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改革、革命与外交

慈禧挈光绪自京出逃，初驻太原，后至西安，时值大旱，供养困难，途中所受之痛苦，起居饮食之不便，光绪身体之衰弱，莫不深予太后以刺激。太后初尚切责臣工，继则转念政治上之积弊，军队远非列强之比，后以列强肯开和议，屈服承认苛刻之大纲，知非表示变法，则将大失人心，一九〇一年一月朱谕曰：

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帝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唯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敝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诏旨深切时弊，主张多同于百日变法之新政，重大损失屈服之后，始乃改变态度，诏中辩护则斥康有为之讲新法为乱法，而并称其潜谋不轨。二月，帝再降旨，说明拳祸之始末，保护使馆之苦心，末后申言变法之意。其言曰：

……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朕受皇太后鞠劳训养垂三十年；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死伤者数十万，自责不暇，何忍责人，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已屡次剀切申谕，中外各大臣其各怿遵训诰，激发忠诚，深念殷忧启圣之言，勿忘尽瘁鞠躬之谊，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

诏书切责臣下，欲于二月之内，令其条议变法事宜，时间既已匆促，又值和议进行之际，实不可能；三月，谕设督办政务处，议商变法条陈，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大臣。政务大臣三人在京，三人随驾，变法大计，何能会商？朝廷盖无诚意，所欲进行者，一则删去旧例，一则教养真才，内外大臣应诏条陈。其言扼要盛称于时者，首为刘坤一、张之洞之会衔奏疏，七月，二人上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主张参考古今，会通文武。其拟定之办法凡四：（一）设文武学堂，州县各设小学，童子八岁以上入蒙学习，十二岁以上可入小学，十五岁以上得入高等小学。府设中学，其学生年龄十八而于高等小学毕业者，始得肄业，三年后卒业，再入高等学校，其学程分为七门，卒业后再入京师大学。（二）酌改文科，其所指者则变通科举也。头场考试以政治史书为限，名曰博学。二场兼考政治、地理、算学，名曰通文。三场注重四书五经道学之书，名曰归纯正。（三）停罢武举，其原因则武举无用于国，而武生反为害于乡。（四）奖励游学，日本文字近于中国，学生宜往游学。第二疏论立国之道凡三，曰治富强。中国之必应整顿变通者，共十二端：（一）崇节俭，国内饥馑凋残，内外臣工宜禁奢华。（二）破常格，朝廷变通繁文缛节，官吏可得直言正谏，庶免官气太重之积习，用人宜取少壮，而不可以常格限之。（三）停纳捐，纳捐之收入，年虽三百万两，而于民生则有不良之影响，须当禁绝。（四）课官重禄，朝廷设仕学院，各省设校吏馆，以养成有用之官吏；其俸禄更宜增厚，就今州县官言，位卑事繁，尚有科场考棚之摊捐，解役缉捕之费用，驿路大差之供亿，委员例差之应酬，宜当改革，而令其办公有资。（五）去书吏，书吏专查旧案，因得索赂舞弊，而催征田税之底册且在其手，积弊日深，势当废去，改用委员。（六）去差役，差役为害于乡里，人民视之如虎，应汰另募，推行警察。（七）恤刑狱，折狱宜迅速公平，而去敲扑之罚，向者相验之费取于被告，今当减恤，监狱势应改良，并当派官监视。（八）改选法，凡正途保举捐纳之官，皆到省补用试用。（九）筹八旗生计，政府宽其约束，听其侨居乡试，而其所得之钱粮，缺额不必另补。（十）裁屯卫，屯兵不如田在何处，无益于国，反而有害。（十一）裁绿营，绿营不堪战争，而所耗之饷额尚巨。（十二）简文法，政府省去虚文无用之册籍而宽其例。第三疏陈说采行西法，建议凡十一端：一曰广派游历，二曰练外国操，三曰广军实，四曰修农政，五曰劝工艺，六曰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七曰用银元，八曰行印花税，九曰推行邮政，十曰官收洋药，十一曰多译东西各国书。综观三疏之内容，不无可议之点，大体上则深切中国之积弊，迎合时人之希望，疏上，太后诏命督办政务处核议施行，顾其范围广大，绝非空言所能推行见效也。

拳乱，太后原有重大之责任。其时年龄已高，性情偏于守旧，思想趋于固定，诏言变法不过迫于环境，而为笼络人心之计。光绪先以变法丧失政权，处于忧伤悲苦之境，拳乱时，信其无用，终亦无所挽回，至是仍无实权。香港总督曾向李鸿章言，请帝亲政，李氏电告张之洞，而全国大小臣工中无一人奏请太后归政者。张之洞反先进贡，太后心甚感之。张氏又于和议进行之际，力持保全太后之说，朝臣疆吏各图富贵，国中之无人也久矣。太后仍握大权，和约成后，车驾始出陕西，东至河南，折转而北，自正定乘坐火车达于保定。一九〇二年一月至京。宫殿一部分已毁于火，收藏之内帑虽无损失，而珍宝则不免于散亡，观景生情，原有不胜今昔之感，而太后则以安然返京为幸事，每晨临朝坐于殿上，旁设椅棹，作为皇帝座位。军机大臣入值，议商国政，光绪坐于位上，默然无语，面带忧容，一若木偶；德龄女士随父自欧洲归京，奉命入宫，侍奉太后，留住宫中二年，著有《清宫二年记》，据其所言，光绪从之学习英文，知识广博，顾其深畏太后，见之默无一语。太后尚信中国之政教优于欧美各国，疆吏公使之亟欲变法自强者，争求西方新发明之机物进贡宫中，以冀太后觉悟，太后则淡然视之。女士初入宫中，抱有促进改革之希望，后则竟无所成，光绪曾讥笑之。德龄所记情节，多属信而有征，太后下诏变法，实无坚决进行之意。初变法诏下，张之洞电复枢臣鹿传霖曰：“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皮毛，免贻口实”，鹿氏先以此言告之故也。张氏则信整顿旧政，难望自强，其警要之语曰：“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力说鹿氏主持。鹿氏何人，岂有补救？张氏电商于各省督抚会衔奏请，不得，乃与刘坤一合辞上奏，终无实效。

改革初无成效，虽曰太后专政，其佐之治理国政之大臣，亦有相当之责任，其人明了各国政治实状，而欲切实改革，并有具体办法者，实不易得，乃多囿于环境，无所主持，一无建设。张之洞曾说鹿传霖主持变法曰：“各国谓中国人昏陋懒弱，诈滑无用，而又顽固虚骄，狂妄自大，华已夷人，嫉视各国如醉如梦，其无用既可欺，其骄妄更可恶，故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其言有为而发，既不能谓外人尽信此说，又不能言中国人卑劣至此，盖以刺激鹿氏主持变法也。其言虽不免于附会，朝臣中之顽固者，间亦类之。一九〇一（光绪二十七）年政务处大臣均信书吏差役病民害政，上谕裁之，尚有视为具文者。八月张氏电告鹿传霖，称部仍袒蠹吏，吏兵各部来文可见，望其主持，俄而再据报告，电称“京城仍被书吏把持，外省观望，官多谬论，此不能办，变法无望”，请其力言。其困难一则司员不习公事，奉之为师，一则互相勾结，分财舞弊也。区区一端，犹不易办，他复何言！朝廷上时无指导领袖之人才，枢臣又相水火，张氏初闻李鸿章荐之入枢，心烦意乱，迭论不可，曾曰：“京朝门户已成悍戾不改，洞命坐磨蝎，最好招谤，必受此辈之害。”周馥奉命自川入京，述川督奎俊之言，张氏将其电告刘坤一曰：“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老团不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和，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蔽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裁，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怨。游勇叛匪康党合而为一，中国断不能支矣，枢纽只在化新旧之见五字。”其言杂有附会推论，而固娓娓动人，枢臣情状一如旧日，可于张氏致鹿传霖书见之。其言曰：“时局艰难到此地步，而滔滔不返，依然袭故蹈常，唯公正色在朝，以庄见惮，孑然独立。”独立无援，固无所成。

朝廷之情状若此，采用西法，实不可能，其力进行者，可分为三端。（一）摊派款项。赔款巨大，帝饬各省摊派，多者数逾百数十万两；创办烟酒税，直隶奉天年摊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五十万，余或三十万，或十万，或六万不等；办理京师大学堂，各省亦有摊款，大省二万，中省一万，小省五千，并未指定税项，究将若何增加？朝廷则不之问尚以恤民为言，矛盾何不之思。（二）教养人才。太后诏令整顿翰林院，编修检讨以上各官，课以政书法令，奖励游学，改设学堂，科举改试策论，武举废去弓刀石等，举办经济特科。顾时教育尚无基础，人才盖非一二年内即可养成，况朝廷未有诚意耶？其办特科也，严防新党被荐应试，一九〇三（光绪二十九）年考试，应试者凡一百二十二人，一等考取袁嘉榖等九人，二等冯善征等十八人，均未大用。（三）提倡实业。朝廷渐知列强之富强，由于工商业之发达，亲臣载泽奏请创设商部，太后许之，饬其议订商律，办矿奖农，顾其范围广大，绝非空言所能成功。总之，国内之急切需要，无过于明达远见之政治家，社会上之领袖人才，而时未有其人，不能应付环境，反受环境之支配，兼以时势为推移，全无事先适当处置之办法。其较有声望者，内则李鸿章、荣禄，外则刘坤一，相继病死。荣禄死后，奕劻继为军机大臣，奕劻原为皇室远支，久任总署大臣。其为人也，机巧贪婪，与世浮沉，毫无建树，及改总署为外务部，太后授为总理大臣，一九〇三年，兼任军机大臣，其女在宫侍奉太后，其子在朝居于要职。其势焰之高大，炙手可热，卖官受赂无所不为，御史称其门庭如市，固卑鄙无耻之小人也。朝中无人，先无改革，土地不能自保，酿成日俄之战。二国战于满洲，中国为势所迫，反守局外中立，固奇耻也。太后始肯积极整理内政，战争既启，日本陆军舰队战无不胜。日本以岛立国，土地褊狭，人民短小，曾为中国所轻，而俄为欧洲强国，地跨欧亚，其哥萨克兵以能战称著于世，而竟败于日兵。其昭著之明证，则亚洲人民之才力，与欧洲人相较，实无轩轾；日本先亦屈服于欧洲人，明治维新，四十年中跃为东方强国。中国明达爱国之士，受其影响，其心理以为日本立宪，上下一心，俄国专制，内乱时起，日本变法前之政教学术传自中国，其人口领土远不能及中国，乃能变法自强，战败领土广大人口繁殖之强俄，屈服之中国果能效法日本，将亦跃为强国。向者屈服失望自怜之心理，全然消灭，精神为之一振，爱国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内外臣工争言立宪，学生则倡言革命，绅商亦请改革，太后心为之动，诏设考察政治馆，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裁汰冗官，归并衙门。一九〇六（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一日，谕称预备立宪，先从官制入手曰：

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订，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谕旨承认上下相睽，内外隔阂，为中国不振之原因，立宪虽未确定时期，而固宣示仿行宪政之政策，太后之观念盖异于前，明日，诏内外大臣议订官制，十一月，据其复奏，诏定官制，改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明年，臣下奏请颁布宪法者益多，太后诏派汪大燮出使英国，于式枚出使德国，达寿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并谕筹设资政院于京中，咨议局于省会。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咨议局章程议妥，即令各省督抚设立。八月，王大臣议订预备立宪，限定九年，及期，召集国会，并拟定宪法。其原则则大权归于皇帝，司法独立。议会不得干涉行政，唯有协赞预算弹劾建议之权而已。人民权利义务，则于宪法载明，预备立宪期内，逐年均有筹备事宜。其办法自国内情状而言，原不可非，而士大夫之希望太奢，或以国会万能，一旦召集，即可富强；或不满于亲贵大臣之揽权，而别有所冀图，其中要多激进之士。二十七日，上谕宣示九年作为预备立宪，务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九年立宪之诏，与时论相违，太后非不之知，谕中明言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唯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也。无如人心所欲，大势所趋，固非空文所能阻止，问题并未解决。及冬，两宫病死，醇亲王子溥仪奉旨嗣位，其父载澧摄政，明年改元宣统。咨议局议员等要求速开国会不已，一九一〇（宣统二）年，诏命改于宣统五年（一九一三），召集议院，颁布宪法。明年革命军起，清廷公布宪法，而时事已变，无能挽救矣。

清廷迫于时议，改革官制，预备立宪，大臣则党争愈烈，水火益甚，一九〇七（光绪三十三）年，都御史陆宝忠奏曰：“臣观去年自改定官制以来，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其几实起于细微，而其害驯至倾轧。……台谏为耳目之官，……倘一有弹劾，则有猜忌，将使戆直者寒心，庸懦者结舌。”其言多有所本，瞿鸿禨等竟受排挤落职矣。初弈劻授军机大臣，地位之高，无人及之，朝臣疆吏多其党羽，独瞿鸿禨、岑春煊不服。瞿氏久官于翰林院，从驾西狩，荣禄荐之，日见信任，初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寻授督办政务大臣，兼任外务部会办大臣。瞿氏学识才力虽不足称，然颇小心自守，负有清望，自以深得太后信任，不附于奕劻。岑春煊于西狩颠沛之际，督兵护驾不辞劳苦，太后德之，自布政使迁为巡抚总督，时任两广总督。岑氏督兵剿平广西匪乱，声望昭著。奕劻外有直督袁世凯。袁氏机谋奸诈，饱历时变，善于练兵，戊戌政变负有重大之责任，甘为欺君卖友之小人。其在山东也颇能维持境内治安，李鸿章死，奉旨代为直督，兼北洋大臣，为官精核，不私财货，知人善用，设办警察，兴立学校，整理税收，颇称于时。袁氏谄事奕劻，交结疆吏，固当时较有胆量才力之政客也。说者言其先曾请为瞿鸿禨门生，而瞿氏拒之，遂为奕劻死党。岑春煊则与瞿鸿禨较为接近。由是二党峙立，各不相下，就其地位声势党羽而言，奕劻实占优势，瞿氏则与都察院御史接近，御史迭次弹劾奕劻，奕劻疑为瞿氏主使，终乃出于诡计排挤之途。其手段卑鄙秽劣，无以复加，政治道德扫地以尽，自不能顾及国家大事，人民生计也。

奕劻贪婪，迭为言官所参，一九〇四（光绪三十）年四月，御史蒋式瑆奏劾其未改受赂常态，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不计外，尚有一百二十万两存于日俄银行，及闻二国宣战，将款改存汇丰银行，汇丰明其来意，多方刁难，数四返往，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鬼鬼祟祟，情殊可悯等语。上谕派员带同蒋式瑆往查，而汇丰拒绝，案终未明，蒋氏反而落职。一九〇七（光绪三十三）年，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于上年充当贝子载振随员，前往东三省，购女伶杨翠喜献之，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礼，乃自道员擢至黑龙江巡抚。且曰：“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期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疏上，太后诏免段芝贵职，命醇亲王载澧、大学士孙家鼐彻查。奕劻谋得掩饰之方，直督袁世凯又其心腹，访查未有所得，复奏称王益孙买杨翠喜为使女，礼金亦无所据。太后遂以污蔑亲贵重臣名节，将赵启霖革职，载振请开去各项差使，优诏许之。综观事之原委，段芝贵究以何功何能，擢至巡抚？其媚事奕劻父子以求高官，盖为事实。奕劻贪婪，“细大不捐”，时人已有公论，送收礼金，双方将有处分，原不易查。关于买献女伶，亦易装点掩饰，况有直督力为之助耶？要之，人言凿凿，殆非虚构。太后曾问奕劻于瞿鸿禨，瞿氏乘机下石，太后有欲罢之之意，瞿氏竟将机密泄漏于外，反而先受祸焉。其经过今有二说，一谓瞿氏门生汪康年于京办报，诋毁奕劻，瞿氏以此告之，宣传于外。一说瞿鸿禨归语于其妻，其妻偶于宴会席上，无意中对公使夫人言之，及其觐见，有以之为问者，太后信为瞿鸿禨所泄，心中大怒，以为机密大事，军机大臣不能严守秘密，何能信用？又疑奕劻得有公使之助。次日，军机大臣入值，太后对于瞿鸿禨异于常态，怒气见于辞色，朝退，奕劻访知始末，认为排去政敌之时机至矣，商于其党，谋得奏参之言官。按之故事，御史均能奏劾大臣，无如御史数参奕劻，无人肯为之助，余则翰林院侍读学士亦得发言。其党利诱学士恽毓鼎奏参瞿鸿禨；其罪状则为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奏文措辞含混，影射前事，并未详列事实，有所证明，借以触动太后之机。奏入，太后派员彻查，俄而改谕瞿鸿禨开缺回籍。奕劻之计既售，方信可得为所欲为，而太后遽命醇亲王载澧为军机大臣，载澧为光绪之弟，其妻荣禄之女也。奕劻心无奈何，意不自安，托病奏请开去差事，得有温谕慰留，载澧仅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之旨。

瞿鸿禨去后，奕劻少一政敌，而岑春煊在京，勇敢任事，不顾一切，尤足以寒其胆。初一九〇六（光绪三十二）年，岑春煊奉旨调授云贵总督，意不欲往，奏请入觐，朝旨授为四川总督，而仍电请陛见，一九〇七年春，入京，太后授为邮传部尚书。岑氏面奏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太后即诏朱宝奎革职。朱氏为奕劻之党，官至邮传部侍郎，乃以一参而革职，朝臣莫不惊异岑春煊之得太后信任。奕劻大惧，深患岑氏重用，在京挑衅，亟谋出之，相传商于袁世凯等以倾之。其时周馥方任两广总督，周馥初为李鸿章属员，倾向于改革，负有能名，袁世凯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说者言其谋去政敌，不惜卖其老友，而向奕劻建议焉。时值广东会党起事，奕劻奏言周馥年老不能平乱，两广总督非威望素著如岑春煊者任之，势将蔓延。岑氏适在病中，太后信以为真，诏命周馥开缺，而授岑春煊两广总督。周馥于自订年谱言其经过曰：“朝臣党争互相水火，枢臣疆吏有因之去位者，遂波及于余。传闻某枢奏广东匪多，周某年衰，恐筋力不及，可以某某代之，实挤某某出京也。”岑春煊奉旨意殊怏怏，其视广东之乱原不足平，其所患者，朝中无人相助，一人孤立于外，而与奕劻结仇已深，彼将借端报复也，出京后称病留于上海。相传两江总督端方党于奕劻、袁世凯，取得岑春煊、梁启超之相片，密奏岑春煊心怀怨望，滞留上海，而与逆党梁启超相结，附其假造二人合摄之照片为证。疏入，太后大怒，盖自政变以来，欲得康梁而甘心焉，迄未稍改，迭命各省捕缉，及拳乱后，仍不之赦。端方借以引起太后之怒而去之也。其说现无可信之史料证明，不无可议之处。所可知者，太后果诏岑春煊开缺；其措辞则病假已满，尚未起程也。大臣因病请假，得再续给，向少开缺之例，亲信如岑春煊竟以“病尚未痊”开缺，必有毁之者矣。奕劻党羽不择手段，排去敌党，更谋应付御史之策。其时徐世昌方任东三省总督，调用御史，徐氏党于袁世凯，盖欲利诱言官借以缓和反对奕劻者也。都御史陆宝忠疏言督抚奏调言官，保留原职，不合祖制，应请申明旧章，维持纲纪。上谕允之。陆氏于赵启霖之革职，上疏争论，其所言者，要皆分内之事，竟为奕劻等所恨。会朝廷严禁鸦片，陆氏久有烟瘾，说者谓奕劻曾面奏太后，太后问之，陆氏据实以对，乃谕其戒烟，瘾断后再任原官，于此可见假公济私图谋报复之一斑。

朋党排挤，极奸诈阴险之技，张之洞入京，太后授为军机大臣，自京电鄂曰：“到京十余日，喘息甫定，时局日艰，积习如故，毫无补救，唯有俟冬春间乞骸骨耳。”盖当入京之初不满于奕劻之专横，而势无可奈何也。袁世凯亦奉旨入京，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及两宫病死，宣统嗣位，其生父摄政王载澧监国，载澧原不协于奕劻，奖用言官。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御史江春霖奏参奕劻，而又多所顾虑，无法处置，乃斥其莠言乱政，奕劻心不自安，遇事推诿，不敢负责。载泽等则与载澧相亲，各立门户。及四川国有铁路案起，奕劻先后主张起用其党端方、袁世凯，载泽则请用岑春煊。载澧皆许其请，卒至互相观望，事权不一，造成土崩瓦解之势，清廷遂与朋党俱亡矣。综之，专制政府之下，朋党之争，常为大患，清帝鉴于唐、宋、明末之故辙，严禁朋党，及至末叶，党禁破坏无余。其结党为援者，全无高尚之思想，而只唯利是视，不顾道德，不择手段，以泄一时之愤。其能胜者常为阴险毒狠之小人，小人得志，政治愈不堪问。其补救之方法，常赖上下之情相通，上之旨意无不可告下，下之隐情，无不可达上，则无壅隔之虞，而蒙混之阴谋不售矣。更可于此证明者，政治上之建设，必赖道德，公开正直之竞争，实有利于国也。专制帝王视御史为耳目之官，弹劾敢言，不避亲贵，为古代台谏之美谈。今自吾人观之，所贵乎御史者，不在其有参劾大臣之权，而在其辨别是非，权其轻重，言有根据，且能发生相当效力也；否则逞于意气，高倡不负责任之空谈，颠倒是非，反足以使当局者进退困难，政治将陷于停顿，或维持现状之中。古今形势不同，政治非为防弊，政治家苟无权力，终难有所作为。清末军机大臣常处于窘迫之苦境，多由于言官之妄言，结果则建设之新事业无法进行，徒供党争之工具。其人知识浅陋，胸襟狭隘，多不肯于大处着想，而断断然以琐事为言，如一九〇四（光绪三十）年外洋马戏入京，太后召之宫中，御史争言不可，对于大臣亦时毛举细事，作为弹劾之根据。

国内政治虽多失望，而一部分人民业已觉悟，其心理以为中国深受列强之侵略，因循苟安，不知振作，将有亡国灭种之祸。其人多居于通商大埠，时与外人接触，渐知其国中工商业之发达，人民生活之安适，而中国远非其比；更受日俄战争之影响，人心奋发，争言效法日本维新自强。疆臣于时亦多改变观念，李鸿章于拳乱时，闻知闽浙总督许应骙捕杀党人，致电劝阻，张之洞于鄂，惨杀康党，两广总督陶模电劝之曰：“南方会党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谋者，湘楚少年托名保皇会出洋，讹索巨款。……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若辈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请吾师勿再提拿，……恐为丛驱爵。”陶模所言颇有根据，人心趋势，迥异于前矣。日俄战后，内外臣工争论立宪，留学生应时需要，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日高；其人游历外国，本其所得之印象，比较中国之情状，颇有觉悟，其中虽有中西知识皆极肤浅之人，但于中国之弱衰力谋补救，以抗外国之侵略，固一心一德也。少年之士从而和之，如俄强迫中国签订满洲条约，志士于上海新园集会，到者数百人，满口皆“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官吏闻而大惧。其时国内报纸之需要日殷，消息之传递迅速，其功效尝能唤起读者之注意，鼓舞时人之兴奋。于是绅商少年志士焕然振作，而以改良中国自励。其视事也虽属太易，然其不甘暴弃，自居于落伍之地位，而有奋斗向上之精神，打破人民、政府无关系之观念，有足多者。试举二事证明于下：

一、排斥美货。初美人排斥华工，虐待惨杀，时有所闻。其中央政府束缚于宪法之规定，不得负责处置，华侨遂无切实之保护。一八八〇（光绪六）年，中美订约，其要款凡二：（一）美国得整理或限制华工入境，（二）其已入境之华工，美国设法保护，一律优待。约成，仍未减少排斥华工运动之势力，华人所受之虐待如故。一八九四（光绪二十）年，二国再订保工协定，其要款则中国允许美国自互换协定日起，十年之内，禁止华工入境。及期，美国政府不待中国之同意，自由禁止华工入境。华人之在美国者，仍有无故被击，或受虐待者，领事馆之职员且不免焉。其排斥华侨之原因，虽曰其生活简陋，工价低廉，而白人不能与之竞争，必降低其生活程度。按之事实，华工之数极少，殆无若大影响之可能性，且其侨居异国，感受环境之变迁，将于短促期内，亦渐提高其生活程度也。其根本之困难，则以种族之不同，美工存有仇恶之心，动于情感，惑于宣传，而致暴动也。华人既遭歧视，又不得入境。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通商口岸之商人，议订共同不买美货，作为报复，抵制美货遂实现于广州、厦门、福州、上海、汉口、天津、牛庄，其最有效力者，首推广州、上海。美国政府严重抗议，将以舰队示威，清廷谕劝停止排货，各地长官亦出示劝阻，排货运动逐渐失其效力。其所难者，运动倡于商人，而政府阻之，此可表现商人之爱国心矣。顾此实非根本之大计，反而引起二国之恶感，且终难于持久，盖国际贸易，乃应两国之需要，双方均受其利，市场上之买卖，物品之优劣，货价之高低，尝非一时意气之所能胜；国人苟有不买之决心，胜于商人之言抵制矣。

二、私人兴学。学校之设立关系于教养人才，时人渐知其重要。中日战后，盛宣怀集资创办天津头等二等学堂，又于上海创设南洋公学上院中院。其尤难得者，则由船贩出身之叶成忠，瓦匠出身之杨斯盛，均能出资兴学也。叶成忠初以小船于黄浦江中贩运零星物品，外船泊于江中，售于水手，日久稍有积蓄，改营他业，遂致富厚，一八九九（光绪二十五）年，捐出公共租界内虹口之私产二十五亩为澄衷学校之校址，以银六万两建筑校舍，十四万两作为基金。杨斯盛由瓦匠为工头，营造房屋，渐有资产，一九〇四年，创设广明小学于公共租界，明年，创立广明师范讲习所，又明年，出款十数万建设浦东中学，复捐十万作为永久基金。其他私人兴学者，时有所闻。其慷慨为公之精神，诚令吾人钦服。人民既有觉悟，政府亦谋变法自强，兹略言之于下：

一、政治改革。中国政体自秦统一以来，相沿二千余年，未有剧烈之变更，历朝官制虽有损益，或名称不同，而实质上并无根本重要之改革。及至近代，国际上之关系日密，政府办理之事业增多，先进国家为谋公共利益之计，而大扩张政府之职权。中国处于十九世纪，环境虽异于前，而中央官制仍本于前代之组织，其职权之分配，多由于遗传与习惯，常无理智之根据，官吏之责任，尝不专一。其仿自外国者，概归总理衙门办理，衙门兼管海关电报等事业，朝臣多不明了世界之趋势．不能比较列国之制度，辨别利弊，有所采用。郭嵩焘出使英国，记言途中情状，有所主张，书竟毁版，返国后废而家居。曾国藩、左宗棠等以为仿造外国之机炮轮船，训练军队，力即足以自强。慈禧太后则持中国政教远非外国所及之说。更自地方政府而言，制度复杂。阶级繁多，官官相管，而亲民之官常少，效率减低，行政上徒多困难。其当根本改组，实无疑义。一八九八年，光绪变法，整顿官制，裁汰冗官，不幸政变，太后诏复旧状。拳乱后，太后诏言变法。及日俄战争，士大夫皆信日本之所以战胜，而俄国之所以败者，一有宪法，一无宪法，一有国会，一无国会，一举国一致，而一内乱时起也；主张改革官制，要求立宪。其所持之理由，则受欧美政治哲学影响，国家由人民组织而成，人民有纳税服务之义务，当有参政权利，选举国会议员，表示政见，而冀有所施行。内外臣工亦有奏请，朝廷始肯变法。兹为便利读者起见，分言政治改革于下。

甲、官制。拳乱后，太后整顿吏治，诏停捐输，筹议变法事宜，创设督办政务处，后改为会议政务处，和议废去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班在六部之上。太后应载泽之请，创设商部，又设学部、巡警部，合前六部，共有十部。其重要非多设官署，安置闲员，乃认古今之环境不同，政治制度，有因时制宜之必要也。日俄战时，朝廷整顿官制，上自内务府，下至通判官同知，均有裁缺，总督、巡抚同在一城者，则裁巡抚，东三省则废将军，裁去五部府尹。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九月，大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奉旨分赴东西各国考察政治，出发之日，突遇炸弹，遂改行期。太后改诏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明年夏，五大臣回国，奏请仿行宪政，其警要之语曰：“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见九月一日上谕）。谕旨则称民智未开，立宪须从官制入手，预备时期，将视成效情状而定。王大臣奉旨拟定改革计划。十月，王大臣奏言政治积弊盖有三端：一则权限之不分，如行政官兼有司法权之例。一则职任之不明，例如一堂共有六官。一则名实之不副，“名为吏部，但司韱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其建议则三权分立，行政归于内阁，分设十一部。说者谓其成功，袁世凯颇有力焉。上谕称军机处由内阁分设，毋庸更改。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部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及军咨府暂归其办理。刑部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设部专司，名曰邮传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各部堂官，除外务部外，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尚书并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后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归并会议政务处于内阁。其余衙门，多无改变，缺额照旧。综观此次改革，远胜于旧制，所可惜者，设部太多，旧署仍多存在，徒縻国帑耳。尚书十一人，满人七名，汉人四名，汉人之地位势力，均不之及。各部经费视前大增，书吏亦有裁去者。其时风气已开，臣工绅耆迭请立宪不已。太后诏命各省筹设咨议局，并拟创设资政院，宣示预备立宪之期。王公大臣拟订宪法大纲二十二条，内容仿自日本钦定宪法，大权仍独归于皇帝。地方官制亦有改革，朝廷谕裁官署冗员，东三省则以日俄之逼，开放荒地，许民移居耕种，改设总督巡抚。直省废撤学政，改置提学使，添设交涉使。更据王大臣之奏请，改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道缺，由东三省先行试办，直隶、江苏择地试办，其余分省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于十五年后一律通行。顾此实非根本大计，其积弊则为制度复杂，官官牵制，改革固未将其改正，其比较重要者，当为咨议局之创设也。

乙、军政。军队自太平天国平定以来，可分为三，一曰八旗，二曰绿营，三曰兵勇。旗兵久受豢养，人不习战，营勇则缺额甚多，将弁冒饷，积弊深重，无从整理。其称精锐者，当为淮军，淮军于中日战时，一败涂地。识者始言西法练兵，南方张之洞雇用德员，创练自强军，北方聂士成教练淮军旧部，袁世凯亦于新丰镇练兵，其地距天津七十里，即俗所谓小站也，其兵约有七千，训练编制采用德法。政变后，荣禄奉旨统练北洋军队，小站之兵属之，统称武卫军。及拳乱起，武卫军之大部分对外作战，消灭殆尽，独袁世凯统其所部于山东，未受损失。和议告成，李鸿章病死，袁世凯奉命代为直隶总督。袁氏于新败之后，创设行营将弁学堂，裁撤营兵，改良新兵待遇，募选颇严，扩充新军，不遗余力。一九〇三（光绪二十九）年，朝廷设立练兵处，任命奕劻为管理大臣，袁世凯之部将佐之，厘订军制。日俄战后，朝廷益知练兵之重要，下令操练旗兵，派员南下观操，分全国为三十六镇，镇有步队两协（后改称旅），马队、炮队各一标（后改称团），工程辎重队各一营，军乐一队。协有步兵两标，标分三营，营分四队，队有三排，排有三棚，棚凡十四人，共一万余人。军士有常备、续备、后备之分，常备军训练三年，各回原籍，续备由常备军出伍之兵充之，政府酌予津贴，而仍听其谋生，每年会操一次，遇有战事征调入营，三年递退。后备军由续备军退伍之兵士充之，仍须会操候征，四年退休。其制杂采欧洲征兵及唐代府兵之制折中而成，政府诏令推行新军于各省，其兵士自土著壮丁选募，而良民以轻武之习俗，入伍者仍少，其中杂有市井之游民，各省长官且言财政困难，主张逐渐招募，或设二镇，或设一镇，或设一混成协，独袁世凯以全国之财力，练成六镇，其设备军威远在他军之上。政府令其会操，外人亦颇赞之。载澧监国更谋扩张兵额。新军之将校多曾受过教育，而倾向于革命，尤以南方为甚，其后革命之成功，深赖其力。新军既成，政府酌改营兵为警察，或选为巡防队，巡防队之统将，仍为提督，其战斗力较弱。旗兵除新法操练者外，无足轻重。

丙、法律。中国人民之法律观念，与欧美先进国人根本不同，对于司法制度之恶劣，监狱之黑暗，胥吏之恶狠，无权改革，置而不问，乃以息讼为事。领事裁判权成立而后，识者知其损失之重大，而谋将其取消。一九〇二（光绪二十八）年，中英商约载明中国改良律例，英国允许协助，并可放弃治外法权，中美、中日商约有同样之规定。其取消之条件，乃视中国法律之改良而定，当时明显之弱点，则地方尚无独立之法庭，审理诉讼之法官，行政官兼理司法也。就理论而言，其威权之大，无论何项事故，均得自由捕人，而久置诸狱中，人民殆无法律上之切实保障，刑罚之酷，犹其余事。至是，朝命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饬令袁世凯等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来京，听候简派，编纂律例，诏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将国内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沈家本曾任按察使，精通历朝律例，伍廷芳留学于英，曾为律师，说者言其得人。其工作可别为三：一曰修改旧律，二曰更改刑名，三曰另编新律，其重要则采取西方制度，而减轻重刑也。一九〇五年，沈家本等奏请永远删除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死刑至斩决而止，三者残酷不仁，而皆古代之产物也。凌迟创于辽人。枭首始于秦，汉用诸夷族之诛，南朝梁时始立枭名，隋唐去之，清则沿用明制。戮尸见于《始皇本纪》，明末定为杀父母者之刑，清则兼及强盗。奏上，帝谕从之。商部会同法律大臣纂订商律，破产律首先告成。关于民事刑事诉讼法，聘用日人为顾问，颇多改革，及成，张之洞斥其乖违中国情形，发生激烈之争论，未及实行而清亡矣。关于司法行政，由法部主持，一九〇七（光绪三十三）年，创设审判厅于东三省，并试办于直隶、江苏，是为中国行政司法分立之始，而开法官独立之先声。

二、建设。变法中之进行速而易者，首推教育。士大夫初则专心诵读经史，学习八股，县学府学国子监莫不以此为重，无今日分科之大学。及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成立，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具有外交常识，深以华人不通外国语言，而交涉困难为病，商于恭亲王奕䜣，一八六二（同治元）年，创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后则聘用外人，教授天文数学等，其性质颇近于文理学院。总署交其事于总税务司赫德办理。一八六九（同治八）年，赫德聘用美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教务长），丁韪良在华年久，精通华语，对于校务颇有整顿，同文馆之设备日臻完备，其课程有英、法、俄、德语言，国际公法，化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其学生均为八旗子弟，官气颇重，无法改良。总署曾招士子入馆习学，而倭仁斥其奉夷人为师，坏人心术，士子固不屑就学，广州、上海各设广方言馆，湖北后创自强学堂，学生均不甚多，无足轻重。此外尚有武备学堂等，亦无成绩。其要因则主其事者，多为政客，未有办学之经验，自无美满之效果也。外人在华创办之学校为时颇早，尤以美国教士为热心，其人多卒业于大学，富有常识，乐于教导学生，借以增进传教之机会，并愿灌输新知识于中国。其创办之学校，规模初甚简陋，逐渐充实内容，成为著名大学之一。约翰大学成立五十余年，金陵大学则有四十余年。其兴学负有盛名者，尚有玛提尔（C．W．Mateer）、林乐知等，玛提尔于山东登州传教，善说华语，其创立之大学校，后为齐鲁大学之基础。林乐知于上海教育，大有赞助。其在内地办学者尚多，女子学校先由教会创设，其所受之困难，则时人不知学堂之地位，而学生不易多得也。中日战后，识者始知新教育之重要，盛宣怀创办天津头等二等学堂，更于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上院中院。一八九六（光绪二十二）年，朝臣李端棻受其妹夫梁启超之影响，奏请创设京师大学堂。朝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即景山下马神庙四公主府为大学堂，其教职员多为翰林，茫然不知办学之方法，总教习则以丁韪良充任，专办西学。大学堂开办未久，即遭政变，幸其筹办颇早，得不停办。其入学者，有膏火之助，学生人数不多，斋中时闻诵读八股之声，及拳乱起，教职员或死或逃，学生尽散，校室残毁不堪。

车驾出京，太后始知人才之缺乏，而变教育之方针，一九〇一年，诏办经济特科，废去八股，整顿翰林院，饬编检以上各官课政治学，复办京师大学堂，令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谕改各省省城书院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州县改设小学堂，奖励学生出洋，诏办留学生考试，予以进士举人贡生出身。顾其范围广大，何人将为教习？盖非一时所能解决，将赖主持者得人，决定大计，而张百熙既不明了世界教育之趋势，又无办学之经验，徒以空言虚声，而任管学大臣。及车驾回京，张百熙筹得大学堂经费，而以校址残废，就虎坊桥之前强学书局旧址为筹备所，附设编译所。所可异者，张百熙办理大学，首先谢去丁韪良，坚请桐城派之古文家吴汝纶为总教习。吴汝纶久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负有重望，对于办理学堂，固无经验，乃以学务重大，当效日本，请于张百熙，因得东渡考察学务，天下殆少先任总教习，而始出国调查，方有计划也。耗费既多，而亦不过走马看花，所得几何。日本学制岂尽宜于中国乎？更就大学堂之教习而言，多为不知科学之文人，张百熙盖将造成学生尽成文人也。其于全国教育，除奖励游学及拟订章程而外，另无可言之成绩。其根本错误，在其不肯利用外人在华办学之经验，而与同文馆之教员或著名之私立学校当局磋商，酌定适当之办法，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所当知者，外人之建议，仅供比较参考之用，取决采行之权，仍在管学大臣也。张百熙不肯虚心，不知出此，靡费公款，而作无意识之试验，殊深可惜。政府奖励游学，亦无切实具体妥善之办法，对于学生之学识人选，未有若何有效力之限制与规定，终无良好之结果，盖留学于外国者，必有相当之预备，始能有所得也。会朝臣不慊于张百熙，请设满员，朝旨添派荣庆为管学大臣。二人之意见不协，时起争执，太后复命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名曰集思广益，而其组织上之明显弱点，则责任不专，互相牵制也。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朝廷始设学部，以国子监并入，诏授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荣庆、熙瑛均非办学之人，严修初为徐桐之门生，曾以外侮日迫，奏请开考经济特科，竟为其师所恶，退而家居，创立学堂于天津，声誉日隆。及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请其出而办理教育，于是直隶境内之学堂，颇著成效，以袁世凯之疏荐，故有此命。学部奏定教育宗旨，略称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又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朝廷许而从之，宣示国中。顾此不过空言，办学成绩，非决定于宗旨，唯视办理如何，及造就何等人才耳。学部整顿教育，设置专官，管办京师大学堂，学部、京师大学堂始行分立。学部奏请裁去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其长官曰提学使，主持一省学务，太后许之，又分学堂为二，高等专门学堂，归部办理，其下各学堂归提学使司监督。学部之职权既清，规模初定，各省先后创设师范学堂。其困难则设备不全，课程不全，良师难得，故斐然有成效者，殊不多见。学校之中办理入于正轨者，有北洋大学，南洋公学，及山西大学。

初，朝旨饬各省会书院改设大学堂，督抚有创大学堂者，北洋大臣改设盛宣怀所创之天津学堂为北洋大学，聘美教士坦来（Charles D．Tenney）为校长。上海南洋公学聘美教士福开森（John D．Ferguson）为监院，迭次改隶商部及邮传部。山西太原大学，亦有外人办理西学。三校办理得法，以其主持者较有经验也，余则徒拥虚名。及学部改订学制，改各省省垣所设之大学堂为高等专门学堂，江督张之洞创设之两江优级师范，管理得人，聘日人为教习，颇负时望。南北洋大学均得不废。太原大学则因教案关系，亦得不改。先是，毓贤惨杀教士，瓦德西来华，欲遣军队报复，李鸿章电召李提摩太磋商解决之办法，李提摩太曾在山西传教，救济灾民，至是，代表基督教各教会应召抵京，以为人民知识浅陋，造成此祸，建议创办学堂，开通风气，由山西出银五十万两，创立大学堂一所于太原，初归教士办理，十年后交还山西长官。李鸿章赞成其计划。同时，教会不愿以其被杀之教士，换取金钱，表示同意。各国公使亦无异议。及议细则，李提摩太要求十年之内，学堂课程，延聘教习，及考选学生，归其主政，而巡抚岑春煊言其侵犯中国教育之权，主持不可，后以前已议订，始肯让步。会山西筹办大学堂，李提摩太言其竞争，不如合并为一，经费既得稍裕，设备亦得较全，磋商者三，始许其请。岑春煊之奏报朝廷，屡以“无主权旁落之嫌”为言，盖朝臣疆吏不辨合作雇用之性质，而于办学之效率，固不问也。李提摩太所聘之教习敦崇礼，专管西学，颇有成效，山西大学堂最初翻译之西书，尚有用于今日者。

学堂次第设立之后，招考学生，给予膏火，待遇颇优；无如风气不开，入学人数不多，其主要之原因，则读书之文人，方以科举为正途，学堂之课程无关于考试之科目也。一九〇三（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请递减科举，而以所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其言曰：“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可以普矣。”袁世凯竟称科举为学堂之敌，奏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即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科举之害，何至于此，极牵强附会之技矣。朝旨饬递减科举中额，三科减尽，而袁世凯等以为不可，一九〇五年，会奏科举有妨学堂出身之路，且无以范向学之心，应请自本年始，即停止乡会及各省岁科考试。奏上，太后谕停科举，以广学校。政府之政策，全以利禄诱致学生，学生自以读书求官为目的，其结果则徒造就近于流氓之政客，而为害于国内。其妄谬之主张，多由于不知大学堂之功用，大学原为研究高深之学识，发展个人之才力，而造成社会上各种事业需要之相当人才也。学生即多以求官而入学堂，对于课程原无兴趣，其不肖者敷衍至于卒业之年，得有文凭而已，知识肤浅可想而知。更就教习人选而言，国内学者除于国故学尚有研究而外，别无深造，势不得不以留学生充之。其人限于时间，对于东西学识多无所长，而徒傲然自大，暴躁浮狂，不负责任。于此现状之下，学堂实难造就切实有用之人才，而政府盲目奖励游学，一九〇五年末，留日学生增至八千余人。公使杨枢密奏学生情状，略称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而设，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学生自定者。其入尚称完备之学堂习普通科者，以两年半毕业，“此两年半内，仅习日本语文，犹虑不足，其他学科往往有名无实，近并两年半毕业者，亦寥寥其人”。其在大学及高等毕业者，为时三年，甚或国文尚未尽晓，强不知以为知，贻害将不胜言。其结论曰：“所入之校屡迁，所习之业无定，争学费则一省以一省为例，补学额则一府与一府为仇，甚至奸窃之案，亦不一见，贻笑外人，莫此为甚。”

其年，日本文部整顿中国留学生教育，学生罢课，大闹使馆，杨枢深受激刺，乃以实情密奏朝廷，不无愤激之语。游学生返国者，朝廷许其应考，赏以进士举人，乡者童生应考终身，尚多求一秀才而不可得，今则东渡留学，竟于短促期内可得进士举人，官狂之青年莫不视为富贵之捷径，此固不能例推所有之留学生，其中卑劣投机分子，盖不免于如此，遗祸之深迄于今日，高等教育可谓失败。关于中等以下学校，学制学龄课程迭有改变，主其事者盖无定见，而又重视法令，以为订有详细章程，则事成矣。张之洞入京，亦曾奉命妥议；实则天下之事，固无若此之易，学校缺乏课本，教习缺乏人才，讲授英文西学者，待遇独优，则其明例。教习上课，或分发抄袭之讲义，逐字讲说，或为报告演讲，学生除听讲而外，多无所事。其人或为成年生员，或为无知儿童，程度不一，风潮迭起。张之洞原主创办学堂，深为失望，曾曰：“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朝廷制度如于开学之时，师生拜孔尊君，行三跪九叩礼，固非通才志士所愿。时人仍多遣其子弟入学塾读书。各省报告，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共有学生一百五十万人，官场报告多不确实，舍此亦无其他统计。要之，中等以下教育，限于人才经费时间，多无成绩可言。

政府谋兴教育，对于实业亦欲发展，其主因则逐渐改变传统思想，而认实业之盛衰，关系于国家之富强衰弱，以及人民之生计也。中国原以农业立国，而农民中之妇女，多能纺织捻麻，足以供给一家之需要，工业于此现状之下，无须巨额资本，生产之器械少有进步，大规模之工厂难于成立。其开采矿物也，仍为千百年前之旧法，及大宗外货输入，中国遂处于不利之地位，家庭工业逐渐破坏，人民之生计大为困难，朝臣疆吏初本于传统之政策，或言通商不便，或漠然置之，唯欲仿造外国枪炮轮船，设立机器局船厂而已。一八八二（光绪八）年，李鸿章以洋布销路日广，奏言试办机器织布局，以谋补救，八年后，始力进行，而一八九三（光绪十九）年，全局罹于火灾，前功尽弃，实业仍少发展之机会。其时外商谋于通商口岸，建设工厂，总理衙门以其将夺贫民生计，并无条约上之根据，力持异议。《马关条约》始许日商设工厂于商埠，外人乃得经营工业。拳乱后，国人觉悟，筹资创设工厂，朝廷诏命亲贵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实业，又以载泽之奏请，创设商部，奖励或保护农工商业。及日俄战起，国人深受激刺，争言变法，树立富强之基，官吏颇力提倡，如直督袁世凯创立工艺总局于天津，商部设置劝工陈列所，并奏创立工业学堂，一九〇六（光绪三十二）年，太后诏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以工部并入。部订奖励工商章程，奉旨遵行，凡办理一千万元以上之实业者，赏以男爵，二千万元以上者子爵。夫清末立有大功如曾国藩、李鸿章者，一则赏以侯爵，一则赏以伯爵，而今经营工商之资本家，竟有赏给子男之希望，不可谓非根本观念之改变也。地方政府，则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端方筹备南洋劝业会于南京，搜集国内之出产品，陈列于会所，一九一〇（宣统二）年开会。其规模之宏大，搜集物品之繁多，盛称于国内，政府振兴实业之计划若此，信如杨佺所谓“黄金时代”也。所可惜者，朝廷顾虑外交财政之困难，未能断然废除厘金，厘金有害于农工商业，国人莫不知之，于其存在之日，实业殆难得有重要之进步也。国际贸易视前大为发达，乃以人民嗜好之改变，输入远超过于输出。

风气既开，清廷益知铁路开矿之重要，其先俄筑中东铁路，德筑胶济铁路，法筑滇越铁路，中国借款筑有京奉铁路，新民屯奉天一段尚未筑成，至是，大借外债，先后建筑京汉、津浦、正太、道清、汴洛、沪宁、沪杭甬、广九铁路，东北则以日俄战争之结果，日本经营长春、旅顺间铁路，是为南满铁路，建筑安奉，承办吉长等铁路。南方则四国银行团承办川汉、粤汉铁路（其详见后）。本国自行建筑之路，首推北京、张家口铁路，其地形势险要，工程困难，能以本国之力筑成，其工程师则詹天佑也。绅商视为有利可图，争言集资筑路，要为空言，反而阻碍铁路之发展，国内现有之铁路，多筑于清季。关于开矿，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矿政调查局成立，绅商争言开矿，山西、陕西、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次第兴办，或为煤矿，或为油矿，或为铁矿，或为铜矿等，后多失败。其原因则矿苗先未切实调查，公司资本短少，经营不得其法也。其创办早而成绩昭著者，首为开平矿务局，初由唐廷枢主持，深得李鸿章之赞助，颇形发达。拳乱后，矿为俄军所据，改为中外合办，向俄收回，资本六十二万五千镑，矿坑作股三十七万五千万镑，票由英人收买，注册于香港，改称开平矿务公司。公司越界开采滦州之矿，官方诉之于英，公司败诉。一九〇六（光绪三十二）年，天津官银号于滦州买地开矿，乃以资本短少，革命军起，与之合并，改称开滦矿务公司。英商福公司于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亦得开矿之权。德人于临城开矿，日人经营抚顺煤矿，进步颇速。张之洞办理之汉冶萍矿，经营不得其法，负债颇巨。政府其他主要改革，尚有整顿币制，惜为空名耳。

三、禁令。中国政治上社会上之积弊，造成衰弱之现象，由来已久。识者曾谋自强，而欲有所矫正补救，无奈人民之知识浅陋，对于固有之恶习，视为当然，恬不为怪，其潜伏势力之雄厚，竟使健全有势力之舆论，难于产生，官吏往往谋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不知法令原应社会上之需要，或代表一部分人民之意见，其效力曾恃舆论之督促与援助，是故组织严密效率昭著之政府，执行禁令犹多困难，而腐败如清季政府，管理广大之领土，自理论而言，执行禁令颇难有效，乃竟多无阻碍，不可谓非人民之觉悟也。其有一二难于实行者，多由于民间缺少有势力之援助。其明显之主因，一则专制之遗毒，一则人民知识之浅陋也。兹就清末主要之禁令，分言之于下。

（甲）废八股。八股为明清考试之文体，历时约五百年，其题目多选自四书，作者须设身处于圣贤之地位，发挥题中之微言大义，文体整齐，有一定之程式，束缚个人思想之发展，耗其精力于无用之地，盖八股为文，朝廷之诏谕，臣下之奏疏，民间之应用文，均不与之相合，除应考而外，别无他用。识者以其深痼士人之思想，言为中国穷弱之主因。斯言也，虽或过于夸张，然可略见识者恶之深矣。及百日变法，光绪下诏废之，慈禧听政恢复旧制，但时识者反对八股之潜伏势力尚盛。一九〇一（光绪二十七）年，太后下谕自明年为始，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再用八股文程式，八股文遂于一九〇二年废去。士人之习学者，原为冀入仕途之用，考试既改策论，自无学习之需要，由是八股失其存在之势力，文人得以解放。其当附带说明者，武举考试弓刀石等，始于唐代，古今兵器利钝不同，清季沿用旧制，毫无实用，光绪初诏废之，不得，亦于此时废止。

（乙）汉满平等。满人自入关以来，驻防于全国之要害大邑，八旗之住居于北京者尤多，其人备受清室之优待与豢养，安坐而食，多无向上奋斗之精神，造成不能自立自养之阶级。及清中叶而后，人口增加，限于旧例，不能谋生，生计遂日困难。其不肖者凭依权势，欺侮汉人，其人居于优胜之地位，汉人处于被征服之阶级。不通婚姻，不遵汉人法律，不归汉官审判，朝廷更谋保全其固有之习惯，无如满人数少，居于汉人社会，而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其影响，旧例迄未废除。至是，汉人之种族思想日渐发达，一九〇二年二月，太后诏许满汉通婚。其言曰：“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唯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兵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如遇选秀女年分，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互通婚姻，要多本于习惯，实非一诏所能促成，其重要则开平等待遇之渐耳。其时革命之宣传，利用种族之恨恶，势力日盛。一九〇四（光绪三十）年，张之洞陛见后出京，其弟子称其陛辞，请去满汉畛域，将军都统等官兼用汉人，驻防旗人犯罪，用法一如汉人。太后从之。其言虽有所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亦以为言。盖势之所趋，非一人之力也，种族革命之宣传，并不为之稍减。一九〇七年，上谕化除满汉之见，并令各衙门妥议办法，所可异者，太后任用之尚书，满人仍多于汉人也。

（丙）谕放脚。弓足之起始，现殆不可指定何时，说者疑古舞女缠足，而唐代诗人歌咏女子之足并不甚小，钱载十国词笺，称南唐后主（十世纪下叶）宫中，官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命窅娘以帛缠足，使其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由是人争效之。宋时渐普遍于民间，垂有千年，其原因则人民之心理，对于女子恒以纤柔为美，习俗乃以“三寸金莲”相尚。清初康熙诏禁缠足，未有效力，将其取消，至是，国内大多数女子均自年幼缠足，父母于其痛苦置而不问。《湘报》引俚语曰：“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小脚遍邑，眼泪四溢。”呜呼痛哉！其在南方，穷苦工作之妇女，则多天足，八旗妇女则以禁令不敢缠足，顾就全国而言，其数无几。恶习相沿既久，人民视为当然，在华教士言其违背生理。其夫人说其接近之女子放足，一八九五（光绪二十一）年，创设天足会，上奏太后请禁缠足，康有为等后亦组织不缠足会，但无重大之影响。其困难则中级社会对于弓足之美观，虽渐改变，而社会上之不缠脚者，多为娼妓仆妇或穷苦女子，一部分妇女因其地位关系，不肯贸然放脚。其在乡村者，知识浅陋，安于习俗，更不肯为。一九〇二年，太后始谕妇女放脚，城市有设天足会宣传者。一九〇六年，外人创设之天足会交于华人续办，乡村则少改变，尤以北方为甚，然而缠足观念，固根本动摇矣。

（丁）严禁鸦片。鸦片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畅销于中国，其主因则抽吸之发明，而社会上之弱点，并有以促成之也。鸦片战争前后，自印度输入者，年约二三万石，一八七九（光绪五）年，增至八万二千余石，漏税偷入者估计二万石，产自本国者，数亦渐多，其地初以西北为最广。斯年，左宗棠与友人书曰：“弟自入关度陇以来。目见鸦片流毒之甚，甲于各行省，心窃伤之”，其地唯有汉人种烟吸烟而已，普遍至此。一八八一年，张之洞授山西巡抚，其与友人书曰：“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为国矣！如何如何？”今读其书，悲伤不已，迄无挽救办法。山西之灾，多由于此。一九〇〇年，唐晏避难入晋，记曰：“大抵晋人吸阿芙蓉者多，富家咸困于此，无暇出游，贫至车夫亦日耽此。自大同南行，每投店，则车夫先卧地吸烟，不遑饭也。明晨虽五更启行，亦必先过瘾，而后执辔，且沿途卖烟酒者，如他省之茶肆。”此就一地而言，他省之吸烟者，数亦不少。外土输入自一八八八（光绪十四）年以来，数反减少，其原因则中国种植之地益广也。四川、云南、西北、满洲均有大宗产额。一八八一年，宜昌英领事估计中国西部产额，岁有十万石。一九〇六年，识者估计全国产额约三十七万六千石，数量巨大令人心悸，国内有为之士，久认鸦片为贫弱之主因，时值变法自强，大臣主张不宜再有鸦片之毒害——弱国病民，教士亦有奏请严禁之者。斯年，太后决心禁烟，限期十年革除净尽，会议政务拟定禁烟章程十条。

一、限种罂粟，以绝根株。

二、分给牌照，以杜新吸。

三、勒限戒瘾，以苏痼疾。

四、禁止烟馆，以清渊薮。

五、清查烟店，以资稽察。

六、官制方药，以便医治。

七、准设戒烟会，以宏善举。

八、责成地方官督率绅董，以期实行。

九、严禁官员吸食，以端表率。

十、商禁洋药进口，以遏来源。

十条办法各有详细说明，吾人读之，颇见思虑之缜密，办法之周到，切实且易于行，十年之限原为人民。官员则限时断瘾，其因多病畏难不能戒断者，准其陈明，世爵则照例另袭，官员则原品休致，倘阳奉阴违，隐匿不报，一经发觉者，立予褫革。教习学生军弁统限于六月内断瘾。凡年在六十以上，患瘾已深，不能戒断者，从宽免议。章程限种罂粟，商禁洋药进口，实为根本要法。其管理售卖烟土，查禁烟馆，分给牌照，均为切实有效之办法。前此放任，漫无限制，每年出产量数，销售之烟究有若干，吸者究有多少，皆不可知，而今迥异于前，易于管理矣。官制方药，准设戒烟会，亦为重要之补救方法。总之，章程虽无可议，要亦有能自行。禁烟成绩，非视章程，乃定于实行之成效。其时太后决心禁烟，大臣有烟瘾者，奉旨戒断，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认为仍有掩饰，诏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傅霖等为禁烟大臣，精选良医，设立戒烟所，查验各衙门烟瘾未断之官员，并得指名奏请查验大员。谕旨饬其破除情面，不避嫌怨，实力奉行，勿得顾忌因循，致负重任。“倘嗣后办理禁烟仍无起色，该大臣等亦不能辞其责也”。溥伟等奏请言官留意访察，随时参奏，太后许而从之。于是官有戒心，多自戒烟，其畏难发觉者，即行革职。各省奉旨之后，设立戒烟所，售卖戒烟药品，查封烟馆，捕捉烟犯，带枷游街，以警其余，亦间有敷衍塞责者。种植罂粟之区，谕民改种嘉谷，山西长官雷厉风行，民有起而暴动者，以力平之。鸦片之产额既减，洋药进口亦受限制，政府更课以重税，向时每两售银一二角者，增至数倍，贫民无力吸食，势多迫而戒烟。官员绅富虽有吸食，而人数视前则大减少。

外务部为禁洋烟进口，商于英国外部，其政府初以教士及慈善家之宣传，国会对于烟禁已有决定，而又鉴于印烟销路之减少，允许其请。一九〇七年，二国议订办法。自一九〇八年起，三年之内，中国果将土药减种减销，英国允将印药每年减运一成，如是十年，迄于一九一七年终止，议订三年为试验之期，期内中国苟无禁烟之成绩，英国于三年后，仍得不受限制运入鸦片。其时朝廷禁种禁吸颇著成效，一九一一（宣统三）年五月，英国根据前订之办法，特派代表缔结条约，其要款凡四：（一）七年之内，土药概行绝种，印烟亦同时停止入华。（二）何省土烟绝种绝禁，印烟即不运入，唯广州、上海应为最后输入之地。（三）烟税每百斤箱，征银三百五十两。（四）英国报告印烟输入之号数于中国，以便稽查。约成，英商贩烟大受限制，别国商人之享有领事裁判权者，仍易偷运。一九〇九年，美总统罗斯福建议召集国际禁烟会议于上海，会议召集，以美主教白兰德（C．H．Brent）为主席，议订承认中国实行禁烟之成绩，并由各国代表请其政府予以赞助，禁烟入口。明年，美国商请荷兰召集禁烟公会，一九一二年一月，开会于海牙和平会，出席之代表有中国、英、法、德、意、日、俄、荷、葡、波斯、暹罗诸国，仍由白兰德主席，议决各国禁运鸦片、吗啡、高根入境。清帝逊位以后，禁令尚能维持，烟价视前昂贵。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英国遵照条约，禁运鸦片入口，鸦片遂为中国内政问题之一。所可痛哭者，军阀各据一地，战争不已，为其增加税收养兵之计，强种罂粟，或变相公卖，或课重税，许民吸取，鸦片之害，迄未铲除。

于此期内，政府实行改革之计划，虽或令人失望，而固视前大有进步，改革范围，且太广大，绝非一二年内所能成功，惜其为时太晚，觉悟太迟。青年之士希望太大，失望益甚，以为中国于数败之后，国势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于根本着手，切实改革，政治上之积弊祸根酝酿已久，光绪、慈禧死后不及三年，革命起而清室亡矣。初光绪自政变以来，日在悲愁忧患之中，其宠妃不礼于太监，而听其受祸，拳乱后，待遇视前稍优，大阿哥废黜，奉旨出宫，则其明例，然仍不得听政。识者谅其境遇之苦，颇表同情于其变法。康梁之徒更于海外鼓吹，高倡保皇之说，但终无济于事。光绪乃以多愁多病之身日益羸弱，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死，太后于次日亦死。据《慈禧外纪》，光绪自夏季患病，日久不愈，征医于外，仍无进步。十一月三日，值慈禧七十三岁寿辰，光绪病甚，得奉懿旨免率百官行礼，病忽转剧，太后急诏庆亲王奕劻回京，其时奕劻奉旨巡陵也。十三日，军机大臣入值，太后宣示皇帝病危，宜立嗣君，询问谁可入承大统，大臣有奕劻、载澧、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奕劻、袁世凯请立溥伦或恭亲王奕䜣之孙溥伟，余请太后决定。太后宣示载澧之子溥仪当立，载澧者光绪同母弟也。太后谕为摄政王，载澧叩头奏辞，而袁世凯尚言溥伦年长当立，太后怒而斥之，即命军机大臣拟旨，并谕溥仪入宫教养，可在上书房读书。方光绪之病卧也，自知将不能起，于其手中自书十年困辱，由二人所致，其一为袁世凯，其一则字体不清，无从明了。恽毓鼎则信光绪死于非命，吾人今按光绪之病，传于当时已久，上谕称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征求良医，仍无起色”，自本年入夏以来，祭祀谢神乞雨，均命亲王代行。亲王代其行礼，《东华续录》迭有记载，实属信而有征，死于非命，近于无证据之推测。《慈禧外纪》所言溥仪入承大统之争论，光绪手中之墨迹，不无可疑之点。一说光绪病剧之际，交留密谕于皇后，言其末年痛苦，造成于袁世凯一人。二说各不相同，宫中之事，殆难深知，其共同之点，则光绪痛恨袁世凯已久，而于太后在日，无如之何。明日慈禧亦死，其病已有时日，而死只距光绪后一日耳，说者之推论，盖起于此。光绪遗诏溥仪嗣位，兼祧同治，任命载澧为摄政王监国，上皇后徽号曰隆裕皇太后。载澧摄政，拟将袁世凯正法，军机大臣张之洞等婉言不可，载澧为其所动，诏称袁世凯近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命其开缺回籍养疴。袁氏先未上疏辞职，而今言其有病，其免于死亦云幸矣！袁氏为人，狡猾奸诈，卖主求荣，原不足取，然于大臣之中，较有才能，精明练达，称于当时。

溥仪入承大统，年方三岁，明年，改元宣统，由其生父载澧摄理政事。其奉遗诏监国也，凡遇国家大事，须请训于隆裕太后。隆裕性情和平，无慈禧果决之才，载澧年轻，生长于贵族环境，视事太易，既无特殊之才能，又少政治上之经验。大臣之中，奕劻较有机变，为人贪财好货，喧传已久，摄政王心亦疑之，御史江春霖承旨奏劾奕劻，载澧意欲罢之，而势有所不能，乃斥江春霖莠言乱政，着回原衙门行走，一面谕饬亲贵内外大臣，敦品励行，整躬率属以讽之，言官弹劾奕劻者，仍有所闻。奕劻心不自安，迭次奏恳开去要差，摄政王均下温谕慰留。其影响之所及，大臣难于负责，积极办理事务，盖用其人，对之必有信心，尤须互相谅解，而并予以实权，始得有所进行，否则互存猜忌之心，监视掣肘，在其下者，唯求免过，万无负责进行之理。内情若此，官制改革，不过其名，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行政上遂无效率可言。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朝廷颁布官制，裁去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改设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二人，其下分置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十部，各有大臣一名，均为国务大臣，尚书、侍郎之名由是废去。就新官制而言，吏部、礼部之废除，合于以事设官之原则，添设海军一部，究为事实所需，实一疑问。就大体而言，官制仿自外国，变复杂为简单，尚少可议之点。其诏委之大臣，多不符于时望，而总理大臣仍属奕劻，协理大臣则满汉各一，十部大臣满人占七，汉人占三。其时汉人之种族思想日形发达，革命党人方以排满为号召，慈禧曾谕化除满汉畛域，而今内阁大臣满人超过汉人二倍以上，能不引起种族之恨恶乎？

满人政治上之势力优于汉人，而其所有人数不及汉人百分之一，自人才而论，满人无一伟大之领袖，建设之政治家。机变如奕劻，及革命军起，黄远庸请愿见之，奕劻自言求免一死足矣。总理大臣乞怜至此，如何有为？端方精明有才，为满人中不可多得之大员，曾言旗人无一可用。朝廷对于地方长官，迫而任用汉人，其季年新设之衙门，用者尤多。载澧乃于汉人种族思想发达之际，多用亲贵，以长部务。其人幼时多未曾受良好之教育，而于十五六岁，即备拱卫扈从之役，出入宫中，暇则射猎驰马以自娱乐，一旦身居要职，自为时论所不满。侍郎徐致祥曾语恽毓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知皇灵之不永也。”夷考清代祖制，自雍正帝后，亲贵大臣鲜得与闻政事，及咸丰嗣位，内乱正炽，任用其弟恭亲王奕䜣等为军机大臣，咸丰死后，太后授奕䜣议政王大臣，醇亲王奕譞等继之执政，祖制遂坏。及是，载澧重用亲贵，致失人心，亲贵中既少才能英哲之士，而驻防各地之旗兵，亦无战斗力可言。旗兵自入关以来，深受汉人社会之影响，其人虽以战争为职业，而直省防地多无广大之牧地，供其驰骋，锻炼武艺，后渐安居而食，习于奢侈，懒于工作，久而失其勇敢之气。及外患内乱交至，旗人或死或逃，无足轻重，其多数在京者，尚以劲旅见称，及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八旗禁兵奉命拒战，遂受重大之损失，战败而后，军器仍无改革。后光绪变法，诏谕旗兵改习洋操，练用枪炮，未及认真实行，而政变已作，遂无效果。拳乱后，诏废武举，而八旗人员尚有持弓者，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上谕废去弓箭，凡出入扈从宫禁之官兵，所备军械，亦应变通尽善，不准虚应故事。其时政府方练新兵，旗兵之切实改习洋操者，数实无几，朝廷给予粮饷，担负已重，而八旗生计，仍极困难。大臣筹其生计，终无进步，旗兵不足一用，此革命成功迅速原因之一也。

通达时务之士，深信立宪、召集国会，中国可得富强。国会之于欧美先进国多有悠久之历史，其人民生于自治之区域，富有参政之经验，二十世纪，国民未受教育者为数日少。其人多能看报，留心政事，选举之先，政党互相竞争，利用各种有效力之宣传，使其对于政治上之问题，能有相当之了解与认识，故其投票常能表示其赞成或反对政府之政策。中国则异于此，其政治哲学向分治人、治于人者之阶级，人民于地方或中央政府，均无参政之机会。一旦采用代议士制，如选举资格规定太严，则由少数包办，规定太宽，则人民不知应用。政府当斟酌情形，规定选民之资格，早日宣示国会召集之期，议员由选民选举，庶使人民得有政治上之经验。经验云者，非亲历其境，则势难有所得，例如学习游泳，日读指南，而不切实练习，则终不能成功，清廷宣示九年预备立宪，何以异此！载澧监国申明实行，罢免各省玩误宪政之官吏，颁行地方自治章程，其程序不可谓非，办法究与时论不合。一九〇九（宣统元）年，各省咨议局成立，其议员人数多者一百四十名，少者三十名，定额原以一省进学总额百分之五为标准，而江宁、江苏则参酌漕粮增加额数，吉林、黑龙江、新疆则除为例外，各定三十名。凡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而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方得投票：

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二、曾在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

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

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

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六、凡非本省籍贯之男子，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而有一万元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其犯下列事情之一，则丧失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二）曾处监禁以上之刑。（三）营业不正。（四）失财产之信用，被人控实，尚未清结。（五）吸食鸦片。（六）有心病。（七）身家不清白。（八）不识文义。其因职业关系，停止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之规定凡六：（一）本省官吏及幕友。（二）常备军人，及征调期内之续备、后备军人。（三）巡警官吏。（四）僧道及其他宗教教师。（五）各学堂肄业生。（六）现充小学教员。综观选举资格之规定，可谓严矣。士商立于优利之地位，商人不知使用新得之权，乃由士绅包办，一省选举人往往不足十万，其被选者尚有年龄三十岁之规定。选举方法采用复选制，政府分厅州县为初选区，府州直隶厅为复选区，选举人于初选区选出代表，由其集于复选区选出议员，每三年改选一次。

咨议局议员选出，由本省督抚召集会议于省会，其会期分常年、临时二种，常年集会四十日，临时以紧要事件，召集会期二十日。局有正议长一，副议长二，会同选出十分之二之议员，常驻省会，办理事宜。咨议局之主要职权凡六：（一）本省应兴应革之事，凡义务之增加，权利之存废，由其议决。（二）决定本省岁出岁入之预算决算，及税法公债。（三）修正单行之章程规则。（四）选举资政院之议员。（五）申复资政院或督抚之咨询事件。（六）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之争议，及受自治会或人民之陈请建议。其于督抚之关系，则督抚召集会议，提出议案，并得出席或派代表陈述意见；咨议局之议决案，呈候督抚公布施行，倘或认为不合，得交令复议。会议事件，如遇疑问，得呈督抚批答，对于官绅舞弊案，亦须呈候查办。督抚对于咨议局选举开会，均有监督之权，会期之中，得提出劝告，或令其停会，或奏请解散。咨议局于解散之后。重新选举，须于两月内召集开会。要之，咨议局近于督抚顾问之机关，而非人民代表之会议也。明年，朝廷召集资政院于北京，其议员凡二百人，皇帝派定半数，中有满蒙王公，富有经验之官吏，著名绩学之士，及纳大宗税金之人民。其余半数，由各省之咨议局选出后，经督抚挑选，各省定额，占其议员十分之一。资政院之主要职权，则为审查预算，改订法律，弹劾内阁等，其最后决定仍在皇帝。乃事出于意料之外，咨议局、资政院自成立以来，皆能行使职权，而有良好之印象。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推举代表，迭次入京请愿速开国会，罢免亲贵大臣。资政院亦请召集国会，督抚亦有奏请，摄政王始许改于宣统五（一九一三）年召集国会，而请愿代表仍不满意，在京奔走，载澧恶之，下令送回原籍，并谕各省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者准其查拿严办。会温世霖于天津组织第四次国会请愿团，朝命将其发遣新疆，于是人心大愤。

请愿早开国会之运动，原多绅士，或信立宪为万能，召集国会，中国即可富强，或恶亲贵大臣专权，而欲以国会之力削减其势，或借国会活动，冀得高官。国会议员将由何人选出？是否足以代表民意？未曾加以考虑，咨议局本身是否为民意机关？亦未顾及。其人先不谋立自治基础，而徒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民国成立以来，中有变为政客，从未谋及人民幸福者，说者谓其利用革命党人造成之势力，谋得政权。此虽不能例推所有之代表，而固有所根据。其人谋得政权，对于清廷实有妥协之意。其谋倾覆清室另设政府者，则为革命党人。初国内自大乱定后，秘密会社之势力仍盛，哥老会之党徒蔓延于长江流域，而以湖南等省为根据地。其人分青帮红帮，红帮之红，或为洪字之转音，其徒视为会之正统，青帮则多盐枭，散处江苏北部，私贩淮盐，拒抗缉私巡船。二派各有首领，招练徒党，互相协助，有共生同死之气。其人多无知识，党羽曾为乡里之强豪，及其势成，起而为乱，例不胜举。其在南方者，则以天地会（三合会）之势为盛，党徒分散于广东、广西、福建。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其头目李立亭举兵于广西东南部，众至数万，扰及广东，官军大举会剿，始能定之，余党败散，官兵未曾认真搜捕，听其为祸于民间。广西之土地原瘠，居民贫苦，风气强悍，而嗜赌博，其统兵大员苏元春克扣军饷，兵士贩私纵赌，出售枪弹，乡里中无赖之赌博倾家者，多试为盗，良民报之于官，而官不问，势乃迫而附盗以自救。孟森《广西边事旁记》称一九〇〇年，全省匪多于民数倍，专事剽夺，广西不足容之。侵入他省。朝臣疆吏亦以为言，桂霖言尤扼要。其言曰：“粤匪羽翼日广，有会而匪者，兵而匪者，官而匪者，与黔滇接壤各地，几于无人不匪。”朝廷诏两广总督岑春煊督兵剿之，一九〇四年，广西始得初定。其在东北骚扰者尚有马贼，马贼猖獗一时，久始定之。凡此扰乱，人心为之不安，国内之积弊，昭然暴露于世，青年之士更为失望，力谋推翻政府。其人可别为二，兹分言之于下：

一、兴中会。兴中会创于孙文，孙文生于一八六六年，父为基督教徒，兄营业于檀香山，及长曾往游焉，肄业于广州教会设立之博济医学校，后闻香港新立医学专科，设备完备，渡港就学，一八九二年卒业，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初悬壶于澳门、广州，葡官以其未得葡萄牙医科证书，阻其营业，广州愚民不信西医，营业不甚发达。孙文自卒业以来，留心国事，曾上书于李鸿章有所建议，李氏未能实行，遂益努力从事于革命运动。其动机则鉴于清廷之腐败，不能有为，苟非种族革命，则中国无以自强也。中日战起，孙文召其同志组织兴中会，谋袭广州，作为根据地，明年，运械事泄，脱险而往日本，始与其赞助中国革命之人士相交，自日往游美国。凡其所过之地，遇有华侨，皆说祖国危亡，“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然而劝者谆谆，听者藐藐”。又明年，抵英伦敦，使馆人员知而拘之，将送回国，幸赖其师康德黎（Cantlie）之营救，始免于祸，因而暂留于欧洲，考察政治。其所得者，据其自言，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俄再游历各地，对于华侨劝说革命。无奈信者极少，康梁向之进攻，其自言曰：“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乃命同志史坚如入长江联络会党，郑士良于香港招待其徒，由是长江、两广、福建之秘密会社有听令于兴中会者。义和团之乱，郑士良奉命袭取惠州，史坚如谋入广州应之，皆归于失败。顾自拳乱后，人心一变，华侨转而深表同情于革命，各省派遣东渡之留学生，踊跃加入，日本遂为排满总机关所在之地。张之洞等深以为忧，迭商于日使，请其政府取缔，均不可得。后黄兴、宋教仁等东渡日本，二人于湘南组织华兴会，纠合同志，谋于长沙举兵，事泄东渡。各派领袖以为合则力聚，分则势散，一九〇五年，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声势大盛。会文部订立新例，限制滥收学生，住宿不准移转，退学不得再入他校，留学生以其阻碍政治活动，拒抗命令，起而罢课。此可见其热心之甚，同盟会会员日多，华侨出款助之，大活动于中国。

二、光复会等。光复会创于浙人徐锡麟等，由复古会改组者也。其会员有陈伯平、章炳麟、秋瑾等，宗旨则推翻清廷，创立汉人政府，所谓种族革命也。其口号曰：“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徐锡麟颇有才能，深为达官所重，曾赴日本学习警政，为学校所拒，回国创设大通学堂于绍兴，纳资得候补道，安徽巡抚恩铭命其办理巡警学校于安庆，阴谋举兵，而恩铭严防党人，乃欲先期一击。一九〇七年，学校举行卒业典礼，恩铭莅会，徐氏突以手枪击之，并伤多人，率其同志闯入军械所，乃为清兵所捕，惨杀而死，陈伯平等与焉。其会员得免于难者，仍谋活动，其在长江上流力谋革命者，尚有日知会，会为圣公会牧师所设，武昌、长沙各有会所，备有书籍报章，供人阅览，主其事者乘机宣传革命，官吏初不敢问，黄兴之脱险，深赖其力，武昌军人加入会中，更与同盟会相结，后为清吏所知，捕去领袖。三会而外，贵州哥老会时亦受外影响，利用人民心理，改称光复公会，由黄泽霖主持，此可略见人心之所向矣。

以上主张革命之会社，多创于知识界人，当时共同之要点，则种族革命也。吾人于此，亦当明了保皇党之活动，其领袖康有为逃往英国属地，梁启超住于日本，发行杂志，鼓吹拥护光绪，对于慈禧及其党羽，肆力攻击，其见解与兴中会之思想根本不同，常相攻击，日人之同情于中国改革者，力谋促进二党领袖之合作。康有为听信讹言，不肯与孙文相见，卒致无从调停。康党得有华侨之捐助，唐才常联结哥老会，谋于拳乱时举兵，事泄被杀，其党遂无活动。自此而后，风气大开，东渡之留学生，勇于动作，争言革命，保皇党之势力大衰。顾其刊行之文字，多为梁启超之作品，流利动人，目的虽非种族革命，然于清廷秕政指摘无遗，对于太后主持之新政，莫不以恶意解释，谓为多无诚意。读者常于不知不觉之中，发生清廷毫无复兴之希望，而有革命之倾向，其在中国知识界中，固有一部分之势力。同盟会之势日盛，其活动之根据地则在外国，经费募自华侨。华侨散居各地，勤俭耐劳，渐有积蓄，深愿中国富强，力能予以保护，并将提高其地位，对于保皇党、同盟会先后均予以经济援助。兹为便利起见，总论会党活动之方法，简单言之，可别为三：一宣传，二举兵，三暗杀，分别言之于下：

一、宣传。初兴中会创办《中国日报》于香港，倡言排满，及同盟会成立，刊行《民报》，作为宣传之机关，由汪兆铭、胡汉民主持，其揭载之大纲凡六：（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 （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日两国之国民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海外信者日多。梁启超初于日本发行《清议报》，后改为《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其在国内，鼓吹革命者，则以上海租界为中心。一九〇三年六月，《苏报》案起，《苏报》由章炳麟等主办，川人邹容曾著《革命军》一书，发表排满之激烈思想，章炳麟为之作序，至是，报中登载反对政府之言论，沪官交涉，封闭报馆，捕办主笔，工部局许之。邹容、章炳麟被捕，终以外国观审员之干涉，从轻发落，邹容死于狱中，章炳麟出狱后，逃往日本，其他相类之报尚多，撰著文字者，均为青年，虽曰秘密传递，销数有限，读者无几，然足代表激进学生之思想，革命之趋势矣。

二、举兵。保皇党募得巨款，唐才常因而联结长江会党，发给富有票，利用拳乱，划分长江为五军区，将作大规模之行动，谋泄，唐氏被杀，其党先后举兵于湖北、安徽者，清兵平之，保皇党遂无生气。同盟会则力活动，初兴中会于拳乱前，两次举兵于广东，皆未成功。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举兵九次；一九〇七年，会员联合会党起兵于萍乡、醴陵，清兵败之，党人又于广东起兵六次，广西、云南各一，无不失败。其起兵之方法，或先联络秘密会社，或运动新军，其失败者，多以人数太少，子弹缺乏，而清兵较众也。同盟会之最大牺牲，则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攻袭广州之役，死者七十二人（或言八十余人），皆党中之精英也。方其先后举兵之际，得有日人、法人之援助，日人多其民党，与同盟会领袖为友，表同情于中国革命者也。法人则为武官，奉其政府之命赞助中国革命之事业。其受革命宣传之影响起而举兵者，安庆尚有熊成基，亦未成功。

三、暗杀。暗杀为恫吓清吏手段之一，效力尝能动人视听，其盛传于当时者有三：（一）吴樾谋炸考察各国宪政之五大臣，吴樾身死，而五人未有死者。（二）汪兆铭谋刺摄政王载澧。汪兆铭于革命迭次失败，心极失望，一九一〇年，约合同志数人入京，谋刺载澧，不幸事败，反而被捕，囚于狱中。（三）温生才刺死孚琦。初同盟会迭于广东举兵失败，以水师提督李准屡次摧残革命，认为劲敌，谋刺杀之，一九一一年，访知其观习飞艇之日，温生才俟之于途，见有官轿入城，侍从甚多，以为李准至矣，投炸弹击之，死者乃将军孚琦也。党人心终不甘，复炸伤李准。综其影响之所及，则朝臣疆吏囿于见闻，惊惶失措，而以党人有神出鬼没之技焉。

国内纷扰，人心不安，革命之酝酿已久，其引之爆发者，则四川铁路之争也。初朝廷改变政策，筹筑铁路，盛宣怀奉旨办理，先筑卢汉铁路，后向美商借款，建筑粤汉铁路，湖广总督张之洞听信湘绅王先谦等之言，奏请废去合同，自行筑路，瞿鸿禨助之，历久交涉，始得收回。川绅要求自筑川汉铁路，亦得朝廷之准可，但于实际问题，若款从何来？工程困难若何解决？何时完工？则皆未曾顾及。初张之洞批示绅商筑路曰：“自中国兴办铁路以来，谬妄不安分之绅商，纷纷谋办铁路，动云已筹有巨款，实则未筹分文，希图侥幸蒙混，名为借用洋债，实则全是洋东，不过欲借经手承理之名，以冀立致巨富，专意营私，不顾国家利害，最为近日大患。”其言发于拳乱前，此时情状，略不相同，绅士认为有利可图，不愿外商投资也。后摄政王诏曰：“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分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则行批准。”诚商办铁路之实状也。绅商设立公司，招股兴办，而入股者不多，湖南筹筑粤汉铁路，带征田赋，兴办出境米捐、淮盐溢引捐、食盐加价之口捐，及供差员之薪派捐，款尚不足，再办房捐，贫民之负担骤增，工程估计需款六千万元，而杂捐苛税之收入，只有五百余万。广东收股及半，董事起而争权，造路无多。其情状尤为恶劣者，当推川汉铁路，董事施典章侵蚀股款二百余万两，追缴无着，于是铁路完成，遥遥无期。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张之洞始知前议之非，更向德、英、法美银行团磋商借款，建筑粤汉、川汉铁路，绅士闻而反对，清廷犹豫不决。会张之洞病死，四国公使迭次催商开议，请照原议办理，一九一一年五月，邮传部迫而与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粤汉路线照旧，川汉路线起自广水，经过襄阳、荆门，直达四川夔州，期限三年竣工。政府借得外债，给事中石长信承旨奏称铁路关系国防，亟应兴办，宜分干路支路，干路应归国有，支路可许商办。朝命邮传部核议，邮传大臣盛宣怀向持借款筑路之议，主张国有铁路，复奏称便。上谕宣示政策。识者方冀干路可告速成，交通趋于便利。其不审查事理，激于情感，攻击盛宣怀借债卖路者亦众，御史赵熙等首先劾之，民间张皇附会，有路亡地亡之说，把持铁路公司之绅商，则以利害切己，反对尤力。政府之筹还路股也，粤路股票市价，不及五成，每股从优发给六成，亏耗之四成，发给无利公债。湘鄂二省照本发还。川路实用工料之款四百余万，发给公债，其现款七百余万，听其入股或兴办实业。观其发还商股，湘鄂最优，广东次之，四川最下，其原因则川路董事侵蚀太甚，政府苟或增加国人之负担以偿还之，固非事理之平，湘鄂之风潮渐息，粤商亦无重大之争执，独川绅谓商办铁路为先皇所许，不应以外资收回，“实行卖国”，处分商股又分厚薄，非议沸腾，方谋共同应付，而李稷勋破坏其团体。李氏原为川路驻宜总理，至是，与邮传部密议，仍得主办宜昌、秭归路工，川人请求将其黜退，而盛宣怀奏请改为钦派，朝旨从之，川人之忿益不可遏。

方川人反对铁路之收为国有也，朝命赵尔丰为四川总督。赵尔丰时任川滇边务大臣，剿平西康之番乱，敢于杀戮，负有声望，命下，不能即至成都就职，布政使王人文奉旨暂权督篆，不肯负责得罪川绅，敷衍委蛇，代之奏请，及赵尔丰至，势成骑虎。八月二十四日，成都罢市罢课，凡与铁路有关系之人民，载光绪灵主，焚香游行街市，前往督辕请愿。其铁路股东会长，请赵尔丰代奏铁路暂归商办，俟资政院开会，由政府提交议决。赵尔丰会同将军等转奏，朝廷不许，其主持于内者，载泽、盛宣怀也。载泽官任度支大臣，深为摄政王所信，与盛宣怀之政见相同，以为川事之起，由于诸绅主动，主张将其严惩；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徐世昌意不喟然，而奕劻数受言官之弹劾，意不自安，不欲坚持异议，徐世昌亦以载泽等之主持，不肯力争。其时朝廷已授端方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命其率兵一协入川戡乱，会四川保路会代表入京上书请愿，哭诉于庆王府，皆无效果，乃于摄政王载澧入朝拦舆哀诉，载澧大怒，下命递解回籍。政府之表示益明，川人怒而罢市，风潮日益扩大。及铁路公司开股东会于成都，赵尔丰列席，有学生分散煽惑暴动之自保商榷书，赵氏初闻端方奉命入蜀，以为将或代己，心不自安，至是，得书，遂欲重惩首要，以见好于朝廷，捕而讯之，将军等合力营救，始免。由是川局趋于恶化，游民乘机暴动，斩割电线，断绝往来官报，成都闭门数日。赵尔丰上奏川绅为逆，徐世昌辨其为诬，载泽等以前督岑春煊著有威信，请起用之，摄政王诏起岑春煊入川办理剿抚事宜，岑氏与奕劻有隙，九月，抵鄂，而奕劻遇事沮之，端方亦恶岑春煊入川，观望不前，留于川东，赵尔丰心不自安，造作蜚语。岑春煊因而托病不行，川人更形不安，会党乘之扰乱，民团官军时相混战，载泽、盛宣怀始准四省路股均按十成偿还，虚縻倒亏由部担任，顾其为时太迟，无济于事，武昌之革命遂起。

综观四川铁路之争，干路收为国有，就已往事迹证明而言，实为国内要政之一，无可非议。其为时人所反对者，固由于绅士之把持煽惑，而朝臣之处置失当，亦为明显之事。借款筑路，见逼于四国，又合于盛宣怀之主张，收为国办之先，当即征求绅商之意见，及如何处置之方法，绅商之招股筑路，原得光绪之诏许，其视铁路为其财产，实为自然之理论，当有法律上之保障。政府为公众利益之计，虽得将其收买，而原主固有表示意见之机会，双方共谋适当之解决。万一行政官处置失当，人民尚可诉诸法庭，以求法律上之救济，固不应以谕旨强收商办之铁路。铁路之经营，政府虽可指导监督，然无据为己有之理，恃强夺之，则无异于抢掠之行径，人民之财产，将无法律上之保障，对于社会，将有不良之影响。清末中央政府软弱已久，一旦忽而振作，不顾一切之反对，专断独行，结果原难逆料，而况朋党峙立，互相牵制，终乃造成革命成功之机会，清亡至今，铁路尚未续造，彼绅商耗费民财，岂有心肝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