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政治社会情状

清帝逊位，自秦以来之专制政体告一结束，其间二千余年，君权逐渐发达，至清无以复加，一旦推翻，其变化演进之迹，固吾人所当知者也。初秦始皇统一中国，改称皇帝，威临臣下，君权始大进步。刘邦（汉高祖）起自平民，诸将多其故人，统一之后，会宴群臣，酒酣失礼，曾至狂呼争功，叔孙通改取秦制，作为朝仪，帝命朝臣习之，始知皇帝之贵。三公入朝，犹得坐而议论政事，切谏争辩，直陈是非，君臣时以诙谐之辞，互相谈笑，东方朔醉入殿中，小遗殿上，被劾不敬，武帝免为庶人。东方朔口谐辞给，近于弄臣，然曾官至太中大夫，此风相沿，迄于唐代，兹举二例为证。梁武帝设御筵，萧琛醉伏，帝投以枣，萧琛取栗掷帝，中面，御史在坐，帝动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岂有说耶？”对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报以战栗。”帝笑而止。唐代君臣以打油诗相戏。及赵匡胤（宋太祖）以部将之拥护，得为天子，颇自尊重，初用之宰相，原仕于后周，惮其威严，请免入奏，改用劄子，太祖许而从之。三公坐而论政之制遂废，君臣之分益严，宋代理学发达，士大夫倡言忠君。其后宋为蒙古所灭，汉族深受异族之凌虐，朱元璋（明太祖）以盗魁起兵，统一中国，奴视臣下，以跪拜为朝仪，朝臣以受廷杖为荣。及清礼益隆重，三跪九叩首，成为仪注，外官奉有恩旨，则“恭设香案，望阙叩首”，凡遇赐赏均须行礼，驻外公使谢恩奏疏，莫不以之为言。军机大臣每日入值，天尚不明，皇帝坐于殿上，大臣跪于殿下，应对询问事件，其年高者，帝或施恩赐给垫毯，或自以软物裹腿，初觉甚苦，习而安之。皇帝发言，大臣例不敢问，贿赂太监，置其垫毯近于御座。君臣问答为时甚短，大臣非待询问，不敢陈说，有所建议，君权发达至此极矣。其弊则繁文缛节，变为形式，恐惧之中，殆无自由发表意见之机会，久乃视为固然。外使入觐，不肯跪拜，编修吴大澂称我国定制，从无不跪之臣，朝廷之礼，为祖宗所遗，不跪则普天臣民必愤懑不平。清亡主张复辟之遗老，称道“今上”，则群起站立，其人多为礼教所拘，见解迥异于吾人，虽不能以新标准作为评论之根据，而固少数顽固守旧分子，忠君内安之代价，亦云重矣。

皇帝为一国元首，勅封鬼神，陟黜官吏，诛罚有罪，发号施令，统治全国，臣下不敢仰视，尊严俨如天神。其敬拜者，一为天神，二为祖宗，三为太后。祭天祀神，礼颇隆重，遇有水旱星变非常之灾，往往入庙拈香。祭祖含有报恩追远之义，古人以为人死之后，魂魄尚存，故有血食之说，历代视为重典。孝为美德，帝王以孝治天下，每逢佳节寿辰，亲至太后前行礼。光绪长于宫中，太后听政，见之即须跪迎，德龄女士在宫二年，渐与光绪习近，曾相戏谑，口称太后至矣，帝立跪下。朝臣于三节万寿日等，盛服入朝，行礼庆祝；平日帝出临朝，高坐殿上。太后听政，则用帘或幔隔遮，及光绪变法失败，慈禧复出听政，其年已老，坐于殿上，拳乱后，旁置棹椅，作为皇帝座位。朝中各衙门堂官，及各旗侍卫，轮流值日。兹录《谕折汇存》中一例，以便有所证明。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四日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正蓝旗值日吏部引 见八十名 河南知府刘更寿谢 恩 道府张九章洪怿孙谢 恩 普龄假满请 安高熙喆武瀛孙崇纬谢化南预备 召见

召见军机　高熙喆　刘更寿

上文依照原文抄录，引见人员太多，不能一一详察矣；太后听政，曾命枢臣接见，盖应故事而已。而引见人员则縻款甚巨，周馥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引见，其《自订年谱》记之曰：“赴吏部引见，时上冲龄践阼，引见人员，皆派大臣验放。先一年，李相国（李鸿章）给余引见费五百两，周薪如提军盛传又增五百两，而部吏驳阻，索费太巨，遂出京未办。至是，有友人为之斡旋，乃得了引见案。”其所称之先一年，同治尚犹临朝，而已成为惯例，馈银一千两外，周氏当自筹款，竟不能应部吏之需索，索费究有若干，视人而定，今不可知。谢恩请安预备召见而外，尚有请训，请训多为实缺官员，往往锡以训辞。军机大臣则每日入值，余官得见者甚少。

朝礼尊严，而大内建筑则不甚高，书斋若上书房南书房，屋殊隘小，设备不全，皇子幼时均习满语汉文。郊外建筑具有美术价值者，前有圆明园，英法联军之役，英兵奉命毁之，后有颐和园，竭两朝财力经营修筑而成。宫中侍卫多由皇族及八旗大员子弟充任，门禁森严，大臣不得游览禁地，李鸿章擅游颐和园，部议革职，则其明证。御史尚谓杂人出入宫门，奏请整肃。帝于宫中，接近妃嫔宫女太监之机会较多。清制挑选秀女，八旗妙龄女子，不得先行订婚，其被选者，命运多不相同，或为后妃，或为嫔贵人，或为侍者，宫女于壮年放出，不准再入宫中。八旗大臣家中妇女，亦尝入宫侍奉太后、皇后。太监来自直隶河间县，愚蠢无识，位地低者工作如奴。宫中礼节烦琐，上下之别尤严。妃嫔等人遇见太后、皇帝，则双膝长跪。据德龄女士记载，每饭太后、皇帝先行同吃，食毕，皇后、贵妃始食，不敢坐下。慈禧于外宾入宫，以其讥笑站立而食为陋习，则命之坐，宾去，仍照旧例，太后称为祖法，不欲改变。食分尊卑先后，原为北方习尚，站食则宫中礼也。娱乐有听戏、游船、赏花等，然此非少数高贵妇女不能享受，宫中生活，衣食住固无问题，而人为社会动物，全为礼教习惯所拘，毫无家庭之乐，精神上之痛苦，殆不堪言。宫女不堪痛苦自经死者，弃尸于野，罪及父母。所幸者，其人多未曾受教育，惯居家中，积久安于此种环境。嗟夫！我国所为幸福，岂豢养之谓乎？抑由于人民生活之困苦而然耶？皇帝居于宫中，其出也，或乘辂，或坐舆，抬者或三十六人，或二十八人，或十六人，前有仪卫卤簿，侍从众多，路上散有黄沙，断绝行人，威仪之尊，礼节之盛，尝非吾人所能了解。谒陵则畿辅州县，或出夫修道，或出费，或出马，谓之大差，贪官劣绅借以敛钱。拳民之乱，车驾西出，和议将成，预备回京。直督李鸿章以为兵燹之后，费无所出，电请各省督抚接济，得款甚巨，及驾北上，旨命从俭，不准铺张，王公大臣颇改恶习。太后欲于直南多住一日，入庙拈香，竟以地方给养困难而去。周馥时办大差，其年谱记之曰：“沿途仅备太后皇上皇后妃四处供奉，包与御厨，尚无挑剔，王公枢部大臣亦无需索，唯小官及差役人等肆扰不休。午饭备一千二百桌，实食九百桌，余私折钱去，晚餐实备一千一百桌，天寒搭棚设灶，厨役用至千人，又官内听差，沿途车马抬扛夫一千数百人。”夫役如此之多，侍从之臣可想，其弊则费用太巨，出巡困难，虚文浮礼，果何益哉？

朝臣得见帝者，多为军机大臣，俗所谓相国也。丞相始于秦代，汉承其旧，历代名称不同，要与皇帝接近者为事实上之宰相，职权颇重。明太祖疑忌臣下，乃因胡惟庸之狱，罢去丞相。中庸之主，机要政事商于内阁大学士，内阁之权渐重，大学士无异于宰相矣。清沿明制，大学士佐理朝政，雍正与其兄弟不协，不欲亲王与闻政事，另设军机处，司掌枢要，内阁始无实权。疆臣立有功绩者，亦授大学士，内阁大学士乃为虚荣，时人仍以相国称之。军机大臣每晨入值，跪对询问事件，其人多为大学士尚书，既不能自由发表意见，而又人数太多，责任不专。其重要则与皇帝接近，乘机进言，拟定诏旨耳，实际上诏旨多由军机章京拟定，大臣不过传述审定而已。六部堂官多不在部，与司员恒不相习。据曾国藩言，司员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其言于咸丰即位应求直言诏而发，道光末年业已如此，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六部千余人，多无所事，曾国藩称其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其补缺主稿者，不过依据则例，核议案件，理办公事，舞弄文墨而已。各部书役多者竟至数千，司员奉之为师，或与之相结。大臣在朝，每逢佳节国庆，均往宫中行礼。枢臣入值，帝怜其老者，恩许骑马，或准坐轿，其得之者，视为殊典，御赏之物，或为寿字福字，或为荷包，或为如意，或为黄马褂，或为诗文，或为绸缎，或为食物，或赏在宫中吃肉，均须谢恩。受官晋爵，宽免处分，子弟中试，蠲免故乡钱粮，增广进学额数，亦莫不然。大臣尚有进贡之例，朝廷上之失仪违例者，御史即行弹劾，都察院之御史，可别为二，一曰六科给事中，查核六部违例事宜，二曰十五道监察御史，分察直省钱粮刑名弹劾事宜，朝会朝考会试军机处等，皆有御史监督。御史实为皇帝耳目，以敢言弹劾为能，皇帝偏重防弊，对于大臣殆无信心，大臣于监视之中，多所顾忌，苟安因循备员而已。

外官地位较优，将军总督巡抚及统兵大将得专折奏事，旗人自称奴才，盖清始祖原为部落酋长，臣下概为世仆，故有此称，提督奏疏亦称奴才。汉人之任督抚者沿用旧制，概自称臣，宣统嗣位，摄政王诏去奴才，满人始得称臣。奏疏或为报告，或为奏请，或为议论，均有一定格式，一字违例者，将致处分，类多避免违悖之事，杂有冒功粉饰之辞，引用谕旨，无论其内容若何，多加赞语。兹引常见之例数则证明，（一）“仰见圣谟广远，思患预防，至周且密，钦佩莫名”。（二）“仰见圣主仅念时艰，力图振作，周咨博访，不厌精详，曷胜钦服”。（三）“跪诵之余，敬悉我皇上轸念边陲，勤求驭远方略，圣谟广运，明照无遗，曷胜钦服”。（四）“跪聆之下，仰见圣明崇实黜浮至意，下怀钦感，莫可名言”。诸凡此类，例不胜举。其进用也，非为人民，乃所谓出于皇恩；其不称职者，上谕则责以丧尽天良，辜负国恩。大臣谢恩疏中，尝以世受国恩为言，每年派员入京，赍送贡物，遇有万寿节日，争罗珍品异物，或报效款项，或入京祝嘏。中日战争之年，慈禧六十年寿辰，方欲大举庆祝，而军队迭败，乃诏停办，枢臣仍承意旨进献贡物，宫中演戏如常，地方官则于万寿宫行礼。贡物本为呈贡方物之例，载于《大清会典》，或为食物，或为用物，官吏或以官价买之于民，或强人民报效，固恶税之一也。据德龄女士所记，慈禧亲自检点贡物，其不称意者，心尝记之。御赐之物同于朝臣，由送贡之员带回，督抚例须“恭设香案，望阙叩首”，表示祇领，并专折称谢。大员官外三年者，例须入京陛见，跪听圣训，出京先又请训，所谓训者，不过问答之辞，附带勉励之语，而縻款多矣。其下则有送部引见之例，困难已见于上。遇有国丧，官吏须素服行礼，民间例不嫁娶演戏，新年门联冠缨，一概免去，宴会奏乐爆竹均须停止，素服百日，并不薙发。顾皇帝与民多无直接关系，哀从何生？人民往往视为具文。淮军能将周盛传小心畏谗，书谕其子，并劝族人遵守丧礼，固其明证。其遵守者多为官绅，要有所惧，或别有所图，不过虚文形式而已。每遇忌辰，各衙门须将仪门暂闭，中设牌案，素服办事，鼓吹停奏，呵导禁声。裕谦官于苏州，以为日期未过，而各衙门即已撤牌，乃申禁令，顾此亦为具文。忌辰日多，官吏有不之知，而于斯日嫁娶宴会，为言官所弹致受处分者，用刑维持礼教，礼教之精神全失，其遵守者全为形式，其心动于祸福，固无悲哀之意也。

督抚为直省长官，据嘉庆十七（一八一二）年《大清会典》，全国总督八人，巡抚十五，其下属官承宣布政使十九，提刑按察使十八，道八十二，知府一百八十二，京畿四路厅同知四，直隶厅同知十八，直隶州知州六十七，厅同知四十七，通判三十一，知州一百四十七，知县一千二百九十三。清季添设行省，道府州县稍有增加，其下有佐贰佐之，人数不一。督抚管理省内各官，年有考语，朝廷据以陟黜，清制三年考绩，京官曰京察，外官曰大计，优者交部议叙，劣者罢斥致休。督抚对于州县官尚可随时将其摘顶撤差，其革职者，不必尽为贪污人员，中有谋欲改革积弊为绅士所恶而落职者。丁宝桢、郭嵩焘曾以整顿税银，公平分配，竟为言官所劾，二人官至督抚，犹有谤议，争论于朝，在其下者难安于位矣。劳乃宣官于畿辅州县，办差节省民财，劣绅无以自肥，反而控之。湘抚陈宝箴力欲整顿吏治，其属员黄鍪上书论之曰：“每莅一处，一切陋习不堪过问，即不为成法所系，亦为世俗所牵，一经整顿，即塞口碑，每闻操持过严。设有事变，先行撤委，不必问其是非曲直，徒得办理不善之名，此常例也。当事者各有身家，岂肯轻入棘途，自甘取戾。是以尔虞我诈，各蹈尸位素餐之诮，虽有披肚沥胆之血衷，无处施其用，虽有出类拔萃之贤能，莫能展其才，积重难返，理固然也。”其言深有所见，造成之原因，固如黄氏所言。其他主因，一则人无信心，且为防弊之自然结果，一则绅士之权太重，官宦权势之家，门丁犹斥县官为“芝麻豆子官”，捕人扑责，俨然同于官署，曾左李诸家均得如此。此种习气，非独湘皖为然，他省亦不能免。失意之劣绅，则将奔走控告，长官存有免事见好之心，县官颇处于不利之地位。朝廷则视督抚参奏为整理吏治之要政，实际上希望或与结果相反。官场名言，“无例不兴，有例不灭”，善于保持禄位之官吏，势乃迫而如此。

外官之缺优于京官，清季补缺者，纷至沓来，各省皆有人满之虞，循资按格，亦非十数年不得一缺。其出身可别为三：（一）正途，经考试出身者也。考有正科恩科，会试录取二三百人，仕途冗滞，道光时已然，乱后尤甚，六部候补人员，或十余年叙补，御史彭世昌奏言曰：“壮年通籍，则白首为郎，暮齿分曹，则半途求去”，京官之情状实苦。（二）军功，内乱历久平定，保举之员繁众。（三）捐班，军费困难，户部广开捐输，减价招之。于是各省候补人员无缺安插，其捷足先登者，非善于钻营，即有所系援，余则留于省会，类多穷困不堪。向例同知、通判、州县官以及佐贰杂职，皆有月课，准其报名投考，优给花红，以资津贴。江苏时称富庶，待遇较优，后以经费困难，改变章程，不分班次，并期合考，只予二十九名花红，余不给奖，佐杂概停月考。月课原为候补人员而设，武功捐班类多不能应试，请人代作，后乃改章，正途出身颇处于有利之地位。州县遇有事故，督抚派员往查，常以候补人员充任，亦调济之一法也。咸丰嗣位，侍郎赵元奏言官吏曰：“罔识民事之艰难，但较缺分之肥瘠，幕友家丁招摇滋事，书差胥吏又复从中舞弊，联络把持，贿嘱情托，无所不至。萎靡者怠玩因循，不知振作，贪酷者恣睢暴戾，唯事诛求；钱粮则任意侵亏，词讼则株连积压。”其言固为恶劣官员之写真，其所顾虑者，一则求免长官之参劾，一则避免绅士之反对，一则畏惧乡民之聚众闹事也。其所诛求者，或为相沿既久之规礼，或为钱粮之浮收，或为经手事业之花红，或为属员绅士之馈遗，或为词讼之请托贿赂。其数各地不同，官吏非此决不能赡养一家，或敷足办公之费，州县官之正俸养廉为数无几，而办公从无的款，长官出巡之招待，一窗一壶无不取给，节礼门包按例馈送，长官安然受之，恬不为耻，兹举一二明例于下。

周馥为李鸿章亲信，久官于直隶，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奉命署布政使职，其年谱记库吏送银五百两之经过曰：“余却之，吏曰，‘实任藩司向受一千两，署任则受五百两，此例规也。’余复却之，后数年，有以此被参者，账呈大府，大府认为故事，而以他事劾之去职。”其所称之大府，盖指直督李鸿章而言，此固不独直隶为然也。浮收钱粮，多寡各地不同，其最甚者殆为四川。据张之洞奏疏，每地丁一两，合之捐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粮民先交捐款，然后许完正赋，否则不给串票。县官有再加费者，农民聚众闹粮，成为大案。官吏解款，尚得从中取利，所谓耗羡解费也。户部出纳，亦有私费，自十数至数百金不等，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山东河工需款百万，户部先拨五十万，《光绪朝东华续录》记言官奏劾书吏索款巨万，其劾之者，以其多也。馈送则视缺分之肥瘠，地位之高低，事件之大小而定。绅士之贿赂，官吏之馈送，皆不易知。据朝臣周德润奏疏，广东官场最坏，自将军迄道府县官，应送规礼七分，连寿节合计，共三十五分，每分如金玉珠宝绸缎钟表，价凡七八千金，门包数百金，以尊卑为等，如广州府属之六州，每年进款在十万内外，尚不敷出。他省馈送，固无若此之巨。凡欲钻营买缺者，则辇金入京，贿赂当局，尤以奕劻执政时为甚。长官携带家眷上任，其在省城者，所有用具零星琐物，均由首县办置，州县官则由胥吏购办，去任或携之去，或出卖之，长官以其敝旧多弃之去。首县胥吏则发官价强买，谓之办差。此外，尚有当事人之讼费，遇有命案，无谕死者自经，或由误杀，当事者财产将多用尽，故谚有之曰：“家私多大，人命多大。”其弊之极，路中有尸，邻家亦蒙损失。裕谦官于苏州，留心民事，严禁此风。据《裕靖节公遗书》，地保遇有命案路尸，即同差役勒索邻家，名曰“尸场东道”，又常串通尸亲，将四邻开出，有隔二三里者，其罪列帮凶者动则数十，其畏事者出钱给之，始除其名，名曰“拔名东道”，此种恶习固不限于一地，官出验尸，供给需索类多出自邻家。关于财产婚姻等之诉讼，所在需款，禀帖递后，候待批示，久始开庭，及期，忽又延期，所用之费已多，而判决犹不可知，民间故以息讼为言。

以上所叙情节，引用之例，多为极端之表现，不能一一例推所有之官，其中固有洁身自好之士也。其困难则胥吏无俸，多所勒索耳。官吏办案亦有赔贴之时，余家居高资，清末设有高家司，专治匪盗斗殴等案，乡间遇有失窃，报告至官，数日不获，事主即至衙门吵闹，官出好言安之，一面期限差役破获人赃，案情重者将受处分。邑中遇有抢劫命案，知县闻报，即亲往勘，事主一无供给，回衙，皂隶以帚扫地，藉去晦气。州县官对于劫案，负有重大责任，缉凶不力，致受处分者，时有所闻，维持治安乃官吏主要职守之一。张之洞巡抚山西，奏请捕盗就地正法，其理由则“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通省劫案凡四十九起，六年（一八八〇年），劫案二十九起，七年（一八八一年），劫案凡五十七起，本年（一八八二年）十月以前，劫案凡二十九起”。四年平均之数，自今观之，并不为高，而张之洞竟请严刑诛之，以警其余。清代重视人命，罪犯判定死罪，报告刑部审核，部文批准，始得执行；各县死犯照例解至省城，秋后处决。复审勾名，犯人呼冤者例须再审，长官胥吏不胜其苦，多用严刑审问，狱定以木塞口，绑至法场，用令旗斩之。就地正刑免去解费，手续较简，且足警戒地方余匪。清季匪患较多，疆吏多请行之。官吏问供，不得，常用非刑，有以木棒或锤敲伤脚踝者，有提两耳令其植立逾时气脱者，有摩其腹使气上涌一扑而亡者，有用布纸贴粘人身，向日晒干，带肉揭起，片片血淋，名曰剥皮者，有以棒荆缚置人背，使芒钻刺，然后拔出，至于透骨，名曰抽筋者，尚有猫笼、天秤架、棍架、铁链、站笼等名目，皆见于官书，读后思之，心为之悸，何不仁之甚耶？凭供定谳之初意，原为免去死于非命，夫于非法淫威之下，隐受胥吏之指示，何供不可得耶？身遭非刑痛苦而死，远不如一刀杀之，较为人道也。清帝禁用非刑，迄未有效；死者诿为死于狱中。其所以然者，多由于官吏为责任之计，深恶匪盗，匪盗非自招供，则无以定谳，案非有人供认，则无以卸责。其时未有警察，防范不严，非严刑立威，则不足以示戒，冤狱自不能免；时人恨恶匪盗，亦少同情心理，谋害亲夫逆伦等案，刑亦严酷。犯人之在狱中也，带有手梏脚镣，行动毫无自由，饮食恶劣，盖所谓人间地狱也，因案作证之人，时无赡养明文，“一入班房（待问所），生死即在胥吏之手”，况狱中乎？此就一方面而言，实际上劫案与今相较尚不为多，讼狱非刑多与良民无关，而大盗会党羽徒众多，官吏无如之何，往往讳饰太平。要之，人民生活问题不能解决，地方官署组织又不严密，徒以严刑立威，固非办法也。

征收钱粮，维持治安，为地方官之主要职守，其贤而自好者，则无需索，对于人民，劝其息讼，遇有水旱饥馑，募款拯济，一面呈报长官，请免田赋，或筹款开塘浚河以工代赈，平日提倡教育，捐款兴学，即为好官。其邻县免减田赋而本县照旧完纳者，则乡民恶之，甚者聚众入城闹事。平民官吏向少接近之机会，然遇冤抑，尚可拦舆申诉，拦舆多为穷苦之良民，身受强有力者之压迫，告诉无门，始乃为之。故事州县官出衙，拦舆触其忌讳，公毕，呼冤，回衙将即审理。官位高者，侍从众多，拦舆不易，乃以新奇方法诉冤，如镇江赴水冤呼之案。初镇江于大乱之后，城外房屋尽毁，地无主人，及后商业发达，建筑市房，旧主出而争地，涉讼败诉。会两江总督来镇阅兵，船抵江边，地主缮写禀帖，以油纸包好，置于发中，于官绅迎接之际，忽于其旁高呼“大老爷审冤”，纵身跃入水中，总督即命侍从救之，受理其案。其在本省不得直者，尚得入京叩阍，顾此种种补救方法，究越出于常轨，且非多数人所能为也。官吏地位尊严，出入均有侍从，由来已久，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曰：“其（大丈夫）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此就唐代而言，清制略不相同，其精神则一也。督抚出衙鸣锣开道，执事侍官列队而前，骑马者谓之顶马，多者三人，持伞者一人，奏乐者一队，余多执牌，上书官衔，同于出会。轿前尚有戈士哈，满语侍卫之意，督抚坐于轿中，四人抬之，左右有戈士哈卫之，轿后置有一箱，中有衣服，乡人称为罪箱，不过仪式而已。后有骑马者随之，侍从凡百余人，威严无以复加，出入固多不便，幸其出衙者少耳。清季受外影响，疆吏中之识大体者，认为毫无意义，大减侍从，端方则其明例。其下各官视其品级，侍从递减，州县官出衙，亦得鸣锣开道，持肃静回避牌者在前，皂隶头戴竹编高帽，颜分红黑，俗有红黑高帽之称，手持长板，官则坐于轿中，人民闻锣让道，得于路旁观之。州县为亲民之官，有功德于民者，农民于其去时，或送万民衣，或送万民伞，或立去思牌，或脱换其靴置于城上，官得万民衣者，视为最大之荣誉，民间郑重其事，以为官有之者，将来因案参革，得免于死。

官吏鲜与人民接近，绅士出入衙门，颇有政治上之势力，其卑劣者凭借官势，欺压告诉无门之平民，其人或为世代书香大族之子弟，或为官宦之家，或为告退在籍之官吏，或为考试出身之文人，所谓士大夫之阶级也。其人社会上之地位颇高，俗称读书明理之人，实际上殊不尽然。其时读书入学之情状，与今学堂不同。儿童五六岁入学，塾中先生有进学与未进学之分，遂有经馆蒙馆之别，社会上之地位，所得之酬报，亦因之大异。缙绅殷实之家，礼请之先生，多为知名之士，待遇颇为优渥，教授之学生，约十数人，功课最为认真。城中大率先生设馆，邻近儿童欲上学者，家长托人说定学费，然后入学。乡村则有团馆之习惯，团馆于正月或六月举行。吾乡习惯，先由首东召集本村入学儿童之家长，议订学费，然后向先生说明学生若干名，束修多少，先生同意，是为团馆。东家设席宴请先生，三餐由其供给，一年所得二三十千文，其待遇优者被褥等物，多由首东供给。一年之中，夏季间或放芒，年终始有年假；先生返家，首东赠送之礼物甚多，间有一无赠送者，要由于各地之情形不一，首东之家境，及为人如何耳。明年正月，先生回馆，东家次第宴之，谓之春卮，投其所好，或偕之出游，或陪其博弈，约于灯节后开馆。浙江乡村待遇较劣，东家送米，先生自炊，类由年长之学生次第为之，馆或设于庙中，或在宗祠。儿童上学之日，家长亲送之往，携带礼物香烛，礼物则赠送先生，名曰贽敬，香烛则于孔子神主前燃烧，学生先向孔子行礼，后向先生叩头，每年新正开学，亦须行礼，学生二三十人，年龄不齐，所读之书，亦不一律。先生终日坐于馆内，稽查功课，管理学生，颇为忙碌，桌上置有板二，长曰戒尺，短曰戒方，为打学生之用。入学儿童先认字块，后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始读四书五经，学习写字，所读之书，必须朗诵，字句分明，一一熟记，然后于先生前背诵。学生背诵生书熟书，历时颇久，字句错误多者，或受呵斥，或罚令重读，或令跪读，或打手心，或打屁股，写字粗心者，亦受罚责，每日时间多耗于念书、背书、写字。先生坐于凳上，时以戒方拍桌，促其读书，一面教其立品敦行，学生坐于位上，必正必端，其出外也，不疾走，不跳跑，其在家也，顺从父母，恭敬长上。每晨入学，黄昏散学，均向孔子神主作揖，再向先生作揖，散学回家，又向父母长辈作揖。乡村儿童入学多为识字，粗通文义，能写书信；城市多求应考，尤以殷实之家为甚，教授方法亦稍不同。乡间先生对学生讲说经书，教其作对写信，城中固重讲解，又因得书较易，学生常或圈点史籍，试作八股，每逢二八或三六九等日，各作一课，名曰窗课，先生修改指导，迄其出学。今观学塾读书方法，课程迥异于今日之学校，缺点自不能免，先生不能明了儿童之心理，尤其明显之例，然其终日在馆，教授学生兼欲养成其良好习惯，人格教育之价值，固吾人所当知者也。

读书应考为士子出身之正途，儿童入学，其家人以此望之，考试制度正式成立于隋（七世纪初叶）。盖鉴于选举及九品中正之弊，应时之改革也。唐宋因之，科目略有改变，时人详论其弊，然无较善之方法，终不得废。应试者无贫富之分，士庶之别，朝廷视为抡才大典，慎选考官，严防弊端，考生之取舍，则以文为标准，会试中选者得入仕途，寒士亦得仕至卿相，谚所谓平地一声雷也。其明显之影响，则士之进用。以才能为主，扫除贵族门阀之阶级，其用以选士者，或为诗文，或为经义，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言繁杂。士大夫乃以考试之故，所读之书，所作之诗文，所有思想，往往相类。考生必书三代贯籍，冒籍中选者，刑至严峻，边省人士亦得仕至高官。凡此种种，皆足以促进中国文化政治之统一。清代考试沿用明制，重视八股，童生第一试为县试，应试者不问年龄，概称童生，或曰文童，前后共分五场，第一场为正场，试八股文两篇，诗一首，余为复试，初复试四书五经文及诗各一篇，二复试四书文策论诗各一篇，三复试四书文一篇诗数首，四复又称终复，再试八股作法。故事凡前场落第者，不得再入下场，中者登榜公布，造册送府，以备府试。府试科目与之相同，发榜后造册送院，中选者再应院考。县考例照学额录取两倍，府考一倍，院考由学政主持，学政亦称提督学院，皆京官之翰林出身者任之，为钦命之官，体制崇贵，职务清高，与督抚平行，寓有右文尊儒之意。

童生院试入场，搜查颇严，其怀挟带被搜获者，将其怀挟掷入巨箩，叱令入场而已，县考、府考并无搜检。院考规则颇严，入场发卷，按签归于坐号，并于卷面写明号数，然后关锁大门，堂上击云板一声，众皆肃静，吏执题目牌，教官诵题二三遍，兵快登案瞭望，遇有犯规者，鸣金一声，高呼某生犯某事，本生持卷赴堂印记，拒者重究。巳时，门击鼓三声，方许饮茶出恭，饮者走至茶桌，自击云板一声，放卷桌上，印饮茶二字，饮毕，击云板二声。出恭者击木梆，仪亦如之，例许一次．有交卷者即撤桌去。未时，大门外击鼓三声，堂官击云板三下，呼快誊真。申时，大门击鼓四下，堂官拍云板四声，呼快交卷。申末，大门五鼓，堂上云板五声，各生交卷净场。院考规则见于《学政全书》，通行全国，较之县府考严厉多矣。县府考于饮茶出恭，考生均得自由，俗谓日落净场，而场中不但燃烛，且有迟至午夜以后者。其原因可于王念祖君之言见之。其言曰：“县府系守宰之官，不愿过事严厉，以招恶感，且知学宪按临，必然雷厉风行，我辈地方官，何苦做大煞风景事，最初不过是照例之人情，日久成为沿袭之风气，在清季时，虽有风厉之县府官，亦不能违反习惯矣。”王君先后应试六次，乡试中选，会试不第，熟悉掌故，其言颇有根据。学政照额录取，发榜有名者谓之秀才，亦称附生，大率应试者数十人录一人，限于学额，有应试终身不得一衿者。绅富欲其子弟进学，唯有出于舞弊，县府试为之甚易，院试较难，乃勾通兵快；代考则因面目易于辨识，童生聚集一场，习气嚣张，最喜攻讦生事，倘被发觉，将有性命之忧，枪手不敢为之，乃多于场外代作，由挑水夫传递，场中检对手笔，原为杜弊，实际上仍为具文，清末考官亦有认真办理者。考试之日，饮食皆考生自备，唯县府考终复，由官给以膳食。亦尚丰腆，食者诩为幸运，夸示于乡里焉，榜发之后，秀才例须入学，字政按照报考籍贯归入县学，酌定十分之二拨入府学，谓之入泮，或曰游庠，其意义则入学宫从师肄业，身份与平民有别也。每一府学有教授一，州学有学正一，县学有教谕一，各有训导佐之，所谓诸生之师表也。王念祖曰：“学官教学，徒有其名，江浙文风素盛，无不自出束修，受业于邑中名宿者。”学政照例每三年按临各府二次，考试已经入学之生员，第一次谓之岁考。王念祖曰：

各生员逢岁试，无不栗栗畏惧，俗所谓秀才怕岁考也。每试得一等者，其前茅给予廪膳（其数甚微），谓之廪生，得二等者无功无过，得三等者谓之落海，照章发学戒饬，命门斗持戒尺责诸生手心十下，以示惩儆。但前清乾嘉以后，此事向不实行，虚应故事而已。究竟同学之嘲笑难堪，此秀才所以怕岁考也。至四等为劣，五等出学为民，久已不见于事实，学政多尚宽厚，实际上惩创之制，至戒饬为达极点，所以留寒士之颜面，俾可教书以糊口，但卧碑之上，则三、四、五等如何惩儆，赫然揭载，奉为定制焉（每一府县必有学宫，每一学宫必有卧碑，亦至今有未被毁弃者，可资考核也）。且岁试必须应考，亦有因事不与试者谓之欠考，下届逢岁考，须先补考一次，谓之补还欠考，非若科考之可以规避不到，在乡试前可以录遗入场也。学政按临各府第二次考试，谓之科试，名曰录科，即录其名以入科场也。考试制度与岁试相同，取一等者，前茅亦得补廪，取二等者一体乡试，取三等者谓之落海，即录科无名，次年乡试时仍须考取录遗，方得入乡场应试也。

王君所言，系应作者之问题笔答者也，括弧内之说明，皆其自注。三年两考固为定规，亦有并而为一者，恩科又将改变成规。学政按临各府，先期通知知县知府，由其出示分别考试，以备院考，故学政按临，一则考试旧生，一则考取新生。秀才学额有定，而岁科两试一二等名额则无定限，故少惩儆之例。《学政全书》所列之降青降社，已为一般人士所不明了，实则不过岁考四五等之处分，扑责降而为民耳。生员、童生均须自谋生计，寒士或教书，或兼行医，或考书院。书院多设于省会大城，由达官绅商创设者，或有学田，或有基金生利，或有捐款；山长常为知名之士，学生通常百余人，有月给银数两者，谓之膏火。其讲习之功课，或为经学，或为八股，或为史地等，要视主持者之决定。书院又常课文，或月举二次，或月举一次，或二月一举，生童均可与试，其列一二等者，多有膏火之助，应试者尝达数千，扬州梅花书院月课，镇江生童亦往应试，则其例也。生员进身之路，一曰贡举，二曰乡试。贡举则府县州学贡秀俊于天子也。一曰岁贡，府学每年例贡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三年一人，而入监读书，路途遥远，往返不便，又以年壮者为限，渐而变为名目，改由学政考验。二曰恩贡，贡生以国家庆典恩科年录取者充之。三曰优贡，三年一考，学政会同督抚选拔，一省数人而已。四曰拔贡，十二年一举，学政选拔，督抚复试。五曰副贡，乡试中副榜者，亦称半边举人，准其入监。六曰例贡，府县学生员或俊秀监生援例报捐贡生者。凡由前五贡出身者，亦称正途，贡生入京，或有入监读书，然后以知县或教谕或训导选用；亦有不必入京，由学政考后咨部选授本省训导，得缺由巡抚考验者，岁贡则其明证。

乡试例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尚有恩科，应试者有秀才、贡生、监生，秀才、贡生已言于前，监生则以贡生不愿坐监，乃以纳资入监者为多。考所曰贡院，均在省城，内有士子席舍，俗称号房，考时拨军守之，名曰号军；全国初设贡院十六，清季甘肃增设一所，江苏、安徽仍共一院。考官有主考官、副考官、同考官等名目，主副考官由旨钦派，同考官俗称房师，自十八人至八人不等，以本省科甲出身之官员充任，其下有提调、收掌官、誊录、对读、号军，多者二三千人。场中事务，概归监临总理，顺天以府尹充任，各省则以巡抚或总督为之。考官人闱，即与外间隔绝，不得接收函件，各部用笔颜料不同。考生先至省垣，夏历八月八日晚间，携带衣褥等物进场，先受严密之搜查，然后入场，完毕，封门，考生接卷归号休息。初九日，天尚未明，发表试题，第一场四书制义题三，五言八韵诗一，初十日傍晚净场，士子概用墨笔，故称墨卷。号房简陋，人于劳碌烦焦之中，居于斗室之内，遇雨尤感不便，神经错乱不能为文者，尝不能免，死于场中者，时有所闻，说者指为作恶之报应。考生交卷，受卷官一手接卷，一手发笺，并查违例应贴之卷，呈明贴出，余则每十份用纸固封后，送至弥封所，所官戳印红号，对编墨朱卷号，朱卷者誊录用朱笔抄写墨卷，送官评阅，防其观看笔迹，或致舞弊也。十一日，考生进二场，点名、发卷、发题如前，试题五经制义各一，十三日交卷，日落净场。十四日，再进三场，各事如前，题为策问，共有五篇，十六日出场。各省试题，除顺天试外，均由考官拟定，顺天试首场题由皇帝选定，其应试者有奉天、直隶、承德之生员，及坐监之学生。三场完毕，弥封所检对卷号簿号，送至誊录所，由其酌派书手用朱笔誊录，然后送往对读所校对，校后收掌官将朱卷移送考房，墨卷则标笺收存。房官选荐佳卷，呈送主副考官，由其品定取舍，小省人少，九月初发榜，大省考生万人以上，迟至十五。中选者各省例有定额，自四十至百余人不等，第一名为解元，余称举人，或称孝廉。举人进身之路有二，一应大挑，旧例每阅六年举行一次，嘉庆改为每四科大挑一次，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铨补。顾以容貌为取舍，无足轻重。一应会试，会试以辰戌丑未年三月在京学行，亦分三场，规模略同于乡试，中试者为进士，第一名曰会元，榜发后在保和殿复试，名曰殿试，考列一甲者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传胪之日，礼至隆重。其谢恩题名等礼，殆无叙述之必要，状元授修撰，余授编修。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或入翰林院肄业或授小官，例不一律。其肄业三年者，例有考试，清自中叶而后，重尚楷诗，考列高等者，留于翰林院，为编修检讨，迁调较易，时人以预选为荣。后则人数增多，调迁不易，乃求外官。

上言之考试制度，系清代普通士子进身之阶，达官子弟处于优胜地位，尝碍寒士进身之路，乃定官卷。其子弟及同胞兄弟等之应乡试者，编入官卷，大省二十取一，中省十五取一，边省十取一，就人数比例而言，取额较宽，仍有优待朝臣疆吏之意。旗人初考翻译，乡试另行编号，录取较易，舞弊尤甚。武举于文试后举行，亦分秀才、举人、进士，武官多由行伍出身。其社会上之地位，远不能及文官。此外尚有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博学鸿词科无定额，于清初举行，应试士子由大员保荐，试以诗文；经济特科于一九〇三年举行一次，录取者未曾重用，无关得失。清季奖进新学，其自外国留学归者，许其考试，予以进士出身，更以倡办学堂，疆吏请废科举，朝旨许之，于是国家抡才大典之考试，暂作结束。考试为士子入仕正途，显亲扬名，光荣乡里，政府民间莫不视为大事，拥有资财者，谋求得之，不择手段，寒士则尝卖文自养，其情状固吾人所当知也。童生聚于一处，往往生事，府县类多徇其所欲，闹场之事，时有所闻，其原因或攻讦舞弊，或为讥嘲不自科第出身之县府官，或因题目困难，或以琐事要挟州县官。生员赴省乡试者，船上书旗，途中税卡不敢稽查，船户乘机挟私。其进场也，考官严禁代考怀挟，而弊仍不能免。一八七九年，江南乡试冒名枪替者，竟至十数人之多；场中且有临时觅得枪替者，同在一号之中，仍由本人誊写，谓之临时卖稿。据王君言，大抵先取笔资一二百金，获隽后则照笔资若干倍，又有早先议妥，临时换卷者。场中生活，可于下引之文见之。

试士之区，围之以棘。矮屋鳞次，百间一式，其名曰号。两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担囊贮糒，闻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时，或喜或戚。其喜唯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横，立颈不侧，名曰老号。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动颜色。其戚唯何？厥途孔多。一曰底号，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忳，是为大瘥，谁能逐臭？摇笔而哦。一曰小号，广不容席，檐齐于眉，墙迫于跖，庶为僬侥，不局不脊。一曰席号，上雨旁风，架构绵络，樊篱其中，不戒于火，延烧一空。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为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毋制余肘！

文见于陈康祺之《郎潜纪闻》，为常熟陈祖范所作，困于场屋，自言其经过，且作告别也。所言偏于居处。关于饮食，王念祖曰：

入闱后之生活，虽有官厅供给饭食，考生仍喜自备，铜罐椀箸炭米肴馔。皆考生自携入场，命号军供炊煮之役，饮料则号前有大缸，满储清水，亦颇清洁，烹水瀹茗，亦号军之事也。饮茶向无规例，任考生自由。

此就考生而言，第三场适逢中秋，例有月饼火腿钱文，江南乡试每名给二百文，光绪八（一八八二）年，皖灾以款助赈，左宗棠特捐养廉发给。四川积弊深痼，据《益闻录》载登川督丁宝桢之奏疏，场内前有酒饭烟馆，官不敢问，点名时拥塞喧哗，混领考卷。“本年（光绪八）严照条例办理，头场戒斥窜号数人，二场竟有斥生周冕蒙混入场，将其看管，又有士子拉坏号棚木签十数根，以便出入，不服官劝归号，反而胁众数百，打毁考棚，拥入公堂，毁坏什物，抛掷砖石，饬役拿获三人，余多归号，尚有数十人逼索周冕等，闹至四更，公堂分派题纸，竟将其抢去，掷入水缸。”此种不法行动，虽为四川独有之例，然可略见考场情形之一斑。孝廉入京会试者，例给川资，各省不同，白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贵州、云南、新疆士子入京，赏给驿马骑坐。场中秩序就大体而言，较为严肃，然有吸烟者。朝廷重视科举，考费作正开支，颁布条例，严禁舞弊，而弊反生于其所防，童生应试例须廪生具保，苟非士族常多勒索。张謇改姓应试引起烦恼，则其明例。学政原为清高之官，按巡各府，尚有规礼；办差器物之需索，酒筵之供给，常苦府县官，王念祖曰：

学台来自京师，仆从无有不凶狠者，其主人能约束之，则此辈亦不敢作恶，倘学台自身不能廉洁，则此辈无所忌惮，而州县官苦矣。先君子宰同安时，福建学政檀玑颇不能自洁其身，仆从之凶逾于狼虎，路经厦门，照例燕烤两席，鱼翅六席，谕令一律抬还，速令粤厨精制粤席。……仓促不能应命，赂仆满欲，仍以前席进用。始无闲言；次日，过境赴泉州，则行馆以内之红缎绣花披垫，杳无踪迹矣。物为假自绅士者，乃照价赔还之，但有清一代，贪污若檀氏者，亦不多见焉。

贪污至此，县官无法应付，唯有贿赂忍受赔偿而已。官无保障，学政固能借端需索，秀才进见例有贽敬，入学亦有规礼。乡试考官，朝臣奉旨派出，其在顺天者，迅速人闱，他省则限五日内起程，途中不得通柬拜谒，所以杜夤缘请托之弊也。闱中考官不得携带违例物品，考卷之弥封誊录，皆为防弊，墨卷尚须送京磨勘，倘或发现文理不通之句，例有处分。会试条例大率同于乡试，而关节之弊，仍不能免。清代数因考试兴起大狱，则其明显之例。尤有进者，朝廷重视科举，民间视之尤甚。余家世居乡间，宗祠并无多产，族谱中云：“有应童子试者，给盘费银二钱，如入泮者，给花红银二两；应乡试者给银二两，应会试者给银十两。”款数虽少，然可见其奖励之一斑。罗泽南七应童子试，不售，及入县学，年谱称其泫然泣下曰：“吾大父及吾母勤苦资读，期望有年，今不及见之以稍慰也。痛哉！”一衿之荣，竟至于此！入场之先，亲友送礼预祝，尤以乡试、会试为甚。其中试者传报至家，亲友视为人间至荣，造门庆贺。《益闻录》记状元黄思永于南京受贺，官绅往贺，状元头插金花，身穿蟒袍，坐轿至朝天宫行礼，前有衔牌数十对，魁星亭一座，大红旗四柄，上绣状元及第金字，观者拥挤不堪。说者称其祖上积德所致。昔为寒士，一旦跃而至此，足以惊骇世俗矣！举人进士于榜发之后，即拜考官为师，恭送贽敬，对于房考官亦极亲近，并谒见其夫人，行弟子之礼，以为非其所荐，则无由上达主考也。其亲昵过于业师，盖考官之地位优于业师，含有势利交结达官，为将来党援之计。同科中试者，无论年龄高下，行辈尊卑，地方远近，概称同年，亦相交结。科举所试科目，童试各场均有八股，乡会试各有三场，而考官则重首场八股，对策不过就题敷衍成篇而已。八股为多数士子专心习学之文，于历史上盖有说明其内容之价值，兹选一篇于下。

殷有三仁焉

蒋龙光

（破题）以存心者存商、尚论之而乃定已、（承题）夫志欲存殷者三仁也殷实有之、而殷至今不亡矣、（起讲）今夫国运之兴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然天能亡一代之国。而必不能亡一代之人。即能亡一代之人而必不能亡一代人之心则其心在也。即其人在也。即其国亦在也。（入手）如微箕比干之行事如此，（起股）此犹可曰周得而有之乎。亳社可移，九鼎可迁。独至百折不回之意。必不可改。是盖从亿万众之离心离德而姑存其不臣不叛之身。则固新主所不得而夺也。此犹可曰纣得而有之乎。播弃如故。杀戮如故。究之自靖自献之衷，亦复如故，是盖聚数百年之祖功宗德以全收。夫尊贤养士之报。则亦非独夫所得私也。（出题）吾因而断之曰：殷有三仁焉。（中股）讫命之罚。知之素矣。岂三仁而可与天抗乎。而仁至乃可以违天。使当日者。稍有依回帝命之思。则挟其才智。而与宁王之四友。穆考之五人比肩。择主。安见其扶景运之易。为力不胜于振坠。绪之难为功乎。而三仁不愿也。唯是天欲亡之。必欲存之。斯赖兹硕果之仅存。已可抗衡乎十乱耳。孔迩之兴。计之熟矣。岂三仁而可与人异乎。而仁至。自不忍附人。使当日者。稍有观望舆情之想。则留为有余而俟。西山之义士。洛邑之顽民。扶义而起。何至若抱器陈畴之不可以复还。剖心泣血之不可以复生乎。而三仁不计也。唯是人欲亡之。必欲存之。故即此一家之同德。已足鼎峙千秋耳。（后股）今而知殷之亡。远于夏之亡也。南巢放桀之日。尝不闻有。一人一士上酬七庙之灵。而何幸。忠良焚炙之余。犹见累朝培植之厚。商先王有知。应亦无憾焉。已今而知殷之亡。不减于周之兴也。筐篚玄黄之会。孰不谓乘时景运。居然俊杰之名。而何意忽焉没矣。之后。犹足动人凭吊之怀。我文考有知应亦甚慰焉已。（束股）嗟乎自有此三人。状山河而重社稷。当无忝莘野之元臣。告后土而对皇天。实足愧孟津之百国。（落下）殷虽不欲有之。三仁忍不为殷有哉。此孔子所以废书三叹也。

八股为文体之统名，内容亦有变化，有少至两大股者，有多至十余股者，有在起讲下用三段散文者，然以八股为常格，故以为名，又称八比，以其两两相比偶也。其原起盖始于北宋之以经义取士，初唐沿隋制，以科举取士，科目繁多，而进士成为常科，偏重诗文，言者论其轻薄，谋欲废之，终不可得，宋初欧阳修利用科举，改正文体，论者仍称其空虚无用。王安石建议经义取士，注重解说经文义旨，逐层阐发，原用散文，后乃渐归整齐，至明遂成八股，清初一度废之，旋再恢复，相沿迄于光绪朝止。其题初限于四书五经，后则出自四书，论语尤为重要，历时既久，几无新题可出，童试乃断剪经文，割裁语句，据康有为《戊戌奏稿》，其小题有枯困缩脚之异，搭题有截上截下之奇。行文有钓伏渡挽之法，譬如《中庸》“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上去“及其广”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以难诸生。康氏才气纵横，困于小题，凡六应童试而不售，乡会试例禁裁截经文；士子得题之后，聚精会神，设身想象二千余年前之环境，模拟时人之口吻，阐明题中之精义，三代以下之典林，不得用于文中。其浅陋者，“非三代之书不读，非诸经之说不览。乃以八股精通，楷法圆美，幸而成进士矣”。八股作法，有破题起讲诸名目，已见于引用文中之旁注，兹再略加说明。开首两句谓之破题，盖以作者认定题旨，而以两语喝破，立定全篇主意也。破题之下，或三句，或四句，谓之承题，乃承上破题之意，而解释之。其下为起讲，起讲为一篇之纲领，如散文中之总冒，应将全题意义，笼罩无遗。起讲之下为入手，从题之上文叙入，以为来龙。其下为起股，乃从题前虚按领起，或逼入本题；起股之下，以一二语点出题目，出题之后为中股，无论从何面发挥，总为文之重心所在，中股之下为后股，再将题义透发无遗，后股之下为束股，将余意结束。全文不用束股者，六股亦可完篇，本题有下文者，束股后还须一二语点出，谓之落下，即题无下文，亦须以一二语点醒主意。此种简单说明及上八股文之选录，颇赖陈虞孙君之助，至于此篇之主意，作者运用方法之巧妙，则无说明之必要，此不过举一例，以见大概耳。

八股文字之整齐，方法之固定，作者无自由发展思想，及运用文字技能之机会，毫无文学上之价值；其为文也，既非研究高深之学理，又非社会之实用文字，从以应试为其存在唯一之原因，士子终身习之，有不得秀才者，耗费时间精力，究有何用？说者言题出自四书，阐明微言大义，便于寒士，含有机会平等之深义，顾其不良之影响，浅陋士子，除四书五经而外，别无所知，举人有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者。据康有为言，翰林亦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高祖、唐太宗为何朝帝者。其言不知何所根据，明知数人之名，固无实用，教育之真价值，常在发展个人之天才，环境之认识，判断之能力，而专习八股之士子，缺乏常识，脑海中想象上古之黄金时代，本于褊狭之胸襟，成为顽固不化之陋儒。清季朝臣尝有其人，此政治未有进步，外交趋于失败之一主要原因也。其中一二英哲才能之士，虽由八股出身，然非其能造成，英杰盖非八股所能束缚也。屡试不售之童生，终身练习，死而后已，其精神与毅力，足以启迪吾人，其所以然者，一则官迷太热，一则出路太少，一则考试大体尚称公平，别无怨尤也。八股考试，吾人非之者，非为考试制度，乃其科目耳。学术之进步，尝赖国家之提倡，此为中国奖进之一方法，国家需用人才，此为登用才能之一方法，其他原因已见于前，兹不复赘。

士大夫以八股应试，八股非应用文字，识者非之，由来已久。其时应用文字，一为骈文，二为古文，三为白话文，韵文则有诗词。骈文于南北朝成立，唐犹盛行，及至中叶，古文运动颇有势力，唐末骈文复盛，宋以科举之力，提倡古文，骈文终未能废，馆阁台省之文，仍多用之，说者且谓事关尊严，非四六之诏不足相称也，清末骈文作家，要不过模仿古人而已。古文原为散文，司马迁用之著成《史记》，编史者从而效之，唐宋以后势力大盛，清之作家向分两派，尤以桐城派势力为大。及其季年，曾国藩、吴汝纶、严复、林纾、章炳麟等均称能手，清季以环境变迁，一派趋于通俗如梁启超之文，一派用以译书如严复、林纾。二人译书皆有相当成绩，林纾虽不能读英文，然颇富有天才，翻译小说百有余种，胡适曾称古文应用，司马迁以来，未有如是之成绩，固信而有征也。章炳麟文理尚优，可称名家，白话文发达颇早，名家用以著成小说，为社会上流行最广之文字。清代曹雪芹之《红楼梦》尤负盛名，其价值常在描写深刻细微，而言语尖俏诙谐，充分表现作者之能力。北方官话流利，作者或以言语消遣，著成评话小说，如文康之《儿女英雄传》。民间之风气强悍，俗有剑侠之说，作者或不明了世界大势，鉴于外患之逼，著有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之类。南方作者知识较广，或谋改革，而力不得，乃以讽刺文字，描写时事，李宝嘉之《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刘鹗之《老残游记》，皆其例也。其另以方言著成小说者，首推韩邦庆之《海上花列传》，其书为吴语第一名著。诗则多仿古人，王闿运、张之洞、陈三立、郑孝胥等均负盛名。据胡适之见解，贵州诗人郑珍，上元诗人金和，感受乱离之痛苦。歌咏时事，颇能见其个性。周馥之史诗，亦常为人称道。康梁诸人，则欲创作新诗，黄遵宪、康有为较有成绩，黄诗另辟新境，负有盛名。词则未有重要之成绩。以上所言，不过近代文学之趋势，注重文学之读者，可看胡适所著《五十年中国之文学》等书。

士大夫顽固墨守，不知所处之环境，时有重大之刺激，比较借鉴之机会，不肯利用，清末之思想学艺，盖无特殊之成绩贡献于世。清初士大夫鉴于王学之空疏，八股之无用，又以耶稣会之影响，研究数学；其时文字之狱迭兴，学者多所忌讳，乃以科学方法考证古书。其人博览群书，一字不肯放松，精神至堪称述；顾此所谓搜集材料，鉴别真伪，不过为研究学术之初步，尚须综合所得之结果，作为有系统之叙述，其困难则为止于初步，过于琐屑。乾嘉之后风气转变，学者倾向于研究圣贤之微言大义，间不免于张皇附会，未有重要之成绩。总之，二千年来中国之思想束缚太甚，其间虽受印度哲学影响，英哲深思之士另辟新境，终然不能减少传统思想之势力。文人精力多耗于熟读四书五经，例如勇于疑古之崔述，其《考信录》之标准，则以儒书为根据也。清末朝臣疆吏以道学自任者，有倭仁、曾国藩等，其人律己颇严，勤俭刻苦，以君子自期，自私人道德而言。固不失为君子，就思想学术而言，不过模仿前人，拾其唾余耳。文人若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等，亦无学术上永久之贡献。章氏门户之见太深，虽有独见独到之处，要无重要之创作。康氏主张变法，著作牵及政论，《孔子改制考》则其明例。其主意则尊崇孔子，以耶稣受人崇拜，而孔子与平民无关，乃欲仿其组织，倡言孔子改制，实为教主。《伪经考》杂引伪书，《大同书》则未公布，要亦不过个人理想社会，所谓乌托邦耳。梁启超文字宣传，厥功甚伟，然于西方学术认识不清，纰缪杂出，其著作殆无永久之价值。以上所言，偏于价值之估计，标准人各不同，此就研究学术之方法，所得之新贡献及影响而言，学术为终身事业，绝无速成之方法，彼视学术为从政之副业，何能成功？此非轻视吾国之学术，乃欲知其弱点，改变吾人之观念，纸堆中之探求，或不如观察调查之所得也。更当附言于此者，近代机械学发达，印刷术进步，美人威灵斯（S．wells williams）于广州创设印刷所，教练工人，中国始有机器印书新法，印书较之镌刻木板，大有进步，书价既较低廉，文化传播更为便利矣。

清季学术虽无特殊之贡献，然堪注意者尚有二点，其一则新材料之发现，其一则译书事业之开始。材料可别为三：一曰鼎彝，初乾隆搜集鼎彝，陈列宫中，丰富过于前代，臣下化之，相沿成风，金石考古学家争出重价收买，于是重器次第发现。学者研究其文字，始知古代文字演进之迹，许慎之说不足深信。其制造之花纹文字，及所用之材料，均有助于历史，遂开学者研究考证之途径。二曰甲骨文，河南安阳为殷故墟，光绪末年，洹水发现契文甲骨，人不之识，商人运京售于达官。拳乱，散失殆尽，大部分归于刘鹗。识者论为殷物，采收者渐多，或流入外国。罗振玉见而宝之，遣人掘发，获三万余片，得古器物多种，其收藏之富，推海内第一。罗氏所著之《殷商贞卜文字考》，为其研究之第一作品，其后王国维等继续研究，迭有重要之发现。三曰西北古物，国内好古之士收藏古物者，以端方等为最丰富。外人亦谋搜集古物于中国，其重视者则为新疆，其地为古代中西交通之要路，印度、波斯、希腊、中国文化接触之所，地有沙漠，气候干燥，一二千年前之遗物，尚得不坏。考古学家斯坦因前往新疆，发掘遗址，获有汉人坠简及唐代美术品甚多，及抵敦煌，访知古寺藏有唐时抄本典籍绢画及吐蕃文字，诱说道士，取运一部分送归伦敦，法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继之，取归一部分回法，清廷得报，命送余物入京，其经中外学者研究者，已有重要之结论。关于译书事业，其初也进行迟缓，其困难一由于轻视列强，不信其有高深之学术思想，一由于中外文字之迥异，全国无一精通外国语言之人，俄国于鸦片战前，赠送科学书籍，朝中无人知其内容。及同文馆、广方言馆成立，教习聘用外人，学生不肯专心学习，靡款虽巨，迄未造成有用之人才。其翻译外国书者，多为外人，顾其偏于机械学，文字晦涩，未有若何之影响。国内识者受外刺激，研究西学，用力颇勤，惜其从未实地考察，全为书本知识，仍不免于错谬耳；渐而变为风尚，殿试对策，大臣以之为题。其始利用外国材料考证者，首为驻外公使洪钧。中日战后，风气改变，翻译应时需要，严复乃以译书盛称于时，雅信达之标准，迄今尚为一般人所称道，其所译之《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等书，均负盛名。林纾则以译小说见称，林氏精通古文，富有天才，故能遣词创语，绝非无根基者所能及也。

美术为一国文化代表之一，其范围有金石、字画、瓷器、雕刻、建筑物等。其性质可分为二，一为创作，创作非有天才之作家，殆无重要之成绩，旷世或无其人。一为保管，国内向无公共保存机关，宫中收藏向不公诸所好，私人非强有力者则不能安全，收藏家往往珍而藏之，不轻示人，每逢一乱，尝多散失。清代彝器出土者，多于前古，已言于上，碑石亦为专家所重视，魏碑尤其所好，重价收集拓本，成为专门之学。其用途自吾人观之，则文为古人传记，历史上之重要材料也，时人观念则不相同，其重之者，一为鉴赏，一为练习字体。字为国内美术之一，士大夫有终身习之者，名家要多由于天才。清末善书者，有何绍基、张裕剑、翁同龢、康有为等，康氏论书之《广艺舟双楫》，颇有见地。画则国内作家兼重山水花卉人物，独立自能一派，山水偏重意境，与西洋画迥异，花卉人物简单而能动人，为世界著名美术之一。清季名家甚多，任伯年尤负盛名。徐悲鸿称为近代伟大作家，任氏天才极高，笔法自清初名家陈老莲化出，家境穷困，染习鸦片，侨居上海，以卖画为生，非受生活之压迫，则不愿有所绘画。余于章诚忘君书室，见其名作多种，尤以《清荫草堂图》（山水），《唐太宗评字图》（人物），《双鸡图》（花鸟），《翎毛五伦图》（花鸟），为其生平杰作。章君先君敬夫公爱好名画，与之交游，多其赠送者也。任伯年死后，其女善画，仍用旧章出售；其个人作品今流行于外者，杂有赝物。瓷器雕刻衰微已甚，建筑之有历史价值者，东南多毁于兵燹，清季唯有北京，尚能代表中国建筑而已。

人民职业，士为最贵，其次曰农，中国以农立国，出产之食料，政府严禁出口，其思想则维持民食也。以农立国，时以民食不足为患，所谓农者虚名而已。其困难则人口于大乱之后，耕地有余，产生之五谷，供给过于需要．价钱低落，农民地税并未稍减，多田反而为累。太平天国灭亡之后，人民未死于兵燹饥荒流亡者，回归家乡；余家居乡间，族中有田，近于江边，一年收入不足完粮，愿写送契，无愿受者。王邦玺奏言田赋，称其家乡曰：“瘠薄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所称情节，指江西而言。国内荒地无人耕种，所在不免。及后人烟稠密，需要之食料增加，始乃开垦荒地，维持需要供给之平衡。此种简单经济程序，要由于剩余之食料，无法运出也。人口增加，终至无可再加之时，可耕之地始尽开辟，食料不足，反向外国购运，此近百年来本部十八省之现状也。农民从不能改良其生活，不过于前现状之下，家有余粮耳。人民以耕种者为最多，朝廷收入初几全赖田赋，四民之中农民负担独重，以农立国者，岂此之谓乎？其时工业未脱家庭工艺之情状，商业则为小资本家之贩运，富豪无所投资，往往兼并土地，跃为地主。平民无恒产者，降为佃户。地主田地多寡不同，有自耕其田自食其力者，有耕种一部分田地，余由佃户承种者，有地归佃户耕种收租者，各地情状不同，大率北方大地主较多，其人或为仕宦之家，或为地方名族，南方亦有其例。湖南大族如曾左诸氏田地之广，步行十数里，尚或未出其疆界，不过人数较少耳。地主田少者仅及数亩。贫民承种之田，出租多寡，视田肥瘠田赋轻重及需要供给而定，地主多为绅富。常与官吏相结，佃户类多处于威吓压迫之下，其恶劣者，每年交给地租，约当耕地收入三分之二，地主家中有事，苟有呼唤，须即前往，凶年欠租，承认丰年归还，其所以然者，承耕田地，终身劳碌，尚不至于冻馁，地主一旦怒而夺之，将即无以为生，迫而处此，盖与农奴相去无几矣！其最优者，岁交地主约其田中收入三分之一，别无其他义务；更有说定田租，佃户于承种之时，即行交纳者；地主有供给种子肥料，及农家用具者；各地待遇不同。地主须完田税，所得之纯利，往往不足百分之二十，富豪之置田产者，视之较为安全，为其子孙永久计也。政治哲学及民间议论莫不反对兼并，其因正用无出售卖田地者，须得亲族同意，出售之后，生计困难，尚得找价，买主尝或予以助金，乃于写契之时，兼写叹找纸一张，内称业已找价，年月空不填写，将来发生争执，买主自由填写，诉之于官，较为有利也。叹找原为救济贫民，防免绅富之兼并，保护贫民之田产，结果不过如此，可为一叹。

政府收入以田赋为大宗，由来已久，清代田税沿用明制，各省不同，省内各县不同，其原因或由于宋之公田，或由于明初之苛政，或由于田之肥瘠，或由于县之大小用费不一，一县之内，田有山田、圩田（或称沙田）、芦田、房基、山地等名目，税额不同，税分两期交纳，盖本于唐杨炎两税制也。完纳之期例为二月开征上忙，八月开征下忙，实际上则颇迟延。康熙归并丁税于田税，亦异于旧制。上忙一称钱粮，于夏历九十月开征，下忙江浙称为漕米，于腊月开征，逾限未完者，加息十分之二，明春尚有找征，其数无几，补交不足而已。上忙交钱，下忙完米，亦有交钱者，完米共有八省，尤以江浙为重，运漕入京谓之本色，改收钱文谓之折色。清季漕米减少，州县官不愿收米，开仓之日无几，两税相较漕米颇重，其征收之手续，粮户各有税单，载明各田每亩征收实数，一县分镇若干，下为图甲，设有册书地保里运，册书为世袭之粮吏，买卖田地后之过户转册，归其办理，旧时交通不便，农民入城完纳钱粮，一日不能回归者，歇于其家，册书在乡收歇脚麦歇脚米各半升，迨后交通便利，旧制始废。册书催征钱粮，地保佐之，所谓粮差也。里运或称现年，不知始于何时，原由一甲或一村田多之农民轮流充任，相沿既久，贫无立锥者亦须承当。其主要之职务有二，一、田禾歉收，禀报县官，将来委员入乡勘察，由其引带。二、粮吏送交税单于里运，由其分发花户。粮户得单之后，数家或十数家联合或推一人入城，赴钱柜交税，领取收条，谓之串单；或运米入仓，数十车同行，街中横行无敢撞碰之者，名曰送皇粮，亦领取收条而归。农民田少，或一时无款，或入城不便者，则托册书代完，册书从不给予临时收据，向其索取串单，往往托词延宕，弊端遂生。田税限期到后，里运向各花户索取串票。择日携往公所，交给册书查验，验票之日，里运冠带盛服而往，其催征不力者，将受惩罚，礼极隆重，宴会而散，说者谓其存有古代乡饮酒之遗风焉。验票之后，图下花户尚有未完纳者，粮吏先向里运力催，然后提人，事实上里运负有催督之责任，验票之先，类多强催粮户完纳，其不遵行者将即罚之，甚者携其锅去，皇粮国课，非赤穷者何敢迟延！验票后提人，恫吓而已。粮吏送票催征，例有规费，甲中有公款者应付裕如，其无公产者，或由里运赔贴，或由花户分担。大乱之后，人口锐减，图中未能恢复里运者，谓之烂图，烂图于限期到后，粮吏即得入乡提人，不若前者之较有保障，免其滋扰也。里运之制现尚存于吾乡，不过徒有虚名，无关轻重耳。

中国土地广大，南北气候不同，地受山脉河流气候雨量之影响，耕种之植物亦异，淮水为其天然分界，其南植稻，长江流域，水田夏季植稻，山地播种杂粮，秋多种麦，其近南方气候温和者，一年栽秧两次，西南诸省亦然，广东有栽秧至三次者。淮水以北之地，夏或种豆，或种高粱、小米、芝麻、棉花，秋则种麦，长城以北冬季严寒，冰至三四月融化，收成年仅一次，或栽秧或种麦，或种高粱、黄豆、小米。各地情形虽不相同。而农民生活情状之苦，则多相似。江浙一带，夏季农民最为辛苦，尤以栽秧之田为甚。稻田产量较高，凡有水者莫不设法栽秧，其工作有下种、耕田、车水、栽秧、去草等，车水多立于暴日之下，天旱塘渠见底，多用水车两道灌溉，工人尝至十名以上。其工作也，天尚未明，起吃早饭，饭后入田，日食四餐，午时休息片刻，黄昏始归，时间常在十四小时以上。工人或为田主佃户，或为长工雇工，或为换工之邻人，换工者主人供给饮食，不另给钱，妇女亦常入田播种锄草，其勤苦者，无异于男子。儿童则送茶饭，秋收种麦亦颇忙碌，其副业有养蚕、养猪、养鸡、养鱼、植果、取石、织席等。凡有一技之长者，农隙出外营生，借以补助一家费用。其近山者，伐草充作燃料，多则担入市中售卖；购买日用必需品回家，宅旁余地，辟为菜园，四时种植蔬菜非有亲友远至，无须入市购菜。凡此轻便工作，类多妇女为之，妇女除烹饪女工而外，尚有捻麻纺织等，迨后商埠增多，布匹输入年有增加，其价低廉，花样繁多，于是家庭工业遂告破产。吾人平日想其生活情状，似近于自耕自给之理想社会，实则穷困不堪，终身勤劳，仅能维持一家数口之布衣粗食之生活。居住北方多为草房，甚者如吾人习见之草棚，南方瓦房较多，亦不免卑陋污秽，子弟无力读书，愚蠢无识，盖少人生之乐趣，而乃习以为常，安于命运。及遇水旱之灾，家无储粮，典当衣物之后，迫而卖其耕牛，借贷利债，月利约二分，家人或饮麦粉稀粥，或吃山芋番瓜，或食野菜矿泥（俗称观音粉），甚者典尽当绝，无人借贷，卖其亲女，易子而食，此近百年常有之事，言之悲伤，政府之救济，究不能免其死亡也。其原因一曰天灾，一曰人祸，天灾无须赘言，人祸虽曰河渠不修，交通不便，而最大原因，则农民耕地太少，而人口有增无已也。江浙农民有田十数亩者，即为中等之家，其田稻麦二季，收成较多，北方种植旱谷杂粮，三十亩田，或不之及，一生尚可暖饱，家有二子，子有二孙，固不为多，及至二代每人所得不足三亩，乐岁终身苦，凶年乃不免于死亡矣。其困难之症结，则一地人口增加之速，远过于耕种土地之开辟，生产事业苟无极大之进步，则农民生活无从改良也。

农下为工，工人种类繁多，乡村忙时农家雇用工人，助其耕种，日给钱数十文，其田多者雇用长工，年给一二十元，谓之伙计。其人以力自食，住于乡间，无须投师学习，所谓农工也。其有一技之长，用手工作者，时称手艺，如瓦、木、铁、铜、锡工匠，补锅、剃头、裁缝、纺织工人之类，其人多生长于乡村，家无多田，父母欲其学习手艺，将来口也。从师学习之年龄，往往视其工作之性质，及身体之发育而定，以十三至十六为多。师父多为铺作之主人，供给饭食，待之俨如奴隶，徒称女主人曰师娘，待之尤为恶劣，大率早起迟睡，洒扫煮饭，及料理一切粗笨工作，稍不如意，师父即苛责挞楚，暇时授以工作方法，予以练习机会，及有相当成绩，随师工作于外，工资归于其师，普通学习三年为满师，满师云者，徒弟可离其师父，单独工作，社会认为工匠也，届期尚有谢师酒。匠人工作可别为二，其一工作于作厂或做包工者，为师父或店主利益之计，上工早而歇工迟，饮食非逢犒期，不得吃肉。其二受雇于人家工作者，时间短而待遇优，更有挑担于外寻觅工作者，工作时间各不相同，自六七小时至十二小时，每日工价最多不足一百文，其挑担者须自吃饭，得钱亦不能多。工匠来自乡间，家有田地，每于夏季农忙回家，协同耕种，盖为半工半农，新年之先十日，回家休息，正月落灯节后方始上工，《马关条约》之前，外商不准创设工厂，国内除机器局及船厂而外，亦无新式工厂，战后情状大异，机器马力远强于人力，竞争无不失败，失业者转多。工厂或用妇女、儿童，工价、卫生诸问题相继发生，工业革命过去之黑暗生活，复现于中国。事先无所预防补救，固政府之失职也。

工下为商，商人地位，自传统思想而言，则为末业，实际上纳直接税轻，居于城中，操纵金融，影响势力至为重要。凡经商者，幼时入塾上学，诵读四书，练习写字写信算盘，及至十四五岁，由其亲友荐入商店，名曰学生意，店中称为相公（南方尊称）。时人视商所得工价，多于农工，苟有能力，遇有机缘，可以致富，乡人莫不为其子弟求之。商店种类繁多，资本不一，要视荐者营业，经济地位，及所交游之友而定。相公荐入中等商店，学习三年，期内迟睡早起，侍奉店主管事（管事今称经理），礼敬同事，客至送茶敬烟，庶务如清洁水烟袋，搓吸烟纸卷，三餐添饭；琐事如上街奔走，洗涤管事夜壶，类多归其管理。凡此洒扫应对日常之事，近于仆役。谚嘲其生活情状曰：“二十四晕三大醉，七百二十顿萝卜干子。”“二十四晕”，指初二十六犒期，“三大醉”则言三节酒席，“七百二十顿”则就早晚饭而言，此则不过形容一二恶劣商店，固非多数商人生活之实况也。及后风气改变，店中雇用仆役，相公之庶务减轻，生活较为安适，中等以上之商店，暇时可得练习写字算盘。其文理通顺，字体清楚，忠实勤劳者，管事往往另眼相待，或稍予以津贴，为其零用之费，或给予薪俸，故事三年升为同事，始有薪俸也。店中称同事曰某大爷，等级不一，视其在店时期，能力高下，工作勤惰，定其月薪，自钱一千至五六千不等，正薪而外，尚得酌量情形透支，店中营业发达获利多者，尚可提出一部分红利，分给伙友，其饮食寝所由店供给，待遇之优，远非农工所及。管事或为店主，或由店主雇用，总管全店事务，兼得利用店中资本，贩卖货物，谓之小货。店主负有无限责任，资本大率短少，职员多寡，视其营业事务而定，自数十人至数人不等。伙友年可请假数次回家，但以二月为限，店中除正月外，别无休业之例假，结账共分三期，一曰端午，在冬麦登场之后，二曰中秋，多数地方稻已登场，农民于此雨季，经济较为宽裕，社会上金融流通故也。年节为一年总结账之时期，尤为重要，店中进用或歇退职员，多于此时决定。各业中推钱业为首，本地银价钱价之涨落，视市场中之需要供给，由各钱店代表在公所决定，汇兑则北方多操于山西商人，商店进出款项，以账簿折子为凭，言诺向少失约，信用至堪称述。及商埠增加，国际贸易发达，轻商之心理逐渐改变，进而奖励商业，商人知识优于农工，财力宽裕，朝廷例许买官，其殷实者，纳款求官，子弟亦得捐监，其政治上社会上之势力颇盛。

以上所言之四民，原为古代之分类，就职业而言者也，以之强分近代之社会，则颇不适于用，盖社会组织视前发达，人民职业绝非四民所能包括，正当职业，尚有船户渔夫；卑贱不齿于平民者，尚有倡优隶卒，子孙不得与考，堕民亦操贱业，朝廷虽诏为齐民，而社会仍轻视之，不相往来，偏僻之地，尚为游牧生活。凡此人民例不胜举，颇难分入四民之列，尤有进者，国内人口众多，生产事业落后，父兄为其子弟谋一职业，往往不易，中等之家有失业者，有从无业者，人数今不可考。据吾人访问之所及，数亦不少，其人亦难以四民称之。更就四民而言，其分类实就现时之职业而言，书香世族之子弟有业商者，商人子弟亦得为士，农工子弟亦得为商，民间职业之选择，多由于亲友之力，由穷而富，则多由于个人之能力，及其所遇之机会。唯有农工限于知识环境，改良生活，殆非易事耳。吾人今欲明了当时之社会，时人职业之分配，而清末未有精确人口调查，私家记载之材料又少，无已，据作者个人所得之印象而估计之，士人不足人口总数百分之一，商人约百分之十，工人约百人之五，农民约百分之八十，船户渔民约百分之二。从事于其他职业者，盖有百分之二三。此就职业分配而言，其无业或失业者，尚未计入；此种估计，稍与世俗所称之数不同，其根据之理由，殆无于此说明之必要。然亦不过一种推测而已。就其居处而言，士商集中于城市，工匠亦以城市为多，农民耕种于乡村，船户往来于江河，大城商埠，比户为邻，人众事繁，邻家少有往来，或不相识，日常需用物品买自商店，乡村农民忙时互助，邻里之人莫不相识，家用物品多出于土。此种现象，迄今犹然，其不同之点，则城市益趋于发达，性质益为明显，农人购买物品视前为多。

人民职业不同，其生活情状，以贫富贵贱之悬殊，安乐困苦，远不相同，家庭生活亦各迥异。家庭为社会之基本组织，孝友为主要之伦常观念，父母爱其所生之子女，普通理论，孝子当以父母之心为心，而善事之，倾向于大家庭生活，自理论而言，优点甚多，其困难则依赖心太强，一二人之担负太重，仆婢之挑拨，妯娌之疑忌，实际上难以持久，朝廷旌表五世同堂，为其少也。历代户丁之统计，每户人丁不足五口，其中虽有讳饰，而固分居之明例。清末富贵殷实或读书之家，父母在日，尚能同居，迨其死后，则多分产，各立门户。贫苦之家，父母年老，子女婚嫁完毕，而人丁众多者，诸子分炊，或分养父母，或另提养老田产，在其亲爱儿媳家中过活，其境遇远不如其希望。生子一为传宗接代，一为防老，语曰：“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又曰：“有子不久穷”，皆其明证。生子之目的如此，为父母者，莫不欲其早日抱子，顾其非人所能为力，进而求神问卜，生女则多非其所愿，穷苦之家，儿女担负重者，往往将其溺死。儿女年长，儿多上学，女则在家裹脚，习学女工，其思想则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女子识字读书者，为数无几，要为富贵或读书之家。家政除农民而外，多由女子主持，其夫多出外谋生也。儿女成人，父母为之婚嫁，时人视为终身大事，各地婚嫁年龄仪注习惯，多不相同，中等之家，大率男子不足二十，女子较早，穷苦之男子，尝至三十，男女订婚，无须当事人之同意，全由家长作主，甚者指腹为婚，其择配之标准，所谓门当户对，合二姓之好，承先继后也。成婚之先，有问名、纳采等礼，女家则索财礼，男家重视嫁妆，财礼仍归男家，女家则多耗费，故女有赔钱货之称。其所以然者，成婚年龄，男子多未经济独立，三五年内将无余资，供给其妻购置用物衣服也。成婚之日，亲友送礼道贺，主人设宴宴之，礼颇隆重，婚后夫妇亲睦者多，亦有终身抱恨者，男或嫌女，女或怨男，烦恼痛苦无异于地狱。理想中之家庭，则夫妇相敬如宾，湖北臬台某氏与妻分房，入其房中，先送片往，妻则盛服出迎，正襟危坐，如待大宾，闻者贤之，家庭有何乐趣，男则纳妾，女则不准离异。乡村婆媳小姑相处，猜忌挑拨，往往造成悲惨之境遇。士大夫家中男女之界限至严，公媳叔嫂相处，多所顾忌，尤以北方为甚，吃饭公或公婆先吃，或儿陪吃，媳妇后吃，南方则家人往往同在一桌，固不得自由笑语也。婆死则公之环境颇苦，老人纳妾者，含有侍奉为伴之意，礼教之代价大矣！其他纳妾之原因，或为求子，或为色欲，其为人妾者，或为小家女，或为大家婢，或为从良之妓女，初皆出价购买者也，男子常能自由选定，妾之地位颇低。贫穷之家，多为童养媳，待遇无异于奴隶，成年后成亲，夫死妇以不嫁为贵，拥有资产好名之家，未婚夫死，未婚妻先未之见，但以传统思想之鼓励，父母之指示，或抱灵成婚，过门守节，或自杀求名，固非人道也。寡妇类多为人怜悯，乡间生活困难，再嫁者多，子女同往者谓之拖油瓶，其人要非得已，俗有嫁饭不嫁汉之说，其娶之者，类多中年未有家室之男子。民间男女之比例，以溺婴之故，常不平衡，男子无妻者众，尤以贫穷者为甚，江浙有押妻之恶习，康藏且有一妇多夫之制度。家中兄弟妯娌多者，子女繁多，哭闹之声，令人难安，精神上实少安慰。父母老者，预备棺材寿衣，一旦病死，亲友吊丧，各给白布。媳妇病死，则娘家谓其受屈所致，争论厚葬，吵闹不已。乡间恶风，丧主供给饮食，迄于出葬之日，其原意本为互助，今则偏重吃喝，家境穷苦者，卖产筹款，或借利债。吊丧入门，例须妇人哭泣，无则视为不祥，不善哭者，亦须勉强为之，城中乃有以哭为业者，丧家常雇用之。总之，古代礼教，历时既久，精神丧失，徒存皮毛，反而增加贫民之终身担负，阻碍社会上之进步。

以上所述之家庭，偏重红白大事，其日常生活，亦吾人所当知者也。女子料理家务，烹饪，女工，乡间佐夫耘草，男子在外奔走工作，城中界限尤严。妇女往庵烧香，入市吃茶，悬为禁令，光绪迭次申禁，官吏见而捕之，其心理以为伤风败俗也。教堂礼拜男女同在一室，士大夫故深恶之，及外国思想逐渐有力，男女之防始日破坏，此禁令迭颁之一主因。男女固无所谓社交，俚语曰：“稀奇事儿见了千千万，没有看过男女做朋友”，则其明证。关于饮食，大率三餐，北方拥有资财者吃面，贫民则吃小米高粱，南方吃米，菜则多为蔬菜，贫民能有豆腐百页，即为幸事。父母教其子女，日以爱惜食物为言，抛弃即为作孽，盖人口众多，一遇凶年，即有死亡流离之苦，而水旱之灾，几于无年无之，爱惜食物，无过于吾国人矣。亲友远至，祭日忙时，良辰佳节，始有荤菜。服饰，官吏视其品级不得僭越，帽有顶戴，顶有金属、水晶，蓝、红之分。翎有蓝、花、单眼、双眼，及三眼之别，官位高者，始有红顶花翎，三眼花翎为亲王顶戴，赏得双眼花翎者，视为异典。服有朝服、礼服、便服之不同，朝服内为花衣，外加套子，礼服内袍外套，套前有补，中绣花纹，样式视品而定。头戴顶戴大帽，颈挂朝珠，脚穿厚底靴，吉凶礼服，则颜色之不同耳。便服则为小帽、长袍、马褂、薄底靴。士服明代衣如道士，头戴方巾，同于香火戏（亦称庙戏）中之装饰。清则士大夫唯着长袍马褂而已，商人多与之同。农工则衣短褐，新年加一蓝布大褂，江浙富庶之区，几莫不然。衣料除官吏绅富而外，多为棉织品。男子无论上下尊卑，均须剃头结辫。妇女服装则上着短衣，四旁及袖绣花，下穿裙子，小脚穿高底花鞋，乡村妇女家居穿裙子花鞋者较少。旗人重视服装，妇女多着长袍。每逢朔望节期喜庆等日，妇女头均戴花，耳于幼时穿眼，悬挂金银珠玉饰品，犹未能脱去古代之遗风。儿童帽鞋亦多有花，余多同于今日，无待赘言。更就居处而言，仕官绅富之家房间极多，其建筑样式，多为吾人习见之屋，后附花园。平民则屋少人多，饮食工作会客于一室之中，父母儿女三四人共睡一床，贫者家人共卧一室，狭隘污秽，殆非言语所能形容。简单言之，民众生活情形颇为穷苦，时人心目中之家庭幸福，则以丰衣足食为标准。谚曰：“吃的一荤一素，穿的一绸一布，住的一厅一住，老婆一正一副”，此所谓人间神仙也。晚间睡觉较早，尤以农家为甚，士子读书，妇女女工，白日时间不足，则于灯下为之，其灯状如釜形，中置灯草菜油或豆油，或可悬挂，或以灯盘托之，点火则以火石燃纸卷为之。工作时点灯草三四根，无事一二根，火光淡弱，颇伤眼力。富者家点蜡烛，清季火柴、洋烛、煤油相继输入，人民用为燃料，通商大埠装设电灯，较之于前，便利多矣。

家族为社会基本组织，中国为礼教之国，家中之礼节，固吾人所当知者也。礼教历时已久，民众视为习惯，遵守之程度，各地不同，士大夫则重视之，父母在者，早晚问安，外出必告之类，尽人所知，无待赘言。每逢佳节，子弟例须叩首贺节，并往亲戚家中道贺，年节尤为重要。官吏于腊月下旬封印，明年正月中旬开印，民间索欠还账，预备过年，亲友互增礼物。除夕之日，门贴对字，上贴天钱，晚间拜神，睡觉之前，须向尊长辞年；尊长对于青年之子孙，给以压岁钱，及橘枣等物，明日元旦，再向尊长叩首，谓之拜年。亲友见面互相恭贺，后辈须至前辈家中拜年，乡间主人留宾，出肴酒宴之，农家终年劳苦，年终始买鱼肉酒菜，一以自劳，一以宴客，意至善也，往来贺年，约有十日。总之，城中之礼节烦琐，乡中较为简单，贺年多不叩首，则其明例，而留饭情殷，远非城市徒尚具文之所能及。其他行礼之日，尚有尊者寿辰，自己生日。余生长乡间，乡人除大寿而外，生日多无举动，城中则不相同。关于嗜好娱乐，民间吸烟者众，烟有旱烟、水烟、鸦片，清末卷烟开始传入，吸者日多，酒为应酬物品，嗜者亦众。娱乐则人民终年劳碌，正月为其休息之期，妇女于火旁吃剥瓜子花生，或料理饭菜，或从事赌博，赌博固以男子为多。儿童或放爆竹，或打钱果，或出外游戏，商店有锣鼓者，伙友击之，震耳喧天，市镇尚有麒麟花鼓。十三上灯，十五元宵，十八落灯。玩灯者结队外出，敲打锣鼓，灯类不一，有灯笼、龙灯、花篮等，路旁观者拥挤塞途。节令则端午最为热闹，以有龙船竞渡也。相传龙船起于渔夫拯救屈原，南方多水，于此日举行。船上扎有彩布，旁有水手划桨竞渡，船后泅水者，常能于水中求得锦标，岸上游人争集，南京以看龙船，桥上人众，力不能支，造成大祸，秦淮河遂永禁龙船。余于幼时自乡入城一看龙船，印象之深，今犹未忘。中秋节供月，冬至祭祖，清明扫墓，均无叙述之必要，佳节而外，娱乐尚有戏剧、书场、茶坊、妓寮，或为消遣之地，或为应酬之场。戏剧种类不一，演者方言不同，其主要者，可别为庙戏、昆曲、京戏等，昆曲盛行于清初，词句美丽，音调抑扬，非群众所能了解。十九世纪，秦腔渐盛，二黄、西陂继之兴起，二黄盖指黄冈、黄陂之音，西陂则谓黄陂西偏之调。皖人习之，是为徽班，演于北京，名伶入宫唱演，久而演进成为京戏。其开山祖师之程长庚，则主持四大徽班中之三庆班也。剧中角色尽人所知，情节取自故事传说，词句俚陋，以唱、做、白、武功为要。同治而后，通商大埠亦有京戏，租界且有女伶，乡间则有徽班唱演，其与京班不同，一则行头旧劣，一则唱功欠佳，而所演之戏，情节则有始终。乡村无戏台者，搭台唱演，先期邀请亲友看戏，演戏及半，村人入场查看，遇有亲友，强之至家吃饭，其同来者亦将前往，情谊之殷，犹有古风。及后生活困难，渐而改变矣，庙戏较为简单。演者说白，全为俚语，他如，绍兴戏、粤戏、川戏、汉剧等，多限于一区。书场则卖茶说书，茶坊卖茶兼售点心，拥有资产闲居无事者，起身即入茶坊，茗茶闲谈，饿吃点心，幽闲之情，无以复加，尤以苏州、扬州为甚。妓女成立已久，禁例难于实行，徒供无赖之敲诈，官吏之勒索而已。其存在之主因，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家庭制度，孤客远行，且有不甘寂寞者。妓女类多善于交际，寓所常为商人应酬之地。

以上所言，关于人民衣食住之实况，吾人深切之印象，则多数人民限于财力，生活困难，自无余力顾及卫生。其明显之原因，已见于上，更有受支配于环境者，如乡民远去河泊，吃水或汲之于浅井，或取之于池塘，洗菜、淘米、洗衣、涤秽均在塘中，天旱水涸，塘水色绿，中杂细泥，尚有取作饮料者。城市之民居近河者，一面洗涤秽器，一面取为饮料。此则不过贪图便利，积久变为习惯，视为固然，又如沐浴，夏季炎热，男女可于家中为之；气候转冷，则不可能，男子尚有浴堂，女子则为礼教所缚，家中又无设备，沐浴之机会遂少；又如农民以尿粪肥田，卧室旁置粪桶，屋前或后设有粪缸，夏间恶气逼人，城镇男子常于庭前阴沟溲溺，婴儿可于堂中出恭，又如农家养鸡，鸡矢遗于地上。一则知识浅陋，父母喂子，常先于嘴中嚼之，茶馆浴堂共用手巾等物，仕宦之家，三十年前，尚有斥其子弟刷牙，谓其效仿妓女，免其嘴臭，便于接吻者。乡间夏季蚊虫繁多，屋中苍蝇集于灶上桌凳，千百成群，有落下锅中者，妇女从不设法除杀，他例不胜枚举。于斯恶劣情状之下，所幸者食料煮熟，饮料煮沸，微生菌已多杀死；乡民又以交通不便，老死于家乡。易于传染之恶疾，或不易于传入。其生存者，或因抵抗力强，多能安然处之。大乱之时，情状不同，人民死于疾疫者颇多，此殆出于常例之外。平日死亡率今不可考，据吾人之观察，儿童死者最多，每至炎夏，头生结子，身满痱子，视为常事。父母爱子心切，遇其疾病，求神问卜，或就医诊治，其自身疾病则多忍耐，非至严重殆不就医。医师或从名医学习，或自读医书，其药本于古代试验之良方，视病状态增减药之分量，多无所谓秘密，内症服药常有奇效，外症则难收功。北方村镇无挂牌医生，药铺伙友代人配药，或有郎中携药出售。其无经验者，危险殊甚。乡间缺少良医，农民多信巫觋，其幸而病愈者，谢神酬鬼，所费不赀。当其卧病之时，家人捧进茶水汤药，照料周到，此则家庭之优点也。总之，人民缺乏医学常识，不知卫生，常为疾病所困，又以饮食恶劣，工作勤劳，男子五六十岁，类多衰弱不堪，此固社会上之重大损失也。

家庭伦理观念基于孝道，孝之意义，生则奉养，死者祭祀。古人以为人死之后，魂魄存在，行止无异于常人，殉葬器物至为丰富，祭祀亦极隆重，殷人用牲之多，殆其明证，周人亦极重视祭祀，《论语》有慎终追远之说，历代相沿，每逢节期，例须备菜祭祖，忌日冥寿亦然，清明乡民扫墓，冬至男子入祠祭祖，分尊卑长幼之序，族长得罚不肖子弟。祠有田产、坟山，以其租息，借贷或抚恤族中之穷苦，坟山供其安葬。余族世居乡间，清明旧例，宗祠送饭入山，供给族人扫墓之用，冬至办酒，男子均得入食。其祭祖先也，焚烧纸钱，其制盖本于古之瘗钱，钱少不敷流通，南北朝始用纸钱，渐而变为习惯。人死雇用和尚、道士念经拜忏，拥有资产者每逢七日念经，至七七而止。凡此种种，足以增加鬼之势力。儿童习闻关于鬼之故事，及长信以为真，尤以妇女为甚。其信奉之神，有观音、大士等。大率每年二月、六月吃素各二十日，谓之观音斋，十数家组织观音会，轮流办斋。其他相似之会甚多，要无叙述之必要。其此较重要者，则为出会，各地名目不一，都天会、东狱会盛行于江南一带，出会之日，雇人持旗，或牌，或金瓜，或月斧，或香炉，或花伞，儿童装饰民间传说之英雄，更有抬香亭菩萨者，中杂音乐，锣鼓喧天，晚间提灯，看者远道而来，人山人海，城市由各业分别筹办，乡镇由村庄联合举行。其性质初则谢神求福免灾，后则兼有振兴市面，及民众娱乐之意。此外，尚有朝山进香之香会，乡村入会者，每于春秋二季，收麦及稻各一斗，三年进香一次，其数无几，路程自不能远，其路远费多者，收款较多。进香之动机，或由于信神拜佛，或久仰名山大寺之神灵，或于病中许愿，而今还愿者，目的不同，要多求福。本城尚有寺庙，村庄亦有土地祠，家中供奉最殷者，则为灶神。除夕俗传诸神下界，敬拜之神颇多，元旦乡民吃素一日，初五为财神日，供奉亦勤。朝廷亦视祭天谢神为大典，皇帝亲自拈香行礼，如遇水旱星变则减膳修政。以应天变。地方所祭之鬼神亦多，文官祭孔子，武官祭关岳，礼尤隆重，天旱求雨，禁止屠宰。凡此思想，一则追功报德，一则近于迷信，其伦理上之价值，则为鬼神监临，不能自欺，得福与否，将视个人之功过，乃于不知不觉之中，约束人心，此固偏于消极，佛教道教于时微矣。耶稣教新至中国，与社会思想相左，造成严重之局势，前途犹不可知。国人深受生计之压迫，切身问题无过于衣食住，宗教盖犹其次。吾国民族，岂所谓非宗教民族耶！

人民生计困难，由于生产之事业太少，初则过剩之食料无法运出，后则耕地之增加，远不能及人口激进之速，已如上述。其他主因尚有交通不便，钱币不敷流通，其影响之所及，实有说明之必要。清代领土大于汉唐，谕旨奏疏之传递，旧赖驿站，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创设文报局，递送总署及驻外公使往来之文件，后渐扩大范围。通商大埠，商民则赖信局递送函件。旅客往来，货物运输，多赖舟车，南方多水，舟行较便，北方多车，骡车较便于行旅。骑马坐轿小车亦有助于交通，其困难则为多耗时日金钱，陆路运输货物，尤为不易。高资距镇江三十里，在镇经商之商人，每年回家不过一两次，山西汇兑庄商人出省营业，常数年或数十年不归。山西大旱，食料自直隶运往者，价值超过谷价数倍以上，尚无法运往，时传家有黄金坐而待毙，江南诸省非无余谷，竟乃限于交通之阻碍，而无奈何。于此情状之下，商人不能以有易无，调剂社会上之需要供给，互相立于有利之地位，促进经济之发展。关于货币之缺乏，国内旧用纹银、制钱两种，纹银以两为单位，而两各地不同，制钱以铜制造，而滇铜出产减少，不敷鼓铸。二者兑换时有变迁，清初纹银一两换钱七八百文，咸丰中叶将至二千，清季减至八九百文，士大夫初以鸦片漏卮，纹银输出为银贵唯一之原因，实则小钱充斥，铜质太轻，不无影响也。其后世界产银日多，价格大跌，外商收买铜钱，运之出国。换钱因而减少。钱银价格发生剧烈之变动，增加商人意外之危险与损失，识者倡言整顿币制，迄无根本办法，乃枝叶进行，一面鼓铸银元，成色则各省不同，一面救济钱荒，鼓铸铜币，地方长官视为收入，自由鼓铸铜币，币制因益紊乱，中国又非产银及铜之国，仍不足供流通。货币集中于城市，乡民受其影响。出米之区限于交通阻力，每石售价二三千文，内乱方亟，无人耕种之际，涨至七千，三四十年前，江南一带，斤盐二三十文，豆油六十文一斤，肉价每斤五十余文，鸡蛋两个值钱三文，百页一斤值钱二十八文，豆腐一块二文，青菜三四文一斤，生活代价可谓低廉，而农民苦矣。其困苦之症结，农家生产之食料，无处出售，即使出售，而亦所得无几，其买进之用品，则以厘金杂税之故，价值常昂。农作用具则多于会期剧场购买。农民终年勤劳，只能免于冻馁，遇有事故，或以衣物或借亲友衣物入城押当，月利二分，或一分八厘，十八月满期，吾乡急典月利二分五厘。其亲友较有资产者，则请会助之，款额会期各会不同，要由请会者决定，其情状与今殆无不同。其无衣物出典，力又不能请会者，唯有迫而借债，利息低微之借款，常不易得，乡间从无放款之适当机关，乃听强暴不仁者之剥削。普通借款名目，一曰阴钱（俗写引子钱），月利四五分，时人以为太高，有损阴德也。二曰飘儿钱，赌场中之利债也，月利尝至十分。三曰麦青稻青，当青黄不接之时，农民借债，债主指麦或稻作抵，作时价计算，待其成熟归还麦稻，再照时价计算，清债本息，物价前后不同，农民处于不利地位。清季轮船、火车、马车、东洋车、电车、电报相继传入，通商要城之交通，视前大便。物价稍增，而内地交通情状，仍如往日。

交通不便，农民居于乡里，足迹所到不出数十里外，其日常生活，对于政治从无密切之关系，终身或未一见州县官，其视之也，如狼似虎，长官虽或廉洁，而胥吏无不借端勒索，诉讼无论原告被告，于审问应答之时，多须跪下，口中常呼大老爷青天，一言不合，皂隶即呵斥之，其胆小者，先已心悸身抖矣，陈说其词，殆非易事。费用则胥吏量其家之有无，以为出入，当事者常至破家，万不得已，殆不诉之于官。民间道德观念，反对诉讼，其健讼者，目为讼师恶棍。乡村农民间之争执，或由董事调处，或双方邀请公正人员至茶坊评理，曲者付账，让步解决，族中恶劣子弟，族长得严罚之，甚者处以死刑，养其子女。此盖由宗法演进而成，一则免其犯罪牵连族人，一则维持族中之荣誉也。其威权无异于官吏，私刑杀人，不足为训，然其决定多本于事实，聚族而居，朝夕相处，人之臧否，固其熟知，地方治安往往赖以维持，就时代而言，殆不可非。清末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思想上发生重要之变迁，宗法势力日就衰微，顾其影响之所及，造成强有力之地方思想，客居外省者，多有会馆，照料其同乡。大臣疆吏乃常迫于环境，进用或安插其亲友，增加政治改革之碍力。城市以商业为中心，商人以其职业之不同，组织公所，如钱业公所、糖业公所之类，其会员以店铺为单位，专谋同行之利益，业中争执问题，由董事调解，关于公共利益如加价之类，亦在公所议订，同行均须遵行，违者罚之。工人亦有会所行章。凡此组织，皆可谓之自治团体，颇有助于官吏。其堪注意之点，则家族裁制之力，远过于政治权力，幼年时期，无论何事决于父母，中年分家自立门户，负有家室子女之累，扶助族人亲友之谊，人生一世，不受家族影响，自由决定取舍者，为事无几。自由人之在中国，盖不甚多。其在政治上不良之影响，则家族之观念太重，国家之观念太轻，得意之时，不问是非，专为一家一族一地设想也。

近代政治腐败，民生痛苦，盖非偶尔遽然之事，多本于历史上之遗传，社会之势力，由来久矣，人民于不知不觉之中，视为固然，自怨命运而已。其主因则无刺激与比较，倾向于极端保守，而不明了社会上之病态，其所以造成者，则中国地理上之位置不与文化发达之国相近，或往来，其邻近之部落，未脱野蛮人之状态，邻国如日本、安南之类，莫不深受我国思想学术之影响，野蛮人之侵入者，多同化于汉人，轻视夷狄之心益强。古代哲人托古改制，思想倾向于保守，孝道进而巩固之，士大夫诵读诗书，不知古今之变，胸襟褊狭，不能容物。人民多以耕种为业，居于乡村，知识浅陋，商人足迹较广，原足以介绍知识，促进思想，无如轻商之观念太深，法令阻挠其出国，遂无轻重于时。于此现象之下，朝野上下傲慢如故，而世界则受科学发达之影响，交通大便，形势随之转移，朝廷本于固有之思想方法，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败辱屈服之后，识时务者以其所强，不过枪炮轮船之坚利而已，仿之足以强国，国内仍为自给之社会。中日战后，识者倡言变法，康梁变法虽归失败，而改革潜伏之势力日盛，拳民之乱，日俄之战，莫不予以重大之刺激与鼓舞。朝廷迫而改变观念，政治上整顿官制，预备立宪，财政上整理税收，军政则改练新兵，法律则修订新律，交通则建筑铁路，教育则废去考试，奖办学堂，实业则奖进工商，力谋挽回权利，各省则添设官署。凡此新政无不深受外国之影响，士大夫尚以其未积极进行，奔走运动，其中一部分人士，前固阻挠变法者也，投机善变，无过于无耻之文人。社会上受外之影响，如家庭工业之破坏，船户之失业，妇女地位之提高，工价之激进，皆其明显之例。清亡历史上遗传之积弊，不能一旦廓清，外来之势力，引起严重之问题，今日尚在试验过程中，结果究竟若何，无人知之，痛苦之代价，更何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