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时期：内政外交总览

清帝自康熙后，传至咸丰，凡一百三十八年（一七二三至一八六一），均年长嗣位，乃自咸丰而后，皆于冲龄即位，其君有三：一曰同治，二曰光绪，三曰宣统。同治初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大婚后方亲理政，而忽病死，其族弟光绪继之，仍由两宫听政。一八八一年，东宫慈安猝死，西宫慈禧独揽政权。其后光绪年长，太后不肯归政，干涉变法，光绪生命几致不保。一九〇八年，光绪、慈禧相继病死，宣统嗣位，其生父载沣摄政，大事决于隆裕太后。清季太后既专政权，因其所处地位之困难，重用亲王宦官。清初，亲王曾居要职，雍正惨杀与其争位之兄弟，始不之用，渐为惯例，嘉庆曾命亲王入直军机处，而以格于故事，即罢免之。咸丰始用其弟恭亲王弈及远支亲王，然当乱时，固非常例。及两宫太后听政，任命弈为议政王大臣。慈安死后，光绪生父醇亲王弈譞用事，礼亲王世铎、端郡王载漪、庆亲王弈劻等次第执政。宦官乱政，为女主垂帘尝难避免之结果（其事详言于后）。总之，皇帝冲幼，太后专政，亲贵用事，宦官乱政，实清季政治上重要之变迁也。其时国内于大乱死亡之后，人口锐减，生活稍易于前，对外则于败辱之下，外人之势力锐进，正宜研究外国政治之情形，海陆军之实力，工商业之进步，而可有所比较，取其所长，矫正固有之弱点。不幸朝廷上无富于经验、刚毅果决之皇帝，强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与建设也。李鸿章欲筑铁路，曾入京觐见，言其利益于恭亲王，王谓其事重大，虽两宫太后亦不能决定。处于世界交通便利之世，列强竞争市场于海外，而图恢复昔日闭关之情状，事实上既不可能，其一二因时制宜之官制，均非彻底之改革，乃粉饰苟安，贫弱如故，外交依然失败，终遂败于日本。其间三十余年之内政外交，兹分言之于下。

咸丰即位之年，洪秀全起兵，清廷君臣不能振作有为，削平大难，咸丰亲臣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二王之祖为皇族近支，建立大功，封受王爵，而奉世袭罔替之旨，其爵传之子孙，所谓铁帽子王也。二王袭爵，皆无才能，但能迎帝所好，端华之弟肃顺，亦入内廷侍奉，肃顺胆大敢为，尤善揣测上意，渐握重权。三人同干朝政，军机大臣侧目，肃顺恃宠立威，尝兴大狱，铲除异己，朝政益坏。咸丰之家庭生活，则好女色，大乱紧急之际，尚亲选秀女，皇后钮祜禄氏无子，宠爱贵人叶赫那拉氏。贵人生于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其父官位颇卑，中年病死，家境遂落，有妹一人。贵人美艳聪明，幼曾读书，倾向守旧，以秀女被选入宫，其妹后为咸丰之弟醇郡王弈譞之妃，一八五四年，帝进贵人那拉氏为懿嫔，后二年，生子载淳，咸丰备宠爱之，封为懿妃。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第二次北上，议和不协，北京危急，咸丰出狩木兰（热河），后妃从之。十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成立，咸丰以公使入觐之问题，不肯遽归，将于明年春回京，及期，疾病，于是延期。八月，病势转剧，据《慈禧外纪》，十二日，那拉氏患其难有起色，遣使前往北京，密告恭亲王弈，肃顺等别有所谋，妃抱其子哭于帝侧，曰：“置皇子于何地？”咸丰曰：“立之为君。”帝位遂定。二十一日，病势益危，载垣等入宫，称受顾命，皇帝谕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慈禧外纪》言那拉氏于帝病危之际，藏收玉玺，遗诏未用玺印，其说与贾祯等奏疏符合。贾祯言谕旨曰：“每有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载垣干政之谋，出于肃顺，赞襄政务王大臣，皆其党羽。其人既见恶于太后，威望又不足以临朝臣，其中王大臣且无近支亲王一人，虽曰不违于故事，而古今之环境，固不同也。

二十二日，咸丰病死，赞襄政务王大臣奉皇太子载淳嗣位。载淳年方六岁，不知饥寒，政权归于王大臣，尊皇后钮祜禄氏曰慈安皇太后，生母贵妃曰慈禧皇太后，拟定明年改元曰祺祥，谋遏恭亲王奔丧。九月十四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龄，未能听政，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军国事宜，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皇太后谕其照行，载垣等抗言不可，并谓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即令军机处驳斥。恭亲王叩谒梓宫，载垣等屡言亲王不可召见。十月，梓宫自热河出发，由王大臣护送，两宫太后偕同载淳间道疾行返京，以迎梓宫。十一月一日，车驾安抵北京，颇赖侍卫荣禄保护之力，明日降旨，曰：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诱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八月廿二），龙驭上宾。……八月十一日（九月十五），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

朱谕，由醇郡王奕譞拟定，奕譞之妃，为慈禧之妹，先在热河，奉太后密旨拟成。乃再降旨，声称三人解任，不足蔽辜，将其革去爵职拿问，严行议罪，又饬派员押解肃顺来京。肃顺方送梓宫入京，不服，奏上，上谕斥其“咆哮狂肆，目无君上，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派员查抄其家产。五日，梓宫方始抵京，大臣请将三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八日，降旨公布三人罪状，称其自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诸事擅自做主，私改谕旨，当面咆哮，违阻皇太后面谕之事，意存离间亲王。肃顺又有擅坐御位，自由出入内廷，私用御物，离间两宫太后等罪，独外交失败未曾提及。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斩首，前解职之军机大臣五人，均受处分，余党亦有革职永不叙用者。太后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大臣，在军机处行走，其亲王之职，后奉世袭罔替之旨。

载垣等总揽朝政之计失败，两宫太后听决国政，遂为自然之结果。初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听政，太后即命照行，慈禧尤好政权。咸丰季年，说者言其干预国政，乃竟阻于赞襄政务王大臣，其密谕奕譞拟定之旨，固以听政为言。及归自热河，大学士贾桢等上奏，略称大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载垣等赞襄政务名虽佐助，实则主持。皇太后宜揽政权，庶使臣工有所秉承，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奏中列举前代之故事，并言当今贼匪未平，而大权宜有所专属也。统兵大员胜保，亦请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太后仍令朝臣妥议，朝臣皆以为请。于是两宫太后听政，明年改元曰同治。今观政变之起，实由于女主、权臣之争权。清代帝王年幼嗣位，故事置摄政大臣，女主从未临朝，近支亲王后多不得参与国政，赞襄政务王大臣之成立，或本于咸丰之遗命。三人之罪状，不过反对女后之专政而已。三人平日专横好杀，不符清望，而赞襄王大臣之中，无一贤能亲王。三人之才，殆非慈禧之敌，朝臣又不之附，慈禧乃以太后地位，诛杀三人。两宫太后听政，慈安性情不乐于政治生活，除大赏罚黜陟而外，概置不问。慈禧具有精明练达之才能，判阅奏章，裁决政务，召训大臣。《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入觐，可以为证。曾氏入朝，先行叩头，奏称叩谢天恩，起行数步，跪于垫上。慈禧问其进京，练兵，治民，出京等问题，慈安与皇帝独无一言。曾纪泽出使英法，亦由慈禧询问。此不独对二人然也，皇帝年幼，固无足怪，而慈安何亦如此！慈禧听政既久，渐与慈安不睦，恭亲王维持其间，决定朝政，颇为慈安所信，乃为慈禧所恶。

一八七二年，两宫太后听政凡十有二年，同治年及十八，将亲政矣。春间，选立皇后，慈安欲立大臣崇绮之女阿鲁特氏，慈禧欲立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相持不下，召同治自定。同治选阿鲁特氏为后，慈禧心滋不悦。及秋，大婚礼成，封富察氏为慧妃，帝于新婚燕尔之时，爱情正浓，而慈禧戒帝毋常至中宫，而宜眷遇慧妃，并饬皇后学习礼节。同治重违母意，既不常入中宫，又不肯幸慧妃，郁郁不乐，常独居于乾清宫中，明年三月，亲政，而仍无以自娱，乃微服出外冶游，两宫太后亦不之问，其导之者，则侍讲王庆祺、总管太监张得喜也。一八七四年冬，同治染得天花，明年，一月十一日，痘已结痂，会皇后阿鲁特氏受慈禧之谴责，省帝于乾清宫，泣诉冤苦，帝温慰之。慈禧闻其密语，直入室中，牵后发而出，以掌抶之，并令太监传杖，同治惊悲而昏，痘遂大变，慈禧始肯释之。一说天花将愈之时，帝后同处，房帏不谨，以致骤危。宫禁之事，虽不可知，而后说颇多疑问，殆不足信。十三日，同治病死，无子，《慈禧外纪》称皇后阿鲁特氏有孕，两宫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二十七人会议，独无皇后。恭亲王建议秘守帝丧，俟皇后生子后再议，慈安谓恭亲王之子可以入嗣。恭亲王则称溥伦当立，溥伦者，道光长子弈纬养子所生之子也，行辈当立，慈禧对之，均持异议，乃曰，“弈譞之子载湉可立”。载湉年方四岁，其母则慈禧之妹也。大臣不敢违反其意，继统之君遂定。慈禧之立载湉者，盖恭亲王之子年长，命之入嗣，则太后难再听政，其父又非慈禧所喜，溥伦行辈当立，立则太后进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醇亲王弈譞则为道光之第七皇子，其子乃慈禧之妹所出，年幼而亲，慈禧视之可若己出，而得专政也。载湉入承大统，不为同治立后，对于阿鲁特氏怀孕之子，置而不问。阿鲁特氏以寡妇居于宫中，心益悲哀，患受慈禧之虐待，服毒自尽。懿旨称其“毁伤过甚，遽抱沉疴而逝”。御史潘敦俨奏请表扬潜德，太后斥其糊涂谬妄，下吏夺职。其恨恨之气，于其死后，尚未能平。阿鲁特氏之死，虽曰无益，然于专制帝王之家庭，盖为唯一不平之抗议，而能令人深思其姑慈禧之恶狠，殆善于生而受辱也。多情之帝王夫妇，竟至于斯，诚为惨剧。

初慈禧于御前会论，宣布载湉承继大统，其父弈譞惊昏扑于地上，内侍扶之而出。载湉即位，弈譞以生父之地位，不便入朝随班行礼，奏言旧病复发，哀恳曲全，许乞骸骨。两宫太后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妥议，议许如其所请。太后准其开缺，而以亲王世袭罔替，并得条陈大政。载湉之即位也，两宫太后诏曰：“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弈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庙号）为子，入承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诏中皇帝有子，承继大行皇帝，殊嫌含混，载湉可得于其将来所生皇子之中，择一承继同治，以奉其祀，而自承继咸丰，另立皇子为嗣也。群臣疑忧太后不为同治立后，而新君他日有所借口。内阁侍读学士广安请饬朝臣会议，颁立铁券，载明皇帝将来有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懿旨斥其冒昧渎陈，传旨申饬。一八七九（光绪五）年，同治及皇后安葬，吏部主事吴可读尸谏。吴可读初为御史，两次请将己革提督成禄正刑，措辞激昂，奉旨降三级调用，至是，深虑大统授受之间，常生变故，思以尸谏，借坚穆宗（同治庙号）立后之信，请于长官前往襄礼，礼毕，服毒自尽。遗疏上奏，恳请两宫皇太后降明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中有“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事闻，都人大惊，两宫太后懿旨，下大臣妥议复奏。大臣意见有二：一承太后之意，奏称建储与继统无异，非臣下之所当擅请，应毋庸议。一称吴可读不明懿旨，太后当降明谕，而使穆宗之大统垂于久远。奏入，诏称吴可读奏请颁定大统，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继承穆宗皇帝。大统问题，始告解决。吴可读之死，为皇室家庭中之琐事，无补于民生大计，然其处于忠君时代，不能深责。彼全性命保妻子之臣，于其死后，而尚不敢直言，能不悲乎？

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宫中定策，立载湉为帝，夜半，具法驾，往醇王府迎之入宫，承继大统，改元光绪。载湉生于一八七一年，母曰叶赫那拉氏，弈譞之子也，年方四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仍由两宫太后听政。先是，同治卧病，降谕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皇太后披览裁定，及光绪即位，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懿旨曰：“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唯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二后听政，慈禧专横，慈安心渐不平。一说由于慈安焚去咸丰欲杀慈禧之密诏，其言今无证明，殆不足信。《慈禧外纪》记二后争先祭其亡夫，慈安不慊于李莲英，感情恶劣，其说亦多疑问。总之，宫中之事，要难深诘，所可知者妇女易听谗言，二后之性情不同，听政既久，难免嫌疑，而宫中太监，又挑拨其间也。一八八一（光绪七）年四月八日，慈禧方病，慈安临朝，召见军机大臣，午后，内廷忽传慈安已崩，诏命大臣进宫。其病也，御医不及诊视，距其退朝五小时耳，而暴变至此，大臣莫不惊异。曩例妃薨，立时传其戚属入内，瞻视后小敛，乃慈安死后，戚属无预敛事。说者谓为慈禧毒死，盖有所因。于是恭亲王益孤，慈禧恶之几兴大狱，免为议政王大臣，太监安德海之诛，恶之益甚，及同治亲政，谏阻复修圆明园，严受申责。同治诏其亲王毋庸世袭，改降郡王，而慈禧之恨，仍未泯除，一八八四年，以安南事急，斥其因循误公，委蛇保荣，开去一切差使，其属下亦多免职，说者比之政变焉。

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慈禧太后鉴于光绪之年已长，难于久握政权，下谕明年正月（阴历）举行亲政典礼。奕譞及军机大臣奏请从缓，奕譞疏中云：“臣愚以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礼亲王世铎等合词吁恳训政，太后始尚作态不许，但其旨中有“皇帝……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遇事提撕，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其将久握政权之心，昭然若揭，王大臣等再申前请训政数年，慈禧谓为天下公论，许之。一八八九年，光绪行年十九，立副都统桂祥女那拉氏为皇后，后慈禧侄女也，进朝臣长叙之二女那拉氏为妃，长曰瑾妃，次曰珍妃，举行大婚典礼。皇后性情温和，容貌平常，年龄长于皇帝，太后党于母家，故得为后。光绪则钟情于瑾妃、珍妃，二妃不为太后所喜，尤以珍妃为甚，后以其干预外事，降为贵人，太监亦得轻之。其师文廷式为侍读学士，其兄志锐为侍郎，均为太后免职，志锐发往边地。清臣恽毓鼎言光绪之境遇曰：“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阏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曾一日展容舒气也。”其天资聪明，博学强识，善于音乐，惜其性情偏于柔懦，无果敢勇往之气，解决困难。自幼畏雷，其在书房，若遇雷声，必投身于其师傅翁同龢之怀中。翁同龢凡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帝所亲昵，常弄其须，或以手入怀中，探抚其乳。其好弄无异于常人，一见太后，便如木偶，盖其接近之人，为守旧大臣、妃嫔、宦官。师傅平日教以孝顺服从，而宫中礼节，凡见太后例须跪下，帝自幼受其抚养，而自为其驯服。妃嫔、太监莫不深惧太后，朝臣疆吏善于逢迎，又多其党。帝于大婚之后虽曰亲政，事实上太后仍有干涉任用罢免大臣之权。

女主专权，宦官之势常盛。考其原因，中国礼教思想轻视女子，世俗理想之妇女，少出门户，不与男子亲相授受，古礼称兄妹分席，其界域之严若是。妇女之生于世，殆为生子，其血胤乱杂者，祖宗不享其祭，子孙即为不孝，罪过颇重，其乱之者，则为罪大恶极，见而杀之，不为犯罪，乃为避免之计，预防故严。尤有进者，婚姻多不自由，青年之男女，婚前不应相见，而强无爱情之夫妇相处，更力防其另生恋爱，遂无公开之社交，尤以上级社会为甚。无如男女色欲，所谓性也，而实防不胜防，奇异卑劣之事，往往出于意料之外。帝王防免其弊，则以身体摧残之宦官，服务宫中。宦官日侍皇帝后妃，知其性情，迎合其意，其狡黠者，日久得其信心，而乃利用其弱点，得至专揽大权。其人未受教育，不知廉耻，多为社会上卑劣龌龊之分子，及得政权之后，纵其所欲，无恶不作，往往引起国内之扰乱，汉、唐、明季之祸尤烈。清代宦官多出于直隶、河间，顺治鉴于前代之祸乱，减削宦官之职权，归并其重要者于内务府，定其官秩不得过于四品，禁其外出京城，除其职司而外，不得干预他事，招接官员。子孙遵其遗制，未闻宦官乱政。及两宫太后听政，始变祖制，信任宦官。其所以然者，女子临朝听政谓之垂帘，固以男女之别，而不得与朝臣自由对语，毫无隔碍也。曾国藩入觐，其年谱记载朝廷情状曰：“皇上向西坐，两宫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在南，慈禧在北。”曾国藩跪于垫上，奏答慈禧之问题。大臣之朝见者，莫不如是，势不得不用宦官。其初信用者曰安德海，安德海于咸丰崩时，密探载垣等之阴谋，报于慈禧，得其信任，遂收贿乱政。一八六九年，安德海衔慈禧之命，自运河乘舟而南，前往苏州，织办龙衣。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其僣拟无度，招摇煽惑，下令捕之。慈禧始知祖法，救之，不得，下令杀之，乃有憾于恭亲王。安德海死，李莲英渐为慈禧所信，受总管太监之职，监管宫中太监，兼司太后库金，侦报光绪之短，一八九八（二十四）年政变，皇帝被禁，李莲英有力焉。宫中妃嫔莫不畏之，皇后亦然，大臣有所请求者赂之，多能成功，权势或过于军机大臣。其他小奄为太后耳目者尚多，报告妃嫔之行为，专事挑拨。一八九七年，慈禧颐养于颐和园中，光绪亲臣恽毓鼎奏劾园中之小奄牛姓，在外招权纳贿，请严惩之，以符祖制。光绪知其祸将不测，撤去疏文，以保全之，区区小奄，皇帝知其作恶，无如之何。拳民之乱，太后皇帝狼狈出逃，太监尚索贿作恶。德龄女士居于宫中，言其愚蠢卑鄙，挑拨恶感。其影响于政治何如哉！

太后临朝，政治上之变迁，已如上述，其最大不良之影响，则朝廷软弱也。妇女性情偏于保守，不能决断大计。亲王之中，奕䜣较有识见，初因事件奉旨切责，后以力谏圆明园之修筑，几获重罪，乃避太后之忌，韬晦自全，对于朝议，不敢别持异同，侍读学士张佩纶上疏论之，太后得奏，饬其负责，而奕䜣固多顾忌，光绪生父及慈禧亲信之奕譞，又与之不协。一八八四年，奕䜣罢免，据劳乃宣所著之《张佩纶传》，时论贤之。张氏以为太后宜存不弃之心，醇王宜思阋墙御侮之义，曾于于广坐之中，劝说醇王，引用吐谷浑阿豺令诸子折箭之故事，醇王感动，不幸终惑于谗，恭亲王未能起用。其代之者，军机处则为礼亲王世铎，总署则为庆贝勒奕劻，二人识见庸陋，能力薄弱，备员充位，对于军国大计，一无建树，唯求维持现状而已，奕劻俄而进为郡王，亲王矣。会朝议重视海防，太后诏设海军衙门，以奕譞领之，衙门之组织，同于军机总署，太后先曾旨饬军机大臣遇有要事，商诸醇王。奕譞之地位若是，后与李鸿章等筹筑津通铁路，奉旨依议，竟受言者之阻挠，不愿坚持。其困难则太后毫无主见，惑于浮议，而二三其心也。李鸿章深为慨叹，其复前出使大臣洪钧书曰：“中兴之初，深宫忧劳于上，将帅效命于外，而一二臣者主持于中，有请必行，不关吏议”，乃事定后，朝廷无人，力能主持大计，于是兴革大政，犹豫不决，朝令夕迁。终则多无所成。

亲贵大臣，用非其人，枢臣又分派别。清代严禁朋党，皇帝亲政，则总理万机，关于委任或罢免大臣，决定大计，均可一人为之，军机大臣不过于询问之时，陈述意见，富于自信力之皇帝，固可先时自由决定，朋党殆不易兴。两宫太后听政，朝政先由恭亲王主持，及其疏远罢斥，太后多无主见，用人由枢臣拟进，几成习惯。李鸿章于一八九四（光绪二十）年与吴大澂书曰：“迩日用人，多出宸断，与从前枢廷进拟者不同，一时仰颂圣明，耳目为之一新”，久始改变，故其言如此。太后又以男女之别，外臣引见常由枢臣为之。军机大臣遂益处于重要之地位，而朋党繁兴，门户之见成矣。其人或以南北界域，或以乡友亲谊，或以种族观念，或以考试关系，或以新旧争执，或以利害冲突，结成派别，要多以对人为问题，胸襟褊狭，不能容物，而以权利为前提，往往置国家之大计于不顾，内而京官，外而疆吏，不无党羽勾结利害之关系。其相争也，无公开之辩论，明显之主张，而多出于阴谋诡计，秘密活动，无论对方之理由与计划若何，而唯破坏摧残，不择手段，大为害于国家而已。其树立一派者，当推翁同龢，翁氏南人，父兄曾居要职，与北人峙立，为光绪亲信之师傅，久为考官，门生众多，政治上有不可轻侮之势力。其政敌北人则有张之洞，满人则有刚毅，新派则有李鸿章。张之洞初任两广总督，奏请多为部议所指摘，事无奈何，称病欲去，后拳乱起，闻知李鸿章将荐之入枢府，极论不可，其扼要之语曰：“京朝门户已成，悍戾不改，洞坐磨蝎，最好招谤，必受此辈之害。”门户既成，不易除去，相争迄于清亡。

方咸丰、同治之为君也，太平天国、捻、苗、回乱扰于国中，满人无力削平，乃以汉人之力定之，汉人政治上之地位，遂异于前。其平乱也，非朝廷授以训练之精兵，予以大宗之饷糈，乃其自行招募勇丁，练之成军，统之作战，就地筹饷，而朝廷予以名目，许其保举出力之员而已。其部将忠于主将，主将操其赏罚予夺之奏权，其保举参奏者，朝廷类多批准，将士实与朝廷无关。乱平，统兵大帅立有大功，其位益尊，其名益显。专制君主视其统治之领土，为其私人财产，凡保卫其地位者，认为有功，赏以爵禄，所谓同享富贵也。其激励大臣常曰“重受国恩”，而期其致死图报，皇帝既以报酬分赃之原则治理其国，大臣亦以共享富贵为思想，其才能知识，不足以有建设，政治故无进步。尤有进者，立功之大臣，多官于外省，曾国藩、李鸿章、岑毓英等几莫不然，督抚之权转重。先是，提督官为一品，地位虽低于督抚，固得专折奏事，至是竟为督抚属员，则其明显之例。督抚中尤以曾国藩之望为高，恭亲王初为议政王大臣，对于国内要政，常垂问其意见。积久成为风习，凡遇外交上之大事，或国内之建设事业，莫不本于广思集益之口头禅，交令疆臣复奏，疆臣因得表示意见，左右朝廷政策之决定。一八八五年，左宗棠奏请统一事权，创设海军衙门曰：“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则行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借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之事，究难越俎。”其言有为而发，关于朝廷之软弱，固信而有征。同时，部议关于一省或数省之财政，非征求其意见，或旨交其酌议，尝或难于实现。尤有进者，乱前，各省款项，除赈饥外，非先奏请，不敢动用；乱后，疆吏于款用后，一报即可了事。故时有外重内轻之说。观察中国之外人，鉴于曾国藩不办扬州教案，岑毓英嗾杀马嘉理案（其事详于下篇），外货征收厘金之争执，以为朝廷虽有诏令，而督抚或借词推诿，或不予执行，其地位无异于半独立之王。光绪中叶，枢臣谋削督抚之权，但不能于大处着手，不过吹毛求疵，而以文墨旧例绳之而已。吾人今考疆吏权重之原因有二，其一为平定乱后之自然趋势，且当女主听政之时，已如上述。其一则我国千年以来，政府与多数人民之关系，除纳税而外，别无可言。同时，领土广大，交通不便，朝廷监督不易，其所望于地方官者，维持治安，征收钱粮，审判讼狱而已。余多听其处置，行之既久，遂成中央政府之集权专制，徒有虚名之现状。虽然，此就一方面而言，事实上督抚委任罢免之权，操于中央政府，无论地之远近，何时，何人，皇帝皆可下诏将其免职，甚至拿问办罪，鲜闻拒命者也。要之，朝廷对于督抚多宽待之，其与外人发生之争执，非不得已，固不问也。

二十余年之内乱，影响于政治者，略如上述。其战争之长久，区域之广大，虽曰由于双方各以死力应付，而武人以屠杀为功，利战事之久，取得高官，以享富贵之心理，亦有以促成之也。官军每于大捷之后，皇帝许其择优保举，主帅莫不多所保奏。时方军事紧急，官爵足以激励士气，部议难于将其驳斥，其被驳者，主帅为之再请，更有掩败为胜冒夺军功者。曾国藩删去李秀成供词，则称其夸张己功，而与奏疏不符。李鸿章之淮军初抵上海，外兵攻陷城邑，为之防守。其致友人书曾明言之，而其奏议，则浮夸军功，保举将士。此实不独曾李二人为然，其他立功者，莫不如此。一八六七年，左宗棠奏曰：“军兴以来，各省军营所保武职，无虑十数万员。”明年，曾国藩奏曰：“统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不下数万人。”其与友人书曰：“国藩与左李辈动则募勇数万，保荐提镇以千百数计。”二人之言，一指所保武官，一就高级军官而言，人数可谓众多。左宗棠西征，保荐之人员尚未计入。其西征也，奏称地苦，非多保举，无以慰劝将士，故其保举尤滥。凡此十余万人之在营中，虽无如许位置安插，尚可保有固有官职，一旦出营，多为有阶无缺之员。后军事大定，解散回乡，乃深处于困难之中。沈葆桢奏请安置此项人员，自提镇至都守均照实缺之例，给予俸银，无如政府收入不敷支出，更无余力担负，作为罢论。曾国藩奏请借补小缺，亦非办法。大多数武员唯有回归家乡，平素得官取财甚易，及资用尽，欲出则今昔之情形迥异，乃如曾国藩所言，“跃然有隼思秋之意”，投入哥老会中为乱，其人现姑不论。

武员中之有奥援者，则有差委，其得意者，一如左宗棠查复李瀚章参案之奏语。李瀚章为李鸿章之兄，官至湖广总督，为人参奏。一八八一年，左宗棠奉旨查复，奏言关于任用私人，非亲即友曰：“窃唯李瀚章一门，遭圣时以功名显，……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辗转依附，实繁有徒，久之倚势妄为。官司碍难处置。”其言深切时病，而又平允。湘军亦莫不然，左宗棠、曾国荃相继为两江总督，一八九〇年，曾国荃死。李鸿章致书新任总督论及其地情状曰：“文襄（左宗棠）、忠襄（曾国荃）两政十载，湘楚旧部视如家乡，而随忠襄者尤多且久，昔之相从尽力，今则失职无归，责望旧恩，原有不能尽绳以法者。然近年屡有造谋巨案者，不免用钺，而徒党实不可爬梳。每值岁暮，言烦兴，转调江阴防军，以为金陵翊卫。”乡里之谊，对于吏治不良之影响，竟至于此。其次则为候补人员，候补官多武员及捐途出身者。武员之多，已如上述，而战争期内，需款孔亟，政府以官为饵，奖人纳捐，仕途益杂而难。浙江巡抚王凯泰奏曰：“自捐章折减以来，持银百余两，而为佐杂矣，持银千余两而为正印（知县）矣。即道府例银巨万以上，今亦折算至三四千两矣。”时当大乱之后，财力艰难，捐输已久，不足号召，一八六九年而后，一年收入不过一百五十万两，而于政治上竟有重大不良之影响，朝廷固不之问。其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奏曰：“军兴以来，捐例遍开，而又减价以招之。军功本易，而又积年以增之。其不能不冗者势也。……见在捐班军功二途，纷至沓来，处处有人满之患，尤不可不豫筹变通，以防冗滞。即如江苏一省，外补道缺不过二三，府州同知通判缺由外补者，亦止数十，而候补道六七十人，州县同知通判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此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其捷足先登者，非善于钻营，即有所系援者也。”此种现象，不独江苏为然。一八八〇年，李鸿章奏曰：“窃据藩司任道镕、臬司丁寿昌详称军兴以来，保举捐纳各官，指分来直者络绎不绝，缺少员多，久形拥挤。……迄今到省人员愈众，计候补道府已有四十余员，知州知府二百数十员，河工地方同知通判九十余员，佐贰佐杂八百余员，序补无期，差委更少，消磨岁月，苦累不堪。”候补官员之多，痛苦窘迫之状，无待笔述。其得差委者，自多视为营业，而谋获得花利，且为将来一家衣食之费焉，欲其清廉，殆不可得，清末吏治之坏，可以想见。

捐输武功造成缺少官多之现象，而正途出身者，任用亦大因而困难。朝廷之设官，原非尽为治民，亦有市恩，及收聚英才免为叛乱之思想。士子自童生考至秀才、举人、进士，往往不易，但以按期会试，加以恩科，各有录取，人数颇多。其幸入词垣者，于散馆之后，考试高等，则授编修检讨，次则用为部属，次则铨选知县。编检仕途冗滞，司员缺少人多，曾国藩于乱前奏曰：“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翰林院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身不获一见，”其时捐输武功之仕途尚未大开，而积弊已至此，及乱平定，益为困难，翰林院之编检曾多至三百余员，各部之候补司官，多者数百，少者百数十员，补用知县，更属遥遥无期。信如御史彭世昌之痛言曰：“壮年通籍，则白首为郎，暮齿分曹，则半途求去，人才抑塞，欲进无由！”其困难固由于仕途之滥杂，而时国内之官署，视今为少，政府之事业有限，京官共约一千四百，外官亦用人无多，且旗人进身，视汉人为易也。其得大用者，究为少数幸运分子。其官于京师也，正俸恩俸不足以供一家之生活费用，时尚不全发给，故李鸿章常以“穷”字讥之。张之洞久官于京，知其清贫，一八八三年，闻知户部议定津贴，两次奏请从优定议。户部议定按照品级，每年津贴三百，二百四十，一百六十，或一百两，京官便之。后三年，户部奏停津贴，发给全俸，张氏奏请照发，而上谕不准。京官生计之穷困，朝廷固不之问，更无从辨别才与不才，而能进贤黜不肖也。

内乱之初，业已证明旗兵、绿营之不能战，湘淮二军平定乱后，军制之弱点，营中之积弊，将校之养成，兵士之训练，军器之粗劣，当有根本之改革，即以能战之湘军而论。训练之期，颇为短促，二三月后，即称劲旅。迨其作战时久，其初入营者，多归家乡，乃临时招募，渐而习染绿营习气，其一部分于南京陷落后，解散归农，其存在者，于剿捻时，曾国藩称其暮气太重，不可再用。淮军以常胜军之故，军械精利，称于全国。捻军平定，大部分幸尚保留。左宗棠曾称其冗杂骄佚，虽或言之太甚，而其染有恶习，殆为事实。其驻防直隶之兵，逃亡为乱，朝廷得奏参之疏，遣官查复。李氏知之，设法弥补了事，其与人书，谓其几败淮军，其纪律之败坏至是，后买军火于外国，挑选将士留学德国，要无重大之效果。淮军之徒有虚名也久矣。其时国内军队，仍以绿营兵、旗兵为多。其解散劲旅者，多以饷糈较厚，而负担太重也。清代待遇旗兵颇优，而营制则马兵月饷二两，马干一两，战兵月饷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皆三斗，而各路勇饷，每人每月多为四两有奇。营兵之饷既少，尚有不能全行发给者。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二省额兵十万，筹饷困难，上奏发饷情状曰：“有给银欠米者，有半银半票者，每月仅获半饷。米价贵者一斗七八百，中价五百，布一尺宽者六七十，窄者三四十文。每月所食，不足供一人十日食，”乃听其营生。此种兵士毫无战斗能力，左氏之言曰：“将领唯习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大小操时，则列阵行走，既毕，散归。”一八七一年，曾国藩曰：“兵丁或小贸营生，或手艺糊口，应名充数，出征则漫无斗志，毫不足恃，此天下绿营之通弊。”其后左宗棠查复李瀚章参案，中云：“原奏湖北防军，每营虽称五百名，实仅三百名，口粮悉为营官侵蚀，火长夫银悉归统领侵蚀，所冒领之军器军装，变卖分肥。臣按言者所陈各情节，实各省通弊，臣就所历闽浙陕甘等处言之，无不如此。”二人之言，均为实录。左氏主张裁减额兵，增加饷粮，以谋有所改革也，奈朝廷囿于成例何！丁日昌奏请改试枪炮，格于部议不行。全国营兵额数六十余万人，何堪一战！曾国藩之练兵于直隶，亦不足言。郭嵩焘深悉军情，及出使英国，书告李鸿章曰：“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呜呼！其言抑何可悲！

财政困难，政府亦无救济之方法。其困难之症结，则在全国财政不能统一集中，地方政府按照旧例交解额定之款于户部，或指定之官署，余款作为本省经费。其昔设立之税所，而今以环境之迥异，无所收入者，则须认赔。直隶有多伦木税，久无收入，每年认赔，李鸿章后始请旨撤废。其收入旺者，亦按例照交，乃以多报少，其性质则为包税，政府之收入常少。于是现象之下，政府未尝编制预算，皇室之经费，军队之协饷，新事业之费用，不足之时，则指令各省摊派。其时中央政政府之税收，以田赋、盐税、捐输海关为大宗。田赋盐税原为旧有之税收，增收不易，捐输亦有限制，而海关则日占重要地位。厘金为地方政府之主要收入，初为战时之新税，原议军事大定即行废除，乃以征收日久，督抚便之，同时，支出浩繁，裁去之后，别无办法，遂照旧征收，未尝顾及病商害民。估计全国之收入约七千万两，较之先时，实有增加。支出则以军费、政费及皇室费用为大宗。湘军初赖两湖、江西协饷以东下，南京陷落后境内无事之诸省，奉旨协助剿捻之军饷。四川、湖南协助云南、贵州军饷及捻苗回乱平定，左宗棠西征，以全国之财力，供养其兵，不足之数，借自外商，据其奏报，自一八六六至一八八〇年，共收银一万二百二十三万。及国内平定，穷瘠区域之驻兵，则赖富庶之省协，款如新疆一地，年需三百万两。其在直隶、江苏等省，设立机械局，制造军火，福建创立船厂，所在需款。及台湾交涉事起，朝议自一八七五年，各省摊定海防费四百万两，初则尚有报解，后则不足十分之二，购买军舰，殊为困难。中法战后，始认真办理，及北洋舰队成立，饷糈骤增，更以海防费，建筑颐和园，部议不再购买新舰。关于皇室经费，除经常费外，尚有陵工大婚等费，兹举一二明例，以便有所证明。陕西于回乱起后，人民死亡过半，耕种田地不及十二，平日田赋每年征额一百三十余万，至是，收入仅及其半，而拨甘肃协饷四十余万，再支本省军费政费，何能足用？而皇帝谕旨，责派陵工费十五万两，急于星火。巡抚刘蓉哀求苦告，不得，乃百计筹款，分期缴交。一八七一年，同治年长，将即大婚，江宁苏州织造局织办彩绸，督抚拨银三十万两，明年，奉旨织办四单所开之衣料，约值二百万两。总督无力拨款，始停办两单。平时传办之件，七、八、九万两。一八八〇年，总管太监李双喜竟传办衣料二万三千五十五件，需银九十七万两，左宗棠时为两江总督，奏请核减皇室之奢侈生活，于此可见一斑，光绪大婚。竟用五百万两。

中兴期内之政治，依然使人失望，中兴名臣，对于政治之感想，则又何如？固吾人所当知者也。当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负时望。曾左对外之知识幼稚，无比较中西政治优劣之观念，左氏喜好功名，统军西征，于其经历之地，对于军队，曾有深切之痛言。其于入关之先，书告其子各地之情状，兹节引其一二家书中语，以见其观察：一八六五年，统军入闽，致书其子曰：“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无非八九年前各省泄沓颓败气象，纵此时无巨股阑入，亦必趋于危亡。盖人心日弛，人才日敝，浸浸乎纲隳纽散之虞，非一时所能整顿也。”后统兵北上，奉旨剿捻，一八六八年，与子书曰：“督抚多用庸才，乱何由定？此行不但欲清河北贼，亦欲于军事之暇，请陛见一详陈之，然非战胜，则言不足重也。”曾国藩精于理学，久官京师，晚年忧谗畏讥，其于朝政，明若观火，其与友人郭嵩焘书曰：“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氏（王夫之）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其言有为而发，不免言之过激，一八七〇年，以天津教案上奏曰：“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其论古今，足称深切透达。

李鸿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自一八七〇年任命直隶总督，在职二十余年，国内大政往往预闻，深愿中国有所改革，而多不能成功，颇为失望，对于清议，尤痛心疾首，一八六五年，与郭嵩焘书曰：“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及伊犁交涉失败，朝议激昂，李鸿章斥为“群吠力争”。其与友人书曰：“左帅主将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又曰：“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其时刘铭传家居，奉旨入京，与李氏对俄见解相左，致书告之，李氏斥其“窃穷京官烂名士口头禅，而故相戏弄耶？”李氏识见高于朝廷大臣，不觉言之激烈，及事渐定，李氏之深切观察，散见于与友人书中曰：“中朝向来积习，过事若无事，然有事则又仓皇失措也。”其于国内之现象曰：“循行故事之冗员，营私骫法之武弁，憨不畏死之奸民，盖遍天下皆是矣。”又于防日本时奏曰：“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居今日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其主张则为开矿产，设电报，筑铁路，创洋学格致书馆。一八七四年，入京上奏，未有效力，然终未改其志。其论轮船，致曾国藩书曰：“有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有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论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谅其终极也。”一八八〇年，报名士王闿运书曰：“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良用喟叹。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盖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郭嵩焘出使英国，留心外事，对于本国变法之希望，怀抱悲观，书告李鸿章。李氏推论其故，报之曰：“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来示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洵破的之论。……果真倾国考求，未必遂无转机，但考求者，仅执事与雨生、鸿章三数人，庸有济乎？”雨生为丁日昌，曾请改试枪炮，朝议不许，及任福建巡抚，奉旨准于台湾试造铁路电线，明了中外大事之长官也。李鸿章之主见如是，对于顽固守旧者，则深斥之，一八七六年，有以其谈洋务致谤相告者，复书曰：“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鲁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其言可谓痛切之至。后二年，政府创办寄信局，有以日后内地消息，洋人得信最先告之者，复称此等迂论，最易动听。李鸿章之计划，多未实现。一八八四年，恭亲王弈免职，李氏以为慈禧与醇亲王奕譞锐意图治，力变从前虚饰之习，不幸亦少成功也。

郭嵩焘之地位，不及三人，而其学识颇高，自通籍后，入翰林院，会以英法联军之役，佐僧格林沁办理文报，及战不胜，主张议和，其论洋务切中时要，屡言屡中，自言以理论之，其见解远出时人之上。其自言曰：“嵩焘论洋务，数犯天下之不韪，侃侃言之，一无顾忌，非独自信，能通知洋情而已。其自南宋以前，上推至北宋，又上推至汉唐，又上推至三代，源流本末，利病得失，皆颇窥见一二，下视明以来议论，不顾国势之强弱，不论事理之顺逆，袭取南宋诸君子之唾余，侈口言战，自诩忠愤，若蚊蚋之纷扰于吾前，不足一与校论。”其言发于中法安南战时，郭氏时方家居，感慨国事，上疏论不可战，而于刊行之奏议，附识此言。郭氏曾授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欲上采用西法之节略，而慑于都中虚骄之议论，嚣张之意气。后云南马嘉理案起，郭氏请将岑毓英议处，堂官与公使交际，备受清议之指斥，奉旨赴英，或诮其去父母之邦，或责其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甚者欲毁其家室，出国不及二月，再受言官之奏劾，其与李鸿章书，仍欲中国变法自强，并劝李氏将其派出留学之学生，改习矿学工程。其论士大夫之痼弊，由于不知事理，囿于南宋后之议论，而中国乃以欺谩受祸。又曰：“今时士大夫知洋务者绝少，纷云无据之言，徒足眩惑听闻，以资外人非笑，于事毫无裨益。”曾偶举天津教案为例（其事详后），其言曰：“其（曾国藩）办理教案，则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毁之，湖南尤与毁之，询以津案始末，无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气之激，以不得其平，则亦何词不可逞？何罪不可诬哉？”士大夫之心理，诚如时人所谓“闻西洋好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尔”也。初郭氏于一八六三年，授广东巡抚，奏议须总督会衔，其刊行之奏议，中有注明铺张战功，或托词讳盗，或虚构讼狱，明知其非事实，而势无可奈何，徒付慨叹。其办理捐输也，以为曩者强迫贫苦之农夫担负，至为不公，乃向富商劝募，竟遭言官弹劾，及将去职，奏曰：“大臣秉公举劾，昭示功过，原意为朝廷耳目，若以一二人之私，今日劾一督抚，明日保一督抚，直视地方大吏，唯所爱憎废置者，不独是非颠倒，于朝廷体制，似亦微有关系。”其言虽有为而发，而固深切时病。郭氏亦有言责，不肯滥用，其书告友人曰：“东抚动以小故连章举劾，王壬秋（王闿运）因咎我曰，‘朝廷望君为鹰鹯，而君海上，不劾一人，所以败也。’予曰：‘此乃所以为筠仙（嵩焘字）也。’”总之，郭嵩焘之为人，足称虚心求知，实事求是，清末诚不多得之英士也。

四人之见解不同，观察各异，而皆失望于政府，其共同之点，则患言官之诋毁。古代谏无专职，大臣均可诤谏，汉沿秦制，虽设谏议大夫等官，而朝臣亦得进言。后世言官之起，据王夫之言，梁武帝始设专官，唐代因之，尚为宰相属员。至宋，君权视前扩张，仁宗任用谏官，不受宰相之荐举，由是谏官独立。南宋士大夫倡言复仇，诋毁宰相，其势益张。明太祖统一中国，扩张君权，奴隶臣下，而故重视谏官，许其监议一切，以为天子耳目，清代沿用其制。要之，谏官威权之成立，多由于专制帝王监防臣下之心理，谏官之称职者，虽有不顾生死犯颜直谏之士，而固偏重于参劾大臣。我国先贤之政治哲学，有德有才能者，当居高位，帝王固为例外，而大臣当为人民表率。实际上官吏不少卑鄙龌龊之分子，而人民理想上心理上均以先贤之言论为归依，更自宋儒理学发达之后，对于正人君子，而益求全责备。士大夫之自好者，不愿人道其非，心襟乃渐狭隘。其听之者，类多不加审察，贸然信之。于斯情状之中，御史乃居于重要地位，大臣莫不以其参劾为患，曾国藩忧谗畏讥，李鸿章痛恶言官，郭嵩焘言其妄发议论，左宗棠任闽浙总督，亦以诽语为言，川督丁宝桢奏称得罪言官，自请罢免，更举一二例，以便有所证明。陕西巡抚刘蓉驱逐编修蔡寿祺入京，蔡氏以编修之故，奏参刘蓉行贿夤缘，朝命查复，复称不实。刘蓉上奏乞恩放归，措辞激昂，御史陈廷经参其放言高论，妄自尊大，请旨严行治罪，以为大臣轻量朝廷者戒，刘蓉遂得处分。郭嵩焘出使英国，著《行海日记》，记其途中见闻，且言和亲外国，以破关于外国之谬说，寄至总署。总署将其印行，以资流传，忽为朝臣诋毁，御史参奏，总署惧而毁板。凡此参劾，对于国家唯有不良之影响耳，无怪曾李二氏恶之也。大臣为其地位之计，进不得，退亦不得，备员充位，维持原状，最为得策。盖有所作为者，进行其计划，无论如何，终不免有困难与反对，必有相当职权，而以毅力持之，始克有济。太后于其大臣多非深有信心，吾人责其有为，其可得乎？清议盛于中兴时期者，太后听政，欲得虚心受谏之名，遇有灾异星变，即有广求直言之诏。士气自文人立有武功，意气嚣张，言者类多无罪，而有主持清议之名，且易于进用也。

平定内乱之统帅，初皆文人，曾国藩由进士仕至侍郎，李鸿章考取进士，供职于翰林院，左宗棠出身举人。各立大功，声闻全国，普通文人羡佩其事业，心目中固曰，彼能是，而予何不能耶。奈环境不同，不得时机，建立事功，以垂名于万世。其人自视太高，立功太易，不知文人之立事功者，不过千万人中之一二，何能以之例推天下之士，其不自知者，好作大言，攻击他人。其言类多不负责任之高调，未曾亲历其境，不知当局者所处之地位，感受之困难，解决方法决定之经过，所根据之材料，常非确实之报告，以之立论，则远去事实。尤有进者，人才深赖家庭教育社会之养成，难于脱去由环境而生之弱点，一旦排斥去之，其代之者，果能胜任耶？吾人应有之态度，则当平心静气，审查事实，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补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猎取高名，徒以意气用事，逞其私见，而反有害于国也。每于外交严重之时，不问国中军队之战斗力，不明强敌之海陆军，主持战议，乃多造成大祸。光绪嗣位而后，在朝之以直言见称者，有宝廷、张佩纶、张之洞等。宝廷身为满人，善于诗文，好讦人短，以直言升至侍郎，一八八二年，朝廷命其典试福建，船行，美爱江山船户之二女，情不自禁，买之为妾。其荒淫渔色，有玷官声，知其将为言路所劾，自行奏参。太后下旨交部严议，遂终身废退，世传其诗曰：“微臣好色成天性，只爱风流不爱官”，乃以风流名士自居。张佩纶尤好言事，疏劾大臣，说者言其曾借之以求赂焉。中法衅起，张佩纶奉命充福建军务会办，兼船政大臣，法舰攻击泊于马尾之军船。时传张佩纶闻炮先逃，天雨，跣而前奔，乡人知为会办，拒而不纳。张氏无奈，匿于寺中，总督不知其在何所，会上谕递至，须由其拆封，乃悬赏求之，始得。传说不免附会，而朝臣据以入奏，其狼狈不堪，甚于其所奏劾之大臣。张之洞于伊犁交涉，发言盈庭，而实牵强附会，其所陈之调度，近于儿戏。其人首鼠两端，保全禄位，殆为小人之尤，主持清议之领袖，竟至于此。初侍讲王先谦奏防言路流弊，太后嘉纳，谕称嗣后不得以雷同附和之词，相率渎陈。无如积习难返，郭嵩焘于中法战时，奏曰：

凡为大臣皆积劳成疾，身负重寄，平日志行才略，朝廷考求有素，深浅得失无不周知，自非权奸能上蔽朝廷耳目，必待言官发其罪状，取快一时，即不当以薄物细故，指发隐微之过，以致上伤国体，下寒任事者之心。……若视其大臣日在猜嫌之中，而使疏远小臣，揭发其阴私，指摘其小过，以矜激直。庙堂之上，荆棘丛生，大臣救过不遑，互相交结，各顾其私，为害反甚。……三四年来，言官毛举细故，见事生风，大率因睚眦之小怨，用影响疑似之传闻，胪列入告。朝廷遣使四出，驿站之骚扰，州县之供给，已不胜其惫，而又内顾言官之意旨，以定爰书。……其甚者疆吏之贤否，藩臬之迁擢，皆取决言官一疏，断行不疑，太阿倒持，尤乖政体。……国君进贤，如不得已，若因一言之有当圣心，遽资倚任，加之显擢，群怀希幸，相率效尤，倚托攘斥夷狄之美名，人挟一疏，急求荣进。迨至事件已属，变故骤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流俗无知，摘其章疏告示，传以为笑，……不顾事机之顺逆，不计饷源之盈绌，则亦虚骄之议论，积成习尚，贻累天下国家之尤者也。……臣因目前洋务急需料理收束，因推论洋务之原始，实由廷臣议论繁多，眩惑圣聪，以为有可倚信，而其实陈奏之辞多，而办事之心少，主战之文胜，而用兵之术疏。万口纷嚣，昌言于公延，携眷远徙，仓皇于私室，外间一切情形，从无有敢上达者，风会所趋，莫知为非。

郭嵩焘时方家居，奏文由李鸿章、左宗棠代进，其言毫无忌讳，多为事实。士大夫言行不一，大言欺人，由来已久，朝廷又奖成之。言者徒博虚名，反为国害，虚骄之习气，苟不矫正，建设之事业，殆难进行，郭氏之言，岂仅为时人语哉。

其他政治上之堪注意者，则土地之利用与移民也。清代土地可分为三：（一）设置县州直接委官治理之区域，凡十八省，或称直省，或称行省。十八省地，清初尚未完全治理，西南历久战争，苗疆始得改土归流，其地设县之后，治理曾赖苗酋之助，仍与开化之地不同，其中广大区域，尚有未曾设官治理者。一八七六年，广西田州之附近苗乱，巡抚平之，奏将其地改土归流，置县曰恩隆，四川松藩亦改土归流，均其明例。各省沿海岛屿，舟山群岛初则尚未列入版图，康熙征取台湾，朝臣有主张放弃者，以防海盗之故，乃设官治领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凡此广大区域，政府未曾经营，其他较小岛屿，更不足论。沿海之良港，多为荒村，渔船出入之所。一八六六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曰：“台湾设郡，调兵更少，三年一换，额兵一万四千，存者不及三分之一。水师向有船九十六号，今无一存。”其地旧例禁止内地民人偷渡，台民私人番地者治罪，其前往者多为奸民，故有十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之说。及日本侵台之后，沈葆桢奏请废去前禁，以广招徕，朝廷许之，汉人始得自由入台。台湾地广人稀，物产繁多，生活较易，汉人之渡台者日多。政府鉴于日本强据琉球，遂移巡抚驻守，多设府县治之。其正北方，直隶、山西等省毗连内蒙古，蒙人不善利用其地，汉人迫于生计，为之耕种。试以直隶证之，初独石口、马厂地为蒙古一等公德鉴所有，德鉴报效朝廷，张家口、多伦诺尔一带荒地，亦渐开垦，同治因之，诏添学额。据李鸿章奏疏，一八八二年，丈量始清，直接属于直隶。（二）属地，其官制异于直省，土地多禁汉人徙居，如满洲、外内蒙古、康藏、青海、新疆。满洲为清室发祥之地，平时汉人不得往居，地广人稀，黑龙江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乃蚕食于俄，而俄经营不已，有并吞全部之心。及日俄战后，光绪诏改满洲为三行省，置三省总督，分设巡抚，其下属官若司道府县一如直省，汉人移居者遂多。内蒙古与直省连接，汉人冒险开垦其地，购得所有权于蒙人，清末弛废禁令，蒙人乃多北徙，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先固蒙人游牧之区也，移民实始于此时。后宣统嗣位，方将极力经营外蒙古，许汉蒙通婚，奖进汉人赴蒙，定汉文为公文，许蒙人学习，不幸失败（其事见后）。康藏、青海均为藏人旧居，信奉喇嘛教，青海大部分为不毛之区，清初取之，未有建设。西康土司数多，各管一区，清末数有变乱，用兵平之，设置府县，招徕汉人，将改为省，对于西藏，朝廷亦谋行使宗权（其事详后）。新疆距离直省太远，路过沙漠，交通不便，居民多属于突厥族，清廷治理不善，造成叛乱。左宗棠平之，以为地实陕、甘、山西各边及京师屏蔽，关系綦重，一八八二年，奏请筹款改省，朝廷许而从之。新疆遂为行省，官制一同内地。设省之后，汉人之徙居于其地者仍少，山西商人间或前往。予亲闻诸考古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汉人言语以湖南方言为最通用。其原因则湘人以左宗棠西征之故，官于其地者多，迄今尚有势力也。三曰属国，其与中国之关系，分言于后。

综观清末，盖为汉族移民重要时期之一。汉人初以生计窘迫，多冒险而往，既无保护，又无组织，政府后始准其前往，而今内蒙古、满洲等，皆汉人居住之区域，诚吾国史上大事之一也。其在广东、福建之过剩人口，则向海外营生（其事见后）。其在国内之移民史上，尚有不可轻忽者，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之一部分土地，于大杀、疾疫、饥荒之后，人口锐减，河南过剩之民乘机移居于江浙二省，迄今尚有土客之分，发生问题，湘人有开垦于安徽等省者。人口增加，为吾国之一重要问题，历史上之扰乱大杀，多由于此。古代解决之主要方法，一曰战争，疾疫，饥荒。二曰溺死婴儿。三曰移民。第一方法略见于上，不必赘言于此。第二方法，颇为重要，惜无统计与详细之记载（事实亦不易得）。兹引古书中一二例，以便有所证明。《后汉书·贾彪传》记彪为新息令，严禁弃去婴儿，三年中，男女活者千余人。《晋书·王濬传》记其为巴郡太守，人民苦役，生男多不养。濬严禁宽徭，活者数千人。汉时县邑不足万家，三国时户口大减，而生产率之高至此，不无可疑之点，但时溺婴之风盛行，固无疑问。清帝迭诏禁止溺婴，民间设立育婴堂，而人民溺死婴儿，或以不善待遇而夭死者，据吾人见闻，不可胜计。第三方法，较为妥善。吾国史上，例不胜举。帝王或为救济贫民，或为政治目的，曾命官吏移民。民间每至荒年，饥民有相聚逃至他乡求食者，但其终不能解决人口之问题，理极易见。人口繁密之区域，其一部分受经济之压迫，移居于地广人稀之新地。旧地居民生活为之较易，所生之子女存者较多，新地之住民亦然，遂于短促期内，昔日人口之密度，将见于二地矣。近代之欧洲史，尤足以证明。总之，战争、大杀为人类悲惨之事。疾疫、饥荒一由于人，一成于天，其限制人口，于古代尤甚，然其普遍于国内之时，则不常见。溺婴非父母之心，非贫穷之家，殆不肯为，移民又非办法。人口增加，生计困难，不逞之徒，唯有起而作乱，大杀而已。此一治一乱，循环往复，所以见于中国也。

吾国人口于内乱大杀之后，人口过剩之诸省，得移居于他乡，问题似乎得暂解决。实际上仍极严重，数千年之道德观念，无后为不孝之子，为父母者，莫不愿早生子见孙，婚嫁之年龄常早。今日内地中等社会，尚多于十七岁以下成亲。民间记岁之方法，异于今日法律之规定，生时即为一岁，明年元旦又为一岁，十七岁者，按今计算，则为十五六岁。据人口专家汤姆生（Warren S．Thompson）于金大演说，称十七岁结婚之妇女，生产之子女，约倍于二十七岁之始结婚者。其言本于统计，吾国何能独异？无怪人口增加之速。一八九四年，孙文上书于李鸿章，中云：“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为患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聚，嗷嗷之众，何以安此！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祲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孙文之言，本于其在广东观察之结果，警切之至。其时民无储藏，一遇荒年，即无衣食。李鸿章自一八七〇年，就直隶总督，一八九五年始去。期内虽曾告假回籍，然不久即回，遇灾奏告皇帝。作者统计其奏疏，灾情有二：一曰水灾，二曰旱灾。水灾凡十四次，旱灾四次，除一八八〇年而外，其年直隶西南旱灾，东北水灾，每次代表一年。二十五年之内，灾共十七，平均每一年半有灾一次。其中水灾较多者，由于永定河为害也。永定河之在直隶，时人比之黄河。人民深受其害，政府縻款甚巨，而竟几无宁岁。直督奏报灾情，请留漕，拨金，捐款，买米，施赈，平籴，免赋，朝廷往往准许，贫民赖其救济。此就一省而言，山西、河南之灾，甚于直隶，贫民之生活痛苦可想。

公使驻京，自《北京条约》成立，告一结束。其时水陆通商商埠，数约二十。轮船驶行长江，外人得入内地游历，教士得自由传教，国际上交涉事件日多。驻京外使代表其本国政府，办理交涉，国内原有之理藩院与礼部，专为管理或待遇藩属之君长、贡使，列强非其可比，公使于礼节上不必叩首，待遇之新原则，优越之权利，处置通商问题，解决教案，议定边境，均出其职权之外，而理藩院又非适当之机关，乃因环境之需要，一八六一年一月，创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曰总署，或曰译署，设立衙门之用意，初为专办通商事务，乃演进为外务部。恭亲王奕䜣之奏请称，为临时性质，日后洋务转机，即可撤废。咸丰派奕䜣及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颁给关防，挑取满汉司员各八人，仿照军机处办理，后因事繁，增用额外人员，奕䜣、桂良缔订条约，已见于前。文祥曾任粤海关监督，三人之中，推其明了国际大事。一八六二年，大臣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者，增至七人，最多曾达十一人。其人多为六部堂官，或兼任军机大臣，对外之知识，极为肤浅，而又人数太多，责任不一，迥异于外交部。日本大使副岛种臣来聘，自京返津，问李鸿章曰：“总署大臣十人，何为？”一八七五年，云南马嘉理案起，英使威妥玛交涉，久无进步，怒而出京，告李鸿章曰：“我在京与总理衙门商量此事，延至多时，或今日答应一两件，明日又谓某件还要斟酌，或此件甫经说有眉目，又说某处不能商行，各位中堂大人如同哄骗小孩子一般，说来说去，无非空谈。”又曰：“自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总署向来遇事总云，从容商办，究是一件不办，”因言抽厘不照条约。李鸿章云：“这是中国自主之权，你岂视中国不当作自主之国。”威妥玛曰：“丹国（丹麦）是一个极小国，我国还许他自主，何况中国？但中国自周朝以来，常说内修外攘。试问至今，内修若何？外攘能否？今不改变一切，恐终不能自主，非独我一人意见，各国官民皆如此说。……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其言若一训辞，说明总署办事之情状，足称详尽，而于中国长官面前如此说法，可谓轻蔑之至。李鸿章将其晤谈节略，函报总署，亦无改革。总理衙门除办理交涉，咨令外交官外，兼管海关、同文馆、购置军舰等。

通商口岸增加，领事之数亦多，条约规定领事与道台地位相等。向例地方长官办理外交者，为两广总督，及广州丧失其外交上之地位，朝议初欲南方商埠之交涉，归两江总督办理。曾国藩不愿与闻夷务，先由江苏巡抚薛焕办理，至是，设通商大臣于上海，以薛焕充任。北方三口，设三口通商大臣，办理牛庄、天津、烟台之交涉事务，以候补京堂崇厚任之，其后南北地方交涉，由道台出面，归南北洋大臣办理，由两江、直隶总督兼任。领事之职位颇低，而朝廷设通商大臣，与之交涉，乃将其地位提高。其人又以领事裁判权之故，益居重要之地位，轻视道府，欲与督抚抗礼。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不礼来谒之领事，领事报于公使，公使向总署交涉。左宗棠复称其未开正门，发炮迎之，故有此事。督抚后请总署拟定待遇章程，免致争执。外国初设领事，以其事简，曾以商人或教士充之，或请他国领事代办，尤以商务不发达之国为多。总署大臣后以商人或教士之充领事者，易生弊端，与外国订约之时，加以限制。

外国设外交官于吾国，吾国侨民之在外国者，多于在华之外人，而清廷初则不派公使，或领事于外国，虽曰财政困难，人才难得，而吾国历史上实少其例。一八五八年，美使威廉与直督谭廷襄订约，向之建议，谭廷襄答称中国富庶，无求于侨民，不必保护之也，足可代表一班大吏之思想。李鸿章等后曾建议派遣公使、领事，朝廷初亦置之。于此现象之下，列强对华之外交，根据于公使之报告，吾国所持之理由，或不易传达于其政府，发生事件，概归驻京公使办理。公使易得操纵，多所压迫，而于吾国损失颇巨。一八七七年，政府始设驻英公使于伦敦，以郭嵩焘任之，更设使馆于他国。其时公使多兼办三四国之交涉，政府以其事简，且可节省经费。顽固大臣初颇轻视驻外公使，郭嵩焘书友告友人曰：“出使者，今人所薄视，自以不屑为者也。”李鸿章请赏驻德公使李凤苞花翎，部议驳斥，朝廷且言其出身卑贱以劾之，固其例也。后则风气渐开，群视出洋随员为捷径，设法营谋，曾国藩之孙曾广钧以翰林编修，谋为参赞，不幸失败，乃怨望李鸿章焉。

外交情状，以环境之需要，发生剧烈之变迁，对外或有觉悟，抑或稍异于前，实吾人所当知者也。总理衙门主办外交之大臣，知识浅陋，已如上述。一八六七年，皇帝密谕疆吏问其修约之意见，中云：“咸丰十年（一八六〇）换约，原因中国财力不足，不得不勉事羁縻，而各国阴谋诡计，百出尝试，尤属防不胜防。”其怀疑列强之心理，迄未改变，亲王大臣时以复仇为言。总署对于外使之要求，非万不得已，不肯让步，其已允许者，仍欲避免。贵州提督田兴恕闹教，拆毁教堂，杀伤多人，法国公使迭次抗议，交涉日趋严重。朝廷饬大员查复，奏上，称其贻误军事，乃将其发往新疆，迭促其行，而田兴恕托病推诿。朝廷不问，密谕称其“贻误军务，应重治罪，第既牵有外国之案，则又不得不曲予矜全，以维体制”。大臣之心理，往往类近诏旨。天津教案解决，醇亲王奕譞愤而称病，谓“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徇夷心为务”，而竟戍贤员，杀义民。不负地方治安之官员，不守法律之暴民，反有贤义之称，此郭嵩焘所谓不知案之始末，而唯意气用事，马嘉理案起，无怪朝廷不将岑毓英议处，而清议诋毁郭嵩焘也。英、法、美、俄公使以战争之结果，驻于北京，而大臣仍信洋务转机，外使即可出京。一八六一年，总署奏请派员与布鲁斯使订约，许其享受丧失主权之权利，而于使馆设京，则坚决不肯让步，请其于十年后设立，最后减为五年。约成，普使随员入京，恭亲王欲废条约，以示惩儆，文祥欲将随员递解出京。英使布鲁斯劝说，称其将即出京，普使且不进京，始已。既而布鲁斯公使来华，商问驻京公使，能否入京？公使答称尚非其时，而普使贸然入京，恭亲王不礼焉，后知大势所趋，始许其请。兹再分言中兴名臣，对外之见解于下。

常胜军作战胜利，其主将戈登深望中国整顿武备，向总署建议，谓武官宜学炮法，总署置之，往谒曾国藩于安庆，陈说练兵。曾国藩卒然曰：“余见英官著红色军服，而君衣蓝色，若位不足以致此，吾人将为君设法焉。”戈登颇轻其言，告以水兵服红色军服，而此为工程师之衣，乃进言建筑兵工厂之计划。曾国藩忽而论其佩刀，戈登失望，以英语问其译员丁吉昌曰：“长官固如此乎？”丁吉昌曰：“此拒君之进言也。”曾氏后闻沈葆桢主张翰林学习洋务，讥其骇人听闻，其上奏朝廷，论及外国，曾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说，其友郭嵩焘函告其不应袭取俗说。及天津教案起，曾国藩上奏挖眼无据等情，都门士大夫讥之，乃奏论清议之祸，而悔其失言。左宗棠初言洋炮无用，虽主持创设船厂于福建，而以轮船危险，严谕其子不得乘坐自津南下。其时轮船虽有失事，而固不如其言之甚，闻知英国绅士有禁烟之运动，则言其恐惧中国报复，及自西北回归，李鸿章述其语，而加以批评曰：“湘阴（左之故乡以之代用其名），提师入直，兴复不浅，然谓船政轮舶，足敌俄之铁甲快船，又称俄虽强，不若粤捻回之难剿，奚翅梦呓？”沈葆桢曾任船政大臣，及为两江总督，英人建筑铁路于吴淞、上海间，百计将其收回，理当自办，乃以吴绅耻其先有铁路，而又识见不广，偏愎不受谏阻，邀取时誉。遂将其拆送台湾，成为废物。李鸿章对之，深为失望，函告友人，斥其不知何心。长江水师主将彭玉麟，初纵其部下毁坏教堂，后言轮船无用于长江，而水师足资防御，曾奏朝廷曰：“洋务……有不必讲者，如洋枪陆队，临阵呆笨，知正而不可奇。我军矫捷轻快，实远胜于西人，今乃必从而效之，延聘外人教习，是欲去己之长，效彼之短。此臣之所不解者也。薄小轮船，以之攻击脆薄，而不可用，巡缉长江尤所不宜。”其所主张者，则水师舢板船也。轮船较之舢板，孰为薄小？其言诚不可解。一八六二年，总署以文祥之议，创设同文馆，招收学生，习学英语，俄而扩张，兼授法语、俄语，一八六七年，设馆教授算术、天文等课。大学士倭仁等以其奉夷人为师，力请罢之，其言曰：“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倭仁，蒙古人也，以理学见称，痛恨西学。朝廷欲开通风气，诏其在总理衙门行走，倭仁屡辞不得，家住称病。其年夏旱，太后诏求直言，知州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应天变，并诋大臣，时论谓由倭仁授意，太后诏其销假到任。倭仁无奈，乘马而往，说者言其故意坠马伤足，乃称伤重，竟不视事。名士许珏曾问于大学士阎敬铭曰：“今世正士，谁善外交？”阎氏叹曰：“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

其他疆吏之见解，可于一八六六年之复奏见之。初总税务司赫德呈递《局外旁观论》于总署，其文一言内情，一论外情。其言内情，略称中国律例不能实行，兵丁欠饷，动称千百万两，“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将校自尽请恤，浮报军功，官吏回避本省，而任胥吏舞弊，仇教而反迷信。国内经济状况，则“各省拨款叠催，而民言剥皮，及至大内所需，饬令捐备，例不报销，是令人舞弊也，……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吁！事不以实，而徒饰虚文，可乎？”其论外交，谓中国之损失，“皆由于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服人”。中国外交以边界、传教、贸易为重要，宜守条约。外国方便，有火车、轮船、工织机器、邮局、电报、银币、军火、兵法，中国宜早兴办，最后建议中国宜整顿地丁、盐课、税饷，规定官署经费，鼓铸银币，建筑铁路，制造轮船，敷设电报。皇帝又当召见公使，派遣驻外公使，早日解决争执。其言深切当时之需要，而总署大臣初置不理。至是，英使阿礼国递交其参赞威妥玛所著之《新议论略》于总署，总署大臣误解其意，以二语论之曰：“一则曰借法自强，一则曰缓不济急。”威妥玛谓中国之情状，内乱甚深，外交冷淡。内乱则“目今直省之中，若云全省并无贼股，实不易言。盖贼率皆会匪，入会实意不过抢掠，旗号所书，皆欲立国为君”。云南回疆乱尚未平，奉天亦有叛乱。其原因则以水旱之灾，官吏不先防备，财政困难，兵士欠饷。厘金病民，而一二良臣，无济于事，亟宜改革。对外中国宜变通前状，言者以新法含有恶意，实则外国无侵占之意。英国迭请中国派使赴英，中国可派使驻外。各省宜筑铁路，设电报，开矿产，练军队，借外债，设医校，用外人，并引海关为证。朝廷乃将二文交官文、曾国藩等筹议，疆吏尽以恶意推度，几尽言其无一可行。湖广总督官文以为中国事机已顺，惧我相图，故作此论，且欲牟利。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曰：“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是变我之人心风俗”，轮船火车断不能从其请，遣使则弃重臣于绝域，令得挟以为质。其对外交之主张，则曰“以夷攻夷”。两广总督瑞麟奏称兵不宜裁，律不必改，新法除军火外，皆不足议。浙江巡抚马新贻复奏夷畏百姓，赫德所言内情为尝试，外情为恫吓。其他督抚之言，殆无引证之必要。吾人今读疆吏之奏疏，几不敢信其曾读赫德、威妥玛之原文也。疆吏之心理，岂如郭嵩焘所言耶？郭氏自英书告李鸿章曰：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纪泽）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大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抉全力自塞其利，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不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

郭嵩焘之痛言，可谓切中时病，李鸿章初拟遣学生出洋，总署先尚不肯照会公使。一八七四年，李氏入京，向总署王大臣建议，筑铁路，设电报等，文祥目笑存之，会议不置可否，廷臣有诋之者，乃请于奕䜣先办清江至京铁路。奕䜣心以为然，但谓无人主持，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也。后刘铭传再言铁路，亦阻挠于时议。一八八九年，醇亲王奕譞拟筑天津、通州铁路，而朝议相违，叹曰：“决理易，靖嚣难。”刘铭传愤而言曰，“津通铁路，此次如办不成，以后决难再举，不独遗笑外洋，朝野有志之士，亦冷心解体”。会张之洞请先筑芦汉（后称京汉）铁路，朝廷许之，郭嵩焘闻而失望，以为津通路短，易于筹款，而芦汉路长难于兴筑，不过縻款，一无所成而已。朝廷尚别有奏请者，李鸿章亦深失望，电告友人曰：“中国积习，可叹可恨。”一八八〇年，政府许设电报，各省次第兴办，独湖南官绅反对，设立之电报杆，均被人毁去。其人亦何愚陋至此耶！

李鸿章之见闻较广，办理外交，负有能名，对于内政，主张变法，仍不免于极大之错误，一八七〇年，天津案起，奉命回直，上奏筹御外人之疏，中云：“臣昔在苏沪与洋人久相交涉，所部将士与洋兵曾共战陈，习知其平素伎俩，专恃火器。水路船炮我军或难于争良，陆路野战彼族亦难必胜，盖大炮笨重，不宜运行，又洋人不能自扎营垒，一败则无归宿也。”其后在津日久，益知外国之情状，始知淮军之不可恃，奏曰：“饷少，兵劣，器坏，不能一战。”人之知识有限，不能无错，知而改之，实足钦佩；又以外人曾在常胜军中，设与他国战争，招募外人，彼将助我作战。伊犁交涉严重之时，戈登奉召来华，入京陈说意见之后，返津，回归印度。李鸿章称其言曰：“中国对外有事，彼将来助。”其言深可怀疑，而固李氏之感想。后中国驻外公使，先已购定军舰，忽以与第三国势将起衅，废弃成议，公使报于李鸿章。李氏初尚不信，命其交涉，终无进步，始知中立国之意义。此种错误，不独李鸿章一人，而士大夫莫不尽然。初伊犁事起，张之洞主张战议，大言炎炎，其奏议中有云：“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意在拊印度之背，……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天下之事，实不若此简易。戈登之来华，印度政府不许其请，将其免职。朝臣殆不之知，其他共同错误，则初遇交涉，大臣不敢轻见外使，或往外国，以入虎口也。鸦片战争，将告结束，道光谆谆然谕戒耆英等不可轻身，即往夷船。巴夏礼等之被捕，亦由于此历史上之传统观念。中日台湾交涉事起，日本时无使臣在京，朝廷不派使臣渡日交涉，据李鸿章言，恐其留之为质也。一八七六年，皇帝诏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赴烟台，与英使威妥玛商议和约。时英巨舰来华，人心汹汹，津人患其危险，百计留之。及条约成立，友人有致书问之者，答书称其前入虎口，言下露有不顾生死之意。其言殆非夸张功绩，盖尚不知公法也，自此而后，国人渐知其无危险矣。李鸿章又上奏曰：“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殊不知欧美列强，外人入其国后，居住合法行动之自由，或过于其在中国。李氏之恐惧，实为太甚；凡此种种，例不胜举。吾人生于今日，指摘前人之过，殊非难事，设使吾人生于当时，不敢谓对外知识，高于时人。吾人之责任，则在明了当时之背景与环境，而可认识其政治社会。其造成之原因，由于胸襟狭隘，心理傲慢，成见太深，而无求真知识之心。吾人不能为之恕者，有得新知识之机会，不知利用，而仍顽固反对，阻碍中国之进步，增加民众之痛苦也。于此现状之中，宜李鸿章之见称于世。今之论古，犹后之议今，古人给予吾人极大代价之教训，可不勉乎？

吾国处于十九世纪科学发达之中叶，列强之公使驻京，领事驻于商埠。其轮船驶行于沿海，及长江内之口岸，货物贩运于全国，其军舰枪炮，以战胜之威，动人耳目。其铁路之发达，电报之敷设，矿产之开掘，闻者或动其好奇之心理，识者或有仿行之计划。外人视为利之所在，多方劝说，谋得承办之权，实用科学及经济势力，非任何人所能反对而终止。同时，外使在京，于中国战争屈服之后，不免存有轻视之心，而大臣顽固之态度，益足以坚其概念。中国之礼教，自其观之，尤为古代之产物，不适用于近代先进国之代表，欲以西方盛行之礼节，行于中国。中国之社会环境，迥异于外国，一旦欲其抛弃固有之思想礼教，采行其所轻视夷狄国中之礼节制度，自固不易，然于失败之后，又难完全拒绝，问题乃生于此。其时主要之问题，可别为五，一曰改革与新法，二曰觐见与遣使，三曰订约与修约——商业，四曰教案，五曰属国之丧失。凡此五端，系就咸丰死后，迄于中日战争期内之大事而言。一八六七年，太后以十年修约之期将届，密谕疆吏筹议修约事宜，旨中胪列六款，一请觐，二遣使，三铜（电）线铁路，四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五贩盐挖煤，六传教，疆吏各就所知议复。试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意见，以作疆吏之代表。关于觐见，均请准许，遣使外国，认为有益，传教当晓谕人民，并许保护，挖煤曾李谓用机器自行试办，左氏言外商不宜挖煤。余款三人均言不可。其理由可引曾国藩之奏语。其言曰：“其（洋人）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计，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计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一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航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其言虽有形容过甚之处，而实含有至理，究有何合于理智解决之办法，减少小民可以避免之痛苦？固不能以其害而抹杀其利，经济势力，且非政治所能阻止。此所以国内需有眼光明锐之政治家也。曾氏不足语此，其言不过代表一时之意见，兹为便利之计，仍按上言之五问题，分言三十三年中之大事如下：

国内机关改组早而成绩较著者，当推海关。初国际贸易限于广州，海关监督主持征收货税船捐，而并勒索规礼，久为外商所病，及《南京条约》成立，新开放之四口，皆设海关。上海、宁波各由道台兼理，福州、厦门归都统节制，广州仍照旧制。其时海关行政较之于前，固有进步，而官僚恶习则未尽去，税吏不通外国语言，私受商人贿赂，共同舞弊，如上海税吏将棉花二包作一包计算纳税。新自英国来华之商人类多资本短少，尝或不顾信义，偷运货物，诚实商人乃言海关不能行使职权，纳税偷税之货物，待遇实不平允。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军攻陷南京，九月，小刀会起事于上海。上海道吴健章以外人之助，缒城出逃，住于租界。会英、美、法领事宣布中立，吴健章不得于租界征收货税，暂设海关于黄埔江中之船上，但以领事之抗议而罢。其无理干涉侵犯中国之主权，至堪惜痛。条约上英国领事，负有赞助华官收税之义务，通知商人，书其税额存于领署，商人言其出于职权之外，英商后竟不肯缴款。吴健章不能收税，以作官军之饷，心至焦极，改于上海往内地之要道，设税局二所，三国领事提出抗议，殊不知其何所根据，而干涉内政也。吴健章无奈，撤去税局，一八五四年二月，向其议定，设海关于虹口。后二月，英船一只不纳税银，领事依据条约，当即予以惩罚，不幸置而不理，他船要求同样之待遇，遂不纳税。总督怡良密咨闽、浙、江西等省督抚，停止商人贩运丝茶于上海销售，未有效力。六月，吴健章再与三国领事议商上海海关章程，由其各推委员一人主持收税，七月，委员就职，上海海关之实权，始归于外人。吴健章因以媚外及养贼罪落职。委员初为领事馆之职员，认此非其职守，相继去职，英领推荐李泰国，英国闻报，以为推荐侵犯主权，表示反对。李泰国之在职也，自由雇用职员，非其同意，不得罢免。其为人也，善于组织，办事认真，收入为之大增。领事外商谓其结果良佳，主张推行于他港，一八五八年，中英通商章程，载明中国自由邀请英人帮办税务，毋庸其官指荐干预，西方诸国均得享受同等权利，明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及关督恒祺商请李泰国改组广州海关，试办一月，颇著成效，遂用外人办理。及《北京条约》告成，赔偿英法军费大增，而以海关之收入担保，一八六一年，恭亲王以薛焕之请，奉旨劄谕李泰国帮办各海口通商事务。海关任用外人之制，次第推行于各口，卓有成效。会李泰国回英，以英人赫德等暂摄其职，奉命购置军舰，及回中国，总署以其办理不善，改委赫德代之。

赫德初为广州领事馆之译员，后服务于海关，一八六三年，代李泰国职。为人精通华语，娴习华礼，忠于职守，督抚初有反对外人管理海关者，赫德处置得宜，免去困难，及就职后，即往北京，谒见恭亲王于总理衙门，言谈欢洽，一八六五年，正式设立总税务司官署于北京。其职务于管理关税之外，对于外交常有赞助，事实上殆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海关年有报告，凡输出、输入之货物，价值、收入、支出等款，颇为详细，赫德所用之高级职员，不分国籍，借以免除列强之忌妒，初一八五八年之通商章程，允许美法诸国，雇用其国人帮办税务故也。其中以英人为最多，初无华人，政府亦不之问，其薪金待遇颇为优厚，外人乐为之用，中多能员。赫德告其服务于中国政府机关，办事必当勤慎信实，兼宜学习华语，各地税务司须与地方官合作。一八六四年，赫德说恭亲王提出钞银百分之十，充作设置浮桩、号船、塔表、望楼，以利行船，先是，海关收入除行政费外，余款概作政府收入，通商章程载明拨用船钞，建筑浮桩等，至是，赫德建议，总署许之。未几，政府次第准提外船华船钞银百分之七十，以作改良航行之费，其款既多，工作益繁，航船颇受其利。一八六七年，引港亦归海关管理，而水手多为外人，此官吏放弃责任，而与外人侵略之机会所造成也，外人更何足责！方赫德之整理海关，英商恶其职员详问船上之货物，而未予以权利，英领谓其仍受领事裁判，曾课以罚金，而妨碍其工作。其危险则海关长官，非承领事之旨意，或间接受其指示，则难行使职权，海关之行政主权何安？赫德改订外人之受处分者，暂派人代理，同时，上诉其案于英国法庭。驻京英使亦谓英人之受领事处分者，非其个人之责任，乃执行中国政府命令所致之结果，不能负责，英国政府之意见亦然。会法庭否决领事之判书，其事始已。

其时国际商业视前发达，海关之收入增加，广东则以香港、澳门不归中国治理，漏税甚多。香港、九龙去广州不远，自英人经营以来，商业日盛，舢板船之往返于广州、香港者繁多，香港公卖鸦片，而鸦片输入纳税颇重，小船自香港偷运鸦片入于内地，获利极厚。粤海关监督无如之何，乃于中国领海之内，驻船巡查来自香港之船只。英商谓其封锁香港，表示热烈之反对，而公使言其属于中国主权，英商始肯让步。一八八六年，赫德奉命往港议定鸦片专约，港官协助海关收税，管理往返二地之商船，中国撤去巡船。赫德因欲解决澳门之悬案，初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岁出税金五百两，中国设官驻守。一八四九年，葡官驱逐华官，而强据之，广东官吏人民莫不恶之。后葡萄牙遣使入京，议定条约，朝廷以澳门问题迄未解决，不肯批准。就国际公法而言，葡萄牙之据澳门，无条约上之根据，近于盗贼之行为，自理论言之，中国尚未丧失领土也。澳门地接香山县，水陆路往返广州，均称便利，鸦片之偷运入粤者额数颇巨。至是，赫德奉命遣人前往葡京，一八八七年，议定条约。其要款凡三：一、葡萄牙永远管理澳门。二、澳门不得让与他国。三、澳门政府协助中国征收洋烟之税。约成，又订鸦片专约。两广总督张之洞坚持反对之议，奉旨申斥。赫德辩护则为预防葡萄牙割让于法也。海关收入，同治初年，约七百万两，一八八九年，增达一千五百万两，洋药税厘又六百万两，共二千一百万两。一八九三年，增至二千三百万两。

海关而外，海军亦颇重要，其军舰则多购自外国。初国内水师成立颇早，惜其船身微小，久无改革。不足一战。及林则徐缴交英商鸦片，购一美船，改为军舰，是为中国新式军舰之始，后为英舰击沉，或言未及购置。迨常胜军建立奇勋，赫德建议于恭亲王弈，购设海军，以便早平内乱。恭亲王从之，令总税务司李泰国于英购置军舰，招募水手，李泰国聘英海军大尉阿思本（Sherard Osborn）为将，订立合同，谓其不受他人之指挥，而仅执行李泰国交来皇帝之命令；共买军舰七只，运输船一，用银一百七万两，每月经费需银七万五千两，一八六三年，驶行来华，九月，抵于上海。恭亲王令归江督曾国藩、苏抚李鸿章调遣，初曾国藩闻舰队将至，患其分夺将士之功，迭次书告李鸿章，不愿其来助攻南京。李泰国入京，商定中国派员为汉总统，阿思本为帮同总统，听督抚节制，并可派人上船学习。朝廷以蔡国祥为汉总统，而阿思本欲照合同办理。曾国藩奏曰：“不若早为疏远，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李鸿章奏称蔡国祥面谓徒拥虚名，阿思本亦请解散，并告英使布鲁斯若不善为处置，将生危险。恭亲王照会布鲁斯将其变卖，英使遂令阿思本统率舰队驶往印度办理善后事宜，解散水手，兵舰卖于英国。不敷之款项，仍归中国担负，前后縻银一百四十余万两，竟无所得，良可怪也。曾国藩虽不欲舰队助战，然于长江亲见轮船驶行迅速，不受风浪之阻碍，淮军以轮船之运载，得过南京江面，抵于上海，心中不能无感触，乃召华人，试造轮船于安庆，未有成绩，派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访探机器真价，有所购买。容闳者，粤人，幼得教会之助，留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而欲中国变法者也。李鸿章时与外人相熟，知其枪炮之利，设局仿造枪弹，谋于上海，访购机器，一八六五年，海关译员唐国华等因案革究，集资购买虹口铁厂以赎罪，其厂原为修造轮船之用。会容闳所购之机器亦至，归并一局，厂中有洋匠八人，以时需要制造枪炮，每月需银一万余两，后二年，曾国藩奏请拨留关税二成，一成作为专造轮船之经费，奉旨准许，其年于城南购地兴筑新厂，明年，造成轮船一只，名曰恬吉。曾国藩称其尚属坚致灵便，可涉重洋，将陆续增造。其在闽县马尾尚有大规模之船厂，左宗棠初主持之，商请浙江、广东巡抚，凑集巨款，据其一八六六年奏议，开办费三十余万两，每月经常费五六万两，聘前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Giquel）、法国洋枪队将德克碑（d’Aiguebelle）主持其事，朝廷许之。会奉旨北上督兵，疏举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并请仍得会衔奏事，皇帝从之。朝臣后以船厂縻款太巨，而造船太少，奏请停办。左宗棠论其不可，李鸿章亦以为言，始得不废。自吾观之，其经营实不得法也，李鸿章亦称其植党排轧，积弊深痼。

一八七四年，台湾事起，朝臣以为陆军强于日本，而海上作战，恃有军舰，张佩纶奏设海军以御日本，明年，朝廷议定海防费四百万两。其时船厂所制轮船均为旧式，而多以木造成，且其所造之数，不敷分配，乃向英国购买蚊子船八只，由直督李鸿章主办，两江总督亦另购买。一八八〇年，李鸿章拟购铁甲船于英，而英以中俄交涉严重，不肯出售，明年，向德订购二只，凡银三百二十六万两，其年共到蚊子船十一，快船二，又陆续购买，修筑大沽炮台，建筑旅顺炮台。及中法事急，福建有兵船七只及水师船等，及战，为法舰所毁，船厂幸免于难，法舰往攻台湾，守将刘铭传迭次请援，而援军不敢渡海。战后，朝廷深受刺激，适二铁甲船来自德国，名曰定远、镇远，新购之雷艇亦至。醇亲王奕譞时代恭亲王奕䜣执政，欲有所为。一八八五年，太后诏立海军衙门，谕奕譞总理海军事务，节制水师，李鸿章、奕劻、曾纪泽等会同办理，建筑威海卫港。明年，奕譞巡阅旅顺、威海卫军港，检阅海军，李莲英随行，海军颇有振作之气，续购之快船亦至，雇用英海军大尉琅威理（Capt. W. M. Lang）为总教习。其编制操法，仿自英国，以其海军最强也，北洋舰队，以全国之力经营，颇有可观，而饷岁增，费用浩繁，乃借款以救济，并谋筹新款。会太后将归政权于光绪，拨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部议不再购买新舰。其提督丁汝昌本为淮军战将，无海军知识，琅威理以其无权，不能有为，辞职去国。其下将佐，多为闽人，有习海军于欧洲而归者，轻视主将，操练日怠，军纪渐坏。南方南洋舰队归两江总督节制，实力远在北洋之下。

陆军与海军相较，殆无明显之改革，陆军之不能战，久为识者所知。琦善于鸦片战后，官于西藏，与法教士语，承认军队之当改革，但不敢上奏于皇帝，言之将有杀身之祸。耆英与美使顾盛订约于望厦，不受顾盛所赠之枪炮模型与兵书，殆亦为此。曾国藩、左宗棠初均不信洋枪大炮之威力。李鸿章于上海见闻外兵常胜军之作战，始信其战守攻具，天下无敌，选次书告曾国藩说其倡率用外国军器。李氏雇用外人教授炮法，买置大炮数尊，购办造械机器，及常胜军解散，戈登劝其收留其一部炮队。其心中以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上曾国藩书中语）。曾国藩不肯倡率，并置戈登之建议于不顾。及曾国藩北上剿捻，李鸿章代为两江总督，购机器，设厂于南京，制造军火，江苏遂有机器制造局二所。一八七〇年，李鸿章改授直隶总督，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旨创办机器局，厂址周围五六里，在天津城南海光寺，至是由李鸿章接办，大加扩充，一八七四年，分设四厂，规模宏大，他省亦有仿办者。机器局虽有创设，而军制迄无改革，戈登曾向总督署条陈西法练兵，总署置之。后台湾事起，朝廷诏筹海防，李鸿章之建议，中言练兵用洋枪炮，丁日昌奏请武举改试枪炮，均未采行。粤省劳崇光雇用英人练兵，俄亦解职。当时八旗仍称劲旅，受国家豢养，各省营兵多复旧额，其情状一如左宗棠之奏语（其言见上）。淮军器械较优，而军纪操练，未有进步，李鸿章曾雇德教练官，而不与以实权，其创办之武备学堂，徒有虚名。戈登于伊犁交涉时来华，及其将去，留有赠言，中云：“中国既请洋人教导，华人必当受教。……华人不愿受教，不如不请。”其言深切时病，又言中国陆军劲旅无多，宜先整顿陆军，不幸其未整顿也。

交通亦有改革，惜其进步迟缓。初十八世纪，英人瓦特改良蒸汽机，其推广之影响，改变世人之生活，十九世纪初叶，科学家制造轮船、火车，试行之结果良佳，次第推行于欧美，中叶，商人经营之电报盛行于美欧，电话于一八七八年由商人开始营业，世界之交通为之大便。中国处于此时，当即利用科学之发明，促进国内之交通。盖时土地广大，交通不便，人民受其影响，多数足不出于百里之外，而老死于家乡，方言为之繁多，朝廷难于监督地方长官。交通果有极大之进步，阻碍势将减少，朝廷固不之知。其先行于国内者，则为轮船。轮船于鸦片战争始至吾国，一八四五年，商业轮船往来于香港、英国，后五年，航路展至上海。迨《天津条约》成立，额尔金乘坐轮船驶抵汉口，及条约批准，长江开放。轮船往来于口岸，沿岸商埠亦有外轮运货载客，内河时未开放。苏浙河内，竟有小轮船驶行。国内往来海口之沙船，内河之运船，均受亏折。“滨海之区，四民之中，商居十之六七”（左宗棠奏语），均感生活困难。李鸿章初奏救济沙船，予以利益，而终不能与轮船竞争，信如李鸿章曰：“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容闳等欲筹款购置轮船，分运漕米，运载客货，未能成功，而殷实商人有附洋商营业者。一八七二年，李鸿章饬南省海运委员朱其昂等，酌立招商章程二十条，大意官商合办，官先借拨钱二十万串，创设招商局，华商入股，购船三只。政府准其照新关章程完税免厘，揽运货物，起岸则照常捐厘。李鸿章咨准江浙督抚，将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其运津，咨请总署加以保护，两江总督沈葆桢颇多赞助。开办五年，置船十二，借用官款，收买美商旗昌洋行大小轮船十八只，英商太古公司减价争运货物，而关道以运漕之故，滥荐私人，招商局遂致亏蚀。朝官迭次参奏，均赖李鸿章妥为奏复，请将官帑免息三年，分五期缴还，商局设法增加股本，官物概归其运送，运津漕米增加额数。及朱其昂死，叶廷眷、唐廷枢次第接办局务。后中法作战，商局船只惧为法舰所毁，不敢出洋，营业停顿，亏息不堪，乃售交旗昌洋行营管。战后，朝廷责令收回，而商局之债积多，难于维持。李鸿章奏请运漕空回减税，并减茶叶之税，暂勿提拨官款，朝廷许之，商局之基础始固。综观招商局之成立，多赖李鸿章之全力协助，曾因之与疆吏相忤，如左宗棠称为其商人射利，与国家无益之类。其营业失败者，由于滥用私人，不知节省，而官僚之习气深重，其主持局务者，均有官衔，以类近衙门之机关经营，自多处于失败之地位，殆所谓公家穷而私人富，况有资本雄厚之外商与之竞争乎？

外商久欲兴筑铁路，一八七五年，英商未得中国之许可，建筑上海、吴淞间之轻便铁路，明年，工竣营业，乘客拥挤，而绅士耻之。江督沈葆桢严令上海关道交涉，未有进步，会车辗毙一人，沪官打死地保，鼓动乡民示威，形势严重。英使威妥玛以滇案出京，时在上海，饬商人停车，及《烟台条约》成立，李鸿章与之议定赎路，派道员盛宣怀往沪，与沪道英领会商办法，出款二十八万两赎回。初李鸿章入京陛见，建议兴筑清江至京铁路，恭亲王谓太后不能定此大计，至是，力劝沈葆桢收回自办，英商亦愿赞助中国办理。而沈葆桢求好于清议，坚持不可，会丁日昌奉旨准于台湾试办铁路、电报，乃将其拆送台湾，其一部分材料，成为废物。台绅林维源捐款五十万元，建筑铁路，而朝廷将其改作赈款。台湾铁路，后由刘铭传办理，刘铭传曾请建筑二路，一自清江至京，一自汉口至京。朝廷交南北洋大臣复议，江督刘坤一言其不可，李鸿章请借洋款建筑，朝议诋之。其反对筑路之原因，一为贫民失业，毁迁坟墓，一为知识浅陋。实则铁路筑成，货物流通，足以解决一部分人民之失业问题，愚陋非待试验所得结果之后，将难消除。所贵乎已受高等教育而居高官者，在其虚心，乃张家镶奏疏中云：“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恐至拥挤磕碰，徒滋骚扰”，不亦可笑。李鸿章仍谋有所进行，其奖进开采之开平煤矿，为便利运煤之计，一八八一年，筑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长约二十里，俄再接造六十里，南抵蓟河边阎庄。一八八七年，李氏商得弈譞之同意，由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延长，南接大沽北岸，北接山海关，若款不足，先筑阎庄至大沽北岸八十余里之一段，再造大沽至天津百余里之路线，仍由公司经理，奉旨照行。公司借款兴工，一八九四年，工竣通车。李氏又向弈譞建议，建筑天津、通州间之铁路，弈譞同意，而朝议庞杂，奕譞让步，主用晋铁，改筑卢沟桥至汉口铁路。晋铁量数尚不可知，何时炼铁？更属遥遥无期。朝廷忽欲先筑营口至珲春铁路，会醇亲王死，无人主持，遂作罢论。

电报之在中国，初许美商安设海线之权利，其线自美至华，路过英俄，不能兴创而罢。丹麦亲善二国，一八七〇年，英使威妥玛为之请于总理衙门，丹商大北公司得设海线，自香港达于上海，言明不得于岸上设线，明年，工竣。及台湾事起，疆吏颇赖其利，许其于福建、台湾设线，会以反对而止。及吴淞铁路筑成，公司于路旁设线，直达上海，铁路由沈葆桢收回拆毁，乃说其将电线拆去，公司迁延不肯，后由中国收回。李鸿章初曾议设电线，朝廷不可，一八七九年，自大沽口至天津架设电线。明年，伊犁事起，请架设电线，上谕准可，乃创电报学堂，雇丹麦人教授。盛宣怀请归商办，由官保护津贴，方事之初，召股困难，改借官款，由淮军饷内支出，改为官督商办，分期归还官本。工程由大北公司代办，延长达于广东，一八八三年，展接京通，明年，自上海展至汉口，广州展达龙州，北塘展至山海关、旅顺，更由济宁设至烟台，由营口至奉天，由奉天至朝鲜仁川。一八八五年，盛宣怀请由汉口接线至川入滇归商办，自广西人滇归官办，其理由则山道设线不易，商人无利可得也。李鸿章以奖设电报之故，从之。北方电线又展达保定，奉天展至珲春，一八八八年，九江架至南雄，南达广东，明年，定至陕西为商线，自陕至嘉峪关为官线。其时电报费昂贵，非达官商人，殆少用之。商线经过之区域，多为要邑，获利极厚。外商经营之海线，除大北公司而外，尚有英商大东公司，一八八三年，准其妥设上海、香港间之海线，与中国陆线相接。边境则《中法条约》载明互接电线，一八九二年，亦许俄国接线。电话始于一八八二年上海租界设立，国内城邑之仿行者颇迟。新式邮局初于香港成立，逐渐于商埠营业，中国设立之邮局则发达较迟，其原因则官文传递，旧设驿站，后置文报局，民间设有信局，而朝廷反对设立邮局也。初《天津条约》载明使馆邮件，每于冬季改由镇江寄发，总理衙门交海关办理，海关于封冻口岸，次第附设邮政部，归天津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Detring）办理著有成绩，乃于商埠次第设立寄信局。

士大夫对外知识之浅陋，由于中外言语之迥异，国内缺少关于外国实况之书籍。一八六三年，李鸿章曰：“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言语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翰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外国公使领事均有译员，而中国唯有通事传语。其人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其言殆为多数通事之写真，精通外国语言之人才，实为当时之需要。初恭亲王奏设同文馆，咸丰许之，一八六二年成立。其章程仿自俄文馆，先置学生十名，年在十五左右，从八旗中挑选，教授汉文、英语，每届三年，总署一考，明年，添设法文、俄文二馆，每馆学生十名。李鸿章请于上海创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朝廷许之。及上海机器局扩充，曾国藩奏称雇用英美人四名译书，俟学馆筑成，即选聪颖子弟学习，及成，有学生数十人。广州亦设学馆，有学生二十名，其毕业者送往北京同文馆肄业。恭亲王以左宗棠等之建议，奏添一馆，考收满汉举人等习学天文、算学，太后许之。总署改订章程，凡年在三十以内之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均得应考入馆，发给原薪，奏派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大臣。柳史张盛藻称非养士之道，上谕不应。倭仁极言不可，且曰：“未收实效，先失人心”，迭与总署争论。太后后始谕称仍照前议办理，饬倭仁另办一馆。倭仁奏言无人可保，上谕令其咨访，会知州杨廷熙应直言之诏，痛诋在京之王大臣。恭亲王自请免职查办，太后不许。及考，应试者凡七十二人，考取三十一名，固为正士所轻视，其入馆者仍多八旗子弟，不肯尽心学习，于是设备比较完备之同文馆，竟无影响于中国。

同时，马尾船厂亦附设学堂，分英文、法文二部，选童入学。其后李鸿章于天津创电报学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类多办理不善。学生不能利用时间，切实学习，而外国教习亦不能尽其才力，徒有虚名而已。容闳主张派遣幼童留学外国，由丁日昌商于曾国藩、李鸿章，一八七一年，二人联名致书商于总署，每年访选幼童三十名往美国肄业，以四年为限，共一百二十名，在美肄业十五年后回国。总署许之，明年派出。一八七六年，李鸿章遣淮军将士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学习军事。同年，船政大臣沈葆桢遣学生数名，随日意格赴法，明年，遣学生三十名往法英学习海军造船等科，以三年为期。其后闽厂又遣学生出洋学习六年。政府每次遣派学生，縻款颇巨，并命监督同往，吾人不知其监督何事也。幼童不知国内之情形，遣之前往，乃于外国教授国文，宁非愚乎？淮军将士之赴德也，先无预备，又非其人，据德使报告，其中三人不肯学习，并阻他人学习。船厂学生限期太促，其后留美幼童竟以监督不满意之报告而撤归，卞长胜等无所得而返，船厂学生亦无美满之成就，可慨也夫！谋之不臧，以致于此，主其事者，实有相当之责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