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内政外交续前）

外使驻京解决于英法联军之役，英、法、美、俄使馆相继成立于北京，咸丰患其觐见，不肯返京。同治嗣位，外使要求觐见，总理衙门答称太后听政，不能照允。其在京也，除与总署大臣相见而外，不得与各部院大臣往来，英使威妥玛为李鸿章言之，李称其不管洋务，故无外交。英使则曰：“各国规矩无论管理洋务与否，皆可互相往来，以敦友谊。”适用西方之政教于中国，实非易事，入觐问题尤难解决。朝臣之心理，多欲外使如礼跪拜，而公使固力不可，且执条约上不得有碍国体之说。朝廷视为重大事件，一八六七（同治六）年，预筹修约，列举问题，谕疆吏奏复，曾以之为问。左宗棠论之曰：“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礼，使臣未必遵依。窃思彼族以见其国主之礼入觐，在彼所争者，中外钧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此礼限于呈递国书。”左氏并言使臣平日无须请觐，若欲请觐，仍行拜跪礼乃可。曾国藩请于皇上亲政之后，许其入觐，不必强以其难。李鸿章之意见，与之相同。三人与外人接触较久，多所询问，故其言如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则言“彼既不行中国之礼，其桀骜之气，自难遽驯，……若准入觐，恐将来锥刀之事，动烦睿鉴，措置较难，……似不如先为婉拒，……以杜其渐也”。丁氏之言足以代表朝臣之议论。会朝廷派前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聘于列强。据恭亲王奕䜣奏报，有饬其无庸谒见君主之语，据外人记载，蒲安臣谒见外国元首，称同治亲政，亦许外使入觐。及天津教案起，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旨渡法道歉，以递国书见法皇向总署请训。曾国藩与李鸿章书言其事曰：“总署答以昔年与蒲安臣咨，已预议中国使臣至外国不必面递书一层，是见不见，均可交递。并云，如始终龃龉，但向彼国执政取一不收国书之照复，即可回京复命。”信如其言，蒲安臣之允许，殆出于训令之外。公使入觐之问题，迄无适当之解决。

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同治大婚，筹备多日，礼极隆重。驻京公使以为将得通知，前往庆贺，不意大婚之前，总署派崇厚等至各使馆告其于良辰之日，不可在街上行走，并请其通知本国人之在京者，斯日在家。公使大怒，有当面予以教训者，但无如何，许而从之。明年二月，同治亲政，俄、德、美、英、法公使共同照会总理衙门请觐，总署大臣诧为异事．议商多日，初欲公使行跪拜礼以难之，公使坚持异议，未有解决。三月，公使再请，最后议定公使先行免冠，五鞠躬入觐，恭亲王说明鞠躬曰：“即彼国俯首立地而叩之礼，”其主张改三为五者，表示尊重之意，公使同意，由一员读词称颂，其词先期知照总署。朝臣多言不可，翰林院编修吴大澂以为入觐不跪，则普天臣民，必愤懑不平，且曰：“我国定制从无不跪之臣，……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洋人狡狯之情，虚词恫喝。诚所不免，不过借此以为挟制之计。”其言不知何所根据。御史吴鸿恩亦论不可。同治犹豫，谕直督李鸿章妥议，李鸿章将其驳斥，但言“只准一见，不准再见，只准各使同见一次，不准一国单班求见，当可杜后觊觎”。其言岂对时论而发耶！朝臣以为外使入觐，可得乘机要挟皇帝，而许其请求也。御史仍言不可，王昕请陈兵以惧之。边宝泉奏曰：“皇上独伸乾断，以不见拒之，并谕中外大臣严设兵备，以崇朝廷尊严之体，以杜外夷骄纵之萌。”于是朝议庞杂，恭亲王不敢自专，奏称仪节辩论三月，请交廷臣妥议，俄再奏言将致启衅。御史吴可读亦言不必与之较礼。六月，同治诏许公使入觐，值日本大使副岛种臣在京办理交涉，持有国书，亦请入觐，面递国书。总署大臣以其为同文之国，欲其跪拜，副岛拒绝，大臣请改为五揖，其理由则公使许改三鞠躬为五鞠躬也。大使终不之应，乃一律待遇，论及入觐班次，大臣声称公使在京已久，理应先见，副岛称其为头等钦差，当先入觐，互相论辩，总署大臣久始让步。入觐之先，总署议定仪注，公使不得带剑上殿等，请其先至总署演习，外使深为失望。

六月二十九日为入觐之期，副岛首先入宫，英、俄、法、美、荷公使继至，会于北堂，崇厚引入福华门，文祥出迎，外使略进茶点，由大臣导人紫光阁之行帏，专伺召见，而皇上久待不至，九时，始御紫光阁，据恭亲王言，西北之军报适至故也。副岛入觐，鞠躬如礼，置国书于黄桌之上，恭亲王叩首将其上呈，下阶宣读敕语，声浪低微，大使再鞠躬而退。五国公使继之觐见，俄使高声诵读法文祝词，德使馆译员译之，译后，公使次第置其证书于桌上，恭亲王跪奏宣传谕旨如前，而礼已毕，为时约十分钟耳。法使独留不去，递其总统答复天津教案之书，礼节如前，礼毕而退。于是久经交涉之入觐，始告解决，结果不过如此。外使之要求不已者，谓清帝不许入觐，含有轻视外国之心理，非以平等敌国之礼相待，力争得之，非以天朝皇帝异于常人，而动其好奇之心，必欲一见而后快也。礼毕，总署宴请大使公使，公使不至，独副岛往应，《京报》记其始末，兹录《清朝全史》一节于下。

英公使先诵国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其文译自英文，稻叶译成日文，但焘自日文译为中文，辗转适译，不无稍异于原文，作者未见原文，引之以见朝臣之思想。此种记录轻侮外使，又非事实，殊非亲善友邦之常态。其于紫光阁接见外使者，阁为外藩君长入觐锡宴之所，乃朝廷权宜之计也，外使多有怨言。及光绪嗣位，云南马嘉理案起，威妥玛怒而出京，李鸿章于津留之，节略记其问答。威云：“现在两宫垂帘听政，我们亦须请觐，各国皆有此例。”李云：“两宫垂帘，非比皇上亲政，中国向无此例，不能照允。”威云：“条约内既有国主，就可请觐，并未分别，但我们不是就要商办，和约本有准觐及碍于国体之说。”后《烟台条约》成立，关于入觐，虽有规定，而太后于归政前及光绪亲政之初，迄未准其进见。外使啧有怨言，驻外公使薛福成为之奏请，始乃许之，又以觐见之宫殿发生争执，公使初有主张不必入觐者，后始让步，议定召见于紫光阁，礼节一如前例，仍行五鞠躬礼。

外使驻京，中国亦得派遣使臣驻于外国，历史上无派使臣驻外之例，唯常有外国使臣入京朝贡。清初二百年中独雍正于一七三三年，防准噶尔部联俄，派遣使臣聘于俄国。至是，外使迭以为请，而传统思想，难于一旦破除，更以人才难得，费用浩繁，放弃应有之权利，及筹备修约，垂询疆吏。左宗棠曰：“外国于中国山川、政事、土俗、人情靡不留心谘考，而我顾茫然。驻京公使恣意横行，而我不能加以诰责，正赖遣使一节以诇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曾国藩曰：“遣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似应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可使绝国人员，储以待用，不论官阶，不定年限，有人则遣，无人则不遣，则权仍在我。彼亦断不至以许而不遣，遂启兵衅。”李鸿章奏称遣使有二利：（一）凡遇争辩疑难之事，公使领事有不可情理喻者，使臣向其政府诘责晓譬，排难解纷。（二）使臣学习外国之所长，以为自强根基。丁宝桢则称遣使可如蒲安臣之例，“将来各国情事，我既可以详加体察，而因此投间抵隙，能潜使各国自为离异者，权衡即在其中。此事深中要害，办理自能妥洽。”诸人之意见主张遣使，而所持之理由，各不相同。曾国藩、丁宝桢均以遣使为暂时报聘之人员，对于公使之性质与职务，皆未明了。李鸿章称使臣可学习于外国，使臣岂留学生之比耶？学习或就广义而言也。左宗棠、李鸿章之言，自今论之，较为中肯。朝廷得奏，未即派遣使臣，及天津教案起，朝廷派崇厚赴法，后马嘉理案发生，威妥玛请派钦差赴英，总署初尚留难，待后议定，英使争论遣派大员。可见朝廷之传统观念，尚未大改。一八七七（光绪三）年，驻英使馆始行成立，其先尚有二事，一派斌椿等游历，一诏蒲安臣出使。

外人之在国内，深知中国情状者，知其排外心理，由于不知欧美强国政治之实状，陆海军之战斗力，工商业之发达，科学之进步，而徒妄自尊大，夸言中国政教之高深。李鸿章议遣使臣曰：“该酋叠请之意，固以中国遣使为真心和好，且以富强夸耀于我，使知轮车电线之利，冀可仿而行之，不为阻挠，然在我实未尝无益也。”其言颇有见解，总税务司赫德关心中国，知其症结之所在，而欲中国改良内政，一八六六（同治五）年，告假回英，劝说恭亲王派同文馆学生随之游历西方诸国，增长见闻，奕䜣许之，派前知县斌椿及学生数人前往，斌椿时年六十有三，及抵欧洲，各国以为中国使臣，待之颇厚，而斌椿年老力衰，懒于动作，身在外国，所处之环境，迥异于中国之社会。其所见闻多为轮船、火车及汽力之生活，高大雄伟之建筑，而无安缓俭朴之适意，其尤感受不安者，不通外国言语，不明其思想制度，宴会之时，目视男女共席，相交言语，而以中国固有之道德论之，则乱男女之大伦，而为夷狄之陋俗，自无深切了解同情之可能性。其原定计划，先往欧洲，后游美国，乃至欧洲不愿游美，乘轮而回，自无良好之印象。其所著之笔记，偏重于海程宴会，固无影响于国内。

明年，美使蒲安臣辞职回国，总理衙门设宴饯行，将首途矣。赫德劝说奕䜣遣之聘于各国。其时总署大臣以为《中英天津条约》十年修改，外人业已深入内地，处于优越之地位，患其强筑铁路，故欲遣使聘于列强，说其不必干涉内政，而得听其发展固有之文化。恭亲王求得蒲安臣之同意，奏请委为使臣，太后许之。蒲安臣在京，深表同情于中国，及得诏书，欣然奉命，诩其为文化最古国之代表，有协理二人，记名海关道志刚、郎中孙家榖为会办，凡事须咨呈总理衙门复定准驳，以一年为期。一八六八（同治七）年二月，自上海渡美，钦使善于演说，谓中国改变其闭关思想，欢迎教士传道，列强亦当更改政策，到处美人开会欢迎，其总统蒋森（Johnson）许其谒见，其条件则清帝亲政，亦许美使入觐也。七月，二国订立条约，华工得自由入美，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余多立于平等地位。九月，钦使自美抵英，英人淡然视之，女王久始召见，会扬州教案发生，蒲安臣进行交涉，颇有所成。十二月，外相致书钦使，说明对华外交政策，英国无强迫中国改革内政之思想，唯望其依照条约保护外人，而有亲善之友谊，此后地方交涉，概向中央政府磋商。措辞颇为和平，在华英商闻之，群起反对，其心殊不可知。钦使自英渡海，进谒大陆列强之元首，明年，抵于俄京，觐见俄皇，不幸病死于俄，从者归国。其演说也，偏于理想，意欲促进东西之和平关系，热心太甚，措辞或不免于浮夸，虽能动人于一时，然终至于失望。据志刚日记，凡与外人论及中国变法，及创办铁路等，志刚无不反对，此行固无影响于中国对外思想也。

蒲安臣后，崇厚奉旨赴法，及回，亦无所得，及同治大婚，派往使馆通知外人家居，备受公使之讥嘲，以其出使外国，当有相当觉悟也。一八七七（光绪三）年，政府设立使馆于伦敦，委任郭嵩焘为驻英公使，郭氏虚心求知，谋欲国内改革，不顾清议诋毁，自上海渡英，根据沿途之观察，作为日记，上呈总署，几致事故。出使之人员，初定三年回国，及期，莫不欲归。盖中国之社会与家庭，迥异于外国，欧美人士之远行者，妻子偕往，华人则多男子独行，远至外国，无家室之乐，思念故乡，人之情也。西洋男女交谈，同席宴会，视为当然，中国礼教则将视为人伦之变，曾纪泽出使英法，携眷同行，先商于法官，谓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为终身大耻，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通揖，尤不可与之同宴，若能酌定规矩，则公使挈眷出洋者庶不至视为畏途，固其明证，下级职员无力携眷同行者，更不足论。使馆中之职员，有参赞、译员、随员、武弁等，待遇颇优。参赞中有外人，如英人马格里（Macartney）之例，郭嵩焘等深赖其力，译员多同文馆学生。公使兼二三或四五国交涉，领事归其节制。领事初无俸金，华侨病之，英法又不愿其派遣于本国属地，人数无几。曾纪泽始请改订用人回国章程，组织大有进步。公使人选，初有留学监督，如李凤苞、陈兰彬之类，或为办理洋务之人员，或为翰林院编修，间有不明大体而资笑噱者。郭嵩焘因此与驻德公使刘锡鸿交恶，互相诋讦，总署并将其召回。

中国败于英法联军之后，对外关系剧变，列国向欲与中国订约通好而不能者，次第遣使商请订约。其专使多得大国公使之介绍，其入京者，住于使馆，及与中国钦差磋商条款，发生争执，会议停顿之时，公使出而调处。自一八六一迄一八九四年，外国缔约通好者凡十二国，朝鲜以属国之故，尚不与焉。在国名曰布鲁斯及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比利时、葡萄牙、瑞典、荷兰、丹麦、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及匈牙利、日本、秘鲁、巴西，十二国中，欧美诸国除葡约初未批准外，无论国之大小，势之强弱，距离之远近，商业之盛衰，莫不享受最惠国之待遇，其为总署坚持者，则初不许公使驻京，而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沿海贸易，关税协定，最惠国条款等，则多列入。日本独以东亚同文之国，不得享受欧美商人之在中国之权利。中韩通商章程，由李鸿章派员拟定．华人之在朝鲜者，享受之权利，多如欧美人之在中国。《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十年修改，朝廷以前改约启衅，而今外商要求无餍，公使多方要挟，深以为患，先命南北洋大臣派员入京备询，再谕疆吏筹议其事。曾国藩奏曰：“详绎总理衙门原折密函，层层商折，谋坚执同拒之辞，而又不欲大局之决裂，怀雪耻报仇之志，又不欲彼族之猜疑，实属审时度势，苦心经营。”观此可见总署大臣彷徨不定之窘状，李鸿章初言来岁换约，必厚集其势。以求大欲所欲，继称其异于庚申（一八六〇）年之局势，不至于战争，且曰：“即以条约而论，英国第七十二款载明彼此两国再欲重修，须先行知照，酌量更改等语，曰彼此，曰酌量云者，显系两国有一不欲，即可停修，有一勉强，既难更改。其有互相争较，不能允从之处，尽可从容辩论，逐细商酌，不能以一言不合，而遽责其违约，是其事较昔有缓急之不同也。自来敌国相交，最忌情形隔阂，议论盈廷，莫得要领，历次办理洋务，激成衅变，率由于此。”其言深有所见，疆吏有置而不复者，上谕催之，其复奏多牵强附会之辞，无足讨论。

总署预筹修约，一八六八（同治七）年一月，英使阿礼国送到修约节略，要求免厘，五月，再递节略，请准外商在内地开栈，退还洋货厘金，口岸三十里内免厘，洋盐入口，长江添设码头十处，开放温州，开挖煤矿，运贩台湾樟脑，及划定税银成色。总署大臣许还洋货厘金，其在三月内者给银，一年者抵税，并弛樟脑之禁，长江内开放芜湖、大通、安庆，海面改开琼州，挖煤由南洋大臣择矿试办。阿礼国以其所得无几。九月，坚决要求内地设栈，内河轮船驶行，开挖煤矿，长江添开瓜州、湖口，沿海开放温州、台州、泉州、北海、琼州，独于停厘运盐等不提，盖其无关重要，且为总署所反对也。其坚持之条款，关系于中国人民之生计，深知总署大臣不肯让步，乃请美使助之。并出恫吓之语，美使请筑铁路，设电报、驶轮船、开煤矿。恭亲王驳之，始改倨为恭，阿礼国称待本国训令再议，明年八月，复称修约将来可与法普二国，一同办理。恭亲王患其合力谋我，请其修约，英使派员会商，其争执均属于商业问题，久始议成条约。中国开放芜湖、温州，通商口岸创设关栈，准许洋布大呢洋绒完正税及口子半税后，在通商口岸各省概行免税，英商买土货出口者，发还子口半税，洋货于三个月内再运出口者，退还税银，英船每个月纳税一次，税银定明成色。九江关督备轮在鄱阳湖拖船．南省自行开矿两三处，湖丝加倍征税。英国允许洋药增税，商船驶行于内河者，待遇同于华人。纵观条约之要款，中国处于丧失主权之地位，英商享受之利益，实反客为主。而时主要输入货物为鸦片，英商恶其增税，群起反对，英国政府不肯批准，及《烟台条约》成立，修约问题始行解决，其时德国亦请修约，兹分言之于下。

英国欲得在华商业上之权利，中国则以外商之势力日盛，华商难与竞争，贫民将失其衣食之资，双方之希望不同，难再进行，迟至马嘉理（Margary）案发生，始行再议。初法人安业（Garnier）来滇，途中被杀，英人谋探入滇之路被阻。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英副将柏郎（Browne）奉命自缅甸入滇，使馆译员马嘉理得总署护照，往滇迎之。马嘉理抵滇，俄往缅甸，欲同柏郎入滇故也。明年春再入滇境，腾越忽传洋人数十将来设行，又有洋兵二三百人袭城。云南巡抚岑毓英遣将李珍国杀马嘉理及其从者，调兵阻柏郎入境。三月，威妥玛向总理衙门要求：（一）派员观审，（二）再发入滇护照，（三）给银十五万两，兼及税务商务。总署大臣视之为借端要挟，将其驳斥，唯许由北洋大臣派员会同英官观审，英使无奈，许之，南下至申。盖时上海已有海线，达于伦敦，便于报告请训也。会岑毓英反对英员由缅入滇，李珍国往说缅王阻止英人来滇。观审人员因应英使之请，延期出发。朝廷改命湖广总督李瀚章会同岑毓英查办，而李瀚章迟迟其行，威妥玛遣参赞问之，答称奉旨查办马翻译之事，并不查柏副将阻路之事，又言观审员之保护，应归云南督抚办理；参赞示以护照，又怀疑之。其言与李鸿章所语威妥玛者不同，英使闻报，口出怨言，在津有决裂之意。李鸿章奉命设法羁縻，威妥玛要求六项：（一）中国派大员赴英通好。（二）明发遣使谕旨。（三）滇官失察，分别议处。（四）使臣顺往印度。（五）使臣在印妥商缅滇边界贸易章程。（六）公使得与各部院大臣交接酬应。李鸿章报告总署，称其口紧机急，请酌允其一二，同时婉拒使臣往印会议通商。威妥玛另行提出条件七项，凡前所有者，括纳其中，添入整理通商口岸，保护观审员入滇，护送将来入滇调查人员，钞发谕旨，遇有英国，必与中国一样平行。总署允许派员往英，保护观审员，诏责岑毓英，而威妥玛坚持发钞谕旨，抬写大英国字样，对于优待通商，亦不让步。李鸿章允许奏请发钞谕旨。

威妥玛俄称入京交涉，至京，总署大臣沈桂棻与之磋商。沈氏不知交涉之方法，初称派大员入滇查办，断断不可，至是，复称李鸿章虽然答应上奏发钞谕旨，而本衙门仍须酌办。谕旨迄未发钞。威妥玛请其转奏朝廷，召见英使，谕以云南杀害英官惋惜之意，或令部院大臣至使馆传述朝廷之意。沈桂棻称其万办不到，又言整顿通商事务，不能商办，交涉未有进步。九月，威妥玛率随员出京，会李瀚章入滇，交涉暂时顿停。英使南至上海，俄再北上，会得印度报告，照会总署谓捕审之凶犯，均为冒顶。明年，李瀚章等奏复，略称马嘉理之死，由于野人索过山礼不遂所致，调兵则诿罪于李珍国等。英使不服，请将人证提京复审，李瀚章议处，且曰：“中国不照办，是国家愿自任其咎，自取大祸。”一面谓查办不实，要求偿补，牵入公使待遇，商务利益；六月，提出办法：（一）朝廷惋惜滇案，晓谕各处保护外人。（二）许英派员察看告示。（三）凡关于伤害英人案件，准英官观审。（四）会商滇缅边界商务。（五）英得派员驻于重庆及大理或他处。（六）华洋各商均领税票，中国多开口岸，先速开放宜昌，洋货纳正税后，于口岸销售，不再重征。其入内地者，请领税单，再完半税，关于优待遣使赔款，亦提出讨论。总署对于赔款、免厘、多开口岸，不肯让步。威妥玛忿激异常，俄再递送节略，改前要求为八条，仍以口岸免厘为争执之焦点。六月十一日，英使忽催提京复审，明日，称即往沪，总署乃再让步，又以赔款发生争论。十五日，英使函称撤回前议，竟率家人属员出京，李鸿章留之于津，不得，且曰：“总理衙门所说之语，所办之事，全是骗人”，乘轮南下，其意则报告政府用兵也。

威妥玛在华时久，熟悉官吏之性情，而又躁戾，一语不合，动则拍案，竟于李鸿章之前，极论总理衙门大臣之非，无怪李氏称其“愤激不平之气，狂妄无理之言，殊甚骇异”。其在中国之地位，则为公使，代表本国而谋促进两国之邦交者也，实属不应出此，乃其外交方法，以绝交、出京、撤旗为口头禅，将事交于兵舰及印度总督办理为恫吓。英国政府时无启衅之意，而威妥玛实欲造成战祸。及其出京，朝臣袒护岑毓英，有倡乘时雪耻者，总署亦以海防为言，李鸿章深以战祸将起为患。会英巨舰来华，国人颇为不安，驻京各国公使不直威妥玛之所为，其在天津，曾言不受第三国调停，须直接向其磋商，可见其武断专横矣。中国时无驻外公使，不知国际公法，任其纵意而行，李鸿章筹挽回之法，与英使馆参赞梅辉立（Mayers）协商，许派大臣至使馆宣谕惋惜之意，又派人往沪劝说，两江总督沈葆桢亦奉旨办理，均未成功。总税务司赫德乃请赴申劝说。赫德在京初力调解，迭向总署建议遣使赴英磋商，八月，抵于上海，威妥玛以本国政府不愿启衅，允许开会于烟台，中国须派全权大臣。李鸿章得报，书告总署。朝廷诏为全权大臣，而津人攀留，李氏亦不欲行，派员说英使赴津，不得，朝旨又饬其前往，乃乘轮南下。十八日抵烟，其佐之者，有赫德及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英使先已来烟，英德海军大将，及俄、美、德、奥公使亦在其地。李鸿章往谒威妥玛，威妥玛要求滇案人证提京复讯，谓得证据，由于岑毓英主使，李氏答称其为风闻传说，必须证据确实，始可办理，相持不下。后二日，英使回谒，仍以提讯为争执，交涉无法进行。李氏深为失望，会慈安太后万寿日至，宴请各国公使及海军大将。英使始改态度，九月四日，提出条款，迭次讨论，十三日议定，是为《烟台条约》。

条约共分三端，第一昭云滇案，结案之奏疏，及专使之国书，须先交英使阅看，谕旨发示各省，以二年为限，其心中不信总署大臣故也。恤金要求初为十五万两，总署不许，后反增至二十万两，至是，仍为二十万两，由英使随时支取。印度总督仍得遣人入滇调查，并许其住于大理或其他地方五年，日后议定缅滇边界及通商章程。第二端属于公使及商人等之待遇，英使初请太后召见慰谕，或大臣宣谕惋惜，朝臣言其万不可能。及威妥玛出京，李鸿章与参赞梅辉立语。其节略记之如下：梅云：“召见一层，若能办到，威大人必能回心转意。”答云：“大皇帝冲龄，皇太后垂帘听政，万无召见外臣之礼，此层断办不到。”许道在旁云：“中国此时若要比提案解京事再重大，即使用兵，亦万办不到。”按许道为兼办交涉之天津海关道许钤身也。其言足以代表清议，李鸿章改请由大臣宣谕朝廷惋惜之意，而威妥玛不从，会议之初，英使要求召见慰谕，李氏称其断不可行，乃请与近支王公接见，游历禁地，凡庆贺大典一律行礼，李氏仍称不能。英使之要求，一则根据西方之惯例，一则欲去华人之轻视观念，使馆人员常为愚民所辱，威妥玛在京曾为人击伤，以为觐见交际等可提高其社会上之地位也。部院堂官不肯与之周旋，况王公乎？英使再行让步，仅于条约上规定公使待遇与各国交际情形无异，实则徒为具文。关于领事裁判权，中国承认英派按察司等员于上海设立承审公堂，审理英人。凡华人被控，关于英人之命盗案，英官得派员观察。上海租界，中国亦设会审衙门。第三端则为商业事务，英商久所要求者也。威妥玛于调停中日台湾交涉之后（其事见后），提出要求，为总署所拒，滇案之初，请多开放新港，总署先许一港，后增至三，至是为四，曰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准领事驻于重庆，长江之内，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许轮船停泊，上下客商，如用民船卸货，须照章纳厘，土货只准上船，其地外商不得设立行栈。会议场中争执最烈者，英使提出划定商埠界址，界内免收洋货厘捐，李鸿章则以厘捐多在商埠百货鳞集之处，许其要求，则损失过巨，坚持不可。其时外商纳子口半税后，货物运往各通商口岸，概免厘金，及其售于华商，遇卡始行纳厘，外商病之，外使数以为言，至是，争执不下，最后始议定租界内不征厘金。通商口岸之无租界者，则划定外人居住区域。鸦片进口税提高，不得免征厘金。关于香港漏税发生之问题，亦载明协商解决。条约附有专条，准英派员游历甘肃、青海，或由四川入藏，前往印度。斯约也，条件先由威妥玛向总署提出，总署已多许之，李鸿章再行承认而已。约成，朝廷幸其得免战祸，将其批准，而英商则谓租界免厘，鸦片重税等款，让步太甚，公使不能利用时机，多所要求，群起反对。他国公使亦不满意，英国初不批准，所可怪者，中国让予之权利，外商未有不争先享受者也。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外相订成续约，其主要条款，则口岸租界暂不划定，征收洋货厘金仍照旧例，鸦片每箱缴交厘金八十两，连同正税三十两。其能成功者，颇赖英国禁烟会宣传之力，政府始行批准条约，其保护鸦片商人，可谓至矣！后四年，英商轮船驶往重庆，川人反对，总署交涉将船收买，开放重庆，其条款亦称烟台续约。《烟台条约》之地位，次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

综观交涉之始末，岑毓英对于滇案，实有重大之责任，马嘉理之死，柏郎之被阻，均其主使。及李瀚章入滇，奉旨与之会同查办，未到之时，人犯供证已齐，从事于顶冒装点，李瀚章含糊定谳，而英人廉得其情，威妥玛援例坚持人犯提京复审。及岑氏丁忧回籍，真相大明，李鸿章于和议定后，根据云南朋僚之函告，书复沈葆桢曰：“岑中丞去滇后，犯供全翻，与威访查情节，一一吻合，足见彦卿（岑毓英字）手眼神通，能障蔽家兄等之耳目，而几贻国家之大祸。”郭嵩焘于津得看钞案，奏称情节骇人听闻，固信而有征也。岑毓英既为主使人物，始则延不奏报，迨经寄谕查询，又敷衍粉饰。李鸿章初主认真查办，以免英使挟持，无如内外大臣胶执偏护之见，而无如何。英使方面则谓提京复审，问明主使情节，将其正法，可保中国五十年内再无此等案件，又称“尚有一好方法，将军机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撤换，可保将来比岑毓英提京更好”。此事倘能成功．朝臣对外之观念或将改变，事实上则屈辱万分，固非易事。总署大臣均非办理外交之人才，徒以敷衍延宕为事，前后言语尝相矛盾，时而反复，初于发钞谕旨，大臣宣谕惋惜之意等款，均称万不可办。迨后虽欲许之，以谋解决问题，而英使已另有要求矣。威妥玛知其心理，语李鸿章曰：“凡英国要办一事，必要多方推阻，及至他国恃强举行，亦不过问”，乃以绝交战争为恫吓，其能壮其胆量者，朝廷遣郭嵩焘赴英，郭氏将行，而威妥玛又说总署迟迟其行。及烟台会议，李鸿章始知受骗，赫德迭向总署陈说遣使外国，及往沪调停，致书论遣使赴英曰：“使臣必知所说之话，俱系确切可靠，才能有济。”其言实有所为而发，李鸿章于烟台会议，初以交涉毫无进步，深为失望，致书总署曰：“案出之初，小者细者未允，后则允其大者，仍不能结。……士大夫清议浮言，实未谙悉机要，内外诸事为所摇惑，于本案情节视若淡漠，此时不才即焦头烂额，于事何裨？”威妥玛之肯让步者，始于李鸿章之宴饮各国使臣，席散，独留，语主人曰：“中堂此来，原为了事，必须速为定见，不可游移，现在各国官员都有在烟台者，中堂认识甚多，今日你出一主意，明日他出一主意，其实各国人均不能干预。此事中堂与我作主，不可听他，致误大事。”又称英国大员前曾主张严办天津教案，暗示遣使，难有结果，心中盖患中国遣使赴英交涉也。赫德在烟不为威妥玛所礼，建议遣使赴英，可以力助，德美公使亦以为言。李鸿章受其影响，函告总署，谓和议决裂，即回天津，可派使臣往英。据赫德所言，钦差属员有以信息通告英使者，英使故有此言。李鸿章之交涉方针，及公使待遇等之争论，自今观之，不无可议之处，就当时情状而言，李氏固外交上之人才也。

中国与布鲁斯及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缔结条约，载明十年修约，及布鲁斯与同盟国战胜法国，成立德意志帝国，其国势之强盛，科学之进步，工商业之发达，益欲促其发展商业于东方。德国统一较迟，其在海外初无属地，乃欲为其商人，多得权利于中国，商请修约，未有结果。一八七六年，德使巴兰德（M．Von Brandt）再请修约，开送十六条款于总署，其主要者，沿海沿江多添口岸，准许外船入内江、内河贸易，洋货免厘，德国兵船可助中国巡缉洋面海盗等。总署大臣多所拒绝。其时中英交涉趋于严重，巴兰德表示好感于中国，其在烟台也，愿出调停结案，而威妥玛不许，乃谓如议不成，速派使臣赴英理论。将前后情节通知，由其报告本国，从旁接应，可不至于动兵，及去，谓通商添口，如能定议，德国修约亦可照行，不必另起炉灶。迨《烟台条约》成立，免厘限于租界，各国公使、商人以其结果不如其所希望，引为失望。巴兰德再向总署交涉，要求开放大孤山，其地远在满洲，僻处鸭绿江口，近于朝鲜，英使先请开放，为总署所拒；又请鄱阳湖行驶轮船，吴淞上下货物，总署均不之许。巴使改请洋货免厘，由总署给文，照会驻京各使会商办法，及得照文，巴使谓其语意含糊，请总署将其取回更换语句，总署坚持不可。巴使竟谓无商量之余地，师仿威妥玛以绝交为恫吓之故技，怒而出京，总署大臣果患其致误和局，函嘱李鸿章相机而行，俾有转圜。德使之横行无礼，大臣之顾忌无识，均可叹息。李鸿章多方劝说，巴使仍请开放大孤山，关于内地抽厘，李鸿章辩称其为中国自主之权，各国不应干预，竟应其请，改给照会予之，巴兰德始肯回京。大臣对于免厘，则请加税，烟台会议之时，李鸿章谓中国海关税率低于西洋各国，免厘须以提高税率为条件，威妥玛声称不可，加税须得列强之同意，进行殆非易事。巴兰德又不放弃吴淞起卸货物，鄱阳湖驶行外轮之要求，又以内地租住店房之争执，未有成功，回归德国。一八七九（光绪五）年五月，来华，在津与李鸿章磋商，李氏函告总署，内称内地租住店房，窒碍极多，请酌许其一二条款，以作结束。德使入京，再向总署交涉，明年，订成中德续修条约。中国准许船泊吴淞起卸货物，德商不得设立行栈，免厘则未成立。其他条款有足以见内地商情者，土煤出口，初定每百斤征银四分，一吨纳银六钱七分二厘，洋煤入口，每吨征银五分。至是土煤出口每吨改为三钱，约中载明华船不准悬挂德旗，华商盖以免厘，悬挂外旗以求利也，政府不顾人民之生计，殊堪叹息。

中国自五口通商以来，国际贸易操于外商之手，日形发达，外人来华者多。其人专牟厚利，享受特殊权利，仍不餍足，多所要求，不顾中国之主权，不问华人之生计，而其势力尝能左右本国之外交。上海为其势力最盛之地，兹略言之，以见其所处地位之一斑。上海租界初为外人居留贸易之区域，分有三所，及太平军逼近上海，难民争往避难，租界内之地价房金大增，外商利其收入，借之振兴市面。乱平？华人多去租界，道台领事不欲华人留住，议定取缔章程，而工部局不肯执行。英美租界于一八六三（同治二）年合并，成立公共租界，后三年，纳税入于年会（一作常会）修改章程，予工部局行政便利之权，章程后得公使批准。法租界则仍维持原状。工部局对于市政，颇有经营，自一八七〇（同治九）年而后，殷实华人之居租界者始多，租界渐为东南繁华之区，商业之中心。其地为中国之领土，居住之华人，固中国之人民，当受本国法律之裁判，官吏之处分，毫无疑问，驻京各国公使亦皆视为当然。英国政府初于工部局设立，尚认其侵犯中国主权，而外商则视租界为小共和国焉，曾要求改上海为自由城，公使不许，外商始终不许华官管理租界内之华人。初上海防御太平军，长官征收城中丁税，欲推行于租界，而工部局不许征收，领事、公使均言华官有征税之权，而商人终不之许。明年，双方议定工部局征收房捐，以其半数交于华官，代替一切税捐，终因商人反对而止。华人初避难于租界，犯罪归领事审判，俄交县官办理，外人称其判决不公，一八六四（同治三）年，始设会审公廨，上海知县遣员审理，领事亦派员出庭，往往干涉，逐渐造成华人民刑诉讼，双方共同判决，外员之意见竟作最后之决定。华人服役于外人者，非得领事之同意，不得受审，租界内之华人，遂处于特殊之环境，工部局之预算，决于纳税人年会，华人之纳税者，则不与焉。英美政治思想，纳税有参政之权，否则即为暴政。华人纳税居于被治者之地位，虽曰市民之在县区者，从无投票选举之权，而固不平等之待遇也。外人在华犯罪，不归华官审判，一八六五年，英国设立承审公堂于上海，一九〇七（光绪三十三）年，美国亦设法庭。外商处于优越之地位，商业上享受特殊之利益，凡其要求之事，认为当然，中国当即让与，不可稍有代价也。

外商谋得商业上之利益，教士则求传教之机会。耶稣教创于犹太人耶稣基督，渐而传于西方，唐时其别派景教，自中亚细亚传入中国，太宗许其筑寺，颇厚待其僧侣，后受武宗之摧残，其在长安之势力归于灭绝。其僧侣之传教于中亚细亚，中国边民尚有信奉之者。元时罗马教皇遣高僧东下，是为天主教入华之始，高僧传教于京都，受洗者众，中有景教徒焉。元亡天主教随之俱亡。明末天主教之僧社耶稣会教士来华，教士输入科学知识于中国，影响颇巨，士大夫有与之游者。无如理学发达之后，夷夏之别益严，士大夫卫道之心强固，排斥异端之说日盛。于是胸襟狭隘，意气用事，从不虚心审思，切实考察，中国受祸之深，往往与之有关。教士在明已见驱逐，赖造军火始复见招。清帝以胡人入关，先后任用教士汤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杨光先讦之而去，俄以推闰失实落职，乃力攻其教法，中云：“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雍正始行严禁教士传教，时人吴德芝记教堂曰：

自西洋人设立天主堂，细民有归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后主教者受之，名曰吃教，按名与白银四两。……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家施针灸，妇女亦裸体受治。死时，主者遣人来敛，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前，方扃门行敛。敛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布囊曰衣胞，纫其顶以入棺。或曰借敛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生前与银四两，正为此也。……又能制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

原文见于《中西纪事》，其作者抄自梁章钜所著之《浪迹丛谈》。梁氏久在广东，官至巡抚，道光时人，其言本于附会，至为不经。《中西纪事》成于同治初年，教士已入内地传教，而作者深信其说，其先魏源著有《海国图志》，其言华人信教曰：

方其入教也，有吞受丸药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凡入其教者，给银一百三十两为贸易资本，亏折许复领，至三次则不复给，仍赡之终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术者，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乃天主圣母也，入教久，则手抱人心，终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踉跄遁，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唯其银必华人睛点之乃可，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其文殆自吴氏记录衍绎穿凿而成，今自吾人观之，无异于痴人说梦，徒供一笑而已。吾人明了教会之性质，教士之工作，取睛炼银之说，不合于科学，事实上且不可能，故不之信。时人知识幼稚，闻之不察，信以为真，无怪其仇视教士，而欲焚毁教堂。《中西纪事》引用此文，并附说明，谓药性发，心如魔醉，裸体受辱，亦所甘心。关于男女共宿一堂，有黑夜传情之事，则以本师预目其妇人之白皙者，投以药饵，能令有女怀春，雉鸣求牡。又曰：“近年来始有传其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之事，播入人口，盖由于天主堂后兼设育婴会也。道家修炼，其下者流入采补，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作者实以国内之迷信传说，牵合于教会，其说本于方士炼阴补阳，取人精髓以求长生之故事。前筑中山陵时，江苏有摄取人魂之讹言，近年南京时有取魂造桥之说，儿童或扣布条，中书咒语，以求免祸。其说倡之何人，来之何地？不可究诘。其在数十年前之势力，更可想见，教会因之受祸。

教士自弛禁教以来，初传教于通商口岸，而天主教神父独入内地。迨《中法北京条约》成立，华文有许教士于内地置产之语，传教原为服务慈善事业，无国界之分，美国今日尚有外国教士，而士大夫疑之太深，从不虚心考察，轻信浮言，仇教渐而变为风气。武官受其影响，亦以闹教为正气，尤以湘人为甚，长沙刊印毁教之图画、歌谣、檄文，为势力最盛之地。贵州、四川、江西均有毁教之案。其中首推贵州之教案为重要。贵州提督田兴恕拆毁教堂，伤杀教民，几致事变。其次则为江西教案，一八六二（同治元）年，南昌开考，生童传递湖南公檄，诋毁教士，不敬祖宗，不分男女，采生折割等事，约期打毁教堂，暴民从之，官吏不肯保护。巡抚沈葆桢挺身任之，谓为二百年养士之报。驻京法使严重抗议，兵舰驶入长江将致事变。李鸿章致书规劝沈氏，曾国藩时为两江总督，郭嵩焘致书论之。中云：“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反受其凌践。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历汉唐千余年以及南宋事实，无能一加考究，此其蔽也。传曰唯礼可以己乱。奈何自处于无礼以长乱而助之猖乎？至于寇乱之生，由一二奸顽煽诱，愚民无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毁教堂者，无识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则愚民乘势钞掠为利，民数聚则气嚣，气嚣则法废，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乱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誉，故法常伸，而民气以肃。”其言本于历史上之观察，分析民众之心理，均有至理，无如时人明达如郭公者，实不易得。后案由教士领款，再筑教堂，作为结束。

清议诋毁教士，朝臣时以无稽之言上奏，如北堂旧址交给神父，神父建筑洋楼，御史奏其同于台，“俯瞰宸园大内，狂悖莫甚于此”。太后交总署奏复，恭亲王称其应毋庸议，及朝廷筹议修约，以传教列入疆吏奏复问题之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独称天主教无异于释道，醇亲王奕譞深恶其言，奏称没齿鄙之。其他疆吏莫不力持反对，左宗棠奏称地方官之贤者，为士民扶持正气，遇有教士袒庇教民，则地方士民共同排斥，官从而维持之。曾国藩奏称：“近日教士贫穷，不能以财人，则说不行，异端时废时兴，周孔之道万古不磨，中国若修政齐俗，礼教昌明，则鲜有信之者矣。”李鸿章则称邪教不能惑众，各省毁堂阻教，民心士气尚足可恃。密筹防闲之策。丁宝桢建议通饬督抚于洋人传教处所，饬属密渝绅耆晓谕乡民，互相禁戒传习。后英使阿礼国返英，恭亲王告之。谓英人不贩鸦片，不遣教士来华，则欢迎其至。总之，朝臣疆吏由于知识幼稚，胸襟狭隘，多恶教士。教士之入内地传教者，租买房屋，房主慑于绅士之威力，惧有不测之祸，往往弗应。其传教方法，常于繁华街市人烟稠密之所，或僧寺之前，露天说其教义，劝人为善，或施给药品医治人病。华人之信教者，凡遇乡村出钱修庙之时，公共演戏谢神之事，不肯捐助，致起村民之恨恶。天主教徒不与非教徒结婚，其时婚约多于子女尚未成人时说定，乃以信教之故，发生毁约之争执，此虽偶尔之事，而固足以增加困难。官吏切实保护教士，则为清议所诋毁，曾国藩不肯查办扬州教案，固其明例。初一八六八（同治七）年，扬州生童聚率暴民损毁英人所设之教堂医院，曾国藩不愿办理，英使抗议于总署，领事乘坐军舰驶抵南京，监押汽船，朝廷谕其速办，始肯赔筑教堂。于此现象之下，中国之尊严地位大受损失，湖南巡抚办理湘潭、衡阳教案，令地方赔修，时人疑之。郭嵩焘在其幕中，致书曾国藩曰：“嵩焘谓充类至此而尽，发之中丞，两县犹可以情自求解脱，发之夷人，则中丞亦且俯受而无可置辩，此岂不为光明正大乎？”其言至有见解，惜能用之者少耳。其后教案益多，其中尤以天津案件为重要。

初英法联军北上，法军肆虐于天津，及其开放为商埠，法神父于三汊河建筑教堂，其地为望海寺旧址，名曰仁慈堂。女修士出钱收养贫儿，其意以为贫苦之家，不愿送其子女入院，予以金钱作为奖励也。时人本信外人挖取心眼配药炼银之说，一八七〇（同治九）年春，天津屡失孩童，好事者则疑外人拐去。六月，仁慈堂有疫，孩童日有死者，津人遂信惨杀之说。官吏捕惩拐犯，中有供称仁慈堂仆役王二授以迷药者，官吏群众信以为真，县府官欲往院中调查，而不可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无所决定，道台怒而往与法领事丰大业（M．Foutanier）交涉，未有结果。次日，崇厚谒见领事，议定明日往查，及期，令拐犯同往，其调查之结果，院中只有王三，无如拐犯所供之王二，供词又于事实全不相符，真相始明。崇厚允即出示辟谣，而暴民忽围教堂，将有暴动。崇厚闻报，遣官弹压，值丰大业闯入衙门，盛怒开枪于主人之前，崇厚避之，毁其室中之茶碗用物，崇厚再出见之，劝其暂勿外出，法领不听而去，抵于教堂附近，遇见知县刘杰，开枪击之，弹中其仆。暴民怒而杀之，闯入教堂，惨杀教士、女修士、仆人等五十余人，掠去财物，乘势往劫英美教士住宅。外人闻而大惊，惴惴然虑其生命之危险，会江苏等省士民亦有仇教之行动，驻京各国公使认为津案关系于全体外人之安全，共同抗议，法国代办罗淑亚（Comte de Rochechouart）称待训令办理。朝廷诏直督曾国藩自保定赴津查办。今观教案之起始，丰大业之行动谬妄，两次开抢，实为造成事变之主因，事起之后，暴民人数聚多，气焰嚣张，和平弹压，殆不可能，况官吏护教压民，将受清议之指摘耶！乃多伤人命，累及无辜，至堪惋惜。官吏于事变之后，不肯缉凶归案办罪，崇厚以严禁聚众滋事，怨声载道，官吏盖欲反之以干时誉也。

七月，曾国藩抵津，方事之起，曾氏卧病，闻知朝旨。据其子曾纪泽日记，称其写成遗嘱，吩咐家人，预备一死，及抵天津，始知案情重大，非一死之所能了。津人或言逐洋人，或倡战法国，或请劾崇厚，或议调兵勇，朝议亦颇激昂。奕譞奏请拊循津民，勿更地方官，一面密筹海防，密查住京夷人。内阁学士宋晋奏言仁慈堂有坛装幼孩眼睛，办理交涉不可有失人心，请调兵防备。奏文由大学士官文代奏，其意见与之相同。内阁中书李如松亦言不可有失人心，请用藤牌以御火器。太后亦信仁慈堂存有眼睛等物，其谕曾国藩曰：“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呈交崇厚，而崇厚不报，且将其销毁”，饬其访查。朝廷以各使之劝说，命崇厚赴法，奕譞力争不可，而总署坚持不已。李如松论之曰：“遣使报币徒损国体，于事无济，千古一辙！……崇厚出使法国，无论其应对失辞，恐为外夷所狎侮，而拘留迫胁亦足启夷人要挟之风。”会曾国藩奏报仁慈堂无迷拐人口之事，挖眼剖心全属谣传。且曰：“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京师之士大夫闻而讥之，倭仁致书责之，曾氏迫于清议稽延不办，其致友人书，论其处置困难，不敢查拿正凶。外人深不满意于曾氏。

罗淑亚出京交涉，要求刘杰及知府张光藻偿命，并谓提督陈国瑞在场，一并惩办。曾国藩拒绝其请，并听府县官逃去，唯许惩凶赔偿，双方坚持，形势严重。崇厚奏其病重，请派大员办理。朝命丁日昌、毛昶熙赴津会办，交涉仍无进步，势将决裂，朝廷谕李鸿章自陕统兵入直。其密谕曾国藩等曰：“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不启衅也。……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令其调兵扎守要塞，寄谕沿海沿江督抚严行戒备。李鸿章入直，言其陆路力可以战。会欧洲普法战起，中国始免于祸。朝廷改命李鸿章为直督，议定赔偿损失及抚恤金四十六万两。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犯多名。津案之交涉，曾国藩备受清议之诋毁，上奏痛论其害，更悔报告津案之孟浪，《防海纪略》引其致总署书曰：“内惭神明，外愧清议，聚九州铁不能铸此错。”罪犯之死者，津人乐称道之，奕譞愤而辞职，此交涉所以棘手也。公使方面，则欲严办官吏以警将来，威妥玛后与李鸿章语，述英前大臣之言曰：“天津教案，当时若将津郡地方全行焚毁，可保后来无事”，则其明例。总署鉴于教案之迭起，拟订管理教士章程八条：一、收养孤孩应全停止，或严行限制。二、教堂祈祷不应男女混杂。三、教士不应干预官吏，侵犯中国有司之权。四、教民滋事曲直，须凭地方官作主，不得有所仇嫉包藏。五、教士护照须载明经行地方，不得任意遨游。六、奉教者必查明来历身家。七、教士与地方有司往来，应有一定礼节，不宜妄自尊大。八、古时教堂基址既成民居，不得任意坐索，致侵平民公道买掌产业。总署将其照会驻京公使，英美赞同管理之原则，而不尽同意于细则，无所成功。教案仍为外交上问题之一，法国尤启朝廷之疑，北堂教堂之交涉，则其例也。北堂旧有教堂，清帝赐予耶稣会之教士者也，及《中法北京条约》成立，遗址还于神父，神父筑建高大之教堂，其高过于大内，有违体制，而又逼近皇宫，有碍风水。同治病时，总署迭次交涉拆毁，与以代价，法使拒之，李鸿章后遣使商于罗马教皇，议定割地赔款，由教士另筑，其事始已。

外人之势力盛于国内，属国于此期内亦多丧失。属国云者，小国邻近中国。其君主或奉行正朔，或遣使朝贡，或受中国皇帝之册封。中国未尝遣使驻于属国，促进两国之关系，或明了其国内之情状。属国之在欧美，则就统治权而言，统治权之表现，对内如政府之组织，行政官之任免，军队之编制调遣，财政之预算，建设之计划等；对外如订约通商遣使等。其决定与管理之权，往往操于宗国或其代表，英国之于印度，即其明显之证。中国于属国之内政外交，除一二例而外，向不干涉，且或不知，英并缅甸膏腴之地，法取安南数省，即其明例。法使曾以中国与朝鲜之关系为问，总理衙门大臣答称内政由其自主。吾人今斥清臣之昏庸，妄发丧失主权之言论，然就当日藩属而言，则确实之情状也。尤有进者，属国之遣使朝贡，多出于自动，积久成为惯例，其动机或生于羡慕中国之文化，或有求于中国，或商人冒充使臣，以求利也。《大清会典》记载属国朝贡之定期，其不至者，清廷亦不复问，荷兰即其明例。其来贡者，许其使臣贸易，朝廷亦有相当之赐赏以嘉奖之，其所得者常多，西人曾谓中国实贡物于外国。清廷曾谕改琉球三年一贡，其王奏称进贡，“风调雨顺”，延长贡期，国内将无正朔，请仍照旧，清帝许之。封册云者，则指藩国王死之后，其子嗣位。业已为王，清帝不过从而予以虚名，非可废立其王也。奉行正朔盖为周制，小国步推历时，不如中国之较精，故愿奉行，琉球国王之请，则其明例。同时，中国境内有奉行其旧历者，西藏是也。总之，朝贡册封奉朔均不能监视藩国也。西方强国亟求属地者，原因虽杂，而经济问题，实为主因，地广人稀，则可容收本国过剩之人口，其人烟稠密者，则运输大宗熟货销售于其境内，进而吸收其生货，资本家并得投资之机会，即今所谓经济侵略也。上国对于属国人民，待遇虽不能一律平等，而固未漠然置之，清廷则异于此。光绪时内廷拟买驯象，缅王自请赠送，欲买驼骡硫黄，而朝廷以其有违定制，不许采办。其先严禁人民渡海，犯者罪至于死，又视商业为末业，华人之入藩国者，毫无权利，朝鲜曾禁华人入境，则其例一。清廷不许韩人越境耕种于旷大之区域，则其例二。朝鲜商船遇难，水手被救，送至上海，官吏以为琉人，送往福建，琉官谓为韩人，乃送之回国，则其例三。中韩之关系较为亲密，尚且若是，其他可想，乃次第丧失。

一、新疆。新疆在中国西北部，东北界外蒙古，东接甘肃、青海，南连西藏。西南至英属克什米亚，北及西北与俄接壤。清白征服其地，设将军参赞大臣等官治之，顾其僻在边域，地隔万里，途涉流沙，官于其地者，朝廷难于监督，人选又为满人，类多纵欲为非，虐待人民。其人属于突厥族，好勇逞斗，治理于各堡世袭之士官名曰伯克，易于为变。及太平军起，回疆忽有外寇侵入，幸即平定。回人固知清廷之兵力，不能远及其地。及关陇战乱大起，其党遣人出关，四出招诱，新疆之回有欲动之势，会迪化清官搜括苛敛，回众大怒，一八六四（同治三）年起义，新疆东部遂入于混乱之中，蔓延及于天山南北之要城，朝廷闻警遣将统兵往援，促其前进，均托故不行。其困难则在自陕经陇，出玉门关，始达哈密，途中地旷人稀，非运输大宗粮糈，则难得食，万一冒险前进，回众绝其后路，全军势将坐而待毙，兵士尤怨远行，强之则将为乱也。后二年，浩罕酋长阿古柏自中亚细亚侵入天山南路，次第攻陷名城，回人以其同类，颇归附之。阿古柏雄于才略，安抚汉回商贾，人民称便。同时回首称雄于天山北路者，攻据伊犁，其人互相争杀，纷扰不已。阿古柏欲收其地而不能得，初回酋起事，伊犁将军迭次乞援于俄官，俄自经营中亚细亚，蚕食小国或诸部落之领土，并取边境之瓯脱地，遂与中国接壤，边界之贸易日益发达，伊犁时为中心，俄官托词拒之。迨伊犁陷后，地方扰乱，俄使屡请出兵伊犁，并愿相助，总署大臣谢绝其请，俄使竟言不能坐视。一八七一（同治十）年七月初，其总督派兵进据伊犁，八月俄使始以其事通知总署，朝廷饬伊犁将军荣全即往，而俄官不谈伊犁。明年，总署大臣与俄使商议，俄使声称还后乱将复起，须待中国收回新疆，反请开放科布多等地，赔偿俄人损失。伊犁俄官通知荣全不得管理其地人民，及摊派饷银。总署暂置不问。其在天山南路，阿古柏立国称王，俄、英、土耳其予以承认。英使奉命入其国中，与之订立商约，其政府以为天山南路，适当俄属中亚细亚、英属印度之间，英俄利害易生冲突，而欲以之为缓冲国焉。

后左宗棠平定甘肃，将欲出关，而日本出兵台湾，二国备战，朝议有请撤退西征之师。会台案和平解决，左宗棠急欲乘势扫除关外之回众，初关陇一部分回兵，败集于新疆东部。沿途自大杀而后，田亩荒芜，人烟稀少，大军前行，其粮必自他省运往，途中无一便于航行之大川，军士万难裹粮前进，唯有大批橐驼良马以供运输，始克有济。兵士前征者，历万里，涉流沙，远去其父母家人，回归则遥遥无期，非重赏厚饷，则难为用。甘肃于承平之时，尚赖他省协饷，于此大乱之后，府库如洗，江南诸省自太平军平后，协助剿捻平回之款，担负已重，西征军费极巨，无力多筹。朝廷无奈，准许左宗棠借贷外款，以裕军饷，于是以全国之力经营一隅之地。同治诏授左宗棠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氏命军出关，分屯哈密之旷野平原，开垦荒田两万亩，收获大宗食料，以济军需，其困苦经营，亦云勤矣！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左宗棠进驻肃州，兵士一百余营前进，其作战计划，自哈密而西，讨伐新疆东部之悍回，进取名城乌鲁木齐（今迪化），肃清西北，然后转战而入天山南路，收复阿古柏所据之城邑，再向俄国索取伊犁也。大军进攻今迪化道诸城，次第陷之，明年春，分兵而南，围攻吐鲁番。其城在今焉耆之北，天山南路之门户也。守兵力战而败，官军收复其城，乘势疾进，五月阿古柏死，其子嗣位，连战皆败。英使威妥玛奉命迭为叛人缓颊。初左宗棠西征，朝议纷纭，朝臣疆吏有言其远征劳费，不如封阿古柏为外藩者，郭嵩焘亦以为言。左氏坚称不可，称今置而不问，后患环生，必有日蹙百里之势。奏中慷慨之语曰：“臣一介书生，高位显爵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巨艰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至时，迭陷要城叶尔羌英吉沙尔等，一八七八年一月，收复和阗，南路大平。斯役也，湘军自阿古柏死后，殆无恶战。其兵残忍好杀，奸掠焚烧，回众争逃避之，南路受祸深重。

南路平定，总理衙门向俄使布策（Eugène Butzow）交涉归还伊犁事宜，布策拒绝，俄回本国。皇帝诏命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交涉，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开始交涉，俄由布策出席，许还伊犁城邑，要求分界、通商、偿款三款。分界则另订塔城、伊犁及南路边界，中国让与之土地颇多，伊犁以西膏腴之地及天山之要塞与焉。通商则蒙古、新疆均不纳税，俄商得自新疆至汉口贸易，减轻货税，东北松花江许俄行船，达于伯都讷。关于偿款，中国予俄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十月签订条约。观其内容，乃战胜国强迫战败国之条件，非友邦磋商之结果也。总署请交疆臣议奏，太后下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等复议，复奏多论商务界约损失重大，李氏请设法补救，沈氏请作罢论，总署亦论俄约之非，左氏且请备战。明年一月，太后谕将崇厚交部议处，饬廷臣妥议具奏，部议崇厚革职，太后改为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时值回疆平定，士气激昂，朝臣信兵足以战争。洗马张之洞之奏议传诵于时，实则昧于国际大势，不知俄国实力，而为牵强附会之推论，不负责任之高调耳。其言曰：“俄虽大国，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劳财竭，臣离民怨，……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行将自毙，焉能及人？……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战胜酬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用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天下之事，固不若是之易，宜李鸿章深恶之也。左宗棠自请出屯哈密，规复伊犁，主战派之气焰涨旺。李鸿章深以为忧，称其“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张之洞之奏疏为外人所得，译载于报纸，外人疑信清廷备战。及崇厚抵京，朝旨定为斩监候，驻京各国公使闻而惊愕，俄使尤为愤激，先当崇厚交部议处已有恫吓之言。公使劝告总理衙门，赦免崇厚，以为国际惯例，不得以交涉失败，罪其使臣，今杀崇厚，而中俄邦交势将决裂也。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电请太后释放崇厚，赫德忧患中国孤注一掷，电召戈登来华。戈登入京，详论不可启衅于总署，李鸿章、刘坤一亦以为言，郭嵩焘在籍上疏力言主战之非。会俄舰队巡行于黄海，沿海诸省人心惊慌，朝廷始知廷议之非，力谋避免战祸，招左宗棠回京，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使俄。曾纪泽为曾国藩之子，袭父爵为侯，曾学英文，以字典圣经旧诗为课本，国中明达之外交家也。朝臣尚有论其亲外，用非其人。

总署大臣患俄不肯接待曾纪泽，向驻京公使声称，如俄接待公使，中国将赦崇厚死罪。其交换条件，可谓奇矣，而朝臣竟视为争论之点。八月一日，曾纪泽抵于俄京；其先入俄也，奏陈战守均不足恃，维持和局，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端，分界宜力争之，通商可酌更易，余宜从权应允。总署电称俄国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曾纪泽复称非事无可解决，不可作为悬案。朝廷许其察看情形，奏明办理，又从其请，赦免崇厚死罪。俄国新与土耳其战，其中亚细亚总督言无援军，不能抵抗新疆之清兵，亦愿和平解决。二十二日，俄皇始见曾纪泽，后二日，曾氏照会外部婉述前约未能批准之原因。外部以为指驳太多，无可商改，将派公使到京再议。朝廷得奏，训令曾氏在俄定议，曾氏与俄外部大臣交涉，久无进步。明年，俄皇还都，谕令外部让步，始能解决，二月约成。关于地界，中国收回伊犁要塞，西边归俄，两国派员勘定塔城及喀什噶尔地界。关于商务，天山南北二路贸易，迄于肃州暂不纳税，俄国得设领事于肃州、吐鲁番二城。余如科布多等于商务兴旺时再议。关于代管经费及损失费，中国给俄九百万卢布，合银约五百万两，二年内付清。

其年，二国又订通商章程，初一八六二（同治元）年，二国缔成章程，俄使后请改订，一八六九（同治八）年，议定，其要款如下：（一）边界百里内之贸易，概不纳税。（二）俄商持有执照，得往蒙古各处各盟贸易，亦不纳税。（三）俄货得由恰克图、张家口、通州运至天津，其至津者，按照海关进口税则减收税银三分之一。（四）俄货于张家口销售者交纳正税，其未售出运津者，将多交之税发还。（五）俄货自津运往他口者，补交正税及子口半税。（六）俄商自他口贩运华货经津回国于交完全税后，不再纳税。其在天津、通州贩运者，完一正税，在张家口者，始交正税及子口半税。（七）俄商于中国贩运洋货，由陆路回国，其货已先纳税者，不再交税。至是二国改订章程。关于征收税银及蒙古贸易权利，无异于前，其不同于前者，一许俄商自科布多运货，经归化城至通州、天津贸易。一许俄货运至肃州，纳税照海关税则减少三分之一，如天津之例。约成，二国派员勘订界约，中国多许俄国要求，订成界约。纵观中俄之交涉，曾纪泽所处之地位，颇为困难，俄国原不欲归还伊犁，及崇厚与布策订成条约，俄国既得土地，又得商业权利，欲其将视为已得之权利尽行让步，实非易事，且自朝臣倡言战俄，而形势更不利于中国也。曾纪泽奏言其困难曰：“泰西臣下条陈外务，但持正论，不出恶声，不闻有此国臣民，诋及彼邦君上者，虽当辩难纷争之际，不废雍容揖让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势难缄秘，……每谓中国非真心和好，即此可见其端，若于兹时忍辱改约，则柔懦太甚，将贻笑于国人，见轻于各国等语。臣虽饰词慰藉，而俄之君臣怀憾难消。”据此，好作大言之大臣，徒误国耳。交涉之时，曾纪泽以公使出席，而前约订于全权大使，俄人数以为言，竟能有所成功，曾氏态度和婉，前后言语未曾矛盾，亦有力焉。其接收之训令，则不免于前后歧异也。惜后订成界约，仍多丧失边地耳。据薛福成言，俄自伊犁约后迄于光绪十八（一八九二）年，三变其界。总之，收复新疆，竭全国之力，不足。借款于外，收回伊犁，又出巨款。一八八四（光绪十）年，朝廷改其地为行省，设置巡抚司道府县，其行政经费，驻军饷粮，仍由各省协助。政府并未奖励过剩之人口，迁于新疆，出此代价，徒有广大领土之名，反而无所经营，惜哉！

二、日本。日本在中国之东，以岛立国，其领土褊狭，人民短小，我国古书译音称为倭人。其交通于中国颇早，东汉光武帝赐其王金印，文曰：“倭奴国王”。其往来之途径，初自朝鲜而入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相对，中隔海峡，峡中最大之岛名曰对马，古代航海术未精，船只往来，可停泊焉，交通尚便。中国学术思想先由朝鲜传入日本，其王深羡中国文化之高，遣使来华，古史目为贡使，存有轻视之心。日人好勇逞斗，自视傲甚，蒙古大帝忽必烈征服中国，两次出兵征日，皆不能胜。明兴，倭寇作乱，太祖遣使谕之。会室町幕府将军患贫，乞钱于明，明帝封之为王，将军固天皇之臣也。其后海盗勾结日人，扰于沿海诸省，大为中国之害。明末，日本强臣丰臣秀吉欲假道于韩，以伐中国，韩王不许，秀吉遣兵伐之，明帝命兵往援，竟不能胜，朝鲜几至不国。会秀吉病死，兵祸始已。清初二百年，朝廷严防日本，日本未曾遣使来华，华商有往来二国贩运货物者。十九世纪中叶，实用科学进步，轮船火车促进世界交通，时值工业革命，制造之货物大增，资本家之势骤盛。列强保护工商业不遗余力，争求市场于海外，而中国、日本墨守闭关政策，终以见迫订约通商。中国于战败之后，轻外排外之心理迄未改正，衰弱如前。日本自明治天皇嗣位，任用贤能，仿行西法，废除藩政。改革积弊，国势日强。国人对于日本观念，依然未改。其国内武功派大臣亟欲发扬国威，乃欲有事于朝鲜、琉球、台湾。朝鲜与日本隔海峙立，交涉颇早，古代半岛中之小国，曾卑礼厚币求援于日本，日人谓为朝贡，目为藩属。迨七世纪，唐将大败日兵于朝鲜，日皇不敢干涉韩政垂数百年。及秀吉起兵伐韩，几灭其国。江户幕府复遗使征聘，韩王许而从之，每逢将军嗣位，多有使者往贺。琉球在日本之南，小岛蜿蜒，立于海上一如带形，日人言琉王舜天为其国内武人源氏之后，自日南渡者也。二国文字风俗相类，萨摩藩侯邻近琉球，先后遣兵攻之。琉王降服，朝贡颇勤。中国隋书始记琉球。其后闽人有徙居于岛中者，明太祖遣使往谕其王，王命其弟奉表来贡，后遣学生学于中国。及清帝入主中国，朝贡如故。琉球既为中日属国，朝鲜朝贡尤勤于中国。台湾又为中国领土，在福建之东。日本曾欲借端兼并，乃与中国发生严重之争执，又以修改商约问题，误会益多，终成战祸。

三、安南。安南于中国之关系颇早，秦始皇征服其一部分土地为郡县，汉时犹然。其后中国势力盛时，均能达于安南北部，其学术思想制度多自中国传入，其王按期朝贡，华人有往其港经商者。清代安南四年朝贡一次，清廷于其内政外交，向不闻问。鸦片战争时，朝臣奏称安南水师，前败英船，为天下之最强者。道光诏求安南船工仿造其船，魏源亦以为言。全国士大夫殆无明了安南之情状者。初十八世纪之末，法国谋扩张领土于远东，值安南内乱，嘉隆王遣法教士赴法，缔结条约，法国出兵助王，而王酬以权利。会法国内乱，不出大兵，安南亦未履行条约上之义务。后法国安定，神父传教于安南，越人仇而杀之，法海军示威，始得解决。越人无所觉悟，再有仇教之行动。一八五八（咸丰八）年，法国、西班牙出兵，历战三年有半，安南屈服，赔偿军费，割让三省于法，法国之势力，始巩固于安南。一八七三（同治十二）年，安南乱起，中国出兵边境，明年，上谕不可与法兵启衅。法国乃以武力压迫越王订成新约，其要款凡三：一、越王有自主之权，不受何国统属，二、安南开放红河，三、割让六省，其用意则否认安南为中国藩属。红河上游在云南省内曰富良江，法欲行船促进商业者也。二国又订通商章程。驻京法使抄送新约于总理衙门，总署照复越南为中国属国，又称其久列藩封，不能漠视。措辞虽属和平，而固未尝承认条约。法使再以通商章程咨送总署，总署置而不复。安南自订约后，无开放红河之意，其在危急之时，尚不肯以实情告知中国。中国筹谋补救之策，颇不易得，为谋二国交通便利之计，设招商分局于安南。法国托言安南不肯开放红河，违反条约，有意寻衅。一八八〇（光绪六）年，曾纪泽于俄，照会法国外交部，内称安南为中国属国，不能不问，明年，至法再致照会声明。驻京法使宝海（M．Bourée）至津，李鸿章以法国对安南之政策为问，宝海答称无并吞之心。曾纪泽在法，亦向外交部询问，答辞相同。曾氏建议于总理衙门，促进中越之关系，解决法越之争执。其主意则越王遣使驻于北京，并派精通汉文之人为驻法使馆之随员；法国现言安南违背条约，中国劝其开放红河，自行除盗，即可无事。总署交李鸿章核议，李氏谓待陪臣之礼不可变通，法言越王有自主之权，势难遣使为参赞。开放红河，则法商将入云南，是自引虎入室。其理由极牵强之至，惜曾纪泽筹谋之许划，未能采行也。法国恫吓越王，而黑旗军阻之。初粤民于起兵败后，逃往安南为盗，越王乞援，华兵往讨，迄未尽平，越王将其召抚，黑旗军则其一也，主将曰刘永福。越使至津称其烟瘾甚重，所部不足二千，营中无新式枪炮，兵无训练，纪律荡然，但曾狙杀法探兵队官。滇粤长官夸张其事，谓法军畏之如虎，上谕亦称其屡挫法兵。李鸿章奏其实不能战，且曰：“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时人不信其言。

法国虽称不并安南，然欲越王开放红河，而刘永福力阻开放，法乃恫吓越王，而目刘永福为匪，势将开战。一八八二（光绪八）年，朝廷以安南久为藩属，地为滇粤之屏篱，密令督抚遣兵出驻东京（河内），以备万一。总署迭向法使宝海交涉，宝海至津，李鸿章与之协商，议定三款。（一）中国撤兵，法国声明无侵略土地及削贬王权之意。（二）安南开放保胜。（三）二国分界，保护安南共御外寇。其详细条约由二国遣派使臣会议，宝海报告本国政府，久无复电。明年，内阁改组，茹费理（M．Jules Ferry）为首相，以其让步太甚，撤回宝海，又得国会协助，遣军压迫越王。中国驻越之兵，则如李鸿章之言曰：“不过虚张声势，牵制法人不使并占北坼（东京一带），并非即欲与法人交战。”曾纪泽迭抗议于法，收买报纸宣传，故泄交涉之经过，法国恶之，派驻日公使德理固（Arthur Trico）为全权大臣来沪。李鸿章时以葬母回籍，至是，奉命往申，但无全权大臣之旨，与曾纪泽在法之言稍有出入。六月，会议，德理固之态度初极强硬，谓法国立意用兵，必欲达到一八七四年法越条约应得之权利，中国稍侵其权利，法国断不稍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更欲中国说明暗助或明助安南，如不相助，当给予凭据。李鸿章答称中国无与法国失和之意，法越条约，总理衙门未曾承认，今法越交战，无论所订何约，先未商于中国，中国概不承认；又称宝海所议草约，先得外交部之同意，何故将其撤回？法使词屈之时，则称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后说李鸿章电请朝廷给予会商越事全权。李鸿章答称中国体制不得由臣下自请，法使遂愤然而出。十余日后，德理固再见李鸿章，意欲让步，声称中国可勿侵犯法人在北坼已得之权利，即愿切实声明法国毫无侵占安南之意，然后议商事务。李鸿章称其事关重大，本人不能做主，现奉旨回津，将即起程，于是会议停顿。其困难之症结，则在朝廷未予李鸿章办理之全权，而李氏又不愿受清议之指摘，不肯负责进行交涉，而遇事推诿也。其时中俄交涉业已解决，朝臣方信可得专力御法，太后密谕疆吏筹议，疆吏几尽主战。其人或欲见好于清议，或不知法国陆海军之设备与战斗力也，朝廷亦倾向于战议。

方和议进行之际，法国出兵安南，预备作战，及和议停顿，法军开始活动。八月，军舰轰陷其京域顺化海口炮台，越王适死，朝中大惧。新王遣使议和缔结和约，其要款则法国保护安南，管理其内政外交，驻兵于各城邑。越王遣使乞援，其情势更难于先，信如李鸿章称为可虑之至。曾纪泽与法外交部交涉，坚持中国利益，毫无结果。九月，德理固来津，会晤李鸿章，谓事隔两月，事机变迁，宜妥筹办法，以免二国绝交，提出办法三条，一保护在越中国商民，二剿除北坼土匪，三另订中越边界。法使口称法国保护安南，实于中国商务有益，李鸿章以法军毁招商分局为问，法使承认赔款，事后并予以极大利益。其言土匪，则指黑旗军也。法使声称华军助之，李鸿章极端否认。其争执之焦点，则为分界，法使允许从宽订界，李鸿章请以二十度为界，德理固坚持二十二度，且言法初并三省，后取六省，中国何先不问？双方各不相下，久无成议。德理固入京交涉，亦无成功。法国厚集安南兵力，将攻黑旗军，法使改称凡在北坼境内手持兵械者，无论是否中国官兵，概作土匪驱逐。其言可谓蛮横之至，其先尚请华兵勿驻近于黑旗军，庶得免启战祸，而今竟欲与华军作战。交涉延宕，祸致于此，总署大臣与李鸿章等均有重大之责任，中国固无远见之外交家也。其时中国驻扎北坼军队数约三万，坐视法国武力压迫越王，暗中接济黑旗军，又不能胜，徒造谣言——越人胜法。总署大臣信之，以为兵力可战，其函告李鸿章曰：“滇粤出关各军，无坐视法人吞尽北坼之理，拟将法人种种挟制情形，照会各国，并令防军如法军来犯我驻守之地，不能不与开仗。”就保藩自卫而言，实为理直词壮，奈战祸启后，胜负非决于空言，而定于兵力之强弱何！李鸿章复称恢复安南原状，“揆之目下中国人才兵饷，皆万万办不到者也”。无奈朝廷不信其言，李氏又失磋商和平解决之机会。十二月，法军进攻，大败黑旗军，败兵焚掠乡村，与民为仇。其驻防之地山西遂失，刘永福更募兵勇以战。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法军乘胜进攻驻于北宁之华兵，刘永福等往援，均大败溃。法军陷城，乘胜进据太原。太后得报，诏免恭亲王奕䜣等职，军机处及总署大臣多另派委，查办统兵诸将。四月，云贵总督岑毓英奏称粮尽势孤，退守边境，其兵不待朝旨，业已撤退，太后命兵往援，时法国军舰泊于安南，有来扰之意，德璀琳以法海军总兵福禄诺（Comdt E．Fournier）书至津言和，李鸿章上报，朝廷许之。五月，福禄诺来津，先请撤换驻法公使曾纪泽，称其失言，北宁之失，以师丹之败为比，有挑引德法之恨恶，二国舆论以其有失使臣之体。朝廷许之，调曾侯至英，李凤苞赴法，谕李鸿章议和之条件，一维持藩属，二杜绝云南通商，三保全刘永福，四不偿兵费。第三四条均无困难，而第一二条实难于协商。李鸿章避免争执，乃以空泛之辞，与福禄诺议成简明条约，中国退兵，不问法越条约，许法货物通至边界销售，法国保护北坼，不侵占中国边地，不索兵费，限三月后，二国各遣大臣缔结条约。简约与朝廷之训令相去甚远，中文语句又与法文不同，福禄诺将去，约期中国军队退出越境，法兵将往巡边，驱逐刘永福军。李鸿章不敢上奏请旨，其致粤督张树声电曰：“内意但以续议条款责问敝处，其余一切不问，只得由外间相机酌办”，无如咨告云桂撤兵，而其长官先奉扼扎原处之旨，不肯撤退。其原因则朝廷不满意于和约，而又怀疑法人太甚，仍持战议也。朝臣邓承修等联衔上奏夷情叵测急筹战守曰：“法人……战无不克，其轻量中国可知，法不和于山西未失之前，而和于北宁既失之后，有是理耶？臣等闻法兵虽胜，而数月劳师集饷，势已不支，又北圻新定，其民未附，安知非惧我增兵大举而故为此要挟之辞？且李鸿章果以和议为可持耶？……我强则和约可保，我弱则所约皆虚。……李鸿章治兵二十余年，不以丧师辱国为耻，乃云起自田里，托为审势量力持重待时之言，以文其爱身误国之罪，此臣等所为痛恨而不能已于言也。”其言多无根据，直以国事人命为儿戏，而在当时，则为强有势力之清议。朝议主持战说，太后旨责李鸿章畏葸因循，命吴大澂、陈宝琛、张佩纶会办北洋、南洋及福建防务。及广西巡抚潘鼎新电告法兵巡边，而官军驻在边界百数十里之外，请示办法。上谕李鸿章谓断不能退守示弱，且曰：“已电谕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动，如彼族竟来扑犯，唯有与之接仗。”其电谕潘鼎新曰：“前令潘鼎新驰赴广西关外，本系预备战守，该抚上次电信，亦有一意主战，较易著手之语。衅自彼开，唯有决战，果能办理得手，朝廷有奖励，无责备。”六月，法兵进攻谅山，略有死亡，其政府以为中国违背和约，照会撤兵，要求赔款，一面派兵赴援，令海军大将孤拔（Courbet）率舰队北上。其外交部长电责李鸿章，李鸿章复电称为不幸，非两国政府之意，且曰：“中国定例，凡将士驻守之地，非奉旨万不敢退，即有旨退兵，亦应由驿站转递，路远不能即到。故福禄诺临行时，业经告明限期退兵之说，实不能行。”其言虽非由衷，要亦无可奈何，就责任而言，二国尚未批准简约，撤兵又无规定之期，中国究难负责也。

朝廷得报，谕沿海督抚备战，拒绝赔款，一面总署电告驻法公使李凤苞谓兵于一月后撤完。法应催使来津定约，李凤苞通知外交部。外部要求中国立时撤兵，并偿兵费，总署训令切勿轻许兵费。会法新使巴德诺（M．Patenótre）来沪，限期和议成功，总署答称华兵奉旨限期撤退。皇帝诏任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陈宝琛为会办，赴沪会议，其所奉之上谕，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安南照旧朝贡，黑旗军由我处置，分界于关外留出空地，作为瓯脱，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过值百抽五。双方条件相去太远，法使谓非赔款不肯言和，李鸿章为之焦急，请予恩恤，一面密电曾国荃告以万不得已，可许恤金数十万，更商于总署。总署复称“尊意即是鄙意”，会议之时，法使坚索兵费恤金，曾氏许以五十万两，法使不允。及电报至京，上谕责其轻自允许，不知大体，陈宝琛亦奉旨申斥，和议遂无所成。八月三日，法使照会和议之期限已满，日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曾国荃未有答复，法国舰队开始活动。初舰队驶入闽江，监视华船，有据福州之说，八日往攻基隆炮台，数小时内炮台尽毁，时淮军名将刘铭传奉命防守，新至台湾，械饷俱缺，固无奈何，法兵幸不登岸。总署得报，向法驻京代办抗议，有不胜诧异之句，代办说明自由行动之意，交涉仍无发展。李鸿章请和，太后谕廷臣会议，会得巴得诺照会，太后以其无礼，谕称一意主战。代办以要求赔款不遂，二十一日出京，朝命各省严防法舰，饬潘鼎新等进攻安南，电李凤苞回德，二十三日，法舰队攻击华船于闽江，共有兵舰八艘，鱼电艇二，凡一万四千余吨，船有大炮机关枪，水兵一千七百余人。闽船大小十一只，共六千五百吨，水手一千余人，船上仅有小炮，余为水师。战起，二小时内，悉数毁沉，法舰轰毁炮台，二十六日，朝廷下谕用兵，而曾侯自英电称勿先承认宣战。法国亦未宣战，唯从事于破坏耳。孤拔再率军舰往攻台湾，刘铭传迭电告急，左宗棠奉旨遣兵赴援，而兵不敢渡台，李鸿章雇用英船密运饷械往台接济，法舰乃封锁台湾。朝廷令南北洋大臣出船往援，实则驶去船为击沉人送死耳。曾国荃初不欲多遣船往，奉旨申饬，及船五只南行，二只击沉，三只逃往镇海。朝廷严责刘铭传乘势恢复台湾已失之地，救船出险，更催滇粤进兵，以为牵制，无如拟定之计划，均为纸上空谈，而于敌方之实力，茫然不知，毫无补救也。边军迭奉谕旨前进，未有进展，明年二月，法军进攻谅山，守军御战，潘鼎新报称粮药俱缺，精锐伤亡殆尽，焚谅山城，退至镇南关。法兵攻关，滇军败溃，提督杨玉科阵亡。粤督张之洞电告李鸿章曰：“谅山陷后，西事棼如……兵气不易再振。……朝廷若操之过急，再难措手。”兵士自谅山败后，抢劫逃亡几不成军，广西人民逃避，全省惊扰。幸冯子材等截杀逃兵，激励将士，三月廿三日恶战，会援军至，廿四日战败法军，乘胜追出关外。同时，法舰队攻陷澎湖，朝廷始愿议和。

初中法交涉日形严重，美使杨越翰（J．R．Young）通知李鸿章谓其政府情愿调停，已令驻法大使询问法国意指，而法自以理屈，不愿友邦调停，德理固来华，亦言不受第三国调停。及《天津简明条约》成立，法兵巡边，再致战祸，中国愿受美国调停，法国仍再拒绝。迨法舰攻毁基隆炮台，清廷一意主战，曾纪泽不礼于法，先亦力持战议，上谕言和者诛。李鸿章知其力不能胜，招商局轮船不敢出海，售于美商，而战并无胜利。九月，赫德书告总署称法愿受调停，李鸿章亦得报告，称法谓款项难筹，可租借海岛，或后建筑铁路，许法商承办。十月，法再提出条件，其重要者，实行《天津简明条约》，双方停战，遣使会议商约税则，中国向法借银二千万两，半购军火及铁路材料，半为建筑铁路之用，雇用法工。总署不愿考虑，德璀琳再言和议，亦无成功。会英外相调停，曾纪泽电问条款，翁同龢亦言和议。太后旨称和议勿伤国体，奕譞拟定八条，多为中国最初之主张，如废津约，展拓地界，法国不得干预安南之内政等。曾侯得电，称其中有矛盾，交与外相，外相不允传达，盖其内容乃战胜国强迫战败国接收之条款也。曾侯将其修改，注重修界朝贡二事，始允转递，而法使怒称中国要求修界，即无和理。其政府议和之条件，则为遵守津约，华兵退归，免赔军费，法兵暂留台湾也，于是调停失败。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二月，法军进至镇南关，驻德新使许景澄电报总署，谓法使介入催询和议，“微露法兵可退基隆，不押关，不索费。”三月初，李鸿章电报总署，言法愿照津约，余无所求。十六日，法外部询问曾侯可否议和，如奉训令可来商量，其首相茹费理实有让步解决之诚意。总署电复曾侯，略称已准商办，数日内当有确旨，不幸竟无消息。及法军败退谅山，茹费理去职，李鸿章再请总署议和，称此时议和，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结。赫德呈递善后办法，曾侯亦电总署，谓此时议和，尚觉体面。朝廷乃命赫德办理，四月四日，海关职员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奉命与法外部订成草约于巴黎，其条款凡三：（一）二国遵守《天津简明条约》。（二）二国停战，法舰开封台湾。（三）法国遣使议约，中国撤退边兵。

四月，法使巴德诺至津，李鸿章奉命为全权大臣，五月，会议，六月，订成条约，其要款凡六：（一）二国平靖边境盗匪，不得出兵侵入缔约国之领土，侨居安南之华人概归法国保护。（二）法国统治安南。（三）二国会勘边界。（四）二国日后议定商约，开放商埠。（五）中国创造铁路，雇用法人。（六）法国撤退台湾澎湖驻兵。后再议订商约界约，其要款如下：（一）中国开放龙州、蒙自、思茅、河口为商埠。法得设驻领事。（二）中国设置领事于河内、海防，日后商于法国，得派领事于各大城镇。（三）安南华人之待遇，与最优待西国人不得有异。（四）陆路贸易，中国按照海关税则，输入洋货减少十分之三，输出土货减少十分之四。（五）法国享受最惠国之待遇于中国南部及西南境。（六）二国划定边界，派员勘定。今观条约之内容，中国丧失安南，给予法国权利。约文中云：“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实则屈服败辱，耻孰甚焉，何必顾此虚荣耶！所可怪者，中国根据条约，可派领事保护华侨，及至会商续约，法使不愿中国派遣领事。中国谓法征收华人丁税，要求约中载明免税，法使仅许从宽办理。而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天津条约》曰：“越南各地方听中国人置地建屋，开设行栈，其身家财产俱得保护安稳，决不刻待拘束”，而竟一无保障，所谓“与优待西国之人一律不得有异”之明文，究作何解？法国违背条约，一至于此，国际公法，岂专为欧洲列强耶？

综观中法安南交涉之始末，朝廷之处置荒谬，朝臣之昏庸无识，殆不足责。李鸿章于时明了国际上中国之地位，外交之方法，而竟听其造成若此之结果，实有重大之责任。法国对于安南压迫之理由，则为红河尚未开放，中国苟令越王开放，法人无所借口，列强亦可明知中国与安南藩属关系，信如曾纪泽言“可省其窥伺之心”，而李鸿章竟力言其不可，坐失事机。法国必欲享受法越条约上已得之权利，至为明晰，其途有二：一用武力解决，一用外交解决。其时安南衰弱已极，内不能平乱，外不能御侮，黑旗军何能拒法？中国军队亦非法国陆军之敌，以之作战，殆难侥幸，而徒丧师辱国，多所损失耳。曾纪泽初信法国慑于德国不敢出兵，后亦悔其多言，谓与李鸿章之心相同。外交解决实为当时最妥善之方法，及法出兵，时机已晚，于其作战之先，负责交涉，虽不能尽如吾人之意，要能有所补救。法使德理固之在上海，实有解决争执之诚意，而李鸿章则迁延观望。其六月、八月致总署书曰：“脱使（即德理固）无论在沪赴京，所议必难就范，似只有虚与委蛇，相机观变，再筹因应之方。”其七月四日致总署电曰：“脱请就谈，今又请来晤，皆严却之，仅派人往彼知会，今晚登轮，脱愤然，谓将各行其意。”于是会议停顿，越兵战败，其王迫而允许受法保护。华兵在越无所补救，又不敢公然承认援助越王，是知力不能战，而又迁延造成战祸，其心殊不可知。及德理固至津，尚可保全一部分利益，不幸往返津京，一无所成，迨军队战败，订成简明条约，丧失一切权利，又以不撤兵致衅。吾人今虽知其境遇之困苦，京官公然斥为汉奸，固不如陈说利害，先时解决也。朝廷不欲撤兵之原因，一则安南久列藩属，一旦弃之，心所不甘，一则将士夸张浮报，以为国内军队足可一战，一则疑虑法国无信，而简明条约尚不批准，新约且未议定也。后巴黎和约签字，朝命撤兵，电谕沿海督抚，尚云：“条款未定之前，仍恐彼族奸诈背盟，伺隙猝发，不可不严加防范。”粤督张之洞电曰：“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臣之洞谨昧死上陈”，又电将士迅速攻城，促成和议，以少要挟。其先张氏亦言战无把握，于粤唯有悬赏购杀法人，大借外债耳，其人固无远见也。朝旨不许曰：“撤兵载在津约，现既允照津约，两国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冯子材、王德榜）若不乘胜即收，不唯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唯该督是问。”朝廷鉴于前事，殆有觉悟，谕旨撤兵，诸将托词延宕。其人先多夸张战功，败则溃逃不复成军，一胜则哄然言战，其言固无把握也。朝廷之议和，殆不可非。所不解者，法国迭次表示让步，英国调停，何朝廷迄无诚意？迨后决定议和，国内之外交人才，无过于曾侯，法愿与之协商，竟不令其与闻和议，签字后之一日，曾侯尚不之知。就形势而言，主持并越之茹费理谋欲解决，是已不见谅于国人，谅山之役，迫而辞职，二国争执或有公平解决之可能。不幸巴黎草约，匆匆签字，失去讨论条约之时机。李鸿章议定条约，以法外部之条件为根据，多所让步。总署大臣已不满意，划定之地界，损失尤多，奉命勘界之委员力谋挽回，竟无能为力。以重大之代价，而得若此之结果，谋之不臧，能不为之痛哭耶！彼侵略之国，更何足责，越王再遣使乞援，朝廷不问。

四、缅甸。安南丧失，缅甸亦并于英。缅甸在中国之南，毗连云南、西康，西北接壤印度，东界安南、暹罗，南达马来半岛，西南则为孟加拉湾。境内分上缅甸下缅甸二部，上缅甸高山重叠，险阻繁多，土壤硗瘠，交通困难。下缅甸濒临大海，地肥物阜，其人民多属于蒙古族，或自中国而往。其在上缅甸者类近野人，好勇善战，下缅甸之文化颇高，人民流于文弱，清初缅甸对于中国叛服不常，乾隆数遣大军征讨，但以地势险阻，运输不便，气候炎热，瘴气为害，战无大功，主将敷衍了事。缅甸后复通好中国，受清封册，遣使入贡，定为十年一次，中国于其内政外交，固不问也。缅甸自名王波罗拿（Bodoahpra）于一七八二（乾隆四十七）年，即位以来，征服诸大部落，国势涨旺，与英属印度政府不协，尝启争端。后其孙嗣位，遣兵侵入孟加拉，印兵拒之，不胜，政府自海上运输军队，攻其南部要港仰光，缅人拒战猛力，会天大雨，英军颇多死亡，终乃长驱直入，达于首都，缅王遣使订约出款割地以和。后因商业争执，英使奉命要求缅王赔偿损失。使者擅捕缅王之船，引起战祸，英军迭陷名城，缅王割下缅甸以和。英人遂尽握孟加拉湾之航权，势力大伸于缅甸。方回酋杜文秀之雄踞大理也，购运军火于缅甸，渐起云南官民之疑虑，英人欲往通商，印度政府遣人调查入滇之路。其路有三：一自中国西南诸省而往，一自安南红河前进，一自缅甸而往。其自缅甸之路，则英人所欲知者也。初遣使者前往，未得结果，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再遣探险队往，威妥玛言于总署，得有护照，遣译员马嘉理迎之。其报告本国政府也，谓总理衙门大臣茫然不知缅甸战败赔款割地以和，及英国在缅之势力。其原因一由于中国向不问其内政外交，一则于回乱之时，久未朝贡也。马嘉理入滇被杀，探险队受阻，威妥玛借为要挟，几致大祸，及《烟台条约》成立，许英派员驻滇调查。李鸿章乃始注意缅甸，后闻英缅将起战争，告知英使，缅甸为中国藩属，中国愿意调解，英使答称业已解决，李氏声称嗣后关于缅甸之争执，可先通知中国。缅王自兵败后，深患英国之侵略；迨法出兵安南，其在东方之地位巩固，缅甸与法订立商约，英人深为怀疑。会缅王重税英商，印度总督视为口实，绝交宣战，印军奉命往攻，大败缅军，前后共十四日而即陷其首都，其蓄谋也久矣。英国辩护其野心侵略，谓缅王暴虐失政，而法新得安南，将经营东方也。其理由至为薄弱，不足诘问。

英国谋并缅甸，一八八四（光绪十）年，曾纪泽自伦敦电报总署，建议招降拓界。醇亲王弈譞评论之曰：“无论人才、财力现办不到，即使如愿，乘彼乱而拓我界，名亦不正。……至电内所称拓界事亦宜早商英廷一语，竟不解此义。我若力足，何必商于彼？彼若垂涎，又安能允我拓界乎？”奕譞平日侈言复仇，其见解以为国际上之交涉，唯有武力，固不足以知此，乃向总署大臣建议延宕。总署电复曾侯曰：“彼谋未定，遽与开谈，是启之也，慎勿轻发。”迨其谋定，始行交涉，难易若何，大臣固不之问。明年，英缅交战，曾纪泽奉旨向英磋商保全缅祀，外相答称另行立王，管教不管政事，仍朝贡中国等语。会外相易人，推翻前议。曾侯改议朝贡拓界二事，朝贡英许备送应贡之物，曾侯不允，关于拓界，当时缅王虽兵败被擒，而土司纷纷起兵抗英，外相愿将潞江以东之地归于中国。其地亦称萨尔温，东抵澜沧江下流，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曾侯又索八募（即蛮暮之新街），英许让旧八募城。关于商业，英许大金沙江二国公用，中国得于八募附近立埠设关，磋商之条件将成，而总署仍持异见，其原因则滇抚张凯嵩奏称其地为野人所居，窒碍不行也。曾侯奉旨回国，交涉暂作罢论。会英国派员入藏，并来京议商印藏通商章程，藏人反对，总署大臣无法解决，乃愿让步，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与英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协商缅甸问题，置缅人迭次乞援之表文于不顾，七月议订条约。其要款凡四：（一）缅甸循照成例，每届十年，派员呈进贡物，其人应选缅甸国人。（二）中国承认英国在缅自由处置之政权。（三）二国派员会勘边界，另订通商章程。（四）英国停止派员入藏，不催议订印藏商约。斯约也，中国放弃在缅甸之宗权，承认英国事实上之地位，而于边境则未言及展界。斯年，英国公布兼并缅甸，至于边界商务，则久置不提。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驻英公使薛福成密报旧案于总署，后二年，派员赴外部交涉，外部改持异议，印度总督尤不愿让步；历久磋商，外相始许于缅边东南展界一千五百英方里，让与车里、盂连二土司，滇西老界亦许展拓。关于商务，英许大金沙江二国船只往来，缅盐不准入境，缅关暂不收税。英国得设领事于蛮允，中国可设领事于仰光，云南输入货税，依据海关税率减收十分之三，输出减收十分之四，一如中法安南商约，明年约成。

五、西藏。西藏在中国西南部，为藏人居住游牧之区域，藏人古称羌人，其在西北者，曾奉命徙居于内地，互通婚姻，久已同化于汉族，汉人、藏人固皆蒙古族也。藏人部落而居，逐水草游牧，颇为祸害于边境，及至中古，藏人信奉佛教，别派之喇嘛教政教迥异于前，渐改其勇悍好斗之风气，其地以达赖喇嘛为最高。迨满人崛兴于东北隅，达赖遣僧往谒清帝，其后准噶尔人侵入藏地，清帝出兵援之，乱平，设置参赞大臣于拉萨，派兵驻防。达赖按时进贡，清帝赏赐颇厚，而于其内政外交，向不干预。西藏邻有哲孟雄、不丹、尼泊尔等，其人属于藏族，风俗习惯多与之同。其王或朝贡中国，或附属西藏，及英人略取印度，地与西藏连接，谋欲通商，勘定边界。西藏地为高原，交通不便，鲜与外人往来，喇嘛久闻英人之侵略，深多疑忌，其人又不重视商业，不愿与之相通。十九世纪初叶，英人有冒称回人而往其地者，居住多年，密画西藏地图，及返印度，途中为盗所杀，地图始行发现，喇嘛益疑英人之阴谋。鸦片战后，英使数建议于钦差大臣，勘定印度、西藏边界，朝廷均不之理。后《烟台条约》许英遣人入藏，喇嘛反对，不能成行；境内入于无政府之情状，不丹（旧称廓尔喀）商人经商于藏，喇嘛夺其财货三十余万两，朋分使用。其王交涉，许还七八千两，商人不可，川督丁宝桢闻之，函请驻藏大臣妥为办理，亦无结果，奏派委员丁士彬入藏；会双方议定赔银十八万两，西藏凑还十万，余由川借。及丁士彬由巴塘动身，番官拦阻，不听开导，反伤官兵。报至朝廷，亦无办法。其先外人入藏者亦被拦阻，丁宝桢改派委员赴印度游历，路过藏地，亦为藏官所阻。英使要求入藏不已，帝谕丁宝桢遣员向藏番劝说，且曰：“西藏通商，势在必行”，然亦无法进行。

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英国通知派员来议印藏通商，中有派使驻于拉萨之语，总署亦难解决，明年，中英缅甸条约成立，英国放弃派员入藏，而印藏间之问题迄未解决。哲孟雄旧为藏属，藏人向游牧于其地，哲王曾向西藏报告英人侵略，而喇嘛敷衍了事，渐乃归英保护。英人筑有大路，一八八七年，藏兵出驻隆吐山，梗阻交通。英使请中国饬其撤退，否则将用兵力驱逐。总署说其延期至明年二月，以便办理，旨饬藏人撤回，而喇嘛不从。三月，印兵奉命攻毁兵房，喇嘛不遵谕旨，调兵往援，立誓抗英。朝命升泰为驻藏大臣，切实晓谕，而番众争辩，降神问卜，不肯让步，再战又败，心仍不甘，调兵一万余人来援，战又大败。升泰赴边调停，力劝藏兵撤退，而印督要求多端，朝廷派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自海道入印，协助交涉，一八九〇（光绪十六）年，议订条约，划定藏哲边界，哲孟雄归英保护，通商游牧嗣后再议。会俄官入藏，交结喇嘛，喇嘛仍力反对通商，后三年始能订成商约。其要款凡三：（一）开放亚东。（二）开关五年内，货物免税。（三）开关后一年，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者，须照章程办理。约成，喇嘛无开关之意。总之，朝廷处置此变，严词申责喇嘛，而均置之不理，订约久不能成，亦由其阻挠。中国属地之管理，远不能及外国之藩属，向不问其内政，徒事羁縻，及遇事变，不听善言劝导，不能指挥如意，除用兵而外，殆无奈何。喇嘛之固执，升泰斥为痴愚，要多由于知识浅陋，而恐惧太甚耳，终予英人侵略之机会。

六、帕米尔。帕米尔高原，古书称为葱岭，为亚洲之脊，外人罕至，土人部落而居，清代盛时，兵力曾及其地。乾隆年间，《钦定西域图志》一见其名，固未治有其地，说者不知其为部落种族名，抑或国名，及左宗棠平定喀什噶尔，其部将刘锦棠始设屯于旧界。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爱乌罕（今作阿富汗）与邻近部落构兵，护理新抚魏光焘派兵巡查，至托巴什滚伯牧地方，有名苏满者，地极险要，询知未有所属，设卡置回人驻守。帕米尔之西北为俄属中亚细亚，西南为阿富汗，南为印度克什米尔。俄国蚕食中亚细亚部落，经营不遗余力，英国患其势力伸入印度，保护阿富汗。修路筑炮台于帕米尔南部。帕米尔遂为三国边防重地，而中俄先未派员勘界，乃各视为属地。中国时无精确之地图，出使大臣洪钧译俄地图，将其划为俄地，国中士大夫初不之知。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夏，英外部致秘密节略及地图于钦使薛福成，力说中国收管帕米尔全境。未几，俄兵数百侵入，总署向俄使抗议，俄兵旋去。未及数月，英兵驱逐坎巨提酋长，坎巨提在帕米尔南，纵横数百里，户口约有万人，中国旧称之为喀楚特，一称乾竺特，向贡沙金一两五钱，回赏大缎二疋，及新疆收复，再行朝贡，一八八八（光绪十四）年，与印度构兵，乞援。总署照会英使，照复称其亦属于克什米尔，会争执解决，印督赏给防费，至是，酋长阴通于俄，阻英筑路，印兵逐之，酋长率其部人逃至塞下。薛福成奉命向英外部交涉，外部允许二国共立其弟，其事始已。方交涉之进行也，俄谓中国拓土，其地亦属于俄。请中国撤卡，否则进兵，相持不下。会阿富汗兵侵入苏满，俄兵亦至帕米尔，中国请俄退兵，俄以阿富汗为词。奕劻建议三国共管，各不侵占，二国不许。俄请中国分界，谓与英国无涉，总署恃英援助，欲三国协议，亦不可得。中俄交涉各不相让，又无所成，英俄议定边界，以小帕米尔归英，使馆参赞马格里闻之，请于外部归还中国，中俄界约仍无成议，中日战起，俄国强据其地。

上言列强侵略中国，乃其一部分人自私自利之行动，其大多数国人与中国毫无直接关系，其人不知中国情形，或仅知为世界上一国，或以为地理上名称，其中自有囿于传统爱国观念，信服政治家之宣传，为极少数资本家之利益，促成战祸者，及其战胜，虽于中国得有种种权利，而享受之者，就其国人而言，千百人中不过一二，况其亦有良莠之别，如吾人之社会耶！戈登于伊犁交涉时，奉召来华，及去，留有赠言，中云：“中国既请洋人教导，华人必当受教，洋人多有好心与华人相同者。”其言深有所见。日意格告左宗棠之言，略与相同。戈登建议设兵工厂于曾国藩，条陈练新军于总理衙门，均为中国之利益而发。其奉召来华，不顾长官之处分，尤见其诚心。英人赫德、马格里之赞助外交，亦其明证。赫德事业，久为吾人所知，不必赘言于此。马格里初在常胜军中，后工作于机器局，及伦敦中国使馆成立，用为参赞，凡有重要交涉，莫不多所赞助。薛福成奏称其“忠于所事，劳不辞，研究利害，动合窍要，请如金日之例，用为任使”。马格里在使馆中共有三十年，历任公使深赖其力。同文馆之教习亦愿悉心教授，灌输西方之学艺于中国，无奈时人不肯接受耳。威妥玛轻侮清廷大臣，痛言外交上之弱点，颇足以令人深思，大臣苟不以人废言，则当有所改革，清臣固不之知也。国际上之重大交涉，非影响于全体外人，驻京公使亦有贡献其意见或解决之方法于大臣者，《烟台条约》之成立，美英调停安南之争，尤其明显之例。惜朝臣不足以辨别是非，多怀疑之，而效力殊微也。尤可惜者，教士来华，士大夫多鄙恶之，而不相往来也。其人多受高等教育，熟悉华言，留心于国内之社会情形，其意见尝有考虑之价值，其教成之学生颇有益于社会，而士大夫均排弃之。日本明治维新，教士颇阴协助，一拒绝外人，一师仿其法，此日本强盛，中国衰弱之一原因也。

外人来华营商，华人又亦有渡海者。其动机相似，而待遇则异；其主要原因，则列强保护其侨民周至，而中国漠然置之也。不肖之外人，利用中国之弱点，贩运华人，其贸易为十九世纪惨无人道之悲史。初华人迫于国内人口之激增，生计之困难，冒险远往南洋群岛等地。其人生活简陋，工作勤劳，荷兰政府奖之入其属地，明末国内扰乱，人民避难于海外者渐多，迨清兵入关，郑成功雄踞台湾，侵扰福建诸省。清廷诏近海住民内徙，禁其出洋，后台湾平定，禁令仍未废除，犯者罪至于死。雍正诏禁侨民回国，幸久成为具文，经济问题，且非法律所能禁也。海外侨民以粤人、闽人为多，二省远在南方，近于南洋，商人贸易于外，与外人接触之机会较多。其人违犯国禁而出，不得政府之保护，中国且无驻外公使也。美使威廉语其事于谭廷襄，谭氏托词以对，可见官吏之思想依然如故。当时美洲地旷人稀，热带之国，需要工人前往开辟，而中国人口过剩，工人虽极勤劳，而酬金常少，甚者且无职业，乃以衣食住之困难，酿成叛乱。其附贼败散，或无家可归者，皆愿渡海避祸，其中推粤人为多，外人召之，运往秘鲁、古巴等地。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洲先后发现金矿，工人应募而往。其去国也，立有合同，称为合同工人，其条件或服务数年后即得自由，或月薪四元。其在英美者，待遇较优，其往他国者，则为贩卖之奴隶，丧失自由，强迫工作，其终日之勤劳，待遇之恶劣，生活之苦状，不啻畜类，清廷初置不问。及《中英北京条约》成立，中国始准华工出境。

方外人之招募华工也，国人依念家乡之心极强，非不得已，则不肯往外国，应募之人数无几，而需要殷切，外商视为有利可图，出资雇用地痞流氓为爪牙，深入乡村骗诱愚民，或劝其赌博，或说其出游，甚者路遇行人，托言欠债，劫之同去。其被骗出国者，上海、厦门均有其事，后以地方人士之暴动，官吏之严禁而止，转盛于广州。其于广州受骗者，杂有文人、农民、商人、小贩，最盛于英法联军攻下广州之时，人民惶恐，闭户不敢外出，捕得拐犯，而即置之于死，仍不能戢。俄而广州委员会同华官严禁黄埔江中船只，运出华工，颇著成效。华工贸易遂以香港、澳门为中心。香港政府认为罪恶，后始严行禁之。葡萄牙于其统治下之澳门，保护罪犯，时称其地之商业，以贩卖人口为最盛，受骗之人抵于澳门，将即丧失自由。外商俟船入港，驱之登船，聚数百人于一船，其船舱小污秽，饮食恶劣。工入觐其远离家乡，号哭不已，其体弱者或罹病死，不堪痛苦者尝自杀死，监者无论何时，得痛鞭之，其状况所谓人间地狱也。工人间或起而暴动焉。船抵美洲，主人售之于地主园主，其待遇至为残忍，工作过十六小时。一八五九（咸丰九）年，英国亦于广州招募华工，其办法则设立招募所，工人自愿应募者，订立合同，送之出国，并欲工人携其家室同往，久住不归。其后恭亲王会商于英法二使，草订招募华工章程。公使多表同情于中国，而二国政府将其修改，未有结果。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中国派员调查古巴华工情状，其报告书称大多数工人均为受骗出国，并公布其生活之苦状，拐运人口之罪恶，葡萄牙颇处于不利之地位，英国又忠告之，明年，澳门始禁惨无人道之华工贸易。一八七七（光绪三）年，中国又得英使之助，与西班牙议定改良古巴华工之待遇条约十六款。华工贸易之罪恶方告结束，而排斥华工开始发难于美国矣。

美国政府初愿华工入境，蒲安臣聘于美国，缔结关于华工入境之条约，华人往者日多，渐启白人之仇视，其所持之理由，则为华工之生活简陋，工价低廉，白人不能与之竞争也。此固经济原因，其困难亦由于种族之观念，不肖美人起而惨杀无辜之华工，造成严重之问题。一八八〇（光绪六）年，美国代表来华缔订条约，中国承认美国限制或整理华工入境，其工人之意义，则专指承工而言，其已往者设法保护，一律优待，然其问题仍未解决。其后美国迫令华工注册。一八九四（光绪二十）年，二国再订条约，美国得禁华工入境期限十年，及期，美国自由禁止华工往美，而学生商人等不在其列。同时英属澳大利亚等亦禁华工入境，或虐待之。总之，数百万之海外侨民，政府固未予以切实保护也。其回国者，以禁例迄未废除，亦受重大之痛苦，一八九三年，驻英公使薛福成奏言侨民曰：“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蕃者，有谓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华工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箧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间有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法纪，地方有司莫敢谁何！”其言根据领事黄遵宪之报告，多为事实。光绪得奏，谕大臣复奏，奏上，请将私出外境之例删改，帝谕刑部办理，禁令始废。华侨在外，虽无保护，而仍不忘其家乡，汇款养其家人，为额颇巨。黄遵宪为旧金山领事，查银行汇票总簿，侨民汇银至广东者，多则一年一千五六百万元，少则一千余万元，四年平均，年有一千二百万元。他如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等地，尚未计入，以之抵补当时输出货值之超过，尚觉有余。

中国自缔约通商以来，开放近海五口，均在长江以南，继则开放北方沿海及长江口岸边境要邑，商埠增多，商业上之机会远过于前。其在欧美无所谓通商口岸，外商于其国中可得自由营业。自世界交通便利以来，国际贸易益形发达，一国之物产常以原料产地技能制造胜于他国，各国提倡其所长，则成绩愈良，互相交换，苟能充类至尽，免除战祸，尤为人类之福。国际贸易发达，必人民购买力强，故额数多者，常为先进强国，少者多为贫弱之国；今日中国必须努力奖励生产，促进商业，除去外商非来中国无以为生之传说。其时苏伊士运河凿成，海线告成，均能促进商业。初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往来欧亚之船只始不绕道于非洲好望角，路途大减。一八七一年，上海、伦敦间海线告成。由是货物之运输，商人之往来，商情之报告，既便且捷，大有助于商业之发展，而中国国际贸易当中日战前，虽年有增加，顾其额数犹少，其原因则中国仍为自给之社会也。据海关报告，一八七一年，贸易货值凡银一万三千七百万两，一八八五年，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万两，一八九五年，增达三万一千四百九十八万两。平均计算，一八七一至一八八四年，每年输出货价凡七千六十万两，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五年，九千九百六十四万。输入货价，一八七一至一八八四年，平均每年凡七千三百四十万两，一八八五迄一八九五年，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输入超过输出，初由于鸦片之漏卮，及商埠增加，丝茶之需要颇殷，输出乃超过输入。输入再行超过者，始于一八七七年。其自一八八五年后贸易额数增加者，香港、澳门之海关问题次第解决，始免漏税也。国际贸易操于外人之手，华商以银价低落，常居于不利之地位。

中国国际贸易，茶叶初居输出品第一，先是，一六七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往茶叶五千磅，数年始能售尽。十八世纪中叶，英人饮茶者大增，及至末叶，每人平均年需茶叶二磅。中国为世界茶叶出产之地，迨十九世纪中叶后，日本、印度出产茶叶增多，中国政府不善保护，征收重税，英人又以藩属之故，改饮印茶。中国绿茶乃行销于美国、加拿大、俄国，惜其岁益低降，丝遂代为第一。华丝初销行于世界，十九世纪末叶，日本丝业以其政府保护提倡之力，改良饲养方法，华丝始遇劲敌。其他主要输出物品，则推糖、皮、棉花、黄豆、豆饼等。外国先购糖于中国，后买之于印度，《南京条约》后，华糖运往香港入厂提炼，再行运入中国销售。其原因则托外货之名，得免厘金也，清廷既不保护糖业，香港炼糖渐亦不能与外糖竞争，一八八四年，广东输出锐减，糖业深受打击，入于淘汰之列。皮推兽皮为大宗。棉花于一八八八年，开始运往日本，国内家庭工业蹶然不振，妇女渐不纺织。黄豆、豆饼于十九世纪末年，输出大增，多自满洲运出外国。输入物品，鸦片初估第一，后则国内种烟，四川、满洲之产额颇能供给他省，重庆、牛庄变为贩运之要港，外烟逐渐减少，一八八八年，输入八万二千箱，一八九三年，减为六万八千箱。棉织品乃代其为第一，其多数来自英国、美国、印度，日本亦有输入。其次当推火油，火油用以点灯，火光明亮，销路渐广，宁波官吏称其害人过于鸦片，严禁用之，他县亦有禁用者，均无效果。初自美国来华，一八八九年，俄油、荷油相继而至，渐为日用必需之品。其他物品，尚有铁、煤、火柴、玻璃等。其堪注意者，则奢侈品渐多也。其分运之中心，初为香港，及商埠增多，上海日益重要，迨黄豆之贸易发达，牛庄亦颇兴盛。在华商业发达首推英国，船只亦其最多。李鸿章等深知外人操纵航权之害，创设招商局，中国之河流运河以东南为多，商人以船运货，船业初极发达，但自内乱而后，日益衰微。其原因有三：一官吏军队强迫扣用，二海盗摧残，三轮船发达。先是，英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一八〇七年，第一次试行商业轮船成功，一八二五年，轮船自英国试行，达于印度。一八三七年，太古轮船公司成立，明年，英国建筑武装轮船，一八六一年，始有铁甲船。中国于《天津条约》开放长江，轮船乃驶行于沿海长江口岸，华船不能与之竞争。

自内乱平后，藩属次第丧失，列强在华之势力渐盛，朝廷初以中兴为言，后则淡视遭遇之事变，仍无改革。其所谓明知洋务之大臣，深信中国政教，远非西人之所能及，学其机械足矣。其顽固者且斥其用夷变夏焉。人民于乱离之后，其视政府毫无密切之关系，一如昔日。政府于祸患之先，从未事前预防，而能有所整理，人民深受痛苦之时，始乃救济，人民受其实惠者常少，朝臣且不知祸乱之主因也。国中祸乱之起，要以人口繁多，生计困难，秘密社会之横行无忌所致。方湘军之平乱也，会党从军煽惑，兵士投入会中，左宗棠西征，其部下数叛，多受会匪煽惑而成。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两江总署马新贻被刺而死，刺者为其幼年之党友，激于义气，而杀之者也。其人被捕，受刑不屈，及死，李世忠称之曰：“义士”，盖其党也。其在民间势力尤大，政府虽严禁之，然无效果。人民自乱定后，存者回归家乡，户口繁密区域之人民，或他徙焉。无奈家族之观念太深，父欲抱子，祖欲见孙，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三十年内，人口又大增加矣！人民仍多以农业为生，而其家中多无存粮，一遇淫雨大旱，收成减少，即不免于饥寒。朝廷免其田税，筹款赈济，死者仍不能免。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南方大水淹没圩田，北方亢旱飞蝗蔽天，灾情之重首推河南、山西。二省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晋人种植罂粟，情状尤为悲苦，饥民食尽草根树皮，转食人肉，家有黄金，尚有坐而待毙者。一八七八年，阎敬铭奏曰：“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其言不忍卒读，海外捐款助赈，国内商人出款救济。九月，始有秋收，死者时称约五百万人。一八九二（光绪十八）年，晋北又遇大灾，灾区二三千里，死者百余万人。李鸿章据赈员报告，奏曰：“所到之处，饿殍盈野，村落成墟，惨苦情形，目不忍觐，询因该处歉收，已经三年，民贫地瘠，夙鲜盖藏。去岁猝遇奇荒，束手待毙，有力之家初尚能以糠秕果腹，继则草根树皮均已掘食殆尽，朝不保暮，岌岌可危，每村饿毙日数十人。现在生存饿民率皆鹄面鸠形，仅余残喘，遍加访察，竟有易子析骸之惨。”其他各省之灾，例不胜举。直隶有永定河为害，河南黄河于一八八八（光绪十四）年破堤，死伤约二百万人。湖南会匪时起作乱。人民之痛苦已深，担负已重，而政府入不敷出，于此现状之下，国内之危机四伏，势非变法，殆无振兴之望，而元首大臣，尚不觉悟，此祸之所以愈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