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皇帝的跪而吮上乳解读与分析

朱振宏

一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庚申（四日），秦王李世民率亲信伏兵于玄武门，将其兄长太子李建成与四弟齐王李元吉射杀，史称“玄武门事变”。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事变发生后：

上（唐高祖李渊）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1]

《通鉴》所记“世民跪而吮上乳”一事，虽不见于现今留存其他唐代史籍文献之中，然司马光编纂《通鉴》“唐纪”时，参考丰富文献材料，除两《唐书》外，各朝实录、国史、私家史书（杂史）、时人文集、家乘族谱、文物古迹，无不备览^[2]。是以，此事应不是司马光为达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所构建杜撰出的历史情境^[3]。宋人朱熹在进札过宫定省之礼时，曾引喻唐太宗的吮乳之举。朱熹《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云：

若夫过宫之计，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入宫之后，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控马前者。预诏近属尊行之贤，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陈宛转方便之说。然后随之而入，望见太上皇帝，即当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负罪引慝之诚。而太上皇后、宗戚贵臣左右环拥，更进譬谕解释之词，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云消雾散而懽意浃洽矣。^[4]

朱熹认为，宋宁宗应仿唐太宗流涕伏地、抱膝吮乳等行为，以示负罪引慝之过，并以此化解与太上皇光宗之间的疏离关系。然而，朱熹并未解释为什么唐太宗要采用抱膝吮乳方式表达负罪引慝之过。李氏朝鲜时代（1392─1897），英祖李昑曾询问参赞官李仁复，何以朱熹进札要以唐太宗抱膝吮乳为喻，并讨论其中含意。《承政院日记》记载：

上曰：“宋宁宗之事，甚为骇异。朱子进札，当以虞、舜蒸蒸乂不格奸之道为勉，而乃反以唐太宗抱膝吮乳之事，为言何耶？”（李）仁复曰：“若泛语以蒸蒸乂不格奸之道，则难悟，故以抱膝吮乳之事言之。其所引喻，亦甚切近。盖唐宗吮乳之事，则亦出于诚心，非假为之者也。”上曰：“抱膝吮乳，亦出于一段油然之心，故朱子引之。”^[5]

英祖、李仁复以为，唐太宗的吮乳乃是出于自然赤诚之心。

关于李世民“跪而吮上乳”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若干讨论，主要有以下四种论点：

一是，李宗侗、夏德仪等人提出，跪而舐上之乳房，以示为孺子时无间之态^[6]。

二是，胡戟先生指出，《新唐书·高祖纪》记载，李渊“体有三乳”，跪吮抚玩大概是李世民小时候的习惯，此时此刻当众重复这个举动，表现父子间的亲昵和好^[7]。杜文玉先生承袭了胡戟先生的观点，同时指出高祖借用曾母投杼的典故，比喻自己如曾参之母一样听了别人关于李世民的坏话，实际上是向李世民表示歉意^[8]。

三是，陈正荣先生从心理分析学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提人类心理机制的运作原型，按心理动力论人格结构模式（the structural model）分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部分。李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表现，是在“超我”抑制下产生道德焦虑之后的心理防卫机制（self－defense mechanism），包括退化作用（退化成极端无助，需要寻求依恋对象，十分无辜，只求吸吮乳头的婴儿）及投射作用（父亲召见他时提到“曾母投杼”的喻例，同时唤起李世民对母亲依恋感。于是婴儿恋母的情绪坦然呈现，但对象却换成了生父），其防卫机制在无形之中将宫廷斗争的情境转化为兄弟争宠的情境，李渊也被迫化入情境，身兼母职，在已有让位的预期心理之下，无法再苛责怀中依恋母乳的婴儿^[9]。

四是，阎爱民先生指出，唐太宗跪吮父乳举动，是要再现他为孺子时与父亲的无间之态，唐高祖早年也应有过哺乳婴儿的举动，这样太宗才会由此举去感动父亲，唤起早年的记忆。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存在“产翁”乳子习俗，产翁其状如乳妇，象征性地给婴儿哺乳，表明父权在子女生产和哺育中的主导作用。从子女这方看来，正是父乳的这种作用，加强了他们与父亲间的亲密联系。唐太宗吸吮父乳，向乃父表达了我仍是您哺育长大的最亲密孩子的愿望，捐弃了父子间的前嫌。阎先生又从古代以男子多乳、大乳为贵吉之征的“尚乳”崇拜，认为男子多乳、大乳，从父权的生殖崇拜观念来看，比女子有更强大的哺育子女能力。在中原地区，产翁的风俗，是从妇女产育时男子的直接模拟，转化到对男子多乳的崇拜和带有乳子痕迹的成年仪式，由“产翁”的风俗向“乳翁”的礼俗。唐高祖体有三乳，是以唐太宗的“跪而吮上乳”之举，正是带有这种“乳翁”遗迹的风俗^[10]。孟宪实先生承袭阎爱民先生的论点，李世民跪而吮上乳是来自北方民族“乳翁”的一个习俗，把父亲当作母亲一样的尊重，表示确认自己的生命之源。这是李世民对父亲的承认和歉意表达，意在表示父子和解^[11]。

上述四种意见中，李宗侗、胡戟等人认为，李世民“跪而吮上乳”之举，表示欲与父亲李渊回到幼儿时期父子亲昵无间和好之状态。然值得注意者，李世民的吮乳行为是在李渊说出“投杼之惑”后所产生，但为何李世民要以“吮乳”的方式回应？此外，“投杼之惑”的原意是指“母子之间”不应谣言受惑而产生误会，李渊又为什么要用此一典故，解释与李世民“父子之间”的嫌隙误会？阎爱民先生认为唐太宗跪吮父乳举动，是与少数民族“产翁乳子”的习俗有关。然而，翻检史籍文献所记有关“产翁乳子”习俗，皆是来自于獠、越、苗等中国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李唐皇室杂染着浓厚鲜卑、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色彩（详见下文），匈奴、东胡（乌桓和鲜卑）、高车、突厥等民族，并未见有“产翁乳子”的文化。是以，以南方少数民族“产翁乳子”的习俗，解释李世民的吮乳行为，实有斟酌商榷之处。陈正荣先生以佛洛伊德所提人格结构模式中的“超我”抑制下产生道德焦虑之后的心理防卫机制，来解释李世民的“跪而吮上乳”行为，确实有相当的说服力，然而，李世民的吮乳之举，似又不能单单从心理防卫机制来说明^[12]。

二

由于传统史籍文献记载北方游牧民族风俗习惯失之简略，加之以汉人对于北族文化认知甚少，使得文献记载中的一些历史信息，看似无所依凭，而显得无法理解，或是产生误读。如果我们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北族，甚至是整个内亚（Inner Asia）文化传统，进行全盘观察分析，则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熟知的史料，并赋予新的历史意义。“玄武门事变”后，李渊召见李世民时抚谓“投杼之惑”，而李世民“跪而吮上乳”，从表面上看，李世民吸吮父乳的举动，确实有不可解之处，因此而有“这种效忠礼节，有点莫名其妙，如此匪夷所思的场面，当然相当可笑”的说法^[13]。然而，我们从北族的风俗习尚角度进行探析研究，或可对李世民跪吮父乳的行为，求得更为妥当合理的解释。

中古北方游牧民族有着浓厚崇敬母族的文化传统：匈奴有“以母名为姓”之习俗，《南齐书·魏虏传》记载：

是岁，宏（笔者案：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徙都洛阳，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14]

萧子显虽对拓跋鲜卑的祖源发展理解有误，然其所谓“胡俗以母名为姓”，可见匈奴崇母文化。

属东胡民族的乌桓、鲜卑有不害母亲、计从妇人的传统。《三国志》注引《魏书》云：

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15]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

乌桓者，本东胡也。……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16]

同书，又载：

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壻随妻还家……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17]

怒杀父兄，终不害母、俗从妇人计、壻（婿）随妻还家，皆可看出东胡民族的崇母风俗。东魏、北齐时代，社会中弥漫着强烈的鲜卑化风气。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第十二》载有：

北齐朗悟士者，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鲜卑文字）、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18]

则不通鲜卑语及胡书者，不得称为天资聪颖者。《颜氏家训·教子第二》又载：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19]

表露出鲜卑公卿的优势，亦显示当时社会为一股鲜卑化风气所笼罩。在此鲜卑文化盛行的社会下，妇女在家庭中占着主导的角色。《颜氏家训·治家第五》记载：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20]

所谓“恒、代之遗风”，即北魏在平城地区时的风俗，亦即内亚草原社会的鲜卑风俗。不仅北齐社会有“妇持门户”特点，中古时期的北族妇女皆有极高的地位。玄奘《大唐西域记·序论》即有言：

黑岭已来，莫非胡俗。……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21]

所谓“妇言是用”“妇持门户”正代表着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此正是“北狄风俗，多由内政”^[22]。

此外，突厥族有“先母而后父”的文化。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云：

时贵妃太真宠冠六宫，禄山遂请为养儿。每对见，先拜太真，玄宗问之，奏曰：“蕃人先母后父耳。”玄宗大悦。^[23]

郑綮《开天传信记》也有相似的记载，并说明何以蕃人会有“先母后父”的文化：

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坐，平拜上而拜妃。上顾问：“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舍之。^[24]

案：安禄山的生父为康姓羯胡^[25]，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女巫，其母后改嫁给粟特族的安延偃^[26]。因突厥与西胡（粟特族）的文化传统中有“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是以，安禄山以“先母后父”习俗，先拜杨贵妃，再拜唐玄宗。

李唐皇室无论在生活习惯与伦常观念方面皆濡染着浓厚的鲜卑、突厥等北族风习色彩。从种族上来看，李唐皇室虽自称是西凉李暠后裔（郡望为陇西李氏）^[27]，然据现今学术界研究认为，其先世以父系而论，或是鲜卑化极深之汉族^[28]，更可能直接是鲜卑族的后裔。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

琳闻：拓拔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窃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太宗曰：“法琳虽毁朕宗祖，非无典据。”^[29]

学者指出，法琳言达阇而必及于拓跋，显然是以达阇出自拓跋氏。今既知宇文氏赐李虎姓大野，而大野即达阇，则拓拔达阇即李虎无疑。李虎为拓跋达阇之唐言，达阇即胡语虎的意思。达阇必非天竺语，而是李虎的鲜卑语名字。李唐先祖就算非拓跋血统，恐怕在李虎这一辈也已濡染北亚风习。^[30]另外，李渊祖父李虎的兄长名起头，弟名乞豆，而起头的儿子名达摩。这些名字都是胡人的名字。李氏家族中有人的容貌像胡人，如李渊之子李元吉被单雄信曾呼为“胡儿”^[31]，李世民“虬须”^[32]，此皆可作为李唐皇室为鲜卑后裔之明证^[33]。若以李唐母系而论，无论是李渊之母独孤氏，李世民之母窦氏（纥豆陵氏）、外祖母宇文氏，李治之母长孙氏，李隆基之母窦氏，皆杂有鲜卑族之血统^[34]。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李唐世系之深染胡化，不容诤论。”^[35]陈寅恪先生亦云：“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36]。

从风俗文化来看，李唐亦习尚突厥文化，李渊很早就与东突厥有所接触，至迟在隋炀帝大业中晚期，李渊就将宗室女（平夷县主）妻东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郁射设阿史那摸末，两家建立联姻关系^[37]。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李渊于太原起兵时，首先向应归附的外族，即是突厥族的史大奈^[38]。李渊在改立杨侑为隋帝时，曾自比为“老狼”。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

义宁元年（617）冬十一月甲子（十七日），少帝以帝为丞相，进封唐王，位在王公上。……帝叹曰：“王家失鹿，遂使孤同老狼。”乃奉诏受册。^[39]

突厥认为其祖先为与狼交合之“狼种”，旗纛之上，施金狼头^[40]。李世民在武德三年（620）至武德七年（624）间也与东突厥始毕可汗之子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苾结为突厥族特有的“香火之盟”，两人约为兄弟^[41]。李世民长子李承乾亦好突厥风俗，《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记载：

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42]

《新唐书·常山王承乾传》亦载：

又好突厥言及所服……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43]

及至中唐，我们仍能看到李唐保有浓厚胡人的习尚。《旧唐书·肃宗纪》记载：

（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丙午（三日），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贤宫奉迎。上皇御宫南楼，上望楼辟易，下马趋进楼前，再拜蹈舞称庆。上皇下楼，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呜咽，不能自胜。^[44]

肃宗见太上皇玄宗时，匍匐捧玄宗足，元人胡三省云：“夷礼以拜跪捧足为敬。”^[45]是以，肃宗跪捧玄宗足乃胡人之风俗。

此外，李唐宫闱不受儒家伦常礼教之束缚，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纳四弟元吉之妃杨氏；唐高宗李治纳太宗才人武则天；唐玄宗纳其子寿王李瑁之妃杨氏等，是以，朱熹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之语^[46]。凡此也是李唐深受北族盛行收继婚俗（levirate）影响有关。

《隋唐嘉话》《唐语林》《芝田录》《太平广记》，皆记载李渊在隋炀帝时与妻子窦氏的一则故事：

隋炀帝与神尧高祖俱是独孤外家，因是神尧与炀帝常侮狎。每朝谒退，炀帝皆有词谑。后因赐宴，炀帝于众因戏神尧。神尧高颜面皱，帝目为阿婆面，神尧忿恚不乐。洎归就第，怏怅不已。见文皇已下，但流涕而不言。次告窦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显毁云阿婆面，据是儿孙不免饥冻矣。”窦后欣跃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贺。”神尧不喻，谓是解免之词。后曰：“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尧涣然冰释。喜悦，与秦、齐诸王，私相贺焉。^[47]

这则故事本在赞赏李渊妻子窦氏的机智，以“阿婆堂（唐）主”，一语双关慰解李渊，因此王谠的《唐语林》将其置于《贤媛》。值得注意者“阿婆乃是堂主”一语，阿婆者，女性也；堂主者，家长也。无论是上引“妇持门户”“从妇人计”，抑或是“阿婆堂主”，皆表明鲜卑文化中，女性在家庭的地位远远高于男性。是以，具有浓厚鲜卑、突厥色彩的李唐皇室，女性（母亲）是有极大的影响力。陈寅恪先生曾云：“女系母统对（唐）后代的影响，无论在遗传因素上或政治上均极为重要。即使无直接之关系，间接之影响亦不小，应加注意。”^[48]所言甚是。

三

李世民参与晋阳起兵谋划，待李唐立国后，又相继平灭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期间薛颐、王远知等方伎术士倡言秦王当有天下^[49]，使其开始有了夺取大位野心。世民与太子建成之冲突，约起于武德四年（621）洛阳平定之后^[50]，大约在武德五年（622），建成讨平刘黑闼势力后，世民与建成、元吉之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对于世民与建成之间的矛盾冲突，李渊最初是采取中立调和态度，对于李世民历次战功，李渊不断加官进爵，也给予极高的地位和重赏，但自始李渊从未有过改易更换太子之心^[51]。然李世民利用多年来统兵征战机会，各处网罗人才于秦王府，藉由文学馆、天策上将府等名义，召纳大量文武名士骁将^[52]，以重金收买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禁军将领^[53]，在外又私蓄八百余名勇士，以提升自己武装力量^[54]，同时又以陕东道大行台身份，委其心腹温大雅、张亮等人积极经营洛阳，出金帛阴结山东豪杰，培植地方势力^[55]。自武德七年（624）起，随着李世民权力日益膨胀，李渊的态度逐渐改变，开始对李世民有了戒惧之心，转以支持建成、元吉，除了驱斥世民重要僚属外^[56]，对于建成、元吉几度欲加害世民，李渊也采袒护的态度以抑之^[57]。

李世民虽然蓄谋夺嫡已久，然玄武门兵变的发动，却是在仓促之下的临时举事，而促使李世民不得不反者，正是李渊不断威逼的结果。武德九年五月，也就是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月，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昼见于秦，秦国当有天下。”^[58]（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此前李世民因自言有天命，曾受到李渊严厉的斥责与猜忌，《资治通鉴》记载：

上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谓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因令妃嫔谮之于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上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闰月，己未（闰七月二十一日），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上饯之于兰池。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59]

引文中可注意者有二：一是，对于世民自言天命一事，李渊非常在意，不仅大怒责让，在世民自请下法司按验下，仍犹“怒不解”，且自此“猜嫌益甚”；二是，以往突厥入寇，多是由世民率军讨击。在此次突厥入寇不久前，建成与妃嫔曾向李渊进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60]言犹在耳，联系到世民自言天命，李渊虽仍与世民商议如何防御突厥入侵，但最后却是由世民与元吉一同出兵抵御，可见李渊对世民已有猜忌，欲以元吉监视牵制世民，深怕世民真是以御寇之名，行篡夺之实。现在深晓天文历数，又受李渊礼敬的太史令傅奕奏言“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种“天下革，民更王”的天象^[61]，李渊将傅奕的奏状拿给李世民看，以儆效尤^[62]。

武德九年六月丁巳（一日），突厥郁射设以数万骑围乌城^[63]，而就在同一时间（一日、三日），又接连两次出现“太白经天”更王、不臣的天象^[64]，李渊为防范李世民有不轨之举，听从建成的建议，以元吉代替世民督军北征，同时元吉奏请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人偕行，并征调秦王帐下精兵，皆得到李渊的同意，他们都希望利用此次出征突厥机会，一举瓦解李世民的力量，彻底解决李世民的威胁^[65]。建成与元吉甚至想藉由给出征大军饯行之际，杀害李世民、坑杀尉迟敬德等人^[66]。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局，秦王府内谋臣，个个惶惶不安，认为倘若一旦行动，则“府朝涂地”^[67]，咸主张与其束手待毙，不如采取非常手段^[68]。李世民最初仍想暂避洛阳，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之机会。《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

（高祖）乃谓太宗曰：“发迹晋阳，本是汝计；克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储位，汝固让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东宫，多历年所，今复不忍夺之。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太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实非所愿，不能远离膝下。’言讫呜咽，悲不自胜。高祖曰：“昔陆贾汉臣，尚有递过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为家。东西两宫，涂路咫尺，忆汝即往，无劳悲也。”及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69]

学者已指出，以高祖深沉有谋略，绝不可能昏聩到提出让李世民赴洛阳另建太子旌旗^[70]，此无疑是让好不容易统一的国家再次陷入分裂。推测主动提出避赴洛阳者是李世民，藉由离开长安，返还洛阳陕东道大行台驻地，避免兄弟同在京邑而忿竞日深，以游说李渊。李渊一时未能深察，以为兄弟隔离，分居两地，或可避免直接冲突，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71]，率然同意李世民的方案，待建成、元吉与近幸之臣点出其中要害，加上接连出现“太白经天”的天象，于是断然拒绝了李世民的提议^[72]。《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未载明此事明确时间，《通鉴》将其系于武德九年六月一日^[73]。笔者以为，李世民提出返还洛阳的时间，很可能是在第一次出现“太白经天”的六月一日，建成、元吉指出万不可行是在六月二日^[74]，待六月三日第二次出现“太白经天”，李渊拒绝了李世民的请求后，李世民萌发采行武力政变的想法^[75]，于是而有“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之语。同时，世民又以“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为由^[76]，为自己争取最后的时间与机会。

笔者不殚繁琐地详述“玄武门事变”爆发前夕过程，主要是在说明由于李渊对李世民的猜疑加深，使其从原先中立立场，转变为完全倒向支持建成、元吉，企图消灭李世民一切力量，并断绝李世民可能的退路，使其只能坐困长安。换言之，真正迫使李世民不得不发动政变的就是李渊。胡戟先生指出，秦王府谋士以瞽瞍和舜的故事启示李世民，即明白说明造成今日面临灭顶局面者，不是因兄弟之间的争斗，而是父亲李渊要加害于他的结果^[77]。

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事变”前，虽拥有天策上将、太尉、司徒、尚书令、中书令、陕东道大行台、益州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凉州总管、左右武侯大将军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等众多官职，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官衔职权，实际上并无多大权力，其真正所能依赖者，仅有秦王府旧部以及玄武门一班不算忠诚的禁军^[78]。也就是因为如此，事变前夕即使秦王府僚属近臣不断劝进鼔励，李世民对于是否要发动政变，始终游移不定，依违两可，甚至一度要用占卜以定决疑，在张公谨以“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79]，才决定孤注一掷^[80]。因此，“玄武门事变”可说是李世民处于极端不利的困境中一种冒险行动，承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此次事变是“太宗一生最艰危之苦斗也”^[81]。

“玄武门事变”在李世民仓促之下临时举事发动，其得胜的过程也充满着变数与侥幸^[82]，直至尉迟敬德出示建成、元吉首级，导致东宫、齐王府兵溃散，以及李渊降敕令南衙、北门，以及东宫、齐府诸军并受秦王处分而后定^[83]。

四

整个“玄武门事变”过程，李世民除了要诛杀建成、元吉外，另一个重要关键是如何处理与父亲李渊的关系。关于事变当时李渊的态度，《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记载：

是时，高祖泛舟于海池。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门兵马及二宫左右犹相拒战，敬德奏请降手敕，令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于是内外遂定。^[84]

同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

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萧瑀、陈叔达进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衅起萧墙，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盖天下，率土归心，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陛下如释重负，苍生自然乂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85]

《资治通鉴》又云：

从引文中可知，事变后，李世民遣尉迟敬德，借以宿卫之名，探察李渊态度。当李渊看到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又听闻建成、元吉已被杀害后（同时被杀者，尚有建成五子、元吉五子），首要之务是要知道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前来的目的（所谓“卿来此何也？”），如何才能保全一命^[87]。萧瑀、陈叔达等人认为唯有立世民为太子，并交出一切权力，李渊才可能全身而退。在事无可为的情况下，李渊也只能同意，“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88]。在一切处置妥当后，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上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一幕。

“投杼之惑”，又称“曾母投杼”“曾参杀人”，典出《战国策·秦武王谓甘茂》：

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89]

投杼之惑原指曾参母亲受惑于谣言，终疑曾子杀人，投杼逾墙而逃，以此比喻谣言众多，就连最亲信的人也会动摇坚定的信念。所值注意者，李世民的吮乳行为是在李渊说出“投杼之惑”后所产生。孟宪实先生以为，此意在表示父子和解^[90]。陈正荣先生认为，父亲李渊召见他时提到“曾母投杼”的喻例，唤起李世民对母亲依恋感。于是婴儿恋母的情绪坦然呈现，但对象却换成了生父，此为心理的投射作用（projection）^[91]。笔者则认为李渊特别用“曾母投杼”之典故，并不是单纯表达母子之情或是受惑谣言，其深层涵意更可能是与鲜卑、突厥族中崇敬母族的文化意识有关。上文已论述鲜卑族有“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的风尚，突厥族亦有“先母后父”（“知母不知父”）文化。李世民是在父亲李渊威逼加害，使其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发动玄武门事变的，如今李世民已诛杀兄弟，会不会更进一步弑杀父亲，李渊完全没有把握，因此以“曾母投杼”之喻，欲唤起李世民血液中鲜卑族“终不害其母”的文化意识，而李世民的吮乳行为，正是在理解李渊用“投杼之惑”典故的一种回应。换言之，李世民藉由吮父乳之实际行动，表达出同意将李渊视如母亲，终不害之。

（作者朱振宏，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

【注释】

[1]〔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012页。

[2]王德保：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

[3]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研究认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径随己意建构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轮台之诏”罪己悔过的政治形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4]〔南宋〕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奏札·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第682页。

[5]［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承政院日记》，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年，第664册，英祖四年（雍正六年）戊申（1728）六月十八日丁酉条，第536页。

[6]李宗侗、夏德仪等校注：资治通鉴今注》第十册注释四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15页。

[7]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125页，该文后更名为《唐高祖与玄武门之变》，收入胡戟《胡戟文存（隋唐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8—223页。

[8]杜文玉：唐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2—43页。

[9]陈正荣：李世民“跪而吮上乳”的心理分析》，《历史月刊》第136期（1999年5月），第129—131页。

[10]阎爱民：〈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乳翁”遗俗》，《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73—78页，该文后增订收入氏著《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1—449页。

[11]孟宪实：玄武门之变被掩盖的最重要的情节》，《孟宪实读史漫记》，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12]李世民吮乳之行为，是配合李渊说出“投杼之惑”之后所做，其中盖有深义，并非单纯是心理防卫机制，详见下文分析。

[13]李国文：唐朝的“苦迭打”》，《李国文说唐》，中华书局，2006年，第39页。

[14]〔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七，中华书局，1972年，《魏虏传》，第993页。

[15]〔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32页。

[1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79、2985页。

[17]《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第2979页。

[18]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五《省事第十二》，中华书局，1993年，第327页。

[19]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一《教子第二》，第21页。

[20]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一《治家第五》，第48页。

[21]〔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序论》，中华书局，2000年，第45页。

[22]〔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九《议征伐第三十五》，中华书局，2003年，第479页。又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一《治家第五》亦有“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第48页）之语。

[23]〔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中华书局，2006年，第76页。又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逆臣传上·安禄山》第6412—6413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六载正月戊寅条，第6877页。

[24]〔唐〕郑綮撰，吴企明点校：开天传信记》，中华书局，2012年，第90页。

[2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15页。

[26]《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逆臣传上·安禄山》，第6411页。

[2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

[28]罗龙治《唐代的后妃与外戚》认为：“李唐先世之氏族，究竟是胡是汉，虽然迄今未有定论。但即使是汉族，也是已经胡化之汉族。”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78年，第1页。

[29]〔唐〕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大正新修大正藏经》第50册第2051号，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02年，第17—18页。

[30]卓鸿泽：塞种源流及李唐氏族问题与老子之瓜葛：汉文佛教文献所见中、北亚胡族族姓疑案》，《历史语文学论丛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37页。

[31]杜文玉：唐代宫廷史》，第2页。

[32]〔北宋〕陶谷：清异录》卷三《髭圣》，“唐文皇虬须，壮冠，人号髭圣。”中华书局，1991年，第188页；〔北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癸》：“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中华书局，2002年，第171页。

[33]陈美延辑录：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备课笔记》，《讲义及杂稿》“（十六）唐为鲜卑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7—68页。

[34]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指出：“李昞娶独孤信第四女，生李渊，是高祖为汉胡之混合种也。渊娶窦毅之女，是为太穆皇后，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人。窦氏虽为汉姓，然自汉末已为部落大人，种系混杂，可不待言，而太穆皇后之母，又为宇文氏，是太宗与其同母兄弟，皆汉胡与汉胡配合之混种。其异母兄弟，亦混合种与汉人配合之后裔也。太宗娶长孙晟之女，是为文德长孙皇后，生承乾、治、泰三人。晟妻为高劢之女，劢父岳为高欢从弟，亦汉人而化于鲜卑者，是高宗与其同母兄，弟又混合种之混合种矣。高宗子睿宗娶窦孝谌女，是为昭成皇后，生玄宗，孝谌为毅之三从祖孙，亦混合种之后，是玄宗又混合种与混合种配合之后矣。……唐室诸帝，高祖、太宗、高宗、玄宗为著，而其母氏，皆为鲜卑或鲜卑与他族之混合种，史有明证……然诸帝多一祖三宗之后，固杂有北族之血族矣。”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1946年初版，1989年重排一版，第188—189页。

[35]钱穆：国史大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48页。

[36]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

[37]朱振宏：阿史那自奴（哲）墓志笺证考释》，《成大历史学报》第44号（2013年6月），第75—76、88—91页。

[38]朱振宏：史大奈生平事迹研究》，《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54期（2015年12月），第1—44页。

[39]〔唐〕温大雅撰，李季平、李锡厚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4页。

[40]〔唐〕令狐德棻撰：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突厥》，中华书局，1997年，第908—909页。

[41]朱振宏：唐太宗“渭水事件”论析》，《隋唐政治、制度与对外关系》，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第128—129页。卢向前《金钥匙漂流记──古代中西交通猜想》指出在胡人看来，既为香火兄弟，就是同一部落、同一家子的了。唐太宗、突利他们这种香火兄弟，也就有《教坊记》中的“兄弟怜爱”的意义在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9页。

[42]《旧唐书》卷七十六《恒山王承乾传》，第2648页。

[43]〔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八十《常山王承乾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64页。

[44]《旧唐书》卷十《肃宗纪》，第249页。

[45]《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至德二载九月壬寅条，胡三省注文，第7034页。

[46]朱熹：朱子全书》卷一百三十六，《朱子语类》，《历代三》，第4224页。

[47]〔北宋〕李昉等编，张国风会校：太平广记会校》卷一百六十三《谶应·神尧》，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2317页。又可参看〔唐〕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7页；〔北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四《贤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03页。

[48]石泉、李涵整理：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讲义及杂稿》，第493页。

[49]《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薛颐》记载：“武德初，追直秦府。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第5089页；同书卷一九二《隐逸传·王远知》记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第5125页。

[50]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醖酿》指出武德四年前建成留居长安，世民专征于外，颇少共处之机会，及四年世民“擒充戮窦”，功业日隆，其遭建成之忌，洛阳平定之后不久，双方之斗争，遂展开。作者《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144—145页。

[51]史载，武德元年李渊以世民首谋起义有功、武德五年十一月应将佐之请，以及武德七年（624）六月杨文幹事件，三次许立李世民为太子。李树桐《唐高祖三许立太宗辨伪》研究认为，唐高祖三次许立太宗的记载，全系许敬宗在实录里为迎合太宗政治上的需要而伪造出来的，作者《唐史考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初版，2015年四版，第192—213页。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醖酿》指出，建成位居嫡长，又无大过；而世民才华骏发，甚类隋炀；远惩前代之祸源，近忧伦常之失序，所以始终欲维持现状，其意不外如此（第149页）。胡戟《唐高祖与玄武门之变》指出，史籍上多处关于李渊早有立李世民为太子意的记载，除杨文幹兵变时那次外，大都是后来史家为抬高太宗的身价编造出来的（第202页）。关于杨文幹事件连太子李建成一事，李树桐先生认为，史籍所记杨文幹案的辞连太子，皆是在杨文幹伏诛以后（武德七年七月初五），实际上李建成不曾与杨文幹同反，但因与李世民有隙而被人妄告，待太宗即帝位后，房玄龄、许敬宗等人删改国史为高祖、太宗实录，编造出李建成与杨文幹同反，详参李树桐《唐高祖三许立太宗辨伪》、《唐杨文幹反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作者《唐史考辨》，第205—209、99—117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认为杨文幹的举兵更显然是宇文颖在其中起了挑拨作用，对李世民说要“立汝为太子”另“封建成为蜀王”，自全出《实录》所编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52]《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上·袁朗》记载：“武德初，隐太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秦王有友于志宁、记室参军事房玄龄、虞世南、颜思鲁、谘议参军事窦纶、萧景、兵曹杜如晦、铠曹褚遂良、士曹戴冑、阎立德、参军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签苏勖、文学姚思廉、褚亮、炖煌公府（案：当为秦王府）文学颜师古、右元帅府司马萧瑀、行军元帅府长史屈突通、司马窦诞、天策府长史唐俭、司马封伦、军谘祭酒苏世长、兵曹参军事杜淹、仓曹李守素、参军事颜相时。”（第5727页）［日］布目潮渢《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權の形成》考察李世民在武德时代最重要的三个机构（秦王府、陕东道大行台、天策上將府）下的五十二位文武官僚，分析对其权力形成过程及其演变。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第231—250页。

[53]《常何墓碑》记载：“（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参看朱雷、程喜霖、陈国灿《〈常何墓碑〉写本录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辑（1980年12月），第9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至于敬君弘、吕世衡则观太宗数冯立罪所言，殆与常何同为太宗之党欤？（第241页）。

[54]《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记载，事变发生前，尉迟敬德曾对太宗言“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第2498页）。

[55]《旧唐书》卷六十一《温大雅传》记载：“太宗以隐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镇洛阳以俟变。大雅数陈密策，甚蒙嘉赏。”（第2360页）；同书卷六十九《张亮传》记载：“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第2515页）。黄永年《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认为，自李渊正式称帝、建成为皇太子后，由次子李世民统帅出征，客观上给李世民创造了扩充实力的条件，经略山东地区，汲引人才，培植私党，大大扩充实力。作者《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3—18页。

[56]《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记载：“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第2460页）同书同卷《杜如晦传》记载：“隐太子深忌之，谓齐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因谮之于高祖，乃与玄龄同被斥逐。”（第2468页）；同书卷六十八《程知节传》记载：“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搆之于高祖，除康州刺史，知节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第2504页）

[57]胡戟《唐高祖与玄武门之变》，第206—209页。黄永年《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庭政变中的玄武门》指出武德二年十二月李世民充任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到武德四年五月消灭王世充、窦建德这段时间内，大量吸收山东的人才作为秦府私党，秦府私甲也迅速扩充起来，其实力确已超越东宫、齐府。这不仅使建成、元吉感到威胁，并且引起李渊的疑忌。作者《唐代史事考释》，第47页。

[58]《旧唐书》卷三十六《天文志下》，第1321页；同书卷七十九《傅奕传》，第2716页；〔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三《五星凌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01页。

[59]《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七年七月条、闰七月己未条，第5990页。此事亦见于〔南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0页。

[60]《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武德七年七月条，第5990页。

[61]〔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六》，中华书局，1995年，第1283页。

[62]李树桐《玄武门之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指出高祖以傅奕之奏状授太宗，目的想是借此以警告太宗，使太宗知有防备而不敢发动，作者《唐史考辨》，第159页。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指出当时李世民受封秦王，正好与“秦分”联系起来，经过太史令傅奕的占验分析，高祖随即认为秦王李世民图谋不轨，似有夺取天下之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76页。李军《北门禁军与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之关系考辨──以常何为中心的考察》指出傅奕密奏采用石申《石氏星经》所言的“太白经天，见午上，秦国王，天下大乱”，正可与所谓的“国易政”相对应，目标直指世民。虽然高祖此时并无杀世民之心，但其以傅奕密奏出示世民，警告的意味非常明显。《早期中国史研究》第8卷第2期（2016年12月），第142页。

[63]〔北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百九十《外臣部（三十五）·备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70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六月丁巳条，第6007页。

[64]《新唐书》卷三十三《天文志三》记载：“六月丁巳（一日），（太白）经天；己未（三日），又经天。在秦分。”（第852页）。胡三省注《通鉴》引刘向《五纪论》曰：“（太白）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六月丁巳条，胡三省注文，第6003页。

[65]黄永年《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指出建成、元吉这么做，显然是得到李渊的同意和支持，取代李世民出任统帅、让秦府精锐转属元吉等，很可能本来就是李渊的主意（第23页）；胡戟《唐高祖与玄武门之变》认为武德九年突厥兵围乌城，李渊不用李世民而用元吉领兵抵御，并尽夺秦府兵马交予齐王，使李世民及整个秦王府面临灭顶之灾，主因在于他放心不下李世民和突厥的关系，防范他们之间秘密勾结巅覆自己（第209—214页）。李军《北门禁军与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之关系考辨——以常何为中心的考察》指出，高祖在建成的建议下，用元吉督军北征，还将房玄龄、杜如晦驱逐出秦府，证明世民已失去高祖的信任。元吉利用此次北征的机会，将秦王府骁将及精锐抽调一空，则世民必然束手就擒（第139页）。

[66]《旧唐书》卷六十四《巢王元吉传》，第2421—2422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武德九年六月丁巳条，第6007页。

[67]《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六月丁巳条，第6005页。

[68]《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将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第2446页）；同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祸至而不恐，将亡而自安，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以臣愚诚，请先诛之。”（第2498页）

[69]《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7—2418页。

[70]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139页。〔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李念孔、郭香圃、刘淑贤、张茂华点校：读史漫录》第七卷《唐高祖至玄宗》已有云：“高祖之才虽不及太宗，而其器度汪洋，驱策豪杰，尚出太宗之上，未可以为愚暗也。太宗欲自擅开创之功，故善则归己，史臣欲成就太宗之志，故过则归亲。”齐鲁书社，1996年，第208页。

[71]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醖酿》，第152—154页。

[72]刘啸《“玄武门事变”新考──以“事变”时李世民的职权为中心》指出李世民拥有绝大之军权，如以“陕东道大行台、益州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凉州总管”的官衔分司洛阳，则号令一下，自陕以东，更兼益、凉、雍等三州齐听之，朝廷立即面临危机，建成、元吉甚至高祖恐怕俱非敌手。但留在长安，只能是“笼中一兽”，所谓“一匹夫耳”。《中华文史论丛》第98期（2010年2月），第173页。

[7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武德九年六月丁巳条，第6004页。

[7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武德九年六月丁巳条记载：“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可能就是指世民赴洛阳一事（第6005页）。

[75]李军《北门禁军与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之关系考辨——以常何为中心的考察》认为，促使李世民决意通过武力手段解决争斗的，应该是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建成和元吉借突厥郁射设入围乌城之机，通过高祖全面剥夺世民的权力（第138页）。笔者则推测六月三日第二次出现太白经天的天象，以及李渊断绝李世民赴洛阳，李世民才决定以武力政变方式解决与父兄之间问题。

[76]《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8页。

[77]胡戟：唐高祖与玄武门之变》，第215—216页。

[78]刘啸《“玄武门事变”新考——以“事变”时李世民的职权为中心》研究指出，玄武门事变时李世民虽然拥有众多高级官衔，若论李世民有实际职权的话，只有十二卫大将军，然而十二卫大将军之职，都是掌统领宫廷警卫之法令，李世民担任的左右武候大将军也仅是掌车驾出入的官，而此时李元吉也占有左卫大将军、左领军大将军、右武侯大将军，可与李世民平分秋色。李世民除秦王旧部外，唯一能依赖的仅有玄武门一班对他并不十分忠心的禁军。在某种意义上，李世民可说是一被困于京城的高级皇族（第171—177页）。

[79]《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第2506页。

[80]黄永年：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第24页。

[8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39页。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亦云：“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为太宗一生中最艰苦之奋斗。”作者《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52页。汪籛《唐太宗传》认为李世民竞胜这个对手（李建成），并不是轻易的，他的得胜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汪籛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82]牛致功《唐高祖传》认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事前的准备非常充分，李世民动员了所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力量，一切准备妥当后才行事。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7—309页。我们则以为李世民是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玄武门事变，既使在事变当天，李世民能否顺利伏击建成与元吉，也充满不可知的变数。例如：史载，事变前夕张婕妤已探知世民动静而向建成报告，元吉曾劝建成“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因此，李世民无法确知事变当天建成、元吉是否一同赴会朝参。又如，北门禁军诸将领在事发时会采取何种态度响应，李世民完全没有把握；事变过程中，李元吉曾一度夺世民弓“垂欲相扼”，幸赖尉迟敬德“跃马叱之”，才得以脱险解危。

[83]《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第2499页。

[84]《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第2499页。

[85]《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第2419页。

[86]《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条，第6011—6012页。

[87]〔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十九《建成元吉之子被诛》记载：“谋反者族诛，秦、汉、六朝以来，皆用此法。太宗为秦王时，杀建成、元吉，不过兄弟间互相屠害，其时太宗尚未为帝，不可以反论也。乃建成子安陆王承道、……元吉子梁郡王承业、……俱坐诛，除其属籍。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不救，高祖亦危极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9页。

[88]《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条，第6012页。

[89]〔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四《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台北：里仁书局，1990，第150页。

[90]孟宪实：玄武门之变被掩盖的最重要的情节》，第89页。

[91]陈正荣：李世民“跪而吮上乳”的心理分析》，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