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的文化表现与巴山交通

王子今

賨人的生产与生活以巴山地方为环境背景。因巴山山地的交通严重阻障，其文化个性鲜明，也长期保持着隔绝状态。同时，賨人对于巴山地区交通事业的艰苦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巴山地区交通史的历程，关注川陕道路的建设与维护，不能忽略賨人的历史功绩。当然，賨人利用逐步便利的交通条件走出巴山山地，也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主动或被动，或积极或消极地受到了中原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从而逐步融入汉文化之中。然而巴山地区交通在复杂的秦蜀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依然成为巴賨人交通建设业绩的永久纪念。汉唐米仓道、荔枝道的开通，都是在继承早期巴山道路条件的基础上的历史进步。

1．“巴人”“賨人”“南蛮”说与“输布”制度

“巴俞”或“巴渝”的说法，体现出区域文化的个性。其较早出现，已经明确指向唐代的“巴州”“渝州”。这里活动的人群即所谓“賨人”。据说“賨人”推助刘邦建国有功。《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颜师古注：“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谓賨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2]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又追溯了更早的历史，说到“賨”与“蛮”“南蛮”的关系。李贤注指为“南蛮”：“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恭王合兵击晋。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所谓“賨布”，李贤注：“《说文》曰：‘南蛮赋也。’”^[3]所引《说文》，证明以“賨”称“南蛮”，大约是汉代语言习惯。

不过，“黔中”“武陵”与“巴俞”“巴渝”区域空间似乎并不完全一致。《后汉书》卷三八《冯绲传》：“进击武陵蛮夷，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4]曹金华《后汉书稽疑》：

《校勘记》按：“汲本、殿本‘十余万’作‘十万余’。”余按：舆地纪胜》卷一六二引《华阳国志》作“斩首四千，获生口十万”。《车骑将军冯绲碑》作“南征五溪蛮夷黄加少高、相法氏、赵伯、潘鸿等，斩首万级，没溺以千数，降者十万人，收逋賨布卅万匹”。^[5]

又使用“武陵蛮夷”“五溪蛮夷”的称谓。而所谓“收逋賨布卅万匹”，使得“进击武陵蛮夷”史事与“賨人”活动联系起来。

前引《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曹金华《后汉书稽疑》指出：“按：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义》作‘盘瓠之后，输布一匹二丈，是谓賨布’，与此不同。”^[6]大约“盘瓠之后”所指古代部族或部族联盟，分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文化风格有接近之处。

联系所谓“出”“鸡羽”制度，我们注意到里耶秦简有“捕羽”和“捕鸟及羽”的内容，如简例：

卅五年正月庚寅朔甲寅，迁陵少内壬付内官8－1457+8－1458（正）

似与《南蛮传》“民户”缴纳“鸡羽”的制度有关。而“巴氏”控制的地方与“南蛮”“武陵蛮夷”“五溪蛮夷”的关系，也有所透露^[11]。

2．廪君“土船”故事与“盐神”崇拜

巴賨事迹在传说中的遗存，有涉及早期交通经营的情节。《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李贤注：“《代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此说与三峡地方古代盐产的相关信息相合^[12]。李贤又引《代本》：“廪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弗宜将去。’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与“青缕”“遗盐神”，“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的故事中“青缕”的意义，可以与“賨布”“幏布”相联系，或可理解为体现巴人纺织技术的信息。而“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以及“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情节，暗示巴人用“剑”，可能有“掷”击的形式。

关于“巴氏”“廪君”的传说与盐业开发有关。“盐水”“神女”“愿留共居”而“廪君不许”，最终“伺其便，因射杀之”的情节，体现廪君在与占据盐业资源的原有部族的争夺中取胜。所谓“盐阳”，李贤注引《荆州图》曰：“夷陵县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泉元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又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昔廪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13]盐业生产的发明与盐业资源的控制与远古社会权力的集中有密切的关系。而盐运能力则决定了这种社会权力影响区域的规模。

前引“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之说，反映秦征服巴地之后，维持其旧有行政格局。而“汉兴”，这一传统依然得以继承，即所谓“一依秦时故事”。

廪君“乘土船”“独浮”，表现出交通能力的优越。“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暗示交通方面的优势可能应用于盐运。盐运的发展，或许有益于“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之地位的形成。可以说，廪君以“乘土船”“浮夷水，射盐神”的实践，实现了“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的政治局面，大约“巴氏”早期控制巴地盐产与盐运的情形，“汉兴”之后也大致“一依秦时故事”。

理解廪君“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的交通能力与“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的行政权威之形成的关系，可以参考秦人早期崛起时期的“故事”。回顾秦人早期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重视盐产资源与盐运通道的传统。在秦文化获得早期发展条件的最初的根据地，曾经占有盐业生产的优势。《水经注》卷二〇《漾水》可见相关记述：“……西汉水又西南径始昌峡。《晋书·地道记》曰：‘天水，始昌县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峡。’西汉水又西南径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其水东南迳宕备戍西，东南入汉水。”^[14]考古学者对礼县秦早期遗址的调查获得丰富收获。其中对盐官镇附近遗址的考古调查值得重视。《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介绍了98处遗址，而盐官镇相关遗址多达13处，竟然占总数的13．27%^[15]。秦在西汉水流域取得生存和发展的优越条件，当与附近的盐业资源有关^[16]。

3．“板楯蛮夷”“杀虎”事迹的交通史认识

前引“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以及“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的说法，可见“虎”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强势影响。这一情形，或许反映了巴賨活动区域虎的活跃。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关于“板楯蛮夷”的记载，明确说到“群虎”为害，而“巴郡阆中夷人”“射杀白虎”的事迹：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李贤注引《华阳国志》，指出“杀虎”故事有“巴夷廖仲等射杀之”的说法^[17]。有学者指出：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隶续》录《汉繁长张禅等题名》有“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故云“白虎”为板楯之种，非“一白虎”也。本传下文程包云“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若一白虎，何须七姓杀之？^[18]

“若一白虎，何须七姓杀之”的质疑有一定道理。“‘白虎’为板楯之种”的意见，符合“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传说。《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名号称“白虎”。似未可排除“白虎”为族种符号甚至部族信仰对象的可能。然而《华阳国志》卷一《巴志》相关记载作如下表述：“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煞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19]其中并未强调“一白虎”，而“煞虎”“射虎”情节具体，“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等说，既称“白虎”，亦称“虎”，应是指曾经为害地方的切实的虎患。

战国秦汉时期有“虎暴”“虎患”“虎灾”造成社会危难的记载。《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说到李广射虎故事：“（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20]《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穽而犹多伤害。”^[21]《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童恢》：童恢除东莱郡不其县令，“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22]《后汉书》卷三八《法雄传》：法雄迁南阳太守，“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23]《太平御览》卷八九一引《谢承后汉书》：“豫章刘陵，字孟高，为长沙安成长，先时多虎，百姓患之，徙他县。”^[24]

而猛虎为患，突出体现为对人类交通行为的影响。《老子道德经》下篇五十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25]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作：“盖〔闻善〕”（二五）“执生者，陵行不〔避〕矢（兕）虎……。”（二六）《老子乙本》作：“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辟（避）兕虎……。”（一八六上）^[26]《韩非子·解老》：“圣人之游世也无害人之心，无害人之心则必无人害，无人害则不备人，故曰：‘陆行不遇兕虎。’”^[27]《论衡·遭虎》说：“虎亦诸禽之雄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动于山泽之中，遭虎搏噬之时，禀性狂勃，贪叨饥饿，触自来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辄死。”^[28]

野生虎的活跃危害人们的“行”。其中主要交通线路的虎灾特别值得关注。《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刘昆》：“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29]这是最重要的有关联系两都、两京交通干线受到“虎灾”影响的历史记录。

巴山地方的野生动物分布，可以通过史籍记载发现相关信息。《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曰：

鲁遣五官掾降，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谌曰：“不可。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30]

张卫营地遭受意外破坏，致使“军大惊”，最终败降竟然是由于一起生态史的异常事件。此即《世语》所谓“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事。这是极其罕见的野生鹿群夜间活动的记载。我们曾经讨论过两汉三国时期鹿的分布的生态环境史意义^[31]。也注意过“米仓道”沿途的生态环境^[32]。然而，“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导致张卫“军大惊”，大群“麋鹿”冲击人类活动空间，堪称人与鹿的关系史中仅见的一例。这是反映秦巴山地野生动物分布的极其珍贵的生态史料，值得特别重视。

巴山地方的虎患也见诸史籍。《宋史》卷六六《五行志四·金》：“太平兴国三年，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俄而七盘县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33]明代汉中附近山区再次出现严重的虎患。崔应科《捕虎记》写道：“万物之中，惟人为贵。兽之不仁，莫过于虎。”“惟兹汉郡，幅员多山。蕞尔西乡，尤处山薮。忆昔神为民庇，民无物害，……未闻猛虎潜据于中，以为民戕者。”然而，“夫何迩年，神慈泛爱，虎豹成群，自沔山峡，白额恣虐。初掠牛羊于旷野，渐窥犬豕于樊落，底今益横，屡报残人。昏夜遇之者糜，白昼触之者碎。”作者感叹道：“父兄拊膺而力不能救，妻子长号而魂无所招。以致山居者门户昼扃，食力者耕樵路绝。”而交通道路也因此断绝，“置邮莫必其命，商贾为之不通。”^[34]道光《南江县志》卷中录有邑令王经芳经行米仓道的纪行诗《从汉中取径南江因为短述》。其中写道：“樊林渡涧只啼乌，绝迹村烟山径迂。每拟相如窥世业，胡为阮籍泣穷途。人藏深谷烦招抚，虎啸巉岩间有无。欲绘流离难着笔，不胜感慨共长吁。”^[35]民国《南江县志》第四编《艺余杂录》说王经芳“康熙十九年知南江县，时三藩倡乱，蜀江新定”^[36]，所谓“虎啸巉岩间有无”，应是行旅真实感受。道光《西乡县志》卷四《物产》“野兽”条：“野兽。虎，彪，鹿，狨，豺，猿，山羊，羚羊。”^[37]“虎”名列第一。

前引“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记录了战国时期巴山地方“群虎”为害的自然生态史实。“秦、蜀、巴、汉”依任乃强意见，应作“黔、蜀、巴、汉”^[38]。此说未得确证，然而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是“巴郡”“夷人”英雄保障巴山古道交通安全的历史贡献。

4．“賨钱”与“賨布”：经济交通地理视角的考察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还记载，巴地“夷人”曾帮助刘邦平定三秦，并因此享受“复”的优遇：

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39]

“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的征收对象是“其君长”。数额有限，可以理解为象征性的财政管理形式。“入賨钱”而称“不输租赋”，似乎体现当地主要物产比如农耕经营的谷物收获可能对邻近地方经济意义有限。很有可能运输条件的艰难也影响了农业产出的市场流通。这大概是山区经济特有的现象。

对于“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李贤注：“《说文》：‘幏，南郡蛮夷布也。’”并指出“俗本‘幏’作‘蒙’”，“误也。”^[41]前引《说文·巾部》：“幏，南郡蛮夷賨布也。”川东鄂西山地古“蛮夷”制作的称作“賨幏”的“布”的品质形制，是有待研究与说明的有意思的生产史与科学史的学术主题。其产品的转运与流通，其技术的传播与继承，也是涉及交通史的。

5．“率以征伐”与“反”“叛”：巴賨军事交通地理考察

随着交通条件的进步，以巴山山地为基本活动空间的賨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主动或被动，或积极或消极地迎纳了中原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参与了地方文化融汇为汉文化总体的历史进步，巴賨文化因此发生变化。这种融汇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而战争也是一种交往形式^[42]。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关于巴賨的历史文化回顾，涉及军事史、战争史与军事交通地理：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至于中兴，郡守常率以征伐。^[43]

刘邦“发夷人还伐三秦”，而“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说明这些“夷人”可以从容利用蜀道交通道路。

而刘邦“此武王伐纣之歌也”的赞叹，又追溯了商末“巴渝”“夷人”从“武王伐纣”的远征^[44]。

通过“至于中兴，郡守常率以征伐”的历史记录，或许可以说明汉王朝平定羌人反抗的军事行动中巴人的作用^[45]。从交通史的视角关注以“常”表述的多次“征伐”，应当肯定这一民族力量在巴山军事交通进步历程中的作用。

所谓“世世服从”，其实只是立足汉王朝立场的历史记忆中相对的有限的肯定。东汉桓灵时期，“板楯”多次反叛：

桓帝之世，板楯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楯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州，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46]

考察“巴渝”地方军事交通地理，应当重视在“板楯”屡次“反”“叛”与“降服”的过程中，“板楯”与“征伐”者们各自的军事交通行为。可以推知“其人多居水左右”且“天性劲勇”，频繁“寇掠城邑”的“板楯蛮夷”在民族战争中应当发挥了他们传统的交通能力的优势，也有力促进了巴山附近地方交通的进步。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杨戏传》说到汉昌“賨人”事迹：“季然名畿，巴西阆中人也。刘璋时为汉昌长。县有賨人，种类刚猛，昔高祖以定关中。^[47]巴西太守庞羲以天下扰乱，郡宜有武卫，颇招合部曲。有谗于璋，说羲欲叛者，璋阴疑之。”^[48]《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诸葛亮上言：“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49]可知賨人骑兵曾追随诸葛亮征战，被看作“数十年之内”苦心“纠合”之“精锐”中列于首位者，被看作“图敌”之基本。

关于“賨”的“散骑”，可参考王士禛《陇蜀余闻》说到的“巴賨”地方的山地马：“巴賨出小驷。其最驶骏者，名夹山马。”^[50]同治《恩施县志》卷一一《艺文志·诗》载夏熙臣《施州卫寄所亲》诗，其中“小驷”与“花賨”对举：“环卫皆君长，东南尽笮卬。流官乘小驷，蛮妇织华賨。刀剑生睚眦，衣冠列附庸。不烦司马檄，尺土亦王封。”^[51]

6．张鲁“奔南山入巴中”故事

汉末汉中实力派领袖张鲁曾经实现成功的地方割据。在曹操集团军事压力下又被迫放弃割据。其行为提示了交通史的重要现象。张鲁“奔南山入巴中”，一说是在阳平关失守之后。事见《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52]

张卫“入蜀”，应经由金牛道。张鲁“入巴中”则应行米仓道。毕沅“曹操击张鲁，鲁奔南山入巴中，乃米仓道也”^[53]的判断是正确的。张鲁“奔南山”撤退时，有意保存物资不被破坏，得到曹操赞许。曹操遣人说服，张鲁终于归降。“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54]

另一说法，则谓张鲁“走巴中”在阳平关失守之前。《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有这样的记述：“鲁遣五官掾降，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谌曰：‘不可。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55]则“鲁走巴中”在“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时。而在军营意外破坏，魏军集结时，“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并没有“入蜀”。

在张鲁不得不放弃汉中时，阎圃提出的“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的建议，其先“相拒”后“委质”的设计，应当是考虑到巴山地区复杂民族构成的特殊条件，并有意予以利用的。其中“巴賨”的历史存在受到重视。《资治通鉴》卷六七“汉献帝建安二十年”记载：“张鲁闻阳平已陷，欲降。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其中“依杜濩，赴朴胡”句，胡三省注：

杜濩，賨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据板楯蛮渠帅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此所谓“七姓夷王”也。其余户岁入賨钱口四十，故有賨侯。

“依杜濩，赴朴胡”，利用巴地复杂民族关系之背景以图自存并提升政治影响力的意向，因胡三省注得以明朗。胡三省还写道：“今兴元府，古汉中之地也。兴元之南有大行路，通于巴州。其路险峻，三日而达于山顶。其绝髙处谓之‘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孤云、两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谓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仓山，下视兴元，实孔道也。”^[56]

“孔道”，指大道。这里所说的“米仓山”，应当就是《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所谓张鲁“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的“南山”。

米仓山“下视兴元，实孔道也”，也就是可以“下视”“米仓道”的北段，也应当是“米仓道”得名的由来。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三八《汉中府二·古迹·关隘》“米仓关”条：“米仓关，在褒城县南一百七十里。《元史·李进传》：进从征蜀，道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其地荒塞不通，进伐木开道七百里。”^[57]有关于“米仓道”的记述：“米仓道。在南郑县南，通四川巴州境。《图经》：汉末曹操击张鲁于汉中，张鲁奔南山入巴中。又张郃守汉中，进军宕渠，皆由此道。自兴元迳此达巴州，不过五百里。”^[58]所谓“自兴元迳此达巴州，不过五百里”，指出“米仓道”是自汉中前往巴州最捷近的交通线路。

7．朴胡、杜濩“皆封列侯”与高峻拜“通路将军”故事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记载了又一则有关“巴夷、賨民来附”的历史信息：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巴夷、賨民”领袖举众“来附”，使得巴山地方复杂的民族问题迎刃而解，巴山交通也因此可以畅达。“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因此分领巴东郡和巴西郡地方行政权力，而且得以封侯。裴松之注引孔衍《汉魏春秋》写道：

天子以公典任于外，临事之赏，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诸侯守相，诏曰：“夫军之大事，在兹赏罚，劝善惩恶，宜不旋时，故《司马法》曰‘赏不逾日’者，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来歙又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事刻印也，斯则世祖神明，权达损益，盖所用速示威怀而著鸿勋也。其《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专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国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师尹九有，实征夷夏，军行藩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须之间，停赏俟诏以滞世务，固非朕之所图也。自今已后，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义得相奖励，勿有疑焉。”^[59]

“天子”诏令在宣布关于“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事迹的决策时，回顾东汉初年来歙“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事^[60]，由“通路”名号，可以产生对应性联想，即巴賨领袖朴胡、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对于巴山交通的开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米仓道交通基础上，唐代荔枝道的开通，也是在继承早期巴山交通道路开拓事业条件下的历史进步^[61]。

（作者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872）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编号：14ZDB028）；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XNL001）

[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8页。

[4]《后汉书》，第1283页。

[5]曹金华：后汉书稽疑》，中华书局，2014年，第504页。

[6]曹金华：后汉书稽疑》，第1191页。

[8]《后汉书》，第2841页。

[9]《说文解字注》，第362页。

[10]前引“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以及“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分别体现了汉代巴地赋税与司法形态。

[11]王子今：说“捕羽”》，《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年；《里耶秦简“捕羽”的消费主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里耶秦简“捕鸟及羽”文书的生活史料与生态史料意义》，《西部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12]任乃强《说盐》一文曾经论述巴东盐泉对于满足楚地食盐消费的重要作用。认为宋玉的《高唐》《神女》两赋，即“把食盐比作神女”，是“歌颂巫盐入楚的诗赋”。《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59页。《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载各地盐官35处，属于巴蜀地方的有：蜀郡临邛，犍为郡南安，巴郡朐忍。其地在今四川邛崃，四川乐山，重庆云阳西。所录盐官其实未能完全，据杨远考补，又有越嶲郡定莋，巴郡临江两处。杨远：西汉盐、铁、工官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9卷上册，1978年。其地在今四川盐源，重庆忠县。参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9—30页。从现有资料看，巴郡朐忍和巴郡临江两地盐产，值得我们注意。参看王子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盐政史料》，《文史》2002年第4期；《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的早期井盐史料及相关问题》，《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3]《后汉书》，第2840—2841页。

[14]〔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479页。所谓“《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陇西郡，秦置。莽曰厌戎。户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铁官、盐官。”第1610页。

[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2页、第291页。报告执笔者写道：“据说当地在汉代以前还生产池盐，唐代以后才转为生产井盐，而唐代这里产盐的盛况可见于杜甫的相关诗篇。”就遗址地理分布与交通形势进行的分析，关注了盐运与秦文化发展的关系：“沿红河、上寺河溯流而上可至天水，进入渭河河谷；顺流而下可到盐官镇。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秦人迁徙亦有可能循此路径。”

[16]参看王子今：秦始皇直道的盐运效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7]《后汉书》，第2842页。

[18]曹金华：后汉书稽疑》，第1197页。

[19]〔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20]〔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2页。

[21]《后汉书》，第1412页。

[22]《后汉书》，第2482页。

[23]《后汉书》，第1278页。

[24]〔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制重印版，第3958页。

[25]王弼注：“兽之害者，莫甚于兕虎。”〔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34—135页。

[2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90页。

[27]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2页。

[28]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07、709、708页。

[29]《后汉书》，第2550页。汉代画像资料或反映了相关史实。王子今：汉代驿道虎灾——兼质疑几种旧题“田猎”图像的命名》，《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

[30]〔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264页。

[31]王子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梅花鹿标本的生态史意义》，《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走马楼简的“入皮”记录》，《吴简研究》第1辑，崇文书局，2004年。

[32]王子今：生态史视野中的米仓道交通》，《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4年。

[33]〔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1页。

[34]〔清〕严如熤原本，杨名飏续纂：民国《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六，民国十三年刻本。

[35]〔清〕胡炳修，彭晪纂：道光《南江县志》卷中，清道光七年刻本。

[36]〔民国〕董珩修，岳永武纂：民国《南江县志》第四编，民国十一年刻本。

[37]〔清〕张廷槐纂修：道光《西乡县志》卷四，清道光八年刻本。

[38]黔，任乃强说：“旧各本皆作秦字。按，下言‘四郡’，则此字当指黔中郡。《后汉书》作秦，缘音讹也。后人不知秦有黔中郡，又援《范书》改讹耳。”〔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4页。

[39]《后汉书》，第2842页。

[40]《后汉书》，第2860页。

[41]《后汉书》，第2841页。

[42]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第1卷，第179页。

[43]《后汉书》，第2842—2843页。

[44]《后汉书》，第2842页。

[45]下文记录“汉中上计程包”语，言：“昔永初中，羌入汉州，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对“武陵”方向的民族征服，也调用了“板楯”军事力量：“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楯以成其功。”他们还曾参与平定益州郡之乱：“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

[46]《后汉书》，第2843页。所谓“巴郡黄巾贼起”，也反映地下宗教信息传递网络的效率，因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47]〔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十八日。雨中过葡萄碥、烧鸡滩、水观音、塔子山，次苍溪县，汉汉昌地，古賨国也，有賨城、卢城。”〔清〕王士禛著，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杂著之三，齐鲁书社，2007年，第2553页。

[48]《三国志》，第1089页。

[49]《三国志》，第924页。

[50]〔清〕王士禛：陇蜀余闻》，〔清〕王士禛著，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杂著之九，第3619页。

[51]〔清〕罗凌汉纂修：同治《恩施县志》卷一一《艺文志》，清同治三年修民国二十年铅字重印本。

[52]《三国志》，第264页。

[53]〔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二十。毕沅指出：“今驿路所趣，盖金牛道，而米仓为僻径焉。”

[54]《三国志》，第264—265页。

[55]《三国志》，第264页。

[56]〔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2139页至第2140页。

[57]《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16页。

[58]《嘉庆重修一统志》，第11823页。

[59]《三国志》，第50页。

[60]高峻曾经据高平，控制“河西道”之枢要。他的降服，对于西北方向的交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拜“通路将军”后又曾叛离刘秀集团，“西遮陇道，连年不下”。《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万人，据高平第一，帝使待诏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开。中郎将来歙承制拜峻通路将军，封关内侯，后属大司马吴汉，共围嚣于冀。及汉军退，峻亡归故营，复助嚣拒陇阺。及嚣死，峻据高平，畏诛坚守。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太中大夫窦士、武威太守梁统等围之，一岁不拔。十年，帝入关，将自征之，恂时从驾，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马疲倦，方履险阻，非万乘之固，前年颍川，可为至戒。’帝不从。进军及汧，峻犹不下，帝议遣使降之，乃谓恂曰：‘卿前止吾此举，今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营击之。’恂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遂传峻还洛阳。”参看王子今：“高平第一城”与丝绸之路“陇道”交通》，“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固原，2016年8月。

[61]参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源市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觅证荔枝道》，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