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近代中国史混乱之源

自中日战后，列强以索酬均势，相继要求承办铁路，租借军港，划定势力范围等，借以巩固其政治商业之地位，中国迫而一一许之，危急之势几至瓜分，士大夫留心国事者，始大恐惧。其洞悉世界大势之识者，谋取西方强国之所长，以补吾国之所短，主张变法，竟归失败。其顽固者抱有卫道之心，反对采行外国制度，及列强侵略日甚，而恶之益深，偏见之极，思想全为意气所支配。其下人民迷信痼深，或以闹教酿成暴动，或言外国将强信教，或信外人夺其生计，于此谣言四起之际，山东交涉遂起。山东为孔孟生长之地，先受德国之侵略，足以引起人民之愤怒矣；更就朝廷而言，慈禧于政变之后，总揽政权，诛逐变法诸臣，独于英日保护下之康梁无如之何；驻京公使迭问皇帝健康，阻碍其废立之谋。其时董福祥统率之甘军奉命驻京，兵士仇视外人，于卢沟桥殴伤工程师，地方官不敢闻问。公使抗议，欲调外兵入京保卫使馆，慈禧迫不得已，调之出京，更为缓和外使之意见，接见其夫人于宫中，赐以礼物，待之优渥。但据德龄女士之言，太后于拳乱后，尚无诚意待遇公使夫人，其违反心愿屈服至是，则徒增加其恨恶外人耳。其亲信大臣则为载漪、徐桐、荣禄等；载漪为道光之孙，爵为端郡王，平日深得太后之欢心，太后新立其子溥儁为皇子，满语所谓大阿哥也。徐桐德高望重，痛恨外人，其卫道之诚过于其师倭仁。荣禄为太后亲臣，反对变法，政变之后，掌管北洋精兵，大臣中以其尝与外人接触，较有常识，余多昏庸狂妄。其相同之见解，则反对外人，侈言复仇，义气情感之激昂，往往丧失理智，终乃不问是非，不择手段，不惜孤注一掷焉。

仇外之原因繁多，教案则其一也。教士自订约以来，前来中国者日多，总其派别为三，一曰天主教，二曰基督教，三曰正统派（即希腊教）。天主教之在中国历时最久，利玛窦、汤若望等属之，输入科学知识，康熙而后，教禁始严，热心传道之神父仍有潜往内地者。基督教来华，始于一八〇七（嘉庆十二）年英教士马礼逊之来粤。马礼逊以教禁之故，不得自由传教，学习华文，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翻译《圣经》，美教士继之来华，初无重要之成绩。正统派教徒住于北京俄馆，学习华文，无传教机会之可言，此订约前之情形也。及《中美望厦条约》成立，美人得于五口建设教堂医院，朝廷更应法使之请，废弛教禁。时值十九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资本集中，富力大增，中级社会捐助教堂之款，为额颇巨。世界交通，以科学之进步日趋便利，教士之愿应募前往异国传教者，数乃大增。其人深信耶稣教高于一切宗教，而当广传福音拯济世人也。教士之派别不同，教义及传教之方法迥然有别，教会与政府之关系亦各有异。其在中国者，以法、英、美、俄人为多；法人多奉天主教，英美多信基督教，俄则信奉正统派。天主教、正统派原与政治不分，正统派之在中国尚无地位可言，未有政治野心，而天主教之神父则尝利用宗教势力，干涉政治，且有以权力扩张实力者，得有法国之保护。基督教尚无政治背景。一八五八（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允许教士传教，一八六〇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准许教会购置产业于内地，二国后虽否认其有效力，而神父固自由传教于内地，并置产业。总署俄应法使之请，议订章程，予以承认。基督教之教士不愿放弃机会，从而效之。教士之在内地也，不受中国官吏之管理，法律之裁制；其公使遇其财产损失，生命伤害，多所要求。自其政府而言，保护侨民乃其天职，教士为侨民之一，自当保护也。自华官观之，传教败坏人心风俗，不肯切实保护教士，问题遂多。

中国对于传教事业多怀疑虑，慈禧于拳乱后，尚信教士挖眼取心配成药剂之说。德龄女士言其不足凭信，举其父裕庚办理教案为证，因论教士救济穷苦之事业。太后转言教士果实悲天悯人，救济穷苦，收养孤儿，医治病人，何不在其本国而来中国？其言足以代表大多数人民之思想，今日之怀有此见者，数尚不少。其疑教士之取眼心者，本于国内方士炼丹采补、摄取人精之说，时人又信教士窃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其传说之由来，盖教会收养婴孩，男女信徒同在礼拜堂中祈祷，而中国礼教男女不相授受，以为伤风败俗，造谣毁之也。李鸿章以办理外交熟习洋务见称于时，其官于直隶也，李提摩太于其管辖境内救荒施赈，提倡科学，而李鸿章从未乐捐分文，或稍予以经济援助，李提摩太深以为憾，此固由于李氏吝于施舍，而其怀疑教士亦其原因之一也，后奉命赴俄致贺加冕，乘坐法轮西渡，李提摩太亦乘船回英。李鸿章于船上见之，惊曰：“君在三等舱乎！余之侍从皆在头等舱也”，始知其非英国派来之奸细。其不能了解传教事业者，一则由于不知外国之情状，以及耶稣教之性质，教会在其本国，办设医院学校慈善事业，规模宏大，其经费出自教徒之乐捐，而多用于本国，海外事业不过其工作之一小部分，固与政治无关。其误会之由来，或起于天主教也。天主教之在东方，向归法国保护。法国利用其为侵略之工具，北堂教堂历久交涉，始肯迁让。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总署商请罗马教皇遣使驻京，管理神父，教皇许之，而法国多方恫吓，教皇竟不敢遣使来华。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德国始行保护本国神父，后以教案强据胶州湾，均其明显之例。虽然，此就一方面而言，教士远至一国，其国苟有强有力之政府，保护外侨，人民安居乐业，固无祸患，而在当时之中国，愚民易受煽惑，官吏不善劝导，遂致事变迭起，列强之不善于保护教士，亦有相当之责任焉。

教士之在华传教也，其教义本于《圣经》，而解释则多本于个人之信仰、教育与经验，其与中国原有之思想虽或求免冲突，而以环境之不同，冲突殆不可免。其反对之者常以文人为中坚，其人诵读诗书，高谈理学，胸襟狭隘，见闻浅陋，而又严于夷夏之别，恨恶教士传道。其主因一则教士反对祭祀，教民斧其神主，而中国为礼教之国，不能相容，一则文人轻信讹言，以其奸诱妇女挖眼取心也。最初教士所在之名城，每于童生应考之时，常有闹教之案，官吏原为知识界人，而文人居于领袖地位，自多与之合作。民间敬神拜佛，教土则往佛寺劝人不拜偶像，攻毁佛法，教民不肯出钱唱戏修庙，朝廷曾令其于文庙不得托故拒绝，而唱戏谢神含有娱乐之意，乡民视为大典，而独教民反对，乃相仇视，心中存有成见，自易轻信传说，而无聊之文人，又致力于宣传。长沙刊印之文字尤多，主其事者则信好扶乩兼有心病之周汉也；时人竟称其文为“乾坤正气”，曾绘图画，坐猪精于上，剖心挖眼于下，詈天主教曰“天猪叫”。外使抗议，李鸿章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其严办，张氏多所顾忌，复称“湖鄂两省无识士绅，多有称赞其歌谣各种者，此等谬见，猝难家喻户晓，若重办必激成事端”，置而不问。及胶澳变作，周汉刊印揭帖，劝人焚烧耶稣妖巢，违者合门屠之。陈宝箴下令捕之，周汉于候审所大闹，毁物欲死，忽索妓女及银，先曾自撰挽联，陈宝箴讯之，又自否认，固疯人也。而毁教闹教竟成风气，哥老会因之作乱。教士之远传道者，莫不欲其事业之发展，多得信徒，以便报告总会，内地人民之愿奉教者，多属愚民，不为乡里所齿，教士之能接触者，以其为多。教士享有领事裁判权，不免利用时机，干涉诉讼，诉讼费为官吏收入之一，其判定案件本可断于情感金钱，教士常谓官吏反对教民，判断不公，乃向上司陈说，初以婚姻为多，后则遍及他事。其弊之极，则对官吏毫不相信，而所根据者全为教徒一面之词，先向县官交涉，县官不从，报于领事公使，终将迫而许之，结果增加双方之恶感。就人民而言，教徒之无理者，反而得直，良民受欺者反而败诉，无赖作恶于乡里，而为地方人士所不容者，尝或加入教会，教士予以保护可即无事，无赖有所恃而不恐，作恶愈甚。于是教民、平民之隙日深，互相仇视，其造成此种现象，多由于天主教徒。

中日战时，四川教案大起，总督刘秉璋于成都城内不肯缉凶归案严办，地方官亦置不问，教士惊恐，英美公使严重抗议，要求刘秉璋革职，总署不许。英国称将派军舰入川，朝廷始免其职，诏称永不叙用，查惩办理不善之道府县官。川案尚未解决，而福建古田之教案又起，死者十一人，伤者五人，基督教教士筹商办法，公推李提摩太等入京，上奏教民相安之策，其主意则谓书籍文字诬陷教士，愚民扰害教民，隐忧甚大，建议三策：一、诏去毁教之文。二、不歧待教民。三、官吏与教士往来。其言颇有见地，办法切实易行，其请与官吏往来者，则为免去隔阂不通之隐，且可询访教务，免除误会也。朝廷固未接受其议，教案仍时发生，其难解决者，当推山东兖州殴伤德国教士之案。德使原欲生事，要求四端，总署许之；而巡抚李秉衡电称不可曰：“如必尽餍其欲，衡即受严谴，亦难遵办。……不如将衡奏请治罪，借以谢过。”一八九七（光绪二十三）年，巨野匪徒伤杀德教士二人，德兵强占胶澳，朝旨授张汝梅为巡抚，而地方官仍不允许保护教士，令其出境。张汝梅亦言教士不可前往曹州，光绪严辞责之，始免于事。巨野教案解决，四川、广西复有杀毙教民之事，帝于变法时诏饬地方官切实保护教士，不得有意拒其谒见，一面开导百姓，嗣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地方官即行严办，将军督抚一并惩处。九月，懿旨亦令直省大吏认真保护教士教堂。一八九九年，总署与北京天主教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Favier）商订官教往来事宜，三月，宣示主教或护理主教之品位与督抚相同，准其谒见。大司铎准见司道，其余司铎准见府县等官，其交换条件，则主教径与地方官商办教案，不得干涉诉讼也。法美赞同新章，英国反对，其理由则《天津条约》规定领事与道台平等往来，领事之权得审判其本国侨民，教士自在其内，而今品位高于领事故也。基督教传道方法与天主教不同，其教士若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介绍西方学识于中国，影响颇巨，而愚民不能认识，朝臣更有以李提摩太等赞助康梁变法而恶之者，祸根既伏，酝酿已久，终成大祸。

自社会情状而言，朝廷于大乱之后，对于人民之生计，未尝顾虑谋有建设，民众仍以耕种为职业，人口渐多，生计艰难，妇女向自纺织，足供一家需用之粗布，及国际贸易日盛，输入之布匹大增，其样式繁多，价值低廉，家庭工业遂受摧残，国中之棉花反而运往日本，农民出其田中所生之五谷，易其日用必需之品，往往处于不利之地位，且其耕地有限，其生产者只能免其一家食料之缺乏，生计遂益艰难。其向业船者，自内乱而后，船只或毁于兵匪，存者不能与轮船竞争，乃多失业。总之，一国之富力，常恃其生产事业之发展，其进步之程度，必超过于人口之增加，然后人民之生计始有裕乐之可言。中国之生产事业，不唯未有发展，反而大受摧残，其因天灾所受之痛苦，更不堪言。国中主要农业，夏季南方多植水稻，北方多为旱谷，其秋收之丰歉，常恃雨量之多寡，每遇大雨不时，或久旱无雨，或淫雨连绵，则收成减少，农民原无储粮，唯有迫而当其衣服用具，卖其耕牛子女。北方情形尤为恶劣，野无青草，稍遇大雨则水尽入于河，易致水灾旱灾。一八九八年，黄河大为害于山东；初黄河自河南铜瓦厢改道流入山东，时值内乱，未遑修治，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后，渐有溃溢，始筑上流南堤，一八八二（光绪八）年以还，溃溢屡见。其原因则两岸大堤初不高宽，河身逼仄，而水易于破堤汜滥也。一八九六（光绪二十二）年，巡抚李秉衡曰：“近来几于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除额拨经费不计外，其另案之款，十年通算不下八百万两，而河工败坏日甚一日。”至是，漫溢多处，人民几不聊生。太后诏命李鸿章会同河道总督周历履勘，统筹全局，妥议办法。李鸿章偕同官员及比工程师往勘，李氏主张采用汉代贾让徙当水冲之民让地于水之策，其次唯有展宽河身，拟于南岸酌用迁民废埝办法，北岸则用分别现在守埝作堤及将来再议废埝守堤办法，估计需用经费九百万两以上。比工程师谓堤上无草，河身弯曲，宜种杨柳，河中泥沙由上流土山坍塌入水所致，宜种草木。其工程估银三千二百万两，四五年完工，朝廷无款兴办，黄河之害依然如故。明年，大旱，江苏北部农民无从得食，父母卖其子女，其买去者多为女子，价值视其容貌年龄而定，低者五十文，高者一千文，其价殆廉于猪。荒年人贱于畜，哀哉！江苏原为富庶之区，交通较便，尚且如是，社会上自感不安。

人民患贫，对于国家担负势难增加，而政府亦同患穷。清廷自中叶以来，财政拮据，鸦片战后，对外迭次赔款，内乱增多军费，乱平而元气大伤，更设机器局船厂，兼筹勇饷，国用益形不足。一八九九（光绪二十五）年，户部奏曰：“近今大费有三，曰军饷，曰洋务，曰息债。息债岁需两千余万，洋务亦需两千余万，军饷需三千余万，此三项已七千余万矣。此外，国用常经京饷旗兵饷需，及内务府经费，又各直省地方经费，亦几二千万。收入约八千万，短少一千数百万两。”其大宗财源，则为田赋、关税、盐课、厘金等项。田赋，初康熙鉴于明之灭亡，诏示后世子孙永不加赋，事实上官吏征收漕粮，常于正赋之外，别征手续运输耗费，其数多寡各地不同，多者数倍于正赋，户部所入并未因之增加，皇帝且不得酌加正赋也。关税自国际贸易发达以来，收入大增，按之各国财政原以海关为大宗收入之一，奈中国丧失自主之权不得自由提高税率，或切实值百抽五！其进款以担保外债之故，尽先偿还，余款始乃交于户部。常关之弊一如厘金。盐为人生必需食品，由票商贩运，其管理条例，如强划引地等，至为苛繁，政府从未考虑其为必需之品，贫富之担保相同，对于贫民极不利之课税也。清代中叶，年收约银五百万两，至是，政府增加税厘，年收一千二三百万两，实则数不止此，其困难则官吏之中饱，缉私之经费，私枭之贩运，减其收入也。户部议订加价，直省多不奉行。厘金创于雷以诚，胡林翼、曾国藩等推行其法于他省，识者莫不知其扰商病民，曾国藩曾言乱平即行蠲除，及乱平定，督抚利其收入之丰，不肯废去。主其事者以多报少，积弊深痼。其时太后听政，罢去新法，但欲练兵以御外侮，及得户部奏疏，六月，诏谕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查核各省关税、厘金、盐课，俾益饷项。大臣复奏常关税务、厘金、盐课以中饱为积弊，请饬督抚躬率属员裁革陋规，剔除中饱，认真整顿，化私为公。徐桐独请整顿轮船、电报、铁路、矿务等项，严提余利归公。光禄寺卿袁昶等亦有建议。太后再交大臣议复，奏上，严谕各省将军督抚切实整顿，并提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盈余归公，诏派军机大臣刚毅前往江南筹饷。刚毅南下，清查关税、盐课盈余，查勘荒熟田亩，裁并局所，共得银一百二十万两；更奉后命南至广东，查筹饷银年得一百六十余万两。直督裕禄筹出三十七万两，其款有强令开平矿务局、天津关道交出者。李秉衡奉命往查奉天，亦有所得，其他直省奉旨照办，督抚交部之款颇有增加。其款名义上虽曰严提中饱，力杜虚糜，而多数官吏初非富厚之家，其财则取之于民者也。

朝廷积极筹饷，力谋练兵自强，以御外侮。列强侵略中国之甚，上自太后，下至胥吏，莫不恨恶，存有报复之心。太后于政变之后，诏谕各省统带兵勇大臣曰：“督率将弁，汰弱留强，激励兵丁，认真训练。……一旦疆场有事，士卒用命，咸晓然以国耻为耻，同仇敌忾，成节制之师。”俄再诏曰：“前因筹饷为练兵之本，迭经谕令各省裁汰营伍，腾出饷项，以便挑选精壮，认真训练。是加饷练兵为今日第一要政。……各直省将军督抚……选择老成宿将威望素著者，派充统领营官，……令其督饬兵弁，切实训练，务使一兵得一兵之用，庶几建威销萌，有备无患。各统领营官皆宜激发天良，力除应酬营谋等弊，奋志功名，勉图上进。倘再有缺额扣饷情事，一经发觉，定当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也。”其言至为严峻，无如积弊太深，不求其本，空言固无实效。国内精兵时称北洋军队，奉旨归荣禄节制。荣禄分为四军。聂士成所部为前军，驻扎芦台，扼守北洋门户，董福祥所部为后军，驻扎蓟州，兼顾通州一带，宋庆所部为左军，驻扎山海关，专防东路，袁世凯所部为右军，驻扎小站，扼守津郡西南要道。荣禄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中军新募成立，设备较全。宋庆、董福祥所部虽历战争，然非新法操练，军械恶劣，其能战者唯聂士成、袁世凯所部之兵耳，人数无几，固难对外作战。政府欲办保甲团练，以为之助。太后诏曰：“保甲则常年认真，自堪弭盗；团练则更番训练，久之民尽知兵，自足为缓急之恃。”迭催督抚切实办理，无奈国人懦弱畏事，俗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之说，一旦兴办团练，以为征兵之初步，至为不易。况其又无操练之领袖人才，切实之经费，精锐之军械耶？徒足以病民扰民而已。

近代中国之内乱，曾以秘密社会之活动而起，其潜伏之势力至大，政府禁之，其徒因益严守秘密，待时而动。白莲教之乱，太平天国之起，拳乱之祸，清室之亡，莫不与之有关，或即由其造成，其影响之巨大，固吾人所承认者也。但其名目繁多，时常改变，而其材料且不易得，研究之者感受困难，故虽迄于今日关其会党之书籍，尚无可读之著作。所可知者，秘密社会之中，推哥老会、三合会为盛。哥老会于乾隆时（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四年），时人称为啯匪。尚书周煌奏报四川状况曰：“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八九十人，常川扰乱，并有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匪”，后遂造成教匪之大乱。洪秀全起兵之先，哥老会、三合会之势极盛，其徒蠢蠢然欲动，未有事机，及太平军出自广西，入于长江流域，会党多入其中。平乱之湘军、淮军，中亦杂有会党焉。左宗棠平日留心社会情形、民间疾苦，其练兵之初，严禁会党加入其军，竟有投入者，几致酿成事变。其与子书数论及之，一八七〇（同治九）年，左氏远在西北，书告其子曰：“湘军哥老无人料理，竟至猖獗，侧身南望，徒切焦烦。”其时太平军、捻军新平，而会党之势仍盛，可为深惧。一八七一年，王文韶上奏其事曰：“自军兴以来，应募之兵湘勇居多，厥后遣散归湘，既不安于耕农，又素习于战斗，游手征逐，浸生事端，以故年来会匪充斥，伏莽遍地，宵小窃发，几于无岁无之。”此就湖南而言，他若湖北、河南、陕西、安徽诸省之边境，均有会党出没其间。其滋扰之甚，可略见于《清史稿·李澣章传》，传中记会党勾结刀痞。总之，会党历时既久，根蒂益固，势力愈大；其作乱者官军虽力平之，然终不能铲除祸根，祸患尚可随时爆发也。

于斯不安情状之下，百姓起事自难幸免，一八九九年中，全国除湖南省外皆有扰乱，或因荒年歉收，饥民起而掠米暴动，或以反对外人之伸张势力而聚众滋事，或以迷信之深痼，偶因宗教上之误会，怀有仇恨之心，借端起事，或以党徒众多而欲推翻当时政府，起而代之。兹分言之，浙江绍兴、宁波、台州均遭荒年，饥民无食，迫而暴动掠米；福建亦有抢米风潮，其地秘密社会乘势活动，百姓公然加入，成立刀会枪会，官吏置之不问，可见民气之强悍与吏治之泄沓颓败矣。左宗棠曾将部兵剿贼入闽，其与子书曰：“土匪伏莽行劫，结会从乱者，处处皆然，……聚则匪，而散则良，东捕而西窜者，不知凡几。高黄（高连升、黄少春）两军之进漳州由省会兴泉经过，处处皆须预为购办柴草米盐，临时无从买给，扎营盘亦须租价，否则聚众持械，不与贼斗，而先与官仇。呜呼！此独非三代之民欤！而乃至此，上失其道，民失其本心，匪朝夕矣。”左氏三十年前之言，尚且深切时病，此境内扰乱之所以多也。河南、山东则受黄河之害，一部分农民之生计为之大窘，其受天灾而致不安者尚多。就外国侵略而言，沿海诸省曾以意大利租借三门湾之要求，督抚奉命防守要害，浙江调兵尤形忙碌，人民颇形惶恐。上海反对租界之扩展，厦门反对日本要求租界，人心不安。其在云南，法人自安南扩张势力经营铁路，滇人大为不安，蒙自暴民聚众焚毁法国领事馆，波及关署，俄而省会云南府亦有反法之运动。其在山东，则有德人建筑胶济铁路，路工初与高密县之庄民口角，继而互殴，庄民拔去路桩，德军借名保路，击毙庄民二十余名。山东巡抚毓贤赔偿桩价兵费三千四百余两，而置华人之被杀者不问，始已。会袁世凯代为巡抚，上奏朝廷曰：“其（德人）恃强逞凶，动因细故称兵压胁，久已成为惯技，而愚民仇外益甚，会以铁道阻水暴动，掠取粮物，德人允许造桥，而愚民不允，令乡绅往劝，亦不许，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围攻德局，德人允许改道，而暴民又攻其经理处，德谓保护不力，调兵将动，他处亦屡扰乱。”其困难之症结，则乡民于暴动之后，结成团体，失其遵守法律之习惯，而凶年饥岁更促成之也。其在满洲，俄国经营旅顺，征收其附近中立地之田税，乡民以其破坏中国之主权，多所恐惧，聚众反对。其人手无寸铁，而俄兵开枪击之，死者九十六人，伤者一百二十三人，中杂妇女儿童。其蛮横无理，无以复加，乃许少数恤金了事。英国于威海卫亦自收税。民众之恨恶外人，固有增无已也。

其因宗教上之恨恶而致事端者，可别为二。其一平民深受虚伪传说之影响，为人利用，反对教士，焚毁教堂，或以教民凭势欺人，鱼肉乡里，民众起而报复，贵州、江西等省均有其例。或以官吏不善处置，而事先未能劝导弹压，以致范围扩大者。其一则为回民仇视汉人，数起叛乱，新疆、甘肃之乱，均由于此。会众作乱之区域颇广，四川原为会众发达之省，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其魁余蛮子起兵，捕得教士，以为要挟，官军初战不利，乃招降之，明年，再叛。其他骚扰尚有数起。湖北之会众起而应之，其中推哥老会之势力为最大，官吏杀其首要，平定其乱。同时，安徽北部及江苏徐州等县亦有大刀会之乱，居民惴惴然难于安居，其在西南者，则有会众扰于两广。其在东北者则为马贼，其祸颇烈，朝廷迭发大军讨之，杀其首要党徒，祸患尚未大定。其更造成大祸者，则山东、直隶之教众也。一八九八年，山东拳民暴动，蔓延于直隶南部，直督裕禄初遣军队弹压，擒其首要。明年，大刀会闯入开州滋扰，官兵杀其匪首，直隶稍靖，而山东之势大炽，后入直隶，造成拳乱。综就以上之扰乱而言，一省或有一乱，或兼有数乱。吾人读之，所得之印象，则为国内纷扰之甚也。但此印象殊不尽确，盖各省之州县数多，其有扰乱者往往数县，而祸乱之作，不久即平。国中除土地贫瘠、民俗强悍之地而外，大多数之州县，固安然无事，农民尚得安居乐业也。

山东为拳乱发难之地，其民迷信深痼，风气强悍，乐于战斗，会遇凶年，人民艰于得食；一方面感受德国侵略之刺激，蠢然思动，无如外人之枪炮锐利，而力不能胜之。其能胜之者，自群众心理而言，唯有神道，义和拳之说遂起。义和拳本为白莲教之支流，其党有祖师，招收徒弟，练习拳棍，其徒手常持刀，故亦称大刀会焉。十八世纪末叶，其势盛于山东、河南，乾隆严令禁之，官吏捕其首要杀之，其徒仍有四出传教者，一八〇八（嘉庆十三）年，安徽之颖州、亳州，江苏之徐州，河南之归德，山东之曹州、沂州、兖州，均有民众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其名称虽异，而其性质则一。其首要平日招收徒弟，及其羽翼成后，乘时举兵，其口号则恢复明室，所可怪者，而明代亦有白莲教之乱也。其人实无高大之思想，不过借以号召，以达其推翻政府而代之之心耳。嘉庆感于教匪之乱，曾大杀之，然其党徒尚未能绝，一八九八年，江苏、山东之大刀会扰乱，明年，直隶亦有刀民滋扰。其徒称言神灵下附其身，咒语能御枪炮，更以“扶中朝灭洋教”为词，凡民有受不良教民之欺侮者，入其教中，即可抵制，并得报复。乡民未受教育信之者多，无赖且得乘机有所掠劫，莫不欣然加入，其分子益杂，而昏庸之朝臣，平日深畏外人，无如之何，心中存有恨恶之成见，而于不知不觉之中，袒护会众，甚者欲借其力，以杀外人汉奸，而雪国耻焉！其见识之浅陋，思想之笨拙，至为可笑。其心目中固信拳民为义民，而一些民众亦自称为义和拳，时方兴办团练，乃以义和团称之。其先耸动外人之视听者，则山东拳乱，及英教士卜克斯（S．M．Brooks）之被杀也。

一八九九（光绪二十五）年，山东义和拳大起，专以反对教士、教民为事，或强其烧香敬神，或掠夺其财物，教民不敢家居，官吏或置不问。说者谓其表同情于刀民，其中固有怠于职守，亦有无能为力者。平民始多加入，其势转盛。十月，曹州一武官及其卫兵六人被杀，武官曾捕大刀会众，而会众杀之以泄愤者也。事闻，府县官遣兵往剿，并有捕获；巡抚毓贤闻之，怒其捕杀义民，即免府县官职，而令囚送擅捕义民之胥吏于济南，按律治罪，其他类此之案尚多。毓贤身为满人，以能吏升授巡抚，颇与刚毅等相亲，素恶外人，对于山东刀民之欺压或滋扰教民，不肯办理，其派出保卫教士之兵丁，非其命令，不得开枪，故仍不能维持治安，其态度则表示并不反对刀民之活动也。刀民深有所恃，残害教民，蔓延于直隶边境，北洋军队曾越境剿之，杀伤一百余人，山东境内则扰乱如故。其影响之所及，英、美、德、意诸国之教士均为不安，各报告于其公使，美使以在山东之本国教士为最多，迭次警告总理衙门，最后要求毓贤免职。其时外国之报纸，教士之通信，皆言毓贤有意造成紊乱之现象，而使外人不能安居，华人亦有言其鼓励大刀会者。外人深信毓贤语其属员曰：“教士教民之禀帖请求，可视其为废纸。”美使之要求，虽为事实上之需要，其干涉内政，实不可讳。所可恨者，政府对于不能维持治安之长官，而不之问，乃听无辜之教民受害，教民固未失其国民之资格也。及美使提出要求，始许办理，其不善处置，有失政府之天职，竟至于斯。毓贤之敢如此者，明知太后、军机大臣之旨意，而不之责也。十二月六日，上谕召毓贤入京，命袁世凯代理巡抚，毓贤虽去，而乱不能即靖。三十一日，英教士卜克斯自泰安前往平原，会众六人得之，其领袖以家人为官军剿匪所杀，深恶外人，及得卜克斯，其中三人散去，对之初无举动，而卜克斯建议，将其送往邻村，其相熟悉之教民可即出款赎之。会众听从其言，途中卜克斯潜逃，为其追获，杀死。事闻，袁世凯救之，不及，捕获凶犯，朝廷表示歉意。明年春，山东按察使审问，并有英员观审，判定二犯死罪，三人徒刑，一人病死于狱，出事之乡村，村长亦有处分，政府给银九千五百两，建筑教堂纪念死者，其家族尚无恤金，教士之死，固无生命之赔偿也。今观卜克斯之死，原为偶尔发生之案，政府事后之处置，业已严厉，而英使尚嫌村长未严办罪，美使且以毓贤为主犯，以其未受处分为憾。一月十二日，上谕曰：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等因。唯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事。地方官遇事，若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真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我朝深仁厚泽，涵濡二百余年，百姓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何致甘心盗弄，自取罪戾。全在各省督抚慎择贤吏，整顿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诏文措辞，外人称为含混，旨意殊不易知。太后先谕各省督抚曰：“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往往预存一和字于胸，遂至临时毫无准备。……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其时列强侵略，政府原应力图自强，以御外侮，其途径唯有变法，而太后力阻遏之，乃欲奖办团练，以为缓急之恃，十二日之诏书，未提义和团、大刀会之名。其为不逞之徒，抑为自卫，则在疑可之间。朝廷上不知国际大势之权臣，固信团练乡兵足以防御外人。广东三元里之聚众，后经文人之浮夸，流传民间。朝臣想及往事，反而坚信义和团之可恃，否则公使殆不迭次要求也。公使对于诏书表示不满，俄得山东及直隶南部之报告，益信朝廷之意，实认义和团、大刀会为自卫团体也。美使报告国务卿书，中有拳民大刀会均信政府予以提倡，人数日增，祸患将致扩大。会京报登载毓贤抵京，太后召见，赏赐福字，以示优异。美使立时抗议，凡与教案有关之各国公使，亦颇惊异。总理衙门答称其为惯例，二十七日，英、美、法、德、意公使各致照会于总署，说明十二日诏文之含混，要求严禁大刀会、义和团。总署通知五国公使，内称朝廷已命直隶、山东督抚禁止仇教会团。直督裕禄出示，称奉谕旨严禁义和团，措辞颇为得体，而公使以其未及大刀会，要求再降谕旨不已。总署坚持前议；公使乃向本国政府建议海军示威于渤海。四月军舰示威，裕禄再行出示，公使认为满意。二十七日，太后降谕曰：

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义，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但其间良莠不齐，或借端与教民为难，不知朝廷一视同仁，不分畛域。该民人等所当仰体此意，毋得怀私逞忿，致启衅端，自干咎戾！着各该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剀切晓谕，务使各循本业，永久相安，庶无负谆谆告诫之意。

诏文禁止团练仇视教民，视前诏措辞明切，无如其非朝廷之本意何？内外各官莫不知之，驻京公使多所疑惧，对于朝臣毫无信心，朝臣对公使亦然。公使恫吓总署大臣，多所要求，其未成功者，则毓贤罢斥也。毓贤入京陛见，太后授为山西巡抚，英德公使提出抗议，而美使之警告尤为严重。政府以其属于内政，置而不理，对于迭次抗议，增加其恨恶外人而已。其时袁世凯官于山东，上以朝廷之旨意，下以绅士之表示，不能大有所为，外人初欲其遣兵剿杀义和团，乃深失望。袁氏于其境内，刊行反对义和团之文字，派兵保护教士，会众知有所惧，北逃直隶。

总署、公使以拳民之故，误会日多。其时大臣之掌权者，一为端王载漪，一为荣禄。载漪为皇室近支，思想昏庸，极恨外人，敢于行动，深得太后之欢，其子溥儁新立为大阿哥，太后之意，原欲废去光绪而即立之，但以公使反对及其他原因而止。载漪专思报复，且欲立有大功，后以庆亲王奕劻不能驾驭公使，太后诏其在总理衙门行走，其地位权力过于昔日之恭亲王奕䜣。载漪对于外交，毫不明了世界之大势与国际公法，反而深信义和团之有神助，足以驱杀洋人，乃天授以扶清者也。其具有同样之见解者，皇族中尚有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等，信奉拳民有若神明，曾亲将之。大臣之党亲载漪者，有徐桐、启秀、刚毅、赵舒翘等。徐桐自汉军旗出身，以道学自任，恨恶外人，有不与同立之势，大阿哥之立，太后特命徐桐照料弘德殿，为其师傅。徐桐适考校八旗官学，题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表示推戴之意，而对光绪不满也。启秀时任军机大臣，载漪之死党也。刚毅素有能名，深恶汉人。翁同龢之罢免，康梁变法之失败，刚毅有力焉。赵舒翘为刑部尚书，兼任军机大臣，工于逢迎。其反对拳民者，则为荣禄。荣禄之地位，次于王公，但为太后亲臣，掌握北洋军权，其地位之巩固，殆非他人之所能及。军机大臣之袒护拳民者，占绝对多数，而荣禄于朝见之时，独言其不可用，公使馆之未得攻陷者，颇赖其力。顾时太后倾向拳民，一人之力不足挽回。他如袁昶等位卑言轻，无足轻重；大臣中之明知拳民不可恃而不敢言者，有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王文韶等，奕劻本为皇室疏支，办理外交，未有建树，顾其善于逢迎，对于拳民，语其亲信，则诋为儿戏，而于召见会议之时，默然无反对之语。王文韶之年龄已高，只欲保全妻子，未尝力争。载漪等之主张，遂占优势。

朝议倾向利用拳民，直隶之乱日盛。其境内初有大刀会之乱，余党尚存；会山东之众散人河间、深冀各属，势日鸱张。裕禄先以兵力平乱，后因朝旨中变，而以捕其首要胁从自易解散为言，不肯剿之，渐而信其可用，礼敬其师有若神明。直隶遂为义和团会集之所，以天津、保定府、通州为中心。其徒共分四派，曰坎字拳，曰乾字拳，曰坤字拳，曰震字拳。四派之中，以坎字、乾字之势力为最大，其异点则衣服之颜色不同，而授拳之方法互异也。坎字拳尚红，其传习时，习者焚香叩首，后直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尚黄，其师主令徒闭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当其舞时，体力强于常人，是故愚民信为神附其体，不畏枪炮也。其符咒繁多，文义颇不可解，试举一例证之。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其徒自称口诵咒语者，则枪不燃。其信奉之神，多为民间流传之英雄，或小说中之神怪，如托塔天王、梨山老母、孙悟空、猪八戒、赵子龙之属。其主持之首领，时称老师祖、大师兄，天津则为张德成、曹福田等。张德成本操舟业，会其以术惊人，愚民无赖拜之为师，远近拳民争先来附，或遥受节制。曹福田初为游勇，嗜好鸦片，无以自存，乃入义和团以煽乱。其从之者杂有无赖愚民，据劳乃宣言，凡入其党者，即听其调度，传单到时，违者抄家灭门。官吏先不之禁，故其势益盛。义和团中更有所谓红灯照者，其人多妙龄女子，身着红衣，手持红灯，自言能于空中掷火以焚洋楼。此外尚有黑灯照、青灯照，前者以老妇成之，后者以孀妇为之，均尚黑色，但其势力不及红灯照之盛。离奇光怪之神剧，竟活现于人间。五月间，习者日多，社会上之秩序为之扰乱，谣言益盛。二十八日，拳民火焚车站，唐晏《庚子西行记事》记时谣言曰：“火时并不见人，但铁路自生火耳。自此传闻日众，有谓义和拳当战时，人马高丈余，刀若门扇，绝无可敌之理；又谓不畏火器，衣服为炮子所击，斑如雨点，而身无少损。谈者津津，闻者栗栗。”时人对之固无请求试验者，考其原因，则当扰乱之时，政府失其维持治安之天职，人民无法律之保障，生命财产均在危险之中，一言出口而即身首异处。普通人民中之觉悟者，殆多不敢出此，其影响之所及，造成无理智表现之可能，成为一群狂癫之暴民，天下之危险殆莫过此，无法律保障与言语自由之国家，固易造成此种现象也。

方大刀会、义和团之活动也，居于山东、直隶内地之教士，留心民间之实状，莫不知其性质之严重，区域之广大，而将酿成大变。卫道之文人传印教士挖眼剖心收取红丸之文字，分散各地，愚民信之，拳民之势日炽。李提摩太知其危险；谋欲挽救，不幸失败；会往美国，闻知时局日形严重，力谋有所补救，演说其事于纽约，磋商于国务卿，皆无效果。拳乱之起，既以反对教士、教民为号召，时值大旱，百姓以为外人所致，为之语曰：“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但自卜克斯死后，迄于一九〇〇年五月，教士未有被杀者。其精力聚而仇杀教民及外人仆役，称之曰二毛子，称外人曰大毛子。二毛子之用渐泛，凡商人贩卖洋货，学生家藏洋书，常人所用之洋货如戴眼镜之类，均为二毛子，其人亦或称为三毛子。拳民认之同为华人，不受外国保护，放胆杀之，其中曾有一二不良分子，平日依仗天主教神父之势，欺侮愚民，久为官吏所恨，乃竟不分良莠，目为汉奸，官吏于其所受之命运，自不之问，拳民遂得自由处置。其杀教民也，不分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之别，凡可得者，或强其出教，或即杀之，其家中之妇女老幼亦不能免。其见机先逃者，弃其家中所有之物，听其抢劫，所居之房屋，任其焚烧。其人数较多者，则踞寨自保，以求死中得生，其悲惨之状，吾人思之尤为心悸。其火焚洋楼之时，往往牵及居民住宅商店。唐晏记北京拳民火焚屈臣氏药房，其被焚者已千余家，而火未止。又曰：“二十日（六月十六日），出正阳门，而城楼亦被火，东西荷包巷焚，尺椽不存，城墙皆作赭色。火且越城而入，焚及东交民巷口之敷文坊，正阳门外大街以西，全城焦土。……计所焚，盖不止两千家矣。”夫此无辜人民之房产，而于首善之区，竟被焚毁，失其棲所，其在他县或穷乡僻壤者更不足言，北京不过其中之一恶例耳。

长官不肯力剿拳众，其势日涨，涿州、丰台等地之扰乱相继而起，涞水戕杀弹压之武官。五月，太后命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宣慰，并查实状。会主教樊国梁详细报告内地教民所受之痛苦于法使，法使受其影响，召集公使会议，议决照会总署，要求严办拳民，而于外兵入卫使馆，则未决定。德使克林德（Von Ketteler）声称中国政府倘或不能弹压拳民，列强当集军舰于山海关以示威。顷之，英美二使往商于总署，其会商所得之印象，信其将有良好之结果。同时，官吏布告严拿拳民之首要，解散胁从，顾时亲贵大臣恨恶外人教民，尚无切实之表示，故未执行，拳民之势反盛。二十五日，公使又得焚毁教堂之报告。后三日，卢汉铁路车站、桥梁之被毁者各二；斯日，公使会议决定令兵入京保卫使馆，其时法使之训令已发出矣。使馆之设于北京也，一八九四（光绪二十一）年及一八九八（二十四）年，曾有外兵入京保护使馆，均于次年撤退。至是，使团商于总署，总署拒之，最后始许其请，限制人数，在京不得干预他事。三十一日，外兵登车前往，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日本二十四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后三日，德国五十一名，奥地利、匈牙利三十二名亦至，日兵三十名继之抵京，外有军官二十一名，共四百八十余人。方外兵自津入京也，刚毅、赵舒翘适自涿州回京复命，据景善日记，刚毅往见载漪，闻知其事，力请拒其入城，赖奕劻、荣禄之力，始得无事。外兵在京，“或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闯入东华门，被阻始止”（见六月廿九日上谕）。北京附近之外人，逃入城中，保定外人有往天津避难者，由兵护送，途中拳民击之，及抵天津，颇多死伤迷失。

拳乱之势日盛，焚毁电线，拆坏铁路，戕杀武官，乱象已成，朝廷又以公使之抗议，外兵将入北京，五月二十九日，诏曰：

迩来近畿一带，乡民练习拳勇，良莠混杂，深恐别滋事端，迭经谕令京外各衙门严行禁止。近闻多有游勇会匪溷迹其问，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似此愍不畏法，实与乱民何异！着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匪首，解散胁从。倘敢列仗相抗，应即相几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所有教堂教民，地方官均应切实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

诏书措辞无可评论，明日，上谕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直督捕拿滋扰地方之拳民，严行惩办。其时朝廷养痈成患，亲贵大臣反信拳民之神迹，以为盖天谴之扶清灭洋者也。刚毅报告又复坚其信心。初刚毅自涿州返京，景善称其往谒载漪，报告涿州民气激昂，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令官释放所捕之首要，开枪击之，弹不能伤，所谓弹不能伤者，乃附会之辞，实未当众试验也。六月一日，二人奏请太后召抚。景善又称大阿哥于宫中着拳民服装，指导太监习拳，太后闻之，即谕其师善加管理。据此，太后之意尚未决定，官吏承意不肯奉行，聂士成剿拳民，反受斥责；上谕乃为具文。四日，公使以为情势日危，急电本国乞援，称其现处之地位，无论何时皆可被攻，铁路电报并可断绝。公使与总署大臣相商，大臣有抱悲观者；公使以其不足代表朝廷，要求觐见太后增加卫兵，总署拒之。六日，上谕民教各安生业，不准匪徒滋事，其执迷不悟者，即行剿捕，八日，再降谕旨严办拳民，无如官吏不肯奉行，九日，英使窦纳乐急电大沽口海军大将西摩（Edward Seymour）略曰：“时局紧急万分，非即日筹备入京，则来迟矣！”太后以公使要求不已，十日，诏命载漪在总署行走。其党启秀时任军机大臣，景善称其主张对外宣战，草拟诏书，荣禄则始终反对。西摩收得电后，统兵往津，索车入京，裕禄初持异议，后许其请。十日，各国混合援军二千余人自津出发，裕禄奏报朝廷，而电线已毁，改由驿递。十三日，太后谕其调回聂士成一军，实力禁阻外兵北上，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唯裕禄、聂士成等是问。而西摩援军先已出发，及抵杨村，铁路之轨道桥梁被毁，车不能行，沿途修理而进，十二日，始抵廊坊，西摩以铁路之损坏愈甚，军力单薄，而拳民沿途扰乱，始则不敢再前，后则下令回津。其慎重过甚，北京之公使外人皆惊其久不至焉！

朝廷王公大臣养成拳乱之祸，南方疆吏知其危险，其中尤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负有盛名。李鸿章新授两广总督，以平定内乱，办理外交，主办铁路等事业，为国内声望最尊之大员，唯年已老，久于官途，遇事推诿，不肯负责。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意志较为坚决。张之洞为湖广总督，亦颇明了大势。盛宣怀、袁世凯为之传递电报。盛氏久为李鸿章属员。督办电报，至是，办理卢汉铁路，留心国事，其建议常有考虑之价值。袁世凯新任山东巡抚，距直隶较近，故常转报信息。六月三日，盛宣怀电李鸿章曰：“清议主抚，养痈成患，各国生心。宣已电奏赶紧责成聂提（聂士成）肃清畿辅，并请岘帅（刘坤一）、香帅（张之洞）电奏请剿。师宜切实敷陈，荣相（荣禄）、王相（王文韶）甚明白，但须借疆吏多持正论，以破迂谈，九重乃可定见。”四日，李鸿章复称此非外臣所能匡救，而刘坤一、赫德及皖抚王之春等均请其迅速敷陈；李氏以为内意主抚，电奏无益。王之春仍称大局危急万分，“危言力谏，非公莫属！”李氏不肯进行，徒言焦急而已。刘坤一、张之洞电商裕禄会奏主剿，以谢各国，而支危急。裕禄固非其人，遂无挽救之机会，大沽陷后，李鸿章奉召入京，不幸事已迟矣。

拳民扰乱，其入京之期殊难确为指定，景善日记谓其于六月十日往载澜家中，贺其妻之寿辰，而拳民在其庭前院中者凡百余人。唐晏谓其于六月十一日，前往东城，途中始闻人言，义和团已入城中；其入城者止百余人，分为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袁昶奏疏称拳民十二三日入京。恽毓鼎于《崇陵传信录》曰：“京师演拳始于三月间”（阴历三月约当阳历四月）。其所谓演拳者，殆难指为拳民。拳民入京之期，盖在六月初也。京中王公大臣待其领袖，一若大宾，敬之有如神明。景善虽力袒护义和团，而于日记中亦言其未受教育焉。其从之习学等，多肩挑负贩者流，迨后势盛，大臣家中之仆役，亦争加入。其人居于寺观，颇与僧道相亲。载漪等之护卫义和团也，无微不至，凡其罪恶若惨杀无辜，火烧商店，毁坏铁路之类，或匿而不报，或曲为解说。据景善日记，日本使馆书记生之死，由反对载漪之荣禄告于太后，德使之被杀，礼亲王世铎上奏太后，言其首先开枪，始乃为人所杀。其言虽或太甚，而慈禧对于义和团之实状，固多不能明了也。初，六月十一日，董福祥之甘军，杀日本使馆之书记生杉山彬于永定门外，上谕严拿凶犯，殆为掩耳盗铃之计。董福祥原为回酋，降于左宗棠，曾立战功。为人粗鄙无识，恨恶外人，主张宣战，景善记其军队入城，住民避而远之。拳民入城，十三日，火焚教堂商店，观者如堵，皆大呼以助火势。景善十四日日记，且谓北京除使馆而外，别无外人之房屋，斯言虽不尽确，而可见其所焚者多矣。其搜杀大毛子、二毛子也，不分妇幼老者。唐晏曰：“余（十六日）在阜成门内米肆中，遇一妇人泣而言曰，‘初云杀洋人，乃至今一洋人未损，而所杀者，皆中国人之为洋奴者！（殆指雇员）且男人亦一人未损，而但杀妇孺。……余闻其言，为之挢舌，盖数日来，闻士大夫所言，无及此妇人之明决者。……自此以后，市中亦有杀人者。夜间，则有人沿街传呼，或云向东烧香，或云供净水一盂，或云今夜勿睡，以防妖邪之人入家。由初更至天明止，卯辰以后，则声息不闻矣，及昏，又复如此，竟不知何人所为。”据此，可见人心惶恐之一斑，其所谓未损洋人男人者，殊不正确，女子孩童亦有被救者，火焚之际，无赖乘时抢劫，城中之损失虽无统计，其巨大可想。十五日，上谕曰：

昨因拳匪滋扰京城，曾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严拿首要，认真梭巡，前拿获造言生事喧哗惑众之犯，业经交刑部正法。乃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烧如旧，且有奸宄从中煽惑，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持械寻仇，致有杀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人心一夕数惊，居民不得安业，辇毂之下，扰乱至于此极！若再不严行惩办，为祸不堪设想，着步军统领分饬各地方官兵，并着神机营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并添派武卫中军弁兵，会同弹压，加意梭巡，遏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勒限将首要各犯，迅即拿获，不准再事姑息。其仅止附和胁从等犯，应饬立刻解散。其城内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并派载瀛，奕功，溥良，载卓巡查街巷，遇有队伍缉捕不力，随时稽查参办。至各城门启闭出入，尤宜加意慎重，……并着派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营，并地方文武，实力遵行；如有疏懈贻误，即行据实严参！

上谕之措辞及其列举之办法，颇为严密。盖于焚掠之后，官吏益将失其维持治安之责任，人心惶恐，而此所以安民心者也。其先诏书己迭下矣，无如太后之意，尚倾向于拳民，其剿之者均受处分。明日，御前会议，公然表示袒护之态度，其所派督率之大员，多为拳民首领，京中兵士且与拳民相通，太后又派王懿荣等为京师团练大臣。诏中所谓解散胁从，何能有效？荣禄在京主剿拳民，其复刘坤一电，详述朝中情状，中云：“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人欺凌至此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后因病不能动转，假内上奏片数次，无已，勉强力疾出陈，势尤难挽。至诸王贝勒群臣入对，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回，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电文于六月末发出，所言多为实情。二十六日，皇帝谕李鸿章等曰：“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师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诏文虽为辩护之辞，而事业已至此，颇难筹出办法，大臣煽助其势，何朝廷不先处置也？

北京城中之外人教民，日在恐惶之中，使馆之卫兵无几，公使盼援不至，心急如焚。其时西摩之援军次于廊坊，沿途拳民击之，其人持刀矛木棍，奋勇而前，多为枪炮所击而死，援军之死伤者则无多人，其愚蠢可悲。但其所毁之铁路，损失太大，修理不易。西摩不敢前进；其人为海军大将，其兵并非陆军，乃小心过甚，留于廊坊四日；其地适在北京、天津之间，十六日，始决退回天津。及大沽口陷，直督裕禄收抚拳民，奏称分队往御杨村之外兵，西摩统军且战且退，二十一日，攻陷天津城外之机器局，得大宗军火食料，其地距天津城九里，租界十五里。直军大队攻之，外兵据局死守，会得大军来援，始能出险，二十六日，尽毁机器局，退回天津租界。初天津租界自西摩出发后，有外兵二千四百人防守，多为俄国陆军，自旅顺来者。天津于十四日，义和团入城，裕禄信之，乃以总督衙门为其大本营焉！列强海军大将之在大沽口者视为口实，攻陷塘沽炮台。先是，大将访探北洋军队之调遣，信其将即破坏天津塘沽铁路，遣兵上岸保护，会得天津拳民焚烧教堂屠杀教民，而长官不问之消息。十六日，大将会议决定致哀的美敦书于炮台守将罗荣光，限其于十七日上午两点钟交出炮台，同时，军舰预备作战，令兵上岸。裕禄得知通牒，令罗荣光拒战，上午四时五分钟，炮台守兵开始发炮，外兵回击，天明六点半钟，夺据炮台。此役也，美将不肯参战，裕禄奏称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只，而于炮台失守，则蒙蔽不报。朝臣闻之，多以外国挑战，主张宣战，阻击西摩援军。海军夺据炮台，究为当时之必需与否，言者纷纷，而其影响于清廷政策之决定，固断然无疑者也。炮台失守之日，裕禄自城上架炮轰击租界，其先并无挑衅之意。外军往援西摩者，中途败退，租界守兵日处于危险之中，援兵不至，将有退出天津之议。二十三日，塘沽援军冒险力战，抵于租界，更遣大军出援西摩。由是西摩出险，联军之地位大固。裕禄奏称，“二十二日（十八），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分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屋不少”。

其在北京，太后以为外兵将至，六月十六日午后，召王大臣六部九卿人见于仪鸾殿，询问外兵入京，将何以处之之策。大臣百余人跪于殿中，其后至者，跪在槛外，奏对不一，或言宜剿拳民，或言宜抚，或言阻止外兵入京，或言调兵保护。太后乃谕总署大臣许景澄、那桐劝阻外兵入京，安抚拳民。会议时，光绪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而太后意佑拳民，太常卿袁昶详论拳民毫不可恃，太后斥之，谓失人心，则更无以立国。会散，大理少卿张亨嘉等迟迟其行，复跪奏言拳民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侍读学士朱祖谋亦力言之，且述董福祥之不可恃。太后大怒。会议之时，载漪亦在殿中，厉声袒护拳民。太后之召见朝臣者，专筹阻止外兵入城也。太后受载漪、载澜等之说，载澜之妻常入宫中，告其家中拳民之神迹，而太后信之也。十七日午后，太后急诏大臣会议。其时大沽之炮台已失，裕禄下令发炮轰击租界，军事报告则驿递迟延，尚未到京，而载漪竟假造照会，怒激太后宣战。斯日四至六点钟会议于仪鸾殿，大臣跪于殿中，太后面含怒色，宣读公使要求。据景善日记，其内容则要求太后让位，光绪亲政，及废大阿哥也。据恽毓鼎记载，太后宣谕要求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其最后一条，则未宣布，乃勒令太后归政而讳之也。且曰：“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顷又曰：“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载漪等力持战说，诸臣不敢复持异议。二氏之言相较，恽毓鼎参与会议，其言较确。太后命徐用仪等前往使馆，说其下旗归国，群臣遂退，太后之怒虽不可遏，而其主持宣战，尚未最后决定也。十八日，朝旨再传入见，仍议和战。十九日，裕禄奏疏业已到京，主战派之气焰益张，午后三点钟，太后再召大臣于仪鸾殿，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通知公使，限其于二十四小时内出京，允许派兵护送。光绪不愿启衅，牵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之，侍郎联元亦有谏言，顾不能回太后之意。诸臣退后，传旨明日清晨八九点钟入见。据景善日记，二十日上午天犹未明，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世铎、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光绪则未临朝，荣禄哭说派兵保护公使出京，太后许之，荣禄叩首而退。启秀上其草成之宣战书，太后读而嘉之，更问大臣之意，均无异言，朝退，太后召见王大臣六部九卿，光绪时在殿上，慈禧宣谕对外用兵不得已之苦衷，辞毕，转问光绪。光绪逡巡少许，乃言不可攻击使馆，诏书遂下。

载漪等之劝太后宣战也，蓄谋已久；荣禄力言公使代表国家必不可攻，请兵将其护送出京，太后许之。十九日御前会议，许景澄等奉旨办理其事，午后五点钟，致同样照会于各国公使，告以外兵索取大沽口炮台，诸国已与中国绝交，公使同其家眷、职员、卫兵及所有外人，苟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中国将派军队护送。公使收读照会，莫不大惊；其时公使困在北京，不知天津、塘沽之情状，其望眼欲穿之援军久而不至，少数卫兵不足防御，欲离京去，则以非有训练服从之兵，途中难保安全，召集会议决定照会总署，声称可还炮台，要求于二十日上午九时会谒亲王于总署，磋商离京之办法。其大多数皆愿去京，独德使克林德不可。克林德体壮多力，勇敢好逞，曾于市中亲手捕得拳民一人，带入使馆。及至会谒之时，公使尚未收得总署复文，决定前议作为罢论，克林德独欲前往，谓其先曾函言单独往见，他使劝阻，皆不之听，贸然同其译员各坐一轿而往，途中旗兵开枪击之而死，译员带伤逃免，其击之者谓奉端王载漪之命，凡遇外人杀之，以求赏也。德使未死之先，天津、伦敦等地传其已死，乃竟不幸言中；袁昶闻之，命人以棺收殓其尸，刚毅、景善等恨之切骨。德使死后，各国公使均谓华兵不能护送，决定固守使馆，以待援兵，努力建筑防壕，买夺米粮。其在美以美会教堂中之美人及华人数百名亦入使馆，华人住于肃王府中。其在西什库教堂者以人数太多留而不去，及逾规定期限，拳民、甘军开始攻击使馆。上谕宣战，召回驻外公使，公使互相电商，认为乱命，置之不理。宣战谕文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准彼等互市，并求在中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其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则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诚恐伤吾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解释夙嫌，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等看管，否则以力袭取，诡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初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地，况慈圣中兴，宇宙恩惠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摧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赀，助益镶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钦此！

诏文未提外使之要求，其叙列强之压迫，实为祸乱之主因，其困难之症结，多由于误会。外人欲以西方之制度习惯行于中国，而国内之士大夫墨守固有之思想，诏称交邻未曾失礼，驻京公使常谓中国不肯以礼相待，其争论由于标准及观念不同也。太后之所恃而作战者，一为神祇，一为义民，神祇虚渺，谚曰：“天助自助者”，国家穷弱，知识浅陋，如当时之中国，而欲力战世界所有之强国，不待智者而已测其必败，乃求助于所谓义民。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耳，平日未受军事操练，手中所执之刀棍，万不能敌枪炮，一旦败后，散归家乡，国事究将若何？朝臣何不之思！后聂士成战死，上谕谓洋操不堪一试，其意岂信制梃可败列强之精兵耶！

北京城内自攻使馆以来，入于战时状态，枪声炮声，时作时息，人心大为惶恐，富贵缙绅之家，先多出京避难，中等之家力足以外出者，亦多逃出，景善记其轿夫后且出逃。其出京者以拳民散兵之扰乱，交通之阻碍，不敢多带珍物。上谕在京拳民归载勋等节制，其人原多市井之愚民，中有贪于货财乘机抢劫者，一部分住于官宦之家，与之共产，景善深表同情于拳民，而亦以之为言。城中入于混乱状况，乡人不敢入城，柴米蔬菜之价奇昂，生活大难，贫民投入拳民人数大增，太后于宣战后，抚之为兵，赏银赐粟，欲借其力以御外侮。载漪亲统拳民入宫，搜捕信奉耶稣教之太监，太后许其捕之而去。光绪曾力变法，至是，表示不愿对外宣战。大阿哥于宫中辱之，称为鬼子徒弟，太后责之。景善称六月二十五日清晨，载漪、载勋统帅拳民入宫，声称来捕鬼子徒弟，光绪惊惶，幸太后闻声怒出，言辞切责载漪，光绪始免于难。载漪之横至是，对于外人教民，自无怜恤之意。初公使外人聚集自守。载勋悬赏购杀外人之头，男子五十两，女子四十两，孩童三十两。赏令颁布之后，京中外人之被杀者，寥寥无几。夫力所有不及之地，而出命令行之，终亦未必能行，徒失政府之尊严与威信耳，按之国际公法，对于战争时之俘虏，尚有规定之待遇，固无悬赏购杀公使侨民之理。载漪等之行动，虽曰仇恨极端之表示，其野蛮无识，实可痛心！尤可悲者，一部分之忠实教民，多避难于使馆西什库教堂，余多逃亡，而拳民乃曰搜捕二毛子，或所谓白莲教徒。乡人入于城中，亦不能免，其中杂有妇女老幼，受审之时，并无教民之证据，而载漪即命杀之。其残酷有失人性，蔑有加矣。拳民对于官吏，囚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杀京师大学教习刘可毅等，职官见其首领须即跪拜，乃纷纷南遁，曹部甚至无人。于此混乱情形之下，军队亦无纪律，荣禄所部之武卫军大掠于东城，甘军且于市中任意放枪。人民日在恐惧之中，不知死所；拳民迁怒于已死之外人，毁其坟墓，暴露尸骨。

北京而外，直隶全省之谣言孔多，人民日在惊惶之中，自相扰乱，其情况可略于《庚子西行记事》中见之。唐晏于拳民焚杀时出京，北往怀安县，六月十九日晚间，住于沙河旅社，“忽闻枪声大作，店主人夺门而入曰，‘有二毛子二百余来攻镇，镇人御之’。……时同行王君本营伍中人，谙兵事，升屋以观，呼余曰，‘枪皆直上，且系土枪，此镇人自惊耳，非有他寇也’。……卒不见一寇，镇人乃定。后来始知此夜中，贯什闻沙河枪声，逃者及妇女入井者极多，倘不早定之，则不知竟成何状。二十四日（二十日），出居庸关，……四十里至岔道，宿甫就枕，忽闻马铃声，有拍店门者大呼曰：‘有二毛子数百人已上山，去此不远，宜急为备！’店人惊起扰扰，余辈乃告以昨夕之事，令勿动，但安睡，无妨，店人始安。二十五日（二十一日），起行，则居民已十室九空矣。沿途觅晨餐无所得，或有人家门前鸡子壳满地，叩其户则空无人，遂至日晏不得餐。”唐晏记载其途中之经验，自极可信，直隶他县之类此者尚多，百姓之浮动无识，情极可悲；拳民教民相杀，状尤惨烈。诏书下后，北方长官多杀境内之外人，其时保定教士尚未肯去，二十八日，拳民游兵开始攻毁教堂，外人或被击死，或火焚死，或刺伤死，或斩首死，共十五人。余若永清县、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滦平县等，均有拳民滋扰，攻杀教民。山西巡抚毓贤，亦乘时大杀外人。山西初无拳民，教士曾于境内救济灾民，卓有成效，传教事业渐形发达，及毓贤就职，设法奖励拳民，二十七日，太原暴民攻击医院，放火烧之，死一英妇。教士请救于毓贤，毓贤患其不能尽杀之也，遣官二人说其住于指定之房屋，教士从之，教民且有从之避难者。其在寿阳之教士东逃被捕者，亦送入太原。七月九日，毓贤传讯外人于巡抚衙门，共四十六人，中有妇女二十，儿童十一，毓贤出视，命尽杀之，余如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县、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绥远城皆有仇教之运动。少数教士西行逃入陕西，途中备受痛苦，死者亦有数人，生者由陕西署理巡抚端方派兵护送南往汉口；其北逃至蒙古者，皆罹于难，更有未及出逃而被杀者，数约一百七十八人。其在满洲，教士先期得有警告，多往海口，甲子厂、连山、余庆街、北林子、呼兰城均有毁坏教堂，或杀教士之举动。其时俄国方于满洲建筑铁路，工程大受阻碍，七月十七日，俄船行驶于黑龙江者，华军自瑷珲击之。俄军转采惨杀之行动，以作报复，大杀华人数千，中有妇女老幼，其尸浮蔽黑龙江。俄国闻报，称其长官未得政府训令，然终未有处分。其他惨杀教士之地，尚有河南之南阳府、光州，浙江之衢州府，陕西之宁羌州，湖南之衡州府等，范围幸未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