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之扰乱续：中国近代史上不可错过的篇章

于此残忍仇杀暴民专制之中，其勇敢直言置生死于度外者，尚有人焉。荣禄于军机大臣之中，反对拳民，称其无用，载漪等请攻使馆，荣禄独言不可，建议护送公使出京。迨皇太后下诏宣战，荣禄无力挽回，迫于时势，函复董福祥竟言善抚义民建立不世之功。然此非其本心，遇有事机，莫不图谋补救，仍请停止攻击使馆，使馆之不得陷者，颇赖其力。董福祥之围攻使馆也，荣禄曾出令禁之，董氏不听，杀其差官二员。据景善日记，董氏久攻不下，请于荣禄借用武卫中军大炮，荣禄拒之，时人斥为汉奸；其所处之地位，善如刘坤一等之电曰：“上有擅权之王公，下有跋扈之将领，同侪排挤，几蹈危机。荣相孤掌难鸣，苦心调护，始终以保使为要。”说者犹可言其地位高尊，立有功绩，久为太后所信，尚不至于危险也。其官位较低而言事激昂切实者，当推袁昶、许景澄。袁昶于御前会议，请剿拳民。据后传说，六月十八日，二人密奏局势阽危，拳民为白莲教之余孽，裕禄养痈贻患，以致杀人放火于京师，请求责成荣禄剿抚，予以便宜行事之权，收效必速。二十日德使被杀，载漪、徐桐拟斩其首，袁昶命人棺之，其自辩护曰：“余于总署识之，不忍其尸之暴露于外也。”刚毅等恨之切齿。七月初，二人再奏祸乱日亟，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恳请严旨责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并令荣禄克期驱逐拳民出城。二十二日，二人上书密陈徐桐等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先治以重典，景善称太后读其奏文，虽不能从，而亦赞称其勇敢。景善又称六月二十四日，上谕各省督抚尽杀外人，二人擅改“尽杀”为“保护”，山西、陕西、河南巡抚所收之电，则其所改者也。七月二十八日，刚毅知之，以之上奏，太后大怒，即命斩之，于其擅改上谕，则深讳之。景善所记不无可疑之点，朱谕称其罪状曰：“屡次被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均敢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后和议时，公使为之要求昭雪，上谕仍以其为祸首诸臣所陷。二人反对拳民，王公大臣自深嫉之，其称屡被参劾者，殆非虚语。聂士成先剿拳民，大臣恶而劾之，后诏称其有负委任，将其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及其战死，上谕且曰：“各国开衅，京津各军尚皆可用，唯聂士成一军，……未战先溃。”三人之受诬陷如出一辙，其重视国事，不顾生死也久矣。其他受祸之朝臣，尚有立山、徐用仪、联元。立山为太后亲臣，时任户部尚书，旧与载漪有隙，而又反对拳民，为其所恨；其家近于西什库教堂，拳民称其家有地道接济教士，以致教堂久攻不下，往搜其家，未得证据，捕送神坛，谓其恐惧战栗，送往狱中。徐用仪办理洋务颇久，不直载漪之所为。联元为袁昶之友，初于御前会议，反对对外宣战，亦为载漪等所恨。八月十日，三人被斩于市，说者言载漪矫诏杀之。

大臣之下，亦有平民或苦力之不顾生命而维持友谊者，方使馆之受围攻也，信息隔阻，公使数遣人往天津报告实状，催促援军早日来京，其为之传递信息者，往返京津，途中备受困难，万一发觉，人即正法，其无勇敢冒险之精神，必不敢往，其人固有非尽动于金钱之酬劳者，例如中有拒绝不受报酬者。其言略曰：“余之出此，全为信义，证明中国人非皆如拳民之行动，而所以维持友谊也。”其激昂慷慨足以愧风时人，使馆自围攻以来，奥兵先逃，大为人所批评。其时各国之卫兵保护本国之使馆，及此败后，英使窦纳乐虽曾被推为防守司令，但仍无节制所有卫兵之实权。其避难于使馆之外人而加入战争者，亦有数十人，教民或助防守，或强迫掘壕筑垒，外兵颇虐待之，有抵死不肯应募，或受重罚者，防守使馆亦赖其力焉。使馆设有委员会，多赖美教士主持，其人以服务见称于时，担任筑垒之干明威尔（E．D．Gamewell）尤有大功。防守使馆之外人，困于绝地，类多勇敢之士，其尤以能战见称者，则日本将校也。六月二十五日，景善称载漪等擅率拳民入宫，太后恶之，转欲议和，饬令荣禄保护使馆，其言别无证明；所可知者，李鸿章领衔奏言兵衅万不可开，团军急宜剿除之疏到京也。其言与宣战诏书相反，而二十五日上谕，则称事变之起，出于意料之外，衅非我开，现在兵民皆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等语。明日，再降旨曰：

……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

朝旨多为辩护之辞，会驻外公使会衔奏请保护使馆之电文到京，二十九日谕曰：“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唯力是视。”朝旨停止进攻使馆，原欲议和，无奈势成骑虎，载漪等复力坚持，裕禄更自天津掩败为胜，奏报军功。西摩之援军败退，和议停顿。其攻使馆者，初为拳民，甘军助之，荣禄禁之而不可得，朝廷对于李鸿章等均称保护使馆，事实上则又不然。李译楼于《义和团事实》曰：“自五月（六月）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之矣。”民权之说，迥异于暴民专制，固非李氏所知，于此情状之下，朝廷诏令不行于京内。

使馆教堂久攻不下，太后至为焦急，再应疆吏之请，七月三日，颁发俄、英、日国书，饬公使转递，其内容则言匪乱肇祸，外衅相迫，以致纷扰，请其排难解纷，一面照会公使出馆，暂住总署。公使弗应，三国均以公使安全为言，无能力助，其议发于李鸿章，主张外兵来华前议和也。其时天津处于不利之形势，十四日，城竟失守。其先疆吏电奏四事：一、谕饬各省将军督抚保护外商教士。二、降谕惋惜德公使被戕，致国书于德皇，并致国书于美法，以示敦睦。三、饬查被害之外人及财产损失，以便抚恤。四、剿办拳民乱兵；另电奕劻、荣禄、王文韶请其婉为奏陈。奏上，荣禄又言使团要求之照会，乃载漪命人假造者也。太后之意转变，十六日，庆亲王致书美使，告其尽力保护，照会各国公使请其出馆，明日，谕曰：

此次中外肇衅，起于民教之相哄，嗣因大沽炮台被占，以致激成兵端，朝廷谊重邦交，仍不肯轻于决绝，迭经明降谕旨，保护使馆，并谕各直省保护教士。现在兵事未弭，各国商民在中国者甚多，均应一律保护，着该将军督抚查明各国洋商教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县者，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虞。上月日本书记杉山彬被戕，正深骇异，乃未几复有德国公使被害之事。该公使驻京办理交涉，遽遭伤害，惋惜尤深，应定严饬勒拿凶手，务获究办。所有此次天津开战后，除因战事外，其因乱无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损失物产，着顺天府直隶总督饬属分别查明，听候汇案核办。至近日各处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尤属不成事体，着该督抚及各统兵大员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以靖乱源，将此通谕知之。

上谕根据疆吏奏请之四事而发，无可非议。明日，太后严饬义和团民恪守戒规，其寻衅焚杀者照土匪之例，即行严办，又降诏曰：“春秋之义不戮行人，朝廷办法，亦岂有纵令兵民迁怒公使之理。”十七日午后，停止攻击使馆，华兵高持白旗前往传信。据《庚子北京事变纪略》，华兵与洋兵以指交谈，甚相敦睦，洋人托其买瓜果食物，亦乐为役使。二十日，总署送来西瓜两车，二十七日，送白面两千斤，瓜果菜蔬数车，休战迄于二十八日。期内朝廷颁发法、美、德国书，再言和议。总署王大臣以太后之命，迭请公使外人出京赴津，由兵护送，且言保护教民。此种办法由疆吏迭次奏请，各国亦皆同意，而公使则不之信。《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之作者鹿完天时在围中，记其事曰：“总署催各钦使赴天津，俾教民出而各安其居。呜呼！是信也真也，伪也！识者谓诓我也！各使馆纷纷传闻，有笑之者，有耻之者，甚至有嗤之以鼻者，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谓是夫！”其言备极嘲骂，而实使馆中人之感想。总署力谋和议进行，为美使转递电信于本国，亦无效果。值李秉衡自南方入京，李氏负有清望，对外知识原极幼稚，召对之时，主持战议，载漪等气为之振。其时拳民之技已穷，久攻使馆教堂不下，诿为大数未到，其死于枪弹者，指为好色贪财所致。在京人数尚多，以之战争则力不足，以之扰民则绰然有余。王公大臣见兵败绩，颇有悔意，然以危局由其造成，多所顾忌，乃有“不战必亡，战未必速亡，及断不可束手受缚，拱手授人等语”。李鸿章时在上海，闻知外兵将至，一面电告驻外公使劝说列强勿添兵再进，一面再与刘坤一等会奏，请派队护送各使赴津，或准其自通函电于本国。措辞急切，无所赡顾，而袁世凯不即缮发，催之始代缮递。奏上，三十一日，再行停攻使馆，奕劻迭次照会公使，请其出京，并许教民同行，由荣禄派兵护送。八月二日，上谕曰：

前因近畿民教滋事，激成中外兵端，各国使臣在京者，理应一律保护，迭经总理衙门王大臣致书慰问，并以京城人心未靖，防范难周，与各使臣商议派兵护送前往天津暂避，以免惊恐。即着大学士荣禄预行遴派妥实文武大员，带同得力兵队，俟该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妥为护送。倘有匪徒窥伺抢劫情事，即行剿击，不得稍有疏虞。各使臣未出京以前，如有通信本国之处，但系明电，即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速为办理，毋稍延搁。用示朝廷怀柔远人，坦怀相与之至意。

诏文全应李鸿章等之奏请，同时降诏赦免教民之罪，不准妄杀。交涉进行之际，误会发生，枪声即起。八月七日，太后应刘坤一等之奏请，诏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先与各国外部议商停战，总署将其通知各国公使，十日，又致照会声称明日庆亲王来晤，及期，谓兵昨被杀者数十人，不能前来。外人出馆者，华兵未加伤害，总署将其送回，如英国学生、瑞典教士之例。其时外兵自天津前进十二日，进据通州。贵显大臣不知所为，乃以战败而亡，不战亦亡。徐桐诸人且以“甘心亡国而不恤”为言，甘军猛攻使馆，枪声不绝。使馆内之中外人员莫不惊惶，会联军至，始得无事。

综观围攻使馆之始末，多由于误会，荣禄于宣战诏将下之际，力谋保护公使，其致刘坤一电曰：“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在总署会晤，冀以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乱匪将德使臣击毙，从此事局又变。”荣禄事先反对绝交，未有效果，故有再设法之语。德使之被杀，实为极大之事变，误会由此益多。自公使方面而言，乱兵无故杀害德使，为中国政府不能保护公使之铁证，离开使馆，即无安全之理，况政府听任匪兵围攻之乎？对于总署之建议，莫不认为含有恶意。和议进行之际，枪声时起，总署则称外兵先行开枪，使馆则称华兵首先开枪，责任究不易明，两军相峙，原易生衅，况教民从中作祟，固不如先行撤退围兵也。朝廷初则限期外使出馆，继则限期出京，终则婉辞相商，许其在京商议，并保护教民，其逐渐让步者，一由于兵败，一由于疆吏之奏请也。其宣示之诏旨，均以保护使馆为言，李鸿章等关于公使之奏请，往往采行。总署奉命交涉，殆难认为缺少诚意，其请公使赴津，虽由李鸿章等奏请，而英日诸国均以其为先决之条件，乃公使始终拒绝。奕劻别无办法，而又胆小如鼠，不敢亲往使馆商议，刘坤一等之保境安民，请照旧还债，均奉旨允准，实欲议和。初事变之起，李鸿章迭奉谕旨催其北上，朋僚亦以为言，美舰允许将其送津，而竟不肯北上。其复刘坤一等曰，“荣庆尚不能挽回，鄙人何敢担此危局？各国兵日内当抵城下，想有一二恶战，乃见分晓”。其言虽愤极而发，固不应若此推诿，视国事若不相关也。会朝廷授为直隶总督，促其兼程北上，七月二十一日，始行抵沪，初欲自运河北上，继则托故不行，京中时无明了外交方法之大员，李氏在外虽有奏请，固不如应诏入京陈说一切，主持外交，而祸或可减轻也，乃为个人安全之计，不肯北上，吾人殊深惜之。至于使馆久攻不下，虽曰外兵守御之力，而荣禄之设法成全，李鸿章等之奏请，及和议之迭次磋商，因予外兵休息防守之机会，固亦不可抹杀。太后明知使馆之不可攻，而终未切实保护者，岂如时论所谓，此亡而彼亦亡，不如同归于尽耶？

外省反对拳民最力者，当推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刘氏为湘军名将，于拳民势炽之时，景善称其电奏剿办，太后读其电文，心甚烦恼。刘氏于其境内严禁大刀会之活动。其初持两端而态度不甚明显者，则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景善称其一面请禁拳民，一面表示忠于太后。汉口英国领事于乱初起之际，亲往谒之，陈说利害，张氏颇为所动。又按《李文忠公全集》，六月二十五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李氏将其电告刘坤一。文曰：“千万秘密，廿三（十九）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以一敌众，理屈势穷……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二十）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李氏又复盛宣怀电曰：“廿五（二十一）矫诏，粤断不奉，希将此电密致岘（刘坤一）、香（张之洞）。”明日，刘坤一复称与张之洞保护长江一带之商教，严办匪徒。二人时已商定不欲挑衅，而督办水师之李秉衡留于江苏，闻知英舰驶入长江，亲往江阴阻之，刘坤一密电部将勿自我开衅。李秉衡电问水雷，并请拨款。刘坤一约其来宁，电告其事于张之洞，张氏电劝李氏勿动，长江始免于事。二督饬上海道余联沅与各领妥议章程，更电驻外公使向其外部说明，领事奉命交涉，议订章程。其要款则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人民之生命财产也。其他南方诸省亦多不肯奉行宣战诏书，两广则李鸿章首先不理朝廷之乱命，山东则袁世凯颇能维持境内之治安，袁氏主张慎重，不愿声张。其时德皇训令其东方海军司令强占烟台，司令以为无所借口，不肯执行。四川、闽、浙等省除一二例外，亦能保境安民，拳民蔓延之地乃限止于直隶，其杀害外人者，亦限于北方之长官，全国幸未大乱，颇赖李鸿章、刘坤一等之力焉。综观袁昶、刘坤一等之行动，其勇敢大无畏之精神，诚足令人生敬，其更足以诏示吾人者，一国之危险，莫过于理智之丧失，言论不得自由。感情用事之时，非有力者则无意见陈说之可能，而难有所补救，全体民众殆将成为疯人社会。政事之中对外问题，尤易激起情感。吾人所当留意者，对于政府之外交，不能囿于无根据之宣传，而必全国一致之说，终当审其是非利害，而为有条件之赞同也。

大沽炮台陷后，西摩援军值自廊坊退回，俄得军队来援，始能出险。其时清廷下诏宣战，而列强对于北京之情状尚未明了，中国驻外公使不愿回国，李鸿章电其对外说明大沽炮台向外舰发炮，先未得有朝廷之训令，列强苟不对华宣战，彼将北上解决其事。同时，列强多未留心于此，其海军大将视之无足轻重，亦无详细报告，乃均承认尚未入于战争状态。其公共之目的，则援救在难之外人，而往北京也。其在大沽，大将声明入京往援公使外人，凡于途中阻之者，则以武力应付，对于各省尚无挑衅之表示。其政府鉴于形势之危急，予以便宜行事之大权。外兵之自大沽往援天津者，约八千人，中有俄、美、英、德、日兵，合租界守兵，西摩退军，约一万二千人，清军与之相持，互相攻击。六月二十七日，联军攻取距租界十五里之东机器局，斯役也，以俄国陆军之力为最，会来援之清兵日众，大炮较多，混战不已。及外国援兵至津，改取攻势，七月九日，日本军队千名会同联军千名，取得海王寺之西机器局，守军乃益处于不利之地位。十三日，联军大举进攻，俄德军队五千人为第一队，日、美、英、法五千人为第二队。第一队奋勇前进，而第二队之力战尤烈，死伤之多，占其全军七分之一，日军终不肯退，逼近城下，明日，清晨炮毁南门而入。斯役也，共历一昼夜之恶战，而天津城下，日军之力为多，死伤者亦其最多。十四日，联军入城，大从事于劫掠，奸淫妇女，其惨状不堪设想。天津自拳民入城以来，业已入于混乱无政府之情状，及官兵战败，乘机抢劫，临去之际，更行放火，联军相继大掠，津民所受之痛苦，不堪言状，谋之不臧，祸至于斯，实可痛心，无辜之人民，诚不知其死所。列强军队中抢劫奸淫尤惨者，首推俄、法、德、印度军队，其行径直为穷凶极恶之强盗，长官不加约束，以为中国破坏国际公法，轻侮列强，而借之报复示警也。其根本错误，由于不知中国为专制政府，人民从无参政之机会，拳民之行为，虽为愚民之暴动，而少数昏庸之长官实造成之，长官逃去，而平民反受实祸，不亦悲乎！

津沽于六月十七日作战，七月十四日城陷，恶战凡二十七日，为中国自订约通商以来未有之力战，其作战者，全为北洋军队，时称武卫军数约三万人，由聂士成、宋庆、马玉岷统率，三人久历戎行，负有盛名，尤以聂士成所部为能战，其兵新法操练，军械较良，及其战死，宋庆等仍力堵防应战。拳民则托词推诿，反于“恶战之际，或掠良家财帛，或夺勇丁枪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事后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来见，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七月二十四日裕禄等奏语）而朝旨仍严责其招之助战，王公大臣固未觉悟也。天津既陷，北京之门户大开，朝廷诏催各省勤王之师，兼程入京急于星火，联军于恶战之后，占据天津，统将始信中国之兵尚可一战，不敢贸然进兵，听其军队嬉游于津沽，而置公使之生死于不顾。说者言其别有利用之野心，如德皇欲各国公使尽死，谋据烟台之例。其困难则列强互相忌妒，不能合作也。其亟欲往援北京公使者，则为英、美、日本。英国时方从事于南非洲战争，除印军而外，别无可派之兵。法国于安南有少数军队可调而外，亦无大军。德皇闻其公使被杀，命兵七千东渡但非朝夕之所能来华。美国于菲律宾岛虽有驻军，然已派遣一部分来华。俄国方经营满洲，其来援北京之兵，数亦有限。意大利等更不足言。其与中国邻近，运输便利，军队可无限制来华者，唯有日本。英国首先商请日本出兵，其时日本之国际地位尚低，鉴于列强之野心，中日之关系，颇主慎重，乃以出兵后之结果为言。英外相沙侯（Salisbury）通知俄、德、法国，征其意见，三国各存私心，答词不一，但无积极反对之表示。七月七日，沙侯再请日本出兵，其先日本已下一师动员之令，后且决定人数增至二万，其兵费由英国担保。七月下旬，日兵之来津者大增，初天津攻陷，外人多信北京之公使外人已死，会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请和于美，传递美使之乞援电文，始信其尚在人间，因欲立时出兵往援，英国助之。及日兵来津，其主将福岛即欲前进，各国统将会议，定于八月四日进攻。各国军队以其不受他国命令，议订每晚或必要时，统将出席会议，决定来日作战之计划。四日午后，联军开始出发，人数约一万八千。日本最多，俄国次之，英国又次之，美国又次之，法国又次之，奥意各有代表，独德国未有一人。其时德皇遣其大将瓦德西（Von Waldersee）来华，尚在途中，不欲联军进攻，及闻北京失守，至为失望，其用心之深毒，殆难推测。联军之进攻也，俄法为左翼，日、英、美为右翼，沿北河两岸而行，其作战之计划，先攻北仓。初裕禄、宋庆自天津败后，收聚余兵于北仓，朝旨倾向和议，会李秉衡奉诏入京，李秉衡以清正自守，负有能名，曾以山东教案，奉诏落职，原非太后之意，因得起用，又与刘坤一意见不合，勤王赴京，途中攻杀河间府之教民，及其抵京，太后将以其言决定和议，而李氏知识浅陋，缺乏判断能力，对外原欲拒抗，又受徐桐、刚毅之说，竟于陛见之时，主持战议，后再言和。御史奏请简为统帅，节制大军，统率团民，同赴前敌。太后下诏命其帮办武卫军，又有奏请宜派董福祥所部及团民规复天津者。裕禄时守北仓，浮报战功。毓贤更自山西奏请决战，其言曰：

若一意决战，天下忠义之士，莫不为之投袂奋兴，况闻英国带兵夷酋为飞炮所毙，日本新丧其国主，英人又屡为意国所挫。此三者果属不虚，正斗伯比所谓敌有衅不可失之时也。

其言不知得之何方，而竟视为可战之原因，其主张则遣提督冯子材往攻缅甸，提督苏元春出兵攻越南，候补道林朝栋督带兵轮恫吓日本；更诏新疆、蒙古、黑龙江、吉林各路攻俄。其言直为梦呓，乃出于长官之奏疏，军国大事，竟为儿戏，夫复何言！

八月五日上午四时，日军右翼开始攻击，北仓守兵御之，激战颇烈，日中，联军战败守兵，夺据其地，裕禄退守杨村。此战也，日军之力为多，俄法军队则以泥行困难，未有战绩。六日，联军继续前进，英美及日本一部分军队渡河，全翼沿铁路而行，午后抵于杨村，攻击防守之清兵，一战败之，英、美、日军之力也，裕禄自杀，宋庆退守蔡村。七日，联军休息于杨村，各国统将会议进取通州，明日，全军出发，日军在前，俄、法、英、美诸军继之，晚间，集中于蔡村，九日，抵河西务，十日，次马头，十一日，驻张家湾，十二日清晨，进据通州，途中除与李秉衡之军队战于河西务外，毫无阻碍。先是，李秉衡奉旨帮办军务，及军事紧急始行出都，七日，抵于马头，闻知北仓、杨村相继失守，宋庆退于蔡村，乃于马头布防，八日，进驻河西务，明日，联军大至，所部败退，余兵不奉命令。其时各省勤王之师及新募之卒凡十万人，无奈兵非素练，而能战之武卫军伤亡太重，士卒寒心，势如山颓，无能挽回。十一日，李秉衡奏言溃兵情状曰：“臣刻自马头退抵张家湾，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则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未所见。”李氏主张严申纪律，截杀逃兵溃将，招集散亡，而联军进逼不已，自尽而死。入京之路遂通，而日俄军官反信清军将力拒之于北京附近，俄将且言其军必须休息，统将会议采取妥协之办法，决定十三日侦探清军主力所在之地，不意俄军竟于晚间单独前进，九时开炮轰城，置其侦探之区域于不顾。十四日午时，俄军占据东便门；美兵则于城上先树国旗。日军闻知俄军先进，往攻朝阳门，其所遇之兵死力拒战，反而最后入城。英将闻其同盟军进攻，亦率军队前进，其公使先期告以路途，英军先至使馆，美兵次之，使馆之围始解。鹿完天记之曰：二十日（十四），四外枪声不断，两点钟，仆正在室中饮水，忽闻人声沸腾。仆曰：“此何声也？”或告之曰，“义和拳攻打之声也。”仆静听良久，出而视之，见一人从南御河桥飞奔而西，大声言曰：“救兵来也”；又见各国人纷纷从关署后东马道直上，皆摘帽狂呼。仆即往南御河桥，见英兵从水沟拥进，两岸人皆手舞足蹈，口唱阿利路亚，相与握手欢呼，交相庆曰：“我辈九死一生，数月之苦毒，一旦尽释矣。”仆亦欢喜非常，移时回寓少息，忽闻大炮声，出而窃望，见前门、崇文门两边守城中兵，皆弃戈脱甲争相败北，关兵拥大炮升城，对内廷直打。仆此时不觉凄然，变喜为忧，郁郁而归，至院内掩面涕泣。……此次祸起都门，内外教民骨积如山，血流成渠，闻者伤心，见者酸鼻。嗟乎！教民何罪，当此万难之际，欲死不得，欲生无门，不得已乃与各国官民筑垒共守百余日，昼夜环伺，精神疲倦，肠胃饥渴，死者白骨暴露，生者黄颜疲瘠。……仆等不过相与同心努力，冀免一死而已。

鹿氏之文不无夸张失检之处，遭难之人皆庆再生，其心中之喜悦，手之舞之，盖非文字所能形容，其悲伤者殆唯鹿氏一人。使馆内之卫兵凡四百余人，死伤过于半数；其尤难者，则西什库教堂之未攻陷也，教堂有法意水兵四十人驻守，教民三千余人避难于中。拳民、官军攻之颇力，教堂上有飞弹，下有地雷，危险过于使馆，教民之助水兵防守者，约有千人。其所有之器械，则为鸟枪刀矛之属，而竟未得攻破，闻者莫不惊为神迹。

初联军迫近北京，都中之人恐惧日甚，朝廷奏言外人赶制中国号衣，意欲混入京城，太后饬令守城大臣严稽出入，而实自相扰乱也。十二日，通州失守，李秉衡兵败自尽之报传至。据景善日记，太后、军机大臣相视而哭，太后言将殉国，并令皇帝自尽；荣禄说其留京，诏杀祸首大臣，太后心中尚信拳民或能挽救京师，犹豫不定，一日之中诏见荣禄八次，载漪五次，其余军机大臣，皆垂首丧气，默无建议。十四日，外兵逼临城下，开炮攻城，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五次，心中慌乱，竟无主张矣。景善又称午后四点钟，载澜直入宫中，高呼佛爷，声称夷兵入城。其言方毕，刚毅亦至，报告大批头有缠布之兵驻于天坛，太后犹言其为甘肃之回勇。刚毅坚称其为洋鬼子，且曰：“陛下必须立时出京”，夜半，太后召见军机大臣，其入值者，只有刚毅、赵舒翘、王文韶。太后曰：“余人何往？朕想其各自回家，置朕母子于不顾矣！无论如何，汝三人必须随驾。”更谕王文韶曰，“汝年太高，朕不想令汝受此辛苦，随后赶来随驾”，转谕刚毅、赵舒翘曰，“汝等善骑，现时随驾，不能远去”。语毕，王文韶奏曰：“臣当尽力追从陛下。”光绪谕曰：“汝言甚是，自以迅速为宜。”朝会遂终，太后休息片时，十五日上午三时起身，吩咐一切，将行之际，召见宫中妃嫔。光绪宠爱之珍妃忽然入见，请帝留京，太后怒而即命太监推之入井，光绪跪下，为之乞恩，竟不可得。妃嫔除皇后而外，无一从者。据景善日记，太后着蓝色夏衣，头挽便髻，一如汉人，其状近于乡间之妇女；光绪则衣长衫，登车向德胜门而行，八点钟抵于颐和园。守园之卫兵不识其为太后，入园片刻，登车北行。人民出城避难者，景善记之曰：“圣驾至德胜门，人山人海，致城门口几拥挤不能行矣。”

太后出京，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城中人民对于联军莫不失望，荣禄、崇绮不敢留京，其他长官或随驾外出，或出城避难，或困守家中，其出城者则以车轿全无，至为不易，妇女尤为困难。初俄日军队攻入城中，遇有抗拒，即怒而纵火，其先黑烟上升，来势凶猛，俄而火光蔽天，外人乘势抢杀，奸淫妇女。顽固仇外之朝臣自知不免于辱者，乃多自尽，其死或以免辱，或以免罪，或求恩恤。徐桐谓遭国难当死，结绳于梁，以颈承之而死，其家中妇女之自尽者凡十八人。崇绮为同治皇后之父，时为大阿哥师傅，于城破后，只身往走保定，其子于家中作坑，并将老母幼子妻妾葬于土中，崇绮闻而自缢。景善于外兵掠劫奸淫之际，记其家中所有之女子，欲吞鸦片，止之，不得，日记尚讥其愚，心中不愿自杀，其长子竟于十五日杀之，妇女均先服毒而死。醇亲王载澧之未婚妻居于家中，惧辱自杀，家人尽死。其他自杀者不知凡几，尤以妇女为甚。其人要多富贵缙绅之家，平日以贞节为重，其死固有出于自愿，亦有以死求名，更有深受家庭环境之支配者，其主因则社会上轻视女子，而于失节之妇女，予以难堪也。殊不知处于武力情状之下，失身非其所愿，实不足羞，其强奸之兵士，则野蛮无理耳，而于女子之人格，固无所损。所可悲者，拳乱造成于无理智之朝臣，彼等之死未足以蔽其辜，而正当营业之平民，备受痛苦，生命危险，财产损失，无辜之妇女反而自杀，可不悲乎！其造成祸乱而留于京师者，尚有启秀、徐承煜等。启秀党于载漪，前已言之，承煜为徐桐之子，见解无异其父，二人俱为联军所捕。

联军入城无恶不作，其初导之者多为被救之教民，教民志在报复，利用外兵，而亦乘机劫掠焉。外兵之抢劫也，可称净尽，其人无论何区，随其意之所向，掳取一切，对于男子则强令工作，不给酬报，对于妇女则奸淫纵欲，全城入于混乱之中。十六日，列强主将会议决定划地分防，多数防地仍在纷扰之中。总税务司赫德在京，目观其状，书告其友，八月三十日曰：“各事颠倒，全城均在不安扰乱之中”，三十一日曰：“余从未住于若是纷扰混乱之城”，九月六日曰：“吾人逐渐恢复秩序，但其进行极为迟慢，余对于现代军队战争之方法至为失望。”朴笛南（Putnam weale）于《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载一家中妇女多名，欢迎外兵一名，为其临时丈夫，以保护之，他兵尚有敲门而欲闯入者。军队中之最野蛮者，首推俄、德、法，印军次之，其军律最优而首先恢复其防地之秩序者，则为日军，次为美军。九月十一日，英将于会议席上谓各国防地均有许多华人，而俄国独为例外，其所有者唯狗而已。英国时患俄国乘机侵略，其将独以之为言耳。美国十月二十日之陆军报告，中言美军防地于一月以来，华人争至，营业如常。德军防地与之相隔一街，几无人民，华人声称德军抢劫财物也。德兵于其防地，无物不取，及瓦德西至，分取中国钦天监之仪器运回柏林，法国亦分得其小部分。日军纪律之佳，为时人公认，前已言之。其兵首往户部衙门，运去存银于日本使馆兼取太仓之米。日将报告其政府曰：“迄于十月第一星期，日军共得米二十五万石，银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七百两。”要之，列强之于北京，盖认人民财产为其战胜之奖品，可得自由处置。其心理以为中国破坏国际公法，而公法亦不适用于中国，乃造成无人道之惨史。谋之不臧，祸至于此，能不哀乎！北京城中之未抢劫者，只有禁城。列强对之，意见不一，大将公使之见解又不相同，最后议决不据禁城，由公使同其属员及少数兵士入内巡行一周，以示屈服中国之意，十月，德将瓦德西入京，驻于仪鸾殿，俄而殿罹于火，宫内珍物遂有散失。

官军、拳民自战败后，溃散乡间，四出抢劫，村民亦多逃难。太后、皇帝之出京也，尚有王公大臣太监侍卫同行，沿途供养困难，兵士抢劫民物，不可理喻，且有殴及县官之事，太监尤为蛮横。车驾之行程，北出长城，而往宣化，西入山西境内，南行而至太原，途中幸得岑春煊之兵护卫。初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勤王，及抵昌平，值太后出京，奉谕扈从，八月二十六日，驾抵怀安。唐晏记曰：“太后及御舆皆用蓝色轿，从有驮轿二乘，以载物，闻系贯什（地名）李光裕所献，盖出京时本乘骡车，贯什光裕乃进驮轿，至宣化，道府各以轿进，驾始御轿。……至晚，御膳甫上，厨房即为众太监抢劫一空，诸王大臣至于竟夜不得食，闻因索费不遂之故。国势至此，此辈尚敢如此横行，无怪其不可为矣。……时岑西林（春煊）方伯已授行营大臣，兼内务府大臣，便服手马鞭，立行宫外，而诸大臣亦皆便服顶帽，行李萧条。……初五日（二十九日），齐某兵至，队伍尤不整齐，军士亦不靖。此数日间城中虽安堵，而城外被劫者极多，各军止于不杀人而已，而横加掳掠，有甚于贼。其住宿多在人家，且有淫及妇女者，民之畏兵如盗贼也！驾去后，怀安遂闭城不开者半月，日见逃军掠城而过，……来者均捆载充盈，无空手者，亦有以车载妇女者。”十一月，德军将出关报复，唐晏闻之，西入山西，其纪事曰：“此次乱事，唯晋人深受蹂躏，驾过时，宦寺兵士往扰人家，上等之户不免，故神机营斩兵二人，翼长忠某革职，又闻有太监某宿民家，而辱其妇女者，更奇！其后逃军纷至，晋民夙怯，村民逃避一空，兵则搜妇女使炊食，且不给衣，恐其逃去也。”太后驻于太原半月，深惧外兵攻入山西，更往陕西西安。岑春煊致各省将军督抚电曰：“此次宫车外驾，倍极艰劳，溯忆初出国门，以黄屋尊严，且饥寒不免，其余辛苦可想而知！春煊每于召对时，语及时危，窃见两宫泪随声下，复闻罢朝之后，往往无端吁叹，涕泗弥襟，或中夜彷徨，宵深起立。”光绪在西安诏曰：“乘舆出走，风鹤惊心，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氓庶。”其言多为实录，人民更因而受祸。唐晏时游陕西，其在潼关记曰：“当大乱之际，又关中饥馑，道殣相望，食物昂贵。”其时大旱，而官吏入关需要者殷也。粥厂放粥，饥民坐待，有饥而大哭者。于斯凶年出狩，侍卫无道情状之下，太后、皇帝虽感不安，而朝臣所受之痛苦尤甚。太后于太原时谕京官每日给银三两，以示鼓励，而来者甚少，其原因一由于畏难，一由于无力外出。张之洞等怜其苦状，汇款入京赈之，及抵西安，下诏官吏由行在京官委任，来者始多，改令日给一两。其尤苦者，则被难之平民也，家中原无多粮而又不得宁居，终日惶惶，生命财产均在危险之中。其在京师通州间之人民逃避一空，村中阒然无人，避难于高粱之中。周馥奉旨入京，记其见闻曰：“自山海关至京师沿途民人稀少，洋兵处处设卡，京中各街闭户，瓦砾荆棘，触目伤心，问有骡车过路，皆插外国旗，以为保护，各国只认全权住处为中国境，余地皆为外国辖境。”其言多为亲身所见之事实。八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得保定来电，中云：“近日败兵纷纷南下，沿途抢掠不堪，路无行人，食水皆无。”其他诸省于联军进攻之际，亦颇感受不安。印军奉命调至上海保护租界，刘坤一表示反对，终无效果。他国军队继之而至，日军奉命驻于厦门，德兵进驻高密，俄兵占据满洲。于此纷扰之中，其谋趁时起兵者，有唐才常等，唐才常属于康有为党，结合哥老会，议订起兵，谋泄，被捕于汉口，死者二十余人。其党起兵于安徽之大通，湖北之新堤者，先后败死，余党之活动于湖南者，亦为巡抚俞廉三捕斩，人民固已饱受惊惶矣。

联军之入京也，虽曰共同作战，而实互相嫉妒，各争功利。其在北京除日美军队而外，不能维持治安，恢复原状。天津则由列强统将所设暂理地方之都统衙门管治。其委员初有三人，由俄、英、日将校充任，后瓦德西要求添派德人，美、法、意国先后提出同样要求，人数遂增。其管辖之区域，包有天津全县，东至北河入海之口，原有租界及联军所占之铁路机器局等，不得过问；对于华人行使无限制之威权，征收捐税，保护治安，审判犯人。其助拳民者，由其审判斩杀，联军捕获俘虏，判决罪后，亦转交其斩杀。其对华官之态度尤为强硬，天津道台布告就职，委员召之来见，令其更改布告，申明都统衙门管辖之地，不属于其范围，限其于二十四小时内离津，并转告李鸿章嗣后任何治理该区之官，均将驱逐出境。李鸿章之就直督也，委员奉瓦德西之命，认为私人；衙门对于外人，则无权过问。委员中有转递德军惨杀之报告者，备受瓦德西之申斥，其可议之点，固属甚多，然于短促期内，颇有所为。津民于抢劫之后，食料可虑，都统衙门给以所获之漕米，建筑大桥，拆去城墙，改造马路，浚治食水河道。其尤见称者，则修理北河，减少路程以便航行也。及后交还政权，尚余大宗现款归于中国，联军既得控制京津，对于李鸿章之请求议和，置之不理。其本国政策尚未决定，或假托亲善而别有所图，或希望太奢难于提出也。于此期内，其最引人注意者，则德军之报复，及俄国之经营满洲也。

初德皇威廉第二于七月一日闻知其驻华公使确死，次日，即令组织海外远征军，共七千人，欲以瓦德西为联军统帅，征求同意于列强，俄国首先赞同，法国无所表示，余以德使遇害，复称同意。瓦德西于普法战争立有功绩，为欧洲名将，九月末，乘轮抵津，住留一月，始往北京，住于宫中。其名虽曰统帅，而各国军队，实不受其指挥，且时北京已陷，无战可言，乃遣兵四出，专谋报复，凡直隶仇杀教士围攻教民之地，多令兵往，捕杀官绅乱民，火焚佛寺官署，抢劫财货，奸淫妇女。人民恐惧之甚，可于《拳祸记》所言宣化人防祸事见之。其言曰：“有送米粮者，有送银钱者，有欲奉教者，一寸许之十字像，可卖纹银十两，教外人佩于胸上，以为护符，但教友无有卖者，匪徒自教友家抢去之早晚课一本，可售银百两，教友知之，向外人索回。”人民愿出重大代价，以求免祸，可见其野蛮残杀之一斑。他国军队初曾加入者，后渐知其罪恶，脱离关系，德军独前进行。其表面上表示好感，而首先侵夺土地者，则为俄国，俄军自大杀华人而后，侵入北满，九月中积极活动，向南进兵，占据牛庄，乘势进取辽阳、奉天府、铁岭等地，势力达于直隶省界，时间不足半月，可谓速矣。其兵依然前进不已，山海关之守兵奉命退出让之，英舰泊近海岸者，闻知清兵退出，遣兵树立英旗，及俄兵至，已无及矣。瓦德西遂命联军北上，驻于山海关，以防俄人南下，俄军虽未能得山海关，然于直隶之势力，亦不可侮。其兵驻于天津者颇多，夺取天津、北京间之铁路，列强反对，始肯交出，作为国际公共用物，又夺唐山煤矿，幸以德璀琳之力，交还原主，其仍欲据为己有者，则天津、山海关间之铁路也，对于他国抗议，初置不理，明年，始肯交出。其在天津，又先宣布白河东岸为俄租界，其所持之理由，则俄兵流血得之，当属于俄也。其地长凡六里，天津之车站在焉，美使提出抗议，未有效力。初天津有英、法、美租界，其后德、日亦有所得，至是，比、意、奥国各有要求，法日更请扩展地界，美使抗议，无理之者，英德亦有要求，美国独无所得，乃订章程，归并地于英国租界。俄国先开租界之争端，对于满洲亦有占据不退之意。初黑龙江将军寿山奉宣战之诏，不自量力，向俄挑衅，攻击哈尔滨车站，拆毁铁路，俄军乘势侵入，占据城邑，进至吉林。其将军长庆自知不敌，以白旗迎降，俄军未曾肆虐，更另派兵进攻奉天，守兵败溃，不可遏止。将军增祺派员周冕与俄官言和，于是俄国尽占满洲城邑，营口海关初挂俄海军旗，旋改挂其海关旗，殆视为俄国海关矣。英国鉴于俄国之野心，大生恐惧，又以非洲之战事，对俄抗议难有效力，乃向德国磋商，十月十六日，议订协约，申明其不利用现时中国之事变，而仍维持其领土之安全，凡开放之商埠均得自由贸易，在华各种正当经济之活动，待遇上不得稍有歧视。其有利用中国之事变，而获得领土者，二国得协商应付之策略。不幸德国无遵守之诚意，反谓协约不适用于长城以北之地。美国政策则与英国相同，其国务卿海约翰先曾照会列强，依据门户开放政策，不得占据土地。

先是，联军逼近通州，总署照会各国统将停战，李鸿章亦力阻其前进，均不可得，张之洞以其将攻东直门，势必震惊宫禁，电请李鸿章领衔致电上海领事，望其飞电联军各长官，予以万万不至震惊皇太后皇上之实据，使南方各督抚各省民心不致激成大变，务望二十四点钟内复电。其性质近于哀的美敦书，张氏不知外交上之形势，宜后李鸿章斥为书生也。李氏复电婉谢。其时南方与京中消息隔绝，十八日，李鸿章等始知北京失守，车驾西行，疆吏颇为忧惶，刘坤一电李鸿章曰：“洋兵入京，宗社震惊，生灵涂炭，痛彻五内。西狩已确，无人主持，望公航海北上，设法议款，挽救危局，迟恐焚烧追及，大清存亡，唯公是赖，临电万叩。”李氏婉称时局略定，即航海而北，九月三日，各省将军督抚始由袁世凯电知八月二十日之罪己诏书。文曰：

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浃宇内。……不谓近日衅启。团教不和，变生仓促，竟至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施其责备耶！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是以恭奉銮舆，暂行巡幸太原。……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要之，国家设官各有职守，不论大小京外文武，成宜上念祖宗养士之恩，深维君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托空言，于一切用人行政筹饷练兵，出以精心，视国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毋专己而轻排群议，涤虑洗心，匡予不逮，朕虽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将此通谕知之。

诏文多责臣下之语，而于此次祸变，淡然叙述，且有自护之处，据《鲍心增行状录》，谕旨由其拟成，中多沉痛之语，亲贵将其删去。鲍氏为吾邑长者，时任军机章京，从驾西行，故得拟旨。诏文今自吾人观之，非太后承认责任，无论若何，均不忠实；光绪于拳乱始末，从未主张对外宣战，大祸成后，空诏究有何用？二十二日，诏求直言，惜其为时已迟。为朝廷之计，对内当即严办袒护拳民之王公大臣，以谢国人，向外则说诚心议和。其时和议尚无眉目，初八月七日旨授李鸿章为和议全权大臣，促其入京，而李氏留沪不行。及北京失守，刘坤一促其北上，不得，再致电曰：“宗社安危，全在中堂一人。中堂不到京，不能会议，事局非唯难定，且虑各国改易初心。千里蒙尘，是何景象！各省无所适从，是何危急！唯公念四朝恩遇之隆，两宫倚畀之重，同僚推许之切，天下仰望之殷，迅速北发，拯溺援焚，不胜泣祷！”李氏仍不即行，上谕迭催北上，九月八日，且曰：“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李氏久滞于沪也，一则畏难，一则别谋挽救，对内迭请保护公使，对外进行和议。驻美公使伍廷芳时颇努力，初七月中，伍氏对于美国政府报界，力言驻华公使除德使遇害而外，皆安然无事。现时中国政府予以切实保护，列强不应以拳民之罪恶，迁怒于中国。国务卿海约翰允许赞助中国，但以先用密码致电美使，得其回电，方足证明。伍廷芳为之转递，美使回电言其被围于使馆，日受清兵之攻击，速行来援，始能免于全体之被杀。由是真状渐明，公使难于进言。八月初，李鸿章再以上谕言和，并将遣兵护送公使至津通知列强外部，不幸送使出京，迄未办到，列强多置不理。及李鸿章奉旨为全权大臣，十二日，再向各国请和，欲止联军于通州，终不可得。十四日，北京城陷。十九日，李鸿章再电各国申明联军抵京，保使之目的已达，请求停战；二十一日，再请议和。列强之怀有野心者，不唯不理其请，反欲捕之，德国则其明例，其事见于瓦德西之笔记，盖以李鸿章之活动，妨碍其政府之侵略也。和议未有把握，赫德说大学士昆冈等请饬庆亲王回京，李鸿章吁请加派亲信晓事之王大臣会议，且于未得朝旨之先，不肯北上。太后于途中得奏，诏派奕劻充任。奕劻为总理衙门大臣，初于拳民之暴动，不敢公然表示反对，使馆被围之际，数次休战议和，由其主持，顾其胆怯，约定亲往使馆面商一切，而竟不敢前往，至是从驾，太后命其回京。其入京也，由英日兵保护，带来之卫兵，联军将其缴械，心中恐惧，赫德慰之，九月六日，往谒各国公使，商请议和，而各国公使未得训令，不能开会。李鸿章时在上海，坐失较有利于中国之机会，十六日，始行北上，十八日，船抵大沽口。列强海军大将有欲断绝其与华官互通信息者，以美国等反对而罢。瓦德西拒之不见，饬令都统衙门认为私人，十月，李氏入京，无款可支，同其幕友三人，寄身萧寺，状至凄惨。

和议久不能开，列强之意有不可知者，初联军攻陷北京，其政府得有公使之报告，明了清廷之责任，各以利害关系，一时难得共同之政策，于是不理中国方面之请求。李鸿章立意联俄，由来已久，至是，密电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外财两部大臣会商，力言中俄亲善，中国不信华洋各报所言俄心叵测之说，请俄先行撤兵，以作各国榜样。财相微德许之，面奏俄皇，俄皇允许即日将兵队公使人民一并撤至天津，以示真心见好。双方既有谅解，八月末，俄国致通牒于列强，建议公使退住天津，撤回北京之兵，列强信其另有作用，多置不理。俄使独奉命出京，后见其无影响，始再回京。九月，俄国再致通牒于列强，询问对于和议之意见，亦无效果。其主张严厉者，首推德国，次为英国。先是德皇闻知事变，训令其东方舰队强据烟台，司令以其无隙可乘，倘或无故挑衅，既属破坏宣言，而又引起列强之反感，未肯执行。德皇深以为恨，及瓦德西东渡，谆谆然以此嘱之，且欲多得赔款，以备其扩张海军之助。九月十八日，德国致通牒于各国，申明中国先办祸首，始可言和。其时载漪、载勋、载澜、刚毅等从驾西行，途中由甘肃之兵侍卫，时传太后仍深受其影响。李鸿章乃以惩治祸首为言，二十五日，上谕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并着停俸；载澜、英年交都察院严议，刚毅、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公使以为大臣革职复用，例不鲜见，而惨杀教士之毓贤，及围攻使馆之董福祥，罪尤重大，竟置不问，表示惩罚太轻。十月，驻外公使奏称各国非开议不停兵，非惩恶不开议，请严惩罪首，且曰：“否则无以明中朝悔祸之心，无以谢数万生灵之命，且无以禁诸强有挟之求，安危存亡，在此一举。祸魁就罪，和议可成，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会李鸿章入京会同奕劻再行电请。十九日，太后诏禁革职之大臣随侍行在，罢免毓贤，外使仍不满意，举行会议，一致议决要求中国将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毓贤、刚毅、赵舒翘、英年正法。李鸿章为之解说，而使团不理，瓦德西派兵赴保定捕杀布政使廷雍等，声称西行。李鸿章与奕劻切实电奏祸首难减，西行难阻。十一月，上谕革去载漪爵职，与载勋、溥静、载滢同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革爵，闭门思过，载澜、英年降级调用，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革职，发往极边充当苦差，董福祥独未提及。其时董福祥统率回兵尚在西安，朝廷以其为陕甘汉回所信服，将其严办，恐致事变，后始命其回籍。刚毅时已病死。使团仍不满意，说者谓其困难之症结，由于朝廷远在西安，回兵保护，而势不能有为。初联军逼近北京，李鸿章等会衔电奏车驾不可出京，张之洞不肯列名，电至，而北京已陷。及车驾抵于太原，列强欲其返京，而太后闻知外兵西行，反往西安。奕劻、刘坤一等先后奏请回銮，皆不之许，外使迭以为言，太后保护祸首，可谓无微不至。今自吾人观之，拳乱之祸，造成于载漪等之保护与奖励，其惨杀外人，攻击使馆，违背国际公法，固无论矣。其影响之所及，而使无辜之人民，或丧生命，或失财产，或受污辱，祸及数省，其罪状之重大，一死不足以蔽其辜。及外使迭次要求，始乃从轻发落，朝廷不先将其惩办，必待屈服，方肯办理，一方面表示其无正确之见解，一方面徒失政府之尊严，思之未尝不为之痛恨也！

惩办罪魁交涉之际，列强之意见纷杂，尚无具体之条件。十月四日，法国致通牒于各国，提出六点，作为和议之根据。一、中国惩办北京使团提出之罪魁。二、禁止军火运华。三、赔偿国家团体个人之损失。四、驻兵保卫北京使馆。五、毁大沽口炮台。六、占据北京至大沽间之要区二三，以便使馆人员或军队之往来。列强对于通牒中之建议，虽未一一同意，而大体上则无争执。十五日，中国全权大臣提出和议之条件凡五：一、中国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联公法，深以为歉，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事。二、赔偿损失。三、列强可得修正商约，或另订新约。四、联军交还总理衙门及其档案于中国。五、休战。使团认其擅自草定条件，避重就轻，其中且有未得本国政府训令，而无权磋商者，将其驳回。其时中国代表急望早订条约，虽以法国建议为磋商之基，亦愿接受。公使迭次讨论法国之建议，对于罪魁，主张斩杀董福祥、毓贤等，并请上谕宣布凡仇教之府县官立即革职。当其会商之时，对于罪魁争论颇烈，一派陈说载漪、载澜为皇族近支，董福祥统有军队，朝廷势难处以死罪，一派仍请处以死刑。其余五条亦稍修正。会议中另有建议凡三：一、上谕颁贴各地，严禁仇外之会社，其入会者处以死刑。二、中国取消总理衙门，另设外务部，委任总理一人。三、使团与朝廷之关系，须以明达妥善待遇为基础。其讨论之结果，通过第一建议，第二、三于原则上同意，其采行待后决定。十一月，德国、日本被杀人员之案解决。十二月二十四日，使团始以和议总纲交于中国全权大臣，内称不容改修一字，奕劻、李鸿章即以原文电告西安，二十六日，上谕允许。和议开始进行，公使谓中国全权大臣证书，未用国宝，改用始已。

和议进行极为迟缓，先以惩办祸首之争执，毫无进展，明年二月，太后许办赵舒翘罪，方始解决，中俄交涉更增加其困难。初俄军占据满洲，有兼并之心，李鸿章反欲联俄，其在津也，出入有哥萨克兵护卫。盛京将军增祺擅派委员周冕订成丧失主权之章程，一九〇一（光绪二十七）年一月，朝廷将其交部议处，诏其回京，而俄反对，乃得暂行留任。公使杨儒与微德密谈，微德拟订之条款十二：（一）军费在京核定，另算铁路赔款。（二）东省简放将军及常设兵警，须先与俄商明。（三）每将军处，俄派文武二员，一稽兵数，一办铁路。（四）满蒙及北省各项利益，不得让与他国。（五）中国不得造铁路于满蒙等处。（六）金州归入租借地。（七）俄国代办满洲税关。（八）陆路进口货纳税后，不再收税。（九）中俄借款应改每年付息。（十）军费未清，中国无权赎回东省铁路。（十一）俄国收购山海关至营口铁路，其价在军费赔款内扣算，下欠之款，即在满洲税关进款内扣算。（十二）俄国保路之兵分期撤退。其条款严酷过于周冕所订之章程，诚出世人意料之外，而杨儒、李鸿章见事不明，竟视俄国为友。刘坤一闻知增祺所订章程，称其关系中国安危大计，电奏朝廷曰：“各国眈眈虎视，此次允和而不占疆土，彼此猜忌，互相牵制。若允俄独得东三省政权兵权，无异地为彼有，各国必将效尤，分裂之祸立见。……与其允而失中国，何如坚持勿允？虽弱犹可图存！”刘氏之言可谓扼要，其建议之办法，奏请将其作废，更密商于各国公使以为钳制。二月，朝廷寄国书于杨儒，派为全权大臣。列强颇以中俄交涉为虑，尤以日英为甚。日本外务省迭劝中国议款，万不可割地，如允一国，他国必群起效尤。俄国竟强杨儒承认草约十二条，其内容与微德前言稍有出入，而满蒙划为俄国特殊势力范围，迄未稍改。中国不能自由派官遣兵及行使主权于满洲，其不同于前者，中国反而承认新疆为俄势力范围，许其向北京筑一铁路，先达长城。损失视前尤甚矣。

日、英、德、美、意、奥闻之，先后抗议，李鸿章说其径与俄国商办，俄使见之，谓为二国之事，可置不理。杨儒来电竟以危辞要挟，其心殆不可知，关系若此重大之条款，何不早先请训也。李鸿章为之多方解说，引用俄使恫吓之言，谓中国听信谗言，不愿立约，东三省必永为俄有。朝廷则患不许俄请，俄将阻挠和议。日本多方说明非俄所能阻挠，准许俄约，他国将有同样之要求，造成瓜分之祸，俄不过虚声恫吓，并不敢于启衅。英美诸国亦劝拒俄，以保大局。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迭向刘坤一劝说，刘氏先后电告西安、北京。张之洞则以英领之陈说，亦以为言，且请外国援助。驻日公使李盛铎、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均言俄约不可允准，朝廷遂诏奕劻、李鸿章妥议，更命杨儒向俄商减条款，期保自主之权。驻京俄使负气向李鸿章恫吓，杨儒向俄外部磋商，外部反催定议，最后复称不能再易一字，限期画押，危辞威逼，退回公文，拒之不见，但于驻俄英国大使之询问，则称新约无碍中外条款，仍可商改等语。李鸿章不信俄有此言，三月十六日，电复杨儒竟说其电催画押，以破刘坤一等之迷惑。日本外部再进强有力之忠告并向俄国询问，俄称新约无碍中外条约。李鸿章仍称俄必决裂，祸即在目前，电请画押，朝廷又以英国严重警告，主张缓议，且以各国驻使向我声明，公约未定以前，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及期，条约未曾签字，杨儒适得重病，俄国亦无异举。四月三日，俄向各国说明满洲仍照旧例。其堪称异者，李鸿章以法为俄同盟国，四日，电告驻法公使裕庚嘱其向法外部，声称公约成后，再行画押俄约，请其转告俄国。李氏时以中俄交涉与刘坤一等不协，又先以会衔奏请与张之洞不和，张氏谋固禄位，对于重大事件，拒绝列名，关于电请回銮，竟谓如列其名，将即电奏声明，其卑劣至是，古人所谓鄙夫也；又好发言，不为李鸿章所喜，亦力反对中俄交涉。总之，关于中俄交涉，刘张二氏之主张，固胜于李鸿章也。

和议前后，其亲善中国者，首为日本。初当使馆围攻之际，其外务省多所忠告，及后出兵，称其专为救使。李鸿章谋阻外兵入京，日本亦愿讨论。及联军逼近北京，日本通知东南督抚，申言日兵将力保护太后、皇帝。及北京失守，禁门由日兵保护，其外务省对和会建议曰：“宁偿费，勿割地”，并派兵士保护庆亲王奕劻入京。瓦德西遣兵往攻保定，日本先期通知，并述应付之策。德兵进至沧州，亦先电告清廷。会闻中俄新约将成，百方劝阻，其政策则以中日地理相近，种族文化相同，日本工商业益形发达，中国土地保安，日商可得经济上平等之待遇，万一俄得满洲之主权，列强效尤，则将妨碍日本经济上之发达。尤有进者，俄国干涉还辽，经营朝鲜、满洲，与日立于冲突之地位。其政治家故力反对中俄条约，其助中国，而实自谋也。朝臣疆吏多以日本“真心助我”，二国邦交颇为亲善。

列强之目的不同，是以和议进行颇形迟缓，瓦德西笔记，称英俄利害冲突，而德与英缔订协约，英使故意拖延，而欲德军久住中国，于其对俄较为有利。其言虽不尽确，而英实有相当之责任。一九〇一年八月，李鸿章电报和议情状，称英使萨道义曰：“坚执外省获咎人员及停止考试二事，未经办完，断难有全数撤兵之望，而获咎人员，散在各省，查复需时，军机处及各督抚来电常有应商减免之员。各使甚为厌烦，又不肯以时答复，遂至旷延时日。”其他争执之焦点，则为赔款，其数颇难决定，担保品限于关税、盐课，乃议办进口货收足值百抽五，及前免税货征税，迟之又久而后定。瓦德西反欲遣兵报复，屈服中国，屡次扬言将攻山东，并遣法军往攻山西，下令联军预备作战。美使抗议其破坏和议，他国亦有力持不可者。瓦德西进攻陕西之计划，不能实现。八月，和约议成，公使必欲朝廷明降谕旨，停止仇教各地之考试，严办仇外之附从官吏，及禁军火入境，方可签字。李鸿章等迭电催办。九月七日，双方签字，是为《辛丑公约》。中国代表为奕劻、李鸿章，外国方面有英、美、日、德、奥、比、西、俄、法、意、荷十一国公使，其中比、西、荷三国，未有军队加入作战，余如丹麦等国未与和议，条约共十二款。兹分言其要者于下。

一、道歉。中国政府对于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之被害，特命醇亲王载澧赴德表示惋惜，于其遇害之处，竖立铭碑，列叙皇帝惋惜之意，并建牌坊一座。其于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之被害，朝旨简派侍郎那桐为专使，赴日表示惋惜，凡拳民污掘之外国坟茔，中国允许出款建立涤垢雪侮之碑。载澧、那桐均于条约议订之先出国。

二、惩办祸首。载漪、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由皇上加恩，贷其一死，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勋、英年、赵舒翘皆令自尽。毓贤、启秀、徐承煜均即正法。董福祥革职回籍。载勋等之惩罚，于条约成立之先，业已分别执行。刚毅、徐桐、李秉衡时已身死，追夺原官。毓贤自尽。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奉旨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其杀害外人之城镇，官长革职，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其地共四十五城，山西二十二，直隶十二，满洲六，河南二，湖南、陕西、浙江各一。

三、禁止军火。中国允许禁止军火及制造军火之材料入境，期为二年。自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起，嗣后诸国仍得续请，得再展期二年，顾以张之洞等之反对，续禁之请，双方谅解不再提出。

四、赔款。赔款之争执最为激烈，美俄力说北京之形势难得公平之解决，主张交于海牙和平会办理。他国则以驻华公使熟悉中国情形，均言不可。其尤争执不下者，则为额数。英、美、日本皆言赔款不能超过中国财力所能担负，最高之额数须在三万万两以内，而德皇久已决定索取大宗赔款，以为扩张海军之补助，主张额数二十万万马克（约银七万万两），其于瓦德西之东渡，明白告之。其公使于和议席上，坚持不能减少，德皇更派殖民监督司徒来尔（Von stuebel）赴英磋商，提高中国海关之税率，以供大宗赔款之用。英国以其商业在华最为发达，加税则其本国商人首受影响，拒绝其请。交涉既无进步，一九〇一年三月，列强组织委员会，调查中国财政，以德、法、英、日公使充任，其所得之结果，则为中国全年收入共银一万万两，而支出一万一千万两。委员会召询专家如赫德等之意见，赫德始终坚持中国方面之支付或缴利能力，万不能超过银币三万万两。委员会乃筹增加收入之计划，信其可得四万五千万两。赔款之额数遂定，通知中国代表，奕劻等奏报朝廷，五月二十九日，上谕准可。赔款或主现款，或言借债，多数则主限期还清，年限初为三十年，附加利息，最后定为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赔款虽为银币，以两计算，而于条约上载明分按各国金币之汇兑率付出，自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起息，一九〇二年一月付款，迄于一九四〇年清讫。自一九〇二至一九一〇年，每年所付之款，平均计算，凡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年付一千九百八十九万九千三百两。一九一五年，二千三百三十万三千三百两。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一年，年付二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两。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〇年，年付三千五百三十五万一百五十两，共计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此就银币而言，迨后银价低落，各国以恫吓之辞，要求赔款改作金币计算，中国之损失更巨。其分配也，各国之多寡不同。

列强提出之赔款，不许考核减少，美国所得之款，只百分之七点三，就德、俄、法三国之比例而言，不能谓大，而上海道所欠常胜军主将华尔之款，乃亦并入计算。俄德之要求，殆难以情理论之，徒增无辜平民之担负而已。呜呼！处于衰弱腐败之国，人民所受之痛苦固多也。赔款之担保，共分三项：一、海关之收入。二、常关之进款，其在通商口岸者，改归海关管理。三、盐税。其后美国对华表示好感，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退还其一部分剩余之款，专作教育之用。欧战之时，中国对德奥宣战，列强允许中国延期付款，战后德、奥、俄款之处置，均有变更。美国退还余款，英日等国亦将其另作他用。

五、使馆。中国允许扩展各国使馆，重新划定地界，地基分送各国，民房由中国收买。界内归使团管理，并得自由防守；各国得住兵队保护，华人不准居住界内，使馆区域扩大约达一千二百亩，列强各有所得，留京之兵，各国不同，其最多者数为四百，少者一百。

六、交通。中国拆毁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口之炮台，并许各国酌定数处留兵，以免交通断绝之虞。其许外国驻守之处，条约上指明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七、禁令。清廷允许张贴严禁仇外之上谕于各府厅州县，其设立或加入仇外之会党者，即行正法。布告惩办仇外之官吏，停止害虐外入城镇之考试。其发帖各省上谕中之扼要语曰：“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饬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倘有不逞之徒，凌虐戕害各国人民，立即驰往弹压，获犯惩办，不得稍涉玩延，如或漫无觉察，甚至有意纵容，酿成巨案，或另有违约之行，不即立时弹压，犯事之人，不立时惩办，各该管督抚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各官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效他省，希图开复，亦不得别给奖叙。”

八、订约。中国允许各国商改通商行船条约，并襄办改良北河、黄浦水道。北河由外人修治者，于天津政权交还之后，由中国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每年出银六万两。黄浦另设专局整理水道，其每年费用，占算四十六万两，期为二十年，中国与列强各出其半。其详细进行之章程，另有附文，刘坤一反对，各国不允考虑。

九、设官待遇。中国允许各国之要求，废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使团之意欲去旧时习惯，另换外交上之气象也。太后简派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授王文韶、瞿鸿为会办大臣，徐寿朋、联芳为左右侍郎，外使觐见礼节，另有附件。觐见之所，定为大内之乾清官正殿。

十、撤兵。条约末后申明字句及往来文牍均以法文为凭。联军之在北京者除防守使馆兵队而外，于本年九月十七日撤退，直隶之外兵亦于二十二日开始回国。赔偿军费则以七月一日为截止之期，各国军队有先撤退一部分回国者。

和约成立，中国对外关系恢复常态，其未完之问题，仍在交涉之中。方议和之际，大臣奏请圣驾回京，太后不许，迨外兵撤退，车驾始自西安出发，东往河南，留于开封多日，始自郑州北上。途中铁路筑成者，即乘坐火车，一九〇二年一月七日，抵于北京。方太后、皇帝之在河南也，上谕称奉懿旨撤去溥儁大阿哥名号，令其出宫，车驾抵京之后，光绪御乾清宫接见驻京公使，待遇颇为优渥，太后亦于宫中撤帘与公使言语。顷之，公使夫人入宫觐见，其曾受惊于使馆者，太后慰之，亦颇自悔焉。其时外兵陆续回国，直督袁世凯商请各国统将交还天津政权，统将初持异议，幸赖公使之指导，迫而于四月议订交还章程，关于中国驻兵，尚有限制，八月归还政权，凡其行政税收等，均有详细报告，剩余之款十八万两，交于直督。直隶而外，上海、厦门、高密、满洲尚有外兵。先是，上海印兵先至，法、德、日军继之而至，实则长江下流并无问题，而各国互相监视也。至是，中国请其撤兵，四国提出一国派兵上海，本国仍可驻兵。德法进而要求于扬子江流域，享受机会平等之待遇，始肯撤兵。英国闻而抗议，中国言其并未予以承认。明年，外军始乃撤退。厦门日军亦回本国，其驻山东者则为德军，德国借口护路防御拳民，驻兵胶州、高密，建筑营房。事平，中国迭次请其撤兵，均置不理。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德国始允撤退胶州之兵，高密仍须分期撤退，其营防建筑物售与中国，价银四十万两。满洲俄军始终无撤退之意，造成日俄战争之祸。

撤兵为中国之请求，其为外国所注意者，则为实收值百抽五之关税与改订商约也。税率根据于一八九七、八、九，三年之货价而定，一九〇二（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始行告成，十月三十一日实行，期效十年。其先适用之税则，订于一八五八（咸丰八）年，中国虽据条约要求改定切实值百抽五之税，列强竟之不许，四十年后，始得改定税率，未定以前，则自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海关照按估价百分之五征收。列强之先订商约者，则为英国，一九〇二年九月，中英商约成立于上海。明年，中美、中日商约成立，大体上多仿英约而成者也。商约而外，其载明于《辛丑公约》而后改变性质者，尚有黄浦河道局焉。其经费半出于中国，而大权反归于外人，德国因有扩张势力之计划。两江总督认为有碍主权，不肯派员。会海关建议中国出款自办，一九〇五年，改订章程，后二年，荷兰之工程师承揽濬浦工程，颇著成效。

综观拳乱，始于民众感受荒年衣食之困难，被惑于白莲教之神奇传说，深惧外国势力之侵入，刺激于少数教民之专横，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其人不知国际上之形势，缺少辨别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恶外人，而力无如之何，仇视外人之心理，蕴郁日深，其报复之心愈毒。同时，外国专于中国图谋权利，不顾信义，其所威胁而成之条约，关于中国之利益，且多漠然视之，关税尤其明显之例；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中，倡言瓜分，或租军港，或筑铁路，或划定势力范围，或巩固其地位。中国形势之危险，惶惶不可终日，共御外侮，遂成普遍之需要。其所难者，则外国之军火远非中国之所能御，拳民因而利用其不畏枪炮，及扶清灭洋之说，大臣信之，载漪假造照会，竟无一人疑之。其愚陋可想，外兵乘之，攻取炮台，大乱遂起。拳民外兵各以残杀焚抢报复为事，其悲惨之情状，吾人思之，尚为心悸，其身受其影响而入于痛苦之境遇者，更不知若何矣！迨及联军攻陷北京，列强对华之政策不一，尚有主持瓜分之议，幸其利害冲突，互相忌妒，而无满意解决之办法。更就中国之国际地位而言，其屈服可谓至矣，北洋精军悉数溃败，太后皇帝狼狈出逃，联军统帅住于宫中，条约中之要款，尚有毁炮台，出赔款，外兵驻防使馆等。其堪称异者，中国于兵败屈服之际，而朝廷尚未彻底觉悟，对于天津失守，则信“倭人装扮拳民模样，夜赚城门”所致。关于议和，则不知适当处置之方法，国中所谓清议，亦未能辨别是非也。祸首之惩办，徐用仪等之开复，必待外国之要求，其诏复徐用仪等之原官，则曰“经朕再垂询，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其后更应英美公使之请求，诏复张荫桓官，张氏于拳乱时被害于新疆故也。上谕之措辞，竟谓由于外使之要求焉。舆论之足称异者，广州报纸于联军攻陷北京，尚捏造其溃败不堪之情状。及车驾在陕，瓦德西遣兵挑衅，朝廷迭以严防应战为言，乃战无不败退，冯子材等亦持力战转弱为强之说，天下之事，固不若此之易！幸赖李鸿章等之力，始免于事。张之洞据人报告，致电刘坤一论随驾人员曰：“其议论皆是一派旧话，于时局一切茫然，忧焦万分。”又曰：“今日见自陕来人言，西安京外官绅士，多言敌不能深入，若添足一百营，必能破敌。京津破败，皆汉奸为之等语。今日又见自湘来人言，湘绅多言必须战胜，方可和。由鄂省昌言保护，两湖平安无战事，以致湘人勇猛无从施展；电报局于洋胜则报，华胜则讳，皆是汉奸等语。”其言不知何所根据，竟出于士大夫之口。陕西人士闻知赵舒翘之斩罪，表示不服，朝廷改而令其自尽。甘肃文人于毓贤之正法，群谋救之，毓贤自知不免，止之，自杀。于此可见自《南京条约》以来，缔结《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公约》，其一次损失过于前一次者，未始不由于知识之浅陋，以及执政者无适当之处置也。外人利用时机，更何足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