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前之中国，必读中国近代史（上、下）

中国据亚洲之东南部，其东部沿海六省，濒临渤海、黄海、东海，遥遥与日本及其属地相对，其东五洋中最大之太平洋在焉。其在南部之广东濒临南海。南部毗连安南（越南）、缅甸，其一现属于法，一属于英。其西南西藏，有喜马拉雅山阻隔中国、印度陆路上之交通，西北新疆，北部蒙古，东北黑龙江、吉林与俄国领土接壤，奉天隔鸭绿江与朝鲜相峙。此中国边疆之大概也。其强邻有日、俄、英、法，四国之中，中日地位相近，中俄接壤长逾万里，而英法以属地关系，固不如日俄之密切。其在古代，疆域虽常变迁，而其地理上所受之影响颇为重要。其影响为何？曰：国内之农工商业，人民之生活情状，以及交通国势，多受地形、土壤、矿产、河道、气候、洋流等之支配与影响。更就对外而言，古代航海术未精，船舶浅小，水手无犯风涛远渡海洋之勇气，沿海七省除海盗而外，别无侵扰之国，居民常能安居乐业。南部毗连热带半岛，半岛上之物产丰富，居民不必勤于工作，而食料衣服即绰然有余，懒惰不易奋发，不能大为害于邻国。西南高山蜿蜒千里，立国于其地者缺少发展之机会，西羌、吐蕃力能跳梁于一隅而已。蒙古、满洲地多旷野，气候寒冷，土壤较瘠，人以游牧为生，耐劳受苦，体壮多力，善骑能射，苟有领袖将其团结，则战斗力常强。是以我国历史上之外患率多起于北方，匈奴之入寇，五胡之纷扰，辽金之压迫，蒙古之侵略，满族之入关，皆其明显之证。迨航海术进步，机械学发达，海上交通，不唯无建筑之费用，且无修理之需要，反便于陆，亚欧之交通为之一变，而我国形势随之转移。欧洲人乃自海上伸长势力于东方，印度适在中国、欧洲之间，首当其冲，次及中国，固地理上之位置使之然也。

国内领土据今估计，凡四百余万方英里，世界陆地约五千七百余万方英里，亚洲一千五百万方英里，中国面积约占全球十四分之一，亚洲四分之一。世界人口凡一亿八万万，中国约逾四万万，殆占总数四分之一。就其分布而言，本部十八省共一百五十三万方英里，人口据一九二三年邮局估计，凡四万一千一百万；满洲三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二千二百万；蒙古一百三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二百万；新疆五十五万方英里，人口二百五十万；西藏四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三百万。十八省内，人口最密者，首推江苏，每方英里八百人以上，甘肃人口最稀。面积人口之数目，皆非本于精确之丈量与调查，其价值不过使吾人略知分布之情状而已。其在清代中叶，直省人口，视今殆无重大之不同，满洲、内蒙古人口之激增，则始于清末领土视前削小，其详见于后篇。人民耕种生活之情状，百余年内，未有剧烈之改变。人口既以十八省为多，其地汉族之势力最盛，汉族历史上杂有苗、满、蒙、回、藏五族之血胤，今日中国民族，乃合汉、苗、满、蒙、回、藏六族而成，西人统称之曰蒙古族，盖蒙古成吉思汗之兵威震于欧洲，其子孙征服中国，以之代表黄种也。六大民族除缠回外，皆为黄种，其头颅身体之构造，皮肤之颜色，发毛之黑直，多属相类。其长矮不同之处，实无若何之重要，犹一族之子孙，尚或迥异也，证以见闻而益信，吾人汉族与满人、回人同处一地，固难辨别其种族也。自其杂居以来，互通婚姻，血统上趋于同化。总之，六族之称，本极牵强，今日殆为历史过去之名辞，充量言之，只可代表居住一地之人，如浙人、苏人、蒙古人之例，不得认为种族不同之民族也。汉族自黄河流域，逐渐移居于长江及西江流域。满人随清帝入关，分防国内要害，其根据地满洲今为汉人居住之地。蒙古为蒙古族人游牧之场。回族以宗教之信仰，得有此名，其在西北者，多为突厥之后，又有杂居于内地及云南者。藏族游牧于青海、西藏、西康。苗族住于西南诸省之僻壤。六族中以汉人为多，其潜伏同化之力量尤大，然其久为土著民族，不敌游牧民族之强悍善战，政治衰弱之时，则深受其蹂躏。十三世纪末叶，蒙古强盛，灭宋统治中国。其后朱元璋逐之，建国曰明，十七世纪，明室衰弱，满洲爱新觉罗氏乘机入主中国，凡二百六十七年。兹略言之于下：

满洲旧为东胡游牧之地，战国时，燕王任用贤将却之东北千余里，相传其开拓辽河流域，汉武帝县属朝鲜半岛，其后鲜卑辽金次第起于东北，皆所谓东胡族（即通古斯）也。明初太祖恢复辽河流域，成祖招抚黑龙江，然其设官治理，终与内地不同。辽河之西仍为女真旧部，女真部落而居，时人依其文化程度分为生熟，其人以游牧射猎为生，锻炼成为强悍之身体，善于骑马，一日之间，飓没或数百里，所射之矢远能杀人于百步之外。十六世纪末叶，建州部酋努尔哈赤善于用兵，合并诸部，兵势涨旺，声称复仇，扰及明边。明帝聚大军分路攻之，并诏藩属朝鲜叶赫出援，努尔哈赤次第败之，尽取中国之边藩，而明君臣尚无振作之气，朝臣方努力于党争，互相诋讦，酿成宦官一网打尽之祸，言路妄发不负责任之评论，以致统兵大将，不得展其才能。由是努尔哈赤迭陷重镇，尽降辽河以东之诸城，后攻山海关外之重镇宁远，不胜，负伤而死。一六二七年，其子皇太极（太宗）嗣位，先除内顾之忧，率兵问罪朝鲜，凯旋而归，俄攻宁远，无功，乃绕道西南，出内蒙古，大掠于中国北部。其时内蒙古诸部降服，独察哈尔汗助明。皇太极攻之，收降其众，声势大涨，改国号曰清，于是领土北界外兴安岭，东迄日本海，西至内蒙古，南临长城，乃遣大军深入中国腹地，终以未得山海关故，不敢据之。

方皇太极之侵扰中原也，值明怀宗在位，怀宗承熹宗之后，内乱外患交至，意欲和清，而以朝臣之坚持，难于独行其志，乃练兵筹饷，增加田赋，以致贪官勒索，人民不堪其苦，危机四伏。陕西受祸较烈，其地初受官吏之虐政，后遇饥馑，人民无食，强者相聚为盗，政府应付，无坚决固定之政策，酿成燎原之祸。一六四三年，李自成进攻北京，怀宗自缢而死。明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因其爱妾之愤，乞师于清。时皇太极新死，其弟多尔衮拥立皇子福临嗣位，亲自辅政，改元顺治，及得吴三桂书，率兵而往，大败李自成军，入据北京，命将进追流寇，平定黄河流域，旋取南方；明帝子孙之自立称帝者，相继败没，独桂王据有云贵诸省，力图恢复，后亦败亡，中国复归统一，而三藩尚拥重兵。一六七三年，康熙下诏撤藩，三藩先后叛乱，郑成功之子经应之。康熙遣兵平之，俄降台湾，由是国内无事，转而经营东北，与俄国缔结界约。会喀尔喀（即外蒙古）之西。准噶尔部崛兴，其酋噶尔丹征服天山南北，领土包有科布多、青海及新疆（今名）一部分，且欲东并喀尔喀。值喀尔喀诸部内讧，噶尔丹来袭，诸部南请内附，清兵战败准部，收服外蒙古。噶尔丹死，其侄策妄善于用兵，乘机侵入西藏，清廷出兵败之，留卒戍之，更征服青海，独准部不服。及其酋死，乾隆出兵收取其地，天山南路诸城，后亦降服，其人信奉回教，故有回疆之称。于是清之版图，东北起自库页岛，以外兴安岭为界，外蒙古毗连俄国西伯利亚，西北天山南北二路伸入中亚细亚，西藏南接印度，东方则临海洋，台湾诸岛次第设官治理，琉球、朝鲜诸国按期朝贡，国内则开拓苗疆，改土归流，其后大小金川之番人亦服。其领土之广大，除元代而外，莫之与京，清代之极盛时期也。其领土可别为三，一曰行省，二曰属地，三曰属国。

满人自关外入主中国，其原有之政府既简且陋，不宜于广大之中国，乃用明制，成立专制政府，皇帝为一国元首，统治全国，有无上之权威，其下有亲王及内阁大学士佐之。大学士初为四人，佐理政事，拟诏命，整宪典，议大礼。十八世纪初叶，雍正分其职权，添设军机处，其大臣无定额，多则九人，少则四人，由大学士尚书内诏委，掌管军国大政，赞理机务，每日入朝，应对皇帝垂问，为最高之统治机关，其属员章京佐之。庶政则归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办理，吏部考核功过，稽掌勋禄、荫叙、封赠。户部掌各省田赋，皇室经费，官吏廪禄，军馕盐课，钞关杂税，鼓铸钱币。礼部掌五礼兼领学校贡举，藩国咨文。兵部厘治戎政，简核军实，兼管驿站。刑部掌折狱，审刑，简核法律，谳定各省疑案。工部营修公共建筑，发给军装，修治河渠。六部组织，每部有尚书、左右侍郎，俱汉满一人，共有六人，其属员视政事而定，盛京设户礼兵刑工五部，各有侍郎一人。都中衙门尚有都察院、翰林院、大理寺、宗人府、内务府、理藩院、通政司、詹事府等。都察院有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俱满汉并用，下有六科给事中，十五道监察御史，其职守为核查官吏，敷陈治道，上为天子耳目，下达民隐。翰林院制诰文史，兼备顾问。大理寺平反重狱。三署及六部长官，亦称九卿，参与朝议。宗人府掌皇族事务，内务府理皇室庶务，理藩院掌理藩属爵禄朝会及控驭抚绥事宜。通政司、詹事府多为清闲衙门，以旧制设立者也。

地方官制颇为复杂，畿内顺天府及满洲之奉天府各有府尹、尹丞一人，直隶于中央政府。本部十八省之长官为总督、巡抚，其制殊不划一，直隶、四川设有总督，但无巡抚，山东、山西、河南各有巡抚，但无总督，其余总督管辖二省或三省，省设巡抚。其职为考核属官、治理民政、节制绿营等，凡省有总督巡抚者，奏折咨请，训令属官，多须会衔，尝以意见不合，发生困难，尤以同住省城者为甚。其下有布政使、按察使佐之，布政使考察吏治，报于督抚，管理田赋，稽检仓庾。按察使掌一省之刑名，澄清吏治，兼领驿传。下有道员，掌核官吏，或管河粮盐茶，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其下有府，府有知府，直隶州及直隶厅视府，设有同知，又其下有县州厅，其官掌辖境内之政令、赋税、讼狱、缉捕等，各有属吏佐之，各乡设有地保。其因重大事故，皇帝诏委钦差大臣，或将军名称，予以便宜行事之大权，余若河道总督、学政、盐运使等官，或有职守，或无所事。十八省外，属地若吉林、黑龙江、伊犁等，各设将军。新疆、蒙古、西藏有参赞领队理事办事大臣。属国则按期朝贡。军队分有旗兵、绿营、乡勇，旗兵原为满人、汉人、蒙古人之从军入关者，分属八旗，世受国恩，男子籍为兵士，大队防守京师，或驻大城要害，由将军或都统将之。绿营为各省招募之军队，维持地方治安，全国六十余万，由提督、总兵统率，并受总督、巡抚之节制。及后旗兵、绿营不能战争，乃募乡勇，战则编之入伍，乱平则多解散归农。

纵观清代之官制，名虽根据于中央集权之政策，而以土地广大，交通不便，监督不周，组织不密，地方官常有大权。皇帝身为满人，初至中国，不通华语文字，不知其政治制度，势必任用汉人，其心中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思想，乃深信满人，委为长官，借以监督汉人，子孙遵之，故军机大臣多为满人，六部尚书、侍郎名虽汉满并用，而满人掌握重权。统兵将帅，自三藩乱后，亦多满人，太平天国乱起，始破旧例。地方官制基立于互相牵制之政策，造成极为复杂之组织，盖以管官而非治民也。考其职权，多无明显确定之规定，遇有困难，则互相推诿，利之所在，则相争夺。实际言之，官署多为传递长官命令之机关，其弊则手续繁多，办事迟慢，积久成为我国官署之普遍习惯。官吏出仕，八股考试为其正途，考取之士，思想才力梏痼已深，多无发展之余地，而人数众多，任用无期，迨其年老，志衰力微，幸者始得重用。朝廷患其官于本省，得受家族亲友之请托，例有回避，长官除一二例外，皆非地方之人，不知民情风俗，应兴之建设，当去之弊端，甚者不通地方之言语，借重世袭之胥吏，唯求安然无事，敷衍塞责而已。康熙曾谕巡抚潘宗洛以不生事为贵，善于保持禄位之官吏，莫不奉为金科玉律也。官吏任期未有切实之保障，无论何时，朝廷均可罢免其职，或对调于他省，知县为亲民之官，其在一县任期，亦有限制。

文武官之俸给，多本于明制，明代官吏之待遇颇为菲薄，清承其弊，世袭之王公岁俸较厚，百官则极贫苦。官吏原为公仆，有牺牲服务之义，不当视为职业钻营，俸给不宜过于优厚，多增人民之担负，亦不应过于菲薄也。适当之办法，则宜酌量社会上之生活程度，平民所得之薪金，货币之购买力等，定其额数，足其一家之生活费用，庶可养成其廉洁而居官公正也。清帝入关初用明制，正俸而外，给予柴薪，俄将柴薪废去，改定在京文武官之俸给。正从一品岁俸银一百八十两，正从二品一百五十五两，正从三品一百三十两，正从四品一百五两，正从五品八十两，正从六品六十两，正从七品四十五两，正从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从九品三十一两。汉员每人年给米十二石，满员则数较多。在外之文官，按品给银。武员则数大减，正一品九十余两，从一品八十一两，其品低者俸亦减少，所领之薪银数亦无几。外官均不给米，又无公费，乃赖额外之收入，或近于贿赂之馈遗；其征田赋也，有火耗陋规等名，京官亦有所得。雍正嗣位，改收火耗等项为国课，诏给京官俸米，每银一两给米一斛，另给恩俸，银数一如正俸，六部尚书、侍郎，给予双俸双米。外省文官给与养廉，其数各省不同，总督自一万至三万两，巡抚一万两左右。其他各官，今举直隶之例略概其余，布政使九千两，按察使八千两，学政四千两，道员两千两，首府两千六百两，余府两千两，同知七百至一千两，通判六百至七百两，知县六百至一千两百两。官吏俸金视前略增，外官仍不足用，另立名目，浮收税款，京官则多患贫。

官吏时为文人读书力求之目标，会试有常科恩科，录取之进士，多者三四百人，少者数十名，缺少人多。翰林院朝考重尚小楷律诗，其列高等者久始升用，外官以捐输迭开之故，候补者多，苟非善于钻营者，常难得缺，乃纳贿权门，拜结师生同年，互通生气，于是吏治大坏。一八一九（嘉庆二十四）年，疆臣陶澍奏称吏治八弊：（一）勒接交代新官承认前任亏空，少者数千，多者数万，告禀则上官有失察之咎，势不敢为。（二）多摊捐款，名目有等补，帮助，贴赔，使费，每岁数百数千两不等。（三）预备赏号，凡上司有事，或练兵，或巡边，或公宴，均有赏金，上司收之作赏，吏役更索规费。（四）添办供给，上司出入境时，有夫马，有酒席，有站规，有门包。同城居者有轮月或包月之供给，一窗，一扉，一厨，一厕，皆取于附郭之州县。（五）压荐幕友，道府藩臬督抚所荐，不敢不受，有未见面而送束脩者，谓之食坐俸。（六）滥送长随，上司荐之不得不受，更无所忌，乃外勾吏役，内通劣幕。（七）委员需索，一纸文书可办之事，动辄派委数员调剂闲官，多所需索。（八）提省羁留，官进省后，转委他人，一年半载之后，始令回任。陶澍所言偏于官吏之关系，可谓详尽。清末御史曾再以之为言，盖恶劣政治下难于避免之现状也。其下胥吏多无俸给，迫而出于营私舞弊之途，以谋衣食，其熟于档案者，善于取巧，勒索敲诈，无恶不作，而长官无如之何。相沿既久，人民之心理常以官吏之贪狠如狼似虎，事多解决于宗族，非不得已，决不禀报于官，人民之视政府存亡荣辱，不关于心。官吏之主要职司，则为维持治安，催征田赋，审判讼狱而已。

军队分八旗绿营已如上述，八旗就军旗颜色而言，曰：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中分满军旗、汉军旗、蒙古旗。兵有定额，初约二十万人。其驻京师者，前锋亲军等每兵月饷四两，骁骑铜匠等月饷三两，岁均支米四十八斛。步军领催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岁支米二十四斛，教养兵月给一两五钱，但不给米。其家人不准另谋生计，男子皆有当兵之义务，然限于马甲之定额，及后人口滋殖，一家三男，一人补甲，二人则无职业，全家唯恃饷米糊口，生活遂大困难。朝廷筹其生计，出款还其欠债，略增马兵教养兵等，但以人数众多，豢养究非办法，终无补救于事。旗人自居内地以来，进为土著民族，所处之环境迥异于前，传至子孙，改变旧俗。其优秀分子羡仰汉人之思想文艺，无知之徒乐于放纵声色货利之欲，乾隆用兵多用绿营，业已证明其丧失战斗力矣。各省防军初用绿旗以便识别，故称绿营，全国凡六十四万。其在京师巡捕者，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米皆三斗。各省马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亦三斗。其待遇不及八旗，缺额六七万人，乾隆将其补足，后再裁减一万余人，兵士各以衣食艰难，自谋生计，平日势难操练，营中缺额之饷，皆为营官侵蚀，有事则临时招募，平乱御侮则力不足，扰于民间则绰然有余。

政治上之积弊分言于上，其财政状况，固吾人所当知者也，国库收入，户部例有报告，支出款项中有不可知者。收入以田赋为大宗，丁税附之，丁税分上中下三等，自一分至二两不等，各省不同，康熙将其并入田赋计算，田赋乃为主要收入。每亩征银自数厘至二钱不等，其最重者首为江浙，其地以南宋公田及明初张士诚之占据故也，清代因之。农民纳税年分二期，官吏征收者，一曰钱银，二曰粮食，三曰草秣，一六五九（顺治十六）年，征银二千一百万两，粮六百四十万石，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二千四百万两，粮四百三十万石，一七二四（雍正二）年，二千六百万两，粮四百七十万石，一七六六（乾隆三十一）年，二千九百万两，粮八百三十万石，草秣无足轻重。兹为明了当时国内之情状。

《通考》所列田赋前三总数，与作者计算所得之和不同。各省款数，盖有错误，如一六八五年，广东田赋二百余万万两，不免令人怀疑，其他原因，或催征不能足额也。《通考》记一六五九年，收入凡银二一，五七九，九九七两，一六八五年，二四，四四九，七二四两，一七二四年，二六，三六二，五四一两，一七六六年，则两数相符，现无材料考证前数。表中所列之省名地名，中有异于后名者，吾人为明了历史上十八省之成立，仍用旧名，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收入数少之原因，或由于大杀之后，人口骤减，田地荒芜，或由土司管理向不征税，或因土壤硗瘠也。政府收入增加者，多由于荒地开垦升课，一省款数前后不同，则以丰歉，朝廷酌免田赋也。粮食种类不一，有米、麦、豆等，米则江苏一省，定额逾三百万石，南漕运京者凡四百万石，初由运河北上，设官催督，费用出之于民，后河身淤高，运输困难，运米一石入仓，曾用银十八两或二十两，仓米出售，每石一两。朝廷迄未改计，道光时，始改海道北上。其他收入，则以关税盐课为大宗，关税分海关、常关两种，海关以广东为最旺。常关设于商业要区，一年收入约四百万两。盐多出于沿海各省，由官督民煮晒，招商贩卖于划定之区域，征收税银，其区域广大，而税收最多者，首推淮盐。内省销售池盐、井盐，每年征税约四五百万两，及私贩增多，票引尝不及额。余则牙税、落地税、茶课等均无重要。总之，乾隆中叶，国库岁入凡四千万两，地方官之浮收，及其进贡物品，尚不与焉。支出以皇室经费、军饷、政费为大宗。皇室经费有陵寝、祭祀、修缮、采办、织造等名，用款从无定数，估计殆在五百万两以上。政费以养廉较多，朝中王公百官，每年俸银一百万两左右，合计京外官七百余万两。兵饷约二千万，驿站百万有奇，两数相抵，国库尚有余款。乾隆经营新疆，岁支三百万，募足绿营，增加赏恤，岁费二百万。及嘉庆嗣位，收入略有增加，曾至四千三四百万两，无如内乱迭起，裁去之额兵，不过岁省四十万，而黄河为害，修治南河增至三百万，东河二百万，其先修河，邻近州县，拨派民夫，乾隆中始全发帑，为数不过百余万耳。宗禄亦以宗人繁衍，数大增加，由是财政渐趋于困难，尤以嘉庆末年为甚。

政府收入不敷支出，农民岁益穷苦，清初于大杀之后，田地有余，耕者安居乐业约有百年，人口大为增加。据《皇朝文献通考》，一七一一（康熙五十）年直省人口二千四百余万，一七四九（乾隆十四）年，增至一万七千七百余万，相去三十余年，增加七倍，一七八〇（乾隆四十五）年，增达二万七千七百余万，又据《皇朝续文献通考》，一八一二（嘉庆十七）年，丁口凡三万六千余万。百年之内，人口增至十五倍，可谓速矣，一七一一年前，人口盖已大增，不幸各省未有确报。其明年康熙诏定永不加赋，中云，“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人民初避丁税，隐匿丁数，自此诏后，丁口报告，似宜较确，无如官吏视为无足轻重，不肯切实调查，其数虽可怀疑，然而人口激增，则可断言。洪亮吉于时论之曰：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人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矣。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问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玄焉，视高曾祖时，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足以相敌。

洪亮吉之言本于深切之观察，其所论增加之倍数，自今观之，不免太速，而中国伦理观念，及早婚习惯，皆足以促进人口之激增。及其增加之后，仍以农业为生，康熙永不加赋之诏中云：“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由是田地不敷分配。其时沿海岛屿，严禁人民往垦，其私往者，官焚其居，驱之回籍。一七八七（乾隆五十二）年谕称浙江大小岛仍循旧章，永远封禁，凡请开垦者，从重治罪。满洲、蒙古等地均禁汉人移居。据《皇朝文献通考》，一六五九年，国内耕种田地，凡五万四千九百万亩，一七六六年，共七万四千一百万亩，相去百余年，开垦之地不足二万万亩，而人口增加，则在十倍以上。向者每人平均耕田二十余亩，今则二亩有奇，十人耕种一人所耕之地，每亩生产虽稍增加，固用力多而出产少，食料之困难可想，贫民益众，衣食日难。

各省田亩表计算所得之和，大数同于《通考》，全国耕种之土地，殆多于此，盖此报告就征税之田而言，一省田亩以丰歉之不同，前后稍有出入，庄田、屯田、学田均未计入，直隶、四川等省之黑田尤多。据作者之估计，十九世纪中叶，全国耕种之田，殆有十万万亩左右，而人口激增至四万万，分配有限之土地，其何能足？尤以江、浙、鲁、豫诸省为甚。张海珊以经世自期，颇留心于民生，其里滨近太湖，谓人浮于田，每家所耕不到五亩。一家五人，每人平均不足一亩，湖田原为植稻膏腴之地，生产力强，无如土地太少，收入有限，其生活可想。淮水以北，一家耕种十数亩地，贫苦之情状殆犹过之。贫民潜往直隶、山西北部，为满蒙地主佃户。其近海者，冒禁耕种于岛中，乾隆末年，谕称山东海岛有民二万余名，浙江岛屿时亦有人潜往开垦，更有耕种于山地者，如浙民开山，长官禁之，其往皖南闲旷山问搭棚栖止者，道光饬官逐回其新至者。人民多以耕种为业，所出之粟，价无剧变，而民间通用之制钱日贱，清初每银一两易钱七八百文，继则增至一千左右，至道光末年，兑至一千五六百文以上。人民纳税，出粟易钱，以钱易银，于是所纳之税，名虽照旧，实则倍于往日，官民交困，农民之生计益难。朝臣未曾顾虑人口激增后之问题，其留意者，则八旗人丁也。清初中外驻防之禁旅二十万有奇，清帝禁其营生，保护备至，无奈人口增加太速，而马甲限于定额，旗人惯于奢侈，生计日蹙。雍正曾倡迁移旗丁于满洲之议，惜未实行，及乾隆嗣位，御史舒赫德上奏旗丁移屯之计划，户部侍郎梁诗正亦言八旗屯种，乾隆遣壮丁三千余人开垦于松花江流域，而八旗子弟不便于边外之生活，弃地还于北京。十九世纪初叶（嘉庆中），户部报告旗丁五十万有奇，合其家人，最少之估算，当逾二百万人。朝廷曾许汉军出为平民，无如其数无几，无济于事。于此生活困难之时，汉人勤苦耐劳，经营生产事业，满人虽得政府之补助，尚不愿在关外开垦，而汉人则因生计之压迫，违反禁令垦种田地，此固极少冒险之人。其在广东、福建沿海之地，亦有经商佣工于海外者。然皆不能解决国内过剩人口之问题，其无职业者，遇是水旱疾疫，不能束手待毙，乃循一治一乱之惨杀故辙，亦可悲也已。

人口过剩隐伏祸乱之根，其起而叛乱者，秘密会社也。会社之初起，究不可考，汉代即有其乱，清帝以满人入关，相传遗民痛于明朝之灭亡，加入其中，意欲复明。斯说也，殆难凭信，两广总督徐广缙曾奏三合会始于明代，明之中叶固有会党扰乱也。清代主要之党会可分为三，曰白莲教，曰三合会（或作三点会），曰哥老会，其支派繁多，名称复杂。三会之中，白莲教为最早，二会与其相近之点颇多，或深受其影响。白莲教之首领，初借劝人为善，医治疾病为名，招收党羽。其徒本多乡间迷信极深之游民，及受所谓信条之后，忠于其党，教主更借神怪不可思议之符咒，及天文预知之说，以坚固其信心。迨后党徒众多，遂起兵叛，政府禁之颇严，乃改名称，秘密宣传，迄今尚未绝灭。三合会、哥老会亦有迷信色彩，三合会盛于南方，其头目有大哥、二哥、三哥、红棍之称，会员统称草鞋。凡入会者举行郑重之典礼，名曰开堂，会规繁多，其不遵守者，即为背誓，五雷诛灭，所用之符号暗语，会外之人常不能解。哥老会盛于长江流域，组织目的近于三合会，其头目之名称，入会之形式，会中之暗语，皆无详述之必要。凡此秘密会社之会员，注重义气，会规谆谆然以患难相助为训，地方之恶棍，迫于生计之无赖，往往加入其中。其人轻身好勇，练习拳棍，良民畏之。其雄霸于一方者，广收徒弟，抗拒官吏，而官吏无如之何。其成立之要因，由于政府之腐败，官吏监督之不严，无业者之众多，与夫安宁之无保障也。魏源于《圣武记》中，记道光平瑶事云：“初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约，横行乡曲，小剽掠，大擅杀，各有名号，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诺，吏不敢问。赵金龙起事，即戕杀会匪，故会匪不附，而郴桂两粤奸民已所在蠢动，州县借军兴团练，随时禽治渠魁，又瑶平迅速，幸未生变。”瑶乱平于一八三二年，距洪秀全起兵十八年前，可见会党势力之一斑，嗣后国内扰乱，莫不与之有关。

十八世纪末叶，叛乱之原动力酝酿已久，心满意足之乾隆，方以十全老人自庆，其祸乱之早发，促成于宠相和坤。初和坤专权，贿赂公行，吏治大坏，其私产或估其计不下八万万两。同时，八旗绿营暮气沉重，失其战斗能力，攻取大小金川，糜饷之巨，劳师之久，数杀大臣，皆其明证。自乾隆让位其子，其年为一七九六，迄于一八三九（道光十九）年，叛乱时起，其重要者凡四。一、白莲教之乱——乾隆末年，白莲教魁刘之协煽乱，事发而逃，湖北、四川诸省奉旨大索，胥役逐户搜缉，多逞虐威。荆州、宜昌株连数千，富者破家，贫者瘐死，人民又以征苗摊筹军费，失业问题，仇官思乱，湖北、四川、陕西之叛乱遂作，教徒胁民助之。官兵讨贼，常杀良民，纪律废弛，“所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终不能平，后始利用乡勇，采行坚壁清野之策，乱事渐定。一八一三（嘉庆十八）年，白莲教余支天理教作乱，其教魁林文清贿通内监，会合党徒潜袭宫廷，事败就擒，余党起兵于滑县，不久即平，其支派迄未能绝。二、苗瑶之变——苗民自改土归流以来，益退居于湖南、贵州僻远之地，官吏待之甚虐，扰及闾寨，汉人侵居其地，苗民时思报复，至是起而作乱，大杀官吏汉人，迭陷重城，官军讨之，转战数年，会教乱方炽，改用敷衍之策，始得班师。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湖南之瑶作乱，瑶本戆鸷，居于五岭，会匪欺其愚拙，勾结官吏抢劫牛谷，瑶民不堪其苦，其酋赵金龙率之作乱。其人矫捷善战，朝廷聚大军围攻，多虐杀之。其时广东之瑶亦叛，清兵往攻，瑶酋跪迎请降，杀之，瑶遂死战，复招其出降，战祸始已。三、回疆之叛——回疆自征服以来，朝廷委任满员治之，长官以其路远，恃而不恐，不善治之，而回人勇敢好斗，迭起叛乱，朝廷始乃慎重人选，终无效果。一八二五（道光五）年，长官勾结土官，搜括回民，甚且广渔回女更番淫乐，回人愤怒，故酋之子张格尔乘势起兵，恢复要城，朝廷遣大军出塞，计诱杀之。复与浩罕捕兵，禁其互市。浩罕媾侵，清兵仅能保其壁垒，乃许之和，回人迄未心服，乱旋复起，幸即平定。四、海盗之骚扰——海盗初为沿海善于驾舟之游民，汉唐已有劫掠商贾之事，明代其势益盛，至是仿造高大之洋船，中置利炮，漳人蔡牵统之，曾得安南人之助，党羽日多，霸行海上，劫掠商船，势大猖獗，而水师之船笨窳，不能御之。其在广东者，为外船所败，余党扰于浙江。其巡抚阮元捐筹巨款，付交李长庚造大舰霆船，铸炮配之，朝廷擢长庚为提督，蔡牵数次犯浙，均不得逞。长庚追盗，重伤而死，朝命裨将代之，追剿益力，阮元施用离间之计，由是蔡牵败死，余党降服。东南之海岸稍靖。以上数乱，聚国内精力财力，始能定之。

清至中叶，国势渐衰，而对外之政策，本于传统之思想，轻视外人，依然如故。其造成之原因至为复杂，统而言之，可别为三。一受地理上之影响，我国四邻多为弱小国家，常来朝贡，其文化又不如我国，乃以天朝自尊，鄙外国为夷狄，而称其人为番鬼。一为心理作用，人类之天性，以习见者为当然，久则生有拥护之心，苟往异乡，其风俗习惯与之迥异将即感受不安，外人之种族容貌既不同于吾人，而言语饮食习惯风俗又各迥异，易于引起轻视厌恶之意，渐成普通之心理。一由于历史上之遗传，其说详论于后。历史上汉唐为中国强盛时代，版图达于西域，中西交通便利，国际贸易发达。唐时外人居于境内，学术思想随之传入，中国吸收之后，发扬光大，成为文化灿烂时期，何近代固拒外人之深？古今何相去悬远耶？问题颇关重要，兹分别言之于下。

我国天然环境，东南濒海，古代海上贸易不甚发达，南方邻国人民不善于营生，西南高山或无人迹，北部之旷大平原，人民稀少，沙漠适当其间，其北荒凉之西伯利亚，更无贸易之可言。对外贸易之途径，西北较为便利。商人本于求利之心，涉万里不辞其苦，陆路交通较为发达，其在汉时，小国臣服往来，尤形便利。其路程自我国内地前往陕西，深入甘肃，及抵敦煌，分有二道，一出天山南路，循戈壁沙漠之南而行，一出玉门关，自天山北路而行，绕道于戈壁之北，掠中亚细亚而南，商人之往来者，憩于和阗，以橐驼运输，货物萃集于其地。学者谓新疆为古代印度、波斯、希腊、中国文化接触之所，其历史上之名城，人民之生活，文化之程度，迥异于野蛮部落，商人自新疆西南而行，抵于波斯，复西行，入于小亚细亚，然后达于欧洲。水路自欧洲放船，出地中海，抵于埃及，然后易船渡红海、阿拉伯海，抵于印度，船复东行，过马六甲海峡，东至安南商港，自安南驶行，即至中国。海路自航海术进步，乘时季风前行，其便利远过于陆路，汉以后之商人，多乘船至中国。

古书曾言昆仑，其说或为当时流行之传说，或言其受外影响，无论如何，殆难认为追纪西北交通之路。公元前七世纪，秦穆公称霸西戎，秦立国于今陕西中部，戎人多居于今甘肃，西域交通当有进步。西域本官书上含混之名称，初指西方之地，当今甘肃、新疆，其后汉使通于大夏、安息、印度诸国，亦以此名称之。朱士行之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宝利房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经录相传作于公元后三世纪，其说何所根据，今不可知。就年代而论，始皇与印度宣传佛教之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曾遣高僧远往各国宣传佛教，高僧来之咸阳，有可能性。以上要为推论，今更有新证证明。安特生（J．G．Anderson）于河南、甘肃发掘远古遗址，得有无数陶器，其花纹样式，同于发现于小亚细亚者。其时期距今约六千年，据学者研究之结论，其地居民或自小亚细亚徙入，或受其影响，果尔，则六千年前，东西已有交通。周代兴于西北，重视玉器，中国本部固无重要产玉之区，周历初以七日纪日，同于外历，均足以促人审思。及至末年，数学、天文视前大有进步，今据学者之研究，疑其深受外国之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销兵器，铸为金人十二，汉武帝讨伐匈奴，得其重器，列休屠王之祭天金人于甘泉宫中，又得昆邪王之金人，知其烧香为祭。金人之为佛像，虽或近于猜想，而中国与亚洲西部及印度之有交通，实无疑问。武帝又谋夹击匈奴，遣张骞西通大月氏，及抵大夏，见邛竹杖蜀布，询之，知其来自中国，由印度贩至大夏者。据此，西南亦有交通。后班超降服西域，遣其属下甘英西通罗马，至波斯湾而还。其时欧洲、中国尚无直接贸易，货物均由安息商人转运。

欧洲人深入亚洲腹地，始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东征，初波斯西攻希腊，大败而归，双方之仇恨深积。后马其顿国崛兴于希腊之北，降服南邻城邦，其名王亚历山大幼受希腊文化之影响，深表同情于希腊，具有雄心，欲征服世界，乃自小亚细亚追逐波王，侵入亚洲西部，公元前三二六年，逾越兴都库什山，抵于印度西北。会军士思归，不肯前进，始留戍兵而归。斯役也，促进欧亚之交通，从军之希腊人有留于印度西北者，建立小国，商人往来者尤多，贩运货物，中国丝遂传入希腊。亚历山大之师亚里士多德，西方之大哲也，其所著之书，中举丝名，丝在古代为我国之特产，而亚里士多德能言其名，则其传入欧洲殆无疑义，且进而为中欧交通之铁证。及罗马兴起，贵族需用丝绸，价同黄金，商人谋自海上来华贸易，先是罗马征服埃及，商人渡海至印度贸易。至是，船自印度东行，渡马六甲海峡，泊于安南，其地遂为国际商业重要之地。公元后一六六年，我国史称大秦安敦王遣使朝贡。其时值罗马皇帝安敦勒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使臣自安南遵陆路行，直达京都洛阳。其事未见于罗马史，古代商人，固有冒充贡使者，其重要则证明罗马商人之来中国耳。船向东北前行，即达中国海岸。二二六年，二八四年，皆有罗马商人来至广州之记录。

据上所言之史迹，上古中欧当有交通，公元后三世纪，海上亦有贸易，亚欧往来遂有水陆二路。陆路商人结橐驼队而行，逾越流沙，途中困苦，非言可喻；水路船舶运输往来较易，商人乃多舍陆就水。后罗马分东西二国，五世纪，西罗马衰弱，野蛮部落侵入，欧洲之文化大受摧残，地理上之知识丧失几尽，欧亚之商业中衰。幸东罗马维持其间，及穆罕默德创立回教，统一阿拉伯半岛，同化野蛮土人，国势骤强，阿拉伯人掌握东方贸易之权。中国时唐太宗在位，政治清明，境内安堵，待遇境内外人，大体上本于种族平等之原则，国际贸易颇发达于广州、泉州，外人来至广州者尤多。后唐室衰微，海盗渐多，流寇祸作。其首领黄巢所到之地，屠杀焚掠，无恶不作，及陷广州，尽杀外人，商业始衰。北宋旋复旧观，南宋军饷无出，奖励商业，海道转盛。十三世纪，蒙古崛起于北方，其酋成吉思汗率其铁骑出征，无不胜利，子孙乘其余威，跨有亚欧二洲，驿站之传递公文，橐驼队之往来，海上之交通，均称便利。蒙古人之待异族也，优于汉人、南人，教皇遣人东来，马可·波罗仕于其朝。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之首都君士坦丁堡，掌握欧亚交通之路，回商乃垄断商业。

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状况视前进步，东方物品之市场需要正殷，葡萄牙王子亨利（Prince Henry）奖励航行，谋觅新路，以达印度，其勇于冒险之船长沿非洲海岸前进，一四八七年，抵于好望角，一四九七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船绕道非洲，次年抵于印度，阿拉伯商人阻其贸易，然终贩买货物而归。葡王得报，遣兵舰东渡，俄据印度西岸之良港歌那（Goa），以为根据之地，东取马来半岛之马六甲。葡人复来中国，租借澳门，垄断东方贸易凡有百年。荷兰、英吉利商人起而与之竞争，荷兰占据南洋群岛，英吉利经营印度，法兰西诸国商人继之而至，东方葡萄牙之商业大衰。欧洲人东下之动机，始则求一航路直达东方，贩运货物以得厚利，航海家冒险事业之进行，常得国王之助，国王之政策，则欲收其发现之地，臣服土人，建立广大之海外帝国也。其远离祖国之水手，多为富于欲望之青年，对于土人无恶不作，及据其地，葡王委任官吏治之，天主教神父后随之往。葡人初受回人之虐待，常有报复之心，强改土人之宗教，东方人民恶之。其贩运回欧之货，多属贵族之奢侈物品，如中国之丝绸、瓷器、纺机，印度之宝石、美珠、颜料，南洋群岛之豆蔻、丁香，其运来之物，以玻璃钟表等为多。

综观中外交通之略史，吾人发生之感想，则为世界各国民族因其地理上之位置，历史上之遗传，社会上之需要，产生特殊文化，及与外国接触，而始有所比较，发生异同，引起学者好奇研究之心理，常于有意无意之中，吸收外国之思想，模仿其制度，试以个人证之。个人生于社会之中，自少而壮，由壮而老，莫不深受家庭、社会环境之陶冶。其习惯行为思想言论之大部分，概为社会之产物，换言之，个人之在社会，以模仿为多，聚个人而成团体，合团体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世界。世界文化之进步，一由于天才之创造，一赖模仿之能力。是故民族于世界上之占重要地位者，常于二者觇之。模仿之性质可别为二，其一于有意无意之中，自由模仿他国之长，以补本国之短，其一于困辱之后，始知墨守祖法之不利，迫而模仿他国之长。一八六〇（咸丰十）年前，我国所受外国之影响，多属于前者，其后所受之影响，多属于后者。其区别虽近于牵强，而目的则欲读者之深思也。学术思想所以促进人类之幸福，不受国界之限制，我国文化于世界上之贡献，吾人多能言之，而外国影响我国者，吾人亦当知之。兹略言之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