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祀山川：秦人的文化研究

2023-08-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死，遂葬于霍太山。霍山是商周以来的名山之一，秦祖与名山发生关系的记载，以此为最早。秦人的山川祭祷，除了占梦、治病等意义外，求长生也是一个大的特色。秦人的山川祭祀，包括对其他神灵的祭祀，是随着疆域的扩大而变化的。众多的山川神灵，也是秦人多神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泰山、会稽两山比较特殊，在秦作为华东名山而被祭祀。以上为秦之东方五名山。秦代或继续祭祀，故列于此。

史党社

一、秦人山川祭祀综述

山川是人类心目中最早的地标，特别是崇高而神秘的高山，可以呼风唤雨、陟降神灵；大河则绵延千里，哺育万物。对山川的崇拜，可上溯至更早的史前阶段，进入文明社会后，这个传统仍得延续。例如商代甲骨文中有对洹水等周近河流的祭祀，还有“十山”“五山”等的综合祭祀，以祈年求雨、免除病患^[1]。西周也如此。《诗经·周颂·时迈》就是武王灭商以后，巡行各地并祭祀名山大川的乐歌，《礼记》所谓“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的记载，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虽然也有“祭不越望”之说，但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理论上自然是可以祭祀政治版图内的任何山川的。

秦人崇拜山川神灵，最早的当是商末秦祖飞廉的故事。《史记·秦本纪》记载：

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这个故事稍显神秘，但霍泰山即霍山的神性已经显示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的中“河岳”、侯马盟书中的“岳”，指的都是此山^[2]。西周中期秦别祖造父被封于赵城（今山西洪洞），也在此山附近。霍山是商周以来的名山之一，秦祖与名山发生关系的记载，以此为最早。商周时期，在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内，不同族群的社会发育程度并不相同，若以族群、政体为分割标志，不同地域的人祭祀不同的山川，故对于秦人来源的探索，霍山或许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秦人的山川祭祷，除了占梦、治病（如秦二世祠泾水）等意义外，求长生也是一个大的特色。例如《封禅书》载：“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李斯传》记李斯、赵高诈赐扶苏书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名山”自然指泰山之属，还有与其同地存在的八神之类，也是其求长生的祭祷对象。

除了上述实用意义，祠祷山川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意义，也是值得重视和发掘的，但我们不能把秦祭祀山川的含义全归于政治，而没有宗教的意义，宗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仅是政治借口。实际上，从有限的资料——例如诅楚文、祭祀华山玉册铭文以及传世文献来看，秦人对神灵是有相当程度的笃信与精神依赖的。这是秦人的山川崇拜、以至于整个神灵信仰的一大特点。

秦人的山川祭祀，包括对其他神灵的祭祀，是随着疆域的扩大而变化的。例如湫渊，可能来自于北方的义渠或匈奴，还有蜀之岷山、江水祠，是统一之前秦领土扩大的结果；齐地八神之类，则由统一而带来，因此对神灵的祭祀，还有表示疆域范围的意味和象征^[3]。

在统一后的秦神灵系统中，秦旧土神灵数量众多，这个现象与秦代政治格局是相符的^[4]；山川祭祀也是如此，表现出重西轻东的局面。《封禅书》记载华山以西即秦旧土名山七、名川四，而华山以东的六国旧地，则只有名山五而大川二。不仅如此，在祭祀礼仪方面，秦地的“四大冢鸿、岐、吴、岳”等，另“皆有尝禾”，即以新谷祭祀，表现得更为隆重。就是小山川如“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等，虽然皆非大川，但因为靠近秦都咸阳，所以“尽得比山川祠”，有官方的祠官加以祭祀，六国例如楚地那样“好巫鬼”也神灵众多的地区，大概更多的是由民间各自祭祀了。

众多的山川神灵，也是秦人多神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外族山川神灵（包括其他神灵）祭祀的延续，除了上文所说实用与政治的原因之外，也显示了秦人多神崇拜的文化传统，即随灵立祠，秦旧都邑雍（今陕西凤翔）和西垂（今甘肃礼县）立有众多的神祠，这在列国中是不多见的。

周振鹤、李零先生曾对秦汉祠祀做过综合研究^[5]，后者的学生田天继续了这个工作，其中都有山川祭祀的部分^[6]。李先生所列的山川祠祀，主要根据的是《汉书·地理志》，其中一些山，并非作为祭祀的对象，而是祭祀的地点而已（如“八神”中的天齐渊、阴主所在的三山、阳主所在的之罘、月主所在的莱山、日主所在的成山、四时主所在的琅琊山等），但考虑到古代山川被祭祀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山岳本身的灵异，有的则是神灵所在，故这类山川被列入，就是有理的。但另外有一些，也只是作为古代帝王传说的祭祀地而存在，恐怕历史上也没有真的被加以祭祀，如齐地传说的封禅地云云、亭亭、社首等山，所以本文并未列入。其中的泰山、会稽两山比较特殊，在秦作为华东名山而被祭祀。另外有一些，例如无锡历山，《地理志》注“春申君岁祠以牛”，想必秦时还有祠祀，故一并列入。

二、山神考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统一后整合祭祀对象，以华、崤为界述其分布。本节按《封禅书》及《地理志》，参考周振鹤、李零等先生的研究，先行辑考山川祭祀如下。下文水神一如之。秦汉祭祀地点变化不大，下列地名多属汉代，秦汉相因，秦时祭祀地点，亦当多同于汉。

自崤以东，《封禅书》记名山五，大川祠二。

太室山，祠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西北。

恒山。祠上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今河北阜平东北）^[7]。

泰山。祠博县（今山东泰安东南）。按泰山既是封禅祭天处，其山也作为名山受到祭祀。

会稽山。祠山阴（今浙江绍兴东南）。

湘山，祠益阳（今湖南益阳）北，地在今岳阳君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出巡：“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正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

以上为秦之东方五名山。

历山。地在无锡（今江苏无锡），并非名山，《汉书·地理志》自注：“春申君岁祠以牛，莽曰有锡。”秦代或继续祭祀，故列于此。

邹峄山。山在邹县（今山东邹县东南）北，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祠此山^[8]。

属于齐地“八神”所在的有以下诸种，多与山有关，都在今山东，来源当是东夷那样的族群，齐、秦、汉因之。

地主。祠博阳（今山东泰安）梁父山^[9]，李零认为在今山东新泰西前寺庄映佛山。按梁父山也是秦汉禅地之处。

阳主。祠腄县（今山东烟台）芝罘山，具体地点在今烟台芝罘岛老爷山南。1975年在此发现有二组八件玉器，各为一璧、一圭、二觿。另还有石雕坐像一尊，具有汉代特点。在最高峰老爷山顶和阳主庙前，还有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片和汉代板瓦。阳主庙修于何时已不可考，只存有元代元贞元年重修阳主庙的碑记。从出土玉器等来看，此处应是秦汉阳主祠所在^[10]。

阴主。祠曲成（今山东莱州东北）三山（参山）^[11]，李零认为在今莱州海岸北汕岛。

月主。祠黄县（今山东龙口）东南莱山。在莱山之上，“发现有战国至汉代的砖瓦建筑遗迹及遗物。莱山之上见有月主祠、莱君祠，古代有很多关于莱山祀月主的文献记载。”^[12]

日主。祠不夜（今山东荣成）^[13]，具体地点在今荣成东北成山角。1979、1982年在此地俗称“酒棚”的土堆上东西相距2．5米的距离内，分别发现有玉器两组：A组包括玉璧一、圭二、璜一；B组包括玉璧一、圭二。另在西北的庙西遗址，还发现有大量秦汉时期的砖瓦残片和“千秋万岁”瓦当；南侧还有灰烬、烧土块以及有其他包含物的烧土沟。有的学者根据玉器的形制和花纹推测B组玉器的年代稍早，大约在战国末到汉初，有可能是秦始皇祭祀日主的遗物；A组则稍晚，年代相当于西汉前期，或是汉武帝遗物。酒棚可能是祭日之坛，烧土沟应的焚烧祭品等的遗留^[14]。

四时主。祠琅邪县（胶南）琅邪台（今山东琅琊东南东海边）。

这些山在《封禅书》中并非名山，对其神灵也是“上过则祠，去则已”。但由于是八神所在，也就有了神性，属于被祭祀的对象，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第二次出巡，“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15]，八神所在的诸山，也应该位列其中，在时人心目中若非神山，是说不过去的。

另有以下东方诸山，秦时也得祭祀。

碣石山。《封禅书》：“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汉书》卷六《武帝纪》注：“文颖曰：‘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此石著海旁。’”碣石是古代名山，是著名的地理坐标，其祠大致在今河北昌黎—秦皇岛一带海边。

蒲山。今晋南中条山或其中某山^[16]。

岳山胥山。不知所在。

华山以西，包括有名山七，名川四，如下。

虎候山祠。《地理志》：“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在今陕西蓝田。此山非华西名山。

华山。华西名山，也长期是与东方例如晋、魏的边界地理标志。

二十世纪末，祭祀华山玉版被公布。其物共两件，内容基本相同，互相参照可以连读，说的是秦君駰病愈后还祷“华大山”事^[17]。大同太、泰，有尊、大的意思，如“泰山”“霍太山”之太，都是此意，秦称华山为华大山，是尊称而已，与齐人称泰山、晋人之称霍太山类似。玉版的年代，李学勤说“駰”即“驷”^[18]，乃作器者惠王之名（前377—前311）^[19]。按秦有其地才可祭祀其山神，根据《秦本纪》等文献，秦在春秋早期地已至于华山附近黄河拐弯处，但其后华山所在，在秦与晋、魏间反复，直到惠文王六年（前332）魏纳阴晋（今陕西华阴），阴晋才正式属于秦，秦更名阴晋为宁秦。华山地属宁秦，秦祭祀之，必在惠王六年之后。

薄山，即衰山、首山、雷首山，在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南）^[20]。其位置非在华西，《封禅书》叙述颇让人困惑，或许是古人方位感并不十分准确的缘故。

岳山。《尚书·禹贡》敦物（见下文《地理志》注），又称武功山，今称鳌山、西太白，在今眉县。此山海拔3476米，是青藏高原以东第二高峰（第一为太白山主峰，海拔3771米），向东绵延数十千米，与秦岭主峰太白山连成一梁。《周礼·职方氏》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尔雅·释山》“河西曰岳”，并指此山^[21]。有与吴山（旧称汧山）误为一山，《汉书·地理志》误作“垂山”，其在右扶风武功县下云“垂（岳）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县南（东）。斜水出衙领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领，至南郑入沔。有垂（岳）山、斜水、褒水祠三所。”祠当在今眉县。田天认为或是更东属周至的翠峰山，或是因为《地理志》有山在汉武功（今陕西眉县东）县东的记载^[22]。还有一种可能，鳌山既与太白山为一山，为秦岭主梁，则岳山也可能指的就是太白山。

岐山。祠美阳（今陕西岐山），主峰为今箭括岭，在岐山县北部。

吴山（吴岳）。在汧（今陕西陇县南），古文以为汧山为陇山支脉，在今陕西宝鸡陈仓区—千阳县，主峰在陈仓区（图1）。

图1：吴山（宝鸡市陈仓区）

鸿冢。在雍（今陕西凤翔），具体不知所在，疑在凤翔西北、北部山地。但既为“四大冢”之一，则为大山^[23]；其他三山也都高峻，鸿冢当如之，因此推测应是凤翔北比较高峻的现在称作千山的那座山，而非西北的灵山山地。此山与东侧美阳（今陕西岐山）的岐山为一道山梁，东西横于关中平原北侧。

按岳、岐、吴、鸿四山，《封禅书》号称“四大冢”，即四大山，笔者颇疑其来源当是周人而秦因之，“四大冢”当即前世西周、春秋时代的“四岳”，乃姬、姜两姓为主的周人所祭祀。从关中西部的周原远望，四大冢环列其周，十分显眼。姜姓崇拜四岳，有著名的姜氏之戎^[24]。

岷山。也称汶山、渎山，祠在湔氐道（今四川松潘西），来源当是西南夷。

三、水神考

崤以东，《封禅书》记载“名山五，大川祠二”。

济水祠。祠临邑（山东东阿）^[25]。

淮水祠。在平氏（河南桐柏西北）^[26]。

以上为秦代东方两名川。

天齐渊。为八神之一的天主祭祀地，在原临淄南（今山东淄博），具体在今临淄北牛山脚下，有人认为即太阳神^[27]。天齐渊虽非名川，但由于属“八神”所在，得到求长生的秦始皇的特别祭祀，地位也十分重要。

鸣泽。在汉涿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具体约在今涞水—涿鹿一带。《封禅书》之《索隐》引服虔说：“鸣泽，泽名，在涿郡遒县也。”按汉遒县即今涞水，又《正义》引《括地志》云：“鸣泽在幽州范阳县西十五里。”唐范阳即今涿县。故知鸣泽在涞水、涿鹿间。^[28]

华以西，《封禅书》记载“名山七，名川四”。

曲水祠。《晋书·束皙传》：“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祠。”按此祠或秦代犹存。按河曲在陇西郡，秦有陇西在昭王三十六年（前271），有陇西然后可至河曲，故曲水祠之立，当在此年后。

天子辟池。一说滈池，或说即镐水发源地，在今西安市长安区；一说旧周天子辟雍池。《索隐》：“顾氏以为璧池即滈池，所谓‘华阴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遗滈池君’，故曰璧池。今谓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酆，武王都滈，既立灵台，则亦有辟雍耳。张衡亦以辟池为雍。”在天子辟池所祭祀，为一水神是无疑的。

按以上二水非名川。

河水，《地理志》云祠临晋。按临晋有说为西周后期芮国内迁之地（汉代有芮乡乃其延续）^[29]，东周时代为大荔戎邑，名王城^[30]，战国初年厉共公十六年（前461）秦取之，更名临晋^[31]，临晋可能从此始为秦县。后秦简公六年（前409），可能被魏侵夺^[32]。至迟在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临晋复属秦^[33]，汉因之^[34]。临晋地在洛河之东、洛河入渭、渭水入河附近，靠近黄河，并且是洛河上的重要渡口——临晋渡所在，为关中东部交通干道的重要节点，东向正对为蒲阪，其间黄河上的渡口也称临晋关，后世称蒲津关，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除南侧之崤函、武关，北侧的夏阳渡（今陕西韩城附近）之外，这条路也是东出六国故地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故在此祠河，地点是恰当的。

2006年，法国高美斯先生捐献给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宜阳铜鼎，上面除了“宜阳”“咸”等秦文字外，另有汉代文字“临晋”及“临晋厨鼎一合容一斗四升盖重一斤十四两下重十斤八两并重十二斤六两名（横刻）”，由铭文可知汉代此鼎为成套的，为临晋县官物，以供厨用。以河水祠在临晋，此鼎为汉代临晋祭河所用，是非常可能的（图2）。汉河水祠因秦而来，秦之河水祠也当在此，具体地点在今陕西大荔县^[35]。

图2：秦陵博物院藏临晋厨鼎

沔水（汉水），祠汉中（今陕西南郑）。

朝那湫。祠朝那（今宁夏固原平东南彭阳古城一带），所祭祀为湫渊水神。湫渊为一山中湖泊，今称东海子。《封禅书》之《集解》引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唐时地震致使东南角溃泻，水面减小。北宋英宗治平（1064—1067）于朝那湫得大沉厥湫文，为秦惠王十三年祭湫渊水神之文^[36]，现湖东还有宋祭祀台等遗迹（图3）。湫渊水神祭祀，可能来自乌氏等北方族群，不必是中原的传统神灵。

图3：朝那湫（固原东海子）

江水。即今岷江，祠蜀（今四川成都）。

以上为秦代华西四名川。

亚驼。为秦《诅楚文》三神之一，也曾是重要的水神，其说有异，下文加以考证。

秦《诅楚文》石刻共三种，文字大致相同，都说的是秦王使宗祝诅咒楚王而求战胜楚师的文章，所求之神不同而已。三石刻在北宋分别发现于三个不同的地方。祀巫咸文，嘉祐（1056—1063）出于凤翔开元寺。祀朝那文，治平（1064—1067）中得之朝那湫旁。祀亚驼文大致在大观（1107—1110）之前，出土于要册湫。对《诅楚文》的出土和流传情况，陈昭容教授之著作述之甚详^[37]。文中所述战事，为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楚举全国之力攻秦之事，危急之下秦求之于境内大神，也是战前动员。在国家危机关头乞求神灵保佑，是极为普遍的。如《周礼·大宗伯》所记：“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作文以诅楚，是仪式的一个环节，即以文字告神，文中说为“著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另外还有斋戒、用牲等仪节。文字刻在石头上，由宗祝告神（“布檄”），诅楚以求“克剂楚师”即战胜楚军。其用法当或埋石于地（巫咸文）、或沉于水（大沉厥湫、亚驼文）。

三神分别是巫咸、大沉厥湫和亚驼，后二者乃秦之水神。

朝那湫，如上文所说，所祭对象为湫渊水神，学界基本无异议。

亚驼，即今之滹沱，文献中又写作虖沱^[38]、呼沲^[39]、虖池^[40]、呼池^[41]、恶池^[42]、呼沱^[43]等，为北方水之名或地名，今山西、河北仍有滹沱一河^[44]。通过学者们从文字角度的论证，上述诸多写法相通，已无障碍。如李零所指出，滹沱作为水名，无论是河流、湖泊、泉水，总是古代我国北方靠近内蒙古草原地带的水名^[45]。

《亚驼文》出土地要册湫，是泾水支流支党河的上源，后世还是著名的祭祀圣地（图4）。在唐天宝元年（742），曾出土有27个玉人像，因此所在的罗川县被改为真宁县^[46]。推测这些玉人像与凤翔血池遗址所出玉人为同类之物，其形制也当如凤翔血池遗址的形态，是作为人牲的替代品使用的，亦即《诅楚文》“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湫之血祠、圭玉、牺牲”中的“圭玉”，综合判断，此处就是曾经祭祀“亚驼”水神的地方。

亚驼文中“亚驼”也是水神，学者意见基本是统一的^[47]。但亚驼所指为何水之神，则有异议。岑仲勉认为即泾水^[48]。姜亮夫认为即今山西、河北的呼沱河。^[49]裘锡圭认为即今泾川至正宁一带的一水名，或湫或河。^[50]陈昭容同意裘锡圭的观点，认为亚驼神即为秦境内的水神^[51]。李零推测，《亚驼文》的“亚驼”所指，有三种可能：一是泾河支流马莲河，即古称泥水的那条河，二是泾河本身，三是清水河，即古称乌水的那条河，在今宁夏一带，发源于陇山而北流入黄河（因为乌、亚音近可通，但湫渊又是乌水的发源地，这样又与湫渊联系起来了）。这三条河流中，泥水的可能性最大。雍际春认为指的是泾河支流芮河，古称黑水，就是《穆天子传》卷一的虖沱，亦即亚驼，与要册湫所在的支党河—阎子川（一河之上下游称呼不同）同为泾河支流，二者一西一东，从不同的方向流入泾河，因为入泾的地方相距甚近，故把祭祀芮河—亚驼的地方放在了要册湫^[52]。以上诸说，可代表对“亚驼”所指的主要看法。

按古书中名为“滹沱”的水有以下数条：今山西、河北的滹沱河；泾水，今甘肃境内的呼池，西汉为国家养马的禁苑之名，所言呼池，应指泾河；奢延水（今陕北无定河），古时可能别名为肤施，《汉书·地理志》所记的山西北部的县名“慮虒”，即赵灭中山迁其王之地，李零认为都可与肤施、滹沱相通。

有很多证据表明，古时泾水曾称呼池，即滹沱，并与两个重要的地名呼池苑、安民县有关。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郡国大旱，“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巿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后汉纪》卷五记载，光武帝建武六年，“建威将军耿弇屯漆，征虏将军祭遵屯汧，征西将军冯异屯上林，大司马吴汉在长安，中郎将来歙坚领众军在安民”。

《水经注》卷十七“渭水”记载，“建武八年，中郎将来歙与祭遵所部护军王忠、右辅将军朱宠，将二千人，皆持卤刀斧，自安民县之杨城，从番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至略阳，夜袭击嚣拒守将金梁等，皆杀之，因保其城”。

悬泉汉简有如下记载：“明昭哀闵百姓被灾害，困乏毋訾，毋以自澹（赡），为择肥壤地，罢安定郡呼池苑，为筑庐舍。”（II90DXT0115①：1）^[53]

从上四处记载可知，安民县是西汉平帝时罢呼池苑后设置的，延续至安帝（公元107—119年在位）时废。安民县之所在，裘锡圭先生可能为了把其与要册湫距离拉近，所以认为《后汉书》“安定呼池苑”之安定指的是县而非同名之郡，地在今甘肃东部泾川一带。李零指出其非，认为“安定”当为郡名，呼池苑就在安定郡的境内，很可能是独立的一块，若从已有的县中分离析地而建，则未免有叠床架屋之嫌，悬泉汉简证明李说是正确的。雍际春根据顾祖舆《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的记载，认为安民县位置在今华亭县。按《纪要》云：“阳城在县（华亭）西南。东汉初，隗嚣败赤眉于乌氏、泾阳间，赤眉复进至阳城，入番须中，逢大雪，士多冻死。道元曰：‘阳城在安民县。汉成帝永始二年，罢安定呼他苑为安民县。’后汉废。安民应在县（华亭）界，今《汉志》不载。”按这个阳城，《水经注》作“杨城”，位置自然与番须、回中等不远，可能属安民县内的地名。笔者十分怀疑，这个杨城，应在今平凉南侧大寨塬附近，此处有地名上杨、下杨，西周时期的多友鼎铭文中的杨冢，可能就指的此处^[54]，而与之相联系的安民县，也可能在平凉附近。顾、雍等人把杨城、安民地点都放在靠南的华亭一带，其实把两地所在想象得宽泛而更靠北一点，即华亭—平凉，直至固原一带，则更显合理。

把安民县的位置放在华亭一带，此前的呼池苑，自然就被放在此处，这是雍说把“亚驼”认定为芮水的根据之一。其所引资料之一是《穆天子传》卷一的记载：“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钘山之队，北循虖沱之阳。”钘山即汧山，在秦汉汧县（今陕西陇县）西，是汧、芮二水的发源地。《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汧，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乡弦中谷，雍州弦蒲薮。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若《穆天子传》所记果真为陇山东侧的山水地形，水既有阴阳，又可知大致应作东西流，符合条件的，只有芮河、泾河两条，非此二水没有别的。最为重要的是，后世平凉西崆峒山建有呼池寺^[55]，则“虖沱”—“亚驼”水所指，就非泾水莫属，定为芮水，失之偏南。同样，安民县的位置，也当更加靠北才是，上文以平凉南大寨塬附近当之，也就是有一定道理的。

亚驼、滹沱所指，除了泾水，自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亚驼文》出土地要册湫，位于今甘肃正宁县东子午岭西侧湫头村，其东不远就是子午岭上交通东西的重要关隘调令关。

综上，在陇东有两水可称“虖沱”即“亚驼”，一为泾水，二为要册湫，“亚驼”水神，也必在此两水间选择。

按泾水之祠，是因为靠近秦都咸阳，故得祭祀，对其的祭祀实实在在发生过，《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一事：

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

泾水从西北来，流经秦都咸阳之北，在咸阳东北入渭，望夷宫就在泾水南侧的高地之上。二世祠泾，是在天下皆叛、刘邦已经屠武关进军咸阳、秦王朝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所以咸阳附近例如望夷宫一带是否就是泾水祠所在，还不能肯定。从要册湫在战国时代的地位来看，其与朝那湫一样，在危急的情况下都被加以祭祀，地位十分重要。可是，秦时要册湫不但不被列于名山大川之中，就是不出名的小山川之中，也没有它的位置。这其实很不正常，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

第一，鉴于泾水古称“呼池”“滹沱”，“亚驼”与之相通，所以秦在要册湫所祭祀的“亚驼”水神，有可能就是泾水之神。在文献中，用支流代替干流而被祭祀，也是有迹可寻的。例如《礼记·礼器》说：“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恶池”即滹沱，就现在的滹沱河，流入子牙河后从天津入海，先秦则流入未改道前的河水（黄河）北支。同理，秦人祭祀泾水，当然也可以在其支流支党河进行。李零先生认为此处“滹沱”，“亚驼”或指《水经注》卷十九的泥水或马岭水，前者为泾水支流马莲河，而后者则为马莲河支流环江^[56]，以湫头村位置短之，失之偏北偏远。

第二，以要册湫所祭祀的“亚驼”为泾水之神，仅仅是个推测。泾水在秦统一后，《封禅书》明确地记载被看作小山川，远不具朝那湫那样作为名山大川的地位，从惠文王到秦统一不及百年，若“亚驼”为泾水之神，其地位升降如此剧烈，也有点出乎常理。因此，“亚驼”可能就指要册湫水神，而与泾水无关。

要之，《诅楚文》中的“亚驼”水神，很可能就是要册湫水神本身，同时也不排除泾水之神的可能。无论是哪个神灵，从战国到秦代，地位可能有所升降。亚驼水神的来源，从位置以及东周时代北方游牧文化的部分来说，或可能与义渠有关，秦祀亚驼，是在宗教上兼容并蓄的结果。

图4：正宁县湫头村附近地形（远处为子午岭）

以上为华以西三名川与《诅楚文》三水神，此外另有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等水，《封禅书》说这些河流“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都是咸阳附近小山川，因为地近首都，所以也得祭祀，其祠也必近咸阳。

另有“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

汧水，为华西小山川，《汉书·地理志》云祠郁夷，在今宝鸡市陈仓区西部，祠之地点应近千河入渭处，即有名的“汧渭之会”附近。李零疑祠汧水上游，或以为上游有玄蒲薮乎？

洛渊。不知所在。

四、结语：山川祭祀的社会意义

秦人的山川祭祀，只有《封禅书》等文献有载，其礼仪仍不可完全复原。粗略述之，其祭品有圭币（玉圭、玉璧、皮毛等）、马、小牛（甚或人）等牺牲、谷物、车马等；还有鼎等器用，用以盛放祭品；具体过程则有斋戒、祝、沉、埋等；一般有专门的祭祀之官，平常按时节祭祀，国君巡行经过也行亲祭。其礼仪过程，整体上并没有摆脱商周以来的祭祀传统。

先秦山川祭祀礼仪，文献中也不乏其例。

例如对名山的祭祀。秦惠王祭华山玉册记载，对华山的祭祀品有“牺牲玉帛（？）”，具体有牛、羊、豕及圭、璧、车马等，用法当如上文有埋等种类。

再如祭祀水神。《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伐齐，中行献子领兵渡黄河之前，有一个祭祀河神的仪式：

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珏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沉玉而济。

其祷文中历数齐之罪恶，有负神主，故应讨伐。吕静指出，其文字与“沉玉”的祭祀礼仪，与诅楚文是异曲同工的，或许“大沉厥湫”文名为“大沉”，也与“沉玉”等礼仪有关^[57]。以祭品沉水，是讨好水神的普遍办法，估计操作方便是其被采用的重要原因，从商代甲骨文到秦汉以后文献，都有记载^[58]。例如《穆天子传》卷一记载西周祭祀河神，“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马豕羊。”《穆》书中的故事，虽然被怀疑，但这个祭法恐怕反映的还是一种共同的祭祀传统，至少此书产生的东周时代如此。《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记载，武帝时代治河，“湛白马玉璧”，当是沿用先秦遗法。

秦祭祀水神沉玉而祭，有《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记载。秦晋河曲之战前，“秦伯以璧祈战于河”，自然也是沉璧祭祀水神，以求战胜，与上文晋之中行献子祭河的情况类似。

又如祭祀山川所宣读之祭文，一般刻于玉石等载体，由祝读完投入水中或埋藏。向神宣读，称作“册（策）祝”，如《尚书·金縢》说周公祭祷的时候有史官“册祝”，《国语·晋语》“川涸山崩，策于上帝”，《史记·周本纪》提到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举行祭祀上天的仪式，有尹佚“策祝”等^[59]。秦《诅楚文》、惠王祷华山文之载体乃单体，并未编连，所以与上述之物类似，应称作“玉版”或“玉牍”。

秦国家层面的山川祭祀对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秦人自身的，另一部分来源于山东列国故地，从数量、礼仪隆杀程度来看，表现出明显的重西轻东的倾向。例如，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蒙氏有还祷山川之举^[60]。杨华认为，所谓“还祷”，即迅速回到关中，向秦国故地的神山进行祭祷。这说明秦朝的上层社会中，在文化心理上尚未打破“祭不越望”的界限^[61]。若稍换个视角，表现的正是对关中山川神灵的重视，或许对秦统治者来说，拥有悠久历史的本土的神灵，比起山东诸神更加方便祭祀和可靠。

山川崇拜是古老的祭祀传统的延续，比起上帝等要古老得多。对山川的祭祷，目的不外乎求胜、占梦、治病、消灾、乞求风调雨顺、诅咒等。分析山川祭祀的社会意义，需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分析，作为国家的祭祀对象，在秦从诸侯到集权国家的历史中，政治史、思想史的背景，恐怕是最主要的，这也是分析其他秦神灵祭祀时最为必要的。

春秋初年，秦始为诸侯即行上帝祭祀，后来形成了以上帝为中心的神灵系统，山川神灵为其组成部分。商周以来，天道观不断演进变化，神灵的作用不断在降低，在人—神系统之中，表现为人的地位不断提高，如秦之称王、称帝、称皇帝，就是表现之一。战国中期，大致可以看作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随着数术的正式产生以及在此背景下阴阳五行说的流行，上帝祭祀正在失去其本义，只变为仪式、仪节等形式。其他神灵也是如此，因此才会有秦轻关东神灵以及对神灵系统的统一之举、汉代祠祀数量增减省罢如儿戏的现象。

可是，神灵虽遭以上“冲击”，但并不废其祭祀仪式的作用。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统治阶层正是通过不断操演、重复的仪式，宣示了自己的威权。对于社会的下层，虽然不一定能亲自参与其中，但也不啻为自身的节日，对其生活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在此是不能把大、小传统以及社会的上下层截然分开的，况且有的神灵本身就来自于民间。毕竟，上帝高冷神秘、距离老百姓很远而山川很近，对后者的祭祀，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好的政治、社会效果。

总之，如本文开头已指出，秦上层对于山川的崇拜，并不能全然归为仪式，是有相当的笃信的，表现为一种原始的风格形态。对于上层来说，对山川的祭祀可以带来实际的效用（如治病）和政治宣示意义；对于下层，也以实际的效用而对他们的生活发生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对秦山川祭祀社会意义的估计和评价，应不外如此。

（作者史党社，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西安710069）

【注释】

[1]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9—166页。

[2]赵瑞民、郎保利：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中的太岳崇拜——兼论侯马盟书中的“吾君”》，《史志学刊》2017年第4期。

[3]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古代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5—326页；周振鹤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68页。

[4]周振鹤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68页；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天下》，原载《二十一世纪》总第二十八期（1995年4月号），收入周著：学腊一十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5—239页。下引周说非注明者出处同。

[5]李零：秦汉祠祀通考》，李著：我们的中国》第二编：周行天下：从孔子到秦皇汉武》，三联书店，第149—175页。下引李说非注明者出处同。

[6]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三联书店，2015年，第258—327页。

[7]《封禅书》之《正义》引《括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阳县西北百四十里。《周礼》云并州镇曰恒山。”按唐恒阳即今河北曲阳。

[8]见《史记》之《秦始皇本纪》《封禅书》等篇。

[9]《史记·封禅书》，下同。

[10]烟台市博物馆：烟台市芝罘岛发现一批文物》，《文物》1976年第8期。

[11]张华松：八主析论》，《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

[12]李振光、刘晓燕：海岱地区古代山地祭祀初探》，《齐鲁文博：山东省首届文物科学报告月文集》，齐鲁书社，2002年，第357—371页。

[13]《封禅书》及《索隐》引韦昭说。

[14]王永波：成山玉器与日主——兼论太阳神崇拜的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第1期。

[15]《史记·封禅书》。

[16]按《五帝本纪》：之《集解》引郑玄曰：“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

[17]李零：秦驷祷病玉版的研究》，李著：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7年，第343—361页。

[18]《秦本纪》之《索隐》记载惠王名驷。

[19]李学勤：秦玉牍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

[20]李零：秦汉祠祀通考》。

[21]《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颜师古注。

[22]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84—285页。

[23]《索隐》云四大冢：“案谓四山为大冢也。”大冢即大山。侯马盟书谓霍山为“岳公大冢”，与此同。

[24]《左传》襄公十四年。

[25]《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26]《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27]张华松：八主析论》，《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

[28]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27—28页；第五册第48—49页。按李零先生《秦汉祠祀通考》认为在靠南的容成县北，或是因为以唐遒县南移于此的缘故。

[29]见《史记·秦本纪》及《索隐》等文献。

[30]参《左传》僖公十五年、二十四年、成公十一年，以及《史记·晋世家》等文献。

[31]参《史记·秦本纪》《汉书·地理志》等文献。

[32]《史记·魏世家》《史记·六国年表》。

[33]《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此年魏纳少梁（今陕西韩城）、河西地于秦，故临晋至迟此时属秦。秦始皇陵上出土陶文有“临晋”印记的陶文3件（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575页），可证临晋之为秦县。

[34]《汉书·地理志》。

[35]史党社：宜阳鼎跋》，《文博》2007年第6期。

[36]郭沫若：诅楚文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1982年。

[37]陈昭容《从秦系文字演变的观点论〈诅楚文〉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第574—576、602页，1993年；收入陈著：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第四章：论〈诅楚文〉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一○三，2003年，第213—246页。

[38]《穆天子传》卷一、《山海经》之《北山经》《海内东经》；《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

[39]《战国策·赵策四》

[40]《周礼·夏官·职方氏》。

[41]《战国策·秦策一》。

[42]《礼记·礼器》。

[43]《战国策·燕策一》

[44]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上中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上册第97页；李零：再说滹沱——赵惠文王迁中山王于肤施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45]李零：滹沱考》，陕西师范大学、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编：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45—348页；李零：再说滹沱——赵惠文王迁中山王于肤施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下引李说非注明者出处同。

[46]《新唐书·地理志》：“本罗川，有要册湫，天宝元年获玉真人像二十七，因更名。”

[47]笔者知见只有吴郁芳说，其认为亚驼为地神，而巫咸、大沉久（厥）湫分别为天神、水神，其说并不可据。见吴郁芳：诅楚文三神考》，《文博》1987年第8期。

[48]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49]姜亮夫：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沉久湫两辞》，《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