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改革、革命与外交续（第14篇）

方川变之起也，人心惶恐，疆吏感觉党人之活动，互相警戒。先是，同盟会员屡次起兵失败，转向新军运动，新军之在长江流域者，将校兵士多曾受过教育，其一部分受其运动，加入会党。端方之率兵入川也，说者谓湖广总督瑞澂以倾向革命之兵一协归其调遣，冀得无事。信如其言，军队不稳，先竟无所处置，可见清官之因循昏庸。据尚秉和之《辛壬春秋》，九月二十二日，武昌炮兵有退伍者，营兵饯之，排长不许，众怒驱之，起而开枪，遂逃出营。及捕获兵变六人，协统黎元洪恐其激成事变，请轻罚之，并黜排长。军律之废弛，外人亦以为言。至是瑞澂得有密报，谓党人于中秋节日举兵，下令戒严。十月九日，俄国租界内党人所设之机关，炸弹爆发，俄捕往搜，获得炸弹手枪等物。及夜，统制张彪根据密报，围捕三十一人，并得军械及党人名册，明日，狱定，先斩首要三人，余均囚于狱中，供词连及军人甚多。瑞澂责令张彪按供一一逮捕，新军闻之，惴惴然不安，乃为自卫之计，附和革命之炮兵及工程队于夜间开枪发难，戕杀营官，掠取子弹。瑞澂先已自惊自扰，闻知兵变，惊惶无策，首先逃出武昌。张彪亦遁，军队遂无主帅，先后加入，天尚未明，即行占据武昌。孙文言其经过曰：“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黄兴）等乃到……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黎元洪于迫就都督之后，书招其师萨镇冰降，中言其出就都督曰：“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总之，武昌成功之易，要由于瑞澂、张彪之无能。瑞澂以旗员擢至总督，空有能名，实无经验，胆小如鼠。张彪初为张之洞之弁员，而以善于逢迎，擢居要职。二人皆不胜任，临事慌张，要亦由于革命党之先声夺人也。

十一日，革命军渡江，未遇拒抗，占据汉阳兵工厂，其地官吏先逃一空，汉口清官亦然，陷于无政府之情状，十二日晚，土匪抢劫纵火，黎元洪始派兵士前往弹压，民军遂有三镇。顾其力兵犹弱，范围尚小，信如孙文后论武汉危急曰：“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著，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各省响应，乃清廷之所以覆亡也。朝廷闻报，十二日，诏命陆军大臣昌率陆军两镇援鄂，并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统率舰队助战。昌所部时有铁路运输，而迟迟不来，民军从容布置，扼据要害，分派信使四出活动。十六日，民军攻击少数北军于汉口附近，北军以大军未至，兵力不敌，败而退守滠口，是为南北二军第一次战争，距起义多日矣。民军进攻，亦不能胜。摄政王既命昌援鄂，十三日，诏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二人立有功绩，负有能名，均以事故落职，深在失望之中。袁世凯原为总理大臣奕劻之党，川变之起，说者言奕劻拟起用之，而摄政王载澧不可，改用岑春煊。奕劻以非其党，又因私怨嫉之，遇事留难。岑春煊之入川也，初无名义与实权，滞留武昌，托病不行，及武昌变起，逃往上海。袁氏初练北洋新军六镇，将校多其手拔，办理新政盛称于时，太后招之入京，改授军机大臣，及宣统嗣位，几遭不测之祸，时方家居，朝廷迫于情势，诏起用之。袁氏追念其昔日之待遇，心中自不慊于清廷也，奉命而出，湖北一地，乃有二帅，军权反不专一。朝廷上有二党争权，载澧素不慊于奕劻，偏信载泽，奕劻心不自安，竟于川路争议之际，托疾不肯视事，及时局严重，上奏载泽、盛宣怀乱国，自请辞职。摄政王下诏慰留。二党意见日深，载澧诏革盛宣怀职，以慰人心。顾武昌之举兵，初与川路无关，举兵之后，已由铁路问题，变为政治种族问题。苟无根本适当解决之办法，兵祸终不能止，盛宣怀之去留，固非问题之焦点，徒见朝臣认识时局不清耳。举义后七日始有战事，又值北军败退，革命军之声势涨旺，起兵之原动力酝酿已久，直省多闻风响应。其主动者可别为四，曰哥老会，曰同盟会，曰新军，曰清吏。兹分言之于下：

一、哥老会。湖南为哥老会势力发达之区域，党徒先后举兵者，不知凡几，其首领焦达峰自称部下一万余人，曾与同盟会合作，至是联合新军，十月二十二日，闯入长沙，巡抚逃去。焦氏立有大功，以都督为望，及咨议局开会，据尚秉和记载，其徒以红纸大书黏壁曰，“正都督焦达峰”，议员未有异议，焦氏被举就职，时间匆促，尚无印信，而即委任官吏，广招新兵，尚氏言其招兵曰：“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其言不免形容过甚，新兵入伍者，原多平民，非独长沙为然；乃遭新军之忌，又与咨议局不协。三十一日，新军为变，枪杀焦达峰，推前咨议局长谭延闿为都督，长沙始稍安定。贵州亦以哥老会首先举兵，其省秘密会社之势颇盛，尤以光复公会为最大。公会虽与同盟会发生关系，然实哥老会之变名，黄泽霖为其首领，及闻武昌兵起，湖南等省响应，召其党徒，更说新军将校光复，十一月四日，贵州宣布独立。黄泽霖招募其徒，编之为兵，说者称其公然开山堂于省会，自称巡防大总统，其兵不守纪律，动则拔刃仇杀，人民深受其害。云南都督蔡锷闻之，遣唐继尧率兵援黔，贵州始得初安。总之，旧有秘密会社之首领，多无建设才力，而又仓促起兵，为时甚短，嫉之者众，约束党羽，原或不易。其人于失败之后，尝为论者所指摘。方其起兵之初，耸动时人之视听，增加革命之力量，固不可抹杀也。

二、同盟会。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为文人学生，一面从事于宣传，一面联结会党，迭次起兵，或谋暗杀，声振于时，而活动大本营则在外国。及武昌兵起，黄兴等应召赴鄂，陈其美无兵无械，竟能冒险取得上海。初陈其美久居上海，及响应革命者日多，运动巡警商团等独立，独制造局不应，十月二十四日，率兵往攻，不胜，乃往说守兵，伶人王钟声、夏月润与焉，拥入厂内，局员捕之，以绳系其手足，置于马厩。明日，民兵再攻，由匠人导往厂后，逾垣而入，灌油纵火，制造局遂下。陈其美始得放出，沪兵不战而降。绅商开会，议设军政府，陈氏在场，述其被囚情形，王钟声称其功绩，力请举为都督，陈其美乃为都督。上海地居长江下流，为通商要埠，全国金融视为转移，且有制造局供给军火，军政府成立，影响于江苏、浙江者至巨。陈其美于上海招兵筹饷，接济他省军火，说海军反正，同盟会员集于其地，义气激昂之甚，过于各地。其组织者，有光复团、规复团、光复军、国民军、学生军、敢死队、决死队、北伐先锋队、北伐独立队、北伐预备队、北伐女国民军、女子军事团，名号之繁，设立之多，一如风起云涌。其中杂有名实不符，受人指摘者，然其勇敢之气足称，先声且能夺人也。

三、新军。新军将校多曾受过教育，各省响应武汉革命者，往往由其主持，或赖其援助，革命期内，其势最大。十月二十三日，江西九江新军独立，标统马毓宝自为都督，陕西、山西、云南、浙江、福建、四川均于十月末至十一月中先后举兵。南方独立诸省，北军无如之何，陕西、山西之革命军，则受清兵之攻击，颇濒于危。山西都督阎锡山兵败北逃，陕西于独立后，发生纷扰，清将姜桂题奉命援陕，攻破潼关，朝廷更诏陕甘总督出兵援陕，而以前陕西巡抚为帅，进逼西安。其顿兵于直隶而威胁朝廷者，尚有张绍曾、吴禄贞，张绍曾为第二十镇统制，以秋操之故，将兵驻于滦州，至是，联合将校电奏改革政治，朝廷设计罢免其职，部兵为变，不久即平。吴禄贞为第六镇统制，及山西兵变，朝廷命之将兵赴援，吴禄贞顿兵于石家庄，单骑入晋，招抚山西都督，扣留运鄂军火，奏劾昌督师无状，并电张绍曾会师北京，不幸被刺而死，直隶始乃转危为安。

四、清吏。自武昌举义以来，各省多起响应，清廷有土崩瓦解之势，疆吏中知其不可挽回颓势有独立以图自保者，成功失败各有其例。广东、广西、安徽、江苏、山东先后宣布独立。初广东绅士，以为革命之势日盛，祸患将至，商请总督张鸣岐独立，张鸣岐无奈，奏称停解京款，宣布自保，撤下署内龙旗，后闻清兵胜于汉口，取消自保，上奏请罪。同盟会员以其久为政敌，尚无独立之诚意，散资召集三合会党徒，戕官据城，张鸣岐见势已成，不可为力，改言服从民意，十一月九日，咨议局宣布独立，举张鸣岐为都督，递进印信，张鸣岐收之，乘间遁去。广西、安徽、江苏巡抚均称都督。苏抚程德全受军民之拥护，独立于苏州，鸡犬不惊，而上海、松江、无锡、常州、扬州、清江浦先后举兵，各有都督，不相统属，其受兵祸最深者，当推江北，南京尚有张勋据守。广西、安徽都督均不能久于其位，安徽巡抚朱家宝初平新军之变，后受咨议局之推举，得为都督，党人王天培副之，王氏不服，索取印急，朱家宝与之，将即去皖，值巡防营鸣枪，商民大恐，求其勿去，拥之复至军政府索取都督印，咨议局长取之以还朱家宝，会九江之兵来皖，朱家宝始行逃去。山东巡抚孙宝琦亦于十一月十三日独立，孙宝琦自为都督，顷之，将士要求取消独立，孙氏迫而去职，党人蓝天蔚占据烟台，然无重大影响。其他诸省，奉天则以张作霖之主持，官绅设会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而仍捕杀境内之活动党人，固变相之独立自保也。甘肃曾有扰乱，新疆则二党相攻，直隶、河南、吉林、黑龙江之疆吏则未独立。至于藩属，则外蒙古、西藏次第独立，其目的则脱离中国也。

各省响应革命，多仓促而起，不相联络，其中多为爱国志士，深信革命成功之后，人民可得安居乐业，而国势趋于富强。少年勇敢之士，激于时愤，慷慨从军，多置其生死于不顾，更无富贵之思想，其志可嘉，其心可佩，兵起之后，社会上之秩序不免扰乱，而急事好功者，不择手段，不问利害，徒求逞于一时，不惜利用卑劣分子，土匪因而为害，其狡黠者且盗革命之名，实行抢劫滋扰。起兵首领本多武人，其中不免一二杂有囿于传统思想谋欲夺取地盘者，于斯人心不安期内，革命二字，常有不可思议之权力，盖中国深受外国之影响与压迫，知识界人谓非政体上极大之改革，则难图存，国人久闻同盟会员之宣传，官吏怵于手枪炸弹之袭击，恐慌之极，无法应付，唯有屈服服从或逃遁而已。试就上海而论，清吏逃避，革命成功之易，有如反掌，全国城邑类近此者，不知凡几，先声夺人竟有若此之效力，更就扬州、南昌事变而言，尤足以有所证明。初，江苏要城如上海、松江、无锡、镇江次第宣告独立，扬州尚无举动，人心日冀党人来扬，而党人不至。有名孙天生者同其党羽数十人入城，膊缠白布，大呼革命军至，好事者从而观之，拥挤塞途，闯入盐运使衙门，运使不知虚实，仓皇遁走，防兵亦多逃去。其党乘机掠取税金，饱而散去，孙天生放出狱中罪犯，城中纷扰，人心不安；防军统领徐宝山于镇江闻变，即回扬州，捕获孙天生于娼家，扬州始安。绅商公举徐宝山为都督。南昌于九江独立后，宣布自主，公举协统吴介璋为都督，相处尚安。一日，南昌军政府忽得飞函，略言孙文、黄兴在海外开会，公举彭程万为都督，遣敢死队百人持炸弹入城。事闻，官员恐慌，警兵逃匿，突有一人自称孙文代表，诣军政府召集会议，宣读彭程万委任状。其时孙文尚未归国，而众相顾愕然，莫敢究诘，吴介璋对众辞职而去，彭程万就职，仿尚书诰体，称予一人。九江都督来电严诘，彭程万惊惶无措，其事原委，皆其造成，直类于儿戏。湖北则鄂人之地方观念极强，后黄兴来鄂，鄂人不附。朱通孺于民军败后来鄂，其《五十日见闻录》，记言武昌政治情状曰：“都督府直隶之政事堂，内分五局，一、财政局，二、交涉局，三、统计局，四、民政局，五、法制局。各员无论大小，皆称大人，人声庞杂，喧腾于耳，虐待差役。”一部分人士，未祛官场之恶习，朱氏言下颇有失望之意，顾此久为习惯，绝非一旦所能改革，何能独责鄂人？

吾人对于以上事迹，所当明知者，革命战争期内，情感用事，发噱之事，常不能免，此固不独中国为然，而法国革命中之趣事尤多。其明显之原因，则事起仓促，参加之分子复杂，人各为谋，不相统属，事多出于个人行动。其代表者非一阶级，于此可见民众之心理，革命之势力，一二事迹对于革命精神毫无妨碍，况一地偶尔之例，不能适用于全国也。其几近于普遍者，则仇杀旗人也。旗人入关之先，历史上之名称，原作东胡，其一部分久与汉人通婚，同为蒙古族。二族之头颅容貌发肤，实无主要不同之点，顾时以政治关系，立于反对之地位，而宣传者利用种族上、政治上之恨恶，刺激时人，旗人又不善于自处，傲然自尊，轻侮汉人，调戏妇女，汉人报复之心日强，革命之际，旗人被杀时有所闻。其最惨者首推陕西，次为南京。初西安新军独立，旗兵据满城力守，新军力攻破之，纵火焚屋，将军及副都统尽室自戕，旗人中妇孺号哭，麇集北门城楼上焚死，新军仍与旗兵巷战一夜，乃尽杀之。南京旗兵于张勋败后，无足轻重，及民军入城，火药库炸毁，其声之大，殆如天崩地裂，声闻百余里。民军指谓旗民反抗，缴其枪械，允许保护其生命财产，将校中有不服从命令者，劫其财物，火其住宅，而杀其人。其堪告慰者，事出之后，主动者得有相当惩罚也。其他各地亦有惨杀旗兵之案，所幸者未致扩大范围耳。独四川保护旗人，未有滥杀，其原因则驻防将军，初力保护绅士，而绅士不肯仇杀也。旗人而外，死于兵者以官吏为多，独立诸省，例不胜举。此殆一时难于避免，无足深论。

上就一方面而言，其除弊刻苦，建设精神，足令吾人钦佩而可奉为圭臬者，尚有三种。一、豁免恶税——中国税额远少于世界先进国家，若就人民富力及政府所办事业而言，其担负之税，实已重大，政府不图发展生产事业，反以财政窘迫，另立新税，专谋增加收入，不顾民生大计。其政策所谓河泽而渔也。武昌革命，都督府成立，下令废除恶税：（一）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二）除海关外，所有关局一律永远裁撤。（三）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四）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五）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外，概行豁免。浙江等地亦去恶税，江苏临时省议会通过苏、松、常、镇、太五属之粮减少，征收八成。所可惜者，苛捐恶税不久即得恢复原状，甚者且加重焉。二、俸金——官吏之俸金至微，常难维持其一家之生活，其弊则易启其营私舞弊之心，廉洁政府事实上盖不可能。就理论而言，俸金既不可太低，又不可过高，高则人民视为有利可图之职业，百方钻营，既得之后，则设法保全其地位，毫无牺牲服务之精神，徒为害于民间，最善之方法，莫如斟酌社会上之生活费用，及专家与普通职业所得之酬报，而定其数也。其时南方诸省独立，除去恶税，商业则受兵事影响，多行停顿，省政府收入大减。官吏俸金，浙江高级长官月得二十元，低级十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高级官六十元，低级三十元，俸金与今相较，低微无以复加，说者言时生活费用较低，金钱购买力较强，固为事实，然不足以解释一切。更就清官俸给而言，月得六十元或三十元，已大增加，顾清官除正俸养廉而外，尚有陋规，与之相较，难有正确之观念。总之革命之初，服务精神，有足称者。三、民治——中国人民向无直接间接参政之权利，日俄战后，识者倡言立宪，召集国会，朝廷下诏预备立宪，各省奉命召集咨议局，朝廷召集资政院。其性质职权类近顾问机关，自其召集以来，咨议局对于督抚，资政院对于内阁，均能加以监督，行使职权，见称于时。及武昌革命，响应诸省多以武人为主动，名义尝由咨议局、商会、绅士给予，如都督由议员公推之类，其中杂有假托民意，自尊自称，或强迫推选之例，而代表民意机关，尚为武人所重视，固明显之事实也。湖南初奉焦达峰为都督，咨议局以其举措乖谬，谋削其权，公举谭延闿为军政部长，继设参议院，凡募兵、给饷、任免官吏，概须经其议决，方得施行，而焦达峰无如之何。此种精神惜未充分发展，政府后亦不肯奖进，以致今日人民尚无切实参政之机会，惜哉！

清廷应付武昌举兵之方法，初遣北军会同海军进攻，而北军迟迟始至，先战不利，十月二十二日，陕西、湖南独立，明日，九江独立后二日，广州将军凤山为党人炸死。警报迭至北京，朝廷始以大乱开始发动，免盛宣怀官，诏昌回京，而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军。二十九日，山西兵变，人心益为动摇，明日，下诏罪己，其警要之言曰：“朕……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路事朦于佥壬，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旧法制有不合于宪政者，皆罢除……此次湘鄂乱事虽涉军队，实由瑞澂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朕维自咎用瑞澂之不宜，军民何罪，果能幡然醒悟，决不追究既往。”其时资政院在京开会，多所奏请，至是，请罢亲贵内阁，实行责任内阁。三十一日，张绍曾顿兵滦州，要挟朝廷改革政治，十一月一日，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等辞职，上谕许之，诏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湖北陆海军仍归其节制调遣。明日，吴禄贞顿兵石家庄，扣留运鄂军火，奏劾昌纵兵为虐于汉口。事闻，京师大震，人心惶恐，资政院拟具宪法信条十九条，奏请宣誓太庙，立即颁行，信条载明皇统万世不废，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未予以实权，其位等于虚设。宪法由资政院起草，政权归于国会及内阁总理。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对之负责。关于宪法起草议决修正，均非皇帝所能干预。今就信条内容而言，国会将为政治中枢，近于英国制度，惜其为时太晚，而终不能挽回颓势，上海、苏州、浙江、贵州、广西、安徽、福建且相继独立矣。八日，资政院奏称遵照信条，公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朝廷依据信条，下诏委任。十一日，袁世凯至京，奏言责任内阁业经成立，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凡内外章奏均宜送至内阁，由阁代递，召见官员及奏事处传旨，应即停止免与宪法抵触。朝廷许之，亲贵大臣时亦相继罢免，政权落于汉人之手。袁世凯利用责任内阁之名，掌握军权政权，无异于皇帝矣。十二月二日，南京失守，摄政王载澧俄而引咎辞职，隆裕太后许之。方各省之响应独立也，资政院请释党人，朝廷许之，释放汪兆铭等。综观清廷之应付革命，盖无一定坚决之方略，其逐渐让步，全受环境之支配，可见其张皇失据，毫无主张之窘状。及北军攻陷汉阳，袁世凯按兵不进，清廷许其委托代表赴南方议和，问题乃由会议解决。

自武昌举义以来，独立之区域日广，而大规模之战争殊少，其比较激烈者首推湖北、南京之战，次为陕西、山西之役。山西新军势力薄弱，独立后，清兵败之于娘子关，余兵向北奔逃，无足轻重。陕军于清军攻下潼关之后，更受甘军之围攻，颇濒于危。其转移大局者，殆汉阳、南京之战乎？先是，民军、北军冲突于汉口，北军不敌，退于滠口，民军进攻亦不能胜，相持不下。会北方援兵大增，十月二十七日，反攻刘家庙，海军助之，民军败守汉口，避匿尘世，狙击北军，北军纵火焚毁房屋，民军死伤颇重，人心丧沮，退守汉阳，北军遂得汉口。其地居民避祸先逃，兵士买物不得，转而抢劫。此役也，由于昌主持，而朝廷以其望轻，已诏袁世凯代之，袁世凯停战息兵，遣人说黎元洪降，黎氏弗应，湘兵来援者日多。会黄兴来鄂，有欲推为都督者，鄂将不可，乃由黎元洪推为总司令，湘鄂之隙遂成。黄兴招编湘人为敢死队，十一月中，反攻汉口，不胜，改自襄河上流袭击，复又败退，汉阳、汉口发炮互击，海军时已独立，炮击北军，两方相持不决。二十三日，北军战将冯国璋分遣部将李纯渡襄河反攻，迭占要塞，乘胜而前，民军谋袭北军后路，以冀有所挽回，终不可得。其来自襄河之清兵，攻陷大别山炮台，控制汉阳，汉口之兵乘机渡河往援，汉阳民军迫而溃逃。二十七日，北军占据汉阳，遂得俯瞰武昌，声势颇振。黄兴东往上海，武昌当局日捕汉奸，而人心惶恐如故，会都督府起火，黎元洪于东门外洪山设立行台，人民争先出城，形势险恶。其电各省乞援，有“事关大局危急异常”之语，而各省竟多推诿（见《黎副总统政书》），乃通电全国主张与政府暂时议和。斯役也，冯国璋指挥北军，朝旨授为二等男爵，三十日，内阁忽电冯国璋停攻武昌。湖北民军虽败，而南京之得，足以偿失。初江苏要城相继独立，独南京守将忠于清室。其地有新军第九镇及江防营十二营新防营十菅驻守，十一月九日，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独立，江防营统制张勋，新防营统领王有宏败之，会浙苏诸省出兵来援，公推徐绍桢为总司令，张勋电京告急，而援兵不至。二十五日，苏州都督程德全等督师进攻，分兵绕道，进扑雨花台，南京要塞次第失守。张勋知不可为，由领事协商条件于徐绍桢，十二月二日，率其残卒渡江，退至浦口，民军遂得南京。党人时以湖北新败，集于长江下流，民军主力乃移于宁沪。

南方诸省响应革命，各自为谋，不相统属，形势涣散，实力薄弱，识者忧其拒抗北洋精兵，难于取胜，苏浙都督电请各省代表赴沪，议设临时政府。黎元洪则电代表莅武昌开会。十一月十六日，代表于上海开第一次会议，定名曰各省代表联合会，其会员为资政院议员，其人于革命军起，散归原籍，或不肯北上者也。会议席上，湖北代表力持武昌首先起义，宜为首都，并推黎元洪为大都督，他省代表无以难之，通过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之地，黎元洪为大都督，由沪赴鄂，酌留代表于沪以便通讯。其出席总数共二十三人，及抵湖北，汉阳形势危急，十一月二十七日，开会于汉口租界，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大纲共分三章，第一章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每省一票。总统统治全国，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缔约，遣派外交专使，任用各部长，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二章载明参议院之组织与职权，其议员由各省都督府遣派，方法由其自定，每省额定三人，职权颇为广大。第三章关于行政事务，共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部有部长一人。末后附则言明大纲施行期限，以宪法成立之日为止。综就条款而言，政治大权操于参院，其议员既非人民代表，又非资政院或咨议局议员，乃由都督府遣派，其性质近于都督之私人代表。纷扰之际，政治尚未入于常轨，武人最有势力，选举又不可能，迫而承认其政治势力，民治遂受重大摧残。尤有进者，一省都督，有于一月之内多至五六人者，有先独立而后取消名义者，大纲均未有所规定，其出席参议院者，究为何人代表？临时政府成立，代表团自为参议院，立法机关固未遵照大纲。总之，大纲成立，为时短促，实无充分之考虑与讨论，后以解决困难，添设副总统，改五部为九部，亦可见其疏忽不切于用。要之，民意不可假造，究不如直认事实，尚较易于改革。方代表之会议于汉口也，黄兴赴沪，陈其美劝说留沪代表举为大元帅，代表从之，并推黎元洪为副元帅。事闻，湖北代表倡言留沪代表无权选举，黎元洪电称情节支离，请其取消，以免淆乱耳目。南京克复，代表团议决建设政府于南京，赴宁议员增至四十四人，通过缓举临时大总统案，追认上海代表所举之大元帅、副元帅，修改组织大纲。总统未举以前，其职权暂由大元帅代行。会黄兴辞职，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同盟会会员不平，黄兴辞谢，黎元洪亦不肯至宁就职，后以代表之劝，电称承受大元帅名义，镇守武昌，委任副元帅代行职权，黄兴不肯就职，临时政府无人负责。十二月二十九日，代表团公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俄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初孙文游历美国，黄兴电告武昌新军将动，请其汇款接济，孙文无款应之，拟电嘱其勿动，电尚未发，而报已载革命党占领武昌，乃赴美东，觅船渡英，托人向英政府有所请求，取道于法国东归，至是，被选，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于南京就职，是为中华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提出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九部总长，参议院予以同意，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于湘军焚劫之后，迄未恢复原状，城中未有伟大建筑，政府办公房屋不敷分配，各部长官，乃自寻觅，教育总长蔡元培于友人处，分借余屋办公，蒋维乔佐之。二人亲理各事。幸其事务尚少。教育部成立之后，人员谋差者日众，职员始乃增多。临时政府则以政费军费浩繁，款无所出，谋借日款，不得，三部总长不肯就职；黎元洪仍称海陆军大元帅，中央号令，颇难行于各省。

临时政府之将组织于南京也，袁世凯按兵不进，主张议和，初袁氏起用，即言此次事变，非兵力所能平定，及汉口收复，遣道员刘承恩等往说黎元洪罢兵，其理由则朝廷下诏罪己，宣誓太庙，与民更始也。黎元洪不从，顷之，袁世凯再遗人议和于汉口俄租界，仍无结果。迨北军攻下汉阳，湘鄂之见益深，黄兴东下，黎元洪通电全国主张议和。十二月八日，朝廷以英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on）之劝说，诏准袁世凯委托代表唐绍仪等南下，讨论大局。同时，袁世凯电招冯国璋回京，而以段祺瑞代之，段祺瑞明识袁世凯之深意，主张和议，其部下隐通民军，谋奉袁世凯为总统，黄兴、程德全许之。及唐绍仪南下议和，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会议于上海，伍廷芳要求清帝退位，改建共和；唐绍仪电陈和议艰难，盛称南军声势浩大，北军难于取胜。袁世凯会同国务大臣奏言武昌事起，势成燎原，奉旨以唐绍仪往南讨论大局，各国均冀和平解决，而伍廷芳力言共和，主张速开国民大会，公决君主、共和，拒之则和议决裂，饷械两绌，难于取胜，恳求太后召集近支王公速行会议，早定大计。奏文危辞哀诉，极恫吓劝说之技能，而在当时则严守秘密。隆裕太后心无主张，召集王公御前会议，无所决定，乃慰袁世凯勉为其难。《辛壬春秋》称其言时泪下，与皇帝相抱而泣，孤儿寡妇之境遇，诚亦可哀，大臣涕不可抑。太后迫而诏谕内阁总理大臣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唐绍仪遂与伍廷芳磋商召集代表之办法，会其属员许鼎霖北归，报告民军乌合，饷械困难，易于平定，而唐绍仪至沪馈献江山。亲贵大臣闻之，劝说张怀芝通电各镇联名请战，冯国璋亦以未得乘势进攻武昌为恨，力主战议。资政院之一部分议员，又持战说。袁世凯迫不得已，撤唐绍仪职，和议暂时停顿。

方和议之进行也，参议院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段祺瑞疑事中变，遣人往谒黄兴，答言如约，临时大总统亦言辞职让贤，其主要条件则袁世凯赞成共和也。袁氏为清室大臣，究将如何强逼清帝逊位？乃利用部将，胁迫亲贵，而并恫吓太后。初冯国璋奉命回京，段祺瑞代为第一军军统，段氏为袁世凯亲信，主持袁为总统为和议之条件，其子袁克定从而助之，密商于段祺瑞，遣人往说各镇将校，独冯国璋不可，乃日使人说之，冯国璋后亦迫于大势，屈从众议，不再言战。朝中反对和议者，多为亲贵大臣，尤以宗社党首领良弼为甚，袁世凯先言筹得军费一千二百万两，大局可以初定。其时南方独立各省扣留款项，外使干涉海关，税银暂由外人保存，不肯交给南北政府。清廷军饷政费多无所出，发行短期公债，令亲贵大臣捐输，而应者无几，统兵大员姜桂题等致书王公大臣，责其存款外国银行，若不尽买公债，将有杀身之祸。内阁指挥下之督抚，亦以为言。亲贵大惧，争上财产簿籍。袁世凯面奏太后，兵饥虞其哗变，太后发内帑黄金八万两，并合亲贵捐款充作军饷，而袁世凯仍不下令进攻。其党赵秉钧联结太监张德，构造谣言，恫吓妃嫔，亲贵大臣疑之益甚。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袁世凯对于和议。渐有把握，十六日，会同国务大臣奏言形势危险，饷源困难，而民军万众一心，莫之能御。民主如尧舜禅让，非亡国之可比，合于圣贤民重君轻之说，久持争议，则将难免友邦之干涉。民军对于朝廷之感情，将益恶劣，法国革命，其王“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事，以顺民心”。事关重大，请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会议解决，以顺民心。奏文严守秘密，民间鲜有知者。隆裕太后即召王公御前会议，溥伦、奕劻主张让位，溥伟、载泽争论不可，相持不决。值袁世凯遇刺未伤，太后以其忠于清室为党人恨恶所致，二十一日，召集会议，宗室王公国务大臣与焉。其时奕劻、溥伦已为宗社党所吓，溥伟仍力反对共和，无所决定。良弼密说由旗民改练之第一镇禁卫军，合谋暴动，以倾覆袁世凯。二十二日，太后复召亲贵御前会议，奕劻托病不往，溥伟力谏太后，勿惑流言，勿堕奸计，并奏参奕劻。载泽则劾袁世凯尚不开战。

袁世凯之计不售，反受宗社党之危词恫吓，地位日危，密召亲兵入援。一月二十七日，军咨使良弼遇刺，良弼曾学陆军于日本，果决敢为，主持战议，被刺重伤而死，亲贵大臣之气大沮。段祺瑞下令北军退至孝感，闻知袁世凯所谋不遂，几遭不测，联合将士二十八人，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共和，略称和议已有要领，宫廷允许改建共和政体，乃为载泽、溥伟等所尼，而今势屈力单，势成坐亡，人心趋向共和，不如早日裁决，恳求宣示立定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电至，闻者惊愕，三十一日，袁世凯据以上奏，太后诏示亲贵大臣，莫不悲哀。二月一日，太后复召王公大臣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逊位，四日，诏饬袁世凯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实则据《黎副总统政书》，一月二十日南京来电，条件已商妥矣。其困难则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方要求黄兴为陆军总长，北方坚持段祺瑞。北军较强于南军，段祺瑞掌握军权，武人易于操纵政治，政体改更，不过空有虚名，关系至为重大。双方各以利害切己，不肯让步，磋商多日，均无办法。临时政府连日开会讨论，蔡元培以为妨碍统一，怒而将往上海，宣布内幕，会闻兵变将作，始止，临时政府乃以内部意见不一，变兵焚劫，莫可奈何，处于不利之地位，迫而让步，袁世凯遂处优势，嗣后得而为所欲为矣。优待条件八款，兹分三端言之。一、关于清帝——清帝之尊号不废，民国待以外国君主之礼，岁拨经费新币四百万元，许其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其宗庙陵寝，由民国设兵保护，其原有私产，亦由民国特别保护。二、关于皇族——其世爵仍照其旧，私产一体保护，除免其当兵外，享受之公权、私权与国民同等。三、关于满、蒙、回、藏——其王公世爵及固有宗教，概仍其旧，并代筹王公及八旗生计。四族概与汉族平等。条件由参议院通过，双方通知各国政府。逊位之旨将下也，隆裕太后率皇帝召集近支王公内阁大臣开御前会议，尚秉和记之曰：“太后哽咽流涕，各王公大臣亦皆哭失声，久之，太后谓皇帝曰：‘尔之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袁大臣之力’，即敕皇帝降御座致谢袁大臣，袁大臣惶恐顿首辞谢，伏地泣不能仰视。”斯言也，极文人形容之笔，或不免于失实。二月十二日，下诏凡三：一逊位，二公布优待条件，三饬长官维持治安。其逊位诏曰：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方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播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餍士大夫望治之心，一旦爆发，所谓应天顺人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外交上仍存闭关之思想，英法联军祸后，边地藩属丧失滋多，继而屈服于日本，引起列强之侵略，几至不国。志士愤而变法，归于失败，朝臣思想反而顽固，养成拳乱。六十年中，对外知识肤浅空疏，迭于祸患屈辱之后，士大夫毫不觉悟，愚陋顽固类近未受教育之愚民，所贵乎政治家或外交家者，非其见解同于愚民，乃其考虑事实，权衡利害，辨别是非，其先见之明，足以指导国人，而采用之方法，且为适当之途径也。国家所以治者，常由于少数英杰才能之士，专制政府之下，大权集中，自上而下，改革较易。朝臣之思想行动，反而阻挠改革，直为愚民中之愚人。拳乱之祸，屈辱无以复加，士大夫之观念遂大改变，以为内政不修，贫弱如故，希望太大，失望亦其最甚。其先人民非无痛苦，特以不肯虚心观察，诚意讲求，视若未睹，听若未闻。及至此时，始奖学生出洋，派员考察宪政，觉悟之后，改革已迟。通达时务之士鉴于日本取法欧美，跃为强国，深信中国召集国会，公布宪法，即可富强，大从事于政治活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之革命应时产生，以改革政治为目的者也。所可惜者，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利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袁氏成功，出于阴谋诡计，政治道德之卑劣，影响于国家者至巨，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尤有进者，革命共和本为政治上之名词，其真价值在其以人民所享之幸福为断，就名称而论，革命则言政治上或社会上之激烈巨大改变，共和则指一国元首，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而言。革命成功，改专制为共和，名称改变，为事至易，求其实现，往往困难。主张改革者，多为知识界人，百姓虽表同情，固无深切之了解。战争期内反受损失。要之，破坏原为革命过程中不易避免之事，其价值则在事后之建设，否则可谓失败。欧洲法国革命虽曾经过长期之纷扰，重大之代价，而吾国革命在后，若得其试验中之教训，则事易功倍，迄今尚未卓有成效者，主要之原因有二。（一）专制之毒太深，国人初未努力利用事机，监督政府。（二）共和仿自外国，人民多不了解，不知切实运用之方法，政客军阀反而借以号召。总之，清帝逊位而后，政治上之问题益多，迄今盖在试验期内也。

一国国际地位，常以内政实力为表征，清季外交失败，暴露积弊，终以改革迟缓，大失人心，至于倾覆。其末年之外交，就时人心理而言，于屈辱刺激之后，始知列强不可轻侮，向时自大之气，恨恶之心，变为恐惧，遇事则以列强干涉为言，试引革命起后时人言论为证。袁世凯第一次密奏隆裕太后，召集国会，解决政体，其所举之缘由，牵入外交。其言曰：“勉从英使朱尔典之介绍，奉旨以唐绍仪为总理大臣代表，……讨论大局。……其时英使倡议，日、美、法、俄、德等国亦均赞成。……唐绍仪又电称各国政府投书劝和，双方并题，彼党认为己以政府见待，其气愈增。……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后讽清帝逊位，其言外交情状曰：“东西友邦，因此次战祸，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武昌独立，时人盛夸交涉员能得领事谅解，严守中立。民军对外，首以保护外人遵守前约为言，孙文在美，闻知革命，乘轮渡英，请求外相三事。其言曰：“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可见国人之重视外交，清季办理外交之机关，北京新设外务部，各省后设交涉使，公使觐见待遇优渥，各省官吏，莫不切实保护外人，甚者执礼太恭。其时教案大减，未尝造成严重之局势。意大利政府于一九〇二（光绪二十八）年，开始保护本国神父，一九〇六（光绪三十二）年，法国政教分离，放弃保护东方他国之神父，教士平民相处甚善。其时外交上之问题有二：一、公约成立后之善后事宜，二、日俄战后之形势。就各国在华势力而言，俄德初则各抱野心，日俄战后，日本跃为强国，并于大陆上得有根据之地，形势一变。英美诸国联合分离，或视本国之利益，或视同盟国之关系。清廷时方放弃传统思想，猛力经营属地，不及成功，而革命军起，于是蒙古、西藏欲行白治迄今尚未取消，兹略分言清季外交于下。

一、公约成立后之善后事宜。条约中要款，业已列举于前，其因形势之转移较为重要者，尚有四点，兹作简单之说明。（一）赔款款额四万五千万两，原就银币而言，条约成立后之次年，金价昂贵，列强要求照金币核算，朝廷疆吏莫不视为意外之重大损失。张之洞等力持不可，胪举理由，电请商于各国，美表同意，英许暂可还银，后还金币，日本坚持拒绝。斯三国者，较与中国邦交亲善，意见竟不一致，德俄诸国更无磋商接受之可能性。中国乃欲改收海关税银为金币，列强未曾加以考虑，不肯同意，对于到期之款，必欲改银两为金币，多方恫吓。外务部不敢坚持，承认金币，嗣后银价益落，中国之担负益重。（二）整理北河、黄浦河道。天津、上海均为国内重要之商港，各有河道通于海口，顾其淤泥积多，巨大轮船不能出入，货物运输颇为不便，外商久谋修浚不得。拳乱时，联军占据天津，创设都统衙门，衙门设立委员会整理北河。及公约成立，关于二河，均有整理之规定，予外人干涉之机会。天津政权交还之后，河局初仍由外人主持，上海先未设局，刘坤一认为条约有碍主权，不肯派员，及浚浦局成立，职员以英人为最多，德法诸国颇为不平，张之洞请其赞助中国出款收回，作为自办，历久交涉，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改订条款，后二年，浚浦工程由荷商承揽，成绩昭著。（三）撤兵。拳乱之时，联军作战于直隶，占据大城要塞铁路，俄兵借保路保民为由，次第占据东三省各地，收缴华兵器械，德则驻兵于胶州、高密，建筑营防，上海租界言明由各国保护，但未许其出兵，乃英首先出兵，德、法、日继之，南方日本出兵厦门。列强出兵之意，各不相同，其中固有视为最好之机会，便于经略者也。及公约成立，使馆要塞允许外兵驻守，作战之兵开始撤退，中国要求各地之外兵撤退，上海英兵回国，德法要求照复长江一带，所有政治、兵权、海政、工程、商务权利等，及要隘不得给予一国，始肯撤兵。外务部复称其为中国自主之权利，断不让与他国。上海德总领事亦向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同样要求，张氏复称中国决不放弃，主张如他国来夺，则请德等国禁阻，德兵始乃归国。日本亦撤上海、厦门驻兵。独满洲俄兵、山东德兵不肯撤退，满洲撤兵等问题，造成严重局势。日俄战争之后，列强在华之军队，除有条约根据而外，尽行撤归。（四）商约。列强久欲扩张在华商业上之机会，公约许其改订商约。其时中国国际贸易仍以英国最为发达，二国商约首先成立，中美、中日商约继之，关系颇为重要，试分言其成立之经过，及主要之条款。

初公约成立，英国利用时机，派遣久在印度之长官马凯（Mackay）来华议订商约，马凯未有在华公使领事之恶习，对于中国主权，不愿有所损坏，朝廷诏授前驻德公使吕海寰及盛宣怀为办理商约大臣，并饬刘坤一、张之洞遥领会议。马凯与中国代表会议于上海，而朝臣及两督意见尝不一致，电商稽延。马凯自沪乘轮上驶，先与刘坤一面谈，再至武昌与张之洞会商，争执之问题，次第解决。及返上海，以英商工部局之反对，推翻议订之条件凡二，交涉进行颇为迟缓。马凯声称将欲回国，张之洞迭电军机大臣请许商约大臣画押，朝旨许之。一九〇二（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签字。期约也，磋商十月之久，始乃成立。中美商约由美使康格（Conger）等三人与商约大臣会商，其中虽有争执，而条约大体上则与英约相同。中日商约，初由日方提出，后以英约尚未成立，暂置不议，及英约签字，始再磋商，日方多所要求，而于加税免厘，只许合税率增至值百抽十，英美业已承认百分之十二点五税率，商约大臣力持不可，交涉未有进展。会张之洞入京，与日使内田康哉磋商，张氏多所让步，议成草约，寄至上海，再由二国代表画押，是为中日商约。兹综言其要款于下。

一、免厘加税。厘金病商扰民，久为世所诟病，顾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时方患贫，非得补救方法，去之殆不可能。马凯要求免厘，中国则请加税，初和约允许加税一倍半之数，至是，要求增至百分之十五，历久磋商，双方议订进口税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出口税改为百分之七。张之洞仍谓不足补偿所失，欲抽产地税，马凯坚决不可，改许中国不撤常关，照旧征收土药厘金、盐厘（改称盐税），及向不出洋之土货，征抽一销场税于销售之处。美使坚欲裁去内地常关，始肯加税，美约仅许新关存在，沿海沿陆得设新关。日约则言按照中国与有约各国共同商定加税之率，一律照输无异，所有中国征收出产销场出厂以及土药盐斤等税，亦悉照各国与中国商定办法无稍歧异。其含混之原因，则日本始终不同意于英美所许之税率，知其又非德、俄、法国之所愿，乃以一律办理为推托。盛宣怀等对之不满，张氏虽力辩护，固不免让步太甚。加税免厘之期，英约载明为一九〇四（光绪三十）年一月一日。其条件为各国同意，陆路商业亦须征收同样之加税。美约、日约未有时期之规定。二、商业权利。英约载明中国开放江门，许轮船于西江停泊处凡三，上下搭客处凡十。加税实行之后，中国开放长沙、万县、安庆、惠州，并征收帆船往来通商口岸之货税，不得较轮船为低。美约则言开放奉天府、安东，日约又言开放北京、长沙、奉天府、大东沟。俄国闻知开放东三省，力谋阻止不得。关于航行。中国允许除去珠江有碍行船之物件，民船自香港载货往来广东通商口岸者，所纳货税不得视轮船减少，并许外轮设置拖拉，上驶四川；开放内河，改订内港行船章程，外商得租设码头于内河沿岸。关于发展商业，海关发给存票，商人用以抵纳税银，洋货入口后三年内再运出洋者，得领取现银。中国允设关栈及准商栈为官栈，以便货物囤积，拆包改装转运，并许华洋合股经营商业，妥订矿务章程，保护商标版权。关于中国责任，条约中载明二端，（一）设法立定国币，（二）统一度量权衡。顾此属于内政，相沿已久，积弊太深，固非一旦所能划一也。三、中国要求载入英约者条款凡三：（一）中国允许整顿律例，英国予以协助，将来司法情形妥善，即允弃其治外法权，美约、日约均有同样之规定。（二）英美允禁吗啡（原译莫啡鸦）自由运输来华，非医生、医院、药铺切实有领事馆具结者，不得进口，中国允禁国内制造。（三）英约允许派员妥议教案，美约则言教民、平民一律待遇。教民犯法仍须追究，平民缴纳之税捐，不得免去，唯不得向其索取酬神赛会之费。教士不得干预官员治理之权，教会得租赁或购置地产，作为传教之用。

综观条约之内容，关系至为重大。张之洞于英约议妥时电告枢臣鹿传霖曰：“此约中国毫不吃亏，实为意料所不及，不唯抵补必敷，其间维国体，杜流弊者甚多。……将来议他国之约，断断不能如此。”后又电述会议情状曰：“马使每议订一条，则笑曰，‘此事又让与阁下了’，又对人云，‘非因本国素仰江鄂声望，彼亦不敢事事如此相让，尚不知将来本国有无闲言，即本国照允，恐各国亦断不能如此和平’，实系肺腑之言。彼已让到极处，鄙人亦不能再与之争。”张氏所述各节，传译或不免于失检，要有所本，马凯之言竟不幸而中。中国与列强所订条约，莫不载有无所不包之最惠国条款，加税非各国同意，势不能行，常关之存在，产地税之兴办，加税之税率，三国较与中国亲善，而已意见分歧，况德俄诸国乎？谚所谓筑室路旁三年不成，列强中有野心侵略之国，杂有利害权利之冲突，其在华商人，专求厚利，从不顾及中国之主权。马凯与张之洞会商，认口岸洋人遵守华章，租界许收华税，竟以上海外商反对作罢。其许提高税率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亦非其愿也，故加税之不易于成功，远过于路旁筑室。条约成立二十余年之后，以始国际上之形势改变，方能加税。领事裁判权之废除，更遥遥无期。马凯要求之内地制造贸易侨居等权利，于领事裁判权尚未废除之先，毫无考虑之价值，宜张之洞等坚决拒之；乃于美约承认“洋商在通商口岸，或系华商在中国各处，纺织所应抽税项，均须一律无异”。华商纱厂遂难与外厂竞争。禁止吗啡入境，原为中国内政，自今观之，殊不必列入约中，而在当时，事事竟须商于外国，约中且言中国禁制吗啡，吗啡为药剂中需用之品，岂必来自外国乎？主权反受损失，张氏固不之知。商约给予一国权利，列强莫不争先享受，未有让步，先得权利，片面最惠国待遇之为害中国，竟至于此，他国无须改订商约矣。德国后曾提出要求，即行放弃，固其例也。

初拳民之乱，俄国出兵占据东三省，奉天将军增祺迫而派革员周冕与俄将议订章程九款，擅自画押，其交涉始末先未禀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首先访知，日英公使提出警告，朝廷诏罢增祺，命驻俄公使杨儒向俄交涉废约，另订新约，历久交涉，俄国始许其请，而并干涉内政，其新提出之条件，严酷过于周冕所订之章程。列强闻而抗议，尤以日英最为关切，江鄂二督力持反对，俄国修改条款，多方恫吓李鸿章，逼诱杨儒画押。李氏主张签订，而朝旨不可，及逾限期，俄国未有异举，反而宣言交还满洲，李氏竟向俄国声称公约成立之后，即将签订俄约。会因交涉棘手，电商微德，请在北京商议，微德许之，派员入京，会同俄使与李鸿章、奕劻议订政治经济二约，将签字矣，而李鸿章病死。一九〇二年一月，英日以其利害相同，缔结同盟条约。初中国自订约通商以来，英国之商业最为发达，其政策则欲促进两国之邦交，谋得商业上之权利也。中日战后，俄法政治势力日盛于中国，英国政治家以为本国外交孤立，无所挽回，先后商于德美，议订同盟条约，一无所成，会非洲属地战起，不能多派军队来华，与德缔结维持中国领土之协定，而德毫无遵守之诚意。俄国占据满洲，强逼中国承认丧失主权之条约，英国迭次表示反对，严重警告。中国与日本地理相近，张伯伦曾向驻英日使建议同盟。先是，日本战败中国，缔结《马关条约》，三国出而干涉归还辽东，日人视为大恨，其外交家深觉孤立之危险。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列强对华肆其野心，争租军港，划定势力范围，要求权利。其时日本国际地位尚低，内政亟待整理，对于列强之侵略，虽以二国地理相近，商业之密切关系，外交官迄无明显之表示，不过乘机要求福建为其势力范围。民间谋与中国士大夫接近，派员来华，谭嗣同、梁启超皆深受其影响。日本在韩势力虽曾盛极一时，会大院君作乱，戕杀闵妃，日使三浦参与其事，备受各国之非议，韩王李熙乘机逃入俄国使馆，诏杀亲日大臣，俄国地位遂益巩固。及俄租借旅顺、大连，对日让步，互相承认在韩利益，而俄未有遵守之诚意。及俄据满洲，强逼中国签约，日本视为将开瓜分之端，而并妨碍其商业机会，阻挠破坏，不遗余力。其国内政治家时分两派，其一主张亲俄避免战争，其一主持联英。英日邦交日益亲善，最后联英派胜利，驻英日使林董奉命与英外相磋商条款，至是，同盟条约成立。

盟约内容，二国承认朝鲜独立，及其在华利益，英国并认日本在韩有政治经济上之利益，若其利益因他国侵略，或中韩发生扰乱而受侵害，得采取必要之措置。一国因其利益与他国交战，其同盟国应守中立，力防他国出兵援助敌国；如有一国或数国加入敌国者，其同盟国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协商和议，时期定为五年。其目的则为维持远东之现状，中国与朝鲜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及保证在两国中工商业之机会平等，专以对俄者也。二月，英日公布条约，俄法既宣言维持其在远东利益，二国保留会商及采行必要之手段。中国初以英日同盟为慰，张之洞电问中国发生扰乱之意，日本指谓如拳乱。俄国颇受英日同盟影响，其驻京公使雷萨尔（Paul Lessar）奉命与奕劻等议商归还东三省条件。四月，约成，其要款则东三省地方仍归中国版图，由华官治理，中国赔偿修路各费，认真保护东省铁路及所有俄人，俄国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俄兵分三期撤退，条约画押后六月内，撤退盛京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军，交还其地铁路。再六月内，撤退盛京其余各段，及吉林俄军。再六月内，撤退黑龙江俄军。中国驻兵于东三省数目及日后出兵添兵，须知照俄国。综观条约之内容，不无可议之点，视前要求，俄国已大让步。顾无遵守条约之意，第一期内，尚肯撤去规定地段之驻军，及至第二期，闻知中国开放满洲商埠，不唯不撤军队，反向中国提出要求七款，其用意则欲封锁满洲，专为俄国特殊势力范围也。牛庄、营口原为商埠，俄军驻于其地，到期不肯撤退，其海关税务司本为英人，而俄强用俄人，中国迫而许之。一九〇三（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外务部收得俄国照会，无法应付，日使内田访知其事，外报将其刊布，美、英、日使警告中国，袁世凯、张之洞均言不可允许，外务部从之。俄国对外否认其事，不肯撤兵。日本政党倡言对俄作战。

七月，日外务卿小村寿太郎谋欲解决二国关于满洲、朝鲜之争执，训令驻俄公使进行交涉，而俄意轻日本，于其提议多所拒绝，对于中国请其撤兵之要求，坚决不可。交涉移之东京，仍无进步，一九〇四年，形势严重。二月，俄国对日尚无满意答复，日皇开御前会议，决定召回公使，六日，致最后通牒于俄，公使撤旗回国。明日，舰队开始活动，袭击俄舰于旅顺，运输陆军直达朝鲜。十日，两国宣战，国人颇表同情于日本，但时国内军力财力不足一战，而中俄边界连接长逾万里，防守尤为困难。列强均言中国应守中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建议交战国，尊重中国之中立，英、法、德、意表示同意，五国电告日俄勿遣兵入直隶，两国许之。中国时已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为交战区，其西为中立地，俄国则以辽河以西之地并入战区。清廷之如此者，辽河以东之地，俄军尚未撤退，中国徒有领土之名，事实上无如之何，迫而划为战区也。四月，日军自朝鲜渡鸭绿江进攻，陷九连城，遣军自皮子窝上岸，下金州，另派二军往援，连战皆捷，九月，攻下辽阳，俄军反攻，力不能胜。明年一月，日军攻下旅顺，四月，占据奉天，双方作战兵力约一百万人，其激战之烈，牺牲之大，固二十世纪初叶大战之一。五月，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驶抵黄海，将归海参崴，日本舰队俟之于朝鲜海峡，激战之后，俄舰几近覆没，中国于交战期内，虽守局外中立，而官吏对于中立国之责任、义务，初不明了。交战国人在中国境内，享受领事裁判权，政府难于执行国际公法上之义务。二国均知中国势弱，于其执行公法之时，往往予以妨碍。其尤感觉困难者，二国战于满洲，均欲购买粮食于其地，朝廷颇难切实禁止人民出售军粮于交战国也。于此期内，人民初感不安，宫中太监且有信如联军入京潜行逃避者。

俄军战不能胜，国内纷扰迭起，及旅顺陷后，微德向日驻英公使林董建议言和，德皇威廉第二初曾鼓激俄皇积极对日，至此，以为俄国陆军势难取胜，主张早日议和，电问俄皇议和条件之大纲。同时法国感受德国之威吓，亟望战事结束，表示借款与俄以和，将不借款以战，俄国通知其议和条件于法。四月，法外交总长达嘉谢（Delcassé）告知驻法日使，俄国愿和，日使电告本国，其外务省复称可由二国直接磋商，其原因则患欧洲强国之干涉，将不利于日本也。其政府以为日美邦交亲善，谋于美国议和，海军战后，日皇正式函请美总统罗斯福调停。德皇先曾电告俄皇，称述罗斯福之力，足可影响日本，而减轻其议和条件。罗斯福因命驻俄大使谒见俄皇，得其议和之同意，六月，电请日俄议和，二国接受其请，其原意则免俄国再败，大受损失，而势力将见逐于东亚也。日皇委任小村等为和议大臣，并欲先知俄国代表，俄皇诏委微德。日本拒绝会议于欧洲，乃定会场于美国朴茨茅斯，八月十日开会。微德明了日本财政之困难，要求与先主张之矛盾，原欲以友谊之态度对日交涉，但未能得政府之同意，遂采坚决不屈之方针，明言日本要求赔款，则和议即告决裂，罗斯福更动日本代表避免赔款名称。会议场中，二国代表对于赔款及库页岛之割让，各不相让，势将停顿，罗斯福召见驻美俄国大使劝说，电令驻俄美使觐见俄皇，说其让步，俄皇面许给款日本。罗斯福又劝日皇让步，而会议仍以赔款为争论之焦点，前途至为险恶。二十九日，微德声称俄国不赔军费，愿以库页岛南半与日，言毕，会场席中默无一语，数分钟后，小村始言接受俄国条件，困难遂告解决。据罗斯福之感想，日本代表让步太甚，苟再坚持，可得库页全岛。九月五日，条约成立，是为《朴茨茅斯和约》。

二、日俄战后之形势。《朴茨茅斯和约》关系于中国者颇为重要，就其条款而言，可别为五。（一）满洲驻兵，除辽东半岛租借地外，二国同时撤退。（二）两国交还满洲之行政权于中国。（三）两国维持满洲之门户开放。（四）俄国让与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租借权，以及一切公共营造物财产于日本。（五）俄国让与长春、旅顺间之铁路于日本。关于让与，条约载明两国协商于中国，须得其同意。初日俄议和，外务部照会二国，声明牵涉中国事件，未经其商定者，概不承认。日本议员来游中国，竟向张之洞等声称，东三省战事耗财伤命，日本舆论拟暂代统治，并有议占福建者。此固野心政客之幻想，利用时机，谋得权利也。小村归国，明治授为全权大臣，西渡入京，会同日使内田协商满洲善后事宜，奕劻、瞿鸿禨、袁世凯奉命与之交涉，十一月开会，十二月约成，开会二十二次。奕劻因病常不出席，交涉由瞿鸿禨等办理。中国方面，对于《朴茨茅斯条约》中之让与权利概行承认，要求日兵早日撤退，交还占地之主权，并由华兵保护铁路。日方拒绝华兵护路，提出之主要条件，则为开放满洲，扩张日人利益。争执最烈者，一为建筑铁路，一为撤退护路兵队，历久交涉，始能解决，中有未入条约者，二十二日签订条约，名曰《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国承认日俄和约，俄国让与日本租借地及铁路权利，日本允许遵守中俄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嗣后遇事随时与中国协商。二国订有附约凡十二条，其要款凡七。（一）中国俟日俄军队撤退后，开放奉天省内之凰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内之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二）日本于安东、奉天省城间所造之军用铁路，中国许其改筑营管，自竣工日起，以十五年为限，届期估价售于中国。（三）二国从速议订南满铁路连运营业章程。（四）中国豁免南满铁路所需各项材料之税捐厘金。（五）营口、安东及奉天府划定日本租界，由二国官员另行妥商。（六）二国合资设木植公司。采伐鸭绿江右岸木植，其详细章程，另行议订。（七）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按照最优国待遇之例办理。

附约中所言另行妥商诸款，多为双方力争之问题，搁置日后再议者也。条约而外，尚有会议节录，双方声明存记凡十七款。其主要者共六：（一）奉省附属铁路之矿产，无论已开未开，均应妥议章程。（二）中国于收回南满铁路之前，允不于其附近建筑并行干路，及有损该路利益之支路。（三）二国议商奉天省陆线，及旅顺、烟台海线交接办法。（四）长春至吉林省城铁路，中国自行筹款筑造，不敷之数，向日贷借，以半数为度，二十五年还清。（五）日本声明南满护路兵队不得干预华官治管之权，亦不擅至铁路区域以外。（六）奉天省城至新民府，日本所筑军用铁路，售与中国，由其改为自造铁路。其在辽河以东所需款项，向日公司贷借半数，分十八年还清。节录记存各款，关系重要，未曾列入约中，当时亦无说明，近日论者不一，要为事后之推论，其性质迥异于条约，日人牵强称为秘密议订书，二国问题反而增多。主持侵略之政客，以为满洲于日本重大牺牲之后，俄国始肯撤兵归还中国，死伤者尽为日兵，军费出自日人，中国不能驱逐俄兵出境，坐享其利。此种推论，实不合于史迹，西园寺与盛京将军赵尔巽论之曰：“论其实，日本实为自救起见”（见《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卷六九页二八）。其牺牲固自谋也。战胜之结果，得有立足之地于满洲，其国内人口激增，工商发达，而可耕之地有限，食料、原料渐为严重之问题，而满洲地广人稀，矿产丰富，遂欲乘其战胜之威，经营南满，不顾一切。一九〇六（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日本组织南满铁路公司，资本日金二万万元，政府以俄国让与之财产充作股本之半数，余款募自民间。铁路于战争期内，桥梁多毁，损失重大。公司改筑路为日本狭轨，再改为新式宽度，同于中国铁路，后于长春、大连间改造双轨，安东、奉天铁路归其经营。公司受关东都督之监督，都督府于斯年九月成立，管辖旅顺、大连租借地及铁路区域，日人称其地为关东州故也。其经营大连，整理海港，建筑屋舍，修理道路，规模颇为远大，大连遂为北方要港。又于铁路区域，设立市镇学校医院，开采矿产。

方朴茨茅斯和议之进行也，英日再订同盟条约，其范围扩至印度，英国承认日本在韩特殊利益及保护之权，一国若因条约上之利益，受他国或数国攻击，其同盟国应即加入作战，期效十年，余则同于前约。日本国际地位于战争之后，颇为提高，英日同盟又巩固之。一九〇七（光绪三十三）年六月，日法协约成立，七月，日俄协约成立，日本外交遂无顾忌，步趋俄国后尘，经营南满，不遗余力，中日邦交，遂多困难，其症结可别为三。（一）战后日人留于奉天者颇多，杂有不肖分子，以为日人铁血所得之地，专横为恶，干涉行政，贩运枪械接济马贼，强开矿产，引起官吏人民之恨恶。（二）满洲地广人稀，韩人深感生计之压迫，自图们江入境，垦种于延吉一带，人数众多。日俄战后，日本保护朝鲜，称其地为间岛，后因韩人李范允之乱，及华官强韩人入籍，遣宪兵驻于六道沟等处，保护或监督韩民，造成严重之局势。（三）满洲善后会议未曾议订之问题尚多，朝臣疆吏力谋挽回权利，明知日本逞强，非有让步不能解决，乃以延宕为得计。对日交涉，事先遂无远见一定之政策，徒为事后之补救，终则迫而让步。其先解决者：（一）大连设关。日本宣布大连为自由商港，货物偷税运入者为数颇巨，英美抗议，一九〇七年，中日议订章程，中国设关征税办法，与胶州湾相同。（二）植木公司。善后条约载明二国合资创设公司，日使林权助拟订章程，包括浑江流域，与袁世凯交涉，久无进步。日人自往伐木，拦截木筏，几致事端，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由唐绍仪让步解决，中日各出一百五十万元，合组植木公司，营业期限二十五年，得再商请展期，公司以纯利百分之五报效中国，江浙铁路携带执照，得向山家径行购买。（三）南满电线。会议节录载明奉天陆线及旅烟海线接线，中国拟收南满电线，不得，一九〇八年，日本始肯让步解决，中国出日币五万元，收买铁路区域外之日本电线，议订接线办法，并许日本建筑旅烟海线。

双方争论久始解决者，一为铁路问题。中国于会议节录，承认建筑吉林长春铁路，改筑奉天新民铁路，向日借款。及日俄撤兵，外务部照会日使林权助，新奉军用铁路，估价售与中国，初则不复，后则请与吉长铁路同议。一九〇七年四月，双方议订中国出日币一百六十六万元收回军用铁路，将其改筑，辽河以东所需款项，向南满铁路公司商借。吉长铁路亦向公司筹借半数，还清时限仍如节录所载，期内工程司任用日人。明年，勘定吉长路线。十一月，二国议订续约，京奉铁路辽河以东一段，再借日币三十二万元，吉长铁路二百一十五万元，又明年，议订借款合同。方交涉之进行也，清廷欲向英商借款，建筑新民屯、法库门铁路，借以减少日本势力，日本则据会议节录，以为中国不得筑路，与南满铁路竞争，或损其利益。外务部据理辩论，而日坚持如故，英以同盟国故，放弃前议。京奉铁路，奉天车站距城八里，交通不便，中国移站。日本谓其越过南满路线，出而抗议，要求与彼合站，或允南满铁路通至城根，相持不下。日本要求吉长铁路达于延吉厅与韩路连接，外务部拒之，又请日本拆去大石桥、营口支路。支路初为俄国便利运输东省铁路之材料而设，议订竣工即行拆去，善后会议日方要求归其续办，清廷不许，置而弗论，至是，外务部要求支路交还中国，日本拒绝，请其拆去，亦不可得。二为矿产。会议节录载明嗣后妥议章程，日商擅自开矿，华官禁之。争执最烈者，为抚顺、烟台煤矿。抚顺距奉天约五十里，产额逾一万亿吨以上，为商人王承尧私产。烟台在奉天、辽阳之间，产额亦富。日本视为战胜品，要求开采，中国主张二国合办，相持不下。三为延吉韩人保护权。其交涉之由来，及应付之困难，略见于前。二国磋商二年有余，日本必欲与铁路煤矿同时解决，相持不下，误会滋多。其在南方，则日船第二辰丸私载军火案，招引粤人之恨恶。该船舶近澳门，方将起运军火，广东炮舰捕之，卸下日旗，意欲将其充公，日使得报，要求释放道歉，海关报告颇与双方不同，葡萄牙又助日本，外务部迫而让步解决，粤商愤怒，停运日货，顾终未能持久。会两宫病死，日本谋见好于清廷，照会称禁党人在日活动，然仍不能解决悬案。一九〇九（宣统元）年，安东奉天铁路勘定路线，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日领交涉，不许另设护兵，日领推宕，中国自办警察。其他争执，尚有轨道必须与京奉路相同，日本不得任意更动路线也。交涉未有进步，日本忽谓中国延宕，自行开工，并通告外国。外交部亦将始末电告驻外公使。延吉问题，时亦严重，日兵数与华官冲突，将添兵寻衅，中国始肯让步。九月二国解决悬案，关于延吉，中韩仍以图们江为界，中国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韩民住于其地者，按照中国法律，归华官治理，但许日员观审，吉长铁路展至延吉，直达会宁。关于其他问题，双方议订五案修款。（一）中国建筑新民屯、法库门铁路，须先商于日本。（二）中国承认大石桥至营口铁路为南满铁路公司支路，将来到期，一同交还，并许其末端展至营口。（三）中国许日开采抚顺、烟台煤矿，出口之煤，按照最低税则收税。（四）安奉及南满铁路沿路之矿产，除抚顺而外，定为中日合办。（五）日本对于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允无异议。

日本经营南满，得有英、法、俄之谅解。英为日本同盟国，已无待言。一九〇七年，日法缔结协约，其目的称为巩固两国之友谊，免除将来之误会，协约载明尊重中国之独立与完整，门户之开放，维持缔约国在亚洲大陆之地位及权利，另有换文迄未公布。据法使施阿兰日记，日本承认广东、广西、云南为法势力范围，法国承认南满、福建之日本特殊权利。二国公布协约之后，清廷深为疑惧，外务部向二国抗议，未有效果。德皇闻之，尤为惊惶，其时英、法、意、西、葡联合，反对德国伸长势力，德国国际上之地位孤立。德皇深信黄祸，以为日法协约将驱逐德国势力出于东方。日法协约既成，日俄政治家均欲二国妥协，七月，协约成立，条款凡二。（一）互相尊重缔约国之领土完整，及中国条约上日俄条约上之一切权利。（二）承认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工商业之平等机会。协约维持现状，而同时商订之密约，则划分满洲势力范围，避免竞争；日本承认俄在外蒙之特殊利益，俄国承认日韩之政治关系。于是二国开始合作，谋得权利于中国矣。其时英法已有协定，英国朝野防俄之思想改变，乃以法国之调解，共同防德，八月英俄协约成立。德国鉴于外交之孤立，远东形势之不利，转向美总统罗斯福协商．美国原与日本邦交亲善，及《朴茨茅斯和议》，舆论倾向亲俄，小村等深受不良印象而归，会沿太平洋岸各州排斥日人，旧金山教育会禁止日童入其公学。日本舆论视为大辱，政府提出抗议，困难遂生。美国对于中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日本伸张势力于南满，引起美人之疑忌。罗斯福曾以远东形势为虑，九月，召见驻美德国大使询问，大使奉其政府训命，建议美、德、中国同盟，共防日本。罗斯福表示同情，驻京德使腊格斯（Von Rex）时向外务部建议，中、德、美、俄四国缔结协约，军机大臣袁世凯主张中、美、德三国同盟。十二月，罗斯福尚谓二国合作有可能性，德皇亦信同盟条约可成。腊格斯向本国建议具体之主张：（一）中、德、美缔结同盟条约，保全中国领土，中国以商业权利酬之。（二）德美与俄合作，反对日本，若俄对日战胜，许其占据满洲，自由处置，但于土货输出，外货输入，不得征收较高之关税。

德使第二建议危险之甚，无以复加。中国前与俄订同盟密约，俄无遵守之诚意，反而乘机要求权利，引起重大之事变，无穷之纷扰。日俄已有谅解密约，德皇竟欲联俄反日，成功殊不可知，万一日俄再战于满洲，中国之损失将甚于前，固可断言，无论若何，德国将得商业利益，其计狡矣，无怪德皇欣然赞同其主张也。清廷颇多顾虑，尚未最后决定，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四月，驻美公使伍廷芳就职，未向国务卿提及同盟，而袁世凯则向德使声称三国同盟势在必行，盖于朝中仍主此说也。会美国退还拳乱赔款一部分，作为教育用费，袁世凯奏请太后遣专使赴美道谢，而并磋商同盟条约。八月，唐绍仪奉旨渡美，说者称其磋商借款，无论若何，所奉之使命固极重要。唐绍仪尚未抵美，而两宫病死，醇亲王载澧摄政，袁世凯罢归项城，日本对于清室表示好感，三国同盟之说，载澧不愿讨论，电召唐绍仪回国，借款亦未成功。清廷不愿缔结同盟条约，日美邦交亦有进步。初日俄战后，日本向美声明其无侵略菲律宾岛之意，驻美日使高平小五郎主张亲善美国，美舰队东游日本，寓有示威之意，反受日人之欢迎，识者固信日美战争为不可能。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国签订仲裁条约，亦为邦交进步之征。十一月，高平与国务卿鲁德（Root）互换照会，二国声明维持太平洋之现状，及中国之门户开放，其欲缔结同盟条约者独为德国，终乃归于失败。罗斯福致书德皇以自解说，中云：“华人无论对内对外，从无实行一定政策之希望。”斯言也，备极讥诮，固非同盟失败之原因。罗斯福对于中国亦无好感也。德国谋订同盟条约，对于日本既抱仇视，对于中国亦非善意，不过唯利是视，借以巩固其地位，多得权利而已。袁世凯贸然许之，盖为失策。

一九〇九年，中日解决悬案，日本于南满之势力大张，清廷恶之，外人忌之。十月，总督锡良向英工程公司及美银行团磋商借款，建筑锦州、瑷珲铁路，路线所过之区域，均在日俄所谓其势力范围。合同成立，二国提出抗议，条款迄未履行。美国以其违反门户开放之旨，十二月，国务卿罗克斯（Knox）致通牒于中、日、英、俄、法、德，建议共同借款中国，收买满洲日俄铁路，并筑新路，暂由国际委员会管理。其计划创自美铁路商人赫叶门（Harriman）。初日俄战后，赫叶门意欲经营满洲及西伯利亚铁路，而以轮船运输，促进太平洋、大西洋之交通，商于日本，收买南满铁路，总理大臣桂太郎许之。会小村自美归国，力持异议，遂作罢论。赫叶门后往俄国协商，计划未成而死。至是，六国收得通牒，中国以其减少日俄侵略之危险，表示同意。德皇认为德商可得自由竞争市场于满洲，望其早日实现。英国虽同情于建议，然视其同盟国之态度为转移。法国亦以俄国之意见为决定。日本舆论对于美国通牒之内容，莫不攻击，政府复文婉言谢绝。俄国则力反对，措辞强硬。英法不肯赞同，计划归于失败。说者讥言美国先未商于列强，遽尔提出，以致毫无结果，缺少外交上之经验，反而促进日俄之邦交，二国致美复文，同日送出，说者称其先已磋商。明年七月，日俄签订新约，其条款凡三。（一）二国协力改善满洲铁路，并促其联络，避免竞争。（二）二国互相尊重其所订之条约，及与中国所缔之条约，以维持满洲之现状。（三）满洲现状若遇危险，二国随时协商必要之办法。其性质颇同于同盟条约。正约而外，尚有密约，其内容则维持两国擅自划定之势力范围，各不相害也。

俄国败于日本，撤兵归国，其在北满势力仍不可侮，久始交还电报，中国许其于黑龙江、吉林伐木，开采铁路两旁各三十里之矿产。俄人利用其政治势力，勾结汉奸，鱼肉人民。其政府与日本妥协，划分势力范围，议订铁路联运章程，各谋巩固其地位。铁路公司管有广大区域，哈尔滨市政府擅行课税，外务部以其侵犯主权，向俄抗议，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五月，二国议订大纲，铁路界内之要市，得设自治会（旧作公议会），住民不分国籍，选举权及被选权，概以纳税不动产为标准。凡地方公益事项，由其决定，呈报交涉局总办铁路总办核夺，由会公布施行。倘或总办否决议案，再由出席议员四分之三通过，即为决定，仍可执行。华人商会得举额定代表于办事处，参理事务。关于关税，边境初不收税，自松花江开放及铁路成后，贸易日形发达，中国尚不能设关收税。一九〇七年，二国议订北满及绥芬河试行关税章程，边境百里仍不收税，货物由铁路运入输出者，仍照陆路通商章程，减税三分之一。关于松花江航行，清廷拟定行船章程，俄国坚不承认，乃由道员施肇基与俄员商改，常以地名不一，发生争论，一九一〇（宣统二）年，始行议订设关收税，货税多按税则折半征收。北满次第设关收税，而蒙古、新疆尚未收税，外务部谋欲收回主权，与俄使修约，二国立场不同，久无成议。一九一一年二月，俄国以恫吓之辞，提出要求，其要款凡四：（一）边界一百华里内之贸易概不收税。（二）俄人得自由移居于蒙古及天山南北路。（三）中国许俄添设领事于科布多哈密等处。（四）华官审理关于二国人民之诉讼，不得拒绝俄官观审。三月，清廷迫而许之，俄人更诱蒙古脱离中国，其事详后。

日俄经营满洲，压迫中国，已如上述，其所以造成者，初由于清廷视为发祥之地，八旗旧居，除特别情形及放逐罪人而外，不许汉人出关垦种，吉林、黑龙江人口不足数十万人，黑龙江北岸及乌苏里河以东，尝或千里无人。十九世纪，俄国经营远东，不遗余力，《瑷珲条约》，中国丧失黑龙江北岸及其下流，《北京条约》再失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于是二省逼处强邻，俄人乘机杂居，经营商业，势力日盛。清廷从未于根本上着想，筹谋补救之策略。旗人居于二省者，清廷禁其远出，不得谋生，而马甲有限，所领之饷不足以供一家衣食之费用，其人惯从事于射猎，不愿耕种，生计大为困难。奉天户口较多，宜于耕种，汉人每于春季自山东渡海，冒禁而往，及冬多回家乡。其在奉天也，为人佣作，耕种田地，颇有所得，其后日俄经营朝鲜，朝廷于奉天兵练，仍未开弛禁令。一八九〇（光绪十六）年，黑龙江将军感受俄人之逼，致书李鸿章建议开垦。李氏复书论之曰：“垦荒一条，碍于旧制”，其意不必改变旧章也。事实上汉人出关者，视前便利，为数大增，禁令已为具文矣。中日战争，清廷败而议和，爱惜台湾远过于辽东半岛，俄国利用干涉还辽之机会，骗诱中国许其建筑中东铁路，强租军港，要求利益。拳民之乱，满员挑衅，俄国视为口实，出兵占据东三省，强迫承认丧失主权之条约。将军无款可筹，开放官地，许民交款领耕，办法各地不同，膏腴平原领耕者众，收费较多，硗瘠者免费，每垧（约地三十至数亩不等）收银数两至一两数钱不等，加收用费。领者初限旗人，所谓旗招民垦也。旗人不交荒价，乃由汉人承领。日俄战后，三省设有垦务局，招民开垦，旗员奉旨不得干预，垦地多者，设官治之。据程中丞（德全）奏稿，黑龙江一省于二年内（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应收领荒正款四百二万两，收齐三百八十七万两。顾时“江省地旷人稀，年来所放之荒，其实行垦辟者，不过十之二三”，此固不独江省为然，其他二省亦不能免。其原因一则由于人稀，二则富人视为有利可图，出款多领也。荒地领垦之后，徙居者日多，地为吾地，人为吾人，满洲永为中国土地之一部分，实无疑问。尤有进者，清廷对于日俄，虽多让步，然据事实平心而论，清吏力谋收回主权，交涉非不得已，不愿解决困难，问题之多，常由于此。且东三省自与俄国通商以来，未曾切实征税，今能设关收税，交涉视前盖有进步，当为吾人所知者也。

日俄各以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关系密切，其余列强对华政策，类多维持现状，英国在华之商业，额数仍占第一，与日结为同盟。日本经营南满与美时有违言，一九一一（宣统三）年，英日改订条款，减少英国责任。英国对华投资，经营铁路，协助禁烟，其最引人注意者，则出兵西藏，占据片马也。西藏交涉详言于后，片马在云南西部，怒江之西，腾越之北，军事重镇也。二国疆界初未划清，英国曾欲中国让与片马，不得，一九一一年，英军据之。外务部提出抗议，交涉未有进步，会革命军起，清廷不遑之问，变为悬案。法国与俄同盟，与日妥协，赞助党人起兵，对于清廷未有好感。德国初极暴横，不肯撤兵，及三国同盟失败，鲜有单独积极之行动。美国排斥华工，引起抵货，迨罗克斯计划失败之后，对于中国别谋活动，其地位使之然也。初美并夏威夷、菲律宾群岛，大伸势力于太平洋中，对华贸易岁有增加，识者以为中国地广人众，二国国际贸易，尚有极大发展之机会，不愿其受列强在华势力之妨碍，国际铁路计划之提出，原谋各国工商业之机会平等于满洲，不幸失败。美国银行乃与英、法、德银行合作，议订章程，成立四国银行团，在华投资，建筑铁路。一九一一年，银行团代表与大臣载泽磋商借款，专为改革币制及发达东三省之事业，四月，合同成立，中国借款一千万镑，四十五年还清，年息五厘，担保品以东三省之税收及各省新增之盐税充之，借款兴办之事业，如款不敷，再借外债，银行团有优先应募之权利。今观条件之内容，用意则防日俄势力之发展也。乃因日俄之反对，款未交清。五月，中国更于公使威逼之下，与银行团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契约。

日俄经营满洲，英德诸国则谋巩固其经济势力于本部，中国自英、美、日商约成后，给予外商特殊权利，开放内河，外商贩运货物更易远过于华商。列强以为中国尚无保护商标版权之规定，外商享有领事裁判权，乃相订约，保护本国之商标版权及专利权。朝廷自车驾返京后，筹筑铁路，各国争先承借款项。朝廷筹筑天津、镇江铁路，向德英借款，分段建筑，久未成功，一九〇七年，改为津浦铁路，仍向二国借款，前后九百八十万镑，开工后四年造成，三十年还清。英国先得承办沪宁铁路，一九〇三年，议订合同，借款三百二十万镑，五十年还清。后五年，双方议订沪杭甬铁路合同，中国借款一百五十万镑，三十年还清，路线由上海至杭州，更往宁波。其在南方，一九〇九年，广州九龙铁路合同成立，中国借款一百五十万镑，三十年还清。卢汉铁路前借此款建筑，至是，改称京汉铁路，借英款五百万镑收回，三十年还清。河南道口镇、清化镇铁路，初许英商福公司建筑，以其开矿故也，一九〇五年，议订合同，借款七十万镑建筑，计卖股票之第十年起，分二十年归还。其在北方，京奉铁路多借英款筑成。法国先得建筑龙州铁路之权，次筑滇越铁路、正定太原铁路。正太原向道胜银行借款二千五百万法郎建筑，拳乱后，改为卢汉支路，再行借款四千万法郎，计卖股票之第十年起，分二十年匀还。银行则向法商借贷，后以路权归之。河南汴洛铁路，一九〇三年，中国向比商议订合同，借款一百万镑，作为卢汉支路，后将路线延长，续借款项，亦与法商有关。川汉、粤汉铁路由四国银行团承借。南满新筑铁路，则借日款，已见于上。其时绅商视筑铁路有利可图，争言筹款兴筑。自办成功者，独一京张铁路，余或路线太短，无足轻重，或经费困难，久未兴工，或经理无人，虚縻款项。就人力财力而言，建筑大规模之铁路，非借外债盖不可能，美国铁路多借英款筑成，借债筑路，原为生产事业，利害则在合同之如何规定耳！列强争欲投资者，或有政治作用，或谋权利，借款多有抵押，投资稳妥；尤有进者，凡向一国借款，必用其国人为总工程师，材料向其本国购买，无往不处于有利之方面也。合同或契约成立后，有以政治转移，迄今尚未竣工者，有因无利可图，或世事变更，不能建筑者，建筑铁路尚为中国今日之急切需要。更为便利读者起见，附言电报于此。边境与强邻接壤者，互相接线。水线有丹麦大北公司、英商大东公司营业。拳乱时，联军占据津沽，盛宣怀与二公司商定，安设吴淞、烟台、大沽水线，更自大沽重造陆线，直达北京，及联军退出，交还中国，清廷又许美、德、日安置水线。

列强在华谋得政治上经济上之权利，清廷不善应付，造成事机，往往迫而许之。及革命军起，列强对于双方表示严守中立，外商则唯利是视，贩运军火。《五十日见闻录》之作者朱通孺，自上海登轮，前往武昌，船中有洋行买办招揽军械生意，德日诸国商人均有出售。其时响应革命之地日广，英使朱尔典建议和议，驻京公使借口海关盐税之收入担保外债，若为南北军所提用，则将延长战祸，危险及于债权，议决各国有关系之银行，组织委员会，保管关税盐税，双方不得提用。明年一月，外兵奉命占据北京、大沽间铁路，其种种行动，类多不利于北京政府，外人之观察中国者，多以清廷之腐败造成无数之纷扰，对于主持革命之领袖，往往同情。外交官竟乃利用事变，别怀野心，扩张权利，谋得领土，其明显之例，则上海会审公廨组织之剧变，及赔偿乱时商人间接损失之要求也。赔偿要求不合于理，无待说明。租界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华人为中国人民，当受华官之管理，毫无疑义，上海租界乃以特殊之环境，一八六三（同治二）年，设立会审公廨，上海县官或其属员出席审理华人民事诉讼，刑事则由英美或德领事出席陪审，陈说意见。及上海独立，县官携款逃匿，公廨停顿，领事决定时局未定之先，免致公廨牵入政治，自行派员审理诉讼，陪审员之意见，乃为最后之决定，中国数谋收回，初不可得。蒙古、西藏独立之经过，略分言之于下。

蒙古旧分内外，其民同为黄种，内蒙古于清季开放，汉人之移居者渐多，外蒙古则无汉人影响之可言。其人以游牧为生，知识简陋，信奉喇嘛教，群奉库伦活佛为主，其下尚有王公、贝勒、盟长，各治一部，俨然古代酋长式之政治。清廷向不问其内政，尊崇喇嘛，王公按时朝贡，赏赐甚厚，互通婚姻。蒙古官制，乌里雅苏台设有将军，库伦有办事大臣，科布多有参赞大臣，阿尔泰添设办事大臣。俄国自经营东方以来，二国关于外蒙古之交涉遂多。一八六九（同治八）年，中俄商约规定百里内之边界贸易，概不征税。凡持有执照之俄商，得往蒙古设官或未设官之地方贸易。一八八一（光绪七）年陆路通商章程，亦有同样规定。蒙古属于中国，华人入境者反受阻碍，俄国派员调查矿产，联络活佛王公。日俄战后，中国筹办新政，对于蒙古根本改变政策，奉天巡抚唐绍仪拟定移民计划，发展商业，建筑铁路。汉人先曾犯禁入境，开垦土地，及政府奖之，往者益多，一九〇九（宣统元）年，约十万人。其往外蒙古经商者亦多，其人资本短少，善于取巧，利用蒙人之短，重利盘剥，取其牲畜，蒙人忧惧。政府诏许汉蒙通婚，定汉文为公文。将军办事大臣向不干涉蒙古内政，办事经费专恃陋规为挹主，至是，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不知蒙人之需要，财政之困难，王公之倾向，推行新政，创设审判厅、兵备处、交涉局等，所在需款，乃量地课税，兴创木炭销场诸税。蒙人未得新政之利益，反而增加负担，心怀怨望。三多削减活佛权力，遇事抑之，对于王公亦少考虑其意见。一九一一年，营造兵房于库伦，筹谋练兵，喇嘛王公秘密会议，向俄乞援，七月遣员往俄。俄国已得蒙古贸易之权利，进而乘机干涉，八月，驻京俄使照会外务部，内称蒙古情状之恶劣，将影响于边境之安宁，要求免去练兵等。外务部复称蒙古之兴办新政，乃谋蒙人之利益。会武昌独立，各地响应，报于库伦，活佛与王公秘密会议，决定独立，俄国助之。三多迭次告急，而政府势难兼顾。十二月二日，活佛宣布独立，三多遁归，华兵退出。活佛传檄内外蒙古王公举兵响应，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办事大臣，均被逐去。活佛自号皇帝，创设内阁，向俄借债，俄国政策可于外相沙农诺夫（M．sazonov）之演说词见之。次年四月，外相于国会声称蒙古缺乏领袖、金钱、军队，毫无独立之预备，而今脱离中国，俄国须据其地，否则华军将其战败再行入境矣。其外交策略则向中国蒙古调停，中国应付遂处于困难地位，其详见后。

蒙古独立，西藏继之，西藏在中国西南部，南接印度，唐初通于中国，太宗以女妻其国王，其人勇敢善战，为唐边患。其后信奉喇嘛教，达赖喇嘛管理前藏，班禅管理后藏，其下僧侣繁多，人民多以游牧为业，生活困苦，一妇多夫，妇女操作，男子反而懒惰。满洲初起，即与西藏发生关系，入关后，出兵援助喇嘛，驻兵为之防守，设办事参赞大臣各一。大臣于其内政，向不干涉。西藏地势险要，外人鲜入其境，喇嘛反对开关，不奉朝旨，为印军所败。中英订约，哲盂雄归英保护，喇嘛仍力反对通商，商约久始议成，开放亚东，喇嘛怀疑英人，不肯开放，其理由则谓英国兼并小国，抱有野心，将强藏人改奉耶稣教也。驻藏大臣无如之何，英人借口中国不能统治西藏，徒有空名。达赖则以中国不能予以保护，误以俄国信奉佛教，转而与之相善，俄国迭次遣员入藏，喇嘛有与之相结者。一九〇一（光绪二十七）年，达赖遣员赴俄，英人宣传中俄订有西藏密约，实则毫无根据。印度总督歌伦（Curzon）以为久与中国交涉未有效果，向英政府建议，遣兵保护使者前往拉萨，直与达赖喇嘛交涉。内阁知遣兵往，直为挑衅，俄又向英声明未订密约，一九〇三年，歌伦迭请不已，英国许之。七月，使者同护兵前进，历久交涉，未有进步，明年，英军前进，藏兵御之，力战而败，死伤颇多。英军逼近拉萨，达赖出逃，寺长主持交涉，九月订成条约，是为《英藏拉萨条约》。要款凡五：（一）西藏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许英派员监管商埠之商务。（二）赔款五十万镑，三年还清。（三）担保条件之实行，英军得暂驻于春丕。（四）西藏削平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五）西藏非得英国政府同意，不能割让或租借土地与任何外国，内政不受外国干涉，不许其派员入境，外人不得建筑铁路，安设电线，开采矿产；西藏不得向外借款，以其收入抵押于外国或其人民。

综观英藏交涉之始末，英国野心侵略殊甚明显，其理由谓防俄国，不足一辨，何竟破坏中国宗权？清廷不善处理藩属，造成若此之结果，亦不可讳。达赖之愚陋，更不足责。朝廷得知报告，始谋挽救，一九〇五年，诏派唐绍仪赴印废去新约，久无所成，奉旨返京，留其参赞张荫棠交涉。会英国内阁更变，明年四月《中英条约》成于北京。其要款凡二：（一）英国允不占并藏地，及不干涉其政治，中国不许他国侵蚀藏地及干涉内政。（二）英藏条约规定外国不能享受之权利，中国独能享受。清廷于此变后，始乃根本更改治藏政策。西藏距离北京太远，交通不便，往来之路一由西北前往青海，然后折转而南，其一行自四川，西经西康，直达拉萨。二路以后者较便，政府遂先经营西康，西康在四川之西，青海之南，西藏之东，南接云南及英属领土。其地山势雄峻，土壤确薄，其人民宗教风俗文字均与藏同，喇嘛占有势力，大寺负有盛名，人民部落而居，清廷向不干涉，土司骄横不服命令，川督鹿传霖曾以兵力平其抗命者，改土归流，朝旨不许，将其免职，地还酋长。土司无所畏惧，一九〇五年，戕杀官吏。建昌道赵尔丰奉命督兵往征，士兵未有训练，军器恶劣，战斗则颇勇敢，死伤甚众。赵尔丰乘其战胜之威，次第征服巴塘、里塘，明年，光绪授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改土归流，招民开垦，奏办学务，由部拨开办费一百万两，用兵经营东北诸部，西康始定。其经营也，规模远大，迄今川人尚称道之。

赵尔丰之用兵也，曾毁佛寺，纵兵残杀，大为喇嘛所恨，言其将改西康为省，藏人对之尤为疑惧。朝廷任命张荫棠为驻藏大臣，代其赔偿军费，张氏善于经营，伸张中国权力，与英代表议成印藏通商章程，朝廷后以满员联豫代之。联豫遇事干涉，达赖回藏，问题遂起。初达赖于英军逼近拉萨，逃往库伦，后还西宁，朝廷召之，一九〇八年抵京，皇帝加封其为顺诚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而以臣属视之。两宫死后，达赖回藏，途中发出乞援各国电文，攻击赵尔丰之残酷，及抵拉萨，以为驻藏大臣多所干涉，疑其将改西藏之宗教，益仇视之，转与英国接近。英自派员驻藏以来，指导藏人，免除误会，渐而得其信心，朝廷闻报，认为危险，命川兵一协入藏。一九一〇年二月，前锋抵于拉萨，鸣枪示威，达赖大恐，偕其亲臣逃往印度。印度政府颇厚待之，迭向外国乞援，朝廷革其尊号，而藏人仍遥奉之。达赖既逃，联豫之权势大张，奉班禅喇嘛为主，班禅协筹军费，多所赞助。华官更召不丹入朝，英人颇以为患。驻藏之兵原为营兵五百，其人“皆娶有藏妇，人月给青稞一斗，年给米一石，米自食，青稞养妇，再以余资使妇牧羊豕，以故安分不为非”（见《辛壬春秋》）。及新军至，兵多哥老会徒党，不守纪律，欺侮藏人，及革命报至，会首煽兵为乱，抢劫拉萨官署、佛寺、商店，更相残杀，祸乱延及他地。达赖乘时传檄藏人起兵，藏兵围攻川军于江孜，英领出而调停，许其自印度回国。其在拉萨者，亦缴械归。川兵之去江孜也，藏妇视之为鬼，于后撤泥拍手送之。达赖回藏，传檄西康，驱逐汉官，赵尔丰新设之州县大半陷没，六年经营之力，毁于一旦，徒招藏人之仇恨。其失败者，放任既久，忽而改用政治手腕解决一切，主其事者，不能了解藏人之心理，实行亲善，予以指导，达于共存共荣之合作也。况其为时太暂，改革太迟，国内尚有纷扰乎？乃为英人造成时机。

综观清季国内之情状，政治组织，则沿唐、宋、元、明之旧，领土广大，交通不便，地方长官常有大权。清廷名为中央集权政府，乃以组织不密，官员人少，法令常难切实行于国中。官吏俸金低微，常恃陋规为衣食办公之费，京官则多穷乏，胥吏且无薪给。其入仕者，正途出身，则多不知事理之文人，捐输武功则流品益杂，胥吏则多世袭，长官赖之办理公事，军队徒有虚名。人民族居，宗法常能辅助法律之不足，维持乡镇之安宁，伦理观念则以有子为孝，而耕种之土地有限，人口大增之后，生计困难，祸乱之起，多由于此。回人、苗人，或以宗教之不同，或以政治之压迫，或以利害之冲突，亦常引起纷扰。直省而外，满洲人稀，蒙古、新疆、西藏未能切实治理，幸而蒙古、西藏尚能相安。当斯时也，士大夫之胸襟褊狭，对外知识幼稚，而古今形式不同，环境大异，非其所能了解，遇有中外交涉，本于攘斥夷狄之思想，从不访知敌国之实力，高倡战议，失败屈辱之后，仍不觉悟，虚骄如前。列强乘其战胜之威，多所要求，中国损失，一次过于一次，七十年内，损失可别为三。

一、关于土地。中国向不干涉属国政治，乃为外国所夺。本国土地，割让香港于英，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以东、伊犁、塔城西部、帕米尔高原于俄，台湾、澎湖列岛于日。海港则旅顺、大连转而租借于日，威海卫、深州湾于英，胶州湾于德，广州湾于法。主要通商口岸，划有租界，其管理行政，及与华官关系，多不相同。上海租界损失主权最大，汉口、天津等地次之。势力范围尤为危险，俄国有北满、蒙古、新疆，德有山东，英有长江流域及西南部，法有云南、两广，日有福建、南满。其中中国有予以承认者，列强有自行划定。得有一国或数国承认者。

二、主权之丧失。海关税则不得自主，雇用英人为总税务司，邮政局雇用法人为会办。列强军舰、商轮均得行驶内河，驻兵使馆区域、直隶指定城镇，及满洲日俄铁路区域，租借军港及沿海商埠。外人不遵中国法律，不受华官审判。关于交通，列强干预疏浚北河、黄浦江，创设邮局于商埠，安设水线，争先承办铁路，开采矿产，经营伐木，借款投资往往有政治条件。

三、商业。外商在华，条约予以特殊权利，运货入口，纳正税、子口半税，得免厘金。陆路通商或暂免厘，或减税银。中国关税乃以协定税率，最惠国条款待遇，不得自主。外商住于商埠，其性质可分为二，一条约规定开放者，二中国自行开放者。自行开放之商埠，始于中日战后，借以避免列强要求租界创设工部局者也。外商贩运土货出口，亦得免厘，设立工厂，纳税同于华人。各国互订保护商标专利版权之协约，洋行在其本国注册，不理中国法令，不肯缴交税银。教士传教，创设学校医院，赞助华人，盖非损失，故未并入。

总之，中国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实为世界大国之一，屈辱至此，主权损失，无以复加。列强侵略之罪，至为明显。而吾人于列国中深受此祸者，亦由于国内无人，士大夫之主张，多为愚人中之愚人，误国之罪，实不可逭，及后觉悟，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