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变法运动与挑战

中国自订《南京条约》以来，迭受强国之压迫，始则给予外商特殊之权利，继则丧失外藩，后则领土不能保全，几至瓜分之祸一如非洲；其祸最盛于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光绪二十三、四）年间。于此五十余年之中，士大夫尚未彻底觉悟，多持夷夏之说，严防外人，从不虚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经济状况，而比较其与中国异同之点，审察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讲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当时之务，仍信中国固有之政教，远非外国之所能及，胸中横有成见，自难明了国内政治上、社会上之积弊，其昏庸傲慢，妨碍新事业之进行，乃为中国贫弱，外交失败之一主因。中国自太平天国，捻、苗、回乱以来，人民于大杀、疾疫、凶年流离之下，死亡者众，人口大减。其在户口繁密之区者，可得迁徙他乡，开垦荒土，安居耕种，衣食尚无困难，政府易于维持治安，有所建设。官制自受外人影响，稍有添设，从未考虑历史上遗留之弊政，现时之需要，能有重要之改革。各省于城邑收复之后，恢复原官，官吏人民之关系，一则维持治安，征收田税，一则安居乐业，交纳税银。人民对于国家别无义务，亦无参政权利；于是乱前政治上之痼疾，依然存在。其时属国次第丧失，朝廷尚不开放属地，设官治理，十八省内秘密会社活动甚力，长江一带哥老会时起作乱，捣毁教堂，山东曹州、单县大刀会起兵，皆其明显之例。其在西北，回乱之范围尤广，回人自左宗棠平定关陇以来，生者回归乡里；汉人于大劫之后，势力单薄，汉回杂处一地，各以褊狭之胸襟，不能谅解信仰习惯之不同，互相忌妒。回人又自分派，易起争斗，而地方长官不善驭之，回人怀愤，会欲乘机起抗官吏。中日战争方将结束，而甘肃之回酋举兵，其党于河州、西宁、大通等城应之，声势涨旺，官军畏之，不敢进剿，诈与之和，潜往袭之，回众应战，大败官军。事闻，光绪以总督杨昌濬不善处置，诏免其职，遣回将董福祥等将兵进剿；回众于举兵之后，青海回人有起而应之者，蔓延日广，幸而官军破之，未致大变，败回逃往青海，一八九六（光绪二十二）年冬，始平，斯役也，屠杀约五十万人，亦云惨矣。属地则吉林教匪孟幅山造言惑众，推朱承修为首，乘防兵空虚，设立元帅名目，约期举兵，声势颇振，官军力剿平之。其在西南，西藏喇嘛久不服从谕旨，朝廷无如之何，西康有土司名瞻对者，在里塘巴塘之旁，其酋恃喇嘛为援，不奉命令，其邻朱窝土司与之相结，扰及其他土司。一八九六年，川督鹿传霖遣兵剿之，取其土地，上奏改土归流，明年，全沙江上流之德尔格忒土司之酋长争位，委员设计囚其父子，亦请设官治理。达赖喇嘛以地归其管理，奏言更派番官接任，川督坚持原议，驻藏大臣言其恐有后患，朝廷诏免鹿传霖职，尽归其地于达赖，其事始已。凡此事变，不过证明国内情状之不安，处于列强竞争之新时代，对内则难维持治安，对外则将丧失权利，奈朝臣之不觉悟何！

变法久为中国之急切需要，曾国藩、左宗棠诸氏后皆惊奇外国枪炮之威力，轮船行驶之便利，以为我有轮船枪炮，即足以与列强抗衡。李鸿章久办外交，洞悉大势，主张变法。其官于直隶也，扩充机器局，购置军火兵舰，奖设轮船局，铺设电线，谋筑铁路等；其进行之计划常受阻挠，未有明显之成绩，新事业之创办，尚且不易，况变祖宗之法乎？宜朝廷多未采行也。其原因固由于士大夫之知识幼稚，政府之财政穷困，而言官妄发议论，百方谏阻，朝中无人主持，尤其困难症结之所在也。太后每于改革大计，则交吏议，一无所成；疆吏之欲有为者又多阻于部议，刘铭传于台湾颇多建设，竟乃迭受旨责，终遂托病乞退。李鸿章复书慰之，中云：“疆臣竭心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此中困难情状，固非为刘氏一人言也。郭嵩焘见解高于时人，主张改革，出使德国大臣刘锡鸿谓为“蔑视国家制度，而取笑洋人，是为无君”，宜其不容于清议，建议且为沈葆桢所笑，晚年废退家居。曾纪泽久任驻外公使，英人问其上海拆毁铁路之原因，则赧然无辞可对，回国在总署行走，原欲大有所为，不幸建议无一采行，中年病死。李鸿章述其晚境曰：“年来亦颇不得意，既为同官所排，又不得当路之助，郁郁蹙蹙，赍志以终。”一二英哲明达之士，不能稍展其才，国内之环境，原难产生有为之士，夫复何望！中日战后，李鸿章复新疆巡抚陶模书曰：“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尤须有治人。……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万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兄抚膺衰疾，蒿目艰虞，独居深思，仰屋窃叹，亦思竭囊底之智，以助局外之谈。然缕指陈，亦何以易群贤之所云耶！”其言极有见解，及自欧美回国，见闻益广，以为外国之强，由于积富，上下合作，无事不举；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法不如远甚，主张以育才为先务。其言曰：

自殿延以至郡县之试，旁及书院之课，皆就其已成之业，而进退高下之，则有举而无教矣，而所学又非所用。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则欲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叠见条陈，或搁置不行，或轻行则止。盖事无两胜，此优则彼绌，数百年积重之势，非偶然更置一二所能转移。今唯有尽罢各省提学之官，辍春秋两试，裁并天下之书院，悉改为学院，分门分年以课其功，学成即授以官，而暂停他途之入仕者。庶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但亦不过托之空言耳。

改革教育，不过变法之一端，而李鸿章失望至是，可见变法之难。顺天府尹胡燏棻曾奏请变法曰：“微臣早夜焦思，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盛宣怀亦言自强大计，朝廷均未采行。其先英使欧格纳迭向恭亲王奕陈说，而王事事推诿。英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入京，往见翁同龢，陈说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端。关于新民曰：“新者，新法也。变法以兴铁路为第一义，练兵次之。中国须参用西员，并设西学科。”翁氏日记记其所言，而附注其驳斥用西员设西学之说。翁氏时倾向于变法，而犹如此，盖囿于环境知识也。恭亲王之推诿，一则年老多病，一则明了太后之性情，一则顾虑言官之议论。言官之害政，伊藤曾向李鸿章建议废之，欧格纳亦向恭亲王明言，王公大臣固不敢有此奏请也。枢臣疆吏莫不畏之，常为变法最大之阻碍。

中国政府之痼疾，既于中日战争之先后，暴露于世，外交更受列强之压迫，唯有变法自强而已。国内虚心学者，始与外国之传教士接触，教会创设之广学会颇有影响于时，其刊行之文字，传入科学知识，记载世界强国信息，建议中国改革事宜，由教士李提摩太主持。李提摩太久在华北传教，救济灾民，其主张则欲输入西方科学知识，得有士大夫之信仰，然后宣传福音，易于改进中国。其工作颇有效于山西，而其他教士反对，一八九二年，不能容于山西，值广学会需才，改就编辑之职。李提摩太精通华语，富于常识，长于评论，其所写之汉文足能发表其思想。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亦有影响于时。林乐知曾就聘于上海机器局，翻译书籍，一八七五（光绪元）年，创行《万国公报》，中载世界之重要消息，以助华人明了国际上之大势，发行十五年后，由广学会续办。中日战后，林乐知编纂《中东战纪》，先后共成三编，风行一时；其内容则译录战争期内之公文，节录西报之记载，余为世界列国之消息与大事。其时《万国公报》之读者骤多，李提摩太之著作尤为时人所称，明达之士既与外人交接，渐悟华人之知识浅陋，其热心者采取外人言论及其个人感想，编著成书，以飨国人，郑观应之《盛世危言》，杞忧生之《盛世危言》等书，皆其明例。郑氏之书抄录李提摩太之时事论文多篇，教士之影响大著，张之洞于其所著之《劝学篇》，亦明承认。《马关条约》成立之年，李提摩太等入京，上奏民教相安之办法，谒见王公大臣陈说改革事宜，十月，负有盛名之学者康有为谒之，赠送其所编著之书，自称深信上帝之慈爱，世界之大同，请其与之合作，复兴中国。明日，康氏南下，其偬偬求见者，先读其文，而已受其影响也。李提摩太尽读康氏上奏朝廷之疏文，函告其妻曰：“余甚惊异，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几尽归纳晶结，若惊奇之小指南针焉。吾人之目的相同，宜其亲来访谈。其书缺少者，则大同主义也。”会李提摩太在京，需用临时书记，康氏弟子梁启超闻之，自请充任，李提摩太以其负有文名，欣然同意。文廷式等与之交游，讨论变法。翁同龢亦迭见之，工部尚书孙家鼐方奉朝旨创设京师大学堂，说其出任总教习。李提摩太不许，而孙家鼐坚请不已。朝臣张荫桓、刚毅亦先后见之。明年二月，翁同龢亲来访谈，说其赞助强学书局。李提摩太出京，翁同龢、张荫桓各赠礼物。

朝臣学者之受教士影响，有倾向于改革者，其人多英哲有为之士，国内士大夫中之先知先觉也。而多数仍以中国政教之美，世无其匹，历史上唯有用夏变夷，未有用夷变夏者也。采用夷法，则非圣人之道，而变祖宗之法；非圣则为不道，变法则为不孝。其言原无历史上之根据，士大夫讲求功名，少读史籍，乃多不识汉后文化演进之陈迹，本于偏狭之情感，利用保守之心理，而以非圣不孝之大罪为前提，实则均为武断不合逻辑之推论。张之洞时倾向于改革，著成《劝学篇》申言其主张。其最初自序，中云：“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者矣。”其言全以中国固有之标准，评论外国政教之长短；关于外国知识，张氏原极浅陋，故有此说。其言足以代表时人之议论，唐才常痛论士大夫所受八股之害曰：“其柔者戢抱兔园册子，私相授受，夜半无人，一灯如豆，引吭长鸣，悲声四壁。……或语以汉祖唐宗不知何代人，叩以四史十三经，不知何等物。……其悍者则纂取圣经一二门面语，以文其野僿芜陋之胸，有若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脉，填胸溢臆，摇笔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此就极端顽固分子而言，其自好者则如《盛世危言》曰：“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日，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其迂陋荒谬之思想，一则由于不愿变法，士大夫所受之教育偏于极端保守，已如前言，而又鉴于古代变法之失败，以为利不十不变法。天下古今之新法，固无有利而无弊者，信如其说，变法绝不可能。一则生于夷夏之别，凡仿自外国者，无论若何制度，能否富强国家，皆痛心嫉之。对于主张变法者，全以情感用事，妄发议论，造谣诋毁，无所不用其极。其人自今观之，实为绝物，而在当时，则为清流，政治上之势力颇为强大，不易一日破除也，徐桐则其明例。徐桐以道学自命，奉倭仁为师，官至内阁大学士，疾恶外人，其住宅邻近公使馆，出门即见洋楼，心不愿见，而以住宅利于科名，不肯迁让，乃另辟新门出入，绕道而行。其亲信门生严修后奏开考经济特科，恩师闻之，即不与之往来，大臣中之轻外仇外者，固非徐桐一人，而皆痛恶变法。徐桐竟谓“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矣。方李提摩太之在北京，主张变法之官绅，创设强学书局，讲求时务，御史杨崇伊上疏奏请封禁，朝旨许之，其女李鸿章之媳也。于此环境之中，凡主变法者，必先推翻顽固者所持之理由，康有为第一次上书论之曰：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指旧法而言），然以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云承祖宗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之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制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其第二三书亦以为言，及德强据胶州湾，康有为自广东北上，再论变法，其辩护之辞，较前尤为激昂。其言曰：

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渴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轻，孰重，殆不待辩矣。

其言深切时人之痼疾；足称明透淋漓。但为辩护之计，引用之书，不免杂有牵强曲解之处，张之洞时亦主张变法，其《劝学篇》论之颇详。其言曰：

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于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唯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征之于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招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余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朝变法最著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商鞅变法，废孝悌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请征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

张之洞等议论之激昂，可见守旧大臣之势力，其引用之经典，皆为偏于有利方面之证据。士大夫之倾向改革者，尚信外国政教，自中国传往者，如陈炽之徒。陈炽著有《庸书》。其言曰：“中国大乱（秦时），抱器者无所容，转徙而之西域，彼罗马列国，《汉书》之所谓大秦者，乃于秦汉之际，崛兴于葱岭之西，得先王之绪余，而已足纵横四海矣。”又曰：

摩西者，墨翟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是知爱人如己，即尚同兼爱之心也；七日拜天，即天志法仪之论也；衣衾简略，即节用节葬之规也；壁垒精坚，即备突备梯之指也。经说上下，为光学重学之宗，句读旁行，乃西语西文之祖。其天堂地狱一说，本于非命明鬼诸篇，乃窃释氏绪余，以震惊流俗，而充其无父之量，不惮自弃其宗亲。盖墨氏见距于圣门，转徙迁流而入西域，其抱器长往者，遂挟中国之典章文物以俱行也。

陈氏不可思议之妙论，直为痴人说梦。梁启超辩护之方法，则以十九世纪欧洲盛行之制度，牵强合于中国古代之政教。其言三代之庠序学校，近于近代之大学，太王之咨问耆老，在今则为议会。其解释由于缺乏正确之观念，精深之研究，且欲缓和反对者之言论；事实上则古今之社会不同，各国之环境殊异，往往难于比较其制度之同异，得有真确之了解。其方法虽或成功于一时，而流弊则颇繁多，况普通文人之读古书，多无批评疑问之能力耶？其不良之影响，则以儒家之理想为事实，古代为黄金时代，反足以坚其顽固复古之心理，拒绝研究西方之学术，创造牵强附会之怪论，如王闿运以耶稣教之十字架为矩，矩即墨家之巨子，断定墨子为耶稣；历史教科书之作者，以周代共和之名，遂谓共和政体先于中国之类，结果反为学术界之阻力。康有为尤敢于议论，其所著之《新学伪经考》则言刘歆作古文伪经，而欲破坏历代神圣不可侵犯之传统学术。其《孔子改制考》，则论孔子与周秦诸子相同，罔不托古改制，其所称尧舜之盛德，乃其理想中之人物，六经为其改制创作之书，其胪列之证据，杂引伪书，虽不免于牵强附会，而分类说明，尚有见地。康氏之见解，以为外人信奉宗教，而中国庶民不知孔子之道，其教散漫力薄，乃推崇孔子，谓其创教，比之耶稣，而欲国人信奉。其说原受耶稣教之影响，自时人观之，则为奇异之至，宜其反对也。

少数主张改革之志士，其志可嘉，其心良苦，其动机则鉴于外势之日逼，非变法无以立国于世界也。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成立，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内称“经此创巨痛深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今朝野上下震动感愤。……今议成将弥月矣，进士从礼官来，窃见上下熙熙，苟幸无事，具文粉饰，复庆太平；又闻贵近之论，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患，保持禄位，从容如故也。”又曰：“向者累经败创，而诸臣苟安目前，遂致战败之祸，而今民心解散，祸在旦夕，再借和款以求一时之安，则亡无日矣。”后德强据胶州湾，康有为上书，详论亡国之祸，言尤动人。其言曰：“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唯辍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铨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亚洲旧国，近数年间岁有剪灭，近且殆尽，何不取鉴之？祸起旦夕，毕命尽丧，而谓可延年载，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盗铃，至愚自欺之术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窃宝，屋烬身焚，同归于尽而已。故职窃谓诸臣即不为忠君爱国计，亦当自为身谋也。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土耳其），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碎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俛首于外交，岂唯束手，徒增耻辱而已！不豫修于平时，一旦临警，张皇而求情，岂能弥缝，徒增赔割而已。故胶警之来，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其言杂有牵强之推论，而在当时，读之足以令人心悸。康氏在京，创立保国会，其演说词亦多类此。张之洞总括其《劝学篇》之大意曰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就上五知而言，一二言外患之逼，三四论变法之方针，五言不可忘本，保存旧有之道德；其欲变法者，亦为对外。其传诵于时之名言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见其思想之一斑。总之主张变法之志士，皆偏于政治方面，意欲利用政法上之威权，改革一切之积弊，欲其计划之能行，则上有明君，下有贤臣，同心协力，勇猛进行，可于短促期内，大见功效。顾其根基浅薄，处于政治不安之时，偶一不慎，大祸即至。至于君主之大权，国会之召集，民权之保障，初未明白提及，其希望之政府，则开明专制也。

识者倡言变法，其尤坚持不挠而欲速成者，康有为也。康有为生于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世居广东之南海县，家为其地之名族；有弟一人，其父早世。康有为初受教于大父，天资聪颖，善于属文，年长就学于粤中名儒朱次琦，一八七九（光绪五）年，以论学与之不合，独学于白云洞，读书颇勤。其门人梁启超称其尽读中国之书，其言浮夸失实，虽不足信，而康氏或已读尽县中能得之书。顾其读书较多，识见较广，志气激昂，议论纵横，不为八股所拘，应试不售。一八八二（光绪八）年，康氏入京赴顺天乡试，下第而归。其往游京师也，道出香港、上海，羡其市政之清明，建筑之宏美，街市之清洁，凡百事业，井井有条，而所谓首善之区，尚不如外国海外经营之地，乃信外人并非野蛮之国，购读广学会及上海机器局刊行之书，益知世界之大势；一八八八（光绪十二）年，再应顺天乡试，不售；会有皇陵山谷地坍之变，发愤上书，详论天灾示惊，国势危蹙，及时变法，建议三端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康氏时为生员，以诗文干谒大臣，陈说变法，大为同乡京官许应骙等所恶；其书呈于国子监，长官以其有谗言中于左右等语，恐获重罪，不肯代递，移至都察院，院亦不纳，实则书中所言者，均为老生常谈，无足称异，而国子监、都察院竟不敢递。康氏初以出门，途遇杀人不吉，徘徊不定，终则决定冒死上奏，于此可见朝廷忌讳之多，朝臣不足有为矣。书未上递，康氏大失所望，愤极无聊，作《广艺舟双楫》以自娱，序中尚有“似人而非”之句，后二年，漫游南归，讲学于广州长兴学舍，教授弟子，梁启超等从而游焉，明年，著成《新学伪经考》，俄往广西桂林讲学，颇负时望，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始领乡荐。梁启超先之考得举人。康氏名望日隆，而忌者益多，一八九四年，言官余联沅等劾其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于少正卯，圣世不容，赖友营救，毁《新学伪经考》版，始已。其年，康氏著成《孔子改制考》，明年偕其弟子梁启超入京应试，会《马关条约》成立，闻而大愤，与梁启超等集合十八省之应试举人一千余人，拟上公呈，奏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属稿已定，而和约批准，其先署名者感受朝臣之指示，惮于生事，遂谓成事不说，书未得递。康氏取其书中言变法者，加以引申，复成一书，五月，于都察院投递，院以上闻。书言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其富国之法凡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其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其论教士，则明理广智。其论练兵，则汰冗兵，合营勇，起民兵，练旗民，募新兵，设军校。所言多切当时之需要，吾人今日考其实际，仍有讨论之余地；例如钞法不善利用，将即病民，铸银为整理币制之要政，开矿殊难预料其成功，三者均不足以富民。铁路、轮船、邮局为交通之命脉，票价不宜昂贵，政府更不应作为国库之收入。其论养民诸端，不过抽象之文句，未有切实妥善之办法，而在当时已为不可多得之书。光绪得之，意初犹豫，后诏朝臣疆吏奏复。康有为自谓前书所陈未能详举节目，再行斟酌情势，草成一书，论其缓急先后之序，其时康氏应殿试后，官授工部主事。初康有为入京应顺天乡试，而以狂言落选；及至会试，文颇慎重。徐桐时任考官，恶其非圣变法，谋欲使之下第，而康氏之文大异于前，读之引为卫道之同志，封发，乃康有为也。其所摒弃之试卷，以为康有为所作者，实梁启超之文也。及至殿试，为李文田所抑，不得入翰林院，官授主事。康氏深为失望，至是，呈其书于工部堂官，请其转奏，堂官不许，移之他署，亦不递，遂欲返粤。其友陈炽、沈曾植阻之，陈炽曾著《庸书》，有名于时，沈曾植为浙江学者，久官于京，均主变法，表同情于康氏者也。翁同龢亦劝之留京，会徐桐党羽谋欲弹劾，乃劝之行。十月，康氏于见李提摩太之次日，即行南下。

中日战后，明达时务之学者倡言变法，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议创强学书局，鼓吹改革，激励士气。康有为、梁启超在京会试，加入活动，创行公报，分送贵人朝士，凡二千份，会员凡数十人，孙家鼐、袁世凯与焉。翁同龢亦表同情，英美人士有列名会员者。朝臣远鉴前代朋党之祸，近视秘密社会之扰乱，及政府严禁会党之法令，初欲避去会名，而以他字代之。梁启超则称其师康有为独持不可，意欲破除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世之途径，其言不免浮夸，官书固以强学书局称之。会员每十日开会一次，有人演说。据梁启超言，其拟办之事凡五：（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疆吏张之洞闻而善之，捐款五千两作为会费，及康有为南下，谒见张之洞，商设强学分会于上海。张氏与之论学不合，又以门户之见，竟不欲助之，康氏仍力进行，分会终能成立。自今观之，强学书局之性质，同于政治学会，原无若何政治上之重要，而御史杨崇伊奏言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旨查封。光绪下诏查禁，其原因固由于守旧大臣之反对，而中国政治且为极端专制之表现也。大臣对于皇帝，士庶对于官吏，唯应服从，遵守其命。其上者向少考虑治于人者之意见，唯以威权恫吓而已。民间从无言论之自由，逐渐养成治人者之胸襟狭隘，对于批评建议，无论其性质若何，莫不为之不安，而以恶意相视。其造成者，一部分殆由于理学不良之影响，而患求全责备也。强学书局被封，其在北京距开办之时，只有四月，上海分会，仅有月余。翁同龢于其日记深表失望，会御史胡孚宸奏请解禁，朝命总署复奏。总署奏请官办书局，每月给银一千两；朝旨许之，派孙家鼐主持，其目的则欲翻译书籍也。其前会员乃别谋活动，上海分会初得张之洞捐款一千五百两，及其被封，尚余一千二百两。至是，黄遵宪以之创办时务报馆，捐款一千两，招梁启超主撰时论，进士汪康年经理。黄遵宪初为驻日使馆职员，改任领事，政府调为驻德公使，而德外部不肯接待，盖其久在外国，不易听命故也。黄氏在外深受刺激，久愿中国变法自强，又与康梁同乡，颇相接近。九月《时务报》出版，每旬一册，凡二十余页。梁氏善于属文，其文畅达明白，自为一体，内容虽少丰富之材料，精深之思想，然其善于张皇附会，极文字铺张之技能，普通读者往往为之神动，而最适宜于宣传。康有为之弟子更办《知新报》于澳门。一八九七年，黄遵宪授湘南按察使职，其巡抚陈宝箴热心于改革，创办时务学堂，招收学生一百二十人，延请梁启超为总教习。梁氏入湘讲学，倡言变法自由，湘绅大哗，而陈宝箴坚持如故，时当中国战败屈服之后，勇于进取之少年文人多有变法之倾向，又得康梁之鼓舞。政府自收办强学书局后，风气一变，四方文人组织会社，多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曰：“一年之间设会百数。”据其所著之《戊戌政变记》，列举三年内设立之学会、学堂、报馆凡五十一所，吾人将其分析，学会凡二十有四，学堂共有十九，报馆凡八；就其所在之地而言，湖南十六，江苏十一，广东八，北京三，广西二，陕西、湖北、浙江、福建各一；其在国外者，澳门三，新加坡三，横滨一。学堂报馆范围殊小，学会之性质多不相同，如群学会、农学会、蒙学会、知耻会、测量会、不缠足会等，不相统一，各自为政。其盛起于江苏、广东者，理至明显，无待赘言。湖南则以贤良官长，绅士提倡，学会最多，势力较强；顾其实际亦有可议之点，如学生竟明称其无用，所讲者，“天文地理为俗儒常谈，闻之者昏昏欲睡，讲者徒费唇舌”。但其功用则为开通风气，湖南之风气固异于前矣。余若四川诸省多未受其影响，中国领土广大，文人守旧，康梁宣传之力，实难及于各地，梁启超所谓设会百数者，殆非事实。

识者倡言改革，朝臣疆吏中之识时务者亦论变法，而朝廷汲汲顾虑者则有二端，一曰财政，二曰军政。财政先已感受困难，中日战前，政府一年之收入凡八千余万两，较之清初二三千万两增加数倍，即比道光年间亦有进步，其原因则以关税、厘金、杂税之收入也。同时，国用大增，户部仍患拮据。关税于鸦片战前约百有余万，至是，增至两千余万；其税率受协定条款之束缚，不得提高。厘金收入约一千五百万两，病商害民，人所共知，势难增加，杂税更无论矣。政府则以赔偿日本军费，无法应付，光绪诏曰：“户部奏偿款太巨，请饬通盘筹画一折。当此时事艰难，国用匮乏，中外臣工各宜合力同心，共图匡济。著户部咨行大学士，六部，九卿，暨各直省将军，督抚各抒所见，如有可兴之利，可裁之费，能集巨款，以应急需者，即行详晰明奏，用备朝廷采择。”言者均请开源节流，广西巡抚张联桂奏称开源之策有六，曰铸银圆，曰放银圆，曰行银票，曰核税契，曰加洋税，曰兴商务。其节流之策有四，曰裁冗官，曰裁冗兵，曰省局务，曰节縻费。其所筹之办法虽切时弊，而规模远大，一时殊难实现。尤有进者，铸圆废两（即放银圆），为整理财政之要务，固非有利可图，而得视为大宗收入也，银票更不足富国矣。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请开铁路以利运输，铸钞币以裕财源，开民厂以造机器，开矿产以资利用，折南漕以节经费，减兵额以归实际，创邮政以删驿递，创练陆兵以资控驭，重整海军以图恢复，设立学堂以储人才。其计划可称详尽。皇帝诏各省督抚将其悉心筹划，酌定办法奏复，又饬云、贵、山西督抚开采境内矿产，迅速奏复筹办情形。御史陈其璋疏称镇江东南诸山皆有煤铁五金，均可采掘；实则先未调查矿产，而多本于猜度，官吏且不知开采之新方法也，其不能救穷事固明显。户部拟定筹饷办法，其主要者凡八，一曰裁减制兵，二曰考核钱粮，三曰整顿厘金，四曰核扣养廉，五曰盐斤加价，六曰茶糖加厘，七曰当商捐银，八曰土药行店捐银。其举办新税，足当苛捐恶税之名，其中办法，以裁兵、核粮、整厘盐价为最要，而各省多未举办；官吏之俸金已少，而今又扣养廉，廉吏将何以仰事俯蓄耶。户部奏请饬催各省速办。盛宣怀俄请仿行印花税，创立银行，朝臣后请发行自强股票（公债），印花税未能推行，股票由户部议订章程，改称昭信股票，发行之后，绅商不肯购买，地方官强之，山东、四川各有扰乱，乃奉旨取消。其时国内币制紊乱，朝臣迭请鼓铸银圆，有以银价低落，建议仿造金镑者，金币在今尚不易行，当时自难实行；铸造银币原为统一币制之要政，一八七七年，赫德已向总署建议，李鸿章书告友人，称其扫尽陋规，官吏将无以自立。政府不能别筹津贴，此数百年积弊不易一日更新者也。其言仍切时弊，朝廷固未切实整理财政。

政府筹款之名义曰筹饷，军队自中日战后，识者知其不能一战，各省所养兵勇八十余万，年费三千余万，长官尝以省库入不敷出，有按七八成，或五成核放者，每兵“每月仅领银数钱，平日不敷养赡，多以小买营生，巡缉俱属虚文”（胡燏棻奏语）。朝廷之政策则裁减绿营，招募新兵；新兵之器械多购自外国，饷糈优厚，非有经费不能办理。一八九五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称营兵积弊深痼，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请先练二千余人为一军，分为十三营，名曰自强军。营制仿照德国，半年以后即行扩广，加练一倍，以增至万人为止。如饷巨难筹则增至五千人，全军用德武员为统带，其下营官以洋将充之，副哨官（副排长）始用武备学堂之学生。未几，张之洞奏称创立陆军学堂于省城仪凤门内，聘请德员五人为教习，慎选学生一百五十人学习，以三年为期。明年，张氏奉旨调任湖广总督，设新军二营于湖北，雇用德员操练，又创武备学堂。自强军自张之洞去后，刘坤一称其雇用德员居于城内不便，将其调往吴淞，及至三年，德员解雇，竟无重要之影响于时。其他改习洋操之队伍，直隶有提督聂士成所部之武毅军，聂士成初为淮军战将，其编制仍照旧例，袁世凯亦练新军于天津。此固国内之少数军队也。海军自北洋舰队消灭后，朝廷有兴复之意，命福州将军裕禄兼船政大臣，但无经费，未有建设。

财政练兵为时要政，其他改革尚有数端，兹略言之于下。一、交通。初张之洞倡言自办铁路，开办大冶铁矿，创设铁厂于汉阳大别山，縻款甚巨，未有成绩。一八九六年，张氏与直督王文韶会奏，请设铁路公司，保盛宣怀为督办，办理卢汉铁路。盛宣怀入京，往谒总理衙门大臣，请筹四千万两，半数筹自本国，半数借自美国，后向比国借款，引起英国之争论。京奉铁路先已筑成一段，至是，兴筑北京、天津间之路线，而长城以北，受俄干涉，未能进行，朝廷固知铁路之重要矣。邮局亦于此时积极扩张，初驻京外使每于冬季将其递往本国公文，交华官转递上海，后由天津税务司办理。及《烟台条约》成立，赫德请设送信官局，后二年，总署与李鸿章商定开创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寄信局。其办法仿自外国，交海关管理，士大夫非之，民间信局以其妨碍生计，势难发展，而列强竟于通商口岸，次第创设邮局，总署乃饬赫德推广寄信局于各口。后总署大臣闻知英国将添设邮局于中国，饬令赫德详议邮政，是否确于小民生计无碍？赫德复称无害，拟定章程。张之洞亦以为言，乃改总税务司署中之寄信局为邮政总局，各口所设之寄信局为邮政局，并将于其附近设立分局。其征收信资，明信片每张一分，封口信每件计重二钱五分，收银三分，余以类推，挂号信另行纳资。邮局兼营汇兑，寄送包裹。其创办之始，经费由海关补助，兼顾及民信局之利益。御史徐道焜奏其章程未尽妥善，两广总督谭钟麟称其琐碎烦苛，众怨沸腾，无裨饷需，徒伤政体，请将其裁撤。闽浙总督边宝泉电称邮局不准信带银洋，有妨小民生计等情。总署将其驳斥，始免于事，新政推行，殊非易事。二、教育。旧教育不切于用，新教育前已失败，至是，朝臣欲有进行，政府改前强学书局为官学局，派工部尚书孙家鼐管理，孙家鼐请延教习译书，购置仪器。侍郎李端棻受其妹夫梁启超之影响，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县学堂教授中西学程，以三年为期。京师大学选贡监生入学，并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朝旨交孙家鼐妥议办理；孙氏奏称设立分科大学。其思想则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孙氏无法进行，迭次商请李提摩太出任总教习，李提摩太固辞，迟至一八九八年夏，始行开办，即景山下马神庙四公主府为校址。直省之办学堂者，天津、上海各有一所，均由盛宣怀主持，武备学堂则数较多。要之，学堂之创立，徒有空名而已。三、筹民生计。朝臣时知实业之重要，御史王鹏运奏请讲求商务；其主意欲官商一气，力顾利权也。皇帝交总署议复，总署奏称各省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商人公举绅商充任局董，讲求商业，再设通商公所于各府州县之水陆通衢，整顿招商局等。更有奏请抵制洋商，改造土货者，其办法则劝绅商开设纱厂、丝厂、工厂织造呢羽、毡毯。盛宣怀则请创设银行，以为通商惠工之助。其于农民，许其于北方开垦。初直隶、山西边民私入内蒙古耕种，次第改设州县；东北虽有俄国之逼，中日战前，尚未彻底开放，准许汉人移居；战后，始改政策。朝臣奏请开放内蒙古，称其土地肥沃，河套东西尤属膏腴，民多潜往私垦，不如官为经营。朝命大臣奏复，皆称其利，遂弛禁例。

以上新政，除邮政而外，多无实效，又非通盘计划，彻底改革，无足深论。一二枢臣虽欲变法，究无奈何！据翁同龢日记，一八九六年，太后命修颐和园，将土药厘金全数提归工程处，又将三十万两提归圆明园，明年，太后万寿节日，大事庆祝。朝臣欢乐之际，而德忽以教案强据胶州湾，多所要求，其武力压迫之甚，蔑以复加，朝野上下莫不愤怒，而国中军队不足一战，舰队不能防御海岸，终乃屈服，许之。俄、英、法国相继租借军港，划定势力范围，争夺特殊权利，日本亦得利益，中国任其宰割，而无如何，固国内之奇变大辱也！年富力强之光绪皇帝，适当其冲，对于列强无理之要求，屈服许之，其心中痛苦，何似如之。光绪初受师傅翁同龢之影响，以为对日一战而胜，可得发扬国威，跻大清于强国之列，不幸归诸泡影，而外侮反亟于前，知非变法，则无以图强，变法之心意日坚。其为人也，聪明好学，博闻强记，自幼养于宫中，宫中礼节琐繁，习之既久，失其勇敢果决之气，师傅平日讲说传统之道德，自不敢以下犯上，及其年长，唯有服从后命。慈禧自信力强，专断朝政凡三十余年，尝自诩其地位，远非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之所能及，其意以为英国采行之政策，编定之预算，必待内阁之决定，国会之通过，而一人自由任用罢免或诛杀大臣，决定政策。所谓军机大臣，不过顾问，对于询问事件，陈述意见而已。其专横之甚，心目中固无光绪，机密大事往往独断。及光绪年长，懿旨竟谓归政后仍问朝政，中日战起，太后皇帝意见不协，明年，和约成立。十二月，光绪诏曰：“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仰蒙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细而起居服御，凡所以裨益朕躬者，无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据此，光绪毫无自由，直为儿童耳。太后且欲使之孤立，帝于大婚之后，宠爱瑾妃、珍妃，珍妃颇有才能，偶因家庭琐事，不为太后所喜，积隙日深。中日战时，太后借端称其骄纵，肆无忌惮，降其姊妹为贵人，扑杀其亲信内监高万枝，惩罚其兄志锐，命撤汉满书房；而帝不欲辍讲，翁同龢又力争论，汉书房暂得不撤。皇后为太后侄女，据德龄女士所记，太后于颐和园计隔皇帝皇后卧室，二人不易相近，拳乱后犹然。中日战争期内，御史有以太后干涉朝政，无以对祖宗天下者，侍郎汪鸣銮、长麟于召对时，奏说皇帝振作独断。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三日，帝忽宣谕“二人离间两宫，厥咎难逭，著革职，永不叙用”。翁同龢日记曰：“臣等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枢臣拟定诏旨，措辞严峻，光绪之意如此，盖太后之影响而然。旨称二人罪状曰：“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二人所说，既为妄言，何必屡次召见？谕文之重要，则在钳制臣下之口，而唯皇太后之意志是从耳。二十七日，瑾珍二妃奉太后之命复位，无奈嫌疑已成，太后仍欲去帝亲臣。明年二月，汉书房竟奉懿旨撤去，三月侍读学士文廷式又奉懿旨革职。文廷式曾为二妃之师，为太后所恶，托病家居，以求免祸。及强学书局成立，杨崇伊参其遇事生风，广集同类，议论时政，并交通内监文姓等情。太后得奏，命即严办，谕旨称其召见时语多狂妄，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太后又杀内监寇万才，其原因则不可知。六月，光绪生母醇亲王福晋（满语言妃）叶赫那拉氏病死，福晋者，慈禧之胞妹也，由是无人调停其间，而光绪之境遇愈苦。翁同龢于日记记之曰：“上戚容无语，大异十六年十一月（一八九〇年十二月）情形矣，退而感叹。”

在朝掌权之大臣，多慈禧之亲信，光绪之亲臣独其师傅翁同龢一人而已。翁氏小心谨慎，畏首畏尾，不敢有为，对于文学古董，颇有研究，但无建设改革之才能，居官深患御史之奏劾。李提摩太在京，翁氏亲至其寓所见之，请其赞助改革，其心实有变法之倾向，光绪信之极深，翁氏固欲富国强民，以报皇上也，满人嫉之，尤以太后之亲臣荣禄、刚毅等为甚。刚毅与李提摩太语，毁之甚力，朝廷上满汉大臣，既不同心合作，各立于仇视对敌之地位，而太后之性情偏于守旧，满族大臣之妻女得入宫中，太后与之亲近。皇帝则倾向于变法，知非重用汉人，终无改革之望，皇族亲王大臣皆助太后，而光绪孑然孤立，名义上虽曰亲政总揽万机，实际上用人行政之大权，仍握于太后之手。臣下奏疏，皇帝看后，移送颐和园，由太后决定；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莫不须得其同意。其干预政事者，一则好揽政权，一则不信皇帝也。光绪于胶变之后，深受刺激，一八九八（光绪二十四年）年一月十六日，询问枢臣变法事宜，翁同龢日记曰：“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臣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也。”翁氏于日记旁注明其敷对之主意曰：“谓从内政根本起。”旋许德国要求，枢臣奏请振作自强，而列强威逼愈甚，帝向翁同龢索阅黄遵宪所著之《日本国志》，欲许外使入觐，舆马直入禁门。二月，帝颇振作，明发谕旨，严责疆吏对于裁兵节饷，空言搪塞。三月，切责枢臣一事不办，恭亲王为之流汗。四月，俄使订期入觐，帝欲许其亲递国电，而枢臣谏阻，帝不喟然，又言德亲王进见，著在毓庆宫前殿赐宴，准其乘轿入东华门。翁同龢言有窒碍，其日记曰：“上皆驳之，并盛怒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因论赫德亦可见，从前汉纳根欲见，为恭亲王所阻，并传张荫桓将前日所开礼节照旧进上。……前后不能悉记，记之者知圣意焦劳，臣等因循一事不办，为可愧憾也。”及俄使入见，礼节大异于前，帝用汉语宣谕。翁同龢曰：“此皆从前所未有也。”后德亲王入觐，待遇尤为优渥。帝既大改旧制，会恭亲王病殁，王自再出，身弱多病，小心谨慎，多所顾忌，毫无补于时艰，反为变法之阻碍。其时朝臣门户之见日深，新旧两派暗斗益烈。六月十一日，光绪诏定国是，十五日，翁同龢奉朱谕免职。文曰：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氏罪状究为莫须有之辞。其在朝也，帝极亲信，偶有疾病，询问者三，一旦忽而命其回籍，非帝之意，亦非翁氏之所预料者也。明日，驾出，翁氏趋宫门叩首，其日记曰：“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其依依不舍之情状，见于言外。要之，翁氏之免职，为新旧二党暗斗之结果，帝奉懿旨无可奈何者也。翁氏友人张荫桓主张变法，亦几为旧党所陷，张氏面告翁氏，翁氏日记记之曰：“樵野（张荫桓字）来告，初六日（六月二十四）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折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太后）起，极严责，以为当办，廖公（廖寿恒）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旧党陷害之计，不择手段，竟至于此，其视为奥援者，太后助之也，翁氏免职之日，诏令二品以上大臣授职者，京官谢恩陛见，并诣皇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又命直督王文韶、将军裕禄入京。裕禄为荣禄之党，直督之缺，改以荣禄充任。直隶驻有三军，一、董福祥之甘军，二、聂士成之武毅军，三、袁世凯之新建军。三军均归直督节制，军权归于荣禄，其党可得从容指挥，为所欲为，其深思远虑，计划之周到，光绪之危险，改革之失败，已定于此。而竟莫之奈何，光绪殆非慈禧之敌，抑其地位使之然耶？

光绪决心变法，其深予以刺激指导，而力促其进行者，康有为也。康有为迭次上书，奏请变法维新，名誉大噪，嫉之者亦众，自授主事以来，回粤讲学，及德强据胶州湾，自广东北上，上书极论国势之阽危，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其言耸警人心，语多透切，末后建议三策，一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二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三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其计划自今观之，势难实现，且多危险；至谓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其意以为不用其策，而仍因循守旧，唯有灭亡而已。其推论殆不免于武断，即使尽用其策，亦难尽如其希望也。书上，工部尚书淞溎恶其言直，不肯代递，而文传诵于时，康氏失望欲归，翁同龢留之，会得朝臣高燮曾之疏荐，光绪诏命总署大臣，问以大计；书始上达，共历二月之久，可谓难矣。其应召也，据翁同龢言，康氏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此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事也。帝复命其具折上陈，宣取其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二书。二十九日，康有为再行上疏，陈述效法日本维新，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其建议之制度局分立十二，一法律局，二度支局，三学校局，四农局，五工局，六商局，七铁路局，八邮政局，九矿务局，十游会局，十一陆军局，十二海军局；各省添设民政局，其督办准专折奏事与督抚平等，自辟属员。其奏陈办法，均仿自日本。日本明治即位，幕府归政，内而朝臣，外而藩侯，互相争权，藩侯治理属邑，朝廷空有治理全国之名，明治乃临南殿，率公卿藩侯祭天祀神，宣读誓文，示以用人改革之方针，而欲以之免除误会。中国之情状迥异于此，康氏之皇上御门誓众，殆表示其决心变法，不顾困难，势必勇猛前进，而守旧大臣不能阻挠也。顾其后变法之失败，非由于皇帝之不决心，乃其无权也。二国之环境不同，宜于日本，固不必能行于中国也。其倡设之各局，盖将中央地方政府之政事，交其办理，其原有官署将如何处置？时传其主废内阁六部，及各省巡抚藩臬司道，虽不足信，而康氏后应诏入见，据梁启超言，奏称新政责之小臣，许其奏事，旧衙门勿去。其后张元济请废翰林院、都察院，岑春萱请废卿寺，裁去局员，朝廷虽未尽采其议，而无事可办之官署固多废裁，此足以招引守旧大臣之反对矣，书上，康氏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及李提摩太译编之《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诸书。光绪将其奏疏交总署复议，读其进呈诸书，深有所感，变法之意益坚。

康有为在京活动，其弟子梁启超时亦在京，其年为会试之期，各省举人入京应试，四月，国难日急，康有为倡设保国会，谋集朝士举人，十七日，开第一次会于粤东会馆，到者约二百人，议订章程三十条，其宗旨则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而图保国，保种，保教，对内讲求变法，对外讲求外交，设总会于北京、上海，立分会于各地。斯日，康有为等数人演讲，其说辞之主意，仍为外患日深，国势日急，士大夫将无死所，唯有人人发愤而已。礼部尚书许应骙粤人也，恶之，禁其再在会馆开会，第二次聚会于嵩云草堂，第三次开会于贵州会馆，据梁启超言，赴会者尚过百人。其反对之者，称其聚众收费，同于会匪，向途人即称亡国，著书驳之，印送贵人。据康氏弟子所言，其人以怨愤私利出此也。于是辗转传说，谤议大起，御史相继奏劾，会员李盛铎竟自劾会求免，刚毅因欲查究入会诸人，光绪不许，始免于祸。保国会之性质，不过集会演说，唤起时人之觉悟而已，而朝臣乃以洪水猛兽视之，其愚诚不可及。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上书请废八股，书递都察院代奏，不得，转请总署代奏，亦不可得。其他举人闻之，据梁启超语，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康有为之在京活动也，谒见达官，联络御史，许应骙奏称其至寓所干谒再三，概予谢绝。御史文悌称其踵门求见，多所干请，拟有底稿二件交之，一参广东督抚，一请变更制科。其弟康有溥（字广仁）致书友人亦称其兄代草奏稿，鼓言路及能上折者上言，今刊行之康氏《戊戌奏稿》，尚保留其代草奏疏之一部分。言官与之亲近者，有宋伯鲁、杨深秀等，康氏之心，固为国事，吾人唯有叹其用心之苦。其时光绪以外交应付之困难，焦劳悲愤，易受康氏文字之影响。翁同龢复密荐之，梁启超称其言曰：“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其言不免浮夸，要亦非尽子虚；翁氏主张变法，与之常有往来。及保国会被劾，康氏欲回籍养母；翁氏留之，其日记所言，殆为免祸之计，不无可疑之点，不足尽信。枢臣时相水火，翁同龢迭次被劾，康有为以为皇帝宣布政策，则变法之基础成立，草定国是奏疏，交言官上之。光绪得奏，六月十一日，毅然诏定国是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唯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摒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诏文昭示朝廷之坚决变法，臣下当一致进行，其在先进国家，政策未定之前，有关系之各方面，得充分发表其意见，政策决定公布之后，其见解与之相反者，亦多放弃其主见；行政官吏唯有执行政府之命令不得论其是非，攻击其主持之敌党也，乃在中国，朝臣多所忌讳，对于国是，不愿公开讨论，而唯秘密活动，政策决定之后，心中虽极非之，而以利禄之故，一方面求固其位，一方面不择手段，阴谋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诏书欲去新旧门户之争，而实不易，一旦改革朝臣之心理，党祸反烈。吾人不得不叹千余年来政教之积弊，文人胸襟之狭隘，不顾理智，而唯意气用事也。诏中所言之特科，指经济特科而言，其议倡自贵州学政严修。其意专为耆儒宿学不在院堂肄业者，仿博学鸿词之例，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举送所知，入京试以策论。光绪交总署及礼部议复，复奏无所驳斥，奉旨遵行。特科每届十年或二十年一举，岁举则于乡试时，由学政调取高等生监分场专考，中式者名曰经济科贡士。朝臣之觉悟者，盖知八股之害，而欲因此拔用真才也。诏书催办京师大学堂，实为进一步之办法，大学成立，其教习将以何人充任，实一问题；虽然，政府之希望，固为造就人才，不可厚非。

康氏初以国是诏降后，大事已成，据其弟子张伯桢言，先原定期出京，而留之者情殷，会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奏荐，徐氏与康氏接近，先曾上其代草请定国是之奏稿，至是，奏举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五人，略称日本变法，拔用下僚及草茅之才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康有为等若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思裕如，成效神速。十三日，光绪诏康有为、张元济于十六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十五日，翁同龢忽奉朱谕开缺回籍，大臣授职者，诣太后前或具折谢恩，授荣禄直隶总督。凡此数端，皆光绪对于太后之极大让步，太后已布置网罗矣。明日，康有为等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陈奏变法。张伯桢称其请废八股，梁启超言其建议增置新衙门，擢用小臣。对逾二时，康氏自称皆承嘉纳，天颜有喜，盖帝先读其书，慕之已久也。命其所著各书概行写进，随时上陈，帝欲重用康氏，而刚毅阻之，又碍于太后，诏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康氏政治主张，仍为“统筹全局以图变法，御门誓众以定国是，开局亲临以定制度三者而已”。自此而后，其精力多耗于著书，议论政事，其上奏者颇多；试士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用策论；武举请停马步弓刀石，改设军校；课士大设学堂，翻译日书，广派留学；政治则君臣合治，满汉不分，定立宪法，召开国会，改定法制；军制则裁汰绿营，改设巡警，仿照外制，大练新兵；交通则以漕款广筑铁路；实业则劝励工艺，奖募创新，提倡农商；宗教则尊孔圣为国教，废去淫祀；风俗则禁妇女缠足。其进呈之书有《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记》等，均予光绪深切之刺激。朝臣之赞助变法者，有李端棻、徐致靖、张荫桓、孙家鼐等。李端棻受梁启超之影响，关于变法事宜，多所建议，后授礼部尚书。徐致靖奏举人才，官授侍郎。张荫桓出使美英，久办外交，深知中国之积弊，极表同情于变法，又与康有为同乡，康氏曾馆于其家，往来甚密。孙家鼐为光绪师傅，奉旨办理译书局，及大学堂事宜，亦倾向于变法。其他康梁党人多为小臣。梁启超于七月三日奉旨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九月五日，光绪进用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御史中之力赞助变法者，有宋伯鲁、杨深秀。初诏定国是，旧党先向新党挑衅，二人奏参礼部尚书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以为报复。上谕其明白回奏。许氏逐一陈明其无阻挠等情，反称康有为少即无行，意图幸进，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请将其罢斥，驱逐回籍，光绪不问。其党羽文悌时为御史，先曾诈与康氏交游，探其私事，至是，罗织其罪，称为轻浮巧猾之徒，证实许应骙回奏所言之罪状，疏文甚长，颇能动人，而上谕称其受人唆使，免去御史之职。文悌为人颇不可解，初于俄国强租旅顺、大连之时，自请赴俄辩论，将痛哭流涕，效法申包胥九日不食，倘俄固执，立即自尽，庶可感动英日出而助我，且曰：“奴才无父母在堂，妻妾在室，以死报国，奴才蓄志已久，死得其所，可以感动地球万国”，自称其为奇策，而帝不许，否则将成外交上奇异之事。后湖南举人曾廉指摘梁启超所言之民权自由为大逆不道，上书请杀康梁，光绪反命谭嗣同将其逐条驳斥，然后进呈太后，以保全之。康有为之进呈书也，帝令太监赏银两千两，未曾下诏，盖免太后之疑忌，及旧党之诋毁也。康氏在京既为守旧大臣众矢之的，其弟有溥与梁启超谋欲其出使日本，而光绪别用黄遵宪、孙家鼐奏请康氏督办上海官报，光绪许之，而仍留其在京，及势危急，始促其行。

方康有为之见用也，信其能有所为，电商其事于李提摩太。李提摩太闻知伊藤博文来华游历，以其在日主持变法，多所成功，称其熟悉东方情状，建议聘为顾问，日本于地理上为中国近邻，二国之关系密切，其政府于列强在华争夺权利，无可奈何，其政治家固愿中国变法自强，而二国以种族、地理、文化、经济之关系，可能互助也。梁启超等已与日人相亲，士大夫有倡联日者。会康有为电召李提摩太入京，称将聘为顾问。李提摩太应召北上，九月中，抵京，而伊藤已至，同住于一旅舍，竟有上书请留伊藤为相者。二十日，光绪见之，待之优渥。康氏变法颇得英人、日人之同情与赞助，文悌奏参康氏，内称至其卧室，案有洋字信多件，不暇收拾，视为罪状之一，吾人则深佩其虚心。朝臣之进行康氏计划者，有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等。谭嗣同为湖南浏阳县人，游历四方，负有大志，精通哲理，著有《仁学》，及康有为等倡立强学书局，值其来游北京，谒之不遇，乃与梁启超相见；梁氏称其师说，据其所作之《谭嗣同传》，谓其自称私淑弟子，后归湖南倡办新政，刊行《湘报》，集众演说。徐致靖荐之，被召入都。刘光第蜀人，初成进士，授官刑部主事，及闻康有为创设保国会，请为会员，遂与康氏相识，在官不事显贵。杨锐亦为蜀人，先见知于张之洞，官于京师，鉴于外患紧张，慷慨谈论时务，与康有为相善。强学书局之成立也，杨锐有力焉，杨崇伊上疏弹效，其会员上疏争之，杨锐争先署名，胶变起后，有为上书再谕变法，倡立保国会，杨锐加入，与康氏益密，刘杨二氏皆以湘抚陈宝箴之荐召见。林旭闽人，康有为之弟子，倡言变法，活动甚力；荣禄新任直督，召之入幕，会以朝臣之荐，被召。四人入觐后，奉旨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章京云者，办理文书之职员．位在军机大臣之下。拜命之日，据梁启超言，皇上亲以黄匣缄一朱谕授之，命其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折，皆经四卿阅视，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据此，则其职权出于军机大臣之上，皇帝时无大权，不能重用新进之士，又不能无故罢免守旧之大臣，岂用康有为之谋，擢用小臣办理新政耶？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博学强记，初成进士，时授御史，主张变法，与康有溥之交颇密，迭次上奏康有为代草之疏，请废八股，诏定国是，弹劾许应骙，辩护新政等。其他力助变法者，尚有康有溥等。有溥精明锐断，勇于任事，初为小吏，后从美人学医，梁启超于春间重病在京。康有为召之调护，有溥入京治病，并助其兄整理文稿，平日主张废八股为救中国之第一事，时约友人经元善创办女学于上海，知其在京之危险，而不肯去。其人要皆富有爱国思想之志士也。其在外省尚有陈宝箴等，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勇于任事，锐于改革，进行新政，不顾毁誉，政绩斐然。

六月十一日，光绪诏定国是，政变作于九月二十日，百有三日之中，改革之诏书迭下，兹列重要之改革于下。

六月十一日，诏军机大臣总署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筹办京师大学堂。

六月十二日，诏选宗室王公游历各国。

六月二十日，总署奉旨妥议提倡学艺农业事宜。

同日，饬盛宣怀赶办卢汉铁路，并开办粤杭沪宁各路。

六月二十三日，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

六月二十六日，谕各部院于奉旨交议事件，克期议复，逾期即严惩治。

七月四日，诏地方官振兴农业，着刘坤一咨送上海农学会章程于总署，并令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诸书。

同日，创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

七月五日，奖赏士民著作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准其专利售卖。

七月九日，诏八旗改习洋枪。

七月十日，谕改各地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其地方捐办之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习，奖励绅民兴学。中学应读之书，由官书局颁发。民间祠庙之不在祠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人民，一律改为学堂。

同日，严饬地方官保护教士教民。

七月十一日，诏举经济特科，命长官各举所知，于三月内送京，然后定期举行。

七月十四日，谕官奖进商业。

七月十六日，严谕各省将军督抚切实裁兵练军，力行保甲，整顿厘金。

七月十九日，公布科举章程，乡会试仍为三场，一试历史政治，二试时务，三试四书五经。岁科亦以此例推之。

七月二十六日，改《时务报》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并着督抚咨送各地报纸于都察院及大学堂，许其实言，不必忌讳。

七月二十九日，命各部院衙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则例。

同日，下诏改良司法。

八月六日，谕华侨创立学堂，着出使大臣劝办。

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成立。

八月十日，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各将军督抚奉旨妥议海军事宜。

同日，王文韶、张荫桓奉旨筹议铁路，开矿，增设学堂并切实举办事宜。

同日，宣示决心变法，有意阻挠，不顾大局者，必当严惩。大臣当认真考察真才，参劾不职，上下力除壅蔽。

八月十六日，译书局成立。

同日，诏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等为督理，准其随时具奏，奖进绅富之有田业者，广开农会，购买农器。

八月二十六日，准梁启超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并予学生出身，其编译之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同日，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循玩懈，不肯力行新法。

八月二十八日，谕告诸臣除去蒙蔽锢习，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准延搁。

同日，诏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会于上海、汉口。

八月三十日，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其不办运务之粮道，疏销之盐道，及佐二之无地方责者，均着裁汰。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及归并事宜，大学士六部及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切实办理。

九月一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奉旨交部议处，嗣后堂官代递条陈，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

九月五日，诏用西法练军，逐渐实行征兵，裁减绿营。

同日，工部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及街道厅奉旨挑挖京城内外河道，修理各街巷道路。

同日，诏委裕禄、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徐致靖等四人为侍郎。

同日，赏谭嗣同等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

九月七日，诏各省督抚访查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能员，随时保送引见，以便录用。

九月九日，诏准孙家鼐另设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并着其详拟办法。

九月十一日，筹设茶丝学堂。

同日，诏准学士瑞洵于京城筹设报馆。

同日，再谕各衙门代奏事件，次日即当呈进，稍有抑格，立即严办，并将迭次朱谕谕旨录写一通，同此谕旨一并悬挂大堂，有所警触。

九月十二日，诏变武举。

九月十三日，官民一律得应诏言事，各省藩臬道府，凡有条陈，均得自行专折具奏，州县等官言事者，由督抚原封呈递，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

九月十四日，诏许满人经商营业，并查前移民开屯成案，以便办理。

九月十六日，诏编预算。

同日，命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

凡上改革之大政，均切中国之积弊，顾其历时远久，人民于不知不觉之中，视为当然，其在社会上之势力至为强大，一旦忽而根本变更，人心往往不安。其愚蠢者原无判断之知识，比较之能力，而为风俗礼教所束缚。其读书者多囿于夷夏之别，从不肯虚心研究别国之政教，而自满自傲，尝以不可思议之思想，批评一切，其成见武断之甚，直与愚民无异，而痼病之深，不良之影响，祸害之烈，远过于愚民。其人非积极破坏变法，而即消极畏事不敢闻问。甘肃巡抚陶模曾论之曰：

大小臣工宜力戒自欺也，世变之奇，有先圣所不及料者，而士大夫犹以不谈洋务为高。夫不谈洋务可也，不知彼，并不知己，不可也。今我政事因循，上下粉饰，吏治营务久为邻国所窃笑，明明不如人，而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一二有识者畏受訾謷，或曲为附和，或甘为缄默，绝无古名臣交相警戒之风，平日视危为安，视弱为强；文武骄惰莫由觉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体察，谬托正论，务虚名而贾实祸，诚可为痛哭流泪者也。事前既莫知其不如人，事后众论仍莫肯直认不如人，甘心自画，又安望有自强之一日？

其言发于中日战后，深切士大夫之痼疾，数十年来外交上所受之祸多由于此。康梁于斯环境之中，不顾清议，倡言变法，殊为不易。陶模建议之挽救方法，则选择办理洋务档案，翻译各国政书，将其刊印，俾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其建议自理论而言，无可非议，实际上则少效力，士大夫成见太深，对于西学深闭固拒，情感用事，毫不愿虚心受教也。康梁从事于宣传，口头上文字上均甚努力，一部分青年志士虽受其影响，而时甚暂，根基殊浅；顽固之士大夫反指摘其言为诋毁之口实。李提摩太等所编之书，所谓圣贤之徒更不之读，剧烈之改革实非其所了解，而康梁之采行者多为西法，乃斥其用夷变夏，非圣非道，而痛心疾首视之。文悌之劾康有为曰：“听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事事时时以师法日本为良策。……中国此日讲求西法，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然后为强也。故其事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习学外国文字，言语，艺习以致用。”其言为常人说法，似有至理，而于康氏则为无的放矢，不过牵强罗织其罪。主西学不必扫绝本国之大经大法，而文悌牵合为一，更以私意推断其为康氏之意。变法期内，康梁固未摧烧典章文物，而其所改革者，要偏于政治民生，至谓以经书为根柢，康梁固已熟悉经史，推尊孔子矣。文悌之言，全出于意气用事，未尝平心考察康氏之主张也。守旧大臣莫不尽然，陈宝箴初欲调停其间，奏称康氏博学多才，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不无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其召毁之由，一则生平才性纵横，志气激烈，一则孔子改制一书，推崇孔子比之耶稣，而又主张民权平等。其嫉之者以为不知君臣父子之大防，乃为众矢之的，请销毁书版，以息纷争。陈氏所奏颇为公允，无奈视事太易，毁版息争，其何可能？况后变法于一部分人有不利之影响耶？其废八股，文人多或失其所长，改庙兴学，民众莫不痛恨，汰裁冗官，官吏大生恐惧，准许旗丁营生，旗民忧虑废其优待。夫变法者，原谋国家之富强，人民之幸福；少数人固有之特殊利益，终必摇动，而势之所趋，难于免除也。

上就反对变法者之心理及当时之背景而言，兹节引时人之言论与记录，以便有所证明。吴敬恒曰：“忆戊戌（一八九八年）变法之际，朝旨欲即寺观为学校，与当时之舆论不相入。曾见一卖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论于市人曰，寺观为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从古所有，则习而安之，其果为从古所有与否？固非争论之点，卖菜男子颇能代表民众之心理。士大夫攻击变法之领袖尤力，许应骙奏曰：“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幸进。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许氏之奏文，前多诬毁之辞，后为无中生有之推论；其称康氏抄袭西报，士大夫时无新说新书，舍外人著作而外，其将何以明了外情？学术固无国界也。许氏昏庸殆不之知。文悌奏参康有为曰：“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似只需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奴才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而康有为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一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焉。奴才于其立保国会后，曾又与面言，恐其实为乱阶，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其望文生义，吹毛求疵，至为可笑！康氏为清室忠臣，其保国会章程无不保大清之语，清帝统治中国，非先种族革命，固无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也，乃竟以此罪之，后慈禧听政，果用其语。康氏自今观之，颇偏于保守，民国成立后回国，尚欲复辟，保存中国政教，文悌之言极牵强附会之技能矣。王先谦曰：“康梁所用以惑世者，平权耳，平等耳，是率天下而为乱也。”甚者斥平等为无父无母之说，士民被其荼毒，陷为禽兽。张之洞曾论民权有四害而无一利，中国宜有官权。其结论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掠劫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借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让之他人。”其害如此，无怪曾廉斥康氏为大逆不道，而上书请杀之也。湘人叶德辉于政变之后，辑成一书，名曰《觉迷要录》，诋毁康梁。兹引用二例，以见顽固文人之意见，徐可大毁骂康氏好财贪利，挟诗文以干诸公，游平康菊部不名一钱，自称长素，僣拟素王，将夺尼山一席等语。梁启超于长沙时务学堂批论课艺，叶德辉节录其言，而各加以按语。兹节引用于下；梁批曰：“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所讪笑也。”叶曰：“案此言竟欲易中国拜跪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梁云：“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叶于民权，先称“民有权，上无权矣”，于此则曰：“只速乱耳。”梁云：“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叶云：“案二十四朝之君主谓之民贼，而独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历代褒崇为从贼矣，狂吠可恨。”一则信笔怒骂，无异村妇之恶态；一则断章取义，附会而成按语，借以罗织其罪；学者论断方法岂如此乎？要之，凡力反对变法之文人，不知欧美强国之政教，自由，平等，民权之真谛，本于孤陋寡闻所生之成见，徒就名辞之文义，而即肆口诋毁，其昏庸有失常态，至堪痛恨。孙家鼐颇与康有为接近，曾奏称其《孔子改制考》将蛊惑民心，导乱天下，请旨将其削去；陈宝箴奏请毁版，可见反对者势力之强大矣。

于此环境之中，光绪变法诏书多如雪片，其所改革者，是否能实行乎？变法之时间短暂，而其所变者多为数百年之积弊，新政又为大规模之建设，绝非百日所能成功，如练新军，设学堂，非有相当之经费，领袖之人才，充分之时间，殆无实效。其奉行者，多为守旧之大臣与疆吏，其人心中反对变法，或有不知如何进行者，对于国事向多掩饰敷衍，乃托词延宕。初，康有为奏请设十二局办理新政，光绪按照故事交总署议复，延至六月初，尚未复奏；其原折则于一月进呈也。光绪怒而促其即复，奏上，对于康氏计划尽行驳斥，光绪切责张荫桓，张荫桓叩头，奏称此事重大，请派枢臣会议。帝命军机大臣会同议复，竟再将其驳斥，帝朱谕责之，发令再议，议上：“不过择其细端末节准行而已，余仍驳斥。”（梁启超语）百日内，光绪迭次严谕复奏事件，不得迟延。其六月二十六日谕曰：“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再玩忽，并不依限复定，即从严惩治不贷。”八月二十八日谕旨曰：“部院官本应常川进署，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准延搁逾限，皆经再三训诫，而犹阳奉阴违，似此蒙蔽因循，国事何所倚赖？用特重加申儆。凡在廷大小臣工务当洗心革面，力任其艰，于应办各事，明定限期，不准稍涉迟玩。倘仍畏难苟且，自便身图，经朕觉察，定必严加惩处，毋谓宽典可屡邀也。”于此可见朝臣办事之怠缓，疆吏对于新政，亦多推诿。七月十六日，上谕切责之曰：“疆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诰诫谆谆，仍复掩饰支吾苟且塞责耶？经此次谆谕之后，倘再有仍前敷衍，不肯实力奉行，经朕查出，或别经发觉，试问各该大臣能当此重咎否也，将此通谕知之！”其措辞之严峻若是，而疆吏仍多观望，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于奉旨筹办事件，无一字复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复称部文未到以塞责，谭钟麟且于电旨不复。八月二十六日，光绪严谕责之，并论其他督抚曰：“该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直隶距京咫尺，荣禄于奉旨交办各件，尤当上紧赶办，陆续奏陈。其余各省督抚亦当振刷精神，一体从速筹办，毋得迟玩！致干咎戾！”国内推行新政，卓有成效，唯有湖南一省。

湖南初为仇外之中心，长沙刊印仇教之文字，绅士反对轮船电报。一八九七年，德人至长沙游历，书院请官拦阻，愚民投石掷之，府县奉命阻其入城，而德人不允。会湖广总督张之洞严饬准其入城，始免于事。通事诈索银元、绸缎、珠石、古玩及婢女等于各城，竟有应之者。绅士知识殊为幼稚，识者乃渐改变态度，请设电报达于长沙，购买小轮船。其主持新政者，则巡抚陈宝箴也，黄遵宪等佐之，绅士谭嗣同、熊希龄助之，办时务学堂于长沙，刊行《湘报》，创设保卫局，及内河小轮船公司等。保卫局即后日之警察局，创办之初，无赖欲与为难，甫及一月，盘获拐匪窃盗多人，交于迁善所，于是城市肃清，商民称便。及太后诏废新政，陈宝箴电商于张之洞仍请续办，张氏不肯主持，终以绅士之力，独得不废。张之洞原倾向于变法，资助强学书局，著作《劝学篇》，奏请改正文体，谕饬属下购阅《湘报》，又曾与康梁往来。顾其为人也，私心太重，胸襟太狭，保全禄位，不顾其他；大臣时分南北二派，久相水火，康有为以翁同龢之力进用，即为张之洞所不喜，又以论学不合而去。容闳谋筑津镇铁路，报效百万，张氏以其与卢汉铁路竞争，力谋阻之不得，容闳固康梁党也，及闻德国反对而罢，心始安慰。康有为奉旨督办《时务报》，汪康年以为前与政府无关，改称《昌言报》，不肯移交，两派辩论，康氏请禁发行，张之洞致电孙家鼐称其强夺商报，不可禁发，孙家鼐复称此为康氏私意。据此，康氏实孤立无援；要之，张之洞虽未赞助康梁，而其亲信弟子杨锐则极力活动，亦未公然表示反对，盖专俟时机以为转移，及闻太后听政，乃落井下石，以保全其地位，转而深恨康梁。刘坤一久官于南京，对于地方除建一佛寺外，别无建设，谭钟麟请裁邮局，更毋望其实行新政。其时光绪迭诫各衙门革除壅蔽，对于代奏事件，不得阻格，而条陈尚有被阻者，于此可见新法之实行不易矣。其主因一由于时间太短，范围太广。一由于积弊太深，官吏敷衍因循，世人久视为当然，而今一旦令其尽改前非，实为重大之革命，并饬其推行新法，自多无从措手；且官署向偏于牵制，组织不备，指挥不灵，奉行新法，盖亦不易。一由于皇帝无权，而大臣疆吏初殆无所畏惧也。

新政不易实行，而诏书迭下者，一由于主持变法之人视事太易，康有为于德据胶州湾时，中称变法之效曰：“新政诏书虽未推行，德人闻之便当退舍。”又曾奏曰：“雷厉风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耸听。”天下固无若是之易事。其一明知其不能行，而故多发诏书，使识者念光绪为圣主，以为后图。康有溥致书友人，而明以此为言，此固其兄之见解。其在京也，奏疏太多，言事太易，中有未曾审思而实无法推行者。八月末，康氏上奏统筹全局举办新政，内政须银一万万两，。练兵百万一万万两，兴创海军一万万两，分筑三大干路三万万两，合计六万万两；主张大募公债。其先政府决定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康氏谓其额数太少，力持不可，及后发行，竟无人愿买。六万万公债，募之国内外国，均非易事。万一募足，而政府一年收入不足一万万两，政费军费若此之巨，将何以持久？康氏殆未虑及；中国情状固不同于外国。九月初，康氏奏请二事，一迁都上海。上海究为适宜之地与否，暂且不论，官吏将于何处办公，大兴土木，则以财政困难无法进行。一请易服。梁启超于湘先已言之，及康氏疏上，帝欲照行，而刚毅力争。康氏后自言其建议，实为巨谬，幸未遽行，以致摧残丝业也。凡此数端，均足以供反对者之口实与愤恨，殊为不智。所堪注意者，变法诸人处于逆境之中，非不知其地位危险，有置生命于度外者。兹引康有溥书为证。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窃私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唯常熟（翁同龢）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变法，一面为新图之基，一面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绝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有命，非所能避，因举华德里落砖为证。弟无如何，乃与卓如（梁启超）谋，令李苾老（李端棻）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黄遵宪）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亦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兄在远不知情事，易于发论，倘在此岂能远遁？若能遁，则非人情，又何以为人，固知为志士仁人之不易也。……今婴国事，如陷阱罗。

今读遗文，深佩其光明磊落，欲与变法诸人共患难，同生死，殆所谓志士仁人非耶！原信见于张元济所辑之《戊戌六君子遗集》，未将月日注明，以愚观之，殆在八月。康有溥之在京，异于其兄，未受政府之委任，毫无职守，出京避祸，并不可非，而仍留京不去，死而后已，实非常人之所愿为。康有为久视生死非人所能为力，其所称华德里故事，则十五年前，康氏路经华德里，时方筑室，砖坠掠面流血，倘斜落半寸，则脑伤而死，故言生死有数。谭嗣同、杨深秀等莫不如是，祸变作后，其友劝说谭氏避祸于日本使馆，然后东游，强之者三，而谭氏坚决不从，必欲死难。杨深秀闻知政变，“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大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归政”（梁启超语）。二人久已视死如归矣。其死目今观之，固无结果，而在当时则不可非，其为国牺牲之精神，至堪钦佩，诚所谓志士仁人也！光绪于此期内，诏称宵旰焦劳，力图振作，其每日阅看之奏章视前大增，倍加勤劳，其心则为国民也，曾得请开国会之疏，即欲照行。孙家鼐谏曰：“若开国会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帝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有益于国民，则无权何害？”（见《戊戌奏稿》）其言颇为诚实，变法欲有所为，非不知其危险也。

中国时为帝国，朝廷为专制独裁之中央政府，国内除叛乱或大规模暴动而外，殊难切实影响政府之政策；中主对于任何大臣均得自由处分，良懦之平民，议论无由上达，终难有所举动。皇帝对于变法苟有坚决之主张，具体之办法，次第进行，理论上实无重大之问题。而光绪变法失败者，其原因则政权不在皇帝，而在太后也。慈禧太后听政，大臣久立于朝者，非其亲臣，即不敢稍违其意。光绪孤立于上，亲政后，太后颐养于颐和园，臣下奏疏仍须封送园中由其决定。一八九七年，学士恽毓鼎奏参园中牛姓太监，帝阅疏后，谓翁同龢曰：“此疏若为太后见，言官祸且不测，朕当保全之”，遂将其撤去。帝知言官之忠直，太监之乱政，而竟敷衍省事。变法之初，太后用其亲臣握兵，光绪迫而罢斥师傅，不敢重用康梁，而令康氏进书陈其意见，后用谭嗣同等四人，专办新政，位不过章京，品不过四品衔而已。妇女之性情，多偏于保守；慈禧幼读诗书，严于夷夏之别，拳乱后，尚信中国之政教高于各国，其听政也，对于军国大事，宫中礼节，莫不欲遵祖制，平日听信讹言，怀疑教士。自其性情及思想而言，对于变法，毫无了解同情之心，后告德龄女士，信帝将为教徒，故反对之。其时光绪进用之新臣，尽为汉人；其先汉人于政治上占有优势，光绪信用翁同龢已起刚毅等之怨望，而今重用汉人，改练旗丁，许其营生，益大启其恐惧之心。满臣之妻女得入颐和园中，向太后挑拨，其嫌疑之深，则以礼部堂官阻格王照条陈而尽落职也。王照官为礼部主事，上奏请帝游历日本，交礼部代奏，其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将其阻格；康有溥闻之，请其草疏奏劾，王照从之，而堂官仍不肯递。王照以上谕废除壅蔽，力争不已，且谓将请都察院代奏，怀塔布等无奈，奏称日本向多刺客，王照妄言，而竟借端挟制。上谕斥其狃于积习，毫不体会谕旨，游日与否，无庸其过虑，将其交部议处。九月五日，改委礼部尚书侍郎六人，盖帝新读《波兰分灭记》诸书，深受感动，态度坚决，大非前比；又以谕旨不行，而礼部堂官最为守旧，借以振作，且使朝臣有所警畏也。斯日，诏用四卿办理新政，意将积极推行新法，遂触太后之忌。会曾廉上书请杀康梁，帝恐太后杀之，乃令谭嗣同将其条陈驳斥，以保全之。十二日，帝应宋伯鲁、王照等之奏请，欲开懋勤殿，选臣待制，燕见赐座，讨论政事，命谭嗣同拟旨，遣内侍持列朝圣训授之，欲其引用故事也。明日，帝往颐和园请命，而太后不许，旨不得下，二人猜忌益甚。十四日，帝将手谕交与杨锐，文曰：“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得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而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危险至是，帝盖深受太后之申责，而以政变将起也。明发康有为即赴上海之诏，十八日，密谕促行，值李提摩太应召抵京，往谒康氏。康氏面称政局不安，将即赴沪，皇上召见之旨，将由孙家鼐或谭嗣同转交，二十日乘火车出京。

变法诸臣对于朕位不保之密谕，筹商救护之方法，康氏先已知其危险，非以兵力不能挽救，环顾国内统兵之将，能救其出险者，唯有袁世凯耳。袁世凯精刻机变，负有时望，初为吴长庆幕友，随之往韩，平定韩乱，擢至道员，干涉朝鲜外交，及中日战祸将启，狼狈回津，李鸿章用为粮道，知不能胜，主张和议，战后，练兵于直隶，对于变法之主张，表示同情，曾助强学书局，会为言官奏劾，帝命荣禄查办，荣禄知其练兵得法，昭雪其诬罔，至是，官至按察使职，兼领精兵七千。康有为先欲结之为援，暗使亲信徐仁录入其幕中，征其意见，而袁谬称倾向，康氏信以为真，上疏荐之，代徐致靖草疏荐之，又嘱谭嗣同密言于帝，帝遂召其入京引见。九月十四日，袁世凯抵京，十六日入觐，帝问军事颇详，午后诏命其以侍郎候补，专练军队，明日，谢恩，召见，十八日夕，谭嗣同谒之，说以皇上危险，荣禄密谋废立，十月九日（阴历九月五日），帝同太后幸津阅兵，请其以兵保护圣躬，复帝大权，清除君侧。袁世凯答称阅兵时，帝入其营，即传令诛贼，议至夜半后始散。此说见于梁启超所著之《谭嗣同传》。据《申报》发表袁世凯之《戊戌日记》，称十八日夜，谭嗣同来见，屏人密谈，称荣禄献策废立，因出草稿，略称荣禄大逆不道。袁世凯请训，将面付朱谕，令其赴津，即诛荣禄，代为直督，立时运兵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如不听吾策，即在公前自尽等语。袁问其围颐和园何为？谭称除此老朽，国始可保，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招湖南好将多人来京，唯请其办理诛荣禄围颐和园二事。袁称事关重大，不能今晚决定，上亦未必允准。谭称其有挟制之法，必能邀准，初五日（二十），定有朱谕面交。袁以其类疯狂，乃设词推宕，谓天津驻兵众多，新建军人少，子弹在天津营内，势不能动。谭称猝诛荣禄，分给诸军朱谕，驻军即不敢动。袁称事须缜密，切不可先交朱谕，后再商议办法。谭称上意甚急，且出朱谕示之，乃墨笔所书，略称老臣反对变法，太后不安，饬其另筹良法。袁谓此非朱谕，中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称朱谕在林旭手，杨锐抄写给之，谕内所谓良法，即指此事，遂强其照办，声色俱厉，腰间似有凶器。袁称待巡幸天津阅军，皇上下谕，谁敢不遵？谭称势甚迫急，袁称既有巡幸，必不遽有意外。谭谓如不出巡奈何？袁称其可请荣禄力求，保可不至中止。谭嗣同信之。起而为揖，夜深始去。

二说迥不相同，梁启超之文作于日本，梁氏于政变前在京参与机密大事，其所著之《戊戌政变纪》，原为一时之宣传，后亦自行承认。今自吾人观之，其文对于守旧及反对变法大臣多所诋毁，而于期内之大事，记录多未失实，其说明之处，虽不免于辩护浮夸之词，然颇显而易见。袁氏日记据称得自张一麟，其果为袁氏亲笔与否，尚不可知，而固袁派辩护之文字也。原文注明作于八月十四日，其日为公历九月二十九日，谭嗣同等业已受刑。上谕公布康有为之罪名，则谋围颐和园也。十日之间，康氏之罪名三变，初谓其进红丸，酖弑皇上，继称其结党营私，终称其谋围颐和园，袁氏殆受其影响而厚诬之耶？其与谭嗣同会谈之际，别无他人，实状今不可知。自吾人观之，袁称谭谓太后为老朽，雇人杀之，直为大逆不道，颇可怀疑，运兵入京围颐和园之谋，亦有疑问。其时直隶驻军约有十万，杀荣禄后，事变将即电报北京，旗兵设防，七千人将何能围颐和园乎？其谋直视国事为儿戏，犯大不韪之名，智者断不肯为。据张伯桢言，谭氏说袁系奉康氏之嘱，其意欲杀荣禄，夺其兵权，太后失其所恃，无能废立矣，固无围颐和园之语。袁氏谓谭有挟制皇帝之法，类似疯狂，腰间疑有凶器，均不足信。皇帝饬其议商救护之法，何挟制之有？谭氏久历险境，负有奇才，称其疯狂，实无根据。其时适在仲秋之初，气候尚热，人穿单衣，腰间何能藏有凶器？至称朱谕为墨笔所书，盖指抄录之文而言，实则帝传密谕于杨锐。及载澧监国，杨锐之子将其呈上。袁氏所述谕旨之内容略与之同，其称交于林旭，由杨锐抄录，殆其记忆力弱，而更加以附会乎？总之，袁氏日记要多诬蔑之词，不足尽信。梁氏所言间亦不免讳饰之处，未曾提及诛杀荣禄之谋则其明例。谭袁会商之结果，则于巡幸阅兵之时，诛杀后党也，双方所言均相符合，其谋苟守秘密，先有预备，殊不难于成功，乃袁世凯无勇敢之精神，犹豫不决，更念荣禄之厚谊，遂叛新党，而置国事不顾，二十日，请训回津，即往督署，以内情告于荣禄。旧党先已至津挑拨荣禄，及袁世凯抵京，荣禄声称英舰办弋渤海，促其回防，及闻其谋，电告慈禧。慈禧大怒，斯日，自颐和园回宫，矫诏称帝再三吁恳其训政，自今日即在便殿办事，置帝于南海瀛台。瀛台三面皆水，帝遂惨然如在笼中。

袁世凯变节之信息传布北京，伊藤博文叹称帝无兵力，何能有为？即命摒档行李出京，其先孙家鼐通知李提摩太谓二十三日，帝召其入见，及期，称帝囚于瀛台，生命危险。初二十一日，步军衙门奉旨密拿康有为及其弟有溥，北京闭城大索，步军统领捕获康有溥。谭嗣同、梁启超闻之，并知垂帘之诏，往见李提摩太共同商救皇帝及变法诸臣之策，议订李提摩太往见英使，梁启超往见日使，容闳往见美使。容闳者广东人也，为中国最初留美学生之一，回国后，说丁日昌转商于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选派幼童赴美读书，对于变法深表同情，九月中，抵京，筹筑铁路；其夫人美妇也，容闳已入美籍，而于祖国仍欲有所赞助。三人奔走游说，未有圆满之结果，此固中国内政，而公使不应干涉也。谭梁处于窘极无可奈何之地位，不择手段，吾人当或谅之，幸主持变法之康有为、梁启超皆能出险。康氏于二十日抵津，乘英船南下，荣禄发兵捕之，不及，知船将泊烟台，电道台截搜密拿，会道台以事他往，康有为不知政变，及船入港，登岸游览，购物归舟而去。政府电上海道台搜捕，道台亲乘轮船守于吴淞，凡船自天津到者，上船搜查，始许搭客登岸。英使以康有为为变法之领袖，深表同情，不愿其于英船上捕获。上海英领白兰（Byron Brennan）奉命救之，康氏于吴淞口外改乘英船前往香港，梁启超避祸于日本使馆，得其援助出京，二十五日，偕同日人自塘沽登轮东往日本。

康梁得免于难，朝臣因变法受祸者颇多，二十四日，步军统领衙门奉旨拿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明日，解送刑部。刑部奏其案情重大，请派大臣会讯，俄谕张荫桓暂行看管，徐致靖交部研讯，谭嗣同等派大臣会审，且曰：“此外官绅中被其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会御史请即将六人正法，二十八日，杀之，明日，朱谕曰：

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方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助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所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变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有溥字）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阴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入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从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法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烱戒。

朱谕所称之罪状，语涉含混，多非事实。中国非法治之国，太后之盛怒，刑部作为定罪之标准，康有为之罪名，至是三变，不过对于太后亲臣有不利之行为，而此罗织其罪，加以抽象之恶名耳。权有力者，固能如此！其先一日，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后人呼为六君子。其中谭嗣同之学识才力，尤见称于时，政变后不肯出逃，语其友曰：“中国数千年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康有溥等亦无临难求免之心，其大无畏之精神，有足多者。六人死后，慈禧深以未得康有为为恨，悬赏捕之，诏火其书籍，收其财产，捕其家属，毁其祖墓。其家人以亲友之助，先已逃往澳门、香港矣。拳乱后，德龄女士入宫侍奉太后，其父裕庚久任驻外公使，女士从之住于外国，熟悉英语，及在宫中，曾译英文报纸上之消息，告于慈禧，偶尔言及康有为抵于新加坡。慈禧大惊失色，嘱其留意关于康有为之信息，其患之之甚，一若洪水猛兽。梁启超、王照、文廷式均奉旨缉拿，籍产掘墓，并捕其家属。其赞助变法之大臣张荫桓则旨称其居心巧诈，行为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发往新疆，交其地巡抚严加管束，沿途派员押解，并没收其家产。徐致靖交刑部永远监禁，其二子革职永不叙用。李端棻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前已回籍，后亦令地方官严加管束。黄遵宪、张元济、宋伯鲁等均先后革职，甚者永不叙用。大臣之罪名，或为声名恶劣，或为滥保匪人，或为招引奸邪等名。其在外省者，陈宝箴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其子三立亦罢官归。于是凡与变法有明显关系之臣工，诛逐殆尽，约四十人，皆国内有志之士，政治上之损失何如，刑罚之严酷，犹其余事。

慈禧第三次听政，即命荣禄入京，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北洋军队，改授裕禄为直督，其他顽固大臣多居要职，并次第罢免新政。中国之权有力者，对于反对党之所为，从不平心静气，考察其利害是否宜于国情，或能改去积弊，促进人民之幸福，及得政权，徒逞意气，不顾一切，而尽反其所为。历史上之明例，不胜枚举，殆如算盘打过再来，又如俗谓另起锅灶也。执政者固可抹杀政治上之经验，而人民苦矣。慈禧再行听政，诏复旧制，二十六日，谕曰：

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著各该督抚等认真裁汰。……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事。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著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著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

光绪改革之要政于是停办。太后诏饬各省裁员，不过虚名，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等官且奉旨恢复矣。疆吏安于旧例，顾全情面，光绪严辞切责尚多不办裁员，而今能实行乎？其堪称怪者，太后诏令乡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等项分别考试，停罢经济特科，武科复用马步箭刀弓石，裁撤农工商总局，饬各省督抚查禁报馆，拿办主笔，禁止立会，拿办会员。关于疆吏奏复新政事件，均敷衍了事。其诏办者，则为整理吏治练兵，筹饷，保甲等，严责疆吏切实办理，事实上多为具文。奖励保甲，反而造成拳乱之机会。

慈禧既得为所欲为，其尚不能自由处置者，光绪帝也。帝自囚于瀛台，太后盛怒未消，一方称其病重，一方阴谋废之，时人疑帝为其毒死，其电谕捕康有为也，称其酖弑皇帝，太后之心实不可知。驻京各国公使对于光绪之变法，深表同情，向总署王大臣声称其奉命来华，只认皇帝，倘发生不祥事件，将即引起外交上严重之局势，以为警告，并常问帝病状。总署以脉案药方示之，公使不信，俄由英使提议，派法国使馆医生入宫诊视帝病，及往，始信其尚未死。太后痛恶公使，无如之何，荣禄亦以交涉困难，不欲贸然废立，引起事故。朝廷上主张废立者，仍占势力，乃征疆臣之意见，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负有盛名。张之洞时已变节，未有异议。刘坤一初为湘军中之战将，颇有功绩，对于变法，虽无赞助，而于废立则持不可，朝议始挫。明年，候补知府经元善于上海联合绅商侨民公电北京保护圣躬，经元善时为电报局长，与康有溥、李提摩太友善，变法时与康有溥筹款，创办女学堂。慈禧得电，即命捕之，而经元善以李提摩太之助，逃往澳门。慈禧遂以种种关系，寝其废立之谋，然心尚不甘服，亲臣更怂恿之，一九〇〇（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谕立皇子。朱谕曰：“朕冲龄入承大统，……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唯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末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次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诏中叙述恳立皇子之经过，全不可靠。帝以一国元首，处于若是凄惨悲苦之环境，殆亦可哀，立嗣之非祖制，太后固不之问。其年为帝三十寿辰，先诏停止典礼，各省长官不准奏请入京祝嘏，其免于死，岂非幸耶？

综观政变之始末，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酝酿已久，其倡言者多为国内觉悟之优秀分子，而欲富强中国者也。光绪受其影响，下诏变法共逾百日，故有百日改革之称。康梁之徒，欲于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跃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其主张变更者，多为国内之急切需要，外人对之深表同情，或与以援助焉，通商口岸之中文报纸亦然。英使窦纳乐救康有为脱险，粤商发电道谢，经元善等谋救圣躬，皆足以代表觉悟绅商之意见。其变法失败者，则求治太急也。康梁诸人皆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时之政治实状，谭嗣同于拟开懋勤殿旨，始信帝无实权。及闻帝被囚，往见李提摩太，叹息其未肯从逐渐改革之忠告，至于失败。西方之名言曰：“政治乃次好之学”（Politics is the science of the second best．），意谓政治非可依据理想之计划进行，必须兼顾环境，斟酌实况，采行折中调和之办法也。变法固不能免反对，政治家之责任，当视事之利害，审察民情，定其先后缓急之序，避免无谓之争执。迨其所办之事成效昭著，则自易于进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碍力，偏于理想，求效太急，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对于李鸿章且不能容。李氏于太后听政后，不愿捕杀党人，对于变法，固表同情也。新党谋杀荣禄，出于阴险诡计，直以皇帝之安全，及变法诸臣之生命，为孤注之一掷。吾人今或因其形势之险恶，而稍谅之。其时帝以礼部堂官阻格王照条陈，革去满汉大臣六人之职，内臣大惧，向后纷进谗言危词，更有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者。双方之意见益深，妥协殆不可能；与其坐而失败，无宁侥幸于万一也。事后凡与变法有关系之朝臣，或死于难，或戍于边，或逃往外国，或隐于山林。其人类多忠勇才能之士，竟不能服务于本国，而实政治上重大之损失。太后恢复旧制，梁启超等肆力诋之，识者渐信清廷不足有为，而多趋于激烈，变法运动终非政治势力所能阻也！其一时之影响，则朝中昏庸大臣之势力大盛，仇视外国，酿成大祸。总之，变法乃清季之曙光，不幸摧残夭折，此清室所以覆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