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日交涉及其剧变

日本自败蒙古兵后，其与中国关系，有将军足利义满曾遣使入明，倭寇为害于沿海诸省，丰臣秀吉遣兵侵入朝鲜。神宗诏精兵往援，竭国中之财力，而不能胜。及清兵入关，南方明臣次第奉诸王拒战，兵败地蹙，形势岌岌，有遣使东渡乞兵者，将军托词不许。清帝于统一中国之后，诏命沿海督抚严防日本。康熙命臣改扮商人，附船渡日访察情形，及返，奏言日人恭顺。其后疆吏有奏日人造船学弓者，闽浙总督奉旨预防商船之水手留日不返，验点人数益严。方清帝之入主中国也，日本值江户幕府极盛时代，德川氏为将军，总揽统治全国之大权，其下数百藩侯皆俯首听命，天皇徒拥至尊之虚名。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战败于英，缔结《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国际贸易之情状为之大变，荷兰人报告其事于幕府，说其弛废闭关之禁。初将军严禁造船渡海，西方诸国唯荷兰人得贸易于长崎，日本关于世界之知识，颇赖荷人输入，至是，荷人劝说将军开港通商，将军不许。明知世界大势之识者，知其闭关无以图存，昔日天险之海洋，反利西方海船之行驶，孤立之日本，势极危殆，主张连结中国为唇齿之邦，共同防御欧洲人。其说代表日本先觉者之思想，事实上固不可能。后中国太平军起，国中大乱，外则英法联军进攻津京，咸丰逃往热河，其事报于日本。藩侯有感慨而言者曰：“中国衰弱，福建关系于日本国防，先取台湾、福州，以去日本之外患。”其时日本业已见逼于美国，迫而订约通商，英法诸国使臣继之而至，日人仇杀外人，反对幕府，议论纷起，举国若狂，幕府变为众矢之的，将军不能维持治安，大藩更相连结，不服命令。一八六七年，将军上奏归政，明治天皇于是亲政，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为之剧变。

中日二国，同在东方，其开港通商，均由于威逼而成，何一跃为强国，而一贫弱如故耶？其主因则一知其贫弱，力不能御外侮，仿行列强制度，考察其试验之结果，以改革本国之弊政，奖励工商；一则依然傲慢，轻视外人，而不知其弱点也。日本自明治亲政以来，内政效法欧美，外交师其故智，而欲居于完全自主之地位，诏命大使往聘于欧美强国，修订丧失权利之条约，对于中国亦欲遣使订约，保护商民。中国时无编著之日本史，其偶尔记载者，多摭传说，毫不知其国内实状；囿于防祸之说，存有轻视之心，受祸乃由于此。日商初附荷兰船载货达于上海，其继之至者，由英领事介绍，照无约国人许其贸易。其先闽船载货东渡，而日商来华者殊少也。一八七〇（同治九）年，明治遣使柳原前光至津，带有国书，欲赴京递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阻之，允许代为传递，书中请订约通商。直督李鸿章函告总署曰：“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现以受英法美诸国之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其言颇有见解，初一八六七（同治六）年，恭亲王奕䜣以外国新闻纸记载日本将与朝鲜构衅，奏报太后，且曰：“日本于中国既无朝贡，又不通商，与各国在京者情形不同，无从探悉事之虚实。”其建议则由礼部密咨韩王查复，太后许之。而今日使来请订约，正可许之，庶得磋商二国之争执，而总署大臣奏称许其通商，不必立约曰：“准其通商以示怀柔之意，不允立约可无要挟之端。”其言殊不可解，朝臣对于通商立约之意义，尚未明了也。津官通知日使，日使坚请立约，津官报告其语曰：“中国商民在该国贸易者甚多，该国与泰西各国通商，无不立约，中国因未立约，故诸事每形掣肘，常为泰西各国所欺凌。该差等来时，泰西各国复谓西邦各小国向系邀我等大国同往，方得允准，如径行前往，中国必不即允，今果不允，必将为所耻笑。”总署始许明年二国派员议约。

柳原前光之来津也，提出议约草案，欲照成例办理，总署不许其请。安徽巡抚英翰请杜绝之，太后谕曾国藩、李鸿章筹议。明年，李请许之，并派员驻日，保护侨民。曾亦奏请派员驻日，疏言订约曰：“明定章程，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仿照泰西之例，固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及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之词，以免含混。”曾氏之主张，许日享受外国在华现有之利益，唯不于约中载明最惠国条款耳。其见解殆由于误会，日使之请照最惠国条款待遇，说明其为双方面之互惠，曾氏盖不能辨别互惠与片面之最惠国待遇也。朝廷谕李鸿章办理，李鸿章奏调江苏臬司应宝时赴津，以便与日使议约。应宝时奉旨北上，以为二国通商税则必须另订。七月，日本正使伊达宗臣、副使柳原前光抵津，会议之时，提出约稿，一为修好条约，一为通商章程，均仿自西人前订之条约。应宝时等坚持不可，另行提出草约。其争执之焦点，则为互惠之一体待遇也。八月四日，柳原致函应宝时等，陈说二国照西人成例定约，免生嫌疑。七日，应宝时严词诘之，且曰：“中国非有所希冀，欲与贵国立约也，特因去岁情词恳切，如不定议，则照总理衙门去岁初议，照旧通商和好，毋庸立约。”措辞强硬，日使若再坚持，会议将即决裂。英使威妥玛意欲调停，李鸿章不为所动。日使徘徊旬日，知事无可奈何，始肯接收中国方面提出之草约，但仍力请添入两国准予他国优恩及有裁革事件，无不酌照施准。应宝时不许，乃请约文中两国国号并称，应宝时久始许之，订成修好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其要款凡七：（一）二国互遣使臣。（二）兵船泊驻口岸，不得驶入内河湖港。（三）二国设立领事于口岸，凡在口岸商人之诉讼案件，归其审理，各照本国律例核办。犯人入内地作恶者，由地方官处断。（四）商人经商于口岸，不得擅入内地，或改换衣服。（五）中国开放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牛庄、宁波、福州、厦门、台湾、淡水、汕头、广州、琼州。日本开放横滨、箱馆、大阪、神户、新潟、夷岛、长崎、筑地。（六）日船不得运出登州、牛庄之黄豆、豆饼。（七）进口货不准日商运入内地，亦不许其于内地购买土货。

斯约也，日本未得享受列强在华之同样利益，其互遣使臣，限制兵船驶行，互开商埠，规定诉讼案件等，二国均立于平等之地位，实为未丧主权之第一条约。其可非议者，则限制商人贸易之机会也。议约之时，柳原申称外货贩入内地，日本不能独异于他国，应宝时不许修改，柳原又以日商如何贩运土货为问，清使答称可贩自华商，沿途纳厘，运至口岸。日商乃处于不利之地位。其时中国开放之江海口岸十六，而日商独不得往南京。其后《烟台条约》等，增加口岸，日商亦不得往贸易，其地位不如无约国人。按照先进国之惯例，外商得于一国境内，享受平等之机会，货物自由竞争于市场。歧视日本，殊非待遇友邦之道。其在约中，规定商人不得改换衣服，佩带刀剑，专为防免倭寇之祸，应宝时之主张也。李鸿章则患日本侵扰藩属，或与他国相结为害中国，乃于条约上载明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又曰：“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顾友谊之维持，将视外交官之态度与努力，空泛之辞，终无实效。日本政府颇不满意条约，罢免伊达。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其外务省遣柳原来津修约，津官奉命拒绝，不收其照会，柳原坚请谒见李鸿章。李氏见之，声明必须换约，始可议改，后乃允许酌改数端。柳原将去，称俟本国大臣岩仓具视等自美欧回国，方可派员来华互换，盖时奉命与列强修约，视其结果作为修改中日条款之根据也。外务卿副岛种臣竟以台湾、朝鲜等问题，不待岩仓归国，欲至中国交涉。明年，明治批准条约，遣为大使，持奉国书，渡华换约，暂时放弃修改之权利。其后日本迭请修约，中国概不之许，其与秘鲁订约，反许以享受列强之权利，中日问题，故不易解决也。

副岛种臣在日为武功派西乡隆盛之党，主张对于东方弱小之国用兵，发扬国威者也。其奉命来华，以柳原前光、李仙德（C．W．Le Gendre）为参赞，柳原前订条约，李仙德则为美人，怂恿日本政客谋并台湾。李鸿章得报，函告总署，内称日本力图自强，扣留秘鲁贩运华工船只，交还二百余人，不受费用，情礼周挚，中国宜推诚接待。四月，日使抵津，谓修约暂无庸议，俟岩仓修约成功，再请中国商办，五月，互换条约；而日皇换约谕文，盖用太政官印，其国书则用国玺，此可表示其轻视条约之心理。副岛之在津也，与李鸿章语，泛论一切，自视甚傲，而于其主要使命，未曾提及。李鸿章以日韩交涉为问，副岛答称现仍遣使至韩劝喻，实无侵陵用武之意。李鸿章说其不必遣使驻京，副岛许之。及换约事毕，副岛入京，值同治诏许驻京公使入觐，乃请亲递国书，谒见皇帝，总署大臣许之，而以礼节班次之争执，几致谢绝入觐，李鸿章先请加意笼络，以固近交者，固未生效。及副岛将去，总署始肯让步。入觐之先，大臣请其至总署学习礼节。方入觐问题之辩论也，副岛遣柳原、郑永宁至总署询问中国对于澳门之关系，次及朝鲜，并言台湾生番杀害琉民事件。大臣不肯负责办理台案，总署函告其事于李鸿章。李氏述闽人游击吴世忠语，致书总署曰：“番人矫捷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皆无如何，后仍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副岛自京至津，谒见李鸿章，未言其向总署询问之事，李氏不便与之明言，泛论时事，言及丰臣秀吉征韩，因曰：“朝鲜乃圣贤之裔，礼仪之邦，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副岛答称日本迭次遣使通问，韩王置而不答，为之奈何！李云：“今贵国若不责其朝贡，但以释衅修好为词，或者肯与友睦，亦未可知。若用武强，断无能相和好之理。”副岛答称只欲如此办理。综观副岛之来华，含有极大之作用，其在京中，对于重大之问题，仅遣参赞口头上询问。其陈说之时，牵及澳门，殆欲避免总署大臣之注意。及得其推诿之答辞，立即视为口实，其计殊为狡诈。李仙德先为厦门领事，曾同美兵渡台，报复惨杀美人之番人，及至日本，声称杀害琉人之生番所住之地，非中国势力之所及，出兵取之甚易。副岛听从其言，故李仙德随之入京。不幸总署大臣昏庸傲慢，缺乏外交常识，对于日使入觐之要求，直类于儿戏。关于琉民被害案件，日韩交涉，不肯承认中国之责任，杜绝日使之阴谋。李鸿章不知挽救之方法，一面深信日人不能战胜生番，置之不问，一面讽说副岛对于朝鲜不宜武力压迫，一若中国处于第三者之地位，而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将不问也。其所以然者，台湾虽为中国领土，朝鲜虽为藩属；而官吏向不干涉生番，出兵征之，则将增加担负，朝鲜内政外交，中国向亦不问也。副岛在津，华官要求换约之上谕，改用国玺，允许照办，条约问题，始行解决。

副岛在京观察中国之情状，深得不良之印象，李鸿章致书友人，称其口出怨言，牵及朝鲜兴戎、台湾生番等，及其回津，与李鸿章语，询问总署大臣十人何为，返国后，主张出兵征韩，武功派之大臣嚣然一词。方欲出兵，而岩仓等回国，力阻其谋，武功派怒而辞职，有起而作乱者，政府患之，遂谋出兵台湾。台湾在福建之东，为中国岛屿之一，其中土人不详其始，其西澎湖列岛，隋人始乃知之。唐施肩吾咏其地曰“腥脑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可见其荒凉之一斑。国人后始迁居其地，明初严防海盗，朝臣有请尽徙澎湖居民以绝祸根者，澎湖近于福建初犹若此，其东台湾更不待言。台湾之名始于明季，或言即明史中之鸡笼山也，倭寇麕集其地。会荷兰人求通商于中国，粤官拒绝其请，荷船往攻澎湖，不胜，东据台湾。明末，华人徙居者渐多，郑成功之父初为海寇，曾居台湾，及朱氏诸王次第败于清兵，郑成功仍不肯降，率其所部渡海，逐去荷人，据有其地，抵抗清军。成功死后，康熙遣将攻取台湾，台湾始入版图。清廷视为荒岛，设一府三县，划入福建省内，府县均在台北汉人较为繁殖之区，距城不足百里，即有番人。番人居于内地，汉人不得前往，政府从未积极感化番人，或稍改良其生活状况，而竟听其残杀难民，遇有事变，诿为化外之民。其地居近热带，山林川泽无人整理，不宜于人生。政府禁民徙居，其冒禁渡台者，或为牟利之徒，或为无赖，或为会党，故自收服以来，叛乱迭起。清廷之不善经营，实不可讳。英美曾觊觎之，一八四七（道光二十七）年，英人调查岛中之煤矿，曾订合同买煤，以华官禁之而罢。其后美人迭至岛中，其驻华委员向国务卿建议并取其地，未得答复，英国亦有活动。一八六七（同治六）年，美船触台南礁石，生番杀其水手，领事报于台官。台官奏报朝廷，且请总署咨告美使，勿与番人结仇。总署请购熟番相几办理，终无举动，领事率兵讨之。日本鉴于英美之活动，亦欲取之。一八七一（同治十）年，琉球船破于台湾海岸，生番杀害其水手五十余人，明年，日人漂流至台，幸免于死。琉人被杀之后，清廷未有举动。日人有倡言出兵者，其心理则自认琉球为属国，且可侵略台湾也。识者明知琉球朝贡中国，台湾为其领土，贸然出兵，势将引起二国之战祸，而日本内政尚待积极之改革。其主战者多为幕府时代之武士，动于虚荣与意气，而不自知日本之地位也。及副岛返自中国，文治派力阻征韩，西乡隆盛等辞职而去，武士赞其英断，互相标榜，反对政府，国内汹汹。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四月，天皇命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余人渡台，以谋一致对外，免去内乱。李仙德助之，召其友人赞襄军务，雇用美船运输军队，自台湾东南登岸。牡丹社番人出战，日军焚其草屋，枪杀多人，从道降抚番人，为久驻之计。

日军至台，英使威妥玛首先得报，向总署询问，总署俄亦得报。朝廷谕派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巡阅布置，设法招抚生番，俾为国用，又派布政使潘霨赴台帮同筹划。五月，日使柳原到沪，布政使应宝时见之，诿称专为通商和好而来，西乡不肯听其指挥。潘霨向其交涉，议商捕杀凶徒，严禁番人残杀，有出款了结之意。柳原允函西乡按兵不动，潘霨俄即南下，随沈葆桢渡台，六月二日奉令往见西乡，声称地属中国，欲其退兵，未有结果。西乡乃托病不见，后称贴补军费，始可退兵。沈葆桢上奏台兵力不能战，而台地千余里，防不胜防，乃于郡府设防。政府调淮军六千人往援，总署以美人赞助日本，向其公使抗议。美国索还商船，拘捕李仙德。日本益处于不利之地位，其先柳原等与总署大臣之问答，均为面谈，毫无文据，至是，总署声称台湾属于中国证据繁多。七月，日皇命柳原北上，柳原抵津，患其入都不为总署所理，赴津海关道辞行。李鸿章约其至署晤谈，函告总署曰：“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嬉笑怒骂，厉声诘责，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柳原急欲进京，其意则在贴补兵费，至京，与总署大臣交涉，各不相让，未有进步，而淮军已奉命渡台，援兵先后到者约有万名，二国势将起战。初日本政府凭信副岛报告，以为出兵剿番，一如前例，且得解决国内之纷乱；及兵将行，列强驻日公使有告以出兵将构衅于中国者，明治欲中止出发之兵，而西乡即率兵往，至是，对于军事未有把握，颇患引起战祸，而驻日外使讥其轻举妄动。日皇因欲让步解决，特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渡华交涉。

九月一日，大久保抵津，其人为日本维新名臣，富于才能。李鸿章闻其将至，请总署以礼待之，且曰：“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鸿章亦知此论为清议所不许，而环顾时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其改变思想者，马尾船厂监督日意格在津，谓中国海陆军不敌日本，赫德亦以为言。李鸿章先闻日本购买大批军火于美，有铁甲船二，其告友人称华兵不知后门枪，淮军有之，为数无几。其论台防曰：“幼丹（沈葆桢字）请调枪队原为设防备御，非必欲与之用武。鸿章亦叠函劝其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密饬唐提督（唐定奎）到台湾后，进队不可孟浪。西乡苟稍知足，断无以兵驱逐之理。”其时中国方有事于西北，财政困难，再与日本构兵．胜负殊难预料，李鸿章盖有所见。沈葆桢亦函总署，中云：“备未实修，未能遽战。”大久保来华，随从甚多，李仙德与焉。李仙德初为领事所拘，释后仍在日本活动，故亦来华。大久保匆匆入京，与恭亲王等会议于总理衙门，辩论台湾东南，非中国领土，喋喋不休，盖为军费地步也。总署大臣严辞驳之，互相切责。中国方面请交列强公断，大久保不许，乃照会日使，中称“嗣后倘再如此，本衙门不敢领教”。大久保照会总署，亦称数日内尚未议定办法，即行回国。其将视为口实，则皇帝不肯召见接收国书也。最后磋商办法，日本索款太巨，无法进行。

交涉困难，李鸿章深以为忧，拟请英、美、法使调停，总署乃将交涉始末，照会驻京公使。英使先曾调停，未有结果，至是，再受总署之请，出而调停。双方始各让步，议妥条款，十月定议。其要款如下：（一）中国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其先交涉之困难，双方各不认错，无法解决，而此则应大久保之请，顾及日本体面也。约文中有“生番将日属人民妄加杀害”之句，其称琉人为日属人民者，天津美副领事初建议于李鸿章。李氏将其函告总署，且曰：“不必提琉球，免致彼此争较属国”，此所谓掩耳盗铃，而又放弃强有力之理由矣。（二）中国抚恤难民家属，补偿日本建筑费，细则规定前者恤银十万两，后者给银四十万两。交涉之初，贴补兵费即为进行之难关，至是，大久保要求二百万两。总署大臣视为太巨，乃以威妥玛之调停，始得解决。（三）注销关于台案交涉之公文。总署照会日使，措辞严厉，含有恫吓之意。美副领事于大久保入京之先，言于李鸿章，谓总署照会，不必为激烈决绝之语。虚声恫吓，固少实效！其载明注销者，以其有碍二国之邦交也。约成，大久保出京，渡台办理撤兵。综观台湾交涉，事起于总署大臣之昏庸畏事，对于台案不肯办理，对于日员之询问，又不断然告以与日本无关，不烦代问，乃以推诿之辞，竟予日本出兵之机会。其办理交涉，不知国际公法，折冲订约，又无远见与才能，徒以皇帝之虚荣为争，骄而失败，其罪殆不足责！李鸿章于此亦有相当之责任，李氏初信番民强于朝鲜，日本无如之何。及交涉事起，容闳建议派大员往日，李鸿章谓在明时，日本扣留使臣，言其不可。其无识见，竟至于此，交涉迁延不决，徒多损失。主张和议，殆不可非。要之，先无准备，遇事张皇，购买军械，以求侥幸于万一，则所谓孤注一掷，固远不如以外交方法解决。国内苟有远见之外交家，凡此问题当或不致发生。至于日本武功派之欲发扬国威，野心侵略，更不足责！

台湾交涉之起，由于琉球水手之被杀，琉球为中国藩属，可向中国申理，无须日本过问，日本之出兵讨番，实无理由。会议之时，琉球藩属，当为讨论之根据，先决之问题，疆吏朝臣反而避免争执，不肯提出诘问，条约上反而承认其为日属人民，虽曰琉球臣属中日二国，中国且可诿称不知其为琉人，而固不智也。琉球在日本之南，中国之东，以岛立国，地小民稀，不详其始，隋书始记“流求”。明兴，其王遣使奉表入贡，成为惯例。日本于唐代始知琉球，称其王为日人之后，风俗习惯相多类似，先后遣兵征琉，琉王降服，朝贡于强藩萨摩。夫以一国同时称藩于二国，则朝贡不过其名，事实上内政由其国王自主。二国于其外交，亦不干预，琉球初与欧美诸国订约通商，中日皆不之问，则其明显之例。琉球较与中国亲近，条约上采用清帝年号，则其证也。会日本明治嗣位，幕府将军归政，藩侯尚未废除，维新之志士，深以为忧。一八七一年，日皇下诏废藩为县，萨摩之藩属琉球，遂属于朝廷；朝臣有言废其王而县其地者，文治派知其性质异于国内藩侯，其王又朝贡中国，断然处置，将起二国之恶感，力持不可。及岩仓等奉命聘于欧美诸国，武功派乃谋并吞琉球，天皇诏其王入朝庆贺新政，及至，列其王于华族。据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语，琉王请照旧章朝贡二国，副岛许之，盖顾虑中国之抗议，难于立时改为县邑也，侵略之野心殊属可恨，琉球名虽属国，上国向不干涉其内政，固不应谋夺其自主权也。及台湾事起，总署大臣办理交涉，竟以含混之词，解决争执。日本遂益进行其兼并之计划，改其日历，设法庭于岛中。

日本谋并琉球，其王之地位降低，受制于人，非其所愿。及光绪嗣位，琉王拟遣使进贡，日本不许，琉王遣使向德宏附船抵闽，一八七七（光绪三）年，琉使禀告阻贡，并拟进京吁请，而上谕则令其回国，毋庸在闽守候。向德宏不敢回琉，总署大臣多所顾忌，无所进行，会设使馆于东京，何如璋奉命为钦使，朝旨命其交涉，明年，琉使请其援救，何如璋主张积极进行，其言曰：“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何能谋人？如璋到此数月，……窃谓其今日固不敢因此开衅也。”其向总署建议，有遣兵船责问，或约球人拒日，或向日抗议保其领土，若皆不能，则将琉球归日，照西例易地偿金。李鸿章谓其建议除抗议保其领土而外，均不可行。琉使更乞援于美法公使。何如璋向日抗议，外务省托词推诿。十月，何氏提出措辞强硬之照会，外务省请其撤回，不得。明年，内务省遣兵警渡琉，送其世子大臣于东京，降王品级，改其国为冲绳县。总署向日使交涉，日使托词推诿。何如璋报告总署，请撤使回国，领事余乾耀建议撤华商归国，出船截其通商之路，总署不许其请，外务卿不理何氏，仅言交涉将由驻华新使宍户玑办理，外人以为时局严重。五月，美前任总统格兰德（U．S．Grant）来华游历，至京，恭亲王奕䜣请其调停中日之争，格兰德许之，返津，李鸿章亦以为请。格兰德因欲解决华工入美问题，李氏声称琉事议妥，华工总好商量。六月，格兰德往日，日本待之极厚，乘间为其大臣言之，大臣闻知中国深怪此事，颇觉诧异。格兰德力言战争之害，中日均为东亚独立自主之国，不可受外人挑唆，中其奸计。二国邻近，情谊应若一家，而日本办理琉案，中国深不满意。日臣伊藤博文奉命与之协商，请其设法。其困难则日本武士轻视中国也。格兰德随员杨越翰（Young）函告李鸿章，中云：“日本人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武士时多穷困苦，极愿入伍，若政府让步太甚，或将起而作乱，且政府已改琉球为县邑，颇难改废明令也。八月，格兰德致书于奕䜣等，陈说撤回何如璋送往外务省之照会，二国各派大员会商，互相让步，妥定办法。倘二国意见不合，无法解决，可请一国秉公议办，二国应即遵行。且曰：“亚细亚洲人数居地球三分之二，唯中日二国最大，诸事可得自主，所有人民皆灵敏有胆，又能勤苦省俭，倘再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即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勉胁制立约，彼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望中国亟求自强。”其言深有见解，建议之办法，颇可采行。何如璋在日泄传交涉之信息，不为日本所礼，格兰德以其受驻日英使巴夏礼之鼓动，于其书中力劝勿中奸人之计。李鸿章亦言何如璋照会措辞过当，“出好兴戎”。公使馆中之机密要事，均为外务省及各国公使所知，何如璋固非外交家也，格兰德在日不肯与之面商琉案。

自格兰德调停之后，二国再行交涉，日本请中国另派大员渡日会商，如不能行，可在烟台会议。李鸿章既谓不可会议于烟台，又称派员赴日会商，亦非办法。其致总署书曰：“彼必欲中国另派大员前去，无论踌躇四顾，无此专对妥员，即有人前去，而所议无成，怏怏而回，既轻国体，更无后著。鄙意仍要该国派员来华，若无办法，听其自去，虽是不了之局，中国始终不失身份。”其言如是，殆少解决争执之希望。总署大臣与之所见相同，时日本政客竹添进一郎在津与李鸿章相识，上书进言二国各缴回照会，解决争执。李鸿章招而与之笔谈，辩论琉球二属问题，请其回国，劝说政府，明年派员前来会商，且曰：“中国主持大议者，实止数人，皆不能分身远出，非自高声价也。日本群材济济，能派员前来为妙。”竹添答云：“此等语，敝国公使等皆不知之。”李氏饰辞不免辱国矣！一八八〇（光绪六）年二月，外务卿井上馨告知何如璋拟以琉球南岛归华，中岛归日，将派员来华会商。三月，竹添奉命至津，询问李鸿章之意见，谓无扦格，本国将委驻京公使宍户玑办理，并面呈说帖，要求修改条约曰：“中国于西洋各商均入内地贸易，而我商民独不得同其例，是疑于厚此薄彼。夫中国与日本，人同其种，书同其文，有旧好之谊，有辅车之势，宜同心戮力以维持东洋全局。然中国相待之约，反不如待西人之优，我所深慨也。……中国举其所许西人者，以及于我商民，我国亦举所许西人者，以及之中国商民。而两国征税建法，一任本国自主，嗣后遇与各通商国修改现行缔约，内管理商民，查办犯案条例，或通商章程税则，互相俯就，但均不得较他国有彼免此输彼予此夺之别。果如此，于中国略无所损，而两国相亲爱之情，由此大彰，然后中日视如一家，永以为好，实两国之庆也。”竹添此行，系奉政府之命，其言为国内深谋远虑之政治家之主见，果如其言，订成条约，实为互惠平等之条约，对于二国之主权均无丧失，则所有之嫌疑或可消免。日本于换约后，一八七五（光绪元）年，商请修约，未有成功，旋自让步，商请总理衙门大臣，日商得如欧美商人，许其于登州、牛庄贩运黄豆、豆饼。李鸿章以总署征其意见，论其不可，亦无所成。华商之在日本者，后亦不许其于内地贸易，以为报复。要之，彼此限制，殊非二国之利。竹添更与李鸿章笔谈，详论日人有憾于条约，故二国之争执迭起，日商受害，亦与中国无益。今欲割琉，修改条约，长杜纷纭。其言虽有牵强附会之处，而足代表日人之心理。

李鸿章答称议约，非格兰德函意，是为节外生枝，又称商议球事，牵及增改通商章程，则为胁制。竹添乃谓议无所成，将即回国。李氏函告总署，对于日本割归琉球南岛，主张还之琉人，事已至是，恐别无结局之法。对于议约，则称日人立言颇近公平，而事关系重大，不敢擅断。总署复称割分琉球，事不可行，关于修增条约，亦持异议。竹添深为失望，作诗讽谏，中云：“墙外拒兄弟，室中容虎狼”，更相辩论，李鸿章劝其入京。竹添从之，而总署大臣主张北岛归日，中部还之琉王，南岛归华。竹添不可，返津回国。三分琉球之议，格兰德在京，曾以为言，日本以北岛久并于日，中岛最为广大，仍还琉王，南岛又属中国，固不愿若此之让步，格兰德游历日本，不再以之为言，盖已为日本所拒绝矣。日本之建议，则中岛属于日本，南岛归于中国；南岛地狭民少，亦非中国所愿。及中俄交涉严重，朝臣有请解决中日问题，促进两国之邦交者。七月，宍户玑奉命向总署大臣交涉；以南岛归于中国。南北洋大臣刘坤一、李鸿章均请还之琉王，总署说明分界之后，两不相干，以为存琉张本。日使请加最惠国条款，总署许之，双方议定条约，将签字矣。恭亲王奏报太后，且曰：“此时不与定议，亦无策以善其后。”

其时太后奖用直言，凡有言责者，莫不遇事生风，吹求利害；按之实际，多为捕风捉影之流言，本于无根据之传说，空泛浮夸，成为似是而非之推论；每遇外交，争先发言，而太后毫无主见，往往难于决定政策，乃为害于国家。左庶子陈宝琛闻知其事，疏言日本国弱，自顾不暇，焉能助我？不宜遽结琉案，轻许日约。其反对改约曰：“其（日本）居心叵测，无非欲与欧洲诸国深入内地，蝇聚蚋嘬，以竭中国脂膏！况此外又有管辖商民酌加税则，俟与他国定议后，再与中国定议等语。……故为简括含混之词，留一了而不了之局，以为他日刁难地步。此酌改条约之说，断不可从者也。”国际贸易之害，一至于此，迂腐之文人，固不知经济原理也。其言修约之害，全不明了日本国际上之地位、外交之政策，而为牵强附会之谈。太后交亲王议复，复奏请如总署所奏议行，而张之洞又持异议，太后无所适从，谕李鸿章妥议。初和议之进行也，总署函商条款于李鸿章，李氏之主见忽异于前，改称南岛贫瘠，琉王复国无以自存，向德宏在津哭说不可，且曰：“尊处如尚未与宍户定议，此事似以宕缓为宜。言者虽请速结琉案，究未深悉其中曲折，即使俄人开衅，似无须借助日本。中国之力实不敌俄，宁可屈志于俄，亦何必计及日本之有无扛帮耶！……以内地通商均沾之实惠，易一瓯脱无用之荒岛，于义奚取？”其言前后矛盾，若出二人，究何策以善其后？李氏固未告知总署大臣也。至是，其奏复之疏文，本于前意，谓俄日强弱之势相去百倍。其扼要之语曰：“与其多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日，而又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此种见解，遂为李氏对日之基本观念。太后又命疆臣刘坤一等妥议。于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会议停顿既久，宍户迭催签字，总署亦无办法。日使乃称嗣后不得再议琉案，总署颇以绝交为患。李鸿章言其不致启衅，草案终告推翻。明年宍户出京，左宗棠奏请备战，上谕各省严防，而日本实无用兵之意。及中俄交涉解决，琉球之争论复起。李鸿章仍欲琉王复国，或以王城首里归之，外务卿井上馨电称不可。后日本建议改琉王为县令，世治其地，许其朝贡中国。总署大臣力持异议，醇亲王奕譞明言“事必无成，而中国兴灭继绝，尚可以对琉球。”不幸好意徒为空言，交涉引起恶感，各国亦无友善之表示耳。琉使再行乞援，亦无办法。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伊藤博文来华，面告李鸿章，称中国遣使往日，仍愿让步解决琉案，中国未派使往，此后日本始不复言琉球，乃以不解决为解决。总之，琉球交涉，总署错认琉民为日属人民。其后李鸿章虽力辩护，而沈葆桢给予日本公文固已明言其为琉民。日本阻贡报至朝廷，总署初尚顾忌，交涉遂处于不利之地位，日本之肯让步者，则欲免去二国之恶感，增改条约，得享商业上之权利。总署大臣则以俄患始肯解决中日之争执，其见解原不免于浅陋，而又不能坚持定见，李鸿章之主张不一，左宗棠西征，力言亲日，及回北京，主张战备，终遂失去时机，一无所成。噫！清廷固无人也！

中日邦交以修约台案琉球之争执，未有进步，其尤复杂而难于解决者，则为朝鲜问题。朝鲜地接中国，中国于其盛时，郡县其一部分土地，文化思想因而传入半岛。自明以来，朝鲜朝贡中国颇勤，丰臣秀吉之难，明出大兵往援，韩人德之。及满人势盛，其主仍欲助明，终以力不能胜而降，遵例朝贡，未尝有缺。日本自江户幕府成立，遣使往说其王，命人入聘，韩王鉴于前祸，许而从之，日人有视为属国者。韩王忠于清而忽于日，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后，中止遣使聘于幕府。朝鲜虽曰臣属中国，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其大臣习染中国政治上之恶习。不顾民生之大计，高谈理学，排斥外人，禁其通商，捕杀教士。初一七九四年，神父始至朝鲜传教，韩王禁之，后法公使迭请总署颁发护照，准许神父入韩传教。恭亲王答称朝鲜内政自主，拒绝其请。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朝鲜惨杀神父教民，法使照会总署，称将用兵，总署请其和平解决，后且不认助韩。美国借端朝鲜虐待水手，欲遣兵舰威逼订约，其他欧洲诸国亦愿朝鲜开港，或令军舰示威，或登陆进攻，或遣人调查．而朝鲜始终不屈，欧洲人无如之何，君臣自为得计。清廷初未予以有效力之指导，日本则异于此，方幕府之未归政也，国中扰乱，将军尚虑法国报复朝鲜。俄闻美国亦将构难于韩，告知美使称欲遣使赴韩调停，会反对幕府之势力日盛，将军归政不果，归政后，天皇诏对马岛藩侯通知韩王日本王政复古，其意欲其遣使朝贡也。时李熙在位。初韩王病死无嗣，其妃迎立皇族李昰应之子李熙为王，李熙年幼，其生父摄政，号曰大院君。大院君富于排外思想，好揽政权，遇事敢为，不顾一切。至是，藩侯使者迭至，未有韩使往日，一八七一年，天皇诏遣使臣会同兵船二只渡韩，使臣身衣洋服，深触大院君之恶，韩廷益不之礼。先是，驻于横滨之法兵奉命往攻朝鲜，大院君令兵御战，法兵败退，而自诩为奇功，且信日本助法，殊不知其浪人仇杀外人，而外兵驻其境内也。会德使谋通商于韩，雇用日人，益启大院君之疑，且其通知书中，有天皇诏敕等字，违反向日之惯例，而非邻国聘报之礼。大院君以侮辱傲慢之词答复日使，日使丧气而归，大院君乃言日本变法学夷，禁其国人与日人往来，断绝二国商业。

日使归而报告其始末于政府，武功派之西乡隆盛闻而大怒，倡议征韩，好勇逞斗之武士和之。及副岛来华，根据总署大臣之口头答复，信为中国不问朝鲜，气焰益昂，预备出兵。文治派于欧洲知之，惊而遄程回国，朝议征韩，文治派坚持异议，力言日本内政尚待整理，燿兵于外，危险孔多，且予俄国侵略东方之机会。二派相持不下，天皇最后否决征韩之议，以免中日之战祸。初恭亲王对于外使常谓朝鲜自主其内政，总署大臣对于日员之询问，不知其有深意，亦以不负责任之言答复。李鸿章在津接见副岛，虽有讽说，而于日韩之争执，未有若何之处置。日本欲与朝鲜往来，则未稍改。一八七五（光绪元）年十月，其军舰在朝鲜西岸江华岛测量，逼近海岸，戍兵发炮击之。日舰还炮应战，毁其炮台，杀伤韩兵多名，报告于本国政府。政府鉴于台湾之争，训令新任公使森有礼赴京，明年一月向总署交涉，要求发给护照，派人会同日员前往，或为之转递公文。总署拒之，函告其事于李鸿章。李氏复书中云：“两相怨怒，则兵端易开，度朝鲜贫弱，其势不足以敌日本。将来该国或援前明故事，求救大邦，我将何以应之！虽执条规责问日本，不应侵越属国，而彼以关说在先，中国推诿不管，亦难怪其侵越，又将何以制之？……窃窥日本来意既明言欲求和，而不轻用武，……适宜由钧署迅速设法，密致朝鲜政府一书，劝其忍耐小愤，以礼接待，或更遣使赴日本报聘，辨明开炮击船原委，以释疑怨为息事宁人之计。至该国愿与日本通商往来与否，听其自主，本非中国所能干预。如此立言，似亦不为失体。”总署不从，森有礼乃称朝鲜为独立之国，照会中云：“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互相辩论，迄无办法。森有礼往谒李鸿章于保定，仍请中国设法调停，声称日本无与朝鲜通商之意，唯欲议定三款：（一）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二）日船遇难，代为照料。（三）朝鲜许日商船测量海礁。李鸿章初不之许，森有礼称言日韩战争，或不能免，李氏多所解说，日使再三央求转商总署设法解劝。李氏许之，深患总署不从，致书与之；一面说其奏请礼部转告朝鲜，以示和好．一面谓无法可设，彼固不得借口。总署奏请太后，得旨依议，而日使已通知总署，本国派员赴韩矣。

方中日交涉进行之际，日皇遣使黑田清隆乘坐兵舰，渡韩交涉。二月黑田抵韩，提出条件，限期答复。时李熙年壮，庸弱无主，其妃闵氏专政。召集大臣会议，讨论日本之提案，迁延不决，及期，日使恫喝用武，韩王迫而许其要求，订成《江华条约》。其要款凡五：（一）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彼此以平等之礼仪相待。（二）十五月后，日使来韩。（三）朝鲜开放两港通商。（四）日人之在通商港口者，享有领事裁判权。（五）救济被难之水手。观其所得之权利，远过于其最初之希望，日本之认朝鲜为自主之国，藩属之争执，乃伏于此。日韩条约成立，列强颇重视之，英德公使将其通知总署，日使抄送条约原文，总署未有异议。韩王咨报礼部，对日恢复邦交，开放商港，续订条约。中国颇惧日本再有要求，李鸿章询问森有礼，答称日本“防俄南侵，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戈，自开衅隙？”李鸿章深韪其言。其时日本政治家深以俄国为患，森有礼之言或非虚伪，而中国、朝鲜大臣多未能见及此，又无一定之主张与政策。会总署谋求琉王复国，鉴于前事，颇患日人在韩。丁日昌请说韩王与列强订约，威妥玛亦以为言，且引废琉故事，俄人又经营东方，不遗余力。大臣始筹朝鲜之策，李鸿章奉旨劝其与列强订约，书告其致仕大傅李裕元，谓大势所趋，朝鲜不能闭关自守，宜防日本、俄国。日本业已立约通商，应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以牵制之。朝鲜与俄接壤，形势严峻，若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以杜俄人之窥伺。其说朝鲜订约通商者，固防日俄，而亦代其决定外交大计。朝鲜自与日本订约，列强因欲援例，而朝鲜君臣深闭固拒，仇视教士，李氏虑其引起事变，故以为言。李裕元托人转告，谓其解官归乡，不敢力争，李鸿章函告总署曰：“朝鲜既坚不欲与西人通商，中国自难强劝。”李裕元后复李鸿章书，详论泰西之学，素所深恶，不欲有所沾染，国内向称贫瘠，不能多容商船。后韩臣金允植来津，笔述其国中议论曰：“不问时势可否，唯以守经为正理，斥和为清议，与其通洋而存，不如绝洋而亡！语涉交际，则以邪学目之，为世所弃。”固陋至此，宜李鸿章第二次函告亦无效果。会美使薛裴尔（Shufelat）奉命往韩订约，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在日商请中国领事余乾耀派员同往，不得，转请日领投递公文，亦无效果。其时韩王欲遣学生至津学习制造军火，操练新兵，朝命李鸿章主持。明年，朝鲜执政李昰应知闭关为非计，遣使至津，询问交涉事件，说明订约通商非天朝代为主持，无人敢为决定，李得韩王请其代为主持之文，抄送拟定之约稿。值薛裴尔来津，李请韩王遣使赴津，迟至次年，仍请李代主持。李派属员周馥、马建忠与美使会商。其第一条曰：“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而内政外交向来归其自主”，余款则注重应防之流弊，应获之权利，远胜于《中美条约》。美使初欲根据日韩条约，议定条款，后始放弃主张。其最大之争执，则为美使要求约中不必载明朝鲜为中国属邦之句，中国方面声称删去此句，即不与闻其事，美使向本国请示，而国务卿未有训令，乃采折中之办法，由韩王照会美国说明其藩属中国，条约始成。李鸿章以美使、韩员之请，遣其属员丁汝昌、马建忠会同韩美使者渡韩，韩王对于条约稍有修改，即行批准，其致美国照会，声称其藩属中国，而内政外交自主。英德诸国亦遣使订约，相继告成，朝鲜外交为之一变。

朝鲜开放，其年七月，忽有内乱，说者言其仇视欧洲人，反对通商而成，实则促成于二党争权。初大院君专政，及王李熙年长大婚，其妃为世臣闵氏之女，果决有为，干预国政，大院君迫而归政，李熙昏庸无才，受制于妃，闵族多居要职。大臣有奉命聘于日本者，日人颇厚待之，使臣感于日本内政之进步，亦欲朝鲜变法。韩王受其影响，派遣学生渡日留学，聘其武官操练新军，其多数朝臣则仍顽固不化，轻视外人，平民知识浅陋，迷信深痼，而其潜伏之势力至为强大，时人号称顽固朝臣曰“守旧党”，以大院君为首，主张闭关，反对日本。及与列强订约，党人大惊，夏旱，造言神怒开国所致，愚民信之，乃切齿于闵妃，大院君尤恶其专政。会军士欠饷未发，军米又改小斗，心怀怨望，附于大院君作乱，七月二十三日，乱起，政府无力弹压，乱兵暴民闯入宫中，欲杀闵妃，而妃先期改装潜逃，得免于死。暴民杀害大臣数名，攻焚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逃免，乘舰返国报告，在韩武官多死于难。日本遣军舰陆军会同花房往韩，日使先往韩京会议不协，形势危急。朝廷得报，饬直督张树声派员带兵察看情形，相机办理，并谕丁忧回籍之李鸿章迅即赴津。李氏北上，威妥玛见之，代述日本政府之意，不愿中国交结李昰应主持交涉。李昰应既得政权，以韩王名义，咨报已平内乱，朝廷置之不理。丁汝昌率同军舰会同马建忠办理，朝命调吴长庆所部六营渡韩，华官抵于韩京，本于事先计划，诱执李昰应，捕杀乱党。至是，李熙改派李裕元为全权大臣，前往济物浦与日使会商，华官未曾力请参与会议，八月，订成二约，一为续约，扩张商业上之权利及外交人员游历之机会。一为《济物浦条约》，其要款凡五：（一）朝鲜捕治凶徒之罪。（二）抚恤日员家属及伤者恤金五万元。（三）赔偿军费五十万元，分五年缴清。（四）日本使馆得置兵警备，其兵营之设置，由朝鲜任之，一年后可酌量撤兵。（五）朝鲜遣大员赴日道歉。综观事变之始末，朝鲜颇处于不利之地位，迫而订成辱国之条约。中国无如之何，朝臣以为中国捕获祸首，而日本条件犹若此之苛，有主张战议者。其人要多昧于国际大势，如张佩纶称粤捻回洋为四患，三患除而洋祸将息，发扬国威，宜先决定东征之策，筹备进行。又曰：“索兵费五十万元，使与台湾之数相准，以耻中国，”其言极牵强附会之至矣！中国之患，要多由于士大夫之不明事理，对内粉饰苟安，对外倡言不切实际之高调，而以人命为儿戏，国家为孤注，而于事先之预备，建设之计划，则少建议。

李鸿章之见解颇与之异，主张慎重，及事日急，奉旨筹议中韩商务章程，派周馥等与韩使议定章程，予华商特殊利益，韩使恐日援例，龂龂辩论，华员将其驳斥，最后议定载明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与各国一体均沾之例。其要款凡七：（一）北洋大臣派商务委员驻韩，韩王派大员驻津。（二）华商在韩享受领事裁判权，韩人在华则归地方官按律审断。（三）二国商船得往彼此商港贸易，渔船亦听其捕鱼。（四）韩商例准于北京贸易，华商得入汉城杨花津贸易。二国商人持照，得往内地采办货物。（五）废除边界互市章程，许边民自由交易，税则除人参而外，值百抽五。（六）韩人贩运人参入境，纳税值百抽十五。（七）招商局轮船每月定期往返二国一次，朝鲜津贴船费若干。章程规定税率，不如中俄商约，实非待遇属国之道，而疆吏以其改变旧章论其不便。其时朝鲜开放釜山、仁川、元山三港，外商限住于商港，而华商独处于优越之地位。外商又以税率颇重，感受不便，美英先请修约，韩王许之，约中允其商人贸易于内地，日本亦得最惠国之待遇。中国乃改章程，商人享受同样之权利，淮军六营尚驻于汉城，袁世凯为营务处官，派员操练韩兵，陈树棠奉命为商务委员。李鸿章荐前德领事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为韩顾问，以其曾服务于中国海关也。穆麟德至韩，管理朝鲜之海关，兼办外交事宜，颇欲改革其国内之弊政，于是中国在韩之地位大异于前。

同时，日人在韩政治上亦有相当势力，如朝鲜练兵五营，三营归中国军官操练，二营由日员教导。初朝鲜依据《济物浦条约》，遣使朴泳孝等渡日道歉，羡其进步之速，日本政客待之颇厚，互相交结，引为援助。朴泳孝谋韩脱离中国独立自主，聘日人二名为其政府顾问，及其回国，纠合金玉均等为同志，势日涨旺，日本表示亲善，委任竹添进一郎为公使，宣称退还军费四十万元，韩王受其影响，亦倾向于独立。其时（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事颇不利于中国，淮军三营奉命回国，余归提督吴兆有统领，党人劝说韩王乘机叛清，自主国政。韩王疏远亲近中国之大臣，李鸿章得报，深以为忧；会党人金玉均等主张操切，不满于闵妃之族，亟欲夺取政权，勾结日使竹添为乱。十二月四日，邮局成立，其总办洪英植亲日党也，设宴庆祝，邀请朝臣及各国公使赴宴，独日使竹添托病不到，斯日午后，日兵运输军火，殆有成议矣。晚间，宴会将终，党人统率日员操练之兵暴动，先行纵火，刺伤大臣，闯入王宫，拥王以揽政权，召请日兵保卫，竹添即率兵往。提督吴兆有等则颇难于应付，韩王请其勿动，各国公使亦以为言，韩人又恐投鼠忌器。五日，金玉均矫命诛杀大臣六人，而以其党代之，人心惶恐，韩臣乞援。六日，华官决定靖难，吴兆有函请日兵退出王宫，率兵出发，及抵王宫，卫兵开枪攻击，华兵应战，死亡相当。乘机踰墙而入。竹添知力不敌，率兵逃回使馆，其赞助暴动之阴谋，盖其个人之行动，而保护使馆之日兵无几也。韩人气不可抑，群起报复，竹添自焚使馆，率兵逃往仁川，途中遭韩人袭击，日人之在汉城者，颇多死伤。金玉均、朴泳孝则逃往日本。

事变报至日本，外务省不直竹添之所为，竹添先故扩大其事，毁灭参与事变之迹，无如事实明显，固非其所能掩也。日本驻津领事原敬，谒见李鸿章，称其政府实无开衅之意，公使榎本武扬亦以为言。中国方有事于法，不欲轻起战祸，上谕谓“目前办法，继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奉旨渡韩查办之吴大澂亦曰：“立意不与日人开衅。”日本请派全权大臣赴韩会商，总署复称久废此名，不能照办。日皇命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大臣，渡韩交涉，井上先命原敬告知李鸿章未调兵往，实愿和平解决。明年一月，井上抵于汉城，朝鲜君臣毫无主见，吴大澂为之筹划辩论之词，而井上于事之原委概置不论，但言善后之条件。吴氏欲与和议，但无全权证书，为其所拒，韩使许其要求，订成《汉城条约》，其条件凡五：（一）韩王修书，遣使赴日道歉。（二）给被害日商恤银十一万元。（三）惩办杀害日本武官之凶徒。（四）赔日使馆修筑费二万元。（五）韩廷依据《济物浦条约》，建筑使馆卫兵之营房。约成，井上回国，韩人颇以会议速了，日人未逞所欲为庆。醇亲王奕譞谓其自知理屈，得钱即归，言下斥其贪利无厌，实则井上自认事变之起，曲在日本亟欲让步解决，不愿多索赔金，而致争执耳。其外交之政策，则欲中国撤退驻韩之军队，其请中国委任全权大臣渡韩者，亦多为此，而朝廷拒绝其请，乃对韩人声称将与中国理论，又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日人之为朝鲜政府顾问者，向其大臣建议，商请中国撤兵，免致后患，韩王以之为言。中国方面，吴大澂、李鸿章亦言撤兵。日本报纸谓清兵抢劫日商，多持战议，法国请日出兵，武官和之，而文治派反对，未了事宜遂由外交解决。天皇欲派大臣来华交涉，而以中国之意尚不可知，由英使巴夏礼、日使榎本探求意见，中国表示，诚意相待，始诏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会商韩事。伊藤恳请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函告李鸿章，述其平日力主二国亲善，此次奉命谋决争执，俾二国连为一气。其言颇为诚恳。

太后得报，诏委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澂副之，与伊藤交涉。三月，伊藤来津，持奉国书，先往北京，欲谒皇帝亲递。总署大臣答称皇帝尚未亲政，拒绝其请，朝臣先患伊藤入京，向总署辩论，固不愿在京会议也。四月，伊藤再至天津进行交涉，自三日迄于十五日，会议六次。伊藤最初提出三项要求，一撤华军，二惩统将，三恤难民。李鸿章对于第一项表示同意，并请日本撤退使馆卫兵。伊藤说明第二要求，谓日兵为华军击败，伤亡颇多，中国不办，则无以复命息愤，其言颇合于日本之实况。初事变报至其国，武官主张乘机报复，伊藤之来，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盖免武人之批评或反对也。而清廷对于平乱之将士认为建立功业，不肯惩办，上谕先以为言，李鸿章故力辩论战事之责任，华兵杀害日人之证据。伊藤请交美国公断，李鸿章亦不之许。关于恤金，初曾讨论，而以李鸿章之拒绝，伊藤不复提出。双方乃议撤兵；对于撤兵，李鸿章先曾函告总署，谓日兵撤退，淮军亦可回国。伊藤则偏重于永不驻兵，不同意于吴大澂之草案，另提条件五款。李鸿章函告总署，太后得奏，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争执遂得解决。双方本于免去起衅之意，议定二国不问朝鲜之练兵，于是条款议定，是为《中日天津条约》。其条件凡三：（一）中日两国于条约成立后四月内，尽撤驻韩之军队。（二）二国允劝韩王练兵，但不派员教练。（三）将来朝鲜发生重大事变，一国出兵，应先知照缔约之国，事定仍即撤回。关于惩办将士，伊藤要求不已，李鸿章允许行文戒饬所部将士，严办滋事之兵丁，借以顾全日本之体面，作为结束。

综观中日关于朝鲜之交涉，初由于总署大臣之放弃责任，日本乃不承认其为中国藩属。何如璋曾向总署建议，设大臣于韩，管其外交，李鸿章论其不可曰：“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裕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不必尽听我言，而各国将唯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及《济物浦条约》成立，张佩纶奏请派大员驻韩，太后谕李鸿章复奏，李氏顾虑太多，奏言困难，倾向于维持旧例。顾时中国在韩之地位，远胜于日本，而《天津条约》关于军队调动之规定，二国处于平等之地位，固日本外交上之胜利也。其时中法草约方成，法舰尚禁华舰出海，而国内财政困难，陆军数败，闽船覆没，势难再战。李鸿章之让步，殆非得已。日本撤退汉城驻军，则向朝鲜声明，依据《济物浦条约》，仍可驻兵。自政治上之势力而言，日兵败逃仁川，亲日党人亡命于外，日本在韩之地位大为低落，韩廷君臣深恶日人勾结乱党，金玉均等留日活动，误会益多。自日本方面而言，伊藤来华颇有促进邦交之诚意，伊藤为文治派之重要领袖，主张二国亲善，中法战起，法使请日出兵。井上不许，告知其事于华使，请其转告总署，至是，仍不欲与中国失和。及伊藤东渡，李鸿章致书总署论之曰：“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其言末句殊不可解，伊藤具有远见，亲善中国，总署与之开诚妥议二国之悬案，促进邦交，正所谓辅车相依，何患之有！我强邻弱，听命于我，乃古代之观念。李鸿章固囿于传统之思想也。其致友书，亦称伊藤要好，劝其游日磋商琉球之问题，然竟未曾上奏朝廷，书告总署。李氏盖无勇气与远见，惮于清议，而欲以不了了之，胜于一身备受指摘也。

中日对于朝鲜之争执，暂告解决，而朝鲜衰弱，俄国之势力日进，识者固知祸患方兴未艾，驻韩德使建议中日诸国，商订《朝鲜中立条约》，井上表示同意，而中国大臣固未慎重考虑。其时英俄邦交恶劣，英谓俄将租军港于韩，商于曾纪泽，命其兵舰占据巨文岛。穆麟德劝说韩王亲近俄国，俄使进而强韩雇用其武员教练军队。日本大惊，井上密商于徐承祖，由中国主持韩政，罢斥奸党。日使榎本奉命到津与李鸿章会商，面递井上拟定之办法：（一）李鸿章、井上密议朝鲜外交办法，既定之后，由李饬令韩王照办实行。（二）内监不得干预国政，韩王当与大臣商议国事。（三）韩王擢用重臣，必先商于李氏，由其与井上斟酌选用忠贤朝臣。（四）外都户部长官均应委任以上所举之大臣办理。（五）穆麟德免职，改用美人。（六）中国驻韩大员，改派才干较长之能员。（七）中国委派之大员及改用之美人，必遵李氏之详细训命办事，于其赴韩路过日本，谒见井上。（八）大员必与日使情谊敦笃，遇有要事，互相商酌办理。观其提出之条约，井上承认中国于韩有优越之地位，而兼顾及日本之利益，共同防俄也。其先日本不肯承认朝鲜藩属中国，今则盖有让步之意，中国易于整理韩政，或积极经营矣。李鸿章答称事关重大，必须密商于总署，请旨办理，且曰：“中国于属邦用人行政，向不与闻。”其函告总署，一面谓内监不得干预政事，选用贤臣，中围驻韩大员与日使合作，尚中肯綮。一面又曰：“诸要政均请由鸿章遥制，既惧无此权力。若朝王不能遵办，断难使其事事办到，况朝鲜外务，如与井上密议，相距皆远，何从面筹办法。至用人既由中国商定，又与井上斟酌，未免越界揽权，事多窒碍。”李氏实畏困难，不肯负责整理韩政。徐承祖深以井上之议为然，致书李氏论之，李氏置之，终遂谢绝。榎本、徐承祖再向总署建议，以驻日公使兼为督理朝鲜大臣，“可以弭衅隙，息日患”，亦为李鸿章驳斥。

李鸿章主持对韩维持旧制，其挽救之方法，则欲释送李昰应归国。李昰应安置保定，闻知政变，闵妃被杀，欣然欲归，俄知妃实未死，改言衰弱，不愿与闻政事，但言可如元代故事，遣监治国。日使亦言其归，或有补助。中国谋欲送还，闵妃百计阻之，其姪闵泳翊至津，李鸿章令其往谒，竟不告而行，韩使言欲将其禁锢，李鸿章说其委曲求全，及得王书，奉旨遣员送李昰应回国，而王杀其生父旧党三人，其生活状况无异于禁锢。王益疏远中国，李鸿章说其罢免穆麟德，迨陈树棠去职，请派袁世凯驻韩，改称总理。井上以其领兵杀害日人，初不满意，而袁氏颇有才能，井上改变态度，命人往谒李鸿章，说令袁氏赴日一行。李氏虽许其请，而不令其前往。会得金玉均运械入韩谋乱之报，袁氏不审虚实，报告公使交涉，实则附会而成。中国、朝鲜均以金玉均为患，韩王派人赴日刺之，徐承祖说井上诱之来华，井上初欲许之，后以困难，将其安置小笠原岛，月给十五元，以免二国之恶感。伊藤、井上既谋亲善中国，及闻英后赠送光绪御宝星，以其为赠二等帝国者，不合体制，有关声望，告知徐承祖请总署却之，二国邦交稍有进步。

中日邦交视前进步，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日使盐田三郎奉命向总署提出修约之请求。先是中日条约限制二国商人贸易之机会，日本久欲改订其为互惠之条约，迄未成功，已见于前，一八八三（光绪九）年，再行提出，总署以琉案未结拒之。至是，日本工商业大有进步，亟欲扩张市场于中国，伊藤、井上方握政权，主张促进两国之邦交，训令盐田交涉。徐承祖函告不便始终拒之，总署大臣与日使磋商，日方仍主互惠之平等待遇。徐承祖闻之，忽谓修约与我无益，而长崎中国水兵与日警互殴之案又起。初北洋军舰中有损坏者，驶入长崎坞修理，水手登岸，以恋妓生事，与日警殴斗，死伤约五十人，日警死伤二十余人。李鸿章初不明了案件之原委，颇疑日本之阴谋，雇用律师诉讼，电丁汝昌带证出庭，及知事之本末，又为丁汝昌辩护，朝廷则无确实之报告，总署、海军衙门均谓必按公法断清，始见友谊，否则作为悬案。其争论之焦点，则为恤金。徐承祖以辩论无益，请撤使回国。日报指摘中国有意寻衅，多持战议，井上亦以失和为言。德璀林主张和平解决，电告李鸿章曰：“徐使只知讨好，不顾利害，现若决计小题大做，林亦不必议”，其言深切时人之痼病，明年，由德使调停解决。李鸿章颇为满意，书告徐承祖曰：“事由互斗，实无曲直之可言，舍本齐末，就此转圜，尚为得体。”其解决条件，议定恤金，日本交给五万余元，中国给日一万二千余元，案件纷扰竟至半年。事后徐承祖请给伊藤、井上宝星，称其力排众议，不肯启衅，始终皆愿二国连和也。要之，伊藤固十九世纪大政治家之一，井上亦有远见之外交家，其主张则先整理内政也。内意则以积嫌日深，不以给奖为然。

修约以长崎案停顿，解决之后，暂未进行。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盐田再行提出，曾纪泽时在总署行走，倡议中日亲善，暗拒俄人窥伺朝鲜。曾氏久在外国，明了国际上之形势，眼光明锐，见解远大，而主持大计之奕譞见识愚陋，侈言复仇，终不之听。李鸿章虽韪伊藤、曾纪泽之议论，然信“古今形势，纵易而横难”，心中轻视日本，又以其内阁迭易，用人不定，犹豫不决，书问驻日公使黎庶昌。黎氏复称东方有变，彼终不能践言，其意谓日本国小民贫，无能为力也。李氏信之，盐田提出之条件，有诉讼照彼与两国后来所议之办法办理，尤为李氏所反对。其见解盖生于误会；及总署征求其意见，复书仍持不准日商贩运洋货入于内地，及赴内地买运土货之议。其结论曰：“总之，与别国修约，或有损益参半之处，至修改日约，无论允改几条，终恐损多益少，我既不能拒绝，唯有多方辩论，借词延宕，或将无甚关系利害之事，酌改一二。若钧署未与盐田商出眉目，适宜缓请钦派全权，免致一发难收，竟成蛇足。”列强在华享受最惠国之待遇，其所谓别国，不知何指？李氏固未明了国际贸易之性质也，其无诚意，犹其余事。事实上两国商民则私往内地运货，日本前请准其商人于中国新添之四口贸易，徐承祖拒之。李氏答黎庶昌书，谓无约国商人尚得前往，不免不情！究不知何故条约不肯予以承认也！总署原不欲修约生事，致于清议，李氏之言更坚其意，修约遂无所成。日本仍欲进行，力谋改善二国之邦交。黎庶昌密奏其有亲我之心，交涉和平，请派兵船往巡。日使改以弛废鸦片禁令，便于华侨，交换利益均沾条款。其建议原近于儿戏，再为李氏所驳。曾纪泽时以郁郁病死，修约更属无望。日本乃禁华商入内地办物，李氏不主报复，又不修约，唯待大审院之判决。其主张诚非吾人之所能知。

中日问题未能妥协，而中国对韩亦多困难，明知韩王内政不修，欲叛中国，迄无适当解决之方法。李鸿章代韩筹设电报，借款兴办，路线起自仁川，经过汉城、平壤、义州，达于凤凰城，韩王请改设水线，李氏严词驳斥，始能兴工。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韩王秘密遣使乞俄保护，袁世凯电报天津，中国预备出兵问罪，韩廷震恐，议定外署照会各国公使，谓有小人假造国宝文书，中无外署印押者，均作废纸，其前后行动直为儿戏，幸俄国亦未承认，免致事变耳。袁世凯在韩之地位，异于各国公使，其见韩王，李鸿章谓如司道谒见亲郡王之礼，于宫外候请，降舆。三揖，侧坐，则为谦极。若遇大典朝会，只可变三鞠躬为三揖。袁世凯颇自矜傲，干涉韩政，韩王恶之，代替穆麟德之美人德尼（Owen N．Denny）不忠于中国，为韩王筹谋独立。其外交形势殊为恶劣，李鸿章向英交涉归还巨文岛，而英以俄不侵略韩地为条件，转商于俄，俄使谓俄无兼并朝鲜之意。中国欲其照会说明，俄使请以中国不变更朝鲜之现状为条件，未有所成。英国之意全为防俄，对于中国经营朝鲜，未有反对之意，中国向其交涉，始肯撤兵。袁世凯既与韩廷不协，而与大院君往来颇密，闵泳翊来华，不肯回国，发表其谋立大院君之阴谋，李鸿章召之往津对质，而闵泳翊不往，盖事由其虚构也。外人议论颇不利于中国，闵妃尤恶袁氏，一八八七（光绪十三）年，韩王受德尼之说，先未商于中国，忽派全权大臣出使日美诸国，地位反高于中国驻外公使，借表示其为独立国也。袁世凯逼令韩王中止驻美全权大臣之行，韩王多方辩说，清廷谕其改为三等公使，遵行三事：（一）韩使初至各国，先赴中国使馆具报，由华使挈之同赴外部。（二）凡遇朝会公宴，应随华使之后。（三）交涉大事先商于华使。韩廷允许照办，赴美公使朴定阳始得启行，及抵美都，竟不照行。袁世凯恫吓韩王将其召回，韩王听命，忽又咨请李鸿章撤回袁氏，不得，日与中国疏远，公然造谣，谓已出贿停止派使，及朴定阳回国，不肯惩办。袁氏托病拒绝韩臣之来见者，韩廷惊惶，始允将其免职，并请修正前订之三事，中国不许，实际亦未尽行，韩使往日，先未引见，则其明证，李鸿章固谓“立法严，而用法恕”也。韩王又以征税不便，主使韩商罢市，要求华商、日商退回汉城，二国均不之许。一八九〇（光绪十六）年，韩王忽赏李仙德二品衔，谋收海关，且借外债。李鸿章声明韩廷借款，未得中国同意，不得以海关之收入为担保。俄而太妃病死，向例讣使赴丧，韩王须出郊迎，礼极隆重，用款十余万两，李熙以其有碍独立，托词谢绝。清廷不许，仍遣使往，韩王迎送如仪，朝臣之意则欲证明朝鲜藩属中国也。会韩王无力还债，欲借外款，袁世凯说其大臣向华商议借，韩王初尚不许，后以无法，从之，由李鸿章办理，而以海关收入为担保，韩王稍与袁氏接近。

袁世凯之在韩也，力谋扩张中国之政治势力，而韩王、闵妃、大臣多仇视之，德尼又为韩谋，驻韩各国公使多不满意袁氏之专横，其所处之地位至为困难。清廷初于朝鲜内政外交向不预闻，朝鲜已与外国订约，声明自主，缔约国于韩设有公使，韩廷新设外署与之交涉，中国不问其用人行政，韩王对于外交上之问题，不肯先向袁氏磋商，袁世凯监督韩政实为不易。朝鲜对外，实无坚定之政策，初欲亲俄。俄自得黑龙江北岸等地，经营远东，谋筑西伯利亚铁路，其政府以海参崴港冬季冻冰，谋于朝鲜占据海港，强其雇用武员。韩王请俄保护，均以李鸿章之力作罢。俄国驻韩公使仍力活动，得其君臣之信心，缔结条约，许俄船行驶于图们江。韩王又以袁世凯干涉内政，向美乞援，请求美兵保护。驻韩美使助其自主，李鸿章商请美国将其召回。美国无侵略朝鲜之意，原不足畏，而俄国野心勃勃，凡与朝鲜关系密切之国，皆以为虑，尤以日本为甚。其政治家久以防俄为言，而俄国势力大伸于朝鲜，日本将见逼于强俄，形势危急。其本国自维新以来，人口激增，而可耕之地有限，工商发达，益欲广求市场，其食料之一部分颇赖朝鲜之供给，二国地理相近，力欲于韩占有势力，固不愿其并于他国也，乃自竹添助乱以来，丧失其政治势力，转而欲与中国协妥，共同防俄。李鸿章谢绝井上之建议，伊藤复请其积极处置韩事，李氏亦未采行，井上邀请袁世凯游日，亦无结果。及韩廷违抗袁氏，驻韩日使见之，协商办法，而袁氏谢绝其干预。其对日本防范甚严，阻其设立电线，反对向其借款，留难日韩新约，日本政治家乃深恶之，其政策则始终欲在朝鲜扩张势力也。日使大石初欲扶韩自主，后则与韩纷争。一八九三（光绪十九）年，外务省商请李鸿章将袁氏撤回，本国亦愿撤换大石以作交换条件。李鸿章电称不可。

其时袁世凯在韩，对于政治未有若何之改革与建设，其王庸懦，受制于悍妃，信用内监，大臣出于世族，顽固无识，结党争权。李熙于妃病时，巫言旧宫有鬼，乃令卫兵于夜间放枪驱逐，都人大为惊扰，又强人民捐款筑宫。朝臣勇于私斗，未曾顾及国家。财政则极紊乱，收入多耗于皇室费用，官吏俸金。政府缺乏诚信，而王惯于食言，曾令使臣偷运人参来华，及为海关发现，初请放行，关员奉命许之，忽又否认前言，对外交涉往往类此，固世界腐败政府也。其对日本则仇视之，曾以禁米出口，引起严重之交涉，大石索款赔偿，韩初许之，忽而翻议，乃事纷争，且称袁氏调停为助韩，提出最后通牒。伊藤电告李鸿章调停，始已。一八九四（光绪二十）年，金玉均应李鸿章之子经方之招，来至上海。金氏在日于一八九〇年，复得自由，费用则赖日人之供给，其助之者目的不同，要非好意，而金氏生活浪漫，渐为日人所不理，经济趋于困难，故来中国。韩王患其为乱，密命李逸稷（日史称为李逸植）刺之，及至上海为洪锺宇所杀，凶手被捕，领事请严办之，而江督刘坤一饬舰载凶及柩往韩。韩王不顾李鸿章之劝告，厚赏刺客，时人传其分割尸体，日本政客不平，值李逸稷以谋刺朴泳孝被捕，供称系奉王命，使馆为日警搜查，韩使不待训命即行返国，日本舆论大哗。其国内自召集国会以来，下院反对内阁，天皇迭解散之，而势仍盛，对外则与中国修约失败，其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固欲防俄改革朝鲜内政者也，终以藩阀武人之专横，外交人员之寻衅，利用一致对外之情感，列强修约之易于进行，造成战祸。其导火线，则朝鲜东学党之乱也。

自中国方面而言，中日自订约后，二十四年之中，朝臣疆吏未曾本于妥协之精神，解决二国之争执，邦交数濒于危，国内宜有相当之预备，而大臣除一二人外，不知日本维新之进步，根据出使大臣肤浅观察之报告，附会其胸中之成见，发为议论。台湾役后，国防议起，朝臣以为日本以岛立国，我有军舰运输军队，即可致其死命。李鸿章奏请每年筹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购置军舰，初则各省尚有报解，一二年后，不足十分之二，会琉案交涉趋于严重，政府严令各省解款，购买军舰，修建炮台。中法战时，大臣益知海军之重要，筹设海军衙门，醇亲王奕譞曾书告军机大臣曰：“将来水军果成，元气充足，宜以此事为发硎之具，”所谓此事者，就废琉而言，驻日公使领事以其政府发行公债，乃少见多怪，报称日本外强中干，凡遇交涉，多请用兵。余乾耀旅行于其国内，到处官商宴之，亦以恶意推度，岂恨恶积深之后，交涉果难于进步耶！中法战后，新购之铁甲、船快船次第东下，海军衙门拟定章程，雇用英人琅威理为教练官，海军颇有振兴之望，其提督丁汝昌原为淮将，不知海军，章程多未遵行，李鸿章亦主宽大。北洋舰队成立，费用增加，值光绪年长，太后将欲归政，兴工修筑颐和园，而经费拮据，主持海军衙门之奕譞，提其一部分为工费，仍不足用。李鸿章函告曾国荃，谓太后听政年久，请其提用余款兴工，于是海防费告匮。户部尚书翁同龢主张节用，议定停购军火。李鸿章深为失望，其复王文韶书曰：“现在筹办胶州澳，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饬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会奕譞病死，内廷无人能为李鸿章援。自一八八八（光绪十四）年后，北洋未曾购置一舰，周馥曾密为李鸿章陈说利害，而李氏无可奈何，琅威理复以职权问题，辞职而去。海军将士多为闽人，自成一系，中有留学于外国者，颇轻丁汝昌。陆军时称足以一战，实则平定内乱之劲卒，难与列强之兵相比。事定之后，湘军大半解散回乡，淮军虽受常胜军之影响，购用洋枪利炮，然而人数无几，纪律废弛。绿营八旗操用古代兵器，腐败不堪，以之拒战曾受严格训练使用枪炮之精兵，自不能胜，况后召用乌合之众耶！

日本自维新以来，陆军采用法国军制，实行征兵，其将佐皆为曾受军事教育之学生，营中之军械设备，概仿之于西方，其军队之勇敢善战，无异于欧兵。其海军仿自英国，划定军港，造船购舰不遗余力，创设海军学校，教育人才。其水兵体壮力强，训练有素，而政府尚以海军实力不及中国舰队，一八九二（光绪十八）年，国会否决内阁扩充海军之预算，明年，内阁再行提出海军之计划，国会仍持不可，天皇诏省宫廷费用，减少官吏俸金，以之补助海军经费，议院始肯让步，通过预算，海军实力为之增加。李鸿章比较两国海军，略称华铁舰每小时行十五海里，日则十六海里；定远、镇远大炮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三十四生特大炮，并快放炮，又在英购铁甲船。其言发于一八九三年，非战败后之辩护，颇为可信。更就工商业而言，日本之进步可观，中国远非其比。总之，自战斗力而言，日本于时颇占优胜之势。

中日之战，由东学党之乱促成，其党为民间半宗教之秘密会社，旧称天道，创于崔济愚（初名济宣），称得天主之启示，授以仙药咒文，又谓儒释道各有所短，今取其长，以诚敬信为要谛，煽或愚民，一八六四（同治三）年，被捕处斩。其族人崔时亨传得其法，秘密宣传，信者日多，其原因则朝鲜政治腐败，财政困难，赋税加重，遇有天灾，韩王不恤其苦，而社会不安，人心思乱也。其徒愚陋无识，反对外人，排斥耶教，一八九二（光绪十八）年，开会于全罗道参礼郡，有众数千，议定为教主雪冤，请愿于观察使，未能如其要求，明年三月，至汉城请愿，跪于宫门之外。韩王不收禀帖，饬其退去，会排外之传单发现，外人颇为惊惶，日人昼行佩刀，以备万一。四月末，崔时亨召集其徒于忠清道报恩县，众至数万，韩王遣使将其解散。又明年，全罗道古阜郡农民抗税，首领全臻准乘时托东学道起兵，其地人民强悍，素称难治，附者益多，旗号称讨倭斥夷，官兵讨之，反为所败，韩王遣员招抚，亦未成功。其党势盛，扬言直捣汉城，匡君救民。招抚使洪启薰密请韩王向中国乞援，中国时有兵舰泊于仁川，先曾为韩运输军队，日本使馆人员询问韩官，华兵曾否登岸？以为本国尚未得报也。李鸿章得报，以为日人之意，唯在照约通知，袁世凯劝说韩臣乞援，李熙乃以为言，袁氏电报天津。李鸿章复称须由韩王自请，其心以日本政党争权，无暇外顾，即如多事，不过以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入汉城耳。

六月三日，韩王正式乞援，五日，上谕出兵，总署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通知日本。六日，公使照会外务省，内称韩王乞援，中国出兵，乱定即行撤还。中有“派兵援助，为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外务卿陆奥宗光请其修正，不得，明日，照复声明“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口头上告以日本出兵。初朝鲜乱炽，参谋部另得报告，决定出兵，着手预备，其根据则济物浦条约也。斯日，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署，日本出兵，九日，总署照复日使，称日保护公使领事以及商民，无多派军队之必要，不必进入朝鲜内地，以免发生事端。李鸿章亦向天津日领说明，盖互相商后之结果也。十二日，陆奥训命小村反驳总署之照会，称其出兵不受限制，日军依纪律节制而行，决无冲突之虞。中日出兵，韩廷颇为惊慌，十一日，全臻准率其死党逃匿，东学会就抚，二国军队均无留韩之必要。其先袁世凯电请出兵，列强驻韩公使曾以之为言，日使大鸟圭介时在本国，其书记郑永邦亦劝中国出兵。及日出兵，大鸟回任，汉城未有扰乱，亦无华兵。韩廷对于入城之日兵，感受不安，公使又多非议。大鸟电请撤兵，不得，袁世凯诘问前言，大鸟颇处于不利之地位，十一日，电请新来之兵不必登岸，不如撤回，明日，与袁氏面谈，谓华兵勿来，日兵可撤。其时日本政策尚未决定，出兵未有与中国交战之意，故大鸟初请撤兵也。中国方面，总署大臣必欲韩乱平定，不同意于立时撤兵。

六月十四日，日本内阁会议，首相伊藤提出整理韩政之草案，中日二国委员若干，共同办理四事：（一）调查财政。（二）裁去冗官。（三）设警备兵。（四）募集公债。会议席上，陆奥要求予以充分之时间加以考虑，结果认为非改革韩政，则不撤兵，中国拒绝其请，则单独行动，十五日，商于伊藤，伊藤表示赞同，于是决意进行。陆奥电告大鸟撤兵宜缓，借口调查韩乱完全平定，作为延宕。十六日，陆奥召见汪凤藻，面谈整理韩政，提出（一）（二）（三）项办法。明日，汪氏允许电告总署及李鸿章，而陆奥更以照会予之。李鸿章得报，表示反对，总署王大臣亦然。二十一日，总署训令汪使照会声称朝鲜善后事宜，由其自行厘革。且曰：“中国尚未干预其内政，日本最初承认为自主国，更无干预其内政之权。”李鸿章电告交涉于袁世凯，且曰：“如有别项要求，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勿馁！”其言本于昔日对日交涉之故智，实未明了日本外交之政策，及其决心进行也。国际上之习惯，一国政府对于外交上利害之重大事件，非慎重考虑，决意实现，殆不愿正式提出，交涉固迥异于闲谈。李鸿章欲以空言驳斥，其何可能！二十二日，陆奥照会汪使曰：贵使照会内阁本大臣依本国政府训令，拒绝日本政府关于朝鲜变乱镇定及善后办法之提案。……帝国政府甚为遗憾，征诸既往之事迹，朝鲜半岛常呈朋党争阋内讧暴动渊丛之惨状，确信可以如斯继续发生事变者，由于缺乏完成独立国责守之要素，虑及疆土之接近，及贸易之重要，帝国对朝鲜之利害，甚为紧切重大，因是不能拱手旁观彼国内之惨情悲况。当情势如此之时，帝国政府置诸不理，不仅有悖平素对于朝鲜所抱邻交之友谊，且不免不顾我国自卫之诮。……非协定将来足以保持该国安宁静谧，并保证政治得宜之办法，则帝国政府决难撤兵。且帝国政府之不遽行撤兵，不仅系遵守天津条约之精神，且为善后之防范。本大臣如斯披沥胸襟倾吐诚衷，假令贵国政府所见相异，帝国政府亦断不能发令撤去现驻朝鲜之军队。

照会说明日本之立场，措辞坚决，中国之反对，久在陆奥意料之中，斯日，开御前会议，明日，枢密院会议，均未发生异议。外务省派员往韩传达政府旨意。大鸟自奉新训令后，态度大变，与武官协商，不理袁世凯之交涉。袁氏电报李鸿章，主张用兵。大鸟决意挑衅，二十六日，上书韩王，陈说改革，其心以为尚或不足挑衅，久欲提出朝鲜之宗属问题。其拟定之步骤，如朝鲜承认属邦，则令其撤回公文；如称自主，则告以清兵现称保护属邦，日兵可助朝鲜逐之；如称内治外交自主，则诘以镇定内乱，属于内治，强其否认属邦。二十八日，大鸟照会韩廷引用汪使保护属邦之语，问其是否为独立自主之国，朝鲜君臣惊惶无主，袁世凯奉令向其说明，否认宗藩，中国将即兴师问罪。韩王进退两难，与袁氏协商，照复大鸟，诿称不知汪使之言，内政外交均为自主。大鸟更与袁氏逞气辩论，七月三日，向韩提出改革草案，分五纲领，共二十五条。后二日，其政府拟定之改革案，始由委员携至。韩廷迁延不复，大鸟限以时期。七日夜，韩廷照复派员协商，其应付之策略，则谋延宕，乞援中国，李鸿章则请俄国干涉。大鸟不欲迁延时日，向外务省建议，包围韩宫，伊藤及元老不可。陆奥则表同情。又值英使调停失败，俄国态度中变，十三日遣使赴韩，传达密令。其扼要之语曰：“促成日清之冲突，为今日之急务，为断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余自当之，故该公使丝毫不须内顾。”伊藤仍不同意于挑战，十九日，外务省训命大鸟慎重办理，陆奥固信其仍欲执行前议，其谋造成战祸久矣。大鸟与韩使磋商改革草案，未有结果，十九日，得陆奥传达之训令，时值袁世凯归国，无人为韩设谋，日兵自由架设汉城、釜山间之电线，强筑兵房。二十日，大鸟照会韩廷谓中国公文称朝鲜为属邦，违反日韩条约，清兵亟应退出境外，限其于二日内答复，同日，又致照会，谓中韩通商章程，有属邦或藩封字样，朝鲜宜发宣言将其废除。二十二日，韩廷以推诿之辞答复，夜间，日兵准备占领王宫，明日拂晓，大鸟照会韩廷，称将用兵。日军开始行动，包围王宫，解除韩兵武装，怂恿大院君复出。二十五日，大院君宣言废除中韩一切章程。

李鸿章自得日本不肯撤兵改革韩政之照会，渐知时局之严重，值俄驻京公使喀西尼（A．P．Cassini）出京。李氏平日深信日本畏俄，说其干涉，喀西尼声称断不容日妄行干预；其政府固不如此坚决也，其政策则谋维持朝鲜之现状。六月二十五日，驻日俄使奉命往询陆奥日本撤兵，陆奥说明撤兵条件，中国承认中日共同改革韩政，或由日本单独实行，即行撤兵；复向俄使申说日本之地位，一为维持朝鲜之独立安全，二不挑战，其意则欲避免干涉也。三十日，俄使照会日本，忠告其容纳朝鲜之请求，将兵与华兵同时撤退，拒绝其请，应负重大责任。陆奥协商于伊藤，不受俄国忠告，训令其公使说明，七月二日，照复俄使，日本政府决无侵略朝鲜疆土之意，如全平安，即行撤兵。十三日，俄国表示满意，二十一日，再有声明，陆奥保证前言，俄国遂无异议。同时，英使欧格纳亦力调停，其目的则维持东方和平，保护英国商业及防俄国活动也。驻日英使迭与陆奥磋商，议定中日开会协商。欧格纳从中斡旋，定于七月九日开会，及期，小村至总署与王大臣协商，奕劻要求日本撤兵再商韩事，毫无结果。小村告知英使，英使叹惜，再向总署劝说，亦无效果。陆奥利用时机，十二日，训令小村警告中国，后二日，小村照会总署，述其政府训命。其坚决之语曰：“中国政府依然主张撤兵，毫无倾听我政府竟见之意。……今后倘生不测之变，我政府不负其责。”总署将其语意，电告李鸿章，谓“无转圜之机，本日（十六）已有廷寄命决进兵之策”。李氏主张慎重，欧格纳再事调停，而日本之态度转强，提出中国万难接收之条件。二十一日，英外相训命公使向日提出觉书，有开衅则日本政府不能不任其责之语。明日，陆奥复书说明日本之立场，英无表示，但请战事若起，不得扰及上海及其附近，陆奥许之。美国时与日本接近，除向日提出劝告外，别无活动。

时局趋于严重，李鸿章盖知中国陆海军之实力，不敌日本，对于朝廷未曾明白奏报，或不顾忌讳陈说大计，对于日本亦无应付之策略，初则拒绝协商一切建议，继则唯赖俄国之干涉，忽略欧格纳之调停，尤为失策，英使往访奕劻，陈说中国如愿整理朝鲜内政，保护其土地，可催日本商办，总署电告李氏。其复电则称整理内政，中国向办不到，何能遽允！如照日本原议，断难商办。七月九日会议之决裂，固于此有关。造成战祸，陆奥之急切志愿也，乃得有所借口，态度转强，其警告中国之公文，传达大鸟之密令，相继发出，而俄政策又变，时局更难挽回，李欲让步解决，十七日，电告总署曰：“唐绍仪元电，大鸟拟草韩政各条，多切时弊，俄又同见，如遽以兵力争阻，恐生枝节，俟袁至津稍痊，面禀，筹与小村妥商，但能无损大局，即幸甚。”时袁世凯托病回国，唐绍仪代之，小村有来津之说也。总署复电，称其所请，无论如何，断不可轻允。明日，李氏再有电请，无如朝廷用兵之议决矣。慈禧太后先已归政，其年适值六十寿辰，筹备庆祝，光绪年少未曾经事，其亲信之师傅，则力持反对建筑铁路、购置军火之翁同龢也，囿于环境，对外知识殊为浅陋，主张用兵，暗示亲臣交章论战，及日本不肯撤兵，迭饬李鸿章添兵。李氏主张避免衅端，朝臣论其失机，并及总署大臣，要皆不知国内之情状，日本之实力，轻信浮言，指摘时事，动于情感，放言高论，毫不切于实际，如曾广钧奏言大灭日本，余联沅条陈进规东京之类。其人识见同于王炳耀《中日战辑》所记之时论曰：“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其较为明达事理者，如侍读学士文廷式之奏疏，学士为光绪亲臣，谓越南之事，中国犹不惜竭兵力以争之，故能稍安十年。十年之安，由于一战，实非吾人之所知。其密陈之四端，明赏罚，增海军，均就平时练兵设防而言，远水岂能救得近火乎？审邦交，则言连结英德诸国以拒倭人，倭人亦必回心与中国协议。大患在前，犹能指挥如意，别树敌国，聪明者翰林学士也！戒观望，则请出兵拒抗倭人。末后又言淮军之宿将劲兵，十去六七，今所用者，大抵新进未经战阵之人。奏疏前后不免矛盾；拉杂之言，作为庙堂议论，能不败乎！

朝议主战，奕劻不敢负责，七月十五日，奏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人，会商交涉。翁同龢、李鸿藻奉旨会同详议，二人之在朝廷，久与李鸿章为敌，主战派之气焰益张，翁氏门生张謇言之尤激。张氏初在吴长庆幕中，随之渡韩，斯年恩科，考中状元，迭向恩师进言用兵。李鸿章之势益孤，清议斥为误国。光绪因之一意主战，商于太后，太后仅言不准示弱。据翁氏日记，十六日帝欲议处李鸿章，明发宣战谕旨，但皆未行。帝意既定，无怪总署拒绝李鸿章与小村协商也。关于军事预备，淮将先请撤兵回国，帝降谕曰：“彼顿兵不动，我先撤退，既先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复，殊属非计。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举致讨，即在指顾。”至是，又谕李鸿章“懍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明日，李氏尚电总署谓小村若来，先商大略，即撤兵何如？朝廷固不之许，小村亦未来津。其时淮军二千余人驻于牙山，归叶志超统率，一部分由聂士成将之剿匪；至是，李鸿章雇英船载兵自津往援，船有名高升者，载军火尤多。左宝贵、马玉昆则自陆路奉令将兵入韩。日兵之在韩者一万余人，多在汉城。二十三日，舰队备战，自日本出发，奉有攻击之密令。二十五日，于朝鲜丰岛附近，遇见护卫运输之华舰二只，发炮轰击，华舰于未宣战之前，不意即有袭击，处于不利之地位，发炮应战，一沉一逃，高升俄亦击沉时。人讥议管带方伯谦之畏怯，殆为冤狱。日本宣传华舰首先开炮，则为避免责任之计，全不足信。近时其历史学者固已承认矣。

综观中日之战，多由于陆奥及陆军海军长官之造成，其所顾忌者，唯列强之干涉耳。二国之争执时起，祸根隐伏，迄无解决之办法。其野心之外交家乃欲利用时机，造成战争，一则处于战胜者之地位，一则居于败辱情势之下，缔订条约，解决一切，其计至狡。盖中国之财力军备均不敌日，明了中国实状之日人固皆知之。中国于时一无准备，对韩既不能改革其秕政，又不能监督其外交，对日亦不协妥，士大夫徒唱高调，唯有出于战争之一途。然则战争殆不可免乎？曰，斯又不然。交涉之起，可用外交方法解决，李鸿章果有远见，先与日本协商改革之草案，固无重大之困难，且其计划非于此时始行提出也。不幸时无确定之政策，专赖他人，坐失时机，及至时已严重，朝议纷纷，挽回实属不易，况韩宫之包围，丰岛之海战，相继发生乎！李鸿章之失策殆无可讳，彼倡清议之士大夫，主持战议，实日本野心家之所希望者也。其人平日囿于见闻，迂腐固执，除作八股或类相近之文字而外，多无他技，乃扬眉吐气，论列是非，能不败坏国家大事乎！“误国之罪，等于卖国”，虽有为而言，岂谓此耶！日本学者有谓战争起于舰队出发之日，固有所见，军阀有意挑战，更何足责！七月二十五日，海军战起，驻于汉城之日军，向牙山出发，淮军时在朝鲜者共四千余人。明日，二军斥候交战，二十七日，唐绍仪潜行去韩，明日，韩廷给予大鸟公文，请日驱逐清兵，又明日，二军交战，叶志超率败兵退出牙山。其原因则淮军无几，而日军器械较为精利，叶志超且先得有后退之令也。八月一日，二国下诏宣战。

淮军自牙山退于平壤，聂士成所部踵至。平壤在朝鲜之西北部，旧称箕子故都，负山带河，形势险要。清廷先已命将统军由陆路渡鸭绿江而入朝鲜，其时铁路唯有自天津至山海关一段，运输不便，幸援军已至，全军人数约一万五千，势难反攻，乃建筑塞垒，为固守之计。日军亦待援军方始进攻，九月分路包围，十五日，开始猛攻，夺取北门要塞，总兵左宝贵战死，守兵退入城中，遍挂白旗，约定次日献城。及夜，叶志超率军，弃平壤出逃，退守鸭绿江西岸，朝鲜遂无清兵。其溃败者，一由兵士人少，一由指挥不一，叶志超奉命总统诸军，曾请辞职，盖知其难。诸将多无勇敢之气，指挥之方。兵士又无纪律，残暴专横，抢劫财货，役壮丁，淫妇女，安能望其力战？损失颇为重大，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精兵，败于此役若此之易，固非日将始料之所及。后二日，海上亦有大战，初敌舰活动，而北洋舰队未有功绩，朝臣争论提督丁汝昌之畏怯，皇帝下诏切责。九月，李鸿章令其率舰队护送陆军出发，抵于鸭绿江口大东沟。舰队有铁甲船二，快船十，共三万五千余吨，另有水雷艇四只。十七日，日本舰队游弋黄海，与之相遇，其司令伊东祜亨下令前进。其舰队有船十二，约四万吨。中国之铁甲船，大于日舰，而日船之快速新炮，则非华舰之所及。其开炮互击也，日舰列一字阵形，华舰作人形阵势。交战四小时，北洋舰队大乱，致远舰长邓世昌力战，全船沉没，丁汝昌督战受伤。斯役也，华舰沉没者四，死伤六百人，日舰重伤者三，其司令之坐舰与焉，死伤二百余人，胜利归于日本。其战胜者，多由于将士勇敢，操练有素，而能临危不惊，发炮命中。中国则将佐不能合作，激战之时，快船有旁观驶去者，铁甲船作战最为勇烈。据濮兰德之《李鸿章传》，舰中火药，有以细石子充之者，其言虽无明证，而军火以部议停买，固不足也。战后余舰逃入旅顺军港，日舰未曾追捕，遂握中国海上之自由航权。

陆海军相继战败，中国别无精练之军队、强有力之舰队，可以作战，胜负之局已定。论者谓李鸿章主张议和，迟迟出兵，为敌所乘，以致丧师辱国。平心论之，果先出兵，淮军人数亦不能多于平壤之守兵，谁能定其必胜乎？李鸿章先请募兵，朝廷尚不之许，论者之谬见，由于不知日本维新后之实力，意欲宣扬国威，深信小国竟敢欺辱大邦，可得一战败之也。总署大臣得报，李鸿藻谓李鸿章有心贻误，其言不知何所根据，李鸿章之主和，原为国家之利益，及宣战后，严饬所部将士力战，今实信而有征。翁同龢与辩者争论曰：“高阳（李鸿藻）正论，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朝议遂决，奏上，李鸿章奉旨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皇帝诏恤战死之将士，重惩兵败之大员，借以鼓励人心。李鸿章及其属员迭为言者参劾，其婿张佩纶留于幕中亦受恶名，奉旨去津，但仍无济于事。总之李鸿章掌握大权，任用私人，虽有相当之责任，而其改革之计划，则为朝臣所阻挠，对日交涉虽曰处置失当，然而战议倡于朝臣，最后决于皇帝，中国之失败，要多由于浅陋无识之士大夫也！淮军既败，朝廷调遣兵勇，诸将争出厚饷随地招募，军械则出重价，秘密向外购运，费用不足，则借外款，识者固知不能再战。二十七日，太后召见翁同龢，饬其传达旨意于李鸿章，请俄干涉议和。翁氏自称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其所谓世者，实指固陋之士大夫而言，国家之利害，不敌一己之虚名，夫复何望！太后命其传旨责问，始肯应命。十月初，李鸿章奉密谕进行，十日，欧格纳至津，劝其早日议和，李氏淡然视之，十二日，喀西尼自烟台返津，李氏请其干涉，未有结果。欧格纳返京，向恭亲王奕建议朝鲜独立、赔偿兵费以和。其政府颇欲和议成功，商于他国共同干涉，不幸为中国所拒。奕自免职后，家居养病，至是，朝臣迭请起用，冀其挽回颓势，殊不知事前尚易补救，一旦战事爆发，英哲才能之士，常难挽回，况中材如奕耶！吾人今虽为之失望，而奕之见解，固高于不知事理之书生，起用之后，倾向和议，其助之者，唯孙毓汶、徐用仪耳。奕多所顾忌，不敢进行，翁同龢闻知英使建议，斥其不应如此要挟，其言可谓不识是非利害。朝臣志锐奏请以款二三千万饵英伐倭，文廷式等亦以为言，且谓张之洞已有成说，牵强之文人，可谓极牵强之技矣！其人仍持战议，或谓日本国势兵力不能与西洋各国同日而语，或谓断其各口通商四五月之久，则将自毙，或谓李鸿章有心贻误，闻败则喜，闻胜则忧，而“凡曾经战阵之士，通达夷情之人，莫不以为螳臂当车，应时立碎”也。主持清议之文人，故作大言，实际上则颇惶恐。梁济在京，其日记曰：“平壤一败，士大夫交头接耳，惊疑变色，妄信讹言。上封章者不知致败之由，盈廷皆督战责效之人，请招兵增兵调兵进兵而已。”且有送眷避难者，庙堂则大言欺人，和议遂作罢论。

日军自据平壤，肃清朝鲜境内，进行迟缓，司令名山县有朋，是为第一军。清兵退守鸭绿江下流，以九连城为中心，淮将刘盛休、提督宋庆、将军依克唐阿奉命率兵往援，十月二十四日，日军小队自上流渡江，明日，大队以炮掩护架桥渡江，守兵不支，退守九连城。敌军攻陷城外东北之高山，以拊城背，守兵逃往凤凰城，俄再退守摩天岭，岭在奉天之东部，山道崎岖，易于防守故也。日军据有东边城邑，后中国援至，十二月，两军激战于海城城外，清兵不支而退，日军乘势夺取海城。方第一军之将进攻也，日本另派第二军来华，大将大山岩统之，十月二十四日，自花园港皮子窝（一作貔子窝）登岸，日船运输军队，未曾顾虑北洋舰队之袭击。丁汝昌后以日军将至，先率舰队归于威海卫，意欲将其保全也。旅顺炮台亦无动作。十一月初，日军开始活动，六日，进攻金州，金州者，旅顺之门户也，东北有山，形势厄要，守兵力单，未能据守，徒防空城。日军攻之，炸门而入，守兵败集于大连湾，全军为之丧气。初淮军刘盛休所部驻防旅顺、大连，及平壤败后，往援九连城，朝廷命将募新军守之。七日，日军分三路进攻大连，陷之，其原有之大炮枪械，反而资敌，旅顺益危。大山岩休军十日，败报达于北京，朝命宋庆往援，途中与日军相遇，激战不胜。二十二日，日军大举进攻旅顺，海军助战，陷之，炮台先曾雇用德国军事专家筑成，依山而立，颇称坚固，败兵不能为一日之守。日兵入港，以俘虏遭割肢体，怒称败兵改装逃走，捕杀约二千人，以为报复，亦云惨矣！朝廷得报，李鸿章奉旨革职留任，摘去顶戴，宋庆亦得处分。朝臣以为淮军不可复用，改用湘勇。初战祸起，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率勇出战，吴氏平日练习击射，以为湘人可用，朝廷许之，奉命驻防山海关，诏前湘将魏光焘、陈湜募勇北上，并饬招用猎户，又为捣穴之计，筹备东渡、初命刘永福，而刘氏复言不可，改招广东渔船，亦未成行。朝臣之视战争殆为儿戏，迂腐无识，何至于此！明年，吴大澂奉命出关，诸将先已退守营口，二月，日军进攻，陷之，二军始得联合，守兵退至田台庄。三月九日，二军激战，守兵大败，辽阳危急，帝促钦差大臣刘坤一出关督师。

自黄海战后，日本海军之声威大振，保护运船，第二军之取旅顺，舰队亦有力焉。北洋舰队则匿于军港，不敢再出，朝旨调南洋兵舰三只共守渤海，初英国以为战争妨碍其商业，请于日本划上海及其附近为局外之地，日本许之。其舆论谓上海设有机器局，制造军火，运往战区，而政府固不敢违反前言，撄触英国之怒也。长江下流无须军舰防守，其困难则南洋舰队之战斗力，远非北洋之可比，一旦驶出长江，日舰可得全数毁灭之也。刘坤一奏称不可，及旅顺失守，旨调四船北上，新任江督张之洞电告李鸿章曰：“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其言抑何可哀！李鸿章乃饬丁汝昌严守渤海，余舰匿于威海卫。一八九五（光绪二十一）年一月，日本决定攻取威海卫，兵舰炮击登州，以分守兵之力，十日，陆军约二万人自荣城湾上岸，其地在威海卫之东，不足百里，而竟不顾华舰之袭击。北洋舰队时已埋置水雷于港口，以防日舰之驶入，其主因则为军火不足，士气沮丧，而政府且欲保全余舰也。荣城陷后，日军进攻威海卫炮台，丁汝昌先恐南帮炮台不守资敌，请于守将毁之，不得，三十日，炮台失守，日军将其修理，炮击泊于港内刘公岛之华舰，舰队助之，北洋军舰遂困守于绝地。日舰施放水雷，破沉铁甲船一，快船数只，余船不堪再战，水兵不听指挥，外员劝丁汝昌出降，伊东祐亨先且致书说之。二月十二日，将士致书伊东请降，约其毋伤军民，伊东复书许之，十四日，议妥条件，后二日，海军出降，丁汝昌先已自杀，将士亦有死者。初朝臣迭参丁汝昌，李鸿章为之力说，部下又为之请，始免于祸。平心而论，海军实较陆军能战，时人固不之察，投降则犯罪至重，家属将或牵及，至于情势之危急，虽战亦无效果，徒丧人命，而朝廷固不之问，必将查办，死则尚可认为忠臣，而保全其家属也。北洋舰队于是消灭。

平壤大东沟败后，日军尚未侵入国内，即行议和，尚或不至如马关条约之屈辱，太后、恭亲王、孙毓汶等均有此意，英使出而调停，其政府商于他国，将欲干涉，不幸以不明事理之主战派之斥和，未能进行。及九连城失守，第二军登岸，太后深为烦恼，十一月一日，召见军机大臣，垂问计将安出。孙毓汶奏请各国调处，奕劻请命恭亲王督办军务，二日，旨下，三日，奕邀请各国公使来署议商调停，其提出之条件，则为中国承认朝鲜自主，赔偿日本兵费，又电驻外公使向其外部婉商，无奈形势迥异于前，俄德不愿与闻，独美使田贝（Charles Denby）颇为努力，六日，驻日美使奉命照会外务省，称其政府愿意调停。陆奥初置不复，而中国军情日急，金州、大连相继失守，太后遣总署大臣张荫桓至津，密商于李鸿章，进行和议。李谓派大员前往，将为日本所轻，请派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往。其函告奕谓权宜以头品顶戴授之，给予公函，遣之东渡。十九日，德璀琳往日，伊藤不肯接见，遣其侄来晤，奕闻美可以调停，召之回国。会日外务省致觉书于美，婉谢调停，并谓中国尚无同意于满足媾和基础之诚意，陆奥向美使私语，谓两国议和文件，仍由美国传达。总署得报，请托美使电问日本，将以何种条件为媾和之基础，日本则谓和议之前，不能公布条件。旅顺时已失守，援军不利。十二月七日，李鸿章密函奕建议于上海或烟台会议，奕决定以上海为会所，商请田贝电报东京，而日本拒绝，但谓无论何时，均可开议。慈禧太后主张和议，已与光绪不协，光绪受其亲臣主战之影响，以为北方气候严寒，日军不能忍受，援军反攻，将即败之，但以太后之命，诏授张荫桓及湖南巡抚邵友濂为专使，明年一月五日，特降谕旨曰：

朕钦奉皇太后懿旨，张荫桓、邵友濂现已派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事件，所有应议各节，凡日本所请各节，均着随时电奏，候旨遵行。其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有未逮之事，该大臣不得擅行允许，懍之慎之！

兵败之后，屈而议和，尚有若此之限制，和议何能有成？光绪盖迫于太后之命，盖无议和之诚意。张氏出京往申，未奉即日东渡之命，与邵友濂滞留于沪上，其主张则和战并行，统兵大员不可意存观望。据其奏疏，行抵通州，接翰林学士准良书，谓其以一身任天下之怨，到沪奏陈一战，请旨回京，及抵上海，则“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讥，互相传播”。其人或劝其自为身谋，或倡高调诋毁，战事究作若何结束？国内之损失，将若何减低？并无明言，而徒意气用事，识见毫无，身居租界，依托外人保护，既不应召杀敌，又不毁家纾难，而犹扬眉吐气，以博高名，尚知人间羞耻事耶！而在当时则为清议，清议之误国殃民，由来久矣！其在京中，御史安维峻请杀李鸿章，并言太后干涉朝政，将无以对祖宗天下，和议实由李莲英左右之等语，其放言高论，毫无忌惮，无怪光绪欲重惩之也！太后亦欲战后，整顿言官，言官不善利用言责，固害多利少也。日本政府先由田贝传达总署，会议于广岛，明年一月，日军进攻威海卫港。十九日，总署电转谕旨饬二使东渡，二十六日，渡日。日本政府得报，陆奥拟定交涉之方针，协商于伊藤，最后决定议和条件，严守秘密。其原则由陆奥拟定，中国承认朝鲜自主，日本以战事胜利，要求割让土地，赔偿兵费，二国议定商约，交还俘虏。御前会议决定采行，其时日本海陆军作战，无不胜利，日人之希望甚奢，文武官之意见不协，而又顾虑列强之干涉，颇难于决定也。明治诏授伊藤、陆奥为全权大臣，三十日，张、邵抵于广岛，二月一日，与日代表相见，互勘全权证书，而清使所交者则为国书，日方不收，乃以敕书示之，中有“电达总理衙门请旨遵行”之句，陆奥问其有无专对议决之权。明日，张、邵复称其权一如日使，伊藤仍谓全权不足，不能开议，指摘中国外交多无诚意，和使之来专为试探消息。张、邵请换证书，日使亦不之理，会议决裂。伊藤独与参赞伍廷芳语，明日再谈，建议恭亲王或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又谓广岛为军事重地，命船送使归于长崎。盖日方怀疑清廷尚无诚意议和，会议之先已有考虑，且其要求之条件关系重大，非中国大员磋商，殆无结果。张、邵二使均非其人，故其来至广岛，日方不肯予以发电之便利，先已不愿与之协商条件矣！

和议失败，朝廷欲加二使全权大臣，改换诏书，而日本拒绝。其外务省由美使转电中国，谓和议无论何时可以再开，总须中国改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名素著之员，给与十足责任”。其时东北援军溃败，威海卫失守，光绪无法，始肯遣派李鸿章东渡，迫于太后之命，二月十三日，召之入京。总署商请美使传达日本，十七日，外务省电称除允偿兵费、朝鲜自主而外，若无商让土地及办理条约之全权，即无庸前往，后二日，再以为言。李鸿章应召入京，与枢臣会商，或言非割地则和议无成，或言地不可割多给兵费，李鸿章请翁同龢同往，而翁氏不可，往谒公使，亦无法补救，终迫于势，二十六日，总署由美使转电日本，略称和使有讨论各问题之全权，割地之议遂定，全权证书底稿，亦先寄往日本。日本政府未有异议，决定于马关会议。三月五日，李鸿章出京，有参议李经方，参赞伍廷芳、马建忠等自津乘德船东渡，十九日，抵于马关，明日，与日使伊藤、陆奥相见于春帆楼，互勘敕书，光绪颁发之诏，未曾签名，日方未事苛求。李鸿章要求休战，伊藤约以明日答复，请其就馆，李氏亦答以明日，乃泛论中国之改革，会散李氏电报总署，并言日舰往攻澎湖、台湾。及期，伊藤提出休战条件，中国交出山海关、大沽、天津城塞，守兵军需铁路，担负休战期内之日本军费，约以三日答复。李鸿章称其严酷，碍难允行，将其电报总署，光绪令奕劻等商于驻京公使，均以先索和议条款为宜，谕旨则称“停战期内，许给军费，如彼不允，则置不论，索其和议条件”。二十四日会议，李鸿章撤回停战之议，请其提出议和条件，伊藤允于明日提出，日兵时自澎湖西岸上陆。会散，李鸿章归馆，途中狂徒出手枪击之，中颊，流血不止，立时晕绝，日使前往慰问，日皇遣医诊视，下诏惋惜。其事发生，各国舆论皆不直日，将有干涉之意，日人亦颇惊惶，其代表乃欲缓和国际间之形势，主张休战，而阁员多不满意，伊藤亲往广岛协商，面奏日皇，日皇许之。二十八日，陆奥通知李鸿章，伊藤俄至广岛，三十日，议订休战条约，其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期为二十一日。

李鸿章伤后，仍不忘国，其照会日使，仍请提出议和条件，朝廷闻其受伤，诏授李经方全权大臣。四月一日，日方提出和约底稿，共十一条，其主要者凡九：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立，废绝朝贡典礼。二、割让盛京省南部、台湾、澎湖。三、两国派员勘定地界。四、中国赔偿库平银三万万两，分五次交清。五、二年内华人尚未迁出割让地者，视为日本臣民。六、二国议订商约，和约画押六月后，中国照办下列之条件：（一）开放顺天府、荆州、沙市、长沙、湘潭、重庆、苏州、杭州。（二）开放内河，日船得自宜昌驶往重庆，自洞庭湖驶入湘江，直达湘潭；西江达于梧州；自上海驶进吴淞江（苏州河）达于苏杭。（三）日商贩运入口之货，纳值百抽二代税后，豁免一切杂税。日商贩运土货出口，及货物于各通商口岸者，亦得免除杂税。（四）日商将运出之货，或运往内地之货，暂行存栈者，毋庸纳税。（五）税银用库平银核算外，亦得照价输纳日币。（六）日商所设工厂，其运入之机器，只纳进口税，其制造之货物，得照日商运入之货物一体办理。（七）中国修濬黄浦江口吴淞沙滩。七、条约批准交后三月内，日本撤兵。八、日本为保障和约之实行，得驻军队于奉天府、威海卫。九、交还俘虏，中国宽免关系日本军队之华民。伊藤交与中国代表，限其四日答复。

条件之苛酷无以复加，李鸿章电报总署，请其将割地索费密告英、俄、法公使，关于通商利益，则严守秘密，患其有利可图，协而谋我也。总署大臣商于三使，未有结果，枢臣之意见不一，未有训令。李鸿章先已饬其属员草成说帖，说帖以二国永久大局为立场，承认朝鲜自主，而于割地、赔款、通商三端，反复哀辩，五日，交送日使。日本先时迭以亲善为言，李鸿章亦欲以永久和睦减少条款，伊藤不为之动，六日，照会李鸿章，请其说明全案能否应允，或某款不能应允。李氏电报总署，称日注重割地赔款，且曰：“若欲和议速成，赔款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枢臣时方龃龉，对于割地，大起争论，奏报太后，懿旨则谓两地均不可弃，盖太后自去岁主张和议，与光绪不协，转欲主战以窘之也。朝旨则令李鸿章反复辩驳，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八日，李鸿章电称澎湖已失，敌已攻陷之地，争回一分是一分，断不放松其未占据之处；关于赔款，则请减少，商业权利则照最惠国待遇；一面应日方要求，草成节略，除割地赔款面议而外，均有切实之答复，伊藤邀李经方密谈，经方携节略前往，伊藤多方恫吓，以为提案一部分答复，一部分面议，不肯接收，李经方回馆。

李鸿章得报，立电总署，内称时事迫急，允让盛京边境四城、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又令属员草成和约修正案共十二条，其要款则二国承认朝鲜自主，中国割让盛京四城、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关于日人商业，则照最惠国待遇，末附仲裁条款。修正案送交伊藤，十日，会议于春帆楼，陆奥适病，伊藤独与李鸿章相见，提出修正案，减少盛京割让土地，改赔款为二万万两，减少商埠，删去值百抽二代税，取消疏浚吴淞江，放弃奉天府驻兵。李鸿章力请再减赔款，割地则辽东限在营口以北，台湾不必提出。伊藤不稍让步，限三日答复，且出恫吓之言，明日，函称其修正案为最后条款，望其四日答复。盖时日方闻知列强将欲干涉，乃先强迫李氏承认也。十二日，李鸿章再请会商一次，而伊藤复称无可再议，李氏迭将困难情形，电告总署，并以和议决裂为忧。朝旨先曾饬其商减军费，允许割让澎湖，许日于金州、台湾开矿，十三日，再行让步，主张收回营口、牛庄，割让台南，如无可再商，一面电闻，一面即与订约。李鸿章得旨、电称难于商办，和议倘或决裂，让步之商业权利，将再提出，运兵船预备西渡，迭以事机紧迫为言。十四日，旨称“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明日，二国全权大臣再会于春帆楼，作最后讨论，其结果则辽地划界，赔款利息，及占地军费，稍有改变；关于通商事宜，日方放弃内地租栈，日币纳税，日商开设工厂限于口岸，十七日，签字，是为马关条约，另成议订专条，另约停战展期专条各一。马关条约凡十一条，兹言其要款于下。一、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自主国。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三、赔偿军费二万万两。四、二国另订商约，未成之前，许日享受最惠国待遇。五、中国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商埠，日船得自宜昌驶往重庆，自上海驶进苏州、杭州。日商贩运货物得暂存栈，免除税捐，又得于商埠开设工厂，制造货物。六、威海卫许日驻军，于赔款付清商约成立，始行撤退。七、交还俘虏，中国宽待关涉日本军队之臣民。专条则言条约以英文本为凭，另约规定威海卫驻兵及中国给费事宜，停战则延长二十一日。

十八日，李鸿章率其属员自日回津，遣员送约入京，朝野之非议蜂起。初战争期内，陆海军莫不失败，士大夫不能了解其原因，徒言将士不肯力战，朝臣竟以牵强附会之传说，不足凭信之谣言，上奏皇帝，如御史奏劾李经方于日开设银行，与日主结为婚姻，甚者称为日本驸马。光绪择其奏疏，谕李鸿章查办。兹举二事为证，一称倭军半系叶志超、卫汝贵等溃散之卒，由龙稚梅统率，铁路总办吴懋鼎以米八千包接济倭军，举铁路以畀倭，亦在意计之内。一称天津船户奉命运米两船，将赴海口，悄将米包拆开，俱是火药，惟面上是米，船户赴关道首告，查验果然，并有督署图记，即赴督署禀陈，至今尚无发落。二事均为无中生有，而竟言之凿凿，其诋毁李鸿章无所不用其极，而识见愚陋何至于此！士大夫之无评判能力，由来已久。及张、邵议和不成，御史联衔请战，中云：“诣倭乞和，举朝震惊，同声悲愤，不知何人敢为皇上主此议者！恐大事从此去矣！……堂堂中国偶因兵事小挫，遂屈体于蕞尔之邦，至于我之遣使由彼为政，彼气愈骄，我颜愈赧，彼方偃蹇而不顾，我更匍匐而乞怜，伊古以来，有此国体，有此人情乎！”其言多本于情感，究于时势何补！国中无可战之兵，缺乏枪械，财政紊乱，出重代价，向外借款，其将何以持久！凡此事实，朝臣疆吏固不之问，对于割地赔款之《马关条约》之反对，原在意料之中。其人对于条约内容，或不尽知。张之洞首先反对，宋庆、刘坤一等亦以为言，朝廷谕刘坤一、王文韶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而其复奏仍为游移两可之词，会闻德俄法干涉还辽，言者益多，争论悔约再战。张之洞电请朝廷以赔倭者，以赂英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功。急与俄订密约，如俄助我，分新疆与之；如英助我，分西藏予之，并给以商务利益。又电其前属员王之春向法外部商阻割台，其办法可谓奇异之至，世界上聪明外交家，殆无若张氏者！名士康有为应试在京，联合各省举人草成奏疏，请迁都决战。其文虽未上递，然颇称于一时，足以代表牵强附会之文人，本于捕风捉影之惯技，不知国中之情状，纸上谈兵，迂阔不切于事，徒博高名而已！战祸之起，损失之重大，唱高调之士大夫，盖有重大之责任，误国之罪，其何能辞！其人既不毁家纾难，又不亲赴前线，袖手高谈，若处于第三者之地位，大贻祸于国家，岂得再倡高调耶！梁济日记，曾论京官曰：“不知真正情形，妄为测度，竟说出传檄而定，此国必亡，浮浅嚣动，至于此极，温州黄员一代伟人之名，而早令其眷属逃难。顺德李为满朝文人所崇拜，而虑及随扈，又虑及书籍遭楚人之炬。”其文作于日军初入境内之时，朝臣竟惶恐至此，有劝其送老母出京者。清议固不能代表时论。

朝廷受其影响，又以三国将欲干涉，四月二十二日，电饬李鸿章改议赔款，李氏复称不可，且曰：“为今之计，和约既不可悔，应简派重臣赴烟台，候换约时，剀切与商，或稍有济。鸿伤病，莫能兴，断难往烟台，且不可以一口说两样话，徒为外人訾笑。”二十三日，三国驻日公使各致通牒于外务省，要求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初战争将起，英俄曾欲干涉，均以日本应付得法，以及二国不肯对日作战而罢，及华兵退出朝鲜，英国尚欲干涉。迨日本战无不胜，总署迭请列强调停，而英已改政策，转而亲日。俄国则以日本承认维持朝鲜之原状，不肯调停，他国亦不愿干涉也。俄国外相罗拔诺夫（Lobanov）于一八九五（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尚谓无调停之必要。其先李鸿章入京，商请各国援助，未有结果，三月三日，再向德使陈说。德国政府得报，六日，训令公使忠告日本要求大陆土地，恐将引起干涉。八日，德使照会日本外务省，陆奥以为英俄未有干涉之意，不肯让步，其公使青木奉命向德外相疏通，外相仍欲进行，商请英俄合作，德皇威廉第二之意，欲其成功，可向中国索取代价也，然无结果。及李鸿章东渡，日方提出苛酷之休战条款，总署再请列强干涉，俄德许之，会李鸿章被刺，日方另提条款而罢。迨日提出和议条件，总署将其通知驻京公使，求其援助。日本应付之策略，则以中国权利土地，诱说列强，以求其谅解。其驻英公使向英外相声明，日本既不反对俄得满洲一部分土地，建筑铁路，又于英并舟山群岛，德取东南一岛，亦无异议。对于法国，当或另有条件也。德皇初谓和议条件平允，继念黄祸，改变思想，其外相以为日据旅顺，将危险于欧洲之和平，大使奉命活动于英俄。俄国财政大臣微德（Count Witte）以日据旅顺，将妨碍其进行之计划，罗拔诺夫亦言日并辽东半岛，则北京危险，朝鲜之独立徒有其名，四月八日，决定干涉。微德之主张，则谓日本拒绝要求，即令舰队断其海上之交通，而使其在大陆之军队，无所接济。外相商于德、法、英国，德国许之，法国对于还辽，原无利害之关系，其外交政策则连俄国，凡其请求，无不许之。英国则拒绝加入，反以消息报告日本。至是，三国公使提出照会，尤以德国措辞为强硬，日本多方挽救均无成功。五月一日，外务省复称日本除据金州而外，愿还辽东半岛，但为担保条件之实行，得暂驻兵于其地，三国不许，于是中国利用时机，要求修约。

朝廷于三国干涉之后，谕令李鸿章与伊藤通信，为不放弃台湾之地步，李氏仍言难于补救，五月二日，总署电请驻日美使，转商日本延期换约，及夜，伊藤电告李鸿章换约，须于停战期内办理，换后再行商改。李鸿章请其考虑割让台湾。三日，帝派伍廷芳、联芳同往烟台，预备换约，拟给日本使臣照会，申请修约，一则关于三国还辽，一则关于割让台湾。其换约与否，犹待最后训令也。其时枢臣意见不一，太后不愿有所决定，据翁同龢日记，先言一切请皇帝旨办理，后饬枢臣会商一策以闻。光绪犹豫不决，心至烦恼，会天津忽大风雨，海啸继至，而日本坚持先行换约之说，三国亦无明显之表示，始派使臣往烟。其主张换约者，首推孙毓汶、徐用仪，恭亲王亦倾向之，其力持异议者，则翁同龢也，日本政府鉴于形势之严重，及中国之要求，大为不安，五日，明治诏还辽东，遣使换约。七日，日使船抵烟台，要求明日从速换约，并出恫吓之言。八日十时，李鸿章电告伍廷芳，谓总署来电，三国均嘱暂缓互换，业已再商日本展期，下午四时，总署电告李鸿章，忽称三国不肯援助，着伍廷芳即与日使换约。其改变之原因，据翁同龢日记，翁氏先与孙徐力辩展期换约，光绪从之，其称三国者，盖为饰辞，及至换约之日，德使函称不能援助，驻俄公使许景澄电称俄国亦不过问，朝旨遂定。彷徨不能自主，专恃他人，结果如此，抑何可哀！李鸿章得旨，电告伍氏换约，一面电告伊藤谓前请暂缓换约之议，作为罢论，而伊藤允许延期五日换约之电文适至，无奈三国不肯援助，换约迟早，固无重大之意义。斯日下午十时，二国使臣换约，光绪下降朱谕曰：

近自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行废约决战，以冀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出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熟筹审处，万不获己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近日关内外事情更迫，北则近逼辽沈，南则直犯畿疆，皆现前意中之事。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廿余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惊，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是用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用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求兴革，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宜事事核实，力戒具文，以收自强之效，于内外诸臣，实有厚望焉！

诏文措辞，其何可哀！先无准备，何必败坏国家，贻害人民！光绪俄再降诏申言前意，而朝野上下，仍言李鸿章误国，订成割地赔款之条约，殊不知于战败之后，敌人之气正炽，而我居于屈服之地位，于其要求。势常迫而许之。于此情形之下，和议代表往往难于补救，吾人多为情感所动，对于订约之人，不能谅解其应付之困难。李鸿章受命之时，请派会办，而朝廷不许，一人乃独受谤。其书告新疆巡抚陶模曰：“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则以铺张糜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其言多非饰词，吾人今殊谅解其局中之困难。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所索代价，亦由其决定。十一月，二国订成条约，其条件凡二：（一）中国付日库平银三千万两。（二）三月内日兵撤退。李鸿章与日使议商商约，中国请将领事保护华人载入约中，日本则欲载明改造土货不完口岸正税，相持不决。明年李鸿章出国，由总署大臣张荫桓等交涉，订成通商行船章程。其重要条款，多同于列强在华享受之权利，俄再议订专约，在华日厂制造货物之征税，同于华人设立之工厂。

辽东半岛，以三国之干涉交还中国，而台湾、澎湖则仍根据《马关条约》，割让日本。初马关和议，伊藤明言海军往攻澎湖，三月末，占领全岛，于是往来福建、台湾之船只大感困难，台人惊恐，俄闻割台湾为议和条件之一，人心更为不安，暴动时起。朝廷以台湾新设为省，惜之过于辽东，多方避免让与日本。张之洞奉旨接济台官饷械，其巡抚唐景崧商于英国领事，由英保护，其提出之条件，则中国管理土地政令，而以矿产杂税酬英，未有效果。奉命往俄之王之春时在法国，以之商于外部，外部答称电令法舰往台，并约西班牙协助，以德皇反对而罢。台绅谋立共和国，五月，呈请巡抚唐景崧暂统政事，景崧自称总统，宣布台湾为民主之国，召集国会，其议员每日得银五角。总统电告各省大吏曰：“崧……允暂主总统，由民公举，仍奉正朔，遥作屏藩。”朝廷交涉既归失败，乃沼唐景崧回京供职，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以窘辱其父子，李经方托病推诿，奉旨切责，迫而渡台，交让政权。唐景崧时在台北，台南由前黑旗军主将刘永福管理，驻台军队颇众。日久蓄兼并之心，固不肯放弃也。明治已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率舰队陆军前往，五月末，日军自基隆东南海口登岸，台兵力战而败，六月三日，日军攻陷基隆，守军逃溃，沿途抢劫，明日，败报传入台北府，总统府之职员，皆弃职逃。于是土匪蜂起，纷扰不堪。七日，日军始至，乘势进取淡水，台兵或附船内渡，或入台中，或往台南。日军既据台北，其地气候炎热，疾疫流行，交通困难，军队虽无激战，而感受痛苦，刘永福尚在台南驻守，日舰以风不利，迟至十月驶行，十二日抵于要港安平，刘永福知势不敌，俄即逃去，二十一日，台南尽降。日军之征台湾也，死亡一百六十四人，伤五百一十五人，病死者四千六百四十二人，先后病者凡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四人，牺牲可谓巨矣。中国方面则军械电线等物均归日本，识者固知战必不胜也，信如李鸿章曰：“果能如约内渡，得以从容料理，则公家饷械，民间财产，保全实多。”

二十四年中之中日交涉，以《马关条约》作一结束。中国领土之广大，等于欧洲，人口之多，约世界总数四分之一，而反败于蕞尔小国，其老大衰弱，及政治上社会上所有之弱点，暴露于世，列强因而乘机争夺权利，中国几至不国，固订约通商以来，外交上未有之变局也。初鸦片战争，清兵虽败，而《南京条约》，中国尚未居于屈服地位。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皇帝出逃，圆明园被焚，虽曰屈服，然于内乱未平之时，尚得诿称防御叛人，而不能专方对外也。中法安南之役，尚互有胜败，乃于此战，海军则北洋舰队全数消灭，陆军节节败退，天险要城相继失守，二国初以改革朝鲜之内政而战，订约承认朝鲜独立，问题业已解决，而又割让南北土地，赔偿军费，其数非中国财力所能按期交清，迫而大借外债。条约又许日商开设工厂，其先驻京公使，迭次要求，总署迄未让步，至是，外商根据最惠国之待遇，享受同样之权利，本国商人益处于不利之地位。和议之时，中国代表数以二国亲善为言，伊藤则以武员与国会之故，不稍让步，其先日使来华交涉，莫不倡言亲善，何压迫中国至此！李鸿章之失策，则鳃鳃然以和议决裂为虑，不敢坚持力争，日方则患列强干涉，威胁李鸿章承认其要求。条约成立之后，朝臣尚不觉悟，力图振作，其诡谋阴计，徒为将来重大之损失。李鸿章电复驻俄公使许景澄曰：“虽欲变法自强，无人无财，无主持者奈何！”其时愚民排外仇教之行动，变本加厉。识者益信清廷不足有为矣！列强进而争夺权利，近代史中世界上大国无一衰弱屈服若是之例！其造成不良之现状者，虽曰知识陋浅，政治腐败，抑由于社会上环境之恶劣焉！李鸿章等之任用私人，实为家族制度与桑梓思想之结果，凡事之不能认真办理，或切实整顿者，固其原因之一也。战争期内，人民之视政府一如昔日，甚者甘为汉奸，北方败报传达南方，而上海之商人娱乐如常，甘肃之回人蠢蠢然起而作乱。说者曾言中日之战，乃以中国直隶一省而战日本全国，其言虽不尽确，固可略见国内情状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