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下）：五、美术及其表现意义

美术之范围颇广，先秦美术作品之存于今者，多为金石。殷周彝器无制造人名，其花样多同，无个人创作之表现。及至汉代，花样之种类增多，其兽形类于外国之样式，盖自西北传入者也。汉代石刻，内容或为神仙故事，或历史人物，或为奇兽，要多粗浅，迨佛教传入，乃深受希腊、印度一派之影响。初亚历山大东征，留戍兵而归，及其死后，其部将立国于西亚，希腊美术传至亚洲，大夏、安息所铸之钱币，中印王像，其服装同于希腊神像，及大乘佛法盛于印度西北，雕刻之佛像骤增，其裸体之状态，肌肉之弛张，生气勃勃，一如活人，模仿希腊之迹，显然可见。其表现之意义，则为印度之思想，故有印度、希腊雕刻一派之称，至是，随同佛教传入中国。近时斯坦因（Aurel Stein）等于新疆掘得之佛像，尤其明显之证，古书称高僧往印求经者，曾带佛像回国。北魏大同（今名）龙门刻石，工程伟大，精细为国内希印雕刻之名作。塑像，唐代杨惠之负有盛名，其所塑之神像，神态弈然，其四尊罗汉尚存于苏州甪直镇。元代之建筑，颇受回人之影响，佛寺之建筑，塔则仿自印度，国内屋脊今皆斜下，亦受外国影响。绘画秦汉殆无名家，画家所用之毛笔，绘画之材料等，均为中国产物，佛教对之，虽无重大之贡献，要亦与之有关，或促进其发展，如供给画家佛教上之人物，顾恺之于寺中作画，卫协善画神像等，皆其明例。梁武帝虔奉佛教，遣人至印度，习学壁画，近时西北废寺发现壁画，其画固自外国输入者也。兹为便利之计，附言歌乐于此。汉代初以安息之献，角觚戏兴，西域乐器先后传入中国者，有胡角、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等，并得乐工教习歌曲。隋炀帝定乐为九部，中多胡乐。唐兴，《霓裳羽衣曲》由凉州节度使进献。歌舞亦受外国之影响，如《旧唐书·音乐志》称拨头出自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自唐以来，音乐虽有变迁，而大部则仍相承，迄于今日。

以上列举之事实，不过证明中国之文化，曾受外国之影响，欧洲近代文化则合埃及、希腊、希伯来、罗马诸国之贡献而成，原无足异。闭关自守之国，既无比较之可能，又无有力之刺激，进步往往困难，文化实无国界，欧洲思想，亦曾受我国之影响，如法国哲学家卢梭主张自然，则受我国老庄之影响，尤有进者，外国文化传入之后，多受我国思想环境之影响，成为国内文化之一部分。其性质遂迥异于其在外国，吾人无须自馁也。同时，各国之政教，多基于历史环境，于其传入之前，当有深切之研究，详论其利弊，外国之事物，未必皆有良好之结果，鸦片、烟草、杨梅毒疮尤其明显之例。鸦片之为害也，破坏道德、家庭幸福、经济状况、政治安宁，其种子自西北传入，近代自海上运入，造成大祸，其事详于后篇。烟草植于美洲，西班牙人移植于菲律宾岛，闽人传其种于福建，于是我国始有旱烟、水烟，最近卷烟传入，漏卮甚巨，且有害于人生。杨梅毒疮，说者言其初盛行于北美洲之南部，西班牙于发现新大陆后，占据其地，其远离祖国前往之青年，多贪利无餍，放纵情欲，染得病菌，恶疾遂传染于他地。我国之有此病者，始于广东，其后渐及于他港商埠。三者之害，显而易见，尽人所知，思想制度不善利用，其害或甚于此，盲从不辨是非之害，可不惧乎？总之，一国容纳外人，国际上接触之机会增多，发生比较之心，造成精确判断之能力，天下之害，实多生于蒙蔽狭隘也。

古代中外之交通发达，何近代闭关而拒绝外人之甚耶？吾人就历史上之背景而言，上古中国外患力足以制之，及五胡之乱，促进华夷互通婚姻之机会，隋唐曾去种族上之畛域，隋文帝、唐太宗之后皆为胡人，蕃将之立功于唐者，史不胜书。宋受外族之蹂躏，夷夏之观念渐严，理学之发达，士大夫之胸襟益狭，终见灭于蒙古。蒙古人之入中国也，大肆屠杀，既平宋后，虐待汉人、南人，而又防其叛乱，禁南人携带兵器。其治中国也，唯知榨取于民，人民不堪其苦，加以喇嘛之横暴，官吏之贪墨，贫民铤而走险，相聚为盗。朱元璋力并群盗，驱逐蒙古人而北，为事颇易，斯见汉族之痛心疾首于蒙古人矣。其明显之结果，对外引起仇外之心理，对内容忍皇帝威权之扩张，及明中叶，倭寇之祸大作，时人深信海上贸易，为其祸根，朝廷采用严监外人之政策，闭关思想，遂益发达。明亡士大夫抱有恢复之心，其种族之恨恶，往往见于著作，其入人之深，乃转而以对欧洲人。欧洲人初至东方，不知中国之情状，其政治家以为文化发达之古国，不惜卑辞厚币求于中国。其远渡之水手，多为富于野心之青年，类近海盗，无恶不作，反足以引起华人之恶感。其心目之中，以为外人嗜利无厌，心怀叵测，凡其要求概以恶意推度，自不研究其国中情状。朝廷大臣坚信夷人恃茶叶、大黄为生，封舱为驾驭之秘法，遂益骄傲，荷兰诸国且以藩属自居，相沿既久，视为固然。吾人于言中外冲突之先，当略先知其来华之经过，及其贸易之情形。

初葡萄牙占据歌那，东取马六甲。一五一六年，葡人附船抵于中国，明年（正德十二），葡船八只来粤，泊于上川岛，遣船偕同使者前往广州，葡船继之至者，贪婪横行，官吏捕之，不得，囚其使者，使者俄死于狱中。一五二二年，葡使复至上川岛，明兵击之，余众逃往电白岛，葡人心犹未已，航达福建、浙江，经商于泉州、福州、宁波。而宁波商业后颇发达，葡人强改华人宗教，诱拐妇女，长官讨之，杀教徒一万二千，内有葡人八百，泉州亦杀葡人，生者逃往电白，电白遂为商港。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葡人纳贿粤官，得于半岛澳门（今名），创立货栈，晒干货物，葡人始得经营澳门，岁纳地租。中国对于澳门建筑城墙，限制交通，但仍认为领土之一部分，一八〇八年，英与法战，遣舰保护澳门，两广总督吴熊光令其撤去，奏报朝廷，嘉庆责其防范不善，即令革职办罪。其地诉讼归于华官判决，犯罪之葡人由其官员交出；管理商业之权亦操于华官；如后广州停止英国商业，而葡官亦奉命拒绝英人住于澳门也。葡人既得根据地于中国，垄断远东之商业，阻挠后至之欧商。其政府谋得权力，先后遣使臣来华，前三次未达北京，第四使臣得觐康熙，第五则朝雍正，第六则觐乾隆。使臣执礼甚恭，然终不得要领而归。其后葡人之贸易衰微，而澳门仍为外人居留之所。

耶稣会于一五五二年成立，宣传天主教于东方，葡人管之甚严，教皇派僧召集会议，议定章程，凡至中国者，须通华语文字。其人曾受良好教育，输入科学知识，迎合人民之心理，利玛窦谓上帝为天，许其教徒祭祀祖先，礼敬孔子，信者渐多。后守旧派杜米尼坑（Dominican）等教士来华，指摘其传教方法，乃开会于广州，共谋有所解决，而祭祖拜天为会中争论之焦点，未有结果。旧派诋毁耶稣会于欧洲，报告教皇，葡人恶之，曾阻碍其工作，葡法大学倾向守旧，恶其思想之激进，耶稣会之敌增多。教皇改变态度，一七〇四年，派使携带教令来华，禁用天字及拜祖先，康熙根据耶稣会教士之报告，捕之送往澳门，教皇再派使者入京觐见康熙，请求管理教士，康熙不许，先曾遣使往谒教皇，杳无信息，疑其被杀，乃严待之，一七一三年，教皇解散耶稣会。其时江南有教堂百所，教徒达十万人，他省亦盛，竟以教皇之禁令，发生阻碍。一七二三年，雍正嗣位，闽浙总督满保奏请安置教士于澳门，改天主堂为公廨，上谕许之，天主教始衰。其原因则教士内讧，教皇妨碍耶稣会之传教事业，雍正以教士干涉内政，而身信奉喇嘛教甚虔，故禁其传教，及乾隆末年（十八世纪末叶），教乱迭起，天主教之禁令益严。一八五〇年，嘉庆严禁教士刻书，而神父传教之热忱，未为稍挫，仍有潜入内地者。基督教初以荷兰之保护入于台湾，及荷人被逐，教士亦去。一八〇七年，英国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粤，马礼逊，基督教牧师也，译成《新约》，刊行中英字典，我国遂有基督教。

方葡萄牙经营东方也，西班牙雇用之水手发现美洲，一五二一年，其臣麦哲伦绕行地球，发现菲律宾岛，西人据之，后海盗林凤（旧误译为李马奔）率众攻之，战败而逃。闽官遣舰侦之，抵于菲律宾岛，次年，其长官遣教主二人为使，附舰渡闽，请求通商，使者无所得而返，再遣使者重申前请。中国许其贸易于广州，然遭葡商之忌，无大发展。十七世纪，闽人经商于岛中者日增，西班牙先后惨杀无辜之华人凡四万余名。其南渡者不为稍止，西官乃限制华人六千住于岛中，每人年纳丁税六元，其不改奉天主教者逐之，商业仍操于华人之手，西人用墨西哥银币买货，墨币由是流入中国。

荷兰人继二国东下，先是，荷兰为西班牙之属地，其人坚决果敢，信奉新教，不堪西班牙之虐待，叛而独立，会西班牙、葡萄牙合并，严禁荷商贩货于葡京。荷船迫而东渡，一六〇四年，抵于广州，以受葡人之阻挠，先后均无结果，改用兵船来攻澳门，不胜，逃之澎湖，更退据台湾，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自厦门率军二万余人，渡海攻取台湾，荷人大怒，遣船援助清兵攻陷厦门，而于台湾则无如何。其后康熙征台，诏荷兰助战，而荷舰失期，及至，台湾已定。荷商既不得志于广州，乃于福建要港贿赂长官，贩运货物，一七六二年，始设商馆于广州。其政府谋得商业上之权利，以为能得朝廷之许可，则广东之困难立即解决，又以卑事日本幕府，得通商于长崎，遂迭遣使卑辞厚币来至北京，遵朝见之惯例，行三跪九叩首之尊礼，惜皇帝未曾稍假颜色，允许其请也。结果清廷定其贡期，列为藩属。

十六世纪末叶，英王致拉丁文书于中国皇帝，请求通商，不幸船破。其商人俄组织东印度公司，遣船驶往广东，葡官鼓动粤官拒之，英船曾炮击虎门，直驶黄埔贸易而去，其后至者，均不得贸易。会政府许其通商于台湾、厦门，二地贸易颇形发达，后台湾以降清而商业告终。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朝令各口准许夷船互市，公司船俄至广州，海关监督借端勒索，公司患之，遣船贸易于厦门、宁波，奈其长官非法需索甚于广州，公司后设商馆于广州，并巩固其地位于印度，在华贸易之额数占据第一，益欲改良商业之状况。一七七八（乾隆四十三）年，英王遣使前往北京，中途船覆，杳无音信，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王遣大使马尔加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粤督以大班之禀报，奏其来祝万寿。明年，船抵大沽，马尔加尼自称王使，华官颇礼敬之，遣船送往北京，中立大旗，书曰：“英使朝贡”。及抵北京，乾隆适在热河，乃往觐见，大臣说其遵行三跪九叩首之礼，不得，乾隆许其以觐英王之礼朝见，待之颇厚。大使要求英国公使驻于北京，设立商馆，中国开放宁波、天津，而于舟山、广州附近，给予英商住留之地，改减船税。原文并无传教之要求，而乾隆诏书则言及之，盖由于译文之误也。大使又说中国派遣公使驻于欧洲，清廷复文一一拒绝，遂无成功而归。十九世纪初叶，英美交战，英舰捕获美船于澳门，粤官强令英商交出，争执颇烈，后始让步解决。英国欲因解困难之症结，且谋商业上之利益，一八一六（嘉庆二十一）年，命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为大使东渡，及抵天津，长官说其叩头，不许，旋至通州，即往圆明园，明日，至园，大臣强其觐见，大使谓其疲乏已极，而国书礼服未至，拒绝其请，朝臣说其回国，英使遂即日出京。初嘉庆欲其如礼觐见，谕称不肯跪拜，即阻其入京。而大臣贸然同之至京，乃欲于困乏之余，而强其三跪九叩首也。大使之来，徒增二国之恶感耳。

欧洲关于中国之知识，多赖法国教士之报告，教士富于学识，本其见闻，发为文字，而使欧洲人稍知中国之状况。法国在华之商业殊不发达，其王未曾遣使远至北京，请求通商，一六六〇年，始有商船来华，一七二八年，设立商馆，而贸易仍无进步。十九世纪之初，英法战争，法国海外之势力远非英比，其广州领事（大班）馆之旗升落不定，其他在粤贸易之商人，有美利坚、瑞典、普鲁士等国。美国初为英国属地，其需用之茶叶，由东印度公司转运，独立后，始谋直接贸易。一七八四年，美船抵于广州，其商人无专利公司之限制，而船只较小，便于运输，商业日益发达，在华之地位跃为第二。其余诸国均有商船来粤，惜其商业无足轻重，华官待之，多如英美商船。

水路通商略言于上，陆路与俄国交涉颇早。俄自蒙古人侵入以来，颇受中国之影响，及独立后，经营西伯利亚，数遣使臣来至北京，中国殊轻视之。方清帝入主中国也，俄军乘势侵入黑龙江边境，建筑雅克萨城，驻兵守之。会康熙于平三藩之后，出兵围陷其城，毁之而归，未几，俄军复至，清兵攻之。一六八九（康熙二十八）年，二国代表议和于尼布楚，缔结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毁雅克萨城。二国边吏不得容留逃入，严禁猎户人等擅越国界，其有护照者始得贸易，违者各送本国治罪。约成之后，俄皇迭遣使臣来华要求改约，使臣遵守三跪九叩首礼，亦无结果。一七二七（雍正五）年，二国始订恰克图条约，初外蒙古与俄先有互市，及其臣服中国，疆界互市之问题，须协商于清廷。至是，雍正许俄议定疆界，成立恰克图条约共十一条，明年，批准。条约规定边界，互交罪人，递送公文，及贸易往来。中国许俄建筑俄馆于北京，教徒可学华文。会清用兵于准部，患俄助之，亦遣使臣入俄。二国自订条约后，恰克图之百货云集，乃为漠北贸易之中心点，边吏增订互市章程。新疆自征服以来，边界贸易亦有进步。一八〇五（嘉庆十）年，俄船二艘驶入广州，关督延丰许其卸货，朝廷严办其罪，其心理则俄人于陆路上已有通商之权，不应再至广州，贩运货物，而违反旧制也。

十七世纪，广州、厦门、宁波皆有外船互市，税收以广州为轻，其贸易最为发达。一七〇二（康熙四十一）年，朝廷遣皇商来粤，垄断国际贸易，其人非广州之大商，外商恶其贩卖迟延，粤商恨其专利，官吏嫉其夺去税权，皇商乃许粤商贸易，其条件则每船纳银五千两，其制后废。商人羡其获利之厚，趋之若鹜，互争利益，俄自觉悟，成立公行，划定物价，外商抗议于总督，谓将离港他往，总督饬命解散，商人旋复组织公行。政府防范商欠及其弊端，禁止商人私与外商贸易，更以广州商业之发达，便利征税及监督外人之计，一七五七（乾隆二十二）年，诏定互市限于广州，公行遂有所恃，其会员骄奢日甚，破产者多，乃告解散，一七八二（乾隆四十七）年，欠债事起。其时民间借债月利低者二分，高者五分，外商运银来粤借于商人，或博重利，或预订货，商人有无力偿清者，官管行商益严。行商一称洋商，其行曰洋行。据林则徐之奏文，嘉庆十八（一八一三）年，粤海关总督德庆奏准设总商综理行务，嗣后承选新商须联名保结，行商凡十三家，渐有倒歇，道光九（一八二九）年，存有怡和等七行。监督延隆准新商试办一二年，由一二商人具保承充，十三行遂复。其品流始杂，欠债增多。一八三七（道光十七）年，粤督邓廷桢会同关督奏复联保旧制，其歇业者准其联保承充，不添一商。行商设有公所，会商公共事务，对于政府负有管理外人之责任，对于外商有指导之义务。外商贩来之鸦片、棉花，输出之茶叶、丝绸，初皆由其转卖，货物之高低，供给之量数，由其操纵，并得抽货价百分之三为其归还欠款，或补偿损失之费，不幸其款后归官吏。

外船之驶往广州也，先行商定税金规礼，然后入港。清代关税，一曰船钞，一曰货税。船钞根据船只之大小分为三等，其法测量船身之长宽，按其等级，以定其额数，货税颇轻。正税而外，官吏规礼多至六十余种，雍正收之归公，乃另立名目，勒索如故。其收入最丰者，首推海关监督，监督身为满人，多为皇帝亲臣，管理商业，征收税银，其品秩与督抚相等，不受其节制，先是外商不堪勒索之苛扰，则共同抗议，而以不至广州为要挟，粤官斟酌情形，或去弊端，或拒其请，迨朝廷宣示广州为互市商港，外商始失要挟，及行商成立，管理之法益备。外船来粤，先得澳门同知之许可，租屋于行商，及船泊于澳门，船主至其衙门，雇用领港通事买办（买办亦得于船入黄埔时雇用），船再驶往虎门，关督丈量船身，视其货物，定其税金规礼，船主如数与之，然后驶入黄埔。及船泊于码头，船主报告货物于行商，由其介绍，或供给房屋、货栈、仆人等。其贩运货物也，专向行商磋商，价值之高下，由其决定，外商苟以价太低廉，亦得拒绝出售，顾其远至广州，不愿再运货物回国，而多尊重行商之意见也。运回之货物，多为丝茶，法律规定每船载丝不得过于一百四十石，余多茶叶，其价亦由行商定之。外船之在黄埔也，期约三月，通事买办皆得厚利，官吏胥役亦有赠遗。其不入港者，海关之税额，官吏之规礼，均得减半，行商之佣钱，则为二千余两。

广州之外商无购地置产之权，其住宿办公之商馆，数凡十三，为行商之产业，盖行商十三也。租金取价低廉，外商每于冬季入住，货栈则在河南，亦为行商之产业。粤官之管理外人，也订有条例，后益严厉。其要款如下：一、兵船不准驶入虎门泊于内江。二、番妇枪炮不准带入商馆。三、洋商不准私借夷款。四、夷商雇用华工不得过于定额。五、夷商不准乘轿。六、夷商不准划船取乐，每逢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始得往游花园。七、夷商不准直接上禀长官，须由行商转递，并受其管理。八、夷商不准久居商馆，贩买之后，须即回国，或往澳门。规则中一、二、七三条，执行颇严，其禁兵船武器者，以防变起不测，而不易管理也。其禁妇女之入商馆，一由于中外礼俗之不同，其时国内上中级社会之妇女，居于深闺，而外国男女同行，其服装自华人观之，则为妖艳，迄今民间尚有取种之说，一防外人久住不去也。其禁外人上禀，官吏称为严肃政体，且为免除烦扰，便利行商管理之也，后以弊端丛生，始准夷商于城门递禀。其禁外商久居广州，外商去时，雇用工人看守商馆，往来概须纳费，其无住宅于澳门者，出纳重贿，亦得私留住于商馆。第三条严禁借债，而行商常以中外之利息不同，多借外款。四、五、六三条均为具文，商馆雇用华工，官吏平日从不过问。坐轿之禁，本于轻视之观念，虽曾发生争执，然以外人不准行于市中，或自由出外，实无乘坐之必要。其往游花园，向不遵照定例，无事则划船渡河，散步园中。综观管理章程，可称琐屑，其动机则官吏认“夷人犬羊之性”，不宜亲近，发生事端，又患奸商之欺愚外人，乃借行商保护之也。

行商外商之买卖也，从未订立合同，双方均能履行言诺，其信实昭闻于世，相处亦颇和善，尤以伍绍荣诚实不欺，慷慨好施，见称于外人。其得承充行商者，固须连保，亦当纳银，凡遇大荒河灾，均须捐款。一八三一（道光十一）年，朝令归还商欠，伍绍荣出银一百十万两，一八四一年，英军将攻广州，将军奕山议和，伍绍荣出银一百万两，曾自谓其财产，共值二千六百万两。其款虽由经商之才能而得，亦赖专利制度之助，其不善经商而拖欠外债无力归还者，亦复有之。其时国际贸易之普通言语，则为印度、葡萄牙、英吉利语言合成之洋泾浜话，通事习学其常用之话，全国无精通外国文字之人。商业虽受种种限制，然以实用科学之进步，世界交通趋于便利，年转兴盛。一七五一（乾隆十六）年，黄埔江中外船十八，英占半数，一七八九（乾隆五十四）年，增至八十六只，大多数属于英商，美船次之。《达衷集》记一八三二年，英船有北上觅新港贸易者，及抵上海，其船主称前来船七八只，现大船七八十只，买茶叶三千万斤，湖丝几百万元。外船运来之货，则为鸦片、洋布、羽毛、大呢、钟表。自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三三年，英美输入之货，价共四万二百万元，每年平均凡二千五百余万元，中国之输出者，价凡三万六千八百万元，每年二千三百万元，税收原定额银四万余两，一七九九年，增至八十余万两，鸦片战前，约银一百七八十万两。官吏之规礼，则不可知。

官吏对于外商欲其遵守惯例，饬令行商通事负责办理，除征收税金规礼而外，其曾引起争执者，则为法律问题。外人自通商以来，住于广州，犯罪者殊少。期内间有华人殴杀外人，水手亦有醉酒滋事，或误杀华人，或相仇杀者，初则概归华官审判，按律治罪，外人亦无异言，后则力谋避免华官之干涉。其主因则中国法律初较外国为优，及后外国改良法律，而中国仍守旧法也。其尤发生困难者，常为误会伤杀，不知谁为犯人，粤官责令船主、大班交出罪犯。其要求之理由，则共同负责之连坐法也。其法，子犯罪，父连坐，夫犯罪，妻连坐，兄犯罪，弟连坐，一家犯罪，四邻连坐；甚者一人自杀于仇家之门，主人即犯嫌疑之罪。同时，官吏连坐亦严，杀人越货之案发生，县官负有责任，境内倘有匪乱大灾，长官或受相当之处分。其对外人适用此法，乃当然之事。外人认为不公，事实上负责之人，往往难于负责，因其不知犯人之为谁何，而将其交出也。及起争执，长官或许外人出金抚恤以作解决，或停止贸易以为恫吓。外人住于中国，当守国内之法律，固无疑义。外人之辩护，则以官吏腐败受赂，而判狱多不公平也。其尤难于解决者，则粤官饬令商人对于本国政府之行动负责也。英舰曾捕美船于澳门，粤官严令英商交出，英商则谓政府之行动不能负责，几致决裂。其争执虽或一时解决，然非适当之途径也。

清廷之许外人通商，大臣谓其出于皇帝之天恩。乾隆于答英王乔治第三之诏书，自谓天朝之领土广大，物产丰富，皇帝不爱珍物奇玩，无须外货。其后俄船驶入广州贸易，关督奉旨办罪。朝廷以为俄人已得陆路通商之权，不应再沾天恩也。迨禁烟事起，自称深悉外夷一切伎俩之林则徐犹曰：“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此种思想足可代表普通心理。其时国内人口激增，生活艰难，教变迭起，祸乱时作，官吏之昏庸，军队之腐败，莫不昭于耳目。而政府尚欲遵守祖法，闭关于交通发达之时代，自不可得。盖自科学昌明以来，机械学有进步，轮船火车相继发明，世界各国之关系因之日密，又值工业革命，资本家开辟市场之心益急，外船来粤之多则其明证。商业既日发达，事务剧增，交涉日繁，而政府轻视外国。嘉庆曾以英兵保护澳门，特降谕旨曰：“试思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又不许其公使驻京，广州大班不得与长官直接交涉，乃无解决困难之途径与方法，祸根遂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