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与唐代成都：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0辑）成果

陈玮　杨丹

大唐帝国建立后，经过“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全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学艺术方面人才辈出。在高宗朝，众多年轻才子破茧而出，声震文坛，初唐四杰即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任官、出使、漫游，初唐四杰均曾入蜀，大都与成都关系密切。成都是初唐四杰蜀中漫游的重要一站。初唐四杰在此与本地士人及宗教界人士频繁交游，通过饮宴赋诗、礼佛问道而互相切磋，促进了蜀中文学创作的繁荣。受蜀中游历之地域空间影响，初唐四杰对成都的各类文化景观多有描写，其关于成都名胜、地理环境、宗教儒学、人事的诗文咏叹集中反映了成都的地域风貌和人文风习，这些诗文通过诗人的空间转移扩大了成都的对外影响，也为考察唐代成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下面分四个部分对初唐四杰与唐代成都的联系进行阐述。

一、初唐四杰与唐代成都士人及女性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春，时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因作《檄周王鸡文》涉嫌挑拨诸王关系而被逐出沛王府。政治上颇具抱负的王勃决定入蜀漫游以摆脱失意情绪。咸亨元年（670）秋，王勃来到成都，以文学盛名成为益州大都督府的上宾。在大都督府群官的陪伴下，他游览了武担山﹑至真观。王勃与诸位官员游兴极高，其《晚秋游武担山寺序》云：“群公以玉律丰暇，傃林壑而延情；锦署多闲，想岩泉而结兴。于是披桂幌，历松扉，梵筵霞属，禅扃烟敞。”^[1]唐人注重把文化艺术与游宴习俗相结合，文人一起饮宴赋诗，然后成集，由其中一人作序。王勃在至真观参加夜宴，与众人一起即席赋诗，作有《至真观夜宴序》。至真观夜宴结束后，王勃应新都县士绅杨乾嘉之邀往杨府作客，杨乾嘉为示隆重还邀约当地许多文士作陪，参与宴会。王勃为之作《新都县杨乾嘉池亭夜宴序》。从新都回到成都后，王勃因北归乏资，作《为人与蜀城父老书》二封，托名“为人”向蜀中父老请求周济资助。王勃请求资助的对象“并玉山高族，金堤胜侣，列子弟于玉城，耀衣冠于百代……金浆玉馔，食客三千；绿帻青裳，家僮数百。”^[2]为蜀中的豪富之家，在《书》二中，王勃赞美成都乃“蜀都广镇，岷墟奥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贶有期，英灵间出。”^[3]

由于诸父老慷慨解囊，王勃得以继续在蜀中漫游，咸亨二年（671）春，王勃应邀随益州大都督府属官县令王某春游宴饮，作《春日序》。三月，王勃与卢照邻在成都曲水宴集。唐代风气“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题分韵赋诗，于众中推一人擅场者。”^[4]王勃分得“烟”字，以此为韵作《三月曲水宴集得为烟字》。卢照邻分得“樽”字，作《三月曲水宴得樽字》。两诗都表达了作者向往林泉生活的思绪。曲水宴后，应九陇县令柳明之邀，王勃来到九陇（今属彭州）。王勃与柳明在九陇寻幽仿古，“高谈胸怀，颇泄愤懑。”^[5]又“尝登葛愦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6]他在《春思赋》中描绘了成都平原的浓浓春意“蜀川风候隔秦川，今年节物异常年。霜前柳叶衔霜翠，雪里梅花犯雪妍，霜前雪里知春早，看柳看梅觉春好。”^[7]蜀地明媚的春光使王勃精神为之一作，用世之心重新萌发，所以在赋中又借写长安之春来表达对未来、对帝京的向往。

卢照邻是四杰之中在蜀中活动时间最长的，他曾三次入蜀。第一次是在唐高宗显庆年间任邓王府典签时奉邓王李元裕命出使益州，第二次是乾封年间任新都县尉，第三次是任新都县尉时因公干至京，于总章二年（669）还蜀。麟德二年（665），邓王李元裕薨，卢照邻回长安小住后经吏部铨选得授新都尉。唐代县分十等，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地理志》，新都县在唐代属于较高的次畿县，这应是由于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驻跸成都，升成都为府，原益州大都督府下属诸县也随之升级的原因。但新都县在初唐最少也应是望县或上县。唐代官制，上县县尉为从九品下阶，而王府典签为从八品下阶。上县县尉虽然官阶比王府典签低，但上县县尉及望县县尉俱为士人进士或明经及第后的释褐美官，仕途前景美好，而且俸禄比王府典签高。而“王为刺史，府官同外官，资望愈下。”^[8]卢照邻所追随的邓王李元裕就历任邓、黄、寿、襄刺史，衮州都督，卢照邻当时也随侍左右。但由于唐人重京官轻外官，尤其是在初唐国势蒸蒸日上的背景下，诗人大都喜谈王霸，渴望入仕之初即授高官，建功立业。因此卢照邻仍感到十分失意，在任新都尉时所创作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这种情绪。乾封元年（666）正月初二，唐高宗登泰山封禅。初五改元、大赦、赐酺七日，诏书到达成都后，卢照邻参加了益州大都督府的酺宴，作《登封大酺歌四首》以颂。

总章元年（668），卢照邻因公奉使长安，他于次年暮春离京返蜀，于5月抵达成都。当卢照邻初抵升仙桥于送客亭休息时，偶遇一位长者，双方展开了热烈的交谈。事后卢照邻作《对蜀父老问》。蜀父老向卢照邻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子非衣冕之族欤？文章之徒欤？……当今万方日朗，九有风靡……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羹不厌，短褐不全，庸非贫贱乎？吾视子形容憔悴，颜色疲怠，心若涉六经，眼若营四海，何其无耻也！何其不一干圣主，效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何故区区冗冗，无所成名。”卢照邻认为现在“干戈已戢，礼乐已兴，刑罚已措，梁父已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因此像自己“虽有鸿才大略，丽句丰词，发言盈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时，略无益于今日，而适足以怫之。”坦然地予以回答。但实际上仍是满腔辛酸，“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学，四十而无闻焉。咏羲农之化，玩姬、孔之篇，周游几万里，驰骋数十年。”在仕途上奔波了几十年的结果却是“门有张公之雾，突无墨子之烟。”但即使这样，仍表示自己要坚持正直的政治理念，不会屈节于权贵，“虽吾道之穷矣，夫何妨乎浩然。”^[9]在四杰之中，卢照邻最为清高自好，恃才傲物，因此他不仅遭到权贵的摈斥，也受到同僚中一些小人的嫉恨，甚至于陷害。这一年的秋末，在新都尉任上的卢照邻因横事入狱，他在《穷鱼赋》序言中指明了自己入狱的原因：“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10]赋中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过程，在狱中卢照邻还作有《狱中学骚体》《赠李荣道士》，从中可以看到卢照邻入狱时孤立无助的悲凉处境。

咸亨元年春，卢照邻新都县尉秩满。唐代畿县官员秩满后要在家守选等候三年才能选补下一任官。作为初唐望县或上县县尉的卢照邻守选的时间更长，《朝野佥载》卷六云卢照邻“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11]。《旧唐书·文苑传上》却云其“因染风疾去官”^[12]。《新唐书·文艺传上》亦云其“调新都尉，病去官”^[13]。《朝野佥载》成书于唐代，作者张鷟和卢照邻是同时代人，因此卢照邻秩满去官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在卢照邻蜀中所作诗文中很难看到他得风疾的迹象，倒是在离蜀后病症才显现出来。这一年的十二月，因久客蜀中，思归洛阳，卢照邻作《赠益府群官》、《赠益府裴录事》。《赠益府群官》是卢照邻性格的真实写照，诗中以一支来自北燕的大鸟喻己，描述了自己入蜀后的孤高自赏、与世不群：“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单栖剑门上，独舞昆山足……不息恶木枝，不饮盗泉水。常思稻粱遇，愿栖梧桐树。智者不我邀，愚夫余不顾。所以成独立，耿耿岁云暮。”^[14]

四杰之中年龄最长的骆宾王曾两次入蜀，第一次是在唐高宗咸亨三年（672）随军经蜀往姚州（今云南姚安县）平叛，第二次是在本年战争结束后于冬季奉使西南。第一次是行军时途经蜀地，但没有路过成都。第二次骆宾王优游蜀中，在成都度过了两年多的美好时光。在著名的长篇歌行《畴昔篇》中，骆宾王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回忆了自己的蜀中之旅，“脂车秣马辞乡国，萦辔西南使邛僰。玉垒铜梁不易攀，地角天涯眇难测……阳关积雾万里昏，剑阁连山千种色。蜀路何悠悠，岷峰阻且修。”^[15]形象地描绘了蜀道的崎岖险阻和雄奇壮丽。骆宾王在成都期间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崇义器重，深受礼遇。他随从李崇义春游，作有《春晚从李长史游开道林故山》，状物写景，突显了幽谷深深的静穆，别具风韵。他还作为上宾参加李崇义家宴，受命作宴会诗序《秋日于李长史宅宴序》，赞叹李崇义“长史公元牝凝神，虚舟应物。”感叹自己“怀材蕴智，兼济之道未宏。”又以“宠辱两存，廊庙与山林齐致”“忘怀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16]来抒发众人在宴会聚首时的欢欣，深沉蕴藉。咸亨四年（673）秋，骆宾王又参加了成都文士赏花聚会，为众人所推，作《冒雨寻菊序》，在序文中绘声绘色地描绘远近景色，动静相宜。

四杰之中，杨炯虽然于垂拱元年（685）至垂拱四年（688）担任梓州司法参军，但他并未到过成都。《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乃杨炯于仪凤三年（678）任弘文馆校书郎时，应碑主任晃亲朋所请而作。据《新唐书·百官志》，唐代县令职掌导扬风化，审查冤滞，处理狱讼。“凡民田收授，县令给之。每岁季冬，行乡饮酒礼。籍帐、传驿、仓库、盗贼、堤道，虽有专官，皆通知。”^[17]在碑文中，杨炯称赞任晃政绩道：“旌孝悌，劝农桑，省徭役，恤鳏寡，所以一县称平，所以百城尤最。”在他的笔下，益州乃“华阳西极，汉水东流。背面通秦越之乡，左右夹巴凉之城。风烟可接，悬车束马之山；云物潜通，织女牵牛之象。神仙所宅，则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经，则有五千余里。”^[18]全文以较大篇幅描述了任晃一生行迹，对其道德人品大加赞美，处处以典故入文，典雅庄重。

卢照邻任官新都县尉时在新都县城外建有别墅，休沐则往。反映他别墅生活的《春晚山庄率题二首》《初夏日幽庄》《山庄休沐》《山林休日田家》都描摹了以幽致胜的山庄环境和野趣盎然的田园生活。唐代畿县至上县县尉均设两员，一为司户尉，一为司法尉。从卢照邻现存作品来看，他在新都县担任的应是司户尉，主管考课、礼乐、学校、租赋、仓库、市肆、户籍、婚嫁等，与民众关系密切。由于公务，卢照邻经常往来成都、新都，他与成都平民女郭氏结为情侣，离蜀时许以婚嫁，却因卢照邻患风疾自投颍水而没有实现，郭氏在卢照邻离蜀后产下的一女也病夭，谱写了一曲怅惘悲凉的挽歌。

咸亨四年（673）春，奉使成都的骆宾王在其住处接待了郭氏。卢照邻于671年北归长安后与郭氏再无联系，郭氏以为卢照邻有了新欢，喜新厌旧，在得知卢照邻好友骆宾王淹留成都后便登门拜访，希望骆宾王能从中斡旋，使卢照邻回心转意。骆宾王在倾听了郭氏与卢照邻缠绵悱恻的爱情后，非常感动，也十分同情郭氏的遭遇，便以满腔热忱创作了长篇歌行《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郭氏抒写出她对卢照邻的无限思念和幽怨愤懑。实际上，在郭氏苦等的两年中，卢照邻由于“风疾”加剧，一直卧病长安，没有到洛阳，更不可能在洛阳坐拥美女。但从这首充满批评与指责的诗中，我们仍可以看到骆宾王对友谊的珍视和他的侠骨柔肠。骆宾王在成都也有一段感情经历。上元元年（674）秋，他离开成都后，北归长安。数年后，他还时刻回想起自己在成都与一青年女子的诚挚感情。其《忆蜀地佳人》诗云：“东吴西蜀关山远，鱼来雁去两难闻。莫怪尝有千行泪，只为阳台一片云。”^[19]寄托了诗人深切的情感。

二、初唐四杰与唐代成都名胜

武担山乃古蜀王开明氏爱妃之墓所在地，自南梁以来建有僧寺，名武担山寺，亦名咒土寺，为成都名胜。王勃《晚秋游武担山寺序》即云“岂如武担灵岳，开明故地，蜀夫人之葬迹，任文公之死所。”在王勃的笔下，武担山寺“瑶台玉甃，尚控霞宫；宝刹香坛，犹芬仙阙。雕栊接映，台凝梦渚之云；璧题相晖，殿写长门之月。”^[20]唐代佛教鼎盛，据《法苑珠林》卷一百记载，唐高宗时全国僧数即有六万余人。而成都是唐代佛教寺院的密集中心之一，高僧辈出。从王勃对武担山寺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座精刹规模宏伟、香客盈门。很多游寺的文士泼洒笔墨，题壁留诗。唐代成都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城市建筑纵横井然，早在隋代即以“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21]而闻名。王勃登高所见满目繁荣，“碧鸡灵宇，山川极望，石兕长江，汀洲在目。龙镳翠辖，骈阗上路之游；列榭崇闉，磊落名都之气。”^[22]

卢照邻将其第一次入蜀称为“丁年游蜀道”^[23]。此时的卢照邻20余岁，他在成都欣赏民情风习、遍游名胜古迹。他赞叹文翁石室为“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看到石室“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赞誉文翁为“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24]在武担山寺，他虔诚礼佛，作《石镜寺》，渲染了幽邃庄严的佛教气氛。他又来到司马相如琴台登临凭吊，作《相如琴台》。诗中“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寂啼莺处，空伤游子神。”^[25]由对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怀念联想到了自己的落寞漂泊。成都灯会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成都百姓即以七星灯象征北斗，举行燃灯祭斗和焚燎祭天的宗教仪式。卢照邻在成都参与了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其《十五夜观灯》细腻地描绘了灯火辉煌、游人如织的热闹场面：“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26]他还作有《辛法司宅观妓》、《益州城西张超亭观妓》，记成都歌舞之盛。

骆宾王在奉使成都后饱览了成都的秀丽风光和名胜古迹。《畴昔篇》诗云：“华阳旧地标神制，石镜峨眉真秀丽。诸葛才雄已号龙，公孙跃马轻称帝。五丁卓荦多奇力，四士英灵富文艺。云气横开八阵形，桥影遥分七星势。川平烟雾开，游戏锦城隈。墉高龟望出，水净雁文回。寻姝入酒肆，访客上琴台。不识金貂重，偏惜玉山颓。”^[27]他登上武担山欣赏石镜，兴致勃勃地参观诸葛亮八阵图、李冰七星桥，又于清晨在城中漫步，观览高大的城墙，还看到了水波粼粼的锦江，倒映着队队大雁的影子。骆宾王在琴台上追慕当年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浪漫往事，竟也想跨入酒肆寻找美女，还想仿晋代阮孚故事，用金貂换美酒痛饮，表现了浪漫不羁的生活情趣。

三、初唐四杰与唐代成都宗教及儒学

至真观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基址广袤，四面通街”^[28]，乃成都著名道观。王勃在《至真观夜宴序》中对至真观大加称赞：“若夫玉台金阙，玄都紫府，旷哉邈乎，非流俗所谒，而群英在焉。”^[29]王勃早年“常学仙经，博涉道记”^[30]，此次至真观之游使他“弃置烦杂，栖迟道性，陶然不知宇宙之为大也。”^[31]暂时忘却了仕途上的失意。王勃在彭州时曾为龙怀寺作《九陇县龙怀寺碑》。龙怀寺坐落于九陇县龙怀山，乃隋初受蜀王杨秀礼敬的法会禅师所建，开皇五年（585）赐额“龙怀”。唐贞观年间，法会上足宝积阇黎重建。王勃在碑中叙述了龙怀古刹的历史，表达了对诸位高僧的敬重，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理解和宗教情感。后人又将王勃所书刻碑存寺，成为龙怀寺一大人文景观。清代四川著名文学家李调元《纪天彭诗十六首》其十五即云：“碧山丹岑烟树攒，龙怀山本似龙蟠。蜀中寺碣多石迹，只数初唐王子安。”这一年的四月，王勃又同柳明于九陇县白鹿山祈雨，宴于仙居观，作有《祭白鹿山山神文》《夏日仙居观宴序》及诗。据《宝刻类编》卷二记载，王勃还撰有《九陇县阳平山仙居观碑》。之后王勃离开彭州，于晚秋回到长安。

乾封元年（666）七月，卢照邻在成都为上司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胡树礼作《相乐夫人檀龛赞》《益州长史胡树礼为亡女造像赞》。前者是胡树礼给其继母韦氏造佛龛写的赞，后者是为胡树礼“爰舍净财，幸求多福，为亡女宇文氏敬造像等”^[32]写的赞，这两篇礼佛文字显示了卢照邻的佛教修养和对佛教的崇信。咸亨二年（671）初，卢照邻应邀为刚刚仙化的至真观观主黎君作《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据《金石录》卷四，此碑造于仪凤二年，疑误。碑文主要叙述了至真观的历史和观主黎君的功造德行，为研究四川道教史和唐朝政府对道教政策提供了重要资料。碑主黎君，据日本学者砂山稔考证，应为黎元兴，乃道教重玄派高人，曾为《老子》作注义四卷^[33]。从整篇碑文的用词来看，卢照邻对道教教理的认识十分深刻，造诣较高。而杜光庭《威仪道众玉华殿谢土地醮词》云：“披文则刘美才卢照邻，金玉相宣；阐教则黎元兴蔡守冲，英奇间出。”^[34]将卢照邻与黎元兴并举为初唐蜀中的道教人才。在王勃前往九陇后，卢照邻也来到九陇，游观昌化山佛寺，留下了《游昌化山精舍》。还作有《九陇津集》。最后于本年秋天回到长安。

咸亨元年五月，朝廷诏令各地州县从速营建修葺孔庙。九陇县孔庙建于龙朔三年（663），在修葺后地方官员立碑纪念，王勃应邀撰写碑文。他在文中以“圣人之大业”“圣人之至象”“圣人之降迹”“圣人之成务”“圣人之救时”“圣人之立教”“圣人之赞易”“圣人之观化”“圣人之应化”“圣人之遗风”来歌颂孔子一生伟业，谈到自己“观质文之否泰众矣，考圣贤之去就多矣。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35]对孔子的崇拜无以复加。在封建时代为孔庙作碑乃殊荣，因此王勃为文精思宏赡。此文一出，举世瞩目，杨炯评曰：“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所制《九陇县孔子庙堂碑文》，宏伟绝人，希代为宝，正平之作，不能夺也。”^[36]张说就曾“常读其《夫子庙堂碑颂》”^[37]。

由于朝廷尊孔崇儒，新都县官员也奉诏兴建了孔庙。孔庙建成后，理应请文士撰文以志。当时与新都县同属益州大都督府的九陇县已请王勃为九陇县孔庙撰写了碑文，新都县为与九陇县相抗衡，思求与王勃齐名的文士赋此碑文以并驾齐驱。本来这种美差应交由曾任新都县尉的卢照邻，但卢照邻曾在新都尉任上下狱，当时又病卧太白山，以服饵为事。因此新都县官员便派使者赴长安求杨炯作文。杨炯在初唐文坛声誉极高，诗人张说评价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38]杨炯自己也曾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39]当时的舆论也支持杨炯，“当时议者，亦以为然。”^[40]在新都县使者赶赴长安前，杨炯在长安就已经受到达官贵人追捧，登门求文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在碑序中杨炯就非常得意地谈到：“机衡莫测，下问书生；远近未知，来求小子。当仁不让，思齐于上古之名；游圣难言，有愧于中郎之石。”^[41]颇为自负。为与王勃《彭州九陇县孔子庙堂碑》相匹敌，杨炯在构思撰写《新都碑》时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这次文场竞赛的结果确实也不分伯仲。杨炯在《新都碑》中引经据典，其中就有不少蜀中典故，如“龟城蔼蔼，焕繁霞于百尺之楼……文翁旧学，日往年归；刘禅平堂，烟荒雾惨。武侯龙伏，犹观八阵之图；壮士蛇崩，仍辨五丁之石。”^[42]称赞益州为“左巴右獠之胜域，陆海三江之奥壤。”^[43]整篇碑记序文充满颂德之音，先记述孔子一生行迹，以“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天下之至刚”“天下之至柔”“天下之至文”“天下之至明”“天下之至恭”“天下之至和”来大力颂扬其美德和功绩，接着述论儒学自秦以来发展历史，称颂唐王朝统治者开创天下大一统局面，止戈息武，重振儒学；然后称赞益州地方官员，包括遥领益州大都督的周王李显、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来恒、司马宇文纪、新都县令郑玄嘉、县丞韦德公、主簿扶风马仁砺、县尉张嗣明、傅怀爱、县博士张玄鉴、助教费仁敬等。气势恢宏、文采飞扬。

四、结语

初唐四杰入蜀，对蜀中文坛来说意义重大。东晋南朝时期巴蜀文坛荒寂，形成了断层。初唐四杰入蜀给巴蜀文坛注入了一股清风。他们在蜀中参与宴会、广泛结交，给蜀中士大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文学主张也深深影响了蜀中士大夫。蜀地文化传统，尤其是道教、佛教，对初唐四杰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们在成都访寺问道，为寺院、道观题写碑铭，阐述对蜀中佛教、道教之体悟。他们在蜀中创作的作品中几乎无处不使用西蜀典故，他们描绘成都风物的诗歌在当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向外界宣传了成都的悠久历史、物质文明，集中展现了蜀中地域文化。他们创作的大量和蜀中有关的碑文无疑是了解唐初益州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现存的作品集里，在蜀中创作的作品或与蜀中有关的作品，占其作品总数极大比例，特别是王勃、卢照邻。初唐四杰的蜀中创作，尤其是诗歌，不仅是他们反对宫体诗的文学革新运动的具体实践，也是唐代巴蜀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闻一多就曾说：“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44]可以说，初唐四杰的文学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蜀中这块沃土上铸就的。

（陈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710119杨丹，空军工程大学军政基础系政治理论教研室　西安710051）

【注释】

[1]〔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

[2]〔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三，第179—180页。

[3]〔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三，第183页。

[4]〔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45页。

[5]〔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一，第1页。

[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一《王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9页。

[7]〔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一，第3页。

[8]〔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305页。

[9]〔唐〕卢照邻撰、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第372—374页。

[10]〔唐〕卢照邻撰、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卷一，第9页。

[11]〔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页。

[12]〔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00页。

[13]《新唐书》卷二百一，第5742页。

[14]〔唐〕卢照邻撰，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卷一，第67页。

[15]〔唐〕骆宾王撰，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4—165页。

[16]〔唐〕骆宾王撰，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卷九，第314—316页。

[17]《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第1319页。

[18]〔唐〕杨炯：杨炯集》卷七，《卢照邻集杨炯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5页。

[19]〔唐〕骆宾王撰，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卷四，第151—152页。

[20]〔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七，第213—214页。

[21]〔唐〕魏徵等撰：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30页。

[22]〔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七《晚秋游武担山寺序》，第216页。

[23]〔唐〕卢照邻撰，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卷一《早渡分水岭》，第48页。

[24]〔唐〕卢照邻撰，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卷二《文翁讲堂》，第104页。

[25]〔唐〕卢照邻撰，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卷二，第106页。

[26]〔唐〕卢照邻撰，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卷二，第103页。

[27]〔唐〕骆宾王撰，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卷五，第165—166页。

[28]〔唐〕杜光庭撰，罗争鸣辑校：道教灵验记》卷二《宫观灵验·益州龙兴观取土验》，《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172页。

[29]〔唐〕王勃撰，何林天编：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卷十七《佚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1页。

[30]〔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七《游山庙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06页。

[31]〔唐〕王勃撰，何林天编：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卷十七《佚文·至真观夜宴序》，第261页。

[32]〔唐〕卢照邻撰，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卷七，第402页。

[33]兴膳宏著，戴燕译：异域之眼——兴膳宏古典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34]〔唐〕杜光庭撰：广成集》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4页。

[35]〔唐〕王勃撰，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十五《益州夫子庙碑》，第457页。

[36]〔唐〕杨炯撰，蒋清翊注：王勃集序》，《王子安集注》，第68页。

[37]〔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中华书局，1981年，第115页。

[3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传上》，第5003页。

[3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传上》，第5003页。

[4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传上》，第5003页。

[41]〔唐〕杨炯：杨炯集》卷四《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卢照邻集杨炯集》，第54页。

[42]〔唐〕杨炯：杨炯集》卷四《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卢照邻集杨炯集》，第53页。

[43]〔唐〕杨炯：杨炯集》卷四《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卢照邻集杨炯集》，第53页。

[44]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