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宝墓志揭秘后唐时期官员生平及与吴越政权关系

葛楚君　崔世平

1993年春，洛阳市郊出土了五代后唐吏部侍郎张文宝墓志。张文宝在《旧五代史》中有传，但记载甚略，墓志可补传之不足。李献奇先生首先发表了墓志拓片和录文，并将志文与《旧五代史·张文宝传》进行比较研究，初步阐释了墓志在补史方面的价值，但所刊墓志拓片较为模糊^[1]。赵文成、赵君平编《新出唐墓志百种》一书收录了清晰的墓志拓片，并进一步完善了墓志录文^[2]。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收录该墓志录文，并做了简单释读^[3]。本文拟依据张文宝墓志和相关史料，复原张文宝生平事迹，重点讨论其仕宦于后唐及出使吴越这两段经历，从中一窥晚唐五代幕僚转迁及后唐与杨吴和钱氏吴越政权交往的情况。

张文宝墓志分为志盖和志石两部分。志盖篆刻“大唐故尚书吏部侍郎墓志铭”4行12字。志文楷书33行，满行36字，共1018字。本文依据《新出唐墓志百种》所载拓片及录文，并参考《五代墓志汇考》录文，将墓志重新录文如下：

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公权厝记并序/

从表侄孙前沧景等州观察支使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卢价撰/

清河泉源，留侯祚胤。代有名杨，门推行进。卓尔贤良，生于/我唐。凌霜节行，隐雾文章。婉画宾幕，优游凤阁。八任司文，贰卿序爵。方期/登庸，因复朝宗。俄悲梦奠，咸痛辍舂。远日既良，连岗可久。永安贞魂，更钟有后。

一、张文宝的家族与家学

据墓志，张文宝卒于长兴四年（933）九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七，则他约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志文称其郡望为清河张氏，“乃黄帝轩辕之祚胤”，据《新唐书》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张氏出自姬姓，清河东武城张氏本出汉留侯张良裔孙司徒张歆，至魏太山太守岱一代，自河内徙清河，唐世出两位宰相，张文宝应是这一支之后^[9]。墓志中所云“坠鹊忠孝”为张颢的典故，“埋轮正直”为张纲的典故，“构赋两京”则是张衡，“辨亡三箧”指张世安，“斗间见神剑”为张华典故，“郡罢乘折辕”指张堪。李献奇先生认为“遁时神仙”指张道陵，“济世间杰”指张仲景。^[10]

张文宝出身中等士族。墓志记载其曾祖张澈任同州防御使、检校左庶子。祖父张斯干曾任京兆少尹（从四品下），京兆尹是唐代文人理想的清要官职，京兆少尹应同样不会轻易授人。父张顗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草诏文词，并曾掌贡举。张文宝外祖赵蒙与父张顗，史籍皆有载。《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咸通十三年）三月，以吏部尚书萧邺、吏部侍郎独孤云考官，职方郎中赵蒙、驾部员外郎李超考试宏词选人。”^[11]赵蒙曾主考博学宏词科，他本人必然也擅长文学。又据《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陷长安，时任御史中丞（正五品上）的赵蒙与一众大臣“皆从驾，不及匿于闾里，为贼所捕，皆遇害”^[12]。同书卷二十上《昭宗纪》：“天复二年（902）春正月……汾州进围太原，天子遣谏议大夫张顗至晋州谕全忠，令与太原通和。”^[13]张顗受命出使劝和，可能是因其口才出众。从张顗开始，张文宝家族就与朱梁和后唐政权有联系。张顗受天子之命前往晋州劝和，朱温恰好战事不利，顺势撤兵；同时对于李克用来说，也是帮他解了围。张顗此行对梁、晋双方都有好处，这对其子张文宝日后的仕途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墓志还透露出张文宝早年受教育情况：“公弓冶传荣，芝兰禀秀，素蕴贤人之操，早为君子之儒。”“弓冶传荣”出自《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谓父子相传的事业，这说明张文宝早年通过家庭传习的方式学习儒学。盛唐以降，重进士而轻明经，文章诗赋又是进士科考试最重要的内容，因而形成崇文轻经的社会风气。墓志中“究典坟则学乃生知，论文章则才推天赋”一句显示了他兼修经学、文学。

墓志撰写者卢价为张文宝从表侄孙，一生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历任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知制诰、中书舍人、工部侍郎、礼部侍郎、刑部侍郎、兵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太子宾客，以礼部尚书致仕^[14]。长兴元年张文宝知贡举，卢价就试。同年六月，“中书门下奏：‘知贡举张文宝试士不得精当，望罚一季俸。’，从之。”^[15]中书门下覆核新及第进士所试文章时发现多篇不合格，其中“卢价赋内薄、伐字合使平声字，今使仄声字，犯格……卢价等七人，望许令将来就试，仍放，再取。”^[16]志文中所说“今奉郎君之命，请价论撰其文，且惟昔岁之大恩，愿竭今辰之拙思”，当暗示张文宝曾在科举考试给予他照顾这件事。长兴四年张文宝去世时，卢价已是“前沧景等州观察支使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据《通典》卷二十六《职官》：“大唐置八人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17]卢价对张文宝学识与人品的称赞引用了大量经史，如“涅之而不缁”出自《论语》，“挠之而不浊”征自《后汉书·郭太传》，“将家肥而赞国肥”引用《礼记》，“修天爵以取人爵”出自《孟子》；这也体现了卢价的经学知识背景。卢价曾经知制诰，自然擅长属文，可能他同张文宝一样，兼修经学与文学。

张文宝父、祖皆官居五品以上，张文宝本人终于正四品上的尚书吏部侍郎。唐代崇重当朝冠冕，高宗显庆朝官修《姓氏录》即以五品以上官员为士族。毛汉光先生研究中古士族，也以三世之中两世官居五品以上为士族标准^[18]；张文宝家族无疑为唐代士族。张文宝外祖赵蒙曾任考官，张文宝父子二人都曾草诏文词、掌贡举，张文宝从表侄孙卢价也曾知制诰，并累迁至六部尚书之高官。张氏家族及其姻亲均属士人阶层，且擅长文辞，诚如墓志对张文宝的评价，“无一不居文字官，盖鸿笔丽藻之所致焉”。

墓志还记录了张文宝其他家庭成员。其夫人郡望荥阳郑氏，在郑氏之后叙一子名金台，一女名三超，则金台与三超应为郑氏所生。金台为其嫡子，据《旧五代史·张文宝传》，知其名为张吉。张文宝去世后，张吉“嗣位邑宰”。张吉为斋郎出身，《五代会要》：“其所补斋郎，五品以上荫太庙斋郎，六品荫郊社斋郎，仍须是嫡子。”^[19]张文宝位在五品以上，张吉应为太庙斋郎出身。“夫人物故后，有姬人魏氏，号懿和，及侍巾栉人。别子共三人：曰小杨，曰十儿，幼曰未名。一女曰纶娘子。”姬人魏氏和不知名的侍巾栉人皆为张文宝的妾室，后面三别子和一女当为此二妾所生的庶出子女。唐五代禁止以妾为妻，《唐律疏议》卷第十三：“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20]显然郑氏去世后，张文宝并未升妾为妻。

二、张文宝仕途与李存勖对河中地区的经营

墓志称张文宝“初以从事入官”。《旧五代史·张文宝传》载：“张文宝，昭宗朝谏议大夫顗之子也。文宝初依河中朱友谦为从事。”^[21]可见张文宝宦途的第一步是成为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的幕僚；他以“试大理评事，充河中节度巡官”起家，所以此时朱友谦已出镇河中无疑。《旧五代史·朱友谦传》：“（光化）三年（900），梁祖表简（朱友谦本名简）为陕州留守……梁祖建号，移绶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累拜中书令，封冀王。”^[22]朱友谦移镇河中在朱温篡唐后，因而张文宝投朱友谦已在后梁开平元年（907）之后。墓志所言“玉帐不移，金台又陟，序转授河中节度推官兼殿中侍御史，纡朱绶，佩银鱼”，均为他入仕后梁，任职朱友谦幕府的经历。显然，墓志有意讳言这段经历。据《旧五代史·朱友谦传》，后唐庄宗晚年怠政，伶官阉寺干预国事，朱友谦不愿贿赂于他们，因而与阉人结怨，被构陷叛乱。“河中人有告变者，言继麟（庄宗为朱友谦所改名）与崇韬谋叛。闻崇韬死，又与李存乂构逆。当断不断，祸不旋踵。”^[23]庄宗遂在同光四年（926）诛杀其家族与亲信。如此敏感的人物，张文宝后人可能不希望与其有所牵扯，因此在墓志中对张文宝依附朱友谦出仕后梁之事含糊其辞。

张文宝在后梁历任节度巡官、节度推官等低级文职幕僚，没有受到重用。然而“至同光元年，庄宗皇帝赤伏符兴，渡江龙化，爰从莲幕，首奉蒲轮，擢拜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制诰。”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知制诰衔，庄宗即位加知制诰衔的官员并不多，据《旧五代史·庄宗纪》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子条：

以右散骑常侍、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冯锡嘉为户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以翰林学士、守尚书膳部员外郎刘昫为比部郎中、知制诰，依前充职。以扈銮书制学士、行尚书仓部员外郎赵凤为仓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24]

按冯锡嘉在后梁时曾参与修撰梁太祖实录，刘昫在新旧《五代史》中皆有传，赵凤在《新五代史》中有传，刘赵二人出仕前都是幽州一带名士，后累迁至宰辅。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诰命，具有“代王言”的职能，是帝王心腹。张文宝同以上三人一样得任此职，表明庄宗对他比较信任。据志中“爰从莲幕”^[25]四字，张文宝被庄宗信任并非因为他是朱友谦的幕僚，而是他早已转投当时还未称帝的李存勖，有从龙之功。

据《旧五代史·朱友谦传》，朱友谦唐季时依附陕州节度使王珙，军功起家。光化二年（899）六月，王珙为牙将李璠所杀；朱友谦又攻李璠而代之，李璠逃归朱温。光化三年（900），朱温表朱友谦为陕州留后，向其示好。同年，他也向朱温表示臣属，“梁祖深赏其心，乃名之为友谦，编入属籍，待遇同于己子。”朱温称帝后，授其河中节度使。唐代，河中节度使管慈州、隰州、绛州、晋州、蒲州，朱友谦出镇河中时，慈、隰两州已为晋所有。朱友谦在河中地区经营逾十年，地位稳固；朱温屡屡给其加官，又封王，可谓极力拉拢，将其作为在西北方防御太原势力南下的屏障。后梁乾化二年（912）朱友珪弑朱温，矫遗诏而登位，同为朱温养子的朱友谦大为不满，自言“论功校德，何让伊人”。他把控河中地区多年，独立性很强；且河中距离首都洛阳很近，这让朱友珪十分忌惮。八月，朱友珪遣韩勍、康怀英、牛存节率兵五万急攻河中^[26]。

张文宝未受旧府主朱友谦案的牵连，正因为他较早就转投了李存勖，与朱友谦关系并不亲厚。但他能以一低级文职幕僚的身份接近并投靠李存勖，与其旧主朱友谦不无关系。从朱友谦与李存勖前期关系来看，张文宝理应不会背叛前者而转投后者，那么很可能是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张文宝被朱友谦推荐给李存勖。晚唐、五代不乏这种事例，如冯道“事宦者张承业。承业监河东军，以为巡官，以其文学，荐之晋王，为河东节度掌书记。”^[33]朱友谦也曾向李存勖推荐过人才，龙德元年（921）七月，“晋王既许籓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34]石云涛先生在其《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指出，河东李氏父子打着“尊唐”的旗号，吸引了不少唐世的旧臣、旧族，其中著名者有李袭吉、卢汝弼、豆卢革等^[35]。张文宝虽然初仕于后梁，但其父祖和外家都是唐朝高官，也是唐旧臣之后，故有可能通过类似的途径被朱友谦推荐给李存勖。第二种情况：在朱、李交聘时，张文宝被李存勖看重而留用。方镇幕僚出使时被对方看中而留用的情况史籍有载，如张策，“华州韩建辟判官，建徙许州，以为掌书记。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见而喜，曰：‘张夫子至矣。’遂留以为掌书记。”^[36]张文宝在朱友谦幕下所历任的巡官与推官，虽位卑，但在晚唐、五代也有不少被派遣出使的例子，如“李希烈陷汴，声言欲袭江淮。少游惧，遣参谋温述送款……又使巡官赵诜如郓州，厚结李”^[37]。晚唐五代时期，藩镇纵横捭阖，重视外交，因此也重视使者人选。《旧五代史·伊广传》载：“伊广，字言，元和中右仆射慎之后。广，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乱，乃委质于武皇。广襟情洒落，善占对，累历右职，授汾州刺史。时武皇主盟，诸侯景附，军机缔结，聘遗旁午，广奉使称旨，累迁至检校司徒。”^[38]伊广因口才出众，善于占对而常常担任使臣。张文宝在后来被派遣出使吴越，可能正是因为他早先就显现出来出色的外交才能。

总之，张文宝虽然初仕于后梁朱友谦幕中，但后来转投李存勖，成为其幕僚并受到信任。而后府主称帝，他很自然地成为后唐官员。

综合张文宝墓志和《旧五代史·张文宝传》等史料，可以梳理出他的仕宦经历：后梁时，张文宝以河中节度巡官入仕，试大理评事；后转授河中节度推官，兼殿中侍御史。后唐同光元年（923）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制诰；寻迁屯田郎中。天成二年（927）八月迁中书舍人。天成三年（928）八月迁刑部侍郎。天成四年（929）十一月迁右散骑常侍^[39]。长兴元年（930）以右散骑常侍知贡举。长兴二年（931）转兵部侍郎（正四品下），较之右散骑常侍（从三品），品阶有所下降；前文谈到长兴元年六月，张文宝曾知贡举不当，官品下降可能是对其的惩罚。长兴三年（932）十月迁吏部侍郎。张文宝历任九个官职，转迁八次，正好印证墓志中“洎八迁”之说。

孙国栋先生分析了唐人述梦故事《樱桃青衣》中主角卢生梦中迁官的历程，认为这是一条中晚唐文官转迁的最佳途径：贡举出身，以校书郎释褐，授王屋尉，迁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拜吏部员外郎，除郎中，知制诰，除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主贡举，改河南尹，迁兵部侍郎，除京兆尹，以黄门侍郎平章事入相^[40]。张文宝曾任殿中侍御史，后以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掌过贡举，又历兵部侍郎，与这条“最佳途径”重合度很高，所任皆为清要官；如果不是出使意外早逝，张文宝仕途恐怕还会更进一步。一般认为，五代战乱频繁，文官地位下降，武人对文官颇为鄙薄。《旧五代史》卷一百七《史弘肇传》：“弘肇又厉声言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41]但张文宝墓志中“无一任不居文字官”之语表现出唐代以来文官阶层仍秉承着善文章、代王言的理想。陆扬先生在其著作《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中指出，在五代以武力为霸权的表象下，清流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五代政权接受了清流文化的价值系统，“都认为掌握能书写这种文字（骈俪文体为主的文字）的人士对政权合法性和政治形象的建立都有关键意义。”^[42]张文宝墓志也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

三、张文宝使吴越事及后唐与吴越关系

由于长江下游的杨吴、南唐不臣于中原王朝，中原王朝与吴越、闽之间的使节往来只能避开吴、南唐国境，绕行长江中游，或者冒险走海路。关于闽国入贡中原路线，《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载：“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胡三省注云：“自福建入贡大梁，陆行当由衢、信取饶、池界渡江，取舒、庐、寿渡淮，而后入梁境。然自信、饶至庐、寿者皆属杨氏，而朱、杨为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贡。今自福州过温州洋，取台州洋过天门山入明州象山洋，过涔江，掠洌港，直东北渡大洋抵登、莱岸，风涛至险，故没溺者众。”^[43]分别提供了福州与中原王朝间的陆路和海路交通路线。而关于吴越国入贡，《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载，贞明四年（918），杨吴攻占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先是，吴越王镠常自虔州入贡，至是道绝，始自海道出登、莱，抵大梁。”胡注曰：“此即闽、越入贡大梁水程也。但吴越必就许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闽为近耳。”^[44]可知在杨吴占虔州之前，吴越国可以经虔州入贡中原王朝，而此后就只能从许浦或定海入海，走海道，至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上岸。闽、吴越由海道入贡，均在登州、莱州上岸。由张文宝卒于青州可知，从登州、莱州上岸后，到京城要经过青州。

随着杨吴、南唐势力的扩张，经长江中游的陆路已经不通，所以从朱梁后期，中原与闽、吴越的交聘路线多由海道。然而海上风浪巨大，非常危险。闽国“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长兴三年冬张文宝出使吴越时，“爰经巨浸，乃遇洪涛”，“仆人没溺者甚多”。《资治通鉴》记此事则曰：“从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45]后唐同光三年《吴君妻曹氏墓志》载，曹氏之夫吴君“自工部尚书，乘轺浙水，始泛沧溟，不幸舟楫有风涛之危，不达钱塘。寻赠尚书左仆射。”^[46]这是后唐初遣使出使吴越时发生的一次海难，时间上早于张文宝出使。虽然不知道具体遇难人数，但参考张文宝的遭遇，应该也比较惨烈。吴君不如张文宝幸运，没有完成出使任务，而身死于海难。吴君出使吴越，应该跟张文宝所行的路线一样，而与吴越入贡的路线相反。

吴越与中原王朝的交往，甚至有绕道岭南的极端情况。据《旧五代史》卷二十《司马邺传》载，后梁开平三年（909），司马邺出使两浙，“时淮路不通，乘驲者迂回万里，陆行则出荆、襄、潭、桂入岭，自番禺泛海至闽中，达于杭、越。复命则备舟楫，出东海，至于登、莱……邺在海逾年，漂至耽罗国，一行俱溺”^[47]。

对于张文宝的这次出使，《旧五代史·张文宝传》记载如下：

长兴初，奉使浙中，泛海船坏，水工以小舟救，文宝与副使吏部郎中张绚信风至淮南界，伪吴杨溥礼待甚至，兼厚遗钱币、食物。文宝受其食物，反其钱币，吴人善之，送文宝等复至杭州宣国命，还青州，卒。^[48]

《资治通鉴》则增加了这次海难及张文宝与吴主周旋的更多细节：

吏部侍郎张文宝泛海使杭州，船坏，水工以小舟济之，风飘至天长；从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吴主厚礼之，资以从者仪服钱币数万，仍为之牒钱氏，使于境上迎侯。文宝独受饮食，余皆辞之，曰：“本朝与吴久不通问，今既非君臣，又非宾主，若受兹物，何辞以谢！”吴主嘉之，竟达命于杭州而还。^[49]

《张文宝传》与《资治通鉴》对此次出使的记载皆详于墓志，但对于他出使吴越之目的，都只笼统地写作“宣国命”，并未细说国命内容是什么，为何此时去宣国命。和凝《吴越文穆王钱元瓘碑铭》载：“王惠洽三吴，威加百越。近则同赵佗士燮，远则方句践阖庐。服太叔之九言，师宣尼之四教。十朝奖重，三纪光华。择吉日以宣恩，选名臣而将命。癸巳岁（933）命将作监李锴为起复使，户部侍郎张文宝、吏部郎中张绚为守中书令使。”^[50]可见张文宝出使吴越的任务是授予钱元瓘守中书令的官职。

关于张文宝出使的时间，墓志记载为长兴三年冬；《资治通鉴》将这次出使系于长兴四年九月戊戌条下；《吴越文穆王钱元瓘碑铭》记载为癸巳岁，即长兴四年。墓志为第一手史料，应出自张文宝子女口述，更为可靠。《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八：“（长兴三年，秋，七月）己丑，加镇海、镇东节度使钱元瓘守中书令。”^[51]应该在不久之后，张文宝便被命为守中书令使，冬季时乘着西北季风南下，后在航海途中遭遇大风，漂至吴国海岸，使团大部遇难，张文宝被水工载以小舟而获救。随后应是被当地官员送往吴都江都府，面见吴主，吴主派人护送使团前往杭州。由海难触发的这一系列事情延长了张文宝这次出使的时间，到达杭州时距离出发时间已比较久了。钱元瓘碑铭所记载的长兴四年，应是张文宝抵达杭州给钱元瓘授官的时间。据《旧五代史》卷四十四《明宗纪》，“吏部侍郎张文宝卒”一事系于长兴四年九月戊戌条下，而《资治通鉴》将张文宝出使系在长兴四年九月戊戌条下。“长兴四年九月戊戌”这个时间应该是源自《明宗实录》，与墓志记载的死亡时间一致，可能是张文宝卒于青州后，其家人或僚属上报给朝廷的时间，而《资治通鉴》将其误为出使时间。

《吴越备史·文穆王传》对于这次出使的前因记载十分详细：

长兴三年春三月己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戍，武肃王薨。王哀恸终日，四日不食，上右劝以粥。夏四月已未，王即位，悉用藩服之仪，从治命也……四年秋七月，敕遣郎中张绚授王中书令，晋封吴王。是月，番禺伪左仆射何瑱亦来祭我先王。九月，敕遣侍郎张文宝来宣谕。文宝泛海而来，被风坏船，飘至天长。吴主厚礼之，及赏从者钱帛等数万。文宝独受饮食，余皆辞之。吴主嘉之，竟抵杭。^[52]

长兴三年钱镠逝世，其子钱元瓘即位后向后唐称藩；次年后唐明宗起复他的官爵，又授官中书令，应是对其称藩而不僭越的嘉奖。据《旧五代史·钱镠传》，钱镠在位时曾大肆僭越，“命所居曰宫殿，府署为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53]。天成三年（928）七月，后唐晋封王延钧为闽王：

（吏部郎中裴羽）与右常侍陆崇使于闽，风飘不便，误适两浙。时枢密使安重诲怒，绝钱氏朝贡，越人以兵守二使于馆。崇频有不逊之语，几欲害之。经岁，崇以疾殁，羽得归朝，又不许将崇灵枢泛海。羽谓钱镠曰：‘崇奉君命，不获生还。安得以海上之俗忌不令归葬，则寄死之所，岂无仁人哉？’繇是镠厚加待遇。^[54]

裴羽归国已是长兴元年（930）七月之事，当时吴越与后唐关系已有所缓和。钱镠将后唐使臣扣留近两年，且不愿裴羽带陆崇灵柩归国，足见钱镠对后唐态度不算恭敬。天成四年（929）九月，后唐遣乌昭遇出使吴越，乌昭遇被副使刘玫揭发“以朝廷事私于吴人，仍目镠为殿下，自称臣，谒镠行拜蹈之礼”，故削去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国王之号，令致仕，并赐死乌昭遇。然而“后有自浙中使还者，言昭遇无臣镠之事，为玫所诬，人颇以为冤”^[55]，可见后唐除削去钱镠官爵外，并不能给其实质性报复，只能将气撒在本国使者身上。钱元瓘上表陈情，表白父子二人绝无不臣之心，明宗遂降制恢复钱镠被削去的名号。然钱元瓘也并非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松柏之心”“忠贞之节”，《旧五代史》称他“奢僭营造，甚于其父”^[56]。但后唐满足于这种表面上的臣服，并未对其采取强硬措施。

对于天祐十六年（919）吴主杨渭的称帝，后唐目为僭号而不予承认，两个政权遂处于敌对状态。后唐明宗即位后，吴主杨溥主动遣使修好，但仍不称藩，这为后唐所不能容忍，便谢绝吴使，不受其贡物。而当张文宝遭遇海难漂流至吴国境内时，“吴主厚礼之，资以从者仪服钱币数万，仍为之牒钱氏，使于境上迎侯”。张文宝认为“本朝与吴久不通问，今既非君臣，又非宾主，若受兹物，何辞以谢”，于是独受饮食，余皆辞之。这不单是表现了张文宝个人在外交上的谨慎态度，也透露出后唐对于杨吴的强烈不满。而杨溥并未恼怒，甚至“嘉之，竟达命于杭州而还”，更显示了杨吴有意缓和与后唐关系的意图。

〔作者葛楚君，暨南大学历史学系（2015级本科生）；崔世平，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广州，510632〕

【注释】

[1]李献奇：五代后唐张文宝墓志考释》，载李献奇、黄明兰主编《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24—330页。

[2]赵文成，赵君平选编：新出唐墓志百种》，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96、297页。李献奇《五代后唐张文宝墓志考释》，载李献奇、黄明兰主编《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24—330页。

[3]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2年，第245—247页。

[4]为张颢故事。《搜神记》：“常山张颢为梁州牧。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忽然坠地，人争取之，化为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后议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尧舜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颢后官至太尉。”

[5]为张纲故事。《后汉书·张纲传》：“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唯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6]东汉张衡作《西京赋》《东京赋》。

[7]为张华故事。《晋书·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

[8]为张堪故事。《后汉书·张堪传》：“渔洋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

[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第2675、2711页。

[10]李献奇：五代后唐张文宝墓志考释》，载李献奇、黄明兰主编《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第328、329页。

[11]〔后晋〕刘晌撰：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79页。

[12]《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第709页。

[13]《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第774页。

[14]据《旧五代史》卷七十八、七十九《晋书·高祖纪》，卷四十八《晋书·少帝纪》，卷一百一《汉书·隐帝纪》，卷一百一十三《周书·太祖纪》，卷一百一十六《周书·世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

[15]《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566页。

[16]〔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96年影印本，第7694页下栏。

[17]〔唐〕杜佑：通典》卷二十六《职官》八，中华书局，2012年，第736页。

[18]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19]〔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六《礼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63页。

[20]〔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第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256页。

[21]《旧五代史》卷六十八《张文宝传》，第905页。

[22]《旧五代史》卷六十四《朱友谦传》，第845页。

[23]《旧五代史》卷六十四《朱友谦传》，第847页。

[24]《旧五代史》卷三十《庄宗纪》，第419页。

[25]《南史·庾杲之传》：“王俭用杲之为卫将军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汎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入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美之。”后世因称幕府为“莲幕”。见〔唐〕李延寿撰：南史》卷四十九《庾杲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0页。

[26]《旧五代史》卷六十四《朱友谦传》，第844、845页。

[27]《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庄宗纪》，第380、381页。

[28]〔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8883页。

[29]《旧五代史》卷二十九《庄宗纪》，第396页。

[30]《旧五代史》卷二十九《庄宗纪》，第398页。

[31]《旧五代史》卷六十四《朱友谦传》，第846页。

[32]《旧五代史》卷六十四《朱友谦传》，第848页。

[33]《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冯道传》，第378页。

[34]《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后梁纪六》，第8988页。

[35]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

[36]《新五代史》卷三十五《张策传》，第378页。

[37]《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六《陈少游传》，第3565页。

[38]《旧五代史》卷五十五《伊广传》，第746页。

[39]《旧五代史·张文宝传》作“左散骑常侍”。同书卷四十：“以刑部侍郎张文宝为右散骑常侍。”《新五代史·李怿传》：“时右散骑常侍张文宝知贡举。”《旧五代史》卷四十二：“以右散骑常侍张文宝为兵部侍郎。”应是张文宝传误将“右散骑常侍”记作“左散骑常侍”。

[40]孙国栋：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载《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4—90页。

[41]《旧五代史》卷一百七《史弘肇传》，第1406页。

[42]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3、254页。

[43]《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后梁纪二》，第8837页。

[44]《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第8958页。

[4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八《后唐纪七》，第9215页。

[46]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第150页。

[47]《旧五代史》卷二十《司马邺传》，第270、271页。

[48]《旧五代史》卷六十八《张文宝传》，第905、906页。

[49]《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八《后唐纪七》，第9215页。

[50]《全唐文》卷八百五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9008页下栏。“守中书令”，《旧五代史》作“兼尚书令”，当以碑刻为准。

[51]《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八《后唐纪七》，第9200页。

[52]〔宋〕范垌，林禹：吴越备史》卷第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77—179页。

[53]《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钱镠传》，第1768页。

[54]《册府元龟》卷八百四《总录部》，第9563页上、下栏。

[55]《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钱镠传》，第1768页。

[56]《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钱元瓘传》，第17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