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商队的运营与旅途生活

2023-08-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商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因素，由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以及为了克服旅途中所面临的危险，他们往往组成商队，由商队首领组织和领导，以商队的形式穿梭于丝绸之路上，在商人中，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扮演了重要角色。丝绸之路的运行方式主要是接力式的，商品中转站和聚散地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李瑞哲

自汉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商人在中国的踪迹屡见于史籍，可以说，追逐商业利益是商人东来西往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在回顾丝绸之路历史的时候，发现对于古代商队活动与运营的情况了解很少，商人是怎样实现他们的贸易的？商队将西方的商品贩易到长安、洛阳等地来换取中国的丝绸，期间运营的过程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近年来一些出土文书以及入华粟特人的石质葬具上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证据，张庆捷先生利用出土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对古代胡商做了详细的研究^[1]。荣新江教授对入华粟特人史君墓石质葬具上的商队图像做了分析研究^[2]。郑燕燕博士对高昌地区粟特商业运营活动，尤其是商队的旅途生活进行了研究^[3]。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商队在丝路上的运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商队在丝路上运营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应对措施进行分析研究。

一、胡商在丝路沿线建立贸易据点

从两汉时代起，中国的丝绢就已经成为丝路贸易的主要商品，这种轻质高利润的商品一开始就为丝路贸易注入了活力。商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因素，由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以及为了克服旅途中所面临的危险，他们往往组成商队，由商队首领组织和领导，以商队的形式穿梭于丝绸之路上，在商人中，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扮演了重要角色。商队在丝路上行走，有时也要在野外宿营，必须采取防范措施，雇佣护卫和保镖，并且与丝绸之路沿线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关系。

（一）丝路沿线商胡的重要贸易基地和商品集散中心

粟特商人大约在后汉时代已经开始了往来于中国的商业活动，到了5世纪的北魏时期，其在东方的商业活动进入了一个高潮。他们在商队行走线路以及贸易目的地设置聚落，并以此为据点进行贸易活动。到了唐代，这样的聚落分布于从中亚通往中国的途中，以及长安、洛阳和通往东北方面的河北道、河东道的驿道沿线的主要州属都市中。北朝时期，政府都是通过萨保（萨甫）来统治聚落中的粟特人，到了唐代，聚落中的粟特人已经完全成为唐朝的百姓，粟特人的聚落也被编入了州县乡里的体制中。粟特人在使用自己建立的聚落为据点组成的贸易网络时，还通过取得过所和公验这样的通行证，可以安全进行他们的远程商业活动。

从事长途贩运的商队，在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必须要依托于沿线的市镇以补给旅途所需的生活物品，这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沿线市镇的繁荣与发展。同时，政府部门也常常于这些地点设立相应机构，以管理商业贸易中的出入境、征收商税等事项，古代高昌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粟特人选择大城市，是因为在3—7世纪复杂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他们一直选择大城市进行商业活动；而小城市的粟特人聚落，虽然也和粟特商人有联系，但极有可能是目标的不同所致。当时黄河冲积平原是唐朝控制的最主要的丝绸生产地：商人们当然希望能离生产中心近一些，以绕过中原王朝首都的中间商。

承担着商品流通任务的客商们的活动，在唐代以前就已经相当活跃，进入唐代以后，则进入了更为蓬勃发展的时期。京都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称得上是当时最大的消费都市，其巨大的消费需求，吸引着众多的物资经客商之手而流向这里，而到达长安必须经过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诸绿洲王国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城市。

丝绸之路的运行方式主要是接力式的，商品中转站和聚散地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丝绸之路，我们一般认为东起长安，西到地中海沿岸，但是，就其运行方式，就其货物运行的起点和商人的活动距离来说，很少有从长安将货物一直运往地中海沿岸，而主要是接力式的、邮传式的运行，它主要靠几个中转集散地，推动整个丝绸之路的商品运转。丝路上的接力点或几个中转集散地并非完全固定不变，它主要是通过地理的、交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各种因素，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在不同时代也是有变化的。大体说来，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中亚、印度、波斯是丝绸之路商品运行的几个重要接力点和集散地。

绿洲地带的城镇历来是丝绸之路的重镇，这些城市不仅是交通要道，而且都建有规模不等的交易市场。从中原贩运货物而来的汉商、胡商和从中亚、西域各地各国来的商人往往聚集在各个市场上进行买卖交易。

（二）丝路沿线的绿洲城市是重要的贸易转运站

古代丝路沿线的绿洲城市一直是商队进行贸易的重要商品贸易中心，粟特商人经过在撒马尔罕本土与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城市以及河西走廊建立联系，然后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他们的活动不断深入，于是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商品转运站，并以这些转运站为基点，逐渐形成商贸集散地，最终形成粟特人聚落。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还建立了商业基地，甚至有自己的武装。这些聚落的主要功能，也为过往粟特商人活动提供必要的服务。

在丝路上诸多接力点、中转站中，波斯起着特别大的作用，它凭借其地理位置适中，从中国运往地中海沿岸的丝绸货物，无论经南路、北路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优势，所以长期占据丝路接力点、中转站的地位。公元前2世纪的安息，为了保持这个地位，曾与“罗马帝国之间为争夺东方（印度、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等）之间的通商路线时常打仗，互有胜负，历数世纪之久。正因为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主要是接力式，中转站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希腊、罗马人主要是从中转站的商人手中间接换取丝绸货物，所以一直到公元3世纪时，欧洲人只知其所推崇。

中亚地区的康居、粟特、大夏等地也长期是丝路上的重要接力点和中转站，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实际上都只到达中亚。十六国时，曾有大量粟特商人来河西贩运中国商品，因政治动乱和战乱，逗留于丝路沿线重镇。北魏统一武威后，俘获了大量的粟特人，其中就有很多胡商。后来，粟特国王派专人前来赎取。至隋唐时期，中亚九姓胡大量入居中原，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和精通汉文化的中亚人。特别是粟特人，成为丝路最有实力的商人。

今新疆和甘肃河西地区是丝路中国境内最重要的接力点和中转站，但新疆和河西哪个城市具体承担此项使命，却随时代及当时各地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有所不同，特别是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阗（今和田）等地以及河西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丝路沿线绿洲王国的中心城市，在不同时代，都曾发挥过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的作用。

沿路各主要国家的经营是丝路得以运行的保障，丝绸之路长达上万千米，沿途地形复杂，经过戈壁、沙漠、雪山、大河，气候严寒，人烟稀少，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营和保障，是绝对不可能长期通行的。但是，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和保障，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沿途各国政府自觉协议、统一行动的结果，而完全是自发的，是通过沿途各国从自身需要出发，从满足自己国家政治、经济需要出发，而采取的一种国内外政治经济行动，但它实际上为丝绸之路的通行创造了条件。在经营丝绸之路方面，首要的是交通设施，在古代的条件下，一是道路，一是环境。丝路上的道路和驿站，是与各国政治统一有密切关系的，而且交通线路也是随着一个地区的政治统一而一段一段开通的。在驿道上设有军事岗哨，保证行人和商队的安全，并办理驿站的邮递。唐代波斯发达的公路交通和驿站体系，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开通，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粟特人的商业活动首先来自于粟特人生活地域的特殊性：地处中西交通要冲，这个位置优势使得他们能够直接占有更多的商机。另外，粟特人的居民点虽然大都处于富饶的绿洲，但是绿洲外围是大沙漠，这个自然条件容易制约他们的发展机会，如果要想求得更大发展，就必须开拓更大的经济通商空间^[4]。

西域是粟特人来中原的必经之路，这里留下了很多粟特人活动的足迹。学者根据对新疆塔里木周边地区以及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安息语、中古波斯语、于阗语、粟特语以及少量的巴克特里亚语等古写本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自公元3世纪开始，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于阗（和田）、楼兰、疏勒（喀什）、龟兹（库车）、焉耆等地就相继建立了一些聚落。楼兰出土的一件汉文木简上，记有“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一万石钱二百”粟特人的帐目。足见早在前凉时期楼兰地区已经有粟特人居住了，从一万石的数量来看，当地的粟特人应当不在少数^[5]。

借助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粟特商人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转运商。对出土的古信札的研究表明，公元3至4世纪粟特人具有较为发达的城邦生活，在这个生活中，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粟特社会的基本人群，从这种社会结构基本组成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粟特城邦的重商倾向，说明当时的粟特王室重视对外商业贸易，王室贵族亲自出资、组织大型商队，招募有经验的商人加入王室和贵族商队。

粟特商人经过在撒马儿罕本土与中国河西走廊建立联系，然后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他们的活动不断深入，于是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商品转运站，并以这些转运站为基点，逐渐形成商贸集散地，最终形成粟特人聚落。这些粟特聚落为粟特人展开贸易活动提供信息、储藏准备运走的货物，许多商队就直接从这些粟特聚落里开始自己的长途贩运活动。在中原地区，粟特商人主要购买成匹成捆的丝绸、香料、纸张等贵重商品，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转手卖给波斯人、罗马人、印度人以及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在吐鲁番所发现的一件粟特文地名录（T．iiD．94）中，也记载了9至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条商路自西而东为拂菻、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朅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最终到达薄骨律。薄骨律即是宁夏灵武，为唐代朔方节度使府^[6]。地名录清楚地记录了粟特商人的经商路线，为研究商队在丝路沿线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对商队而言，从东罗马控制的帕尔米拉经过西亚、波斯、索格底亚那再向东经过塔里木盆地进行贸易，而且沿着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前行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塔里木盆地被北边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以及西部的兴都库什山环绕着，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游牧民族的侵入，同时沿线绿洲城市又能为商旅提供必要的供给和休息。

二、商队路途面临的危险

胡商面临自然恶劣环境条件和强盗袭击两方面的威胁，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商队。由于“兴生胡”与生俱来的“兴生贩货，无所不至”的特性。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沙漠、高山、河流等自然环境的阻隔，有时还会遇到贼寇的突袭。为了获得中国的丝绸，商队要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缘，进入河西走廊到达中原，实际上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的经营，除了受到丝路沿线自然环境的影响，还要受到中国政局的影响，关于受到中国政局的影响情况在粟特文2号古信札中有真实的反映。许多外国商人死于饥荒，“他们已无利可图”^[7]，反映了公元4世纪初中原动乱对入华胡商在商业活动方面的影响。

《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四记载崔融上疏说：“边徼之地，寇贼为邻，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兴胡之旅，就是由商胡组合在一起的商队，因为要面对“边徼”的风险和“寇贼”的威胁，商胡只有结伴而行，才能保证旅途的安全，而任何脱离“商队”的单独行动，都会招来危险。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求法，曾在新疆焉耆目睹过一场惨剧：“山西又逢群贼，众与物而去。遂至王城所处川崖而宿。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深伤叹焉。”^[10]玄奘法师在朅盘陀国时记载：“东北行五日，逢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而死。贼过后，与商人渐进东下，冒寒履崄，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铩国。”^[11]入唐新罗僧慧超《往天竺国传》记犍陀罗国“向南为道路险恶，多足劫贼”；在记录识匿国（Sikni）（即现今帕米尔高原上的锡格南sighnan）时说：“彼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着也”^[12]由此可见，抢劫是在国王的命令下进行的，并且抢劫的丝织品的数量很大。商人们只有结成商队，依靠联合的力量，才可能长途跋涉，在丝路沿线各绿洲城市之间兴生求利。

敦煌隋代第420窟东披顶部绘制一幅“商人遇盗图”^[13]，出自《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画面以连环画形式从左至右展开。属于唐代开凿的第45窟，也绘有一幅“商人遇盗图”^[14]。第45窟画面人物皆为深目高鼻、卷发浓须、身穿长衫，远处有山峦。从画面上看，商队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毛驴。

1959年5月，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以西的一个山崖缝隙间发现947枚波斯萨珊银币、16根金条，可能是商人遇到强盗时紧急掩埋的^[15]。埋藏时间可能在公元7—8世纪，当时大食进攻中亚，攻灭萨珊王朝，致使大批粟特人和波斯人向东迁徙，乌恰在塔里木盆地南缘通往费尔干纳盆地的丝路沿线上，推测这一地区应该是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1999年7—9月，青海都兰三号墓发现两件写有墨迹的织物，其中编号99DRNM3：16的是一件罕见的与市场商贸活动有密切关系的道符。道符上的“市”字可能是指中原与吐蕃之间茶马皮货贸易的“交市”“互市”之市。^[16]这个“市”的字体写得比较大，居于中央位置，两侧各有三个日形护持，系诸符文中最为醒目者，明显地体现出其为诸神的佑护对象。这一发现反映了古代人们知道商业贸易这种活动带有一定风险，可能面临着疾病的困扰，因此往往求助于宗教的力量，即将希望寄托在精神方面，以求平安。

亨利·裕尔（Henri Yule）在其《东域纪程录丛》中记载了东罗马帝国派往突厥的使团在行进途中差一点受到波斯人的伏击^[17]。使团成员蔡马库斯（Zemarchus）采用迷惑波斯人计谋，顺利返回拜占庭，完成了出使突厥的使命。

沿途强盗的出没，严重威胁着商侣的安全。《汉书》卷九六《罽宾传》记载“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刀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18]。《宋书》卷九五记载南朝宋时，粟特“大明中遣使献生狮子、火浣布、汗血马，道中遇寇，失之”^[19]。从汉代开始，丝路上的强盗就很猖獗，即使人数众多的使团，也常遭抢劫。

官兵为盗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20]，《周书》卷五十与《北史》卷九六记载了吐谷浑派往北齐的使团在返回时遇到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觇的伏击，劫获了大量的胡商与财物，“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21]。北周伏击吐谷浑派往北齐的使团，这里主要含有较多的政治因素。《魏书·元暹传》记载任凉州刺史时，“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富，诈一台符，讹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牲口，悉没自入。”^[22]可见，当地的高级官员，利用自身所处的优势地位，参与了抢劫胡商及富豪的行动。

《朝野佥载》卷三记载：“定州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破贫。及如故，即复盛。”^[23]何名远利用官驿的便利条件“起店停商”，专门袭击胡商而成“大富”，说明胡商经商的危险性。

《太平广记》“张守珪”条记载：“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绵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24]张守珪将本来是袈裟的僧衣误认为丝路重要商品“罗绵等物”，使士兵抢劫僧人团队。

唐代的诗歌中，诗人王建《羽林行》对官兵为盗贼现象的描写：“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25]长安恶少的坏是出了名的，他们敢于在酒楼下抢劫商人的财物后，马上又跑到酒楼上去狂欢醉饮。天亮他们下班后从皇宫里一出来，就分头藏入五陵一带的松柏中。终于有一天这伙人落网了，按法律规定他们多次杀人本该判处死刑，但皇帝却下赦书释放他们，还说他们有守城之功。当他们被赦的消息在长安城中得到证实，他们便立刻在乡吏簿籍中重新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姓名。

中原的政治形势对胡商的经商活动影响很大，粟特文2号古信札反映了公元3世纪初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粟特人受到匈奴攻入洛阳影响时的情况。洛阳城最后一位皇帝因为饥馑和火灾逃离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城市也遭到了毁灭，洛阳已不复存在，邺城也不复存在，许多印度人、粟特人都死于饥荒。“住在敦煌到金城（今兰州）的这些人，无论是谁——我们仅仅保住了性命，只要活着，而我们是没有家的，年事已高行将弃世的。如果我写信告诉你们中国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定会令人不胜伤悲，对你们来说，那里已无利可图了。”^[26]中原动乱甚至波及到了河西走廊一带的粟特商人，洛阳在历史上被攻陷的时间有公元190年、311年和535年，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信札中所描述的洛阳的情况应该是公元311年^[27]。由2号信札看出，中原的政局动乱对粟特商人的贸易活动影响很大。信中第二部分是那你槃陀向拨槎迦汇报那斯延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擅自离开敦煌并且死亡的情况，认为这是对他不当行为的惩罚^[28]。一个商队中，商人的行动必须按照商队首领的经商计划行事，个人行为将会导致致命的后果。粟特文古信札也向我们透露出在中国的粟特商队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与遥远的撒马尔罕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三、商队在路途中休息与露营

粟特人的经商活动，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往往组成商队，结伴而行，并推举出一位商队首领，即萨保。

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是伊朗——印度语（Irano－Indian）混合的称号s’rt p’w或srtp’w‘商队首领（caravaneer）’，该词也见于突厥语中，其后缀很明显是伊朗语，但可能并非粟特语，因为在其他粟特语词汇中用的是该后缀的不同形式。正如目前众所周知的是，该单词即为汉语“萨保”或“萨宝”（早期中古音sat－paw，晚期中古音sat－puaw）的原词，它是管理在中国的伊朗语族聚落事务的官员的头衔。最有名的一些萨保的墓葬就是在西安发现的：比如同州萨保安伽、凉州（姑臧）萨保史君（Wirkak），两人都是卒于579年（大象元年）。就史君墓来说，其中发现的汉语、粟特语双语铭文对于确定汉语的“萨保”即为粟特语的s＇rtp＇w提供了重要证据。”^[29]汉语的萨宝或萨保受到粟特文的影响，即来自粟特文s＇rtp＇w。

吉田丰在粟特文第5封古信札中找到的s’rtp’w，即汉文史料中的萨保，是“队商首领”的意思。史君墓粟特文铭文第6行，释读为“他从皇帝那里［得到？］凉州萨保（s’rtp’w）的［称号？］”。srtp’w在第10、12行也有，吉田丰认为是s’rtp’w，后者见古信札第5号，这种拼写似乎是一种补充缩写形式^[30]。同时在汉文铭文第1、6、11、12行四次出现萨保，表明汉文萨保译音应来自粟特文s’rtp’w。萨保汉文音译的语源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粟特文s’rtp’w的语源问题仍有待研究^[31]。佛教经典中出现“萨薄”一词，与中亚以及中原地区的萨宝都与经商活动有关。佛经中的“萨薄”是出海经商的商队组织者或首领，“萨薄”这一称呼后来附会到佛陀身上。认为无论是在北朝、隋唐时期实际担任萨保或萨保府官职的个人本身，抑或唐人墓志中所记载的曾任萨保的其曾祖、祖、父，绝大多数是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作为例外的翟姓，可能是高车人，也可能是粟特人；目前尚不知鱼国（鱼弘墓的检校萨宝出自鱼国）所在，但应为中亚或中亚北部的国家；焉耆是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所有萨保的出身，没有一个与印度有关，并且在古代文献中，萨保与萨薄是严格区分的。因此，不应在梵文中追寻萨保的原语，众多的粟特人担任萨保一职，更能说明萨保应当来自粟特文的s’rtp’w。^[32]荣新江先生反对将萨薄与萨宝等同起来，认为两者从来没有出现过混用的现象。从萨薄与萨宝这两个名称来看，虽然梵文中的sārthavāha与商队的聚落首领之间关系不是很密切，而从“萨保”在汉文史料中来看，是以粟特胡人为主的聚落大首领，来管理其内部的政教事务。但也应该看到萨宝与佛教的传播以及佛教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

“兴胡”在旅途中常遭抢劫，面对种种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威胁，商胡只有结伴而行，才能保证旅途的安全。当商队达到一处丝路沿线的绿洲城市后，会住在驿馆里，当地官方也会提供方便。据敦煌文书P．2005号《沙洲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西北有一个“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33]沿途补充水，对于商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湖泊的名称“兴胡泊”来看，因为有泉水，可为商队补充水分，还可休息，该地应该是古代商胡往返必经之地。商队时常要在野外休整或者露宿。Miho、益都图像上骆驼背负的大型包裹，里面可能就是用于露宿的毡帐^[34]。他们对于休息或露营的地方是有选择的。

从公元4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中叶，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商业民族，一方面要得到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保护；另一方面要求得中国中央和地方官府对他们进行贸易的认可，即发给过所^[35]。绿洲城镇特别重要，它们能够帮助商队顺利地穿过沙漠，这些绿洲城镇可以为商旅提供补给，使商人、牲畜恢复体力，因而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在沿线绿洲城市，他们会入住驿馆、客馆，当地官府会保护他们的安全，到市场进行交易也更为便利。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商队一般是沿着沙漠的边缘或者沿着山边行走，而沿着山边行走，这样会更容易找到水源，很少有商队直接穿过大沙漠。从陆路丝绸之路沿途的遗址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商队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到敦煌后，分为两道，南道与北道都是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行走的。

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第5幅为“野宴商旅图”，画幅高63厘米、宽29．7厘米。依内容可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雕刻野宴图，下半部刻绘商旅图^[36]。商旅图画面中央立三人。左侧者剪发，身着橘红色长袍，双手持一瓶，抬头右视。中间者身着褐色紧身长袍，后背中央及下摆为红色，脚蹬黑色长靴，右肩背一白色口袋。右侧者剪发，身着红色衣，衣袖黑色，腰间束白布，上勒三道黑带，脚蹬黑色长靴。后两人皆背身而立。三人下方两头毛驴背驮黑色口袋左右奔走，左侧有繁茂的树，树下静卧两只羊，右侧骆驼背负重物卧地休息。

史君墓石屏风N1高0．83米，宽0．25米，画面内容反映的是商队野外露宿和贸易的场景，可分为上下两部分^[37]。画面上部中心位置为一帐篷，门帘上卷，帘上栖有两只小鸟。帐篷内盘腿坐一男子，头戴宝冠，着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握一长杯，左手置于腿上，脚穿长靴。帐篷外树木茂盛，空中有飞翔的两只大雁。帐篷前靠右侧铺设有一椭圆形毯子，上面跪坐一位头戴毡帽的长者，着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带下悬挂腰刀，右手握长杯，左手微前曲，两人对坐，作饮酒状。帐篷两侧有3位侍者，左侧两位，右侧一位。帐篷门前和椭圆形毯子之间卧有一犬，作回首状。帐篷的下方为4个男子率领的商队，有两匹骆驼、两匹马和一头驴，商队中间有两位男子正在交谈，两匹驮载货物的骆驼跪卧于地正在休息。

Miho美术馆收藏石棺床也有一幅商队休息图，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有两个披长发的突厥人坐在穹隆顶帐篷里，形象高大者可能是一位首领；另一人可能是这位首领的仆人，手中端盘，正在向首领端送食物。帐外有一大罐，有3位披肩长发的人，面向帐篷之门席地而坐；另有两人也是披肩长发，站立，马背上的驮物都被卸下。下部分为狩猎图，有两人正在猎杀奔跑的动物，外侧一人短发，似为粟特人；内侧一人披肩长发，应为突厥人^[3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穹隆顶帐篷与安伽墓、史君墓在形制上十分相似。

将商队行进中的场面与狩猎场面放在一起，表现了狩猎与经商是粟特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狩猎能够保持其传统的勇敢、尚武精神，使他们能世代保持其民族特质，而经商是其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所以说，狩猎与经商活动是粟特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反映。

炎热的天气使商队不得不在途中的某一地方进行躲避，法国学者在论述埃及和红海之间的商路及其商贸联系时，举出商队在瓦笛·梅尼白天歇息时刻在背阴处的铭文，因为那里有能遮阳的岩石，其中明确记载商队经过的文字记录有两次，时间为公元前2年及公元6年^[39]。

有一定规模的商队，他们不得不解决一个时刻面临的重大问题，即往来城镇之间的日常驻留问题。商队除了住宿驿站外，经常也在野外露宿，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商队通常使用帐篷宿营，危险性随之增加了。

四、商队的武装力量——雇用向导和护卫

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夫人（Luce Boulnois）认为：“每支商队的骆驼数目多寡不等，有50头、100头、甚至多达1000头。商人总喜欢结队而行，这是因为在遇到劫贼的情况下增强抵抗力量。最富有的人养一些弓弩手作为私人保镖，稍穷一点的就出一点钱求助于前者的保护。丝绸驮子特别沉重，而首饰、乳香和香料驮子虽然较轻，却特别贵重，西域胡族居民对此总是垂涎欲滴。”^[40]驿站也为商队提供给养，一般地，只有在受到中原王朝管辖与统治的地区才设驿站。对于商队来说，他们也可能分段雇佣向导，或者全程就雇佣一个向导，如果是一个向导，这个向导与商队会存在一种长期的雇佣关系。就护卫来说，商队除了有自己的常备护卫外，再根据路途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另外再雇佣临时护卫，这种临时护卫除了在当地雇佣外，可能还会由统治这一地区并与商队结成同盟关系的少数民族首领指派。商队中骑马者，要么是这个商队的首领，要么就是护卫，因为马驮不了很多东西，但是马的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合担任侦察或在前探路等重要任务。

西安出土的史君墓商队行进图中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骑马护卫腿部挂有“胡禄（箭囊）”，明显是护卫。在商队的最前面是两个骑马的男子，其中一位腰上悬挂着箭袋。两匹马后面是两头驮载货物的骆驼，骆驼后面有一头戴船形帽骑在马上的男子，右臂弯曲上举，右手握“千里眼”正在瞭望^[41]，应该是护卫中的首领，看其居于商队的中间位置，起着调度或分配任务的职责，从他骑在马上用“千里眼”观望前方的动作，推测这一段路程比较危险，常有强盗出没。另外，从图像中人物的形象看，商队的成员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子，除了旅途的艰难不适合年长者外，安全因素是首先要考虑的。

虽然会雇佣一些武装人员在途中进行保卫，但有时仍然会遇到危险情况。德国学者克林凯特认为：“为了防御这种强盗，最好是和武装的商队结伴同行。旅客可以租用驮畜，也可以雇佣向导，他把旅队领到某个地点，在那里又有熟悉下一段旅途的向导可以雇佣。付钱的方式可以是铸币，或者如果是在丝路东段，也可以用规模统一的丝束或布匹，因此一路上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这类物品。”^[42]到了唐代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于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控制整个西域、中亚地区后并在中亚设置羁縻府州。丝路沿线设置馆驿，交通安全畅通，粟特商队可以不必再组成大的商队，短途接力贸易更为有利，商队已没有必要进行长途贸易，小型商队则显得更加方便灵活。

关于商队在野外宿营时采取的防御措施，有“处位中营，四面环护”的记述^[43]，说明商队在野外宿营时，采取“团营”形式。商队需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处理旅途中的日常事务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玄奘曾被一支五百人的商队推为商主，可知商主一般由威信较高的人担任，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宋高僧传》卷三《悟空传》中记载悟空回国时在者见火罗国也提到了商队的商主^[44]。

商人采取结队贩运的方式，是由当时的交通状况及社会状况所决定的。丝路沿线自然条件相当恶劣，沿途强盗出没，严重威胁着商旅的安全。商人们只有结成商队，依靠团体的力量，才可能克服长途跋涉，完成兴生求利的任务。中世纪阿拉伯、欧洲商队都配有自带武器的专职保镖。唐代被商人雇佣运输货物、驱赶驮马的“作人”又称作“赶脚”“脚夫”，他们是商业活动中的主要劳动力^[45]，从吐鲁番过所文书可知，往来西域沙碛长途贩运的行客，必须雇佣当地认路而又强壮的作人赶脚。

五、携带野外露宿必需品与旅途必备的食物

北朝隋唐骆驼载物俑，其中很多骆驼背上负载的物品，被人们广泛定名为“货架”“物架”“鞍架”“货板”“挡板”的多层木排条，其实就是“穹庐”“毡帐”支撑架子，长期以来被人们误以为是货物架、鞍架、托板等。也有人称为网状编壁，蒙古语叫“哈那”，张设时从驼背卸下置于地面，移动时驾于驼背两边驭驮物品之下。

从骆驼携带的毡架来看，穹庐、毡帐具有制作简单、容易拆卸、便于搬运的优点。上路时，拆卸的毡帐多用牲畜驮运。而骆驼上的穹庐、毡帐很短时间就能搭盖起来，看起来外形很小，毡帐底座一般直径为2米到3米不等，不会占地太大。但帐内使用面积却很大，冬暖夏凉，抵挡风吹雨打，很适合于经常放牧的游牧民居住和商道丝路上胡客携带使用。

（一）商队野外露宿所使用的“穹庐”“毡帐”

穹庐、毡帐多为移动式，构造既简单又科学，从后世留传的毡帐架子看，它由上下两部分构成，通常高约2．5米，直径约4米；由若干细木杆编制的网状圆形转壁与顶部，用厚羊毛毡覆盖，再用牛毛绳从四面绑缚；顶部有天窗，直径约1米，上面多雕刻美丽的花纹，能通烟气，采阳光。不过，除了官府运输驼队和军队所用毡帐，北朝隋唐以来草原丝路上商队骆驼所载的“穹庐”“毡帐”一般不会太大，因为一般双峰骆驼驮载为250千克左右的东西，主要是运载商队货物，不会携带过于庞大的毡庐。仅从字面上看，“穹”指中间隆起四周下垂的空间，“庐”指搭建在原野上的棚舍，都是比较简陋的^[46]。

从近年来出土北朝隋唐的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壁画、浮雕看，都有“穹庐”“毡帐”出现在画面中。在1999年发掘的虞弘墓中，椁壁浮雕第五幅中心区，呈现一大庐帐后半部，庐帐中间高，两面幔布呈低坡斜下拉开，通过剖面雕绘法表现了庐帐外形和帐内场地。这种帐庐是整个画面的中心，实际已被装饰成帐幔式活动大厅，有利于众多胡人跳舞演出和举行宴会^[47]。在2000年发掘的安伽墓中，围屏石榻图案里共雕刻了五例帐篷，其中三例为圆形穹庐，两例为方形庐帐。圆形穹庐周壁呈弧形，装饰虎皮纹，门宽大，顶部绘花叶并贴金，显然是毡包临时帷幔支撑状态，便于拆卸搬运^[48]。从整个围屏画面来看，其中不仅表现了粟特人与突厥人相会酒宴娱乐的场景，而且正面屏风第五幅商旅图骆驼毛驴负物休息时，支撑穹庐顶虎皮毡帐野宴场景非常明确，毡帐内还有帷幔，地面铺有红黑花地毯，这应该是我们了解胡人商队骆驼背负穹庐毡帐的最好途径。

在2003年发掘的史君墓中，石椁北壁反映的商队野外露宿和贸易场景中，中心位置为一穹庐毡帐，并有门帘上卷，毡帐内仅坐一盘腿商队首领，手握长杯，与帐外一位跪坐圆毯上头戴毡帽的长者相对饮酒，毡帐门前卧一回首犬。毡帐下方商队中有四个男子在交谈，其中一位肩上搭有货物，两匹驮载货物的骆驼正在卧跪休息^[49]。这些带有粟特风格的墓葬壁画浮雕在中原地区流行了很长时间，入华的画家、雕刻匠应该有着现实生活的“粉本”，使他们在表现穹庐毡帐的场景上突出了毡帐的重要位置。日本滋贺县弥贺美术馆（Miho Museum）藏北朝屏风画像石“粟特与突厥盟誓图”（G板）大穹庐、“萨保夫妻宴饮图”（E板）穹庐帷帐、突厥人野地休息图（C板）小穹庐等，都表现了穹庐毡帐的核心位置，胡人与突厥人的骆驼载货出行活动正是与这些穹庐密切相关。

毡帐的最大优点是拆装容易，搬迁简便。架设时将支架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支架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所以受到商队喜爱也是很自然的事。按照传统习惯，商道丝路上驼帮商队的作息时间，通常是根据从穹庐毡帐露天窗口射进来阳光的影子来判断确定。毡帐上支撑的几十根柳木椽子中，每两个椽子之间形成的角度为六度，恰好与现代钟表的时间刻度表完全符合。这不仅说明在生活实践中掌握了几何学原理的制毡手工业者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说明这些能工巧匠已将天文学应用于生活实际中。

商队首先选择适宜宿营的地方，夏天多在水草肥美的地方搭建毡账；冬天多在山坡避风处或其他低洼地搭建毡帐。为防止雨雪的浸泡，按照“春洼、夏岗、秋平、冬阳”的规律配装毡帐，就像白居易说的那样“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

骆驼载物经常有香料、黑檀木、象牙等大件物品露出驼背外，但绝不是靠所谓的货架来支撑，即使丝绸绢帛皮毛等货物，也应有固定的包装。水壶、干肉、野兔等等直接挂于驼背两旁，而不装进防风防沙的背囊的原因，大概雕塑工匠为了显露出骆驼运载的状况，有意将纺织品等物品放在驼背两侧，“生丝”那也应该装人皮囊布袋中，不会挂在外面任风吹日晒、雨淋霜打。有的骆驼背上可能是生丝，一般较粗；而摆放在外较细的可能是牛毛绳或鬃毛绳，用于固定“穹庐”帐篷四边。

“突厥帐”，这种称霸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的起居之所，构成漠北独特的人文景观：“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50]。蔡鸿生先生认为这是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大异其趣的标志，充分反映出蕃、汉之间的差异^[51]。毡作为搭建帐篷的重要材料，是游牧民族用动物粗毛经湿热挤压缩成的块片状垫衬材料，是汉代以来匈奴、突厥等民族所掌握的手工工艺，因此毡帐往往是匈奴、突厥的代称。

由于骆驼分为官府和私人，所以饲养不同，携带穹庐、毡帐也有所不同，私人携带东西比较齐全，牵驼人一路风餐露宿，住帐篷过关口，翻大山宿野外，都离不开帐篷。骆驼商队一般应该结成驼帮，便于互相照顾，如果大的驼队还应有“知驼官”负责骆驼的生死医疗。驼队分有官府的和私营的，它们的骆驼来源是不一样的，据敦煌文书《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反映，当时沙州官府养驼、用驼都有规定，骆驼与牛马一样不允许私自宰杀。

对商队来说，往来于城镇之间的日常住宿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语言学角度看，粟特语中唯一可与商队客栈对应的概念“客栈”“旅馆”，是从汉语中借来的（tym源自中文“店”）^[52]。“商队客栈”一词还从粟特传到了波斯。不过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商队通常使用帐篷。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献和吐鲁番文书都说明，客馆（驿站）是官办的机构，是用来接待公务在身往来客使的，胡商或是其他蕃汉客商等人员不在其接待范围内，没有资格享受官府的招待。所以胡商等必须自备帐篷住宿，或是寻找其他民房休整。尤其是他们进入唐境以后前往京城的旅途中，按照唐朝规定还不许随便与官民私自相接触，这就愈发迫使胡商只能自我安置，帐篷成了不可或缺的物品。穹庐、毡帐一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或者半游牧民族最常见的居住形式。至少从匈奴开始，简单的穹庐毡帐就被广泛使用。

隋代薛道衡用“毛裘易罗绮，毡帐代帷屏”的乐府诗句感叹北方民族居住特点。实际上，当时有相当多的游牧民族都以毡帐为基本生存必备品。尤其是毡帐便于搭拆、易于移动、造型别致为其特色，适合游牧民族草场转移时轻骨架配装式快速分合。山东青州傅家画像石上第一石“商旅驼运图”中的骆驼背上刻画的平行线条就是表现行旅所用的毡帐“木骨”。太原北齐娄睿墓墓道东西两壁壁画出行图中，胡人商队骆驼背上的平行圆木条更是清楚描绘为毡帐围壁支架。

唐乾陵章怀太子墓狩猎壁画图中奔跑骆驼背上也有表现毡帐支架的弯翘平行线。穹庐、毡帐作为流动性强的居住处，制作毡帐所用的毛毡应是游牧民族生产的特色物品。史载“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刻毡”本身就说明毡不仅是一种载体物质，而且可用于神像崇拜上。

西域一些半游牧半定居的民族中，毡帐也是一种重要的民居形式。城郭内外都有人居住穹庐毡帐。擅长经商的中亚粟特人在长途跋涉中，自然要利用可以折叠张合的毡帐，张设时就地安置，移动时畜驮车载均可^[53]。

毡帐作为游牧民族居室文化的典型代表，随着鲜卑和突厥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而逐渐传播，至唐时，不仅用于婚礼庆典、郊游饮宴，也见于日常生活，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流行风尚而被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广泛接受^[54]。具有移动特点的毡帐不仅与游牧民族有密切联系，也与商旅交通息息相关。同时，输送军用物资需要昼夜兼程，毡帐更是不可或缺的必备物品。一些武将或者蕃将墓中出土的骆驼载物俑，很可能与军事辎重队运送物资有关。

蒙古包的形成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其来源无疑深受匈奴、突厥等穹庐、毡帐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是频繁的，例如鲜卑人使用穹庐毡帐选择朝东方向张设，奚人常用车辆载毡帐，吐谷浑“户帐为屋”多为方形而不用圆形穹庐，吐蕃人“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汗秽，绝不栉沐”。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毡帐类型，大体与游牧生活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当地制作材料相适应，但是在便于流动性方面则是一致的。当然在搬运装载穹庐毡帐上分为畜驮、车载几种方式，北朝隋唐骆驼背上负载穹庐毡帐可说是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总之，不管是骆驼陶俑，或是壁画、画像石中出现驼背上负载的多层密集排列木条，都不是以前所说的载物货架。穹庐毡帐从写实到写意有一个抽象的变化，我们应该注意穹庐毡帐的写实性和象征性之间的区别，注意早期工匠的体察入微到后来创作的随心所欲，注意艺术夸张造型背后当是丝路商旅与骆驼背负帐庐的真实生活记录。

（二）沿途必备的食物

出土的骆驼俑背上驮着的除成捆的丝绸外，还有帐具、胡瓶、水囊、食品等沿途行走必需品，食品中的蔬菜应该是晒干的，商队在旅途的的食物，应该以长时间不易坏并可储藏的食物为主。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有2件胡商骑驼俑，骆驼昂首站立，双峰间驮有很大的包裹，看似一个很大的皮囊，双峰间还挂有皮囊，皮囊上均座一人，形象类似胡人，头戴圆毡帽，其中一胡商手中拿有一饼，呈边走边吃状，反映了胡商行进途中的辛苦。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俑具有特色，高25厘米、长22．5厘米，在一匹马上，坐着一位体型较胖的游牧民族人士，长发披肩，身穿圆领窄袖宽肥长袍，一手牵缰绳，一手在打口哨，表现了在茫茫戈壁上行走时寂寞的景象。另外，茹茹公主墓所出驼俑身负酒瓶、雁及兽腿；洛阳关林唐墓出土驼俑身系猪、鱼及瓶壶等；陕西郑仁泰出土驼俑则挂有山鸡、野兔和罐锅等。

交通运输工具骆驼、马、驴等所驮载的货物除了丝绸等之外，应该还有毡帐、水壶、野兔、大雁等，这些物品不是商品，而是胡商旅途的生活用品。至于旅途中携带大雁，更具有象征意义。一般来说，从漠北向南飞的大雁飞到湖南的衡阳就不再南飞，等到春天飞回。大雁在飞行时成群并且排列整齐，是典型的冬南夏北的候鸟，每年一度南北往返，很有规律。这与商队长途贩运有相似之处，象征商队在旅途平安，像大雁一样每年来回往返。大雁在飞行时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商队在旅途中不可缺少的。

除此之外，在西州这种胡人聚居甚至形成聚落的地方，胡商可投宿当地同胞家中，彼此言语相通、习俗相近，往来方便；在交通要道及重要关卡则可申请入住驿馆、客馆，安全便利；在穷乡僻野或荒山大漠，恐怕要临时支帐甚至以天地为铺盖^[55]。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及山东益都所出北齐石棺上，均刻有身负大型包裹的骆驼，包裹里可能就装有用于露宿的毡帐；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所出陶驼俑，身负木条组成的驮架，此驮架所用木条在夜晚时很可能被用来搭撑毡帐；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上的商队休息图，也表明商队时常要在野外休整或露宿，或者因为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粟特商人甚至逐渐总结出一套丰富的经验，比如对于露宿地点的选择和人事组织等。

胡地多饼，且饼美味易携带，久置干硬而不腐坏，浸汤水即可食用，确实适合胡商行旅。而高昌地区也颇多饼类，《唐质库帐历》中的“买饼小儿”当即专以售饼为业，想来途经西州的商人很可能会顺便买些饼食，以备旅途食用^[56]。胡商旅途中带的的饼子，当地人称为“馕”，是一种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的饼子。传入中国后，被称为“胡饼”，深受中国大众的喜爱。与饼相似、便携又不易变质的还有各种腌制、熏制、酱制食物，这在文书中亦有发现，如《重光三年（622）条列虎牙泛某等传供食帐二》提及“康将，市肉三节，自死肉十二节，面一斛五斗，供客胡十五人赏”，所谓“死肉”，即腌肉或咸肉，此“客胡”既非使节，则推测其为商人，与政府朝贡贸易故而受到赏赐。至于鱼、雁、山鸡、野兔及兽腿等，除非当时有某种特殊的保鲜方法，或者是行进途中所猎取。有时离家贸易一两年不返，四季变换自然要随时增减衣物，但一般认为胡商所携多是体小、量轻、价高之物，不可能有诸多衣衫靴帽等日用品，所以胡商有时难免要在经商之地临时购置。

结　语

商人采取结队贩运的方式，是由当时的交通状况及社会状况所决定的。粟特人经营的商品因具有高额利润，故而有很大风险。来自人为或自然的威胁时时存在，他们首先要克服山谷、沙漠、戈壁等险恶环境带来的困难，中古时期丝路路途中还时常会有盗贼出没，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商队结伴而行，雇佣保镖和护卫，所雇佣的向导一定对沿途交通地理条件都很熟悉。商队有时也在野外露宿，并采取防范措施，才能保证旅途的安全。

商队在旅途中有时露宿在野外，搭住帐篷，在达到下一个绿洲城市前，必须准备一些食物。商队有时会住在丝路沿线绿洲城市的旅店和驿馆中，到当地市场交易货物或者购买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在旅途中所需要的物品。丝路沿线的绿洲城市扮演了商队贸易中转站这一角色，这些处在丝路沿线交通要道上的中心城市会为过往商人提供补给，使商人、牲畜恢复体力，因而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在得到短暂的休整和在当地市场进行交易后，他们可以继续到达另外一个贸易点进行他们的交易活动。

（作者李瑞哲，西北大学艺术学院　西安710069）

【注释】

[1]张庆捷：北朝唐代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204页；《民族聚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科学出版社，第141—191页；《北朝入华外商及其贸易活动》，张庆捷、李书吉、李纲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6页。

[2]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第47—56页；收入《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17—234页。

[3]郑燕燕：论高昌地区粟特商业的运营》，《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22页。

[4]3世纪至8世纪时，索格特（索格底亚那）包括泽拉夫善河Zerafshan与卡什卡河Kashka Darya流域。“索格特”这个名字通常只指撒马尔罕附近地区——撒马尔罕索格特Samarkandian Sughd——但是有时它也扩大到索格底亚那语流行的整个地区，在7世纪包括它东北的地区（乌什鲁萨那、赭石——今塔什干和谢米列契西部）。索格特原来比南面和西面的邻国落后，但是在8世纪成了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且是整个河中地的领袖。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邻近的帝国。商人、传教士和雇佣兵等作为个人，活动极其活跃，渗透到很远的地方。因此政治上的孤立并没有导致文化上的孤立。B．I．马沙克、N．N．尼格马托夫《索格的亚那》，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195页。

[5]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页。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110页。

[6]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11页。

[7]［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8]〔东晋〕法显撰，张巺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6页。

[9]〔唐〕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9页。

[10]〔唐〕慧立、彦悰撰，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4—25页。

[11]〔唐〕慧立、彦悰撰，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18—119页。

[12]〔唐〕慧超撰、张毅笺注：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78、145页。

[13]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75。

[14]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133。

[15]李遇春：新疆乌恰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第483页。

[1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2页，图3。

[17]［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7—178页。

[1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第3886页。

[19]〔梁〕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7—2358页。

[20]沙武田：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图像——以敦煌画商人遇盗图为中心》，《丝绸之路与长安共同研究班发言稿》，第8—13页。

[21]〔唐〕令狐德棻撰：周书》卷五十《异域列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13页；〔唐〕李延寿撰：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187页。

[22]〔北齐〕魏收撰：魏书》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上《京兆王》，中华书局，1975年，第445页。

[23]〔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第75页。

[24]〔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三二九，中华书局，1961年，第2615—2616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7—98页。

[26]［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27]A．Stein，Serindia，Ⅱ，Oxford 1921，pp．671—677．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XⅡ，1948，pp．601—615．J．Harmatta，“Sir Aurel Stein and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Jubilee Volume of the Oriental Collection1951—1976，Budapest 1978，pp．73—88；idem．，“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 1979，pp．75—90；idem．，“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 1979，pp．153—165．Frants Grenet and N．Sim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Actes du symposium de Fribourg－en－Brisgan（22－24 Mai 1985）（Leuven，Belgium：E．Peeters，1987），pp．101—122．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86页注释1、2，第287页注释1、2、5。［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150页。

[28]［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第24页。

[29]［英］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著，毕波译：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十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30]［日］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33页。

[31]杨军凯：北周史君墓双语铭文及相关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第51—52页。

[32]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0—141页。

[3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页。

[34]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35]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第54页；《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233页。

[3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2、33页，图二九。

[3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29页，图五○。

[38]荣新江：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床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四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图7b。

[39]［法］博伦著，魏邀宇、吴旻译：经由埃及东部沙漠和红海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与东方诸国的商业联系》，《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陈星灿，米盖拉等主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中华书局，2006年，图10，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