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道路景观文化的分析与实践成果

（一）古代城市道路景观文化分析

我国古代城市道路景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里坊通道宽阔平直；二是里市街道空间人性化，但缺少市民集聚的公共空间；三是街道界标分明，牌楼或坊门是城市街道划分的标志空间。这些特点反映出了鲜明的文化特点：一是城市管理严格规范；二是城市道路空间文化既具有人性的特点又有内敛性；三是城市道路空间方位的识别性高。

1.里坊通道宽阔平直

由于受井田制的影响，中国古代除了受地理限制外，多数城市布局都呈方形网格状。都城内中部或中北部是皇城宫城，皇城周边是里坊。连接里坊与里坊、里坊与皇城的是经涂纬涂，周边是环涂—这就是里坊通道。结合里坊的布局与沟通皇城、宫城、里坊道路的交通系统来看，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种道路景观形态至少反映了三种历史文化特点。

第一，它是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体现。闾里制下的空间形态，受井田制的影响，由经涂、纬涂划分，四周筑墙，每面仅开一门，朝启晚闭，十分便于管理。这类城市道路两侧的景观，除行道树外，即是坊墙。由于“街衢绳直”而缺少变化，无巷口道门供人遁形，对于捕亡奸伪、维护治安十分有利。唐长安更显特别：连接里坊之间的通道已超出了道路交通本身的需要，但它为什么还要修这么宽呢？有人在比较分析了唐长安城与欧洲古代城市米利都（古希腊）、提姆加德（古罗马）、米朗德（中世纪法国）的布局与道路系统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西方网格城市的街廓和街道在长宽各放大10倍后，才达到了与唐长安坊里相当的尺度。”^[9]并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唐长安的里坊“不是街廓，而是一个个强制移民的小城镇；唐里坊之间的大街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街道，而是小城镇周边实行半军事化管制的隔离带；唐长安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是近百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布局严整的、高度组织化的小城镇群”^[10]。尽管这个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但这个宽阔的隔离带—连接里坊的道路系统对调动军队、捕亡奸伪、使骑兵快速到达全城的每一个角落是非常有效的，也是研究者的共识。而里坊四门的晨启夜闭，又为城市治安管理提供了有利的硬件条件。

第二，它是中国封建等级制度文化的体现。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体现的是一种规制，这种规制内包含宗法礼制，也内含相应的等级制。所谓经涂、纬涂、环涂等，如前所叙宽窄度各有等级，同时与闾里中道路的宽窄也有区别。总体而言，皇城宫城居于城市中心区或北部中位，闾里（从隋改称里坊）紧靠宫城四周者往往是贵为皇亲国戚、高官、大夫的家族。在中国人的空间意识里，中为尊，侧为卑；北为尊，南为卑；高为尊，低为卑。将宫城皇城、闾里之间隔开的经纬涂网格通道，既连通城市内的各个基本单元坊里（闾里），又划分开了各自的空间，呈现出了尊卑有序的城市格局。汉长安城、唐长安城都有统一安排闾里的，例如，西汉长安“一般居民只能住在城的北半部或城门的附近，只有少数权贵才能在未央宫北阙附近居住，故有‘北阙甲第’的称谓”^[11]。“宣平门附近居住着不少权贵，被称为‘宣平之贵里’。”^[12]如果汉长安城还存在“宫殿与民居相参”的混杂情况的话，那么到了北魏邺城和隋唐长安城，就已将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居住区闾里，以经纬涂的城市网格将其分开，实现了权贵与贫贱“不杂处”的城市空间格局。在古代中国还以坊里的形式，或按商业贸易的货品类，或按居住人的职业类别将其进行分类。《洛阳伽蓝记》记载：“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市南有调音、东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13]这种通过闾里和里坊，以道路分割城市不同空间的建制，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现代以功能规划城市区域—商业区、生产区、居住区之源流，更重要的是，它以城市空间的形式向我们传达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城市空间划分，它是思想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物化—城市空间的政治文化表达。

第三，它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体现。古代中国城市建设受《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影响。此文典现叫《周礼》，原名为《周官》，是讲设官分职的书，汉刘歆在编《周官经》六篇为《周礼》时，因《尚书》中亦有一篇《周官》，担心两者混淆，故将其改名《周礼》。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其中对建筑、道路、城门都有数字要求，特别强化“三”在城市建设中的数字特色。一般而言，经涂、纬涂各分三道，城市呈方形四面，每侧三门，道路与三门相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一、三、五、七、九为阳数，其中三、五、九在建筑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其中三的运用最为普遍，在城市建筑、道路景观中最为常见，形成了中国最有特色的建筑景观。例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所有数字均为阳数（现代叫奇数）。三、五、九等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广且深，并形成了中国文化下的建筑审美。

2.城市街道空间人性化，但缺少市民集聚的公共空间

闾里制度下的城市道路，因每一闾里（或里坊）四面只能开四个门，晨启夜闭，因此，闾里之间、闾里与皇宫之间的道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街道。汉长安的经纬之涂宽度达45米，唐长安的经纬之涂宽度更是达到150米左右，因此，它们不是城市交通需要的宽度，而是城市管理、治安、军事需要的宽度。闾里内的道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们有一字形、十字形、井字形等形态。不仅在宽窄度上具有人性化的尺度，一般在10～20米，同时更有人性化的街道空间形态安排。至于宋以后的城市道路，因废除了里坊制，城市房屋可以面街而开门窗，设商肆，因而城市道路的商业功能与街道景观文化功能两者均已得到实现。

如果从建筑结构的文化视角来看，宋以后的中国城市道路之所以充满人性化的空间，是因为它其实是中国北方四合院和南方三合院的变异。四合院是四面合围，形成了一个家庭的内在隐私空间；三合院是三面合围，形成了具有散湿功能的（针对南方暖湿气候）相对内生性的空间。而古代中国的城市道路就是将这种四维空间打通成两维，三维空间打通成一维而形成一条线形空间。

中国古代建筑几千年来并未有大的变化，“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在三千五百年至四千年前便已经大体上确立起来，它的发展真的如梁思成那么说的‘四千年来一气呵成’”^[14]。“两面坡的人字屋顶一般都是主体房屋。主体房屋之外，在前后或者左右，通常都连带有一些单坡面坡屋顶的房屋。”^[15]因此，几千年来，由房屋建筑构成的城市街道的空间形态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中国房屋建筑在材料上最大的特点是土和木，这与西方国家以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是不一样的。由于以土木为原材料，带来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斗拱结构的盛行。斗拱的实用功能是可以避免风雨阳光对房屋立柱的侵蚀，并使房屋的空间形态形成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屋檐。相对道路而建筑的连排的房屋，形成了连续的屋檐空间。排排相对的房屋，门当户对，窗口相向，都对着屋檐下的走廊与朝天的道路，这就形成了屋内与屋外的一种可视的互动空间。这种城市道路景观形态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古代中国式城市街道均有宽大的屋檐相对，城市道路由两边的街檐行道与中间的人车道构成，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方面，在风和日丽时，街旁商肆内的经商者与行人可以近距离地实现有效的视线交流与语言交流，在街道上享受春风、日光的沐浴；另一方面，在刮风下雨时，人们可以借助街道屋檐遮风避雨。无论南北，无论建筑样式之差别，中国式建筑的屋檐都有遮风避雨的作用。因此，这种城市带形空间是人、建筑、自然环境三者的和谐统一。

第二，从心理和社会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国式城市街道为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交流提供了可视的空间形态（唐代及以前的城市道路主要指的是城中里坊内的道路）。古代中国所有城市街道都由三大空间构成，即外部空间（处于中间的道路），可以直接得到阳光与风雨的“光顾”；中部空间（处于道路两边建筑物室内与室外之间的廊道或街檐），是自然空间与室内空间的缓冲带（由门和窗将街檐“走廊”与室内分开）；内部空间，即街道两侧房屋室内的空间。三者为行人与行人之间的交流、行人与屋内人的交流提供了可视、可听的空间，让使用道路的人与居住在道路两旁房间的人可以通过表情、语言、手势等进行人性化交流。这与中欧、北欧的城市道路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城市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集聚的公共空间。中国的城市格局与道路大多呈现正方井字形，城市管理总是自上而下的，缺乏公共聚会解决问题的思想与机制，因而也就缺乏公共聚会的场地。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城市没有西方城市中供人聚会的大广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的市民聚集与交流的公共空间。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有发达的家族机制，一些有关家族的重大事项往往通过家族聚会来解决，家族聚会的空间即祠堂。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古希腊、罗马之所以都存在城市广场，是因为他们的政治需要通过集聚市民或公众来听取政治家的演讲，通过民主程序，如投票来决定重大事情。同时，广场的聚集功能，也要求它必须有良好的疏散功能，这就要求通往广场的道路都是宽阔而顺畅的。

3.街道界标分明，牌楼或坊门是城市街道划分的标志空间

由于大多数城市均呈方形，路网系统呈井田状，形如棋盘，以皇宫为中心，皇宫坐北面南，因此城市也就随皇宫而坐北面南；以报时的钟鼓楼为东西—钟楼在东，鼓楼在西，个别城市也有钟鼓楼合一的。因此，道路方向明确，易于辨识。从北宋中期以后，废除了里坊的墙，但是，坊的门却保留了下来。此街与彼街常以坊门、牌坊、牌楼等作为界标，形成了鲜明的城市道路界域标志景观。一般来说，坊门与牌坊，架构上方中间有坊眼，坊眼中标有坊名。因此，城市道路的方向十分易于辨识。由于城市重要建筑的方位决定了城市道路的空间走向，所以，中国城市道路的空间特征也十分明显。而中国的城市，总体而言—从都城皇宫到地方城市官衙，一般处于城市中心或北部方向的中部，这种重要建筑对城市道路的分割决定了中国城市道路中轴线与西方城市道路中轴线方向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国大多城市的中轴线是南北走向的。

（二）我国古代道路空间景观形态的文化分析

正如沈福煦教授所说：“建筑不仅仅是满足人的物质活动的需要，也须满足人的种种精神活动的需要，如心理的、伦理的、宗教的、审美的等等。”^[16]道路工程也同样如此。与西方古代道路相比，中国古代文化制约影响下的道路景观特点主要表现在道路建筑立面的空间形态上。这种独特的道路空间景观形态主要体现在亭、牌坊、关这三个方面，下面将对这三个方面逐一展开分析。

1.亭—古代中国人情表达的空间载体

亭，通常被现代人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或单体园林建筑。所谓亭，即行人停留宿食的处所。“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个送别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呢？当然就是在亭。亭建在路侧，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情深者，十里长亭挥泪惜别；情浅者，五里短亭依依告别。

所以，作为中国古代道路建筑设施的亭，是一种标志性的建筑，它与邮驿相连，但数量多于驿邮。许多亭单独建在路边，供旅客游人停留、休憩、告别。因此，与古代人的人生之路—出发、回归、送别、迎接等联系在一起。从建筑形态到功能作用，亭都与古代的驿是完全不同的。亭可以与驿连在一起，成为旅舍客站的一部分，也可以单独列于路边。亭四周无墙，不能让旅客住宿，只有与驿相连的、亭邮一体的驿亭，才具有旅舍的作用。它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车站，但又与今天的车站的功能有所不同，它的主要功能是让人休憩道别，而今天的车站虽然也可以道别，但主要功能却是让人在这个建筑空间候车出行。

为什么独独只有中国古代的道路建设中，才有为人们提供休憩告别的建筑景观—“亭”呢？可能的解读应该是，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讲人情的社会，而人情的生、离、死、别中的离与别，恰恰要发生在路上，于是，建一座亭，就正好满足了古代中国社会人们的情感在道路上的表达，所以，亭是中国古人的情感在道路设施上的物质载体。

2.牌坊—古代中国精神文化在道路景观上的物化展示

牌坊又被叫作牌楼，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门洞式建筑。将牌坊作为道路景观文化来研究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作为道路景观的牌坊产生的影响很大，如安徽歙县棠樾村的牌坊群、浙江乐清县仙溪南阁的牌坊群、四川隆昌牌坊群等，都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这些牌坊群排列起来的道路，都成了闻名遐迩的道路景观。

二是作为建筑物前的牌坊和园林门前或园内的牌坊，均有道路从下穿行而过。人们要进入这个建筑物或者园林，就必须从牌坊下走过，也就是说，它不仅是重要建筑或园林的构成部分，同时，从道路景观系统的角度来看，牌坊也是通向建筑与园林的道路景观的一部分。

三是作为街道空间划界标志的牌坊，从宏观方面来说，它是划分城市带形空间—城市道路标志的建筑，是城市道路之间相互连接的重要衔接部分；从微观方面来说，它是建在城市道路中间的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特殊的门”，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它都是城市道路的构成部分。

从建筑空间的位置来看，牌坊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它始终处于建筑空间的中央地位；二是它都建得高大、巍峨。这充分体现了牌坊在中国古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建筑文化在空间上有“高为尊、低为卑，中为尊、侧为卑”的观念。作为门与路的建筑实体，牌坊是要让人从下走过的，它要给人提供一个特别的穿行空间，对人的视觉具有“强制观瞻性”，是一种“非看不可的建筑”，使人强烈地感受这一建筑空间的尊贵的位置和它要渲染的浓烈的价值文化氛围。

从道路景观的角度来看，牌坊是古代中国道路所独有的景观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道路建筑景观上的体现。从道路景观文化角度来看，牌坊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在道路景观上的一种彰显。牌坊作为道路景观文化，建筑结构自成一格，别具风采，它要传达的是一种在儒家文化指导下的、符合中华民族审美意趣的、特有的纪念碑似的道路建筑景观美—在形态上中庸、方正，在艺术上或通过楹联书法言述，或通过雕刻、绘画喻义（以龙示皇权，以蝠喻福，以鹿通禄，以鱼谐余，以松、鹤、龟、麒麟、荷花、荷叶、牡丹、如意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花卉、器物等，表达长寿、幸福、健康、吉祥如意等丰富内涵）。

3.关—反映古代中国人空间意识的道路景观

在我国古代，关既是军事设施，要发挥军事功能，又是一种道路设施，同样发挥着交通功能。这样，关在建筑空间上就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即关是建在道路之上的、有道路在关之下穿行而过建筑空间，同时，关又是有险可守、有设可防的建筑空间。因此，关是军事设施与道路交通设施的结合体。这与古代欧洲具有军事防卫作用的古堡（城堡、要塞）大相径庭，它们的城堡建在山上，道路从山下而过，道路与城堡是分离的。因此，古代欧洲的道路景观没有关，只有要塞和城堡，在景观学上，他们的城堡要塞只能叫借景，中国的关则是道路实景。所以关是中国特有的道路景观。

从景观文化的角度来讲，关既是交通景观文化，又属军事景观文化。就军事景观文化而言，人们只要站到了古代中国的关上，就可以轻易地体会、感受到冷兵器时代，攻防两方是如何攻关和守关的。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场场景，也只有亲临了关这种军事建筑设施，才会有更为深刻的体验。从交通景观文化的角度来看，关作为古代道路上的一个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只有身临其境，人们才会更深刻地体会到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及关里关外两重天的人生感喟。数千年的文明史，给中国数十万里的道路上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关。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关的认识，似乎总是停留在军事要塞的角度上，关作为基础交通设施的景观意义，总是处于被忽略的境地。而关作为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界域标志的研究，更是鲜有所见。

从文化空间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的关往往是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空间的界标或分水岭。关两侧的区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和习俗。而两地之间的分界总是以关为界标，道路则是连接两个不同空间地域的通道走廊—建筑学语言叫“带形空间”，关则是道路关键地的节点。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既是古代中国的军事要塞和交通要道，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空间的界标。中国古代各地域文化也是可以用关来作为分界标志的。例如，娘子关、平型关是晋冀两地的分界标志，它们的东部为冀文化，西部为晋文化；剑门关是川陕文化的分界口，北为三秦文化，南为巴蜀文化；潼关是陕豫两地的分界点，西归西秦文化，东为燕赵文化。

因此，作为道路景观的关，既是中国古代道路景观和军事景观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古人文化空间意识和地理生态空间意识在道路建筑景观上的表征。因此，关是古代中国道路特有的景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