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危机-《中国近代史（上、下）》

世界政治经济之关系日切，列强经营东方之心益强。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向外乞援，予以不可多得之时机；列强外交家遂从事于秘密活动，总署大臣不善应付，几成瓜分之局势。战争之先，英国在华商业最为发达，对于中国颇为亲善，其政府迭谋调停战事，日本初疑中英订有密约，后知实无其事，英国外交政策，则谋维持其在中国、朝鲜商业上之利益而已。及中国陆海军败挫，英始转而亲日，毫无反对《马关条约》之表示，拒绝参加干涉还辽之行动。美国对华向无兼并领土之野心，对于日本维新期内之邦交颇为亲善，不肯对日有不利之行动，除友谊忠告或调停而外，别无活动。俄国经营东方由来已久，其外相罗拔诺夫时欲维持朝鲜之现状，日本予以保证；初无干涉战争之意，及《马关条约》磋商之际，忽谓日并辽东半岛，将危险及于中国京师及朝鲜之独立，财政大臣微德以为妨碍其计划之进行，主张干涉尤力。其时微德奉命督办西伯利亚铁路．谋欲铁路经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也。法国与俄结为同盟，对于中国，一谋西南诸省政治上之势力，一以保护天主教之神父迭起争执，对华原无好感，但以俄国之请，加入干涉。德国谋欲扩张势于东方，其皇威廉第二念及黄祸，深患日本于亚洲大陆上得有土地，又欲应中国之请出而干涉，可得多索代价也。总之，三国干涉还辽，原为利害相关，或因妨碍其计划而动。日本迫而许之，罗拔诺夫向德建议共管辽东半岛，又受法国影响，主张日本不得割让澎湖、台湾于他国。法国以其近于安南，意欲各国承认其为中立领土也。德国深惧二国势力之发展，谓其违反干涉还辽之原议，力持异议。会中国向法建议共管台湾，西班牙亦谋活动，但以德皇反对，及俄国顾虑英国干涉而罢。俄而德皇访知中国向俄借款，转而与英国合作，七月六日，外相训令驻俄大使，说明中国条约上规定赔款尚未付清之先，不必要求日本退出辽东占据之地。十二日，驻日德使照会外务省，称其政府愿助日本。十九日，日本提出条件：一、归还辽东，中国出银五千万两。二、承认台湾海峡为公开航路，并不割让台湾、澎湖于他国。德国表示同意，罗拔诺夫言其索款太多，力持核减，德皇改为三千万两。关于日本撤兵之期亦生争执，德主中日商约成立之后，始可撤兵；俄主中国交款，日本撤兵，最后德皇让步解决。九月，三国通知日本议定款额及撤退辽东驻军事宜，十月，外务省照复许之。

三国干涉还辽之经过，可证其外交政策唯利是视，而朝廷王大臣之精力徒耗于迭请外国之干涉，先不讲求政治上之弱点，研究失败之原因，筹谋挽救之策略，而专仰人鼻息，阴谋相尚，固不知列强外交家之才能手段，远非其所能及；其政策之决定，常以商业上之利益。政治上之利害，及同盟国之关系为转移，无所谓仗义执言，中国之迭请不已，反足以暴露其一无足恃，彷徨无主之情状，引起列强侵略之野心而已。朝野上下均欲结俄国，两江总督张之洞先曾电告驻俄公使许景澄，谓俄与日接仗，尽翻《马关条约》，中国酬以土地及商业权利，其具体办法，则割让新疆，允许松花江行船，及陕西、汉口贸易也。张氏又向总署建议，商请英俄相助，而各酬以土地权利，七月十九日，密奏皇帝，请立密约以结强援。略称俄国举动阔大磊落，还辽有利于我，凡俄商务界约，酌与通融，水师助其煤粮，入我船坞修理，陆路许其假道，供其资粮。刘坤一初持战议，五月，向总署建议，酌许分地给款与俄、法、德国，请其为我击日，毁其海军，并与之密订条约，且曰：“同一失地与款，与仇曷若与邻，并绝后患？”后二日，再电总署与俄结欢，让以便宜。“庶可以制东西两洋”。张刘二氏外交知识本极幼稚。而此则本于以夷制夷之传统政策，国际间重大事件之处置，殆不如此简单，指挥如意，万一其言果尔实现，中国不过为俄保护国耳。其他强国将不别求权利耶？岂俄国之力果足以制东西两洋乎？何其不思之甚！二氏议论代表时人之心理，迎合庙堂之议论，盖朝臣疆吏均认日本为仇，其心阻为日本地小民贫，中国竟不能胜，割地赔款与之，其势益强，将为大害，恐惧之甚，乃出重价，不择手段，图结强邻以自固也。

疆吏过信俄国之军力，俄国固不肯无故对口作战，或抹杀其要求。日本归还辽东，索款五千万两，朝廷不愿给款，训令许景澄向俄外部磋商，设法拒绝，罗拔诺夫言其不能援助，三国议定三千万两。十一月，日使林董与李鸿章议定还辽条约，林董要求中国不得割让辽东于他国，俄国闻而反对，李氏将其删去，但于问答节略予以承认，俄国对华政策于此可见。其政府自《瑗珲条约》以来，努力经营东方，尚未能得不冻良港，而《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与日，旅顺军港在焉。其外交家以其地近朝鲜，日本得有根据地于亚洲大陆，将握北京之门户，可得伸长其势力于中国，妨碍俄国政策之进行。罗拔诺夫因而联合法德，出而干涉。总之，干涉之谋始于德国，而正式建议者，则为俄国。三国以为大有功于中国，谋求经济上之权利．政治上之势力。朝臣疆吏不知引狼入室，方欲恃为强援，不肯改革弊政，力图自强。留心观察中国之外人莫不知其危险，英使欧格纳颇与总署王大臣接近，中日战后，力劝立海军，练精兵，而恭亲王事事推诿，十一月，回国，临别赠言。翁同龢于日记载其警切之语曰：“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不继，则宜选忠廉有才能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吾英商贸易于中者，皆愿中国富强无危险，吾英之不来华者，借贸易以活者，亦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故吾抒真心，说真话，不知王爷肯信否？即信所虑，仍如耳边之风，一过即忘耳。此吾临别之言，譬如遗折，言尽于此。”英使之言，沉痛之至，朝廷不能振作，而唯强国是赖。三国各有所谋，索酬几至瓜分之祸，其先引起列强之互争者，中国无力赔偿军费向外借款，而列强争先揽借，以求政治上之利益也。

中国历史上初无外债之名，李泰国购买军舰，曾于伦敦借款，李鸿章解散常胜军，亦借外款，其后军需借债，期限颇短，要均无足轻重。及左宗棠西征，军费不足，奉旨向外商借债五百万两，以关税为担保。据曾纪泽日记，洋人得息八厘，而经手人禀报一分五厘，乃为外人所訾笑，八厘借债时在外国颇少，其主因一由于用作军饷，非生产之事业；一由于信用较低也。其时大臣本于传统之思想，以为借债即为丧失主权之弱国，非军用迫急，不肯轻借外债，其已借者汲汲以归还为务。其人不知国内之贫弱，人民之苦状，苟欲振兴农工商业，促进人民之生活情状，实现大规模之建设，非有巨额之资本，则必不能成功，除借外款而外，别无适当筹款之方法。夫借外债发展生产之事业，则有利而无害，清廷大臣之错误，在其不能辨别借款之条件及款项之用途，而概认为多害。其结果则生产事业难于发展而已。昏庸大臣既不之知，而又不愿兴创事业，原不足责。中日战前，中国所欠之外债只剩一百五十万两，战祸启后，军费浩繁，费用不足，总理衙门，向英商创立之汇丰银行等磋商，先后借款约银四千万两，以海关之税收为担保。迨马关约成，中国赔银二万万两，分八期交完；第一二次各银五千万两，均在每隔六月之后，余款分六次递年交纳。第一次赔款交清，凡未交完之款，按年加百分之五利息。约文更言款于三年之内付清，则全数免息。及善后条约成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中国出银三千万两，其担负之重若此，而全国财政一年收入只八千万两，不能于规定期内完全偿清，唯有出于借债之一途。总署大臣向时借贷外款，多由赫德主持，期限短而利息重，均以关税为担保；其条件为先进国所难接受，然于中国，外商非有优厚之利息及切实之担保，则不愿投资。政府先无招募公债之例，国人向不深信官吏，民间之利率高过于外债，发行公债，销路实无把握，唯有借款而已。至是，列强政府为其商人利益，兼为权利之计，不惜干涉借款，以达其政治之目的，于是列强之视借款，含有侵略之作用，进而谋伸长其在华政治经济之势力。俄国以干涉日本还辽之功，利用其外交上之影响，商请中国向其磋商。

一八九五（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日，驻俄公使许景澄电报总署，称俄外相罗拔诺夫言其政府欲借款与华。其主持借款者，则财相微德也；微德定其额数一万万两。总署先后得报，十五日，电复先借五千万两，以关税担保，其困难则赫德先曾建议大借外债，总署将其驳斥，法德又请向其本国借款，总署势难拒绝，意欲于借俄款之后，再向二国商借也。俄以二国争揽，改荐银行承借，对于款额不肯稍减，并请中国严守秘密。总署仍谓德情难却，罗拔诺夫则谓中国不可向他国借款，俄款仍为一万万两，俄法一气无须顾虑，对德可另设法，微德先言三国共同借款，而竟摒弃德国，其原因则视借款为二国经济侵略扩张势力之工具，不愿德国有所染指也。俄国陆军雄于欧洲，而其国内经济状况未有重要之进步，法国逼处强邻，不忘报复之心，而其国内实业较为发达，二国订有同盟条约。微德对于中国之外交政策，主张法以财力助俄，俄以外交助法，共同合作，以求政治经济上之优越地位于中国，其思想以为经济势力所及之地，将即巩固其政治地位，而欲实施经济侵略之方法，兼并中国北部也。六月九日，许景澄电称俄国主张向法借四万万法郎（合银一万万两），由俄代保。总署以英德公使之陈说，信为保护国之渐，电复不可，而李鸿章素主亲俄，电称其于公法、国体均无所碍，李电至而训命已发矣。俄再改变主张，谓由二国银行承揽借款，微德更与许景澄磋商政治条件。

其时朝廷亟欲日兵退出辽东，轻信讹言，以为日本增兵辽东，与英合而谋我，训命许使向俄催日撤兵，而俄外相答称借款定后，始能照办。总署大臣乃许其请，七月，合同成立，名曰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凡金法郎四万万，作九四又八分之一扣付款，法国银行担认二万五千万法郎，俄国银行一万五千万法郎，年息四厘，三十六年还清，以关税为担保，附有政治条件。其主要者凡二：一、借款不能如期付出本息，俄国商请中国允许银行发给，中国则以别项进款加保。二、中国无论何故，决不许他国管理税入等项权利，如许他国，亦准俄国均沾。第一条件之实质仍近于代保，微德前称中国败后，非得俄国之担保，不能借到利息低微之外债，意欲表示好感，实则其视中国无异于保护国也。第二则欲干涉海关，合同末后载明“声明文件与条约一律看重”。中俄借款进行之际，英德公使迭向总署抗议，英以俄国将有干涉中国海关之机会，颇有疑虑；德以借款不遂，为俄所欺，愤而与英国合作，二国公使陈说，均无效果。俄款一万万两，赔偿第一次军费及还辽代价，用去八千万两，余款无几。第二次军费五千万两，须于十二月内交出，政府无法筹款，英、美、德商均欲揽借，英德公使活动尤力，而总署初以中俄借款合同规定六月内暂不续借外款，无所进行。及六月后，微德建议列强共同借款，英德拒之，由汇丰、德华银行拟定条件，出借英金一千六百万磅，合银一万万两，年息五厘，并有折扣用费。总署以其条件过苛，值法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来称法国出借，大减折扣，大臣与之议商，施阿兰声称此次借款为俄约之续，大臣则欲先说折扣佣钱。英使窦纳乐（Sir C．MacDonald）闻而至总署争论。翁同龢日记记其事曰：“咆哮恣肆，为借款也。此等恶趣，我何以堪！”施阿兰迭与大臣会商，其外部训令竟与初议大不相同，翁氏深为失望，日记称其“无耻无餍，而日在犬羊虎豹丛中”。总署再应英德使臣续议借款之请，由赫德撮合，与二国银行磋商，款额照旧，九四折扣，年息五厘，三十六年还清，仍以关税为担保，一八九六（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合同成立。英国之意防俄操纵中国财政之权，进而管理海关，影响其商业，闻知法国借款条件中有增加其国人服务海关之要求，因于合同中规定三十六年期内，海关之行政不得改变。

二次赔款及还辽代价用去一万三千万两，借款名虽二万万两，然以折扣佣费，偿清六次赔款，尚少六七千万。一八九七（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总署大臣议商借款一万万两，而海关税银无多，苦无抵项，乃由李鸿章与英德银行磋商，其先二国使臣均向李氏请求也，交涉以无适当抵押及外商要求之折扣太重，久无进步，转向美商磋商，亦无结果。张荫桓主张不可自坏门面，须与英使窦纳乐商量，且曰：“合肥（李鸿章）办理，声名扫地，而必无成。”后德强据胶州湾，列强各谋借款，求得政治上之势力。俄国提出政治条件凡三：一、俄国借款建筑并管理满洲及中国北部之铁路。二、现任英入海关总税务司去职，中国改用俄人。三、借款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不足之数，则以地税厘金为抵押。条件之严酷，视中国为保护国矣。一八九八（光绪二十四）年一月，英国对于借款，提出下列之要求：一、借款担保品为海关常关收入及厘金盐税。二、许英自缅甸建筑铁路直达长江。三、中国允许不割让扬子江流域于他国。四、中国开放大连湾、南宁、湘潭为商港。五、内河行驶小轮船。六、外货之在通商口岸者，免去厘金。其条件之用意，谋得政治上、商业上之权利同于俄国，其要求开放大连湾专对俄国而发者也。俄署使巴布罗福（M．Pavlow）告李鸿章曰：“大连若开口岸，俄与中国绝交。”总署则以英款利息低而其期限长，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又劝大臣宜借英款。大臣与英使商成草约，而俄国坚决反对，二十四日，俄使亲往总署警告。翁同龢记其语曰：“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致大为难之事。”会英使窦纳乐亦至，翁氏日记曰：“窦语亦横，大略谓中国自主，何以不敢以一语诘俄？英何害于俄，而俄必阻止耶？且法国何与也？盖合肥专以俄毁英之语激动之故，致此咆哮也，亦勉支而去，噫殆矣！”二国争借之烈，大臣应付之苦，于此毕见。

一月二十五日，俄使坚请许景澄自德往俄议商借款，并称“微德电谓不借即失和云”。法使亦至总署拦阻向英借款，明日，俄外部来电。翁氏记之曰：“若不借俄，则伊与户部代中国出力之处，前功尽弃，再缓数日，即迟矣云云。”李鸿章颇为焦急，主张向俄借半，电令许景澄速赴俄京，恭亲王奕䜣从之，最后则以难于应付英国，改持不借之说。总署商于日使矢野展缓偿款，矢野允许电商政府。英国外部得知中国取消借款，训命公使要求利益，一、扬子江流域不得割让他国。二、内河行驶轮船。三、开放南宁、湘潭。窦纳乐向总署提出，态度坚决，对于一二条件不稍让步，总署迫而许之。借款不成，而先丧失利权，英国对华之政策，亦唯利是视耳。日本对于赔款，不肯展期，赫德建议再向汇丰、德华银行磋商，总署许之，其议颇赖张荫桓之主持，其理由则谓商人借款，俄国不能反对也，俄国果无异议。条件由赫德说成，三月，合同成立。中国借款一千六百万磅，八三折扣，年息四厘半，四十五年还清。其主要条件，则以海关之收入，及苏州、淞沪、浙江东部九江之厘金，宜昌、湖北、安徽之盐税五百万两为担保；指定各地之厘金盐税归总税务司兼管；厘金非得银行团之同意，不得减少取消。海关长官既得扩张职权，而合同又规定其行政于四十五年之内，不得改变。其所以然者，英国以其在华商业最为发达，严防俄国之活动，而并保障英人于海关上之地位也。总之，我国三次借款，所感之困难，所受之束缚，所处之危险，无以复加；列强之视中国，固不异于俎上之肉，任其宰割。侵略之罪恶，竟至于此。同时，朝臣应付之失策，亦不可讳。初马关约成，赫德献策，整理税收，大借外债，其数赔偿日本军费尚有余额，而总署以俄还辽之功，不许其请，后又顾虑英德之反对，三次借款造成若此之局面，固谋之不臧也。其事之起，由于还辽，三国各索酬报，几成瓜分之祸，法俄先得利益，兹分言之于下。

法国自得安南，进与中国接壤，其在中国之商业无足轻重，而其政府力谋扩拓领土，迭次要求，改订界约，减少陆路商品税率，增加通商口岸，并于中国西南及南部享有最惠国之待遇，其谋扩张势力也久矣。迨马关约成，法国以外交上之策略与俄德合作，忠告日本还辽，以为大有功于中国，乃于微德进行第一次借款之际，法使施阿兰奉命提出改定中越边界之要求，而请中国以湄公江（即澜沧江）上流东岸江洪一段与法。其地初为中缅瓯脱地，一八九四（光绪二十）年，始自英国收回，中英续议滇缅条约规定其归中国永远管理，“若未经大皇帝与大君后预先议定，中国必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其详细载明者，原为英国防法之计，据公使薛福成言，法国久争车里土司，故英愿让中国也。至是，施阿兰提出要求，其理由则谓法有功于中国。议院屡以为问，外部欲成此约，俾绅民咸知中国优待之意，俄使亦以为言。中国方面由奕劻、徐用仪交涉，总署时无精确地图，遂应法使之请，即将宁洱所属土司猛乌、乌得割让于法。其地自英国方面而言，属于江洪，奕劻等竟不之知。六月，条约将签字矣，英使欧格纳来署争论，力请暂缓画押，而法使不允，英使盛怒而去，词甚激烈。光绪得奏，严诘徐用仪，事已迟矣。二十日，界约商约成立。界约中国割让猛乌、乌得。商约要款凡四：（一）中国开放思茅，以河口代替蛮耗，龙州、蒙自仍为商埠。（二）土货自四口运出，或由安南运往四口者，减税四成。（三）中国将来于云南、广东、广西开矿，先向法国厂商矿师人员商办，并许安南铁路造至中国境内。（四）思茅、安南互接电线。约成，总署初欲暂缓批准，而施阿兰要求派员勘界，后竟许之。其政府既谋伸长势力于西南诸省，里昂商会亦遣专家来华调查其地之经济状况及各种矿产。十一月，施阿兰来商许法建筑铁路，奕劻知其危险，力持不可。法使依然要求，十二月，提出安南、龙州铁路，与奕劻辩论，反复数千言，词不稍让，奕劻拒之，声色俱厉，而法使仍不稍屈，明年，迭以为言。总署迫而让步，允许公司承办，六月，合同成立。其条件如下：（一）中国允许费务林公司承办龙州、镇南关铁路。（二）三年内铁路造成，公司承受官局命令。（三）沿铁路得设电线，由路局自用。（四）承办之期为三十六年。于是列强始于中国境内得有建筑铁路之权，破坏主权，法国实为作俑之祸首，引起无穷之祸。铁路长凡一百二十里，法国派员往勘，李鸿章致书广西巡抚为之先容，称其尤重视矿务，庆亲王奕劻业已许其开采焉。英人以为法国谋拓土地，势将伸长其势力于四川，一八九六（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其政府与法国议成协定，互相承认其平等之权利于云南、四川；对于中国，则请开放口岸，以抗法国。明年，总署许之，施阿兰赖却前言，数至总署无理吵闹，翁同龢恶之殊甚，于日记中称之为“鬼”，曾曰：“施使狡谲为诸使之冠”。施阿兰转而要求铁路、开矿、商业权利，又言琼州及粤东海岸不许他国屯煤。总署大臣与之辩论，法使竟攘臂拍案，出语讥讪。三月，总署照复允许不让琼州于他国，商议其他问题，总署逐渐让步。法使争执最烈者，则为云南铁路，五月二十八日，谓为外部所定，不能改一字。翁氏记之曰：“历二时六刻，屡应屡翻，刚柔尽到，终以一字不如彼意，悻悻罢去，其实亦已允，不过作态要挟而已。”翁氏失望之深，自言终日与犬辈龂龂，弱国外交官苦矣。六月，双方议定三条，一、龙州铁路可得延长达于南宁、百色，二、雇用法人开采云南、两广矿产，三、疏濬红河上流，并许法筑铁路达于云南省会；路线或自红河而前，或经百色直达。其能成功者，据施阿兰言，李鸿章亲俄，认法为其同盟国，从中助之。其言信而有征，李氏诚引狼入室矣。

英国在华以商业为重要，其国人对于中国之感想，信如欧格纳临别之言，其外交政策原与中国接近，及中法新约将成，欧格纳以其割让江洪土地，违反缅约，力阻画押，不得，盛怒而去。总署电令驻英公使龚照瑗求其外部谅解，“如有违言，希与商两全之法。”其求谅解之办法，则谓猛乌、乌得，旧属中国宁洱县，与缅约无关；而外部则谓属于江洪，中国违约，轻视大国，并以地图为证，其图同于使馆所藏订约时之地图。中国乃处于不利之地位，向法磋商，求英谅解，均不可得，改应英国之请，磋商让地。英国要求野人山全境，而总署让地无几，龚照瑗电请不动缅约，另设办法，十月，电述首相沙侯（Lord Salisbury）要求开放西江之密语，略称法开海防，火车驶入华境，中国减收税银，西南数省商利必尽归法，将来蚕食边地，争开海口，皆意中之事。中国开放西江，英固有利，中国亦得正半两税。“香港、两广唇齿相依，必然永固，不虞外人觊觎东南边地。总署如以为然，野人山地尽可少让，商办各事，皆易商量。”欧格纳奉命向总署磋商，王大臣时多顾忌，既不愿外商深入内地，外船行驶内河，又不欲再让土地。明年，英国新使窦纳乐再奉训命要求西江开口，总署大臣答称奏准开放西江，则野人山地全归中国。英使报告外部，外部主张修改缅约，开放西江。于是英使态度转而强硬，曾至拂衣而去，顾其要求之商埠太多，会议未有明显之发展。翁氏记其交涉曰：“先缓后紧，处处以外部训条为言，处处以废约为挟制，其狡猾不下施贼，”迟至十二月，始有眉目。西江开放二口，轮船得至梧州，南宁俟商务兴旺再议。缅约稍改边界。总署修正约稿，二十九日，英使来议。翁氏记之曰：“于缅约改本无他说（略争一二处），于专条则大肆驳辩，改处一一争回，几于一字不可动。扼要者，于南宁将来通商，办照会而不入专条；关于批准互换后再办，此二端已费千万语，至三水三处市面，伊皆欲立洋栈，我不允，彼竟决裂，声称废约，势汹汹矣，拂衣而起。”李鸿章出而转圜，改日再议，争执至五小时，再接再厉，无怪翁氏称其“贪如狼，狠如羊”也。一八九七（光绪二十三）年二月，条约成立，分作两端，一缅约，中国让地与英，促进商业，将来酌量情形，建筑铁路与缅甸铁路连接；一专约，西江开放梧州、三水、江根墟三口，外轮得自香港驶达梧州，途中得于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德庆州停泊，上下客货。施阿兰闻之，来署争论，索得权利，始已。

英法各争权利于西南，法国实为祸首，其能成功者，颇得俄国之援助。中国北部，东北，西北三面，皆与俄国领土连接。俄自克里米亚战后，经营东方不遗余力，建筑西伯利亚铁路；其在东方之海港海参崴，冬季结冰，不便航行，谋得良港于朝鲜、中国。中日战起，中国之弱点暴露于世，俄外相罗拔诺夫书告驻法大使，竟言其愿中国为俄属国。及《马关条约》成，其财政大臣微德深以日本妨碍其计划为虑，主张干涉；其时微德奉命主办西伯利亚铁路。俄皇又欲积极扩张势力于东方，命其内阁大臣会议，微德于会议席上，发表干涉日本之言论，无所议决，其经过报于俄皇。俄皇召其亲信大臣，会议于宫中，采取微德之主张，外相联合德法共同干涉。微德之计划，则用经济和平之方法，逐渐巩固俄国之政治势力，其先努力经营者，则为满洲，而后逐渐及于蒙古、直隶、新疆、甘肃等省。微德欲其计划实现，向法银行磋商借款，转借中国，更与公使许景澄议订合同，减轻利息，借以表示好意。十二月，俄皇诏予西伯利亚铁路局主办之中俄道胜银行之特权。道胜银行除有办理一切银行事业之外，尚得操纵中国财政之特权；其明显之规定如下：一、收存中国税银。二、经营中国国库有关之事业。三、商得中国同意，有铸造货币之权。四、办理中国募集公债及支付本息事宜。五、建筑中国铁路电线，有让与及取得权。范围可称广大。银行并受财政大臣之指挥，信如俄国外交家称其为财政部之变相支局，侵略中国机关也。银行之股本多来自法国，可见俄国之急于经营，而与法国之互相援助矣。方中日战争开始之际，西伯利亚铁路达于贝加尔湖附近。其未定之计划凡三：一、铁路沿黑龙江北岸而往海参崴。二、路线自恰克图而南，直达北京。三、铁路经过满洲东往海参崴。其第一计划，则路曲折远长，工程浩大。第二则将引起列强之反对，第三则路途减少，节省费用，又得经营满洲，微德之所欲也。中日战后，俄报鼓吹铁路经过满洲，直达黄海之议日盛。许景澄函报总署，并言俄国执政大臣亦有此意。张之洞先言中国自造铁路，与俄路相接。许景澄奏疏述称微德之言，防倭甚亟，建筑铁路，劝我与之连接。乃俄不待中国同意，即行派员来至满洲查勘路线，十月，俄使喀西尼方始照会总署，称俄派员四起，分道入满查勘路线。俄将沃嘎克来宁谒见张之洞，称其来商铁路事宜，张氏言中国愿与俄路连接，俄将声称俄路将在大连湾出海。张云：“甚好，中国亦有利益。”张氏时主连俄，而竟不待训令，信口妄言，文人误国之罪，可胜言哉！张氏将其问答电报总署，总署大臣复称不如自办，不幸徒为空言，而俄进行如故。其时法国已请承办铁路，与俄合作，德以外交作用，亦愿助俄，美国不问东方之事，日本国势尚弱，而英国外交孤立，势难单独反对。俄国自谓大有功于中国，而信清廷将许其请也。明年二月，俄国调查路线功竣，四月，许景澄书报总署，喀西尼俄向奕劻磋商，后至总署建议公司代办，大臣不许，只允中国自筑。翁同龢于日记记之曰：“喀语不逊，直谓中国既不顾邦交，我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余直斥之，并指图谓之，此路汝省八百余里，我无分毫之利，勉力成之者，为邦交也。汝为公使，不顾大体耶？喀语塞，乃云‘必六年造成，否则缓不济急’。”俄使之意，盖非中国财力之所能也。

中日战争之年，俄皇尼古拉第二（Nicholas Ⅱ）即位。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许景澄函报总署，明年五月俄皇举行加冕典礼，请派大员往贺。清廷诏派王之春为专使，而喀西尼言其地位不称，难于接待，请派宗室王公或大学士前往。许使先亦函称欧洲各国君主或亲往贺，或遣亲王大臣。盖俄用意颇深，知非大员，不能办理机密事件也。《李文忠公尺牍》称军机处及总署大臣推之前往，翁同龢日记则言由于懿旨；李氏自中日战争，备受清议之诋毁，及割台后，回归京师，迭为言官所论，光绪亦不之喜，郁郁颇不得志，枢臣多其政敌，殆不肯推之赴俄也。李鸿章奉命，初辞不得，光绪授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往俄致贺，并往英、法、德、美四国亲递国书，联络邦交。其所奉之使命，除致贺联络而外，尚欲征求列强政府之同意，改订税则。其随行人员，朝廷特命其子经述随侍，枢臣之意不欲李经方、罗丰禄同行，而李鸿章以其久办外交，必欲同行，亲与李鸿藻辩论，上疏奏请，并调用人员，光绪许之，参赞尚有洋员五人。一八九六年三月三日，自京赴沪，十四日抵沪，二十七日，乘坐法船西渡。李氏行后，俄使喀西尼提出铁路要求，总署不肯同意，俄使亦无进行，专待其政府与李鸿章交涉矣。微德深虑李鸿章先游英德诸国，为其外交家所诱说，而有碍于俄国计划中之权利，言于俄皇请其直接来俄。俄皇特命亲臣以军舰往迎，其人则道胜银行经理，兼西伯利亚铁路总办也，李氏于苏伊士运河，改乘俄舰，列强先有邀其往游者。俄舰直向黑海驶行，四月二十七日，抵于俄港敖德萨（Odessa），备受欢迎，俄皇催其早往俄京，次日，乘坐官车前往圣彼得堡。微德时在俄廷以熟悉东方情形见称，俄皇命其向李鸿章交涉。

四月三十日，李鸿章抵于俄京，往访外部，请期入觐，并与微德相见。据《微德回想录》称其答访李氏，提出铁路经过满洲之要求。其所持之理由，略称俄国力助中国保其领土之安全，将来中国发生事变，俄虽出兵援助，而其大军驻于欧洲，非有铁路运输，则难有济于事；前中日战时，俄军奉命自海参崴出发，但以运输不便，军行稽延，及抵吉林，而战事已终，无所为力。中国许俄筑路，经过满洲，连接海参崴，则俄可得实力援助中国。铁路经过之地，且能提高土地生产力焉。回想录所言，不无事后夸张之辞。李鸿章密电总署，称述微德之言，铁路速成，可抒日患，中国自办，恐十年无成，倘竟不允俄荐公司承办，则俄从此不能再助中国。李鸿章已为所动，其思想则欲联俄防日也。其时中国新败于日，李氏备受诋毁，向时主战之大臣疆吏，莫不痛恶日本，而又患其国势益强，将来大为中国之害。自身不肯奋发有为，唯有乞援强国以自慰耳！微德知其弱点，用而利诱李氏。五月四日，李氏谒见俄皇，呈递国书。礼毕，俄皇更于宫内便殿见之，李经方随入，赐座畅谈。李鸿章电报其言于总署曰：“彼谓我国（指俄）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最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唯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道胜）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英日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云云。”其言一部分出于牵强附会，而固易于动人，可谓极劝说之技，宜李鸿章称其较微德所议加厚也。微德更与李鸿章交涉，进行颇称顺利，口头上说定原则，报至朝廷，亦无异言，最后由罗拔诺夫起草，是为中俄密约。其重要者凡四：（一）日本如侵占俄国、中国或朝鲜土地，二国协同御之。（二）战时，中国口岸准俄兵舰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三）中国许俄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直达海参崴，由华俄银行承办经理。其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商订。（四）条约效力以十五年为限。密约签字之日，据《微德回想录》，微德发见约本误改日本为任何国，设法改正，始行签字。约成，二国严守秘密，外人无知之者。综观密约成立之经过，俄国利用时人恶恨恐惧之心理，骗说中国共同防日。其时日本地位不如俄国，中国军力与俄相去更远。其所谓协同防日者，就俄国而言，日本占扰其土地，事实上盖不可能，作战果需中国援助乎？就义务而言，不过增加俄国之责任，彼除维持其利益而外，固无取乎此也！是故密约之重要，非防日本，乃俄借此逞其大欲，伸长势力于中国耳！约文规定接造铁路，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按之事实，铁路由道胜银行承办，仍受财政大臣之指挥与监督，无异于政府创设之机关。铁路公司经营之事业，范围广大，无不侵犯中国之主权，设警护路，尤其明例。俄国之贪利无厌，首先破坏中国之主权，引起长期之纷扰，自始至终，未有遵守密约之诚意。而于中国则有不可思议之恶劣影响，此固不能独责李鸿章也。

密约既成，李鸿章于俄皇加冕礼后，即往德国。列强外交家信其与俄订成丧失权利之条约，携带大宗贿赂而归，实则李氏未曾得赂，不过见欺于微德耳。俄国根据密约，得有建筑铁路经过东省之权，其具体细则尚未议妥，道胜银行代表奉命与公使许景澄磋商，其条件则由微德拟定，九月成立，是为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其要款凡九：（一）中国入股五百万两，铁路由道胜银行承办。（二）承办机关名曰中国东省铁路公司，钤记由中国刊发，章程则照俄国铁路成例办理，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公司总办由中国选派，查察银行铁路公司是否奉行中国委办之事，并得兼办交涉事宜。（三）合同批准后十二月内，开工勘路，及得地后，六年内完成。路轨宽度则照俄轨，合中国四尺二寸半。（四）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及沿路附近开采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官地中国给予，民地购买或租用。凡公司地段概不纳税，并得建造房屋，设立电线。（五）凡建筑修理材料，概行免税。（六）俄国水陆各军及军械过境，公司即行运送。（七）中国军队军械由铁路运输，收取半价。（八）货物由俄国经铁路运往中国，或由中国运往俄国者，减税三分之一；运入内地者，再交子口半税。（九）公司自路成开车之日，经营八十年后，无条件归还中国，三十六年后，允许中国出款赎回。路成开车之日，公司呈缴中国政府库平银五百万两。综观合同之内容，俄国事事处于优越之地位，朝臣力争铁轨同于中国铁路，竟不可得；合同上中国之利益，后亦不肯履行。十二月，微德拟定中东铁路公司章程，由俄皇批准宣布。东省铁路公司资本有二，一股本，五百万卢布；二股票，发行之数，由俄国政府担保。路成，用去三万五千万卢布；说者称其故筑华美之车站，增加费用焉。华人之购得股票者无几，其股东多为俄人，铁路行政事宜归管理处办理。管理处共有九人，由股东大会选出，其总办由中国选任；协理由九人互选产出，于其就职之先，须商得俄国财政大臣之同意。公司遇有困难之问题，须待其决定；票价运费非得其赞同，不得提高。公司财政亦须归其监督，公司得自保护铁路，设立警察，免费运输俄军，又得开采矿产。总之，东省铁路公司名曰商办，实则俄国财政部之分局，微德不过以公司之名，执行其命令，以达经济侵略并吞领土之计划而已。其许中国于铁路通车后三十六年赎回，亦非诚意。微德于回想录中自言赎回条件之苟，代价之重，将非中国政府之所愿。一八九八（光绪二十四）年，总署与俄再订条约，许其建筑支路，达于旅顺、大连。一九〇四（光绪三十）年，驻俄公使胡维德报告铁路一律开车，其言曰：“干路二千八百余里，支路一千八百余里，以哈尔滨为两路枢纽。每隔一二十里有兵房驻兵，哈尔滨之兵房可容四五千人，沿途皆是俄人。彼方议移民。”公司于满洲所得之地逾二百万亩，哈尔滨犹不与焉！路成，中国根据合同，索银五百万两，公司竟不肯与；议定之总办，亦未派人充任。噫！俄国侵略之甚，用心之险，无以复加矣！

李鸿章离俄往德，抵于柏林，德人表示热烈之欢迎。其皇威廉第二待之优渥，请其阅兵，欲向中国租借海港，为其东方舰队停泊储煤之根据地，商请李鸿章协助。李氏托言待其回国再议，俄自德国往游海牙、巴黎，亦受欢迎，八月，渡海峡而往伦敦，英人以其亲近俄国，俄国之势力日盛，将代英国在华外交上之地位，淡然视之，俄自英国乘船渡美，先游纽约，再至美京华盛顿，谒见总统，呈递国书，事毕，渡太平洋而归。方其游历名都大城也，实业家以其购买铁路材料机器等物，后竟一无所买，其致贺递书之使命，固无困难，改定海关税率，则无结果。先是，一八五八（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输出输入之正税值百抽五，上海关税会议准许外人服用物品输入免税，其议定税率之标准，则据数年前之货价也。各国商约以最惠国之待遇，多与之同，自津约成立以来，银价大跌，外商买卖多照金币计算，而中国使用银两，其国际贸易输入货物之价值超过输出，华商以银计算，合于金币，外货之售价大增，而海关货价之标准仍未修改，商人所纳之税一如前例，名曰值百抽五，而多仅及百分之二三。《中英天津条约》及各国商约多言税则每届十年按照时价修改。列强以为率由旧章，对于本国商人较有利益，未尝一请修改。自中国方面而言，海关税银年有增加，李鸿章曾与威妥玛议商提高税率，毫无结果，倘欲根据条约，实收值百抽五税银，则受协定关税及最惠国待遇条款之束缚，非得欧美缔约国之同意，不能有所更改。总署大臣知其困难，迫而安于现状，向时英法诸国对于修改商约，多方要挟，必达目的而后已，竟于破坏中国主权之不平等条约上之权利，而亦不肯承认。其在中国所谓唯利是视也。至是，中国建议依照旧订税则改收金币；李鸿章商于列强外交长官，俄国同意，德、法、美国表示有条件之赞同，李氏不愿久在外国磋商，其复友书，则称将由驻外公使交涉。列强之意见不一，对英交涉尤为困难，其在华商业超过十分之五，外相前称商于商人，英商固不愿增加其货税也，遂作罢论。李鸿章修改关税之使命归于失败，列强外交家信其受俄贿赂，订成密约，满载而归；其在德国固已承认许俄建筑铁路之密约，但曰：“无碍华地，无损华权。”时人仍多推度，上海英人主办之《字林报》肆力毁之，发表《中俄密约》《喀西尼密约》。其中所列条款，有俄国租借胶州湾十五年，其所登载之密约毫无根据，中俄实无所谓《喀西尼密约》也。李鸿章于俄所订之密约严守秘密，原文于华盛顿会议始行发表，英报发表之密约虽不足信，而时正值俄国亟欲扩张势力于中国之际，其宣传足以耸动列强之视听，促进其巩固在华之利益。要之，瓜分之议，固列强野心侵略之极端表现，而中国之衰弱，外交上以夷制夷之失策，无不予以可乘之机；谋之不臧，几致瓜分，可不哀哉！

法国自安南经营中国之西南、南部，俄国经营北部，二国互相援助。英国力谋巩固其在华之地位，多得商业上之机会，互相监视，总署大臣应付极为不易。外使争求权利，往往不顾礼貌，攘臂拍案，出言讥笑，拂衣而去，尤以法使施阿兰，英使窦纳乐，德使海靖（Baron Von Heyking）为专横。英国时患法国伸长其势力于云南、四川，互相承认其在二省同等之权利。二国谅解关于中国之主权，而竟不先征求其同意；其外交家心目中固不以中国为自主国也，事之危险，无过于此。李鸿章自外国返京，原欲告退，而太后命其在总理衙门行走。其书告友人曰：“今日办理交涉之难，视前尤为棘手，威棱不振，断非提空名，恃笔舌所能支吾，补救无从，唯有分谤而已。”外交上之形势如此，抑何可哀！新与中国缔结密约之俄国，竟欲干涉练兵。李氏书复淮将聂士成曰：“日前俄吏在总署啧有繁言，谓伊国家必欲派员代我练兵。”总署先欲整理海军，雇用英员，亦为俄使所讥。张之洞于南方用外员练兵，亦受外国干涉。用人行政不能自主，信如李鸿章之言曰：“群雄环伺，正无了期。当局者真有朽索六马之惧。”其言发于德俄强租军港之时，外交困难，远过于前。朝廷先不变法自强，为之奈何！列强争夺者，尚有承筑铁路及租借军港等。

铁路久为李鸿章等所欲创办，惜其计划未能采行，后向醇亲王奕譞建议，兴筑津浦铁路，曾纪泽亦以为请，奕譞方谋进行，而言官谏阻，太后诏命督抚复奏。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改筑卢汉铁路，分段造成；其长约三千里，需银三四千万，欲用晋铁筑成。按之国内财政人才均不可能，奕譞竟为所动，太后诏从张氏之奏请。李鸿章深为失望，其书告驻外公使洪钧曰：“香帅（张之洞）主意，括以四语曰，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曰迟曰缓盖亦知难。执事称原疏虑周论正而意巧，可谓知言；煌煌大文，作子虚一赋观可耳。”张氏之见解不愿随人作计，而能推陈出新也；其视铁路之计划，犹于作文，国家大事岂能如此？文人恶习抑何可恨！李鸿章、曾纪泽请两路同办，不得。言官请先造黄河桥，其心以为工程浩大，一时无力筑路，方为得计也。张之洞奉旨改授湖广总督，放弃晋铁筑路之主张，创设汉阳铁厂，炼造铁轨等物，无人妥为经营，縻款甚巨，所得甚微，铁路久未兴筑。中日战时，国内铁路之造成通车者，唯天津至山海关间一段而已。

战后，政府当局始知铁路之利，筹筑卢汉、津京铁路。法使施阿兰忽向总署声称本国根据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中法条约》，有承筑铁路之权；总署复称条约上并无建筑铁路优先权以拒之。其时政府建筑铁路之问题，则经费无着也。先是，光绪诏设公司建筑津京铁路，定其资本一千万两，招商投股，而商人之投资者寥寥无几；其原因则国内工商业尚未发达，资本未得集中，国人除官吏受赂致富而外，尚无所谓资本家也。人民深受腐败政治之影响，信任政府之思想至为薄弱，款遂无法筹足，迫而借债兴办。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冬，盛宣怀上奏铁路计划于朝廷，盛氏初办电报颇著成效，负有能名，官至天津关道，以张之洞等之保举，奉旨督办铁路，至是建议兴筑卢汉铁路，筹银四千万两，中国筹集半数，余款借自无野心之国家若美国等语。上谕准可其议，盛氏忽向比商借款，驻京比使以其国小力弱，非有强国为之援助，则难成功，密请法国合作，法国许之。明年五月，盛宣怀与比国银行团订立合同草议，英、美、德公使次第抗议，德使且言俄法秘密参与投资，危险孔多，德璀琳亦言不可。总署大臣终以条件较有利于中国，更以俄国之请，置之不理，俄法在华之外交遂得胜利。方卢汉铁路之交涉也，法国工程师前往山西调查矿产，勘定正定、太原间路线，名为俄商承办，实为法国银行团之所经营。俄国自划北方为其势力范围，八月，其驻京公使要求总署，罢免建筑长城以北铁路之英工程师。英国鉴于俄法之活动，以为其直接或间接承办之铁路，势将连为一气，挤出英国在华之势力，而故夸大其词，要求均势之权利。中国允许云南筑路，与缅甸铁路连接，开放西江。列强之竞争益烈，其详见后。

列强于中国各谋利益，其先强租军港者，厥为德国。德自战胜法国统一以来，工商业之发达，海陆军之扩张，国势之强盛殆与英国相等，其皇威廉第二以其本国军舰商船之在东方者，尚无储煤之港，久欲得之，迄无适得之时机。及三国干涉还辽，德国乘机要求天津、汉口租界，总署许之，中途德皇反而助日，尚以为大有功于中国，十月，外部训命驻京公使绅珂（Schenck）商租屯煤海港。会前德使巴兰德来京，总署大臣宴之，绅珂同至。翁同龢记之曰：“巴所谈皆寒温，微露德色。巴退，绅留谈，则所求者四事：一、海澳泊舟，一、专使，一、其外部宰相宝星，一、买船。”四者之中，自以租借海港最为重要。公使许景澄亦自德国函报总署曰：“夏秋以来，各报颇言德国须在中国海岸得一船埠，商人向其政府建议。”总署大臣慎重考虑，以为允许德国，列强援例，将起无穷之祸，一面拒绝绅珂，一面训命许使向其外部说明。许使往谈，外相答谓英、俄、法国之在东方各有海港，想无所求，毫无放松租借之意，进而代筹办法。明年，绅珂迭向总署磋商，纵论英、日、俄、法离合之状，当无后忧；许景澄亦言德国必欲租借。时传德国将索厦门附近之金门岛，实则尚未决定；在其计划中者，有威海卫、胶州湾、舟山群岛、金门岛、大鹏湾等。外相以为交涉久无进展，密商于公使许景澄，问其租借之方法，许使竟言用武解决为宜，无怪其报告总署为德说项也。六月，李鸿章游德，威廉第二提出前议，外相以之为修改税则之交换条件，李鸿章答称待其归国再议。八月，德海军将佐建议于政府，渭胶州湾最为适当之地；德璀琳亦以为言，胪列其地位重要及将来可得发展之原因。德皇以为报纸宣传中国业已允许租借于俄，颇主慎重，先命调查，旋得中国使馆方面传出之报告，知其未曾有租于俄之议。中国在俄使馆顾问，亦劝德皇侵占，由是德皇决定租借胶州湾。十二月中，驻京德使海靖奉命向总署要求租借胶州湾，期为五十年。翁同龢记之曰：“海先淡海口泊舟，语含讥切，引归辽为功，而以加税为抵。……前使绅珂以海口未成撤回．故海靖注重在此。噫，难矣！”王大臣顾虑别国援例，坚持不可。一八九七（光绪二十三）年一月，海靖再行要求，仍为总署所拒，乃请俄法二使援助，二使不许，海靖报告其经过于政府。德皇欲以兵力占据，而以俄皇反对，又无时机，暂作罢论。八月，德皇游俄，求其谅解。九月，德国通知俄国称其舰队将于胶州湾过冬，海靖亦以此意照会总署。十月三日，德舰有停泊于武昌者，水手上岸，暴民投石击之，中有伤者。其事报于柏林；德皇认为时机至矣，电命军舰驶往胶州湾，而山东之教案忽起，予以侵略之口实。十一月一日，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匪盗戕杀德传教士二名，巡抚李秉衡命捕凶犯问罪。十四日，德国水手奉命上岸，强令胶州湾守兵三小时撤退，四十八小时退尽。初天主教神父之在东方者，由法国保护，中国遣使商请教皇派使驻于中国，教皇许之，而以法国之严重抗议作罢。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德使通告总署，言其保护本国在华之教士。其时教案纷起，公使迭次抗议，光绪下谕保护教士，然无实效。至是，德国竟以教案强据胶州湾。

光绪得报，心至焦烦，决定衅不我开，电令守将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又谕李秉衡曰：“朝廷断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言决战致启兵端，必至牵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朝廷主张和平，由外交解决，就国势而言，实为适当之处置；其责任则先无准备，处于武力压迫之下，始行让步，造成外交上之恶例耳，不幸竟为我国常见之事。德皇电告其要求租借胶州湾于俄；俄皇复电无所反对，其外相闻之力言不可，发电劝说德国外部勿据胶州湾。俄使来至总署，称其本国已派兵舰驶赴胶澳，去时，且曰：“此两国之事，不第为华谋。”德皇得知俄国态度，以为非英援助，势颇危险，训令其驻英大使，促进两国之邦交，又信日本整理内政不能干涉，美国方有事于古巴不能远顾东方，对俄采用坚决不理之态度，而俄仍请和平解决不已，俄皇且自取消前言。德国时已商得英国之同意，英国外交孤立，坐视俄法伸长势力于中国，而无如何。其外交家先有联德之主张，对于德国行动，迫于利害，固无反对。十一月二十日，海靖提出要求六款：（一）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二）给费建筑教堂。（三）严办匪徒，赔偿损失。（四）明发谕旨，切实保护教士。（五）德人得于山东建筑铁路，开采矿产。（六）赔偿德国办理此案所用之经费。条件可谓严酷之至，李秉衡奉旨催办教案，于德兵登岸之先，业已捕获凶犯四人，办理尚为认真，但以对外之知识浅陋，态度强硬，德国要求予以处分。铁路矿产与教案何关？胶州湾虽未列入条约，实无交还之意，而欲另行交涉；其政策业已视为东方海外属地之起点，必欲取之者也。恭亲王奕䜣声称德兵先行撤退，即可磋商提出之条件，海靖拒绝撤兵之请，必欲先办教案。朝廷迫而派翁同龢、张荫桓与之协商，多许其请，议将成矣，忽以兖州等地教士被侮，要求严惩官员，总署许之，始已。关于赔偿用费，德使承认放弃，中国许以租借海港。翁同龢记之曰：“第六条声明不给赔偿，而述两国交情，且有助归辽东之谊，当另案办理，与教案绝不相干云云；盖隐示以可别指一岛也，此等语何忍出口？特欲弭巨祸，低颜俯就耳。”翁氏所谓别指一岛，究为德国接受与否，尚不可知，海靖固信中国许租海港矣。李鸿章忽持异议，商请俄国代索胶澳；初俄国欲派舰队监视德舰之行动，命令已发，忽而中变，反欲乘机租借旅顺，不应李鸿章之请，总署大臣亦有不愿出此下策者。德国向俄提出条件，承认中国北部及朝鲜为其势力范围，并许俄船泊于胶州湾，而俄仍以胶澳逼近北方，德国据之，终非得策，授意于总署大臣，请其租借山东以南之海港。张之洞亦称德有还辽之功，必应酬谢，不如以福建他岛与之。翁同龢迭向海靖磋商，海靖谓为外部训令，不可，盖其政府知其出此，将与英日之利害冲突，拒绝不受。俄国先称援助中国，迄无举动，总署乃以对德交涉可望和平解决，且信他国实无援助之诚意，万一交哄于中国，而危险尤多，谢绝调停。俄国转欲挑拨日本反对德国，命其军舰退回海参崴港，而德已向日本表示好感，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且欲利用其阻止法国之侵略，日本遂不之应。

俄国之阴谋不售，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十二月，遣其舰队泊于旅顺军港过冬，通知其事于英日诸国，德皇闻之，表示其愿助俄国，俄皇电贺显理亲王（Prince Heinrich）来华办理交涉，祝其早日成功。初德皇以为交涉尚多困难，诏命其弟显理亲王统率舰队来华，寓有示威之意。德皇设宴饯行，席上发表扩张领土之言论，亲王则以经营海外帝国答之；德国之意殊不可知，至是，对于俄国作进一步之表示，称其赞助逐渐瓜分大清帝国之计划。德皇允许撤回德人之为教练官于北方者，俄国乃恃德国之合作，自由行动于满洲等地，益无所忌，向德建议二国协定。德皇不许，其思想不欲德国稍受条约上之束缚，得自斟酌情形，权视利害，利用时机，自由行动，而可唯利是求也。德国一方面求俄谅解，一方面告知英国，中国受俄指示，请其租借山东以南之军港，而德已拒绝之，取得英国政府之同情。于是日本、英、俄皆不积极反对德国，海靖态度坚决，总署许其政治条件另案办理，教案始能就绪。不幸曹州复驱教民，德使闻报，翻悔前议，朝廷撤换曹州总兵始已。教案解决之主要条件，曹州、巨野各建教堂，给官地十亩以下，每处六万六千两；并于七处建教士住房，共给银二万四千两；严谕各省保护教士。总署奏言德国无退胶澳之意，双方议商政治条件，其争执凡二：一、租借地及年限，翁同龢迭请德国于山东之南租借一岛，海靖坚决不许，乃欲开为商埠，设立租界，亦为德使拒绝。议商租借地段，翁同龢允许或南或北一面，德使必欲全澳在内。关于年限，德国要求九十九年，翁氏力谋改为五十年，亦不可得。二、筑建铁路，翁氏不敢允许，请恭亲王奕䜣决定。奕䜣无奈何曰；“只得允之，但须中德合办耳。”（见翁氏日记）奕劻亦言可行。海靖所求者，初为胶澳至济南路线，明年一月，忽称到济南三字不妥，改由济南至山东边境，又言铁路旁矿利漏未叙入。总署主张铁路到济南时，再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海靖不许，转而要求两事，一由胶澳另造铁路达于沂州，二山东办路，中国先与德国商量，信如其请，则反宾为主矣。交涉未有进展，二月，海靖函申前请，必欲总署许之，否则立电提督照办。明日，会商大臣许其建筑沂州铁路；关于展接铁路，德使允许向其外部请训。英使窦纳乐、美使田贝闻知铁路交涉，来至总署，力言不可许之，并称向其政府报告，二国均无行动。海靖新奉训令，再与大臣会商，议定全省铁路，先尽德商购估，作一结束，三月六日，条约成立。

综观交涉之始末，德国决心租借军港，久不可得，不惜利用教案，造成严重之局势，总署应付之策略，先欲德兵撤去，海靖主张教案议成，方可撤兵。教案时为中国外交上重大之事件，外人多以中国官吏不肯切实保护，中日战后，英美公使曾向中国恫吓，四川总督刘秉璋因之革职，德国借口教案，原得一部分欧洲人之同情，山东官吏又多不明事理，曹案尚未结束，而各地反教之案迭起，海靖遂益专横。如曹州总兵驱逐教民，海靖要求将其革职，限定九点钟办理，声称中国不办，即电本国交海军大将办理，交涉因而大为棘手。教案解决之先，德兵固未撤退。关于租借军港，总署以体面之故，另案办理，交涉进行，德国方面由海靖负责，中国驻德使馆未有活动。总署大臣电令公使向其外部交涉，竟不可得，海靖态度坚决，言语狂横，与之交涉，实非得计，然竟无如之何。其时德国求得列强之谅解，反而增加要求之条件，交涉之进行困难极矣，详见于翁同龢日记。兹举一例。翁同龢、张荫桓同赴德馆，海靖起立不恭，面有悻悻之色，彼坐定，出其外部训令，读之，谓各国断不帮助中国，末云，“如此和平，若不允，即当用力，因问前议奏过否？”答云：“尚未商妥，焉能入告？”海靖闻言起立，出语不逊，竟由后屋而出，译员邀之，不出，但云：“明日，到总署与两王晤面，若两王不来，吾亦不来。”翁氏怒曰：“既如此无礼，余亦不能商”，遂拂衣而出。翁氏自受辱后，不肯再至德馆交涉，改由李鸿章等办理。于此恫吓屈辱之下，承认德国一切要求，成立中德条约。约文共分三端：第一端载明租借条件。中国许将胶州湾南北二面之岛屿及口外海面群岛租借于德，期为九十九年，德国得于租借区域建筑炮台等，倘于期限之内，归还中国，偿以用款，并以相当之地域让与德国。约文规定胶州湾海面潮平周围一百华里，准许德军自由通过，中国倘于界内驻兵，须先商于德国。第二端关于铁路矿务。中国许德于山东省内建筑铁路，其一自胶州湾经潍县、青州、博山等处，而往济南府，其一自胶州湾南至沂州，转往莱芜，直达济南府，凡沿铁路三十里之矿产，德国有开采之权。第三端关于山东全省，言明开办各项事务，或用外人，或借外债，或买外料，德国有尽先承办之权。约成，德国宣布青岛为自由商港。初交涉进行之际，海靖声称允许中国设关收税，而俄外部请德承认直隶为其势力范围，而德可于胶澳限制他国商业。德国认其交换条件，得不偿失，限制外商，且将引起英国之反响，至是，再与总署大臣会订设关征税办法。其要款如下：一、中国任命德人为税务司，更调洋员须先知照胶州巡抚。二、胶州湾内之土产，或制造之货，买卖于境内者，毋庸纳税。三、土货、洋货运入不再外运者，概不纳税。四、其余输入输出之货，均照中国海关税则纳税。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二国更订办法，中国按照税收实数，每年提拨两成，交与德国以为地租。德国设立无税区以便管理漏税。一九〇八（光绪三十四）年，德国又得建筑铁路达于直隶、河南之权，其预定之计划，可谓告成，而中国则屈辱之甚，损失之重，无以复加。翁同龢于胶澳条约签字之自责曰：“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此就德国而言，其影响之所及，则列强起而争夺利权矣。

继德起而强租军港者，当推俄国。俄自还辽以来，自认满洲为其势力范围，反对日本不得割让辽东之要求，力拒中国应英开放大连湾之请，建筑东省铁路不遗余力。及德兵强据胶澳，俄国初有干涉之意，外相穆拉维夫（Muravieff）忽欲乘机租借旅顺军港。据《微德回想录》，俄皇召集大臣会议，外相陈说俄国需要良港，旅顺地势险要，可即踞之，陆相助之。微德坚持异议，其主张则经济侵略之所得，胜于武力压迫之要求；实则经营铁路之结果，终将引起武力之威吓与干涉也。俄皇赞同其意，会外相轻信讹言，报告英国将据旅顺，始乃决定先行租借，命军舰驶往旅顺。外部照会英日，告以俄舰泊于旅顺过冬，英舰奉命驶往，俄国认为含有监视敌对之行动。英国知法助俄，而力不能独抗二国，且其非洲问题日益严重，迫而请助于德国、日本，无如德国以其占据胶州湾时，曾许助俄，威廉第二且欲利用俄国有事于东方，减少德国东境之防御，曾劝俄皇经营亚洲，故不之许。日本归还辽东，原不欲其为俄占据，其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闻知俄舰驶抵旅顺，即至总署询问，是否中国约之？露有不满之意。其政府则以内政待理，海陆军之实力不敌俄国，虽不欲其租借旅顺，而势无可奈何，且俄业已向日表示好感，召回其在朝鲜之顾问，日本亦不助英。英国之外交孤立，俄国对之无所顾忌，外相穆拉维夫对英驻俄大使曰：“俄国租借旅顺，英国独持异议反对耳。”初一八九七（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俄舰驶抵旅顺，水兵登岸，放恣杀人。李鸿章尚信俄国“断不占我尺寸土”也。（见翁氏日记）及总署大臣议商对德让步，许筑铁路，李氏忽言俄恐援例。俄使巴布罗福时索松花江行船利益甚急。

明年一月七日，俄使来索黄海口岸屯煤，及造铁路之权，总署未有切实答复。二月，驻俄公使杨儒婉请俄舰退出旅顺，俄皇不许，反欲俄路达于黄海。三月二日，巴布罗福提出租借旅顺、大连，及延长铁路，限期五日答复。总署奏请许景澄自德赴俄交涉，光绪从之，英使闻而警告总署曰：“各海口尽被外人所占，此即割裂也。”总署对于俄使不愿交涉，十二日，巴布罗福来署争闹。翁氏记之曰：“巴使来大闹，谓旅大租地，开通铁路，断不能改，已奉训条在此议论，限一日复，至缓两日，与言专使在彼，何得限日？竟拂衣而去。”期日，许使与穆拉维夫面谈，俄国毫不让步，回电报告，朝廷无奈，明日，旨派李鸿章、张荫桓赴俄馆交涉。而张氏适病，大臣会商，奕劻说明日本前有不准他国占租之言，若许租借，彼将为难，结果再电许使向俄皇面商，十七日，许使复称俄不让步，“三月六日（三月二十七）必须订约”。其时朝议庞杂，有持联结英日拒俄者，有言俄、法、德、中四国同盟拒抗他国者，空言究非紧切之办法。其考虑之困难，则许俄国，他国起而援例也。总署大臣迭次会商，迄无主意。二十日，俄使再至总署，提出租借条件，大连湾可如通商口岸，旅顺租地划至皮子窝等处，界内不许中国驻兵，铁路延长直达海口。光绪得报，心至焦闷，命传李鸿章、张荫桓入见。总署开会筹商，翁氏记之曰：“两公（李张二氏）皆无策，互相驳诘，空言而已，时事至此，吾其已矣！”明日，二臣入对，翁氏日记曰：“上亦不能断也，见起三刻，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涕，是何气象？负罪深矣！退时，庆李张邀谈，大约除允行外，别无法，至英日法同时将起，更无法也。……连日不眠，夜寝亦不安枕。”悲哉！弱国之外交也！

交涉进行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原主联俄，力颇活动。日本参谋部遣员谒之，声称愿助中国，来商联交之事，并劝中国联英，张氏电报总署。总署复称“英日政出议院，难订密约，俄前有功，今不应拒。”呜呼！其言何愚陋至此！人为刀俎，我则甘为鱼肉，尚何言哉！张之洞电请许景澄商于俄国外部大臣，一密许旅顺为俄军港，一延长铁路，说明改用窄轨，条约仍在北京磋商。张氏再以三事电告许氏：（一）宁割新疆，不舍旅顺、大连。（二）向俄声明不租其港于他国。（三）俟铁路筑成，许俄于旅大屯煤，但避租名。其主张极为危险，先未奏报朝廷，而竟通知许氏交涉，尤为外交上不可常有之事例。交涉未有进步，俄舰南下示威，三月二十三日，枢臣历陈现在危迫情形，“请作各海口已失想，庶几厉力，图自立，旅大事无可回矣”。（引翁同龢语）光绪命派李鸿章、张荫桓画押。巴布罗福来商，除允金州不入租借区域外，余于主要条款，不稍让步，李鸿章许之，条款遂定。据《微德回想录》，称其命员馈送李鸿章礼物价五十万卢布，张荫桓二十五万，颇有力焉。微德所言夸张己功，所叙之情节，不同于中国史料，但其所言贿赂，盖非诬语，此岂总署仍主联俄原因之一乎？二十七日，条约成立，其要款如下：一、中国允将旅顺、大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于俄国。二、租借期限二十五年，满期后，得由两国会商展期。三、俄国于所租之地，得设大吏，调度水陆各军，治理地方，并可建筑炮台，安设防军。四、旅顺作为军港，独准中俄船舶出入。大连湾除保留口内一港，专为中俄军舰而外，开为商港；各国商船皆得往来。五、中国允许东省铁路延长达大连湾，或由干路至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条约中规定租借地界，由许使在俄京商订，支路亦由其与东省铁路公司商谈。许使方与外部磋商，金州驻兵，忽以误会，向俄营开枪，俄兵欲入城内，总署迭次说明始已。五月，租地续约成立，租地极为广大，连隙地计之，辽东半岛去矣。租地界内，唯许金州城内自治，隙地独许俄人享受各种利益。支路规定通至旅顺、大连湾海口。七月，许景澄与公司经理订成合同，其要款有二：一、支路达于旅顺、大连，名曰东省铁路南满州支路。二、俄国得在辽东半岛租地，自行酌定税则，中国设关于大连湾，其开办经理之事，委托公司代办，直接归北京政府管辖，其用意一则削减英人势力，一则破坏海关制度也。

俄国租得旅顺、大连湾，其同盟国法兰西亦有要求，初法国以中国西南诸省邻近安南自行认为势力范围，会闻德国谋租海港于中国，虑其租借海南岛。其岛在广东之南，行政上属于广东，即时所称琼州岛也。法国以其在安南之东，德国苟租借于中国，则势逼近安南，非其所愿；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其驻京公使奉命强请总署给予照会，声称中国不割让其岛及对岸之陆地与他国。三月，总署复文许之。及俄反对英国第三次借款，强借旅顺、大连，英国外相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声称英国之在东方无求特殊权利之意，反对野心侵略之外交政策。法国政府向英尚言法无谋拓领土之意，一面则命其署使吕班（M．Dubail）提出要求。一八九八年三月，吕班要求四端：一、车里、云南、广东、广西照长江之例，不得让与他国。二、中国邮政局总办任用法人。三、铁路达于云南省会云南府，于路线勘定后，即兴工承办。四、法国于南海租借储煤之港。翁氏记吕班交涉之经过曰：“以为奉本国训条如此，语重而貌为和平，庆邸空言敷衍之而去。”总署无奈，训命驻法公使向法外交部婉拒，复电则称外部谓议院不平，请派舰重办，要求必须照准，否则另筹办法。吕班屡催不已，总署一一许之，文稿由其代定，竟不准动一字，其租借之港，则广州湾也。五月，租借条约议成，其主要之条款凡六：一、中国租借广州湾与法，为其海军储煤之港，期限九十九年。二、租借区域为广州湾内外之岛屿，及高州、雷州之一部分土地。三、法国治理租借区域，得筑炮台，置兵防守。四、各国往来广州湾之船舶，待遇与中国之商港无异。五、法国得自广州湾建筑铁路，达于雷州西岸之安铺附近。六、法国得于安铺建筑码头、货栈、医院等，其近于安铺之深水港，独准中法军舰停泊，约文载明华舰于中立时，始可出入。约成，法使要求租借之区域太广，总署不许，竟言自行办理，法兵自由上岸，营造兵房，广贴告示，谓地业已归法，其逞蛮无理，总署于奏文上亦明言之，终无办法，迫而让步，派苏元春勘界。会土人与法兵开衅，互有死伤。法兵之死伤者，咎由自取，苏元春百方说之，未有效果，交涉趋于严重，一八九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迫而订成界约，其事始已。明年一月，皇帝批准条约，广州湾之在广东，原无商业上之重要，法国之强租军港，经营铁路者，盖欲深入广东也。

英国以工商立国，其在华之商业，时推第一，其商人视中国为世界市场之一，将来尚有重要之发展，其对华之政策，主张维持中国领土之现状，得于平等待遇原则之下，自由竞争于国内；其谋特殊之权利势力者，多与英国外交政策相违。其外交家初以荣誉之孤立自负，不愿本国之外交，稍受条约上之束缚，而可斟酌情势，自由决定也。及中日战后，俄法以同盟国之关系，互相援助，争夺权利于中国，英国以其在华之地位大受影响，而势无可如何，求避孤立之危险，不敢反对德国之租借胶州湾。及德划定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许别国商人自由竞争，英使虽向总署抗议，然无行动，英所顾虑者，则为俄国。俄国反对英国借款中国，强租旅顺、大连，英国外相表示坚决之态度，而俄淡然视之，乃谋采行妥协之策略。一八九八（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其驻俄大使向俄建议，成立二国之谅解，俄国许之，交涉于圣彼得堡，大使往见微德。微德告以天津、北京为俄势力范围，手指地图，划直隶、山西、陕西、甘肃而言曰：“俄将并之，他日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直达兰州”，言及路线甚详，若研究已久者然。微德之意，英国可据扬子江流域，大使报告外部，外相训令，略称“吾人之目的，非分占领土，乃互相承认优越势力地也”。其困虽则英国主张成立谅解，解决二国所有之争执，而俄不可，遂无结果。英国知其非以武力干涉，则终无济于事，竟以事实上不能对俄作战而罢。会总署取消前向英国借款之成议，英使窦纳乐要求总署承认三项：一开放南宁、湘潭。二开放内河。三扬子江流域不得割让于他国。总署以法反对，不肯开放南宁，请以岳州代替湘潭，余从其请。英使再请总税务司任用英人，三月末，英属地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深以孤立之害，向德表示缔结同盟条约。德皇方以俄法经营东方，无暇顾及欧洲为得策，复称尚非其时。四月，张伯伦以恫吓之辞，第二次向德建议同盟，政府长官更于国内演说同盟国之需要，借以唤起舆论之赞同，德皇以其妨碍扩张海军之政策，对于俄国又不肯立于冲突之地位，仍持不可。英国转向美国驻英大使海约翰（John Hay）建议二国同盟，海氏表示同情，而以政府难得参院之同意，婉谢其请。

英国既不得干涉俄国租借旅顺、大连，转欲租借威海卫港，以作对抗之局势。其时日军尚驻其地，初《马关条约》规定赔款未清，商约未订之先，日军得驻于威海卫，以保条件之实行。一八九八年三月中，英国驻日公使奉命往商于外务省；外务卿约以次日答复，及期，复称日本于威海卫撤兵之后，并不反对表示同情于日本之国租借。其意殊为含混。英国政府为之不安，二十五日，外相训令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署要求，旋命驻日公使再商于外务卿，结果英国承认福建为日本之势力范围，日本允不反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俄国闻知英国之要求，劝说日本踞之，外务卿以其已许英国，谢绝其请。英使至总署交涉，大臣未有切实之答复，朝廷训令驻英公使向英外部交涉。三十一日，窦纳乐至总署声称，“十二（四月二日）若不定，水师提督带兵到烟台，事且不谐”。翁同龢日记曰：“余力斥其不应如此，彼无词，推诸政府，诿诸议院，千万语不变。”四月二日，英使再来总署，谈论租借威海卫。恭亲王时病甚剧，奕劻许之，但言此约订后，不得更索利益。英使则谓威海卫抵俄，专为北方，若法占南海口岸，英亦须别索一处抵之，辩论良久，只许电报政府请训，而租借威海卫遂作定局。双方议妥之条件凡二：一、华舰仍得往来停泊于威海卫。二、租借之条件大体上与俄租旅顺条约相同。威海卫之租借既有成议，四日，英国通知德国谓其租借威海卫港专为抗衡俄国，以求德国之谅解，而俄劝说德国反对。英国最后表示威海卫不作商港，不与铁路联络，不与德人之利益有碍，二国始能成立谅解。于是英国改变其在华之政策，承认山东为德国之特殊范围，英商不得自由竞争于其地矣。日本、德国既无异议，七月一日，《中英条约》成立。其内容则英国租借威海卫湾内之群岛及全岛沿岸十英里以内之地，期限二十五年，华舰仍得使用租借之港，中国划定中立区域，许英建筑炮台，安置兵卒，后更许其征收土税。方交涉之进行也，法国提出四项要求，总署予以承认，租借广州湾于法。英使闻之，提出下列之要求：一、扩展九龙租地。二、铁路建筑权。三、保证未予法国开矿筑路之特权。四、开放南宁。五、不得割让云南、广东于他国。关于九龙租地，窦纳乐声称原议于浙闽图占口岸，以为威吓。总署允许其磋商之条件，中国租借九龙半岛附近之岛屿及大鹏湾、深州湾之一部分土地于英，共三百七十六平方英里，期为九十九年。接收政权之时，居民起而反对，义气激昂，英兵开枪击之，始已，中国固无有力之表示也。关于铁路，总署许英建筑上海、南京铁路，余则顾虑法国反对，未有切实之表示。

英、俄、德、法各得利益权利于中国，而东邻日本尚无举动。日本自订《马关条约》，方信可于亚洲大陆得有根据之地，以备他日之发展，忽遭三国之干涉，战胜所得代价之一部分，复行丧失。日人大愤，攻击内阁外交之失败，不遗余力。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知其不协于国内之舆论，旋辞职去，政府遣林董为驻京公使，授为全权大臣。林董至京，先订还辽条约，后议通商章程，李鸿章等奉命与之磋商，日本希望甚奢。李鸿章奉旨挽回权利，多方辩论，不肯让步。其争执最烈者，一为中国请将领事保护在日华人载入约中；一为日本请将改造土货不完口岸正税，初《马关条约》准许日商设立工厂于口岸故也。明年春，李鸿章出国，交涉由张荫桓办理，七月，议成通商行船章程，凡列强在华所得商业上之权利，日本莫不享受。十月，外务省尚以租界制造等项一无议定，严责林董。林董催索甚急，竟至限期答复。总署对于日本要求，允许征收日商于口岸制造货物之税，不得多于本国臣民之所纳者，许其设立租界于天津、厦门、汉口等地。其政治家仍以所得不及丧失之重大，于此刺激之后，知非扩充军备，整理内政，则难雄立于东亚。方列强之互争权利于中国也，日本军阀颇谋活动，其外交家知其国力不能有为，坐视俄国将其归还之旅顺、大连租去，而无坚决反对之表示。会德英诸国向其磋商，外务省始乃提出福建为其势力范围。以作交换之条件。其时俄、德、法、英各有势力范围，而扬子江以北沿海之诸省，殆无日本插足之地，其南福建邻近澎湖列岛，日本认为关系密切，遂欲划为本国势力范围，先曾商于德英，未有异议。一八九八（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中，日本政府训令公使矢野，要求中国承认不割让福建及其沿海一带于他国。二十一日，矢野至总署面索，明日，再致照会。照会中称“日本政府查明实在情形，反顾利害所及，未克置若罔闻，自宜设一妥法，以期未雨绸缪，则请清国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让与或租与别国矣”。照会措辞暗示瓜分之说，太不顾及中国政府之体面，事实则固如此，抑何可哀！总署大臣先曾筹及日本之要求，对之原无惊奇，开会讨论，以为不许其请，将必另有要挟。二十四日，照复许之，内云：“本衙门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也。”列强要求权利，往往如其所欲，独意大利失败。一八九九（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意大利政府宣布派遣舰队来华，多设领事；其驻京公使俄以恫吓之辞，要求租借浙江之三门湾。意大利于欧洲强国之中，统一最迟，工商业不甚发达，对于中国原无重要之关系。其政府鉴于分得土地之易，亦欲分得所谓一分瓜焉，通知其事于列强，英、德、法国未有异议，但言不可用兵，俄日则有反对之意。总署对其要求，坚持拒绝，皇帝下诏浙江巡抚以兵力防守，并谕闽浙两江总督出兵协助，全国清议莫不主战。意国以其公使办理不善，将其撤回，放弃要求。

列强于划定势力范围租借军港而外，争夺铁路之承办权，亦至激烈。其开始要求者，当推法国；俄国继之，其东省铁路计划之远大，规模之周密，法国尚非其比。其政策则以铁路经过之地，足以促进商业开矿移民事业之发达，而达其政治之目的。清廷大臣对于铁路之建筑，始则百方阻挠，中日战后，知其便于运输，而欲多所建筑，无如国内深受战事不良之影响，府库空虚，借款于外，赔偿军费，自无余力建筑大规模之铁路，上谕创立公司，召集商股，而应募者无几，遂予外国争夺之机会。一八九八年四月，英使窦纳乐要求建筑沪宁铁路，隐含政治作用，其计划则铁路自浦口延长达于信阳，再由信阳南往汉口，更自汉口，西达四川，以与缅甸之铁路联络，中国许之。六月，总署向汇丰银行磋商借款，建筑山海关、牛庄之铁路。初中日战时，天津、山海关之铁路功竣，其款一部分借自汇丰，至是尚无经费，延长路线，仍向汇丰商借。俄国闻之，严重抗议；时传其将占据伊犁以为恫吓。窦纳乐声称愿助中国，总署大臣以其实不可恃，婉辞谢之，拟定折中办法。俄国不受，乃与英国互相磋商，问题尚未解决，而比国承办卢汉铁路之正式合同签字。英国抗议称俄与闻其事，总署复称比国借款，倘与俄国有关，中国将不批准，英使言款存于道胜银行，即为俄国有关之明证。合同上载明如遇争执，铁路公司与借款团不能解决，交于总署及比使共同决定，倘或尚有问题，则请第三国公判。英人指第三国为法国，遂言俄法之势力侵入扬子江流域，实则铁路之建筑管理行政等权，概归公司也。借款期定三十年还清，八月，中国批准合同，英国外交家所谓俄法操纵铁路权者，不过忧虑太甚，神经过敏，而作牵强附会之说也。外相竟令公使窦纳乐要求下列铁路之承办权：一、天津至镇江。二、山西河南至扬子江。三、九龙至广州。四、浦口至信阳。五、苏州至杭州，更自杭州延长宁波。英使提出要求，总署拒之，英使恫吓，压迫不已。九月六日，总署照复英使除保留第一项要求将来再议而外，概许其请。其保留者，以路线经过山东，侵入德国势力范围，而德国抗议也。其后英德银行团共同议定，德国借款建筑济南以北之铁道，其南段归英国借款承办，清廷更改路线，自天津直达浦口，是为津浦铁路。英国既得扬子江流域内铁路之承办权，而于山海关、牛庄之铁道仍不让步。英俄二国交涉经年，一八九九年四月，始行解决。其主要之条件，二国承认各不侵犯中国之主权，英国不求长城以北之铁路建筑权，而俄承认中英山海关、牛庄铁路之协定，并将路线延至新民屯。列强争夺路权不已，清廷深有觉悟，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宣布铁路政策。明年，道胜银行要求自满洲建筑铁路，达于北京。英国要求苏州铁路延长至江阴，外国银行团要求建筑铁路于山西、陕西、河南，英国云南公司要求建筑自大理达于云南扬子江之铁路，中国皆坚决不许。顾其觉悟已迟，其先损失之路线，长凡六千四百二十里。英国共得二千八百里，俄国一千五百三十里，德国七百二十里，比国六百五十里，法国四百二十里，美国三百里。

自一八九五迄于一八九八年，中国所受之损失，就其人口之众多，领土之广大，而固十九世纪未有之奇耻大辱也。综其损失可略分为二端，一关于领土者，北方沿海之良港，或租于英，或租于德，长江以南，则舟山群岛、福建海岸，总署对于要求国声明不得割让于他国，广东则九龙半岛之深港租借于英，西南广州湾一带租借于法，余港剩为我国海军用者，寥寥无几。租借虽有定期，而条约上多有续借之可能性，今虽形势变迁，然在当日固极可虞，海港而外，势力范围尤为危险。势力范围云者，强国于一国境内划定区域，暂时虽不直接管理，或干涉其内政外交，而别国则不得侵入或伸张其优越之势力，本国则可自由巩固其地位，或予以保护，而备他日之占据也。明显之恶例，则为列强之瓜分非洲。俄国财相微德曾言满洲、蒙古、新疆、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为其本国之势力范围。其言虽无根据，而山海关、牛庄铁路争执之解决，英国不啻承认长城以北为俄势力范围。山东自德租借胶州湾后，全省利益归其独占。扬子江流域，总署承认其为英国势力范围。其后英德商人磋商分段建筑天津、镇江间铁路，议定英国承认德在山东及黄河流域之优越地位，而德承认山西正定以南及扬子江流域为英势力范围。二国政府虽未接受其议，然可略见外商野心之一斑。其在南部，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云南、广东、广西为法势力范围，英国亦得染指。其介于租借地势力范围之间者，尚有租界。租界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外人之住于界内者，当归中国保护，不幸重要商埠之租界统治主权，反操于外人之手，华商听其处置。至是，列强益谋设立租界或扩展地址，德国先设租界于天津，俄国于牛庄要求，日本于厦门、福州，列强对于汉口谓其将为铁路之中心，多有要求。上海公共租界则于一八九九（光绪二十五）年，自九千亩扩至三万三千余亩，明年法租界亦有扩展。二关于利权者。铁路便于运输，为交通枢纽之一，说者喻为人身之经筋，列强在华或自建筑铁路，或有承办之权。或兼有二者。其路线纵横于国中，目的或为商业，或兼有政治领土之野心；凡借款承办者，其总工程师必其国人，材料购自其国也。英国更为便利商业之计，要求开放内河，由是便于船行之河，莫不开放，一八九九年，中国改订长江通商章程，益予外船便利。关于用人之权，各国争荐武员练兵。英国保障其国人为总税务司之职，初英使要求，总署复称英国商业维持其在华之第一地位，则用英人，借款之时进而扩张其职权。法国要求法人为邮政总办，总署答称将来邮政独立，可用法人。总之，于此三年之中，其先谋得权利者，虽为法、俄、德国，而英之所得者，反而多于他国。列强实无所谓仗义执言，而皆唯利是视，中国主权为之摧残殆尽，严格言之，几不能为完全独立自主之国家。瓜分之祸既开，其未造成列强之分据一隅而若其对非洲者，虽曰列强互相忌妒，而美国宣布门户开放之政策，与夫中国激烈反对之表示，固其主要原因也。

列强于华各得权利，而美尚未得有重要之利益，其对华之商业岁有进步。

六年中，二国贸易年有增加，货价虽有沿海贸易在内，进步固得称为迅速，将来之发展，犹未可量。美国远见之政治家，以为中国万一瓜分，美商将失自由贸易之机会；其先以古巴问题与西班牙交战，战争延及菲律宾岛，一八九八年，二国议和，美国最后要求割让菲律宾岛，西班牙许之，岛中土人不服。初战事进行之时，美国舰队往攻吕宋，其土人先受西班牙之虐待，起应美军，信为可得自主，后美国参院批准和约，政府收岛为属地，土人始大失望，群起反抗，乃遣大军平之，屠杀极惨。总统麦金莱（McKinley）对于中国初欲效法俄德诸国之故智，同意于瓜分。国务卿海约翰主张不可，海氏初为驻英大使，亲善英国。英国以其外交孤立，向其表示二国缔结同盟条约，维持东方之现状及在华商业上之平等机会。海氏于精神上表示赞同，但以难得参院之意，谢绝其请。其任国务卿也，富有外交经验，对于东方之外交得有专家佐之，自其就职以来，英美邦交颇有进步。英国内阁主张中国门户开放，美国对于东方之政策亦然。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总统麦金莱报告国会书，以远东平等待遇为言。二国由是合作，英助美国谋得粤汉铁路之建筑权，美助英国得行广州、九龙铁路之承办权。明年，国务卿海氏接受本国商人及英人之建议，九月六日，训命美国驻英、驻德、驻俄大使，通知中国门户开放于三国政府，更于十一月十三日，照会日本，十七日，意大利，二十一日，法兰西，共守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通知六国牒文，文句虽不尽同，而主要条件则未改变。内容可分为三：一、通商口岸及投资所得之权利，凡在势力范围或租借地者，列强不得干涉。二、货物输出输入之税则，除自由港外，概由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上之规定，征收税银，各国商人一律待遇，不得稍异。三、各国在华之吨税，及其承办铁路对于货物之运费，一律待遇，不得予其本国商人特殊之利益。总之，门户开放之最初目的，仅限于商业，即所谓经济上之机会平等也。自条约而言，最惠国条款实为广义之门户开放，自《中英虎门条约》以来，凡与列强议订之主要条约，常有最惠国待遇之规定，范围至为广泛，兼政治而言；及中日战后，列强划定势力范围，租借军港，承办铁路，开采矿产，于是各国在华之地位，根本上迥异于前，列强于其新得政治上之势力或特种权利，而谋优待其国人矣，如大连海关许俄人代收税银之例。其承办之铁路，更得于可能范围之内，优待本国商人，而减少其运费以驱逐竞争国之货物于市场之外。最惠国条款规定之平等待遇，势将破坏无余。英国在华商业时称最盛，深以列强夺取权利之后，于其势力范围，妨碍英人之商业为虑，曾以其事商于俄国，俄国不许，德国对于山东亦然。英国外相转商于海氏，缔结同盟，其政策则所以维持其在华商业之地位也。要之，门户开放，原非海氏之所发明，海氏之功绩，则其斟酌中国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商于列强，而能有所成功也。其提出之条件，亦非机会之绝对平等，如牒文中对于列强之租借军港，划定势力范围，筑路开矿等，未曾加以限制。凡此权利，莫不破坏自由竞争之机会，海氏置而不言，其所注重者，乃狭义或变相之机会平等也。

六国接收通牒之后，英国首先承认，但称九龙除为例外。俄国复称本国未有为其人民求得特殊权利之意，中国当自管理关税，对于吨税铁路运费，则未提及；措辞可谓含混之至。德国于美西战争，袒护西班牙，战后，其政府以为对美商业输出超过输入，并于美洲新购海岛，不愿二国再有违言，闻知英俄业已接收通牒，势难独持异议，迟至明年二月复称赞同。法兰西、日本、意大利先后表示同意。六国既无异议，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国务卿海氏发表通牒内称列强赞同中国门户开放政策，论者比之门罗主义焉。二者实不相同，兹略说明其性质于下：（一）门户开放于华盛顿会议，始有关于中国领土之明文，初则专为商业而发；门罗主义保全南北美洲之弱国，不受欧洲强国之干涉，绝其扩张领土之机会，就土地而言者也。（二）中国于门户开放主义之下，不得自由与一国缔结商业上特殊关系之条约，其责任当使其机会平等。同时，美洲弱小国家于门罗主义之下，尚未丧失自主之权，对外仍得自由决定其与任何国家商业上之关系。（三）美国发表门罗主义之后，由其解释，负责维持，门户开放主义则异于此，凡与中国有关系之列强，皆得自由解释，此其不同之要点也。中国损失则为失去自主之权，而在当时固不以之为非。翁同龢先曾主张开放海口，召集国际会议，讨论列强不占中国土地，不侵中国政权，不坏各国商务。总署大臣不以为然，盖知其难于成功也。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亦未保全中国主权，目的则维持其在中国之工商业。其能成功者，由于美国新败西班牙后，军势大振，而在东方驻有大军，英国、日本或以商业上之利害；或以地理之关系，皆表示赞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