能辨别轻重利弊，本于一时防弊之思想，从未根据事实环境，决定大计。采用之制度，先未行于中国；人民初无运用之机会与经验，乃为土豪劣绅政客所利用，成一“游民政治”，平民反为“奴隶”，“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引号内皆黄远庸语）。凡此问题，非各派各党之领袖觉悟，本于为国服务之思想与精神，开诚布公，妥商善后办法，议订根本大计，则祸患将即复起，不幸各不相容，游民趋附势利，人主出奴，丧绝廉耻，卑劣放纵，置民生国计于不顾，而中国纷扰至今。未始不由于官迷不知实际，或无耻钻营之士大夫也。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逊位，明日，袁世凯电达南京，称其赞成共和，一方则以清帝诏旨，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孙文咨达参议院，称其当践誓言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末附条件凡三：（一）政府设于南京，（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临时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及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就三条款而言，多为严防袁世凯之活动，北京为势力所在之地，难于革新。一月和议进行之际，南京政府即谓清帝退位，北方政权消灭，不得改设临时政府。而袁置之不理，竟认受命于清，组织政府，孙文去电陈说不可，此固足以削减袁氏势力。关于政府组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美国制度，一面授总统以大权，一面参议院事事均得干涉，实际上颇难运用，后虽略有修改，而根本弱点依然存在。《大纲》由议会通过，不肯削减自身权力，非常期内，对于总统提出之国务员，尚有加以否决者。总统为行政长官，新为参议院所选举，而竟干涉其用人，一则证明其对行政长官太无信心，一则见其前后矛盾，思想幼稚，总统实难应付非常事变。和议将成之际，参议院另议约法，改采法国责任内阁制，其所持之理由，颇为幼稚，实则对人立法，以为议会通过之法，即有无上之权力，实则不宜于国情环境之法律，不唯不能实行，反而早日破坏政治制度耳。十四日，参议院开会，出席者凡十七省代表，事实上独立者共十四省，每省得投一票，袁世凯共得十七票，当选。黎元洪辞职，仍被选为副总统。关于政府地点，议员不理临时总统之建议，议决改设北京，总统再咨参议院复议，十五日。议决政府仍设南京。其改变意见之迅速，言者议论不一，议员草草议成，先后反复，近于儿戏，授人口实，固有相当责任。袁氏于表示政见之通电，以北方形势为言，不能南下，及参议院决定都城，通电陈说南下之窒碍，而以退居为要挟。报纸议论多受党派之支配，互相辩论，而中国政治问题，非决于舆论，或多数人民之意见，乃尝定于长官之诡计阴谋。孙文不为所慑，派蔡元培、汪兆铭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就职。专使先后入京，袁氏初无拒绝之表示，待之优渥，各团体虽向专使表示反对，而专使不为所动。二十九日夜，北京驻兵第三镇变乱，纵火劫掠，商民受祸者数千家，专使几及于难，天津、保定驻兵相继叛乱，人心大惊，外人议论激昂，公使调兵入京保护，将或造成严重局势。三月二日，专使电请南京政府迁就，以定大局。临时政府电请黎元洪入京，谋移政府于武昌，不得。六日，参议院通过议案，允许袁世凯于北京就职，都城问题，始以兵变作一结束。说者谓袁授意造成。

袁氏被选，为解决内战之一办法，反对之者，独海外之华侨，三月十日，在北京宣誓就职，誓文电达参议院。明日，孙总统公布临时约法。约法凡五十六条，共分七章，规定人民享受之权利义务，参议院之组织职权，临时大总统之职权，国务员之责任，法院独立等。约法施行后十月内，召集国会。约法采用内阁制，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凡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之法律命令，均须由其副署。国务员之人选，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其受弹劾者，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据此，总统将无实权，内阁总理亦不能指挥阁员，参议院跃为太上政府。其议员各省五人，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其前自动出席有未改派者，湖北曾通电指摘，而参议院则以遁辞辩答。按照先进国之责任内阁，多由国会中之大党领袖组织而成，共同对于国会负责，而中国内阁人选，多非议员，各个副署命令，并对参议院负责，委任之先，又须得其同意。其种种防弊之规定，将徒增加行政之困难，而政治易陷于停顿。袁氏既就新职，提出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参议院通过。唐氏至宁，疏通议员，请改九部为十二部，借以安插南北政府人员。参议院不可，改为十部。二十九日，唐绍仪出席，宣布政见，提出阁员十人，中杂袁派，同盟会及超然派等，一人未得通过，原无异于不信任案，而在当时已有成案，无足轻重。三十日，新总统下令委任，袁派掌握陆军海军内务实权。四月一日，孙文解职，明日，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六日，黎元洪解大元帅职，南北始称统一。南京尚有留守府，陈其美等反对裁撤，南方各省都督，各自为政，中央则各部司员半经伟人荐拔，滥竽者多。财政则都督多扣中央税收，其收入只侍奉、直、齐、晋等省之盐税，及部辖之常税杂款，至为窘急。

北京既为首都，国会定期召集，各党谋夺政权，活动甚力。政党原为民主政治下之产物，其功用则草订党纲，提出选举人员，奔走演说，教育公民，促进其留心政治，奖助其投票。苟无政党活动，广土民众之国家，民治殆不可能。党人各为利益之计，尝或出于舞弊，要视政府之管理监督，方始入于正轨。先进国家之政党，往往由无数公民组织而成，议订党纲，谋得多数投票人之赞同，冀于选举之后，掌握政权，施行党纲，其价值常在公开之竞争。中国政党初无异于政治学会，党纲空泛笼统，而以人为中心，党员多无一定之主见，而以利害权利为转移，或脱离甲党，或加入乙党，或另组党，极变化之神技。人民先无参政之机会，未有政治经验，宪政之初，弊端原不易免，赖有远见之领袖，本于光明正大之心地，为国为民，出而奋斗，逐渐入于政治常轨。所可惜者，政客唯利是视，不顾利害，不知轻重，不择手段，破坏叫嚣，大为识者良民所恶。其争权之影响，造成畸形恶劣之政局，无怪黄远庸之大声疾呼，斥为游民政治也。其言曰：“国体既定，则争功攘利者盈途，窃位素餐者载道，而议论风起，作党会者亦得游手而饱食，独吾伤痍满目困苦无告之国民，惨为天僇之奴才。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政府之教令，议会之法律，报馆之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其言见于《少年中国周刊》，沉痛之至，奈官僚之不觉悟何！其时政党，一为同盟会，由秘密会演进而成。二共和党，联合数小会党而成。两党对峙，但于参议院均不能及半数，第三大党则为统一共和党，其他小党名目尚多，论者以为小党林立，不宜于责任内阁。同盟会理事宋教仁初欲改组同盟会，不得，及小党争夺权利，为时人诟病，乃于八月与统一共和党等合并，改称国民党。同盟会之改组，初非孙文、汪兆铭等之意，宋教仁原与统一共和党人士融洽，跃为领袖。统一党亦曾吸收小党，顾其所得无几，势力单弱。其他小党多合并为民主党，会梁启超归国，加人其党。明年四月，国会召集，各党别有分化合化（其详见后）。

三月末，唐绍仪组阁，其思想倾向于责任内阁，加入同盟会，其与袁世凯之关系，曾为其属员，至是，各争职权，渐生疑忌。参议院之移京开会也，袁氏拟成演说词，出席诵读，唐氏将其修改，其尤难于应付者，则为财政。政府方议裁兵，而善后款项以及政费军费，无法筹出，各省请款不已，北京军警借债发饷。唐氏南下之前，借得比款，其先商于四国银行团，大借外债，银行团请其勿向他国借贷，至是日俄加入银行团，银行团闻借比款，出而抗议，对于借款之条件益严，双方决裂。说者谓唐绍仪不为银行团信任所致，财政总长熊希龄主张迁就，与总理不协，内阁会议席上，国务员竟致口角，内务总长赵秉钧从不出席会议，乃于五月率同国务员辞职，总统指令慰留，而固一筹莫展。同时袁唐之间意见日深，六月，唐氏以不副署王芝祥委任状案出京。初王芝祥附于革命党，党人运动直隶省议会，举为都督，借以监视袁氏。唐请于袁，任为都督，而五路军通电反对，袁命王赴南京，遣散军队，唐则拒绝副署委任状，总统不待副署，径以命令交之，唐于次日不告出京。自临时约法而言，总统命令必须国务员副署，方为有效，袁氏行径目无法纪，固当以去就力争。顾时已有恶例，而唐何竟不问也。先是，借款决裂，黄兴主张发起国民捐，电请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总统交与参议院审议，唐氏拒绝副署，而咨文竟送达参议院，至是，出京，议员不之重视，责任内阁根本破坏矣。总理走后，阁员多数辞职，同盟会倡言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超然内阁。总统提出久办外交之陆征祥为总理，征求同意，参议院通过。阁员六人前去职者，久始提出名单，征求同意，陆氏到院宣布政见，议员以其不善辞令，将其提出之国务员概行否决。时值中俄交涉趋于严重，而中央陷于无政府之情状，论者深责议员，斥参议院为“奸府”。章炳麟等电达黎元洪，建议“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北京军警特别联合会，通电指摘议员，鄂将邓玉麟等言之尤激，称其“视国事如儿戏，觍然糜月薪二百元，真全无心肝，不知人世何者为耻辱”。其他恶骂议员者尚多，有函请总统解散参议院者。据黄远庸言，议员亦有洒涕陈辞者，报章议论多不满于参议院。于是议员迫而让步，第二次投票通过五人，心中不服，弹劾陆征祥失职。陆氏称病请假，改由赵秉钧代理。会孙文、黄兴相继入京，袁氏颇厚待之，黄兴调停议员，九月，赵氏实授总理。党争之结果，参议院之尊严丧失，总统之地位反而巩固，议员之滥用职权，幼稚嚣张，盖有以促成之也。至政治实况，可于黄远庸之国税厅报告见之，其结论曰：

自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日日言统一，其实皆纸片口头上的说话。各部只有形式之公事，无一命令能行者，即以纸片论，如财政部之盐务处，除芦盐外，无一盐务公事到部者。交通部则一年以来，并电报报销月册，亦不可得而见。财政部之为财政部，以其为讨账衙门耳，不然，则已倒矣。大抵旧人物之所谓统一，与世间之所谓统一者大异，彼等以为中央与地方有文报之往返，能派遣种种官吏到地方去，令中央有面子者，即有统一。至国家权力之能否达到？则非所顾问。大抵中央求有面子不难，而国权之能实行则大难。国权之能实行也，必先中央条理一贯，政令清肃，又能坚固不挠而后可。

黄氏久在北京，访求新闻，对于政府各部情状至与熟悉，其言发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实有所本。各部事务清淡，冗员繁多，政府借以官位安插闲员。其时财政窘迫，恃小借款渡去难关，借款由政府出面，将来则归人民担负摊还，乃于困苦平民，榨取血汗所得之酬报，养此无用之废员，事理之不平，无以逾此。其安然受之，奔走求之者，不唯无耻，且实罪恶也。其人虽或由于谋生之困难，而多数则为官迷之游民。黄远庸于时论之曰：“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盖恣睢无道，残酷不仁，至于中国今日之平民政治为已极矣。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强雄杰，此其品类不同、阶级亦异。然其享全国最高之俸，极其饮食男女之乐，则一也。此等极乐世界中人，统计全国最多，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其言感慨时事，不无一二愤激之语，自大体而言，则为实情。士大夫阶级原多游民，谚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竭国中脂膏，养此自私自利之游民，能不谓之罪恶，可乎？据黄氏发表之调查，荐书多由副总统及各都督而至，更有以手枪炸弹之胁迫，或以参与革命“自媒”求官者。总长大裁旧员，调用新员，致起纷扰。运动攻讦腐败奢华之风，实无异于往日。总统后下令曰：

夫用人为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才，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乃提出否认，至再至三。夫贤才之士，孰不爱惜羽毛，未受任而已见摈，则延揽益难，降格以来，踌躇满志，事安可期，且施政成功，在明黜陟。一度政府成立，疏通动需数月，求才则几如党穴，共事则若抚骄儿，稍相责难，动言引退，别提以图补缺，通过艰于登天。挽留且难，遑论罢黜。至各部司员，半经伟人荐拔，弹冠相踵，滥竽日多。

令于第二次革命时颁发，所述情节，多为事实。袁氏借官安插闲员，亦有相当之责任焉！总之，政治纷扰，多由于自私自利之心理，从无光明正大之态度，大刀阔斧之手段，解决一切困难，树立远大巩固之基础也。其补救方法，自理论希望而言，将恃国会之召集矣。国会限于约法公布后十月内召集，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一月，值当召集之期，而参议院方从事于党争，元年（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始行公布，选举施行细则十二月公布，国会竟不能如期召集。按据国会组织法，中国采用二院制，二院本为英制，偶尔产生者也。政治学者认为利益较多，美法诸国从而效之，近时英上院之地位降低，无异于一院制矣。中国两院名称，一曰参议院，一曰众议院。参议院议员，每省由省议会选出十人，蒙古二十七人，西藏十人，青海三人，中央学会八人，华侨六人，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被选之资格，定为凡有众议院议员被选之资格，年满三十岁以上者；华侨、蒙人、藏人限以通晓汉语。众议院名额，定为“每人口满八十万选出议员一名，但人口不满八百万之省，亦得选出议员十名”。蒙古选出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总数五百余人，选举人之资格，限于年满二十一岁以上之男子，居住选举区内二年以上，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始得投票：（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二）有价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三）在小学校以上毕业，或有相当学力者。议员被选尚有年满二十五岁以上之规定，蒙藏、青海又有通晓汉语之资格。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有选举及被选权：（一）被夺公权者。（二）受破产之宣告者。（三）有精神病者。（四）吸食鸦片烟者。（五）不识文字者。军人、官吏、僧道、教士不得投票，小学教员及各学校学生不得被选。其选举方法，采用复选制。就选举资格而言，大体无足深论，如何实行？则吾人所当知者也。妇女及未成年之男子，不得投票，其人超过国内人口总数之半，男子之识文字者，数殆无几，尚有其他限制，选民究占人口百分之几，无人知之。国中人口尚无正确之调查与统计，人民之有选举资格者，限于时间，更无从考察。各县长官类多凭空报告选举人数，各区由绅士或乡董包办，雇用人员填写选票，当事人反不之知，甚者捏造选举人名，此固不限于一地。据吾人访问之乡村，几莫不然，农民固占绝对多数也。城市弃选者多，劣绅亦能包办。初选于十二月举行，其被选者于明年一月至选举区复选，一票售价自百元至千余元不等，所谓代表民意者，直梦呓耳！其造成之原因，选举争求胜利，原易舞弊，参议院定议员岁费五千元，另给旅费，政客视为名利双收，莫不争求得之。国人先无政治经验，土豪劣绅之势力强大，易于利用农民之弱点，操纵选举也。适当之办法，不如暂时提高选举人之教育，或其他资格，切实执行法令，凡有选举权者，庶能自由决定其所愿选之人，然后适应社会要求，降低资格，达于普选也。选举之结果，国民党于众议院占绝对多数，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谋与之抗，合并改称进步党，参议院改选，国民党之议员，亦多于他党。四月八日，国会正式开会。

中央政府情状恶劣，地方政府亦呈纷扰不安之状态。革命之初，群雄举兵，各管一隅，各自为政，省内民军政权，均不统一，甚者如山西军官，拘禁筹饷局长，不理都督电令，派兵图犯省垣，总统据报，派兵惩办，方始解决。及后军权统一，省议会与行政官立于反对地位，唯事抵瑕蹈隙，发为议论，行政官则在忧谗畏讥之中。元年七月，总统令曰：“数月以来，各省行政长官，与该省议会，或因权限而启纷争，或因意气而生冲突，始由误会，继走极端，既无曲谅之诚，复鲜交让之美。……若彼此抨击，暗斗弗休，何异言居而毁其室家，言行而弃其。特此布告，各省行政长官及省议会，务宜共体时艰，勿胶成见，勿挟私图，庶几开诚布公，以渐臻于大同之治。”令文剀切之至，无如各争权利，嫌疑已成，如河南省议会开会，匪徒阑入，枪伤数人之例，暗斗之甚，乃竟施用阴谋耶！省政府组织法参议院初未议订，或言都督民选，或主中央委任，或言军民分治。清制官级繁多，责任不专，省制将采几级，论者不一。政府提交参议院之法令，时而撤回，后始采用军民分治，都督管理军政，民政长管理政务，如财政、教育、实业、警察等，其后省下设道，官称道尹（先称观察使），其下为县，办理自治，改废府直隶州及州厅名目，视前大为简单。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几全同于众议院议员，投票之实际状况，亦与之同。各省与中央之关系，可于孙文、黄远庸之谈话见之。孙文入京，黄氏见之，询问省治，孙谓五六年内，军民分治不能办到。黄以期内中国必无统一之望为问，答称“五六年不统一，有什么要紧？何必如此心急，美国到如今，还没有统一”（见《远生遗著》卷二页一二八）。其言不过证明中国尚未统一，上海都督府之裁撤，戴传贤等表示反对，南京留守府以军饷无着，始乃裁撤，其争执之症结，则不信任中央政府也。第二次革命将起，总统下令曰：“都督总领军民，率以光复元勋，遂乃真除，受事等汉牧之就拜，跋扈类唐藩之留后，威令本自不行，功绩安能责课？厥后急筹分治，民政则置长官，而乃简命朝颁，拒电夕至，一方擅命，诸方效尤，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言虽为求获舆论之同情，而固多为事实。

响应革命区域之广大，多由于兵变。清季新军纪律殊不甚严，南方军官多同情于革命，及武昌举兵，各地新军先后驱迫或杀害长官，宣布独立，因而自称或被推为都督。武官升级之易，无过于此，逐渐变为风气，军纪益弛，故自元年以来，兵变时起，临时政府所在之南京，北洋军阀所在之北京均不能免，通商大邑则更时有所闻。其造成之原因，则南北和议未成之先，都督倡言北伐，或自扩张军力，招募土匪流民，编入队伍。人民则以战祸避难，商业停顿，税收大减，军饷无出，兵士常以欠饷哗变。客军过境者，尤易生事，更有受人利用，反对革命者，如宗社党之活动，前陕甘总督升允之传檄举兵，又如北军守旧有反对剪辫叛变者，袁世凯更利用兵变以达其政治目的。凡此种种，一则证明政府尚未巩固，一则人民多受祸害，财政损失，工商停顿耳。变兵散而为匪，携有枪械，大为害于乡里，酿成白狼之祸。白狼以河南嵩山一带为巢穴，避实攻虚，东西奔走，西至关陇，南至湖北，东至安徽，北则限于黄河，劫掠数千里，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七月始平，人民所受之痛苦深矣。其尤恶劣而遗祸无穷者，无过武人目无法纪，干涉政治也。北京军警长官不满于记者之诋毁，怒而捕之，王芝祥以驻军反对，不得官于直隶，参议院否决陆征祥提出之阁员，军警出而恫吓，章太炎等电请黎元洪建议总统总揽政务，并与各都督协商，军人果有发电痛骂参议院者。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乃有所谓国民之一分子，轻举发言。此风盛于南方宣告独立之时，清帝逊位之速，未始不由于北方将领之通电，原为非常期内不得已之举动，竟于统一之后，不稍改变，政治入于常轨，殆不可能。尤堪称异者，湖北军官张振武入京活动，黎元洪以其煽惑兵心，再谋革命，密电总统捕之，袁氏即令军警往捕，不待审判，而以军令杀之，其处置之速，所谓迅雷不及掩耳，盖防鄂人及同盟会救之也。事后，总统以大将礼葬之，并以三千元赙丧，而违法之责任问题，迄未辨明，当事者亦未稍受惩罚。孙文、黄兴入京，对于黎氏深表不满，然无如何，掌握军权之都督，高于一切，他何可言，误国之罪大矣！

国会选举进行之际，总统明令召集国会，二年（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国会成立。国民党占有优势，其领袖宋教仁为人刺死。宋氏倡言选袁世凯为总统，采用政党内阁，其主张果能实行，总统将无实权，三月，自沪乘车北上，突为人开枪所击，伤重旋死。捕房捕获凶犯，搜得电文，发现内务部职员洪述祖之密电，时人以为赵秉钧所为，案归审判厅审理，赵氏迄未到案。北方亦有暗杀，指为黄兴所为以相抗。暗杀时成风气，当局借以除去政党，固野蛮卑劣之手段也。领袖人才如宋教仁不得其死，实国家之重大损失，悲哉！孙文即欲起兵讨袁。而国民党之都督持重不发，报章发表传说，时局渐形紧张。两派立于反对监视地位，国民党谋以国会制袁，而袁则恃兵力，其感觉困难者则军饷无出也。四月二十六日，善后大借款契约成立，镇定内乱，遂有余力。初六国银行团借款，欲以盐税为担保，坚持监督用途，聘用洋员稽察盐税，政府以其干涉内政，不肯让步，乃向英商借款，而银行团出而阻挠，大借款之议复活，议商条件，复归停顿。美国以其妨害中国政治独立，退出银行团，声明嗣后借款限于经济投资。五国银行团态度稍变，中国则以时局紧张，需款孔亟，签订契约。其要款凡五：（一）中国借款二千五百万金镑。（二）用途指定清还到期借款，赔偿革命期内外人损失，及裁兵行政经费。（三）四十七年还清。（四）以盐税关余为担保品。（五）中国整顿盐税，设立稽核所，雇用外人襄助，非其会同签字，不得将盐放行，或提用款项。借款进行之际，政府未曾报告国会，孙文等致电列强反对，都督亦有慷慨陈词者，顾未有效。政府交国会备案，称得临时参议院之同意，进步党拥护政府，国民党斥为违法，争执不下，辍议者累日。而国民党势盛，参众两院先后议决契约无效，然无补救。会议员发现奥国借款，再三质问，国务员始行承认，众议院提出弹劾。赵秉钧及财政总长周学熙因而去官，袁世凯之目的已达，固其胜利也。

国民党于宋案之后，倾向举兵，法律系不敢异议，二次革命之风声宣传于时，江西都督李烈钧尤为激烈。及大借款成立，南方都督通电反对，其非国民党员，则仍拥护总统，或为之辩护，袁氏则以款已筹得，跋扈之都督在所必除，岑春煊遣员入京调停，袁氏答称：“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至李烈钧等为地方长官，于行政之系统上，中央不能不求统一之法。”此据黄远庸之通信，黄氏在京，颇能探得正确消息，又谓袁氏语其属员，明斥“孙黄等无非意在捣乱，我决不能以受四万万人财产生命付托之重，而听人捣乱者。……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者，我即有能力毁除之”。其言坚决至此，用兵之意已定。就形势而言，黎元洪与国民党不协，党人先后来鄂运动军队者，或为其捕杀，或事败潜逃。党人于上海活动，劝说商家捐助军饷，总商会竟发公电，称未参加全国公民大会，且曰：“上海市商界人民各团体实未敢随声附和，白取危亡，特此声明。”国会中之国民党议员，谋与袁氏妥协，避免战争，独李烈钧改编师团，调兵遣将，管理九江炮台，镇守使戈克安迫而离职。六月九日，总统令称李烈钧措置乖方，免去江西都督，以黎元洪兼领。国民党颇处于不利地位。黄远庸报告曰：“江西则通电退兵；广东则以文电自明无二意，宋案借款之争，谓仅一种建言作用，并不敢出法律范围；湖南则以军官多明大义，谭延闿渐渐恢复其自由；安徽之柏文蔚则情见势绌，其辞呈将不日到京。”黄氏不满意于国民党，不无附会之词。而广东诸省之实状，则内部不能一致，将启纷争也。袁氏不稍让步。先后下令免去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部督柏文蔚职。遣李纯统军入鄂，东向九江进兵，镇守其地。七月八日，李烈钧回赣，运动军队占据炮台，十二日，宣布独立。省议会推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传檄远近，攻击北军。黄兴闻知江西举兵，即至南京，召集军官会议，强都督程德全独立，派兵北守徐州。安徽、广东、湖南、福建及重庆先后应之，其都督有为军官所胁，有受人包围者，内部意见不一，军心涣散，大势一去，即行取消独立，无异于昙花一现。其较持久，两军相战者，唯有江西、南京，故称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原在袁氏意料之中，进步党议员提出征讨案，非难国民党，中立议员有组织弭祸公会，主张袁氏辞职者，汪兆铭、蔡元培发表宣言，从而助之。国人方于兵燹之后，厌恶战争，上海商会闻知革命军将攻制造局，致公函于二军，称其全体议决，“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报章社论亦有反对武力讨袁者。顾此种种多非双方之所顾虑，成败决于兵力。九江方面，赣军进攻，不胜，袁世凯调兵往援，北军会同舰队克复湖口，八月，进据南昌，李烈钧复逃。江苏则张勋统兵进据徐州，上海制造局时在北军之手，革命军迭次进攻，均归失败，迫而退于宝山、吴淞。北军又沿津浦路南下，七月末，黄兴去宁，柏文蔚亦于安徽为军队所逐，而北军尚未入宁，何海鸣复宣布独立，终为张勋所败，九月一日，北军入城。福建、湖南见势不利，先后撤销独立，据有重庆之熊克武亦兵溃出逃，广东方面情状复杂。自起内讧，广西副军使龙济光乘机东下，岑春煊谋据两广，亦归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之迅速，一则国民党人数骤增，分子复杂，不从领袖之指挥，投机政客本于自私自利之心理，争夺权力，渐为温和派所恶。汪兆铭曾曰：“一年以来，国民有一致普通之口头禅曰，非袁不可”，未始不造成于政客也。袁氏误国殃民之劣迹未彰，非去袁不可，尚非人民之心理；袁有强有力之军队，供其凋遣，剪除异己。国民党领袖于兵败后，逃亡外国，袁用其亲信为长江一带长官，西南诸省不能抗衡，中央权力遂得达于各省。内阁则总理赵秉钧以宋案借款托病告假，总统命段祺瑞暂代，七月提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征求国会同意。熊氏为进步党所拥戴，更受友人之敦促，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国会议员，国民党原占优势，二次革命将起，多数不肯南下，有欲炸毁国会者，政府保护国会，迫令国民党开除李烈钧等党籍。国会自召集以来，除党争而外，未有成绩，宪法之制定，初未积极进行，战事胜利之后，袁氏之威望地位视前为优，乃有先选总统，后议宪法之说，其理由则正式政府成立，内政外交均较便利也。十月四日，公布大总统选举法，总统由国会选出，任期五年，得再被选连任一次，六日，选举总统，有自称公民团者约数千人，包围示威，声言今日非选出公民属望之总统，则议员不得出场，议员三次投票，袁世凯始以票过半数当选为总统。明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十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于是正式政府成立，日奥诸国次第正式承认民国，其先已有四国于国会成立后承认政府矣。袁氏当选就职，对于国会又一胜利，咨宪法会议，争宪法公布权，国会则持异议。会天坛宪法草成，宪法共一百十三条，采用内阁制，国务员对众议院负责，大权实操于国会。议员之心理，殆以宪法万能，削减总统之权，袁世凯即可听命，天下之事固无若此之简单，反而证明议员偏于理想，认识不足，且时政治情状迥异于前，双方各不相让，袁世凯反得为所欲为矣。袁以宪法不利于己，派委员八人出席，陈述意见，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拒。总统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略称起草委员会，国民党居多，草拟宪法妨害国家，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甚。且曰：“层层束缚，以掣政府之肘，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值此建设时代，内乱外患险象环生，各行政官力负责任，急起直追，犹虞不及，若反消灭行政一部独立之权，势非亡国灭种不止。”其言杂有张皇附会之词，议员于国势民情既不之知，而于自身所处地位，亦不明了也。都督、民政长、镇守使等果应袁电，攘臂瞋目，诋议宪法，建议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十一月四日，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军警追缴证书徽章。被追缴者凡四百三十八人，即江西独立前脱党者，亦无幸免，国会议员共八百二十名。明日，两院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提出质问，内阁复称，“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省议会亦缴国民党议员证章。

国会不能开会，政府组织政治会议，原名行政会议，由各省行政长官所派之委员组织而成。十一月，总统令称各省所派人员，不日齐集，应由内阁总理等举派人员，总统特派八人，合组政治会议，十二月开会。熊氏提出改革省制，扩张中央权力，未得通过。其时政治问题，一为遣散残余议员，一为修改约法。黎元洪等首以为言，总统交政治会议复议，明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复称原电所请为正当办法，总统下令遣散议员，二月，停办地方自治。其理由则自治会议员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诉讼，妨碍行政也。三月，更据政治会议议决案，解散各省省议会。凡此种种，莫不动摇民国之根本基础。劣绅把持，议员赂选固为事实；其造成之主因，绅士乡董原于社会上强有势力，民众先无参政之机会，运用投票之经验，设法导之，终将入于常轨。今以一时之弊端，废除自治团体，土豪劣绅，仍得为害于民间，且无改良之希望。公共事业之成功，常赖妥协与合作，独裁之行政官员，未曾养成谅解同情信任合作之精神，乃又顾忌议员之监视，断然停办地方自治，自永久大计而言，实百思不得其解者也。关于修改约法，政治会议议决组织约法会议。其组织条例，规定选举及被选人之资格，既高且严；选举区域限于都城省会，被选者复选审查后，方始合格。二月十八日约法会议开会，议员凡五十七人，开始议修约法，四月完成，五月一日公布，名曰《中华民国约法》，凡十章六十八条。依据约法，总统对国民全体负责，有无限制之威权，制定官制，任免文武职官，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接待大使公使，召集立法院，提出法律及预算案。行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总统，事务分设九部掌管，国务卿及各部总长如有违法行为，则受肃政厅之纠弹，平政院之审理。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职权，其组织法尚未议成。综观新约法之内容，总统之职权，远过于美总统，视前天坛宪法修正案亦远过之，环境迥异于前，事实业已如此。固无奈何。约法会议议订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修改总统选举法，改为任期十年，连任或无须改选，并得推举继任人。六月，参政院成立，中多知名之士，袁氏用以号召者也。

熊希龄以其政策不行，财政困难，辞职而去。及新约法公布，总统下令废去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向呈国务总理事件，改呈总统，命徐世吕为国务卿，加任各部总长，政事堂分设六局，仿清都察院设立肃政厅，采欧洲大陆法创设平政院。各省官制亦有变更，改民政长为巡按使，已设之观察使为道尹，裁撤内务教育实业各司长，组织政务厅，改国税厅筹备处及财政司为财政厅，都督改称将军。其时中央权力，直达各省，财政军政可称统一。而袁机巧成性，惯用诈谋，对于异己之都督，设法去之。黎元洪统军驻于武汉，声望素著，袁氏迭次遣使持书请其入京，共商大政，黎初婉言辞谢，而袁疑忌日深，驻大军于湖北，黎始应召，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入京。袁氏遣员欢迎，礼遇优渥，选定前光绪被囚之瀛台为其公馆，不愿其与公使往来。蔡锷于云南宣布独立，赞助革命颇有功绩，袁氏忌之，不肯授为湖南都督，召之入京，废居于将军府，府之设立，盖所谓安置闲员及失意军人也。北军将领冯国璋、张勋原为袁氏作战，立有勋劳，袁氏忌之，密令二人互相监视。徐世昌、段祺瑞久为袁氏属下，而亦与之不协。其心以为天下之人，无有不可以官或钱收买者，对之毫无信心，遣人秘密侦探其行止，监视其活动。政治安定，尝赖拔用真才，推诚相待，袁氏未曾树立永久巩固之基础，一旦祸乱爆发，将至不可收拾。夫有改革之机会，不知利用，有所建设，外而屈服于日本，不知奋发，造成种种祸根。盖袁狡诈成性，自营务出身，叛君卖友，跃为高官，以为人多类之，而又久官于直隶、北京，洞悉官吏之排挤，运用之阴谋，习而安之，神乎其技，徒以兵力，一旦为共和国之领袖，固难明了新时代之环境与需要，心中未脱帝王之思想，自误误国，负罪深矣！其剿平匪乱，维持国内之治安，严惩贪污官员，功亦不可抹杀。

二次革命失败之年，总统下令恢复春秋祭孔，冬至祭天，祭孔祭天原为中国大典，一旦效仿欧美制度，断然废之，识者非之，至是恢复，外人颇疑袁世凯称帝。三年（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日本出兵山东，明年，提出二十一条，中国迫而承认其多数条款，屈辱无以复加，而袁不肯振作，反而进行帝制。总统久为清臣，民国以来，仍与遗老往来，据劳乃宣言，袁氏自认为宗社党领袖。劳氏主张复辟，迭作《共和解》献之，有欲呈请复辟者，为肃政使所劾，解送回籍。袁氏之意，则消灭旗兵势力，称帝自为耳。其子克定尤为活动，时人疑之，冯国璋表示拥戴，探问意志，袁则坚决否认，不受拥戴，一面征求顾问古德诺（Frank J，Goodnow）对于中国政体之意见。古德诺原为美国政治学之权威学者，曾为新约法辩护，至是，不知袁之用意，考察中国之历史政治民情，依据南美共和国之经验，以为中国宜于君主。原文用英文写成，译成中文，原稿后不可得，译文不无修改之处，八月于《亚细亚日报》发表。其文虽有慎重考虑之价值，要为个人意见，并无若何之重要；袁党视为帝制运动之根据，愚陋可耻。据驻华美使芮恩思（Paul S，Reinsch）所记，斯年七月，美国已得帝制运动之报告，顾维钧奉命至美，其使命则于欧美为袁氏宣传，古德诺之论文，又为对外宣传之好资料矣。杨度等六人据其论说，成立筹安会，发表君主立宪论，通电各省长官，请求赞助。袁氏表示“该会为积学之士所以研究国体者，苟不扰乱治安，政府未便干涉”。肃政使呈请取消，不得，各省长官纷纷赞同，派遣代表赴京。其积极进行之原因，据美使记载，初起于二党争权，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掌握军权。交通系以梁士诒为首，操纵政务。夏间，皖系与交通系不协，交通系以舞弊案受劾，牵及多人，皖系原助总统帝制，梁士诒患其失势，转而献计于袁，积极筹备帝制，计划多其拟定。京中长官知明袁氏意旨所在，各为利禄之计，多数赞同，黎元洪初持异议，后亦让步，段祺瑞、梁启超托故辞职，徐世昌则以前为清臣，不愿拥戴袁氏为帝。

少数达官反对帝制运动，而袁氏兵力控制北方有余，原欲勇猛进行，乃以列强承认问题，采用假造民意之策略。筹安会自成立以来，未曾公开开会。九月一日，参政院开会，而各省代表未即到京，乃利用旅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纷扰奔走，总统派员出席，请参政审慎，征求民意。参政院议决年内召集国民会议决定政体，而梁士诒等以为不便，再向参政院请愿，结果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各县一人，属地、商会、华侨、官吏、通儒各有代表，选举法亦各不同。实际上或由军民长官指定，或受监督操纵，费用出自政府，往来多为密电。其拟定之步骤办法，切实确定，由袁亲信朱启钤主持，费用若干，今不可知，榨取于民之金钱，用之假造民意，固罪恶也。各区投票推袁世凯为皇帝，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开会，审查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而竟全数赞成帝制，立即恭上推戴书，并呈上各省推戴电文。袁氏故作逊让，令其另行推戴，参政院呈递第二次推戴书，盛称袁氏功德，并谓誓词随国体变迁，民意已改，当然无效。明日，袁氏申令接受皇帝推戴书。凡此种种，不过粉饰遮掩，识者深以为耻，士大夫何竟忍心为之。十三日，袁氏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派兵监视其行动，大封劝进功臣为五等爵，各省将军与焉，设立大典筹备处，朱启钤奉令购办龙衣朝服，修理宫殿，织置新毯，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将于一月一日登极。袁党假造民意，国人多所顾忌，反对之者颇赖租界中之报纸，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传诵于时。顾此议论绝不能改变袁氏意旨，其所顾虑者，仅为外交。袁氏初信日本将不反对，日本竟以袁氏不听指挥，于帝制进行之际，力谋阻挠，商请英、美、俄、法共同劝告，其理由则将引起扰乱，影响外人利益也。美国认为属于内政，拒绝干涉，余则许而从之。四国公使先后劝告停止帝制，未有效果；及袁被推为皇帝，据美使芮恩思记录，俄法公使私人谈话，赞成承认新政府，德奥公使向袁表示承认皇帝，多数倾向于明年新政府成立，予以承认。外人已有电贺大皇帝者，总统顾问拟进颂词，各事筹备就绪，而云南起兵讨袁矣。

帝制运动，袁氏恃其兵力不顾一切，其先孙文在日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重视服从，黄兴等不肯加入，募款无几，且前根据地丧失已尽，成功不易。党人刺杀郑汝成，袭取肇和军舰，迄未减削袁氏势力。其重要者，首推蔡锷之举兵。蔡锷为梁启超弟子，先于云南独立，出兵援贵，二省军官多其旧部，袁氏忌之，召之入京。蔡氏纵于声色，与世浮沉，及筹安会成立，梁氏出京。初光绪变法失败，袁世凯负有重大责任，民国成立，康梁回国，袁氏谋以官爵收为己用，康则鄙其为人，不相往来，梁氏历居要职，乃于帝制运动之始，托病辞职，至津后，发表反对之言论，密与蔡锷等筹定起兵计划。十二月，蔡锷入滇，云南将军唐继尧先亦拥戴袁氏，其部将有慷慨欲举兵者，李烈钧亦派人入滇。唐继尧之意尚未决定，及蔡锷抵滇，始乃决定讨袁，二十三日，电京请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限于二十五日答复，及期，宣布独立，恢复都督府制，称其兵曰护国军。云南地处边陲，兵仅万余，分三路出兵，一至四川，一往贵州，一出滇南。明年一月，袁氏下令讨伐，调兵分道入滇，护国军之设备实力不敌北军，其成功非其战绩，乃其首先举兵，响应之区域广大，袁氏迫而取消帝制也。袁以云南举兵，延期登极。据芮恩思所记，外人初认云南为边省，蔡锷举兵无足轻重，袁氏果正式称帝，列强亦有承认新政府者。一月，滇军入黔，贵州独立，入川之兵，则遇劲敌，战不能胜。三月中，广西独立，袁氏益处于不利地位。初岑春煊久官于两广，与袁氏结仇，广西将军陆荣廷、广东将军龙济光均曾为其属下，龙氏忠于袁氏，奉命遣兵会同桂军入滇，陆氏受人游说，爱子暴死于外，不肯助袁，迭请饷械，隐与梁启超信使往来。袁氏疑之，派为贵州宣抚使，利用其部将制之，不得，至是宣布独立，缴粤兵械。于是范围扩大，他省尚有酝酿响应者。政府遣使赴日，先亦为日所拒，迫而让步，二十二日，下令撤销帝制，起用徐世昌、段祺瑞，发电西南要求停战，议商善后办法，而护国军领袖坚持袁氏退位。其时川黔方面护国军不能战败北军，北军旅长冯玉祥原不慊于袁氏，不愿再战，入于停战状态。四川将军陈宦听信游客之言，预备独立。广东则旧国民党员纷纷举兵，外而见迫于滇军、桂军，龙济光宣布独立以自保。陆氏为其亲戚，不愿逐之，梁启超出而调停，而龙部计杀代表于海珠，始肯让步解决，公推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五月组织军务院，为西南统筹军务机关。同时，浙江宣布独立。

袁于广东、浙江独立之后，力谋团结北洋军力，巩固总统地位，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总理国务，改组政府，树立责任内阁。其时冯国璋为袁所忌，郁郁不平，张勋统兵驻于徐州，亦为袁氏所疑，令其互相监视，二人知而恶之，各拥重兵，不为之用。袁欲冯氏通电拥护，初不可得，五月中，冯氏召集南京会议，讨论善后办法，出席代表来自未独立诸省。总统去留问题，为会中讨论之焦点。张勋、倪嗣冲反对总统退位，未有结果。冯国璋电称“能力只可维持江苏秩序。其他未能兼顾”。袁自三月而后，深为烦恼，失去常态，向时见机立断，忽而变为再三考虑，犹豫不决，其亲信人员颇以为异。美使见之，言欲辞职游美，部将尚欲继续用兵。其困难一则无法筹款，袁氏浪费金钱办理帝制，国库已无余款，用兵出征，饷糈大增，而收入反少，前向美商借款，美使以为战争扩大，主张慎重，商人不肯付款。交通中国银行深受时局之影响，奉命停止兑现，纸币之价值大跌，物价提高，而人民进款并未增加，生计困难，人心大为不安。一则军队能否作战？尚不可知。袁氏惯用阴谋手段，渐失将领之信心，雄据一方之将军，不为之用，下级军官有倾向于共和者；且自形势剧变之后，响应之区域日广，军心亦不固也。其在西南，滇黔军之入川湘者，未有补充，势难再战，广东内部复杂，互相猜忌，李烈钧统率之滇军，竟与龙部相战于韶州。南北实已入于停战状态，而陕西、四川、湖南则次第独立，山东诸省亦有起兵者。袁氏于失望悲哀之中，六月六日，病死，辞职问题始告解决，遗令副总统代行职权。袁氏既死，北洋军阀分裂割据之形势渐成。张作霖于奉天领得饷械，逼走段芝贵，政府迫而授为将军，兼署巡按使。许兰州亦以兵力取得黑龙江将军。陈树藩于三原独立，占据西安，后亦奉命督陕。四川于独立后，镇守使周骏攻据成都，唐继尧先不接济蔡锷，于袁氏死后，出兵入川，扩据地盘，在贵滇军亦不肯撤回。广东龙济光不为粤人所容，陆荣廷奉命督粤，桂系势力达于广东。

帝制之役，中央统一根本破坏。起兵者之原意，出于爱国，蔡锷致唐继尧电曰：“我辈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力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匿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不幸希望竟与事实相反，政治革命乃为武人造成事机。其主因则政治问题之解决，决定于军力之强弱，战争之胜败，民意舆论，从不能充分表现，作为有效力之裁制。其症结固由于民众未受教育，知识浅陋，历史上未有参政之经验，新得之权利徒为土豪劣绅所利用，而士大夫之官迷无耻，不肯直说实话，从无坚决主张，亦有相当之责任焉。黄远庸观察民国初年之政局，于《论衡》杂志发表其真相曰：

吾国之所谓舆论，唯是各据一方，代表其黑幕之势力乎？抑真有发挥其所主张之真义公理，以求国民最后之判断者乎？今以大借款为例，甲党之报，今赞成而前反对；乙党之报，则今反对而前实赞成。甚至同在一时，赞成唐绍仪之借款者，而不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者，而不赞成唐绍仪之借款。又试以对于政府之态度而论，于其未入国民党之先，则甲党赞成，而乙党思推倒之；于其既入国民党之后，则乙党赞成，而甲党思推倒之。同此一人，而前后有尧桀之别，同此一事，而出入有霄壤之分；大略览尽古今，横尽万国，所谓政治家者，未有如吾国今日之政客之无节操之无主张，唯是一以便宜及感情用事，推其原因所由来，不外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绝无与于国事之张弛而已。……真正平民则木然受其荼毒蹂躏，而无所控诉，则所谓政党与议会者，亦仅两派之角距冲突，并无舆论之后援。故其结果必仍以两派势力中之最强者胜，此最强者其力盖能于政治上无所不可为，特彼或将有所不为耳。此因两派势力之角逐，而断绝民意之生存者也。

黄氏痛恨政客，言之不胜感慨，而言固有所本，观察至为深刻。其所谓强有力者无所不可为，袁氏后果帝制矣。政客唯利是视，袁氏知其弱点，或以金钱官爵縻之，或以兵力逐之，其安心受之而甘为之用者，乃后恭戴其为大皇帝之人也。上下相蒙莫不假造民意。自欺欺人。黎元洪电请解散国会，中云：“元洪等承乏地方，深知人民心理，痛恶暴乱之议员，各国论调亦极公允。我大总统何所顾忌，而不为之所？”政府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议员提出质问，国务院复称其不能执常例以相绳，且曰：“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情实。”双方无不托之民意，所言皆为推度之词。帝制进行之始，蔡锷曾领衔拥戴，国民代表之投票决定国体，地方长官原可力防选举之舞弊，而均置之不问，虽曰迫于环境，而言行相违，虚伪欺人，固非光明有勇气之大丈夫也。袁世凯于宣布帝制始末时曰：“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袁氏死后，西南要求惩办祸首，政府下令通缉朱启钤等八人，八人先已出逃，不过具文而已。据美使记载，段祺瑞于内阁会议，对于惩办祸首。笑而言称，果真惩办，公务人员将无几人，得免于罪。士大夫误国之罪深矣！袁氏武人更何足责，梁启超后述蔡锷之言，谓其举兵，“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此言颇有忏悔之意。共和政体之下，政客毒害人民，反而假托民意，行之毫无顾忌，所谓民治共和，虚名而已。试验归于失败，政治家当于根本着手，另辟蹊径；乃以恢复原状为言，循复故辙，置经验于不顾，戕害国本，哀哉！

政治改革归于失败，外交尤令人失望。革命兵起，蒙古、西藏，一得俄援，一得英助，意欲独立。南北相持，列强以其商业损失，出而调停，德国较与清廷接近，余多同情于革命。英国建议停付借款，颇与北方不利，南方借得日款，日本人士久与同盟会往来，其政府先与清廷发生争执，后欲干涉革命，固唯利是视也。南北统一，各国尚未正式承认新政府，而外商迭次借款于中国，银行团磋商借款，公使亦曾出而干涉，事实上固已承认政府。中国自拳乱后，不敢开罪外人，思想上心理上屈服无异于奴隶，深以列强不肯承认为顾虑，对于外国声称遵守条约；革命期内外商间接所受之损失，如数赔偿，而中国请照条约上之规定修改税则，则不为其所理，收回上海租界内之会审公廨，亦不可得。二年（一九一三年）四月，国会召集，巴西、美国等首先承认民国，十月，国会选出总统，外国次第承认政府。说者谓俄、英、日尚有附带条件，俄为外蒙自治，英为西藏自治；日为满蒙五铁路之建筑权：（一）开原至海龙城。（二）四平街至洮南府。（三）长春至洮南府。（四）洮南府至承德。（五）海龙城至吉林。袁氏对日让步之其他原因，则谋得日本谅解，不助革命党人，且为解决张勋军队入宁杀害日人之案也。承认中国之代价，可谓大矣。民国成立以来，中美邦交最为亲善，政府向美借款导淮，工程师着手调查，筹筑商船，建设福建船坞，并许美孚洋行调查北方油矿，专利提炼，大启日本之疑。日报故肆夸张，言过其实，其公使出而干涉福建船坞。会欧战爆发，欧洲强国无暇外顾，日与英国同盟，与俄订有密约，美国孤立，莫之奈何，乃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中国屈服承认其最后通牒。日本势力独盛，而二国人士之感情日劣矣。兹分言交涉上之大事如下。

外蒙于清季办理新政，添设官署，创办新税，俄以活佛王公求援，出而干涉，外务部复称改革为发展工商业之计，并将考虑蒙人之意见。俄人时在蒙古者数约五千，华商商业则较发达，俄人渐而夺其额数三分之一。武昌革命之次月，活佛独立，驱逐库伦大臣三多及所部卫军，俄人尽夺华商市场，活佛煽惑各部，响应之者，有乌里雅苏台、呼伦贝尔等。绥远将军张绍曾召集西盟会议，各部拥护中央，其他各旗亦未助逆；内蒙于清季开放，汉人移居者多，尤以直隶、山西、陕西边界为甚。政府鉴于事变，设置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域，任命都统治之，西套一带划归宁夏护军使管辖，蒙兵进犯内蒙、满洲者，先后败退。总统电劝活佛取消独立，不得，又以俄国干涉，难于用兵，向俄交涉，而俄则请勿于外蒙设官驻兵移民，并与外蒙议成协定，承认其自主，扶助其练兵，不准华兵入境，华人移至蒙地，俄人独得享受特殊权利。二年（一九一三年）一月，蒙藏议订同盟条约。政府颇处于困难地位，外交部向俄声明，凡蒙古与俄所订条款，中国概不承认，双方辩论，俄国不肯让步，其先与日缔结密约，划分外蒙、北满为其势力范围。陆征祥乃与俄使协商，五月，议订协定草案，参议院不慊于政府，将其否决，俄使取消前议，交涉停顿，九月再行开议，十一月，双方互换声明文件，中国得有宗主权之虚名，而许外蒙古自治，不驻兵，不设官，不移民。俄于外蒙之地位益固，三年（一九一四年），议订蒙古敷设电线，兴筑铁路，与之协议。其时中俄蒙代表方会议于恰克图，历久会商，始于明年六月成立恰克图条约。中国承认外蒙自治，外蒙承认中国宗主权。约成，俄无遵守之诚意，隐而操纵其政治，西伯利亚商业银行，设分行于库伦，改称蒙古国民银行，活佛雇用俄员为财政顾问，固其证也。十一月，中国再应俄国要求，缔结条约，承认呼伦贝尔为特别区域。

西藏于清初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设官驻兵，顾其政治组织，宗教风俗，迥与中国内部不同，驻藏大臣向不问其内政外交。英人经营印度，与藏属国接壤，近而谋与藏人通商，喇嘛百方反对，又以边境争执，不服中国指导，造成衅端，兵败之后，仍不觉悟，拒绝遵守条约，反与俄国往来，大启英人之疑。印度总督借端出兵，进逼拉萨，达赖出逃，藏人迫为城下之盟。中国始知失策，一面向英交涉收回权利，一九〇六（光绪三十二）年，缔结条约，英俄旋亦成立谅解，一面用兵剿平西康拒命之土司，改设县邑，遣兵入藏。达赖惧而逃印，向英求援，清廷将其名号革去。康藏经营，规模初具，而革命军起。驻藏新军闻报，起而劫掠，藏人恨之，阻塞归川之路，断其接济，以兵围之，终乃缴械白印归国，其由西康归者，为数无几。藏兵东下，攻取巴塘、里塘，四川都督尹昌衡奉命率兵进剿，云南出兵助之，藏兵始退。英使朱尔典忽而干涉进兵，政府迫而让步，恢复达赖封号。达赖于二年（一九一三年）宣布自主，遣员赴蒙，缔结条约，总统乃应英请，委派陈贻范为代表入印，英藏各有代表，会议于西摩拉（Simla），十月开会。西藏要求自主，陈贻范将其驳斥，力言维持一九〇六年中英藏约，双方意见相去太远。英使调停，建议划分内藏、外藏区域，盖仿自内外蒙古也。外藏自治，承认中国宗主权之虚名，内藏归中国管治，达赖仍为藏民宗教领袖。中国接受原则，划界遂为争论之焦点，历久交涉，陈贻范迫而让步，三年（一九一四年）四月，签订草约。政府得报，视划界让步太甚，不肯承认，并向英使声称草约虽可同意，而界线万难承认，遂无结果。七月，英藏缔结商约，英国承认西藏自治，中国向英建议解决方法，未有所成。

日俄战前，中日邦交颇称亲善，战后，日本经营南满，浪人活动，引起华官之恶感，其时风气已开，青年视留学为进身捷径，东渡留学者日多，倡言革命，清廷要求日本取缔，而日本民党往往助之，二国之困难益多。中日地理相近，经济文化之关系密切，实有树立大计，促进邦交，维持东亚和平之需要，不幸日本政客眼孔如豆，一面利用中国之弱点，步趋欧洲强国之后尘，争夺权利之专横，压迫威胁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于败辱之后，大臣疆吏图谋有所补救，收回主权，固爱国心之表现也。而日本竟视仇为友，与俄妥协，一九〇七（光绪三十三）年，二国缔结条约凡二，一为公布之条约维持现状，一为密约，划分满洲势力范围。美国提出国际共管铁路之建议，反而促进日俄之邦交，缔结新约密约，维持其所得之利益，并商防卫利益之办法，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国缔结密约，划分蒙古势力范围，五年（一九一六年）又订密约，各不相害，共同阻止第三国于中国占有优势，并力助其同盟国。日本外交家之心理，至不可解，一则不顾国际信义，违反英日同盟条约，门户开放之精神；一则无故鱼肉邻国，岂将树立中日不并存之势耶？革命军起，南京政府颇得日人经济之援助，同盟会员较于日本接近也。第二次革命军起，日人有助之者，张勋率兵攻陷南京，兵士大掠，杀害日商三人。日本闻报，要求道歉，赔偿损失、恤金，外交部许之。日方谓其迁延不办，遣舰队驶入长江示威，张勋亲往领事馆道歉，外交部并许其建筑满蒙五铁路权，其事始已。中国又应日本要求，许其依照陆路通商之例，朝鲜、南满运货减税三分之一，以鸭绿江铁桥竣工也。明年八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告中立，日以英日同盟，致哀的美敦书于德，要求其舰队退出中国海面，否则解除武装，交给胶州湾于日，由其归还中国，德国不复，对之宣战，出兵二万余人，来攻胶州湾，英军助之。日兵自龙口登岸，中国划定交战区域，声明区域以外严守中立，日军借口军事需要及德人财产，占据胶济铁路。中国患日肆其野心，袁世凯请美总统商于英国专攻青岛，勿使日本牵及其他问题，顾未有效，中国迭次向日抗议，亦无结果。英日联军进攻，守军屈服，中国以为战事结束，英兵撤退，请日撤退青岛以外之军队，日本弗应。四年（一九一五年）一月七日，外交部照会英日公使，声明取消战区，请其撤兵。日报认为侮辱，十日，日使日置益复称先未征得同意，日本军队之行动施设，不受通告何等影响，亦不受此拘束，外交部将其驳斥，日军固不撤退。其政府反而提出严酷要求矣。

当斯时也，欧战正烈，列强以其全力应付战事，无暇顾及远东，美国虽守中立，而陆军海军未必胜日，日本得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政客军阀原欲鱼肉邻国，固不愿将其失去也。中国自革命后，内争未息，贫弱如故，总统袁世凯初在朝鲜，后在清廷，主持外交大计，均不利于日本，久为日人所忌。斯年一月十八日午后，日置益以回任觐见为由，不顾外交常例，径向总统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说者言其隐寓挟制袁氏个人之意，实则以其关系重大，非其决定，无所成功，而并恫吓总统严守秘密也；日方以为总统反日，亲善远国，许其要求，则将视之为友，而愿予以援助也。原文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全为山东权利。第二号七条，要求南满及东蒙古之优越地位。第三号二条，要求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号一条，中国承认不让与或租借沿海港湾岛屿于他国。第五号七条，关于聘用日人为顾问，病院等购置土地权，合办警察军械厂，建筑华南铁路，福建借用日款，及传教权。中国许其要求，将为朝鲜之续，可谓严酷之至。袁氏接阅条文，答称容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晚间召集会议，并将条款逐条批注，预定交涉策略；专员顾问亦上说帖。二十日，日置益向外交部询问，次长曹汝霖诿为不知，始送条文于外交部，总长孙宝琦率尔发言，总统将其免职，任命陆征祥为总长。政府方面故将信息泄漏于外，引起国际上之注意，遣员赴日，并派顾问有贺长雄东渡，游说元老；交涉方针，初则多方辩论，不轻让步，第五号条款拒绝议商。日方则欲早日解决，不惜压迫恫吓。美使芮恩思以得阁员之密告，一月二十二日，已知内容，英美记者访知条件，电报报馆，而编辑部认为谣言，不肯发表，日本驻美大使，且力否认。二月二日，中日会议于外交部，中国代表为陆征祥、曹汝霖，日本则为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等。于是言者益多，无可讳饰，日本答复英美诸国之询问，未曾列入第五号之条款，美国务卿以为日本将其放弃，其外相加藤高明亦与公使陆宗舆密谈，言下有不坚持第五号之意，乃后日置益恫吓承认，固所谓得寸进尺也。会议先商第一、二号，外交部对于条款，提出修正案，日方不肯接受，乃许酌议第三号。双方以山东权利及满蒙优越地位之争论，未有明显之进步。三月初，日使出言恫吓；日舰奉命来华，南满、山东以换防为名，添派军队，中国以力不敌，颇有让步，然于东蒙则不肯与南满并论，二地杂居问题，尤难于解决，四月中，会议停顿。其时有贺长雄在日活动，较有利于中国，陆宗舆亦有赞助。

四月二十六日，日使再请会议，提出条款，谓为最后修正案，凡二十四款，内容视前稍为让步，而实质并无变更，第五号各款仍多列入。袁世凯再用朱笔批注意见，令外交部遵办，凡属第五号者，令其毋庸议商。五月一日，中国代表提出修正案，文分三号：第一号为山东问题，大体上承认日本要求，但请将来参加日德会议，无条件交还胶州湾，赔偿战事损失。第二号关于南满、东蒙利益，二地虽未并论，然已多许日本要求。第三号则为换文，一许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一声明在福建沿海地方，中国不许外国或借外资，建造船厂及其他一切军务施设。会议之时，中国代表面述理由，并谓此为最后修正案。日本外务省接收报告，决定根据四月修正案，提出最后通牒，内阁会议采取其建议，乃以英使之劝告，及元老之意见，将第五号中之条款再行让步，六日，御前会议，决定最后通牒。中国政府迭接陆宗舆之报告，知其危险。据美使记载，总统府迭开会议，言者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袁世凯拟请美国联合英法出而干涉，而欧战方殷，其何可能？六日，决定让步。曹汝霖往谒日使，对于第五号亦有让步之意，会得日本撤回第五号之报告，诿为个人私见。七日下午三点钟，日置益面送最后通牒及解释七条于外交部，其要求则第五条除福建业经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日使先曾撤回合办警察条款，故余五项），可日后协商。第一、二、三、四号各条及关于福建之换文，则照四月二十六日之修正案，不得更改，劝告应诺，以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为满足答复之期，否则采取必要手段。其时日本驻有重军于南满、山东，军舰泊于要港，中国兵力固非其敌，又无列强之援助，万一战祸启后，前途不堪设想；唯有忍辱承认，徐图补救而已。中国之大患，在其不能振作有为，发愤自强耳！八日，总统召集会议，英使朱尔典谒见陆征祥，劝说承认日本要求，阐论利害，声泪俱下。陆氏为其所动，出席报告会晤情形，讨论应付方略，最后总统致辞，承认美敦书中之条款，并言自强雪耻。外交部初拟长文答复，会得日方劝告，改易简单之词。日员请观稿文，必欲将第五号日后协商添入，不得已而从之，复文送致日使，已十一时矣。会议再开，二十五日，缔结条约。

关于山东，中国承认日后德国让与日本山东权利利益，自行建筑自烟台或龙口直达胶济路线之铁路，向日商借款，开放山东合宜地方为商埠。换文承认不租让山东省内或沿海一带岛屿于他国。关于南满、东蒙权利，其主要条约凡四：（一）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铁路期限展至九十九年。（二）日本臣民得于南满商租需用地亩，自由居住往来，并得经营工商业等。华人日人得于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工业，但向地方官注册，服从中国法令。（三）中国开放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四）中国允许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余则尽为换文，其较重要者：（一）中国允许日人于南满、本溪等地开采矿产。（二）中国自行筹款，建筑满蒙铁路，如需外资，先向日商商借，嗣后以地方税作抵向外借款，日商亦有优先权。（三）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顾问教官，优先聘用日人。（四）日本交还胶州湾。（五）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允许不将公司收为国有，不使公司借用日本国外之外资。（六）中国声明福建沿海地方，不许外国设造船所，军用贮煤所，海军根据地，并无借外资实现前项计划之意。综观主要条款，日本提出之一、二、三、四号原文，多已承认，其未列入约中者。尚有二端。一、总统下令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让于他国。二、会议记录保留第五号条件日后协商。损失之重大，无以复加，中国民智已开，风气大变，对于若此丧权辱国之条款，莫不愤慨，组织团体，劝用国货。外交部公布交涉始末，说明迫于武力，接受最后通牒之经过。总统密谕官员忍辱负重，发愤图强，后更下令全国，宣布不得已之情状曰：

……中国自甲午（一八九四年）庚子（一九〇〇年）两启兵端，皆因不量己力，不审外情，上下嚣张，轻于发难，卒至赔偿巨款，各数万万，丧失国权，尤难枚举。……欧战发生，波及东亚，而中日交涉随之以起。外交部与日本驻京公使磋商累月，昨经签约，和平解决，所有经过困难情形，已由外交部详细宣布。双方和好，东亚之福，两祸取轻，当能共喻。虽胶州湾可望规复，主权亦得保全，然南满权利损失已多。创巨病深，引为惭憾，已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是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顾谋国之道，当出万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鹜虚声。……自强之道，求其在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群策群力。庶有成功，仍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我国民务扩新知，各尽义务，对于内则父诏兄勉，对于外则讲信修睦。但能惩前毖后，上下交儆，勿再因循，自可转弱为强，权利日臻巩固，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

今观交涉之始末，主持外交人员之活动，会商之步骤，无可非议。信如王芸生言，“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斡、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盖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于中国，衡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说者谓袁世凯让步，谋求日本赞助帝制，据吾人所知，证以美使所言，盖无根据。事后，政府召集会议，筹谋补救方案，日本对袁仍不满意，固为事实。自日方而言，中国为日重要市场之一，供给其一部分需用之原料，固所谓共存共荣之邻国也。邦交之促进，合作之精神，全赖信义亲善，及民间之友谊谅解耳！日本政客军阀将其摧残净尽，一时虽谓成功，而华人恨恶之心理日深，将来之危险堪虞。政友会总理原敬于国会反对，曾得议员一百三十余人之赞助，其扼要之语曰：“现内阁之对华交涉，始终认为不合机宜，既伤两国亲善，复招各国疑虑，有失帝国威信，不但不能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且反贻祸于将来。”其言警切之至。就国际关系而言，美国已先声明中日条约，如危害美国在华条约上之权利，中国政治领土之保全，及门户开放等，概不承认。英法诸国亦深疑虑。日本于欧战后，立于孤立地位，亦多造成于此。华盛顿会议，日代表币原声明三事：（一）南满东蒙铁路借款，以及该地方税款之担保借款，可为国际财团之共同事业。（二）中国聘用南满洲之顾问教官，日本并无主张日人有优先权之意。（三）日本撤回第五号保留再议之条件。关于山东，其条款以问题解决作废。一九二三年，政府根据国会议决案，照会日本废止该约换文，日本复称不可。自实际状况而言，日本除租借地铁路展期及开采矿产而外，余无所得，徒伤二国人士之情感，为邦交亲善之碍力，固不如妥商善后办法，根本取消也。

讨袁之役，武人利用事机，造成割据形势。六月六日，袁氏病死，明日，黎元洪就总统之职。南方主张恢复元年约法，召集解散之国会，北方则主维持三民之新约法，互相辩论。二十五日，上海海军宣言加入护国军。明日，美使芮恩思往谒总统，黎氏颇为乐观，声称筹得各方合作之方法，宣布临时约法有效，召集国会，议员减至半数，专议宪法。美使疑其能否实现，而总统则称国会听其指导。就约法而言，其何可能？段祺瑞时任内阁总理，反对国会约法，岂姑为此说而欲妥协各方耶？就南北形势而言，陕西、四川、广东业已取消独立，蔡锷、梁启超与前国民党意见不合，梁氏主张从速撤销军务院，北方武人初亦不能合作，段氏迫而让步。二十九日，总统下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并裁撤参政院、肃政厅等，旋令各省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缉办祸首杨度等八人；军务院于是通电取消，统一之形式完成。八月一日，国会再于北京开会，追认段祺瑞为总理，总长杂有南北新旧人物，原欲调和各方者也，无如意见不一。国会议员自祸变之后，毫无觉悟，就时间而言，议员距其被选之时将约五年，参议院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三年一选，将其召集，谓之代表民意，不亦诬乎？所谓合法非法，多为咬文嚼字之解说，对于国家大计，民生痛苦，固无与焉。凡前党派现皆分化，或改易名称，其组织以人或情感为依据，以争夺权利为目的，无所谓确定之政纲，坚决不挠之志愿，其在各省且无分会接近民众，真可谓为个人活动，其无耻劣迹之多，宜后孙文斥为猪仔议员也。所不可解者，主持大计之达官名人，从不根据事实，讨论利害，为人民幸福之计，而作适当根本之解决，言论思想，尝相矛盾，谋之不臧，贻祸无穷，误国殃民之罪，其何能辞？内阁则两派争权，总统亦与总理不协，终乃酝酿政潮。总统为人庸厚，总理久握兵权，为人安闲，政事交给属下办理。据美使记载，当其弈兴正浓之际，属员询问某事若何决定？段氏嘱其自行办理，迨后发生困难事变，追忆前言，遂自负责，左右亲信往往利用其弱点为非，造贻祸患。黎氏恶其专横。内务总长孙洪伊为国会党魁之一，门庭如市，美使见之，声称国会不能限于制宪，必须监管行政，亦与总理不合，数以事端与徐树铮牾，奉命免职。议员大哗，否决政府提出继任人选，且以宪法问题发生斗殴，互相诋毁。西南诸省各自为政。北方督军迭遣代表会议于徐州，长江巡阅使张勋所在地也，谋巩固其地位，警告国会，拥护总理。中央情状恶劣，财政亦不统一，军饷浩繁，财政总长唯以借款为事。

暗潮误会潜伏已久，乃以对德参战，造成严重之事变。六年（一九一七年）一月，德国宣布无限制使用潜水艇，二月，美国对德绝交，参加欧战。其驻京公使芮恩思奉命通知中国，往见总统总理，劝说向德抗议，英美人士活动颇力。内阁会议以协约国经济援助中国，而中国仍保自主之权为交换条件，并欲美国担保，外交总长伍廷芳适病，其子朝枢通知美使，美使复文许之，并向要人劝说，政府始倾向于对德抗议。二月九日，中国向德抗议，明日，阁员出席国会秘密会议，会中未有反对之表示。督军则冯国璋初持异议，英美人士前往游说，入京又受美使之影响，亦不反对。其时黎段之意见益深，美使谒见总统，总统不唯赞成对德绝交，且将与段决裂，其言曰：“余不之信，彼谋夺去余权。”三月初，二人冲突，段氏怒而出京，冯国璋出而调停，总统让步始已。十日，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而德仍不取消封锁政策，十三日，中国正式公布断绝中德外交关系，训令公使回国，送德公使出境。方中德绝交进行之际，在野名人孙文、唐绍仪等通电反对，独梁启超赞成参战。自时人议论而言，颇表同情于德国，又以欧战无关于中国，不必冒犯危险卷入旋涡也。国会议员受其影响，态度稍变，督军亦有反对者。总统之意，参战必待国会通过，段氏则向美使声称，国会反对，则将其解散。其坚决若此之原因，殆不可知，而财政之困难，参战后将得协约国经济之援助，固其原因之一。段氏乃借督军之力，压迫总统国会，召集督军会议，四月末，在京开会，决定参战。五月初，内阁向国会提出，众议院开会，忽有三千余人，自称公民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将其包围，殴辱议员，言者称为陆军部所指使，国务员相继辞职。段氏咨催国会议决宣战，国会复称内阁仅余总理一人，俟改组后再议。督军团则请总统解散国会，时局颇形紧张。美使往见总统，总统表示乐观，其言曰：“危险已过，余将免段祺瑞职，国会决定参战，无须武力强之。”美使进而问其方法，总统则称各事商定，且曰：“张勋助我。”美使面现惊疑之色。黎曰：“君可勿疑，余信任张勋。”张勋握有重兵，时与段氏不协，总统恃之为援，先盖议订办法矣。二十三日，段祺瑞奉命免职，发出通电，谓总统命令，未经总理副署，将来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负责，无异于指使督军反对。皖督倪嗣冲独立，总统遣使持信说之，不听，奉、鲁、闽、豫、浙、陕、直继之，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于天津，遣兵进逼北京，禁阻运输粮食，并得日本援助。总统电召张勋入京调处，美使应伍廷芳之请，提出劝告，日本向美抗议。六月，张勋所部抵京，请黎解散国会，伍廷芳不肯副署命令，总统准其辞职，下令解散国会。国会自再召集以来，争夺权利，徒事党争，开会十月，宪法草案二读尚未完成，久为时论指摘，复遭解散，悲哉！

张勋入京之后，预备复辟。初张勋自兵卒出身，爱惜兵士，得其死力，尚称能战，曾守南京力战民军，南北和成，仍忠于清室，袁世凯死后，迭于徐州召集会议，为北洋军阀盟主。督军先多表示赞同复辟，康有为亦与之合谋。康氏忠于清室始终不变，曾于护国军之役，劝说西南主将拥护清帝，不得，及国会内阁不协，游说冯国璋，至是，秘密北上。六月三十日夜，张勋等入宫，奏请复辟。明晨，清帝谕称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合词奏请复辟，瞿鸿禨等奏请御极听政，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允如所奏，宣示革新大政九条，任命张勋等七人为内阁议政大臣，徐世昌、王士珍等均授要职，段祺瑞独未授官，恢复各省总督巡抚名称。都人于临朝之后，方始知之，莫不惊奇，商店悬挂龙旗，余亦无异于前。黎元洪逃往日本使馆，通电否认归还政权，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电请冯国璋代理总统。段氏原与张勋不协，对于复辟初无反对之表示。直督曹锟不慊于张勋之专横，夺去直隶总督之职。梁启超与段往来甚密，与师意见不合，据美使记载，称其借得日款一百万元，作为起兵军饷。七月初，段氏亲赴马厂调遣旧部，发电致讨，曹锟等应之，分兵两路进攻。张勋所部，多驻于徐州，兵力有限，毁坏铁路，退守北京。八日，张勋遣员往见法使，建议商请徐世昌入京调停，法使许之，而美使不可，遂无所成，形势危急，康有为避入使馆，载泽谒见美使，筹商善后方法，亦无结果，徐世昌在津，向段协商，电告清臣世续：“幼君安住宫中，则优待一事，必可继续有效。”又电张勋，即将军队交于王士珍解除武装，移驻城外，且曰：“执事既不操兵柄，自可不负责任，至于家室财产，已与段总理商明，亦不为已甚，昌当力为保证。”十日，步军统领江朝宗遣人往见美使，谓将强送张勋避居使馆，使团讨论谓可接待。明日，段氏通告公使，谓将于夜间进兵攻城，十二日黎明战起，以十一时最为激烈，飞机至禁城掷弹，人心惊惶。清帝初欲移居使馆，外人谋入宫中救其出险。会张勋为其部将送往荷兰使馆，尚信调停可得无事，荷使言其不能，乃欲出馆再战，但终为人所阻。下午四时，战事停止。美使外出参观战迹，天坛辫兵尚未缴械，吃饮谈笑如常，声称死者只有五人，据其访查所得，枪炮多向天空施放，死者二十六名，伤者七十六名，大半反为平民。后始议订天坛之兵，每名给洋六十元缴械遣散，十四日，尚有武装辫兵在京，明日，商妥每名八十元，始全缴械。

复辟运动酝酿已久，北方武人早先赞同，尽人所知。张勋于段声罪致讨时通电驳之，中云：“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人，辄即反对复辟，或实行攻战，或电文诮骂。……若谓拥护共和，何以摧残国会？……如以王公之位未获宠封，……故不甘于为丛驱爵，而为逐鹿中原，则并不为大局绸缪，纯为利权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若必激浪扬沙，翻云覆雨，深恐九州鼎沸，无以奠宁。”后于失败时电称“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怨民国尠公刑”。其言愤慨感伤之至，后电盖指段氏而言。张氏先有电云：“芝老（段祺瑞）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芝老仍谓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其奏请复辟曰：“臣等反复密商，公共盟誓，谨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其言是否尽确？吾人无从知之，张勋于事败之后，原欲公布复辟文电，竟以督军反对疏通而罢。文电亦有不足信者，如清帝谕称黎元洪归还大政，而黎氏逃往使馆，通电否认之例，岂先在总统府受逼而然耶？责任问题，张勋固为祸首，而北方武人要有相当责任。前后言行判若两人，督军之人格久已破产，诡计阴谋相尚，争夺政权，从无公开光明正大之举动，而唯贻祸于国。所可怪者，段氏起兵平乱，黎元洪则未复位，国会亦未恢复，不过假借张勋之手，实行前定之计划。所谓再造民国，事实上则为恢复皖系权力，用共和国之名，实现土皇帝之政府。帝制运动两次失败之后，政治问题益多，南北意见益杂，国内遂成割据之形势。武人政客利用政治名词，扩充权力，争夺权利，荼毒人民而已。于是土皇帝益多，而人民之担负愈重，所受之痛苦日深，共和国乃为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