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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历任职务及成就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任神木南乡区团委书记,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教育部长,中共神府特委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督学,神府县政府秘书、教育科长、县委宣传部部长,晋绥边区雁北地委党校校长,晋绥山阴中心县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省革命干部学校教育长,康定地委秘书长兼组织、宣传部部长,西康民族学院院长,西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王兆相(1908—2009),神木县沙峁镇王家坬村人。出身农民家庭,在其胞兄王兆卿(早期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陕甘边红军,曾任班长、队长、连党支部书记、团党委委员。参加了创建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1933年,参与领导创建、发展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神府红军初建时,他就是“7人武装”的政委、队长、红三团首任团长。神府红军迅速发展,王兆相继任神府红军总指挥、独立师师长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奉命东渡,奔赴抗日前线,任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六团团长,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在延安抗日军大学和马列学院结业后,转赴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任支队副司令、沂蒙和垦区的军分区司令员,粉碎日军在鲁中、鲁北地区的侵略,先后攻克日伪军占据的3座县城,并配合兄弟部队收复敌占县城4座。

解放战争时期,王兆相率部转战冀热辽,参加了承德保卫战,出师东北,在东北野战军内历任二十一旅旅长、十八师师长、军分区司令员,先后参加了“攻长春”“三下江南”“血战四平”,以及辽沈决战。接着师部被编为一二六师,王兆相担任了沈阳的卫戍工作。1949年初春入关,返回华北,进驻天津,承担天津的城防任务。7月,一二六师被调渡江作战,直抵湖南衡阳。9月,王兆相任衡阳军分区司令员。

1950年12月,王兆相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调解放军后勤学院任战术室主任。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王兆相少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八一勋章”“自由独立勋章”。之后,他又被调往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任校长,并任湖南省委委员。1961年,军校改编为解放军工程学院,王兆相先后担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1976—1978年,他是湖南省政协常委;1978—1988年,他是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中央军委任命王兆相为军委工程兵顾问。1988年离休,同年又获国家“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兆相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经历了革命的战火考验,也经历了人生的艰难困苦。他的兄长王兆卿被敌人杀害在米脂无定河畔;他的老父亲又冤死于党内极左路线的陷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平反)。他每想起亲人为革命而牺牲,无数革命战友为革命倒在血泊中,便一次次在极度难受中忍痛擦泪,坚持战斗,继续前进。在延安学习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非常激动。就在学习期间,王兆相被陕甘宁边区推选为中共中央“七大”代表。

王兆相一直遵循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带兵打仗,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歌颂。他的革命故事,在神府当地广为流传。在神府根据地四面受围的形势下,他带领红军北上南下,“三打哈拉寨”、“智迎泥河沟”、突出外线作战,保证了党在神府根据地的活动。红二十八军渡黄河,时间紧迫、一无所有,王兆相空手受命,动员群众就地造船,原本1个月也不一定能完成的任务,他按7天期限,如期交付,致敌人生疑“红军有神力相助”。王兆相的一生尊贵之处,不仅在于他革命意志的坚定,更在于他革命品德的虔诚与高尚。他的军事生涯、战斗历程,一直随着中国革命的血脉而跳动。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终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2009年6月3日,王兆相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刘长健 男,字壮民,神木县沙峁镇刘家坡村人。生于1912年农历11月21日,1992年9月22日,病故于四川成都,终年81岁。

刘长健1928年加入共青团开始革命工作,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任神木南乡区团委书记,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教育部长,中共神府特委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督学,神府县政府秘书、教育科长、县委宣传部部长,晋绥边区雁北地委党校校长,晋绥山阴中心县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省革命干部学校教育长,康定地委秘书长兼组织、宣传部部长,西康民族学院院长,西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56年,四川、西康省合并后,任四川省司法厅副厅长、四川省政法办公室主任、四川省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四川省法院副院长代院长等职,享受副省级待遇。

1929年在榆林上中学时,学校党组织派刘长健到大街贴标语传单,被敌人逮捕入狱(时年16岁)。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始终未暴露党的秘密,借口自己是近视眼去看传单。敌人审问不出任何口供,后经党组织营救和其大哥刘长刚花费银洋五百多元才获释放。当时榆林中学教师张苏(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学生张秀山、王兆相、贾怀智、刘澜涛等人都是共产党员,一旦暴露都有被杀的危险。1930年出狱后,刘长健回到家乡,在白色恐怖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神木南乡发展了不少党团员。发动群众开展反围剿、抗捐税武装斗争,对开辟神府苏区做出了积极贡献。刘长健是神府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6年党组织公开后任神府特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文化教育委员长。1937年1月成立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刘长健任神府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教育部长,在此期间,他领导大生产运动,支前打日本,特别是对神府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显著成绩。当时,神府苏区文盲遍地,学校很少,他跑遍农村,成立了200多处公、民办小学和冬学、夜校、识字班,自编教材培训师资,扫除了许多青壮年文盲。并成立了神府沙峁、万镇二处完全小学,自兼校长,培养出许多学生,输送到延安中学、边区师范后成为党的干部。他建立了神府民众剧团、盘塘剧团,并自编革命戏剧、歌曲,演唱革命戏剧,鼓舞干部、群众的革命斗志。1937年秋抗战开始,中共神府特委决定成立神府特委党校,培养抗日干部,派刘长健任校长。特委党校先后为党培训了1000多名干部,输送到抗日前线和后方党政机关。1938年,刘长健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任督学。他到三边分区视察学校,写出了视察边区教育报告,总结了各地中小学办学经验和存在问题,指出了办学方向,提出抗日时期教育要结合生产,为抗日胜利、政治目标服务,废除四书五经、打骂学生等旧教育,受到教育厅长柳湜赞扬并批转全边区执行。1939年,刘长健回到神府担任秘书、教育科长。是年,日寇飞机两次轰炸神木县城,他代表神府党组织去县城慰问受害市民,扩大了党的影响,赢得了神木市民的拥护。1940—1944年,刘长健先后七八次去神木县城、高家堡与国民党86师师长左协中、团长杨仲璜及伪县长谈判,制止国民党在神府边界骚扰,破坏抗战。在谈判桌上,他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几经唇枪舌剑,终于和神木国民党达成抗日统一战线协议,划分了双方边界,平息了摩擦事态。1945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神木敌军向神府边界侵犯,刘长健带领神府三区、五区民兵配合军队打退了敌人的进犯,保卫了神府地区。1947年又随军支援解放高家堡。1948年在河北平山任晋绥雁北地委党校校长,为党培训了大批党政干部,后任晋绥山阴中心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1949年他带领干部民兵随军支援解放大同、太原。同年秋季又奉命带领雁北地区1000多名干部随军开赴大西南,进行剿匪、肃特、接管新区工作。川康解放后,他奉命在成都招收了2000多名高中学生,成立了西康省革命干部学校,为西康新区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后又调西康、四川政法部门任领导,是四川西康省解放后最早的政法领导干部之一。川康刚解放,社会秩序混乱,国民党、土匪、特务横行,刘长健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镇反、肃特,打击了反革命分子,打击了刑事犯罪活动,安定了新区社会秩序。他亲自培训司法人员,健全司法制度,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了许多重大案件。“文化大革命”后,刘长健又担任四川省政法办公室主任、省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他全力以赴,拨乱反正,平反了许多受“四人帮”迫害的冤假错案。1983年离休后仍不忘为党工作,先后两次回神木编写神木党史、革命回忆录。

许思忠 男,神木县太和寨许家坬村人,1918年3月27日出生。幼年时父母先后因病去世,生活十分困难,和大哥许时旺在本村给人打工、放羊和务农为生。11岁时,在表哥王廷清(地下党员,1934年6月23日被国民党杀害)扶持下上冬学读书

1933年五六月间,地下党员张廷杰、贾怀光、贾怀礼、张发善等来太和寨秘密串联宣传党和红军对人民群众的政策,住在庙里,许思忠给他们送饭和传递信息。11月,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信息。

1934年2月初,经红军战士张发善介绍参加中国共青团。同年5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9月初参加了神府红三团四连当战士、党的小组长、连党支部委员。

1935年秋调到红军三支队,当通信员,后当党支部书记和代理司务长。1936年5月初,红军三支队扩大改编为神府地区红四团,许思忠在团部工作。1936年8月1日在花石崖将红三团、红四团改编为陕北神府地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许思忠在师政治部任宣传队长、师青年干事。10月,神府特委军事部调许思忠到神府军分区佳芦地区四支队任政治委员,12月又将四支队改编为佳芦地区基干游击队,许思忠任游击队政治委员。

1937年3月初,许思忠在佳芦地区保安四中队任党总支书记。10月,佳芦地区保安四中队改编为独立营,许思忠任总支书记。1938年3月初,特委军事部调许思忠到神府地区河防司令部电台任政治指导员。1938年11月初,由神府特委组织部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3月学习结业,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做机要工作,在中央办公厅值班、接电话,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李富春、徐特立、邓发等专送传阅电报。1945年11月中央机要科扩编为中央机要处,许思忠任行政科科长。1952年起,任中央机要局行政处处长。

1955年7月初,到中央党校学习。1957年2月,从中央机要局调成都电信工程学院任院长助理。1961年12月任副院长。1965年11月初,西南局决定调许思忠到四川农机学院工作。1967年1月受“文化大革命”冲击。1968年8月,四川农机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许思忠任革委会主任。11月,由四川省委任命为中共四川农机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3月,在四川农机学院党员大会上,被选为党委副书记。1976年5月任四川农机学院顾问。

1983年3月离休,由国家行政11级提为国家行政10级。2011年5月18日在四川逝世,享年93岁。

李文芳 男,汉族,1909年12月8日生,神木县城人。16岁在神木小学读书。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夏恢复榆林中学党支部,李文芳任宣传委员。1928年李文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榆林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榆林县委,李文芳任县委书记。同年4月28日,李文芳参加了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李文芳分别察看了榆林、横山两个区委工作。同年8月15日,李文芳被捕,被关在监狱,29天后由贾拓夫取保释放。1929年1月共青团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米脂三民二中召开,贾拓夫任书记,李文芳任组织委员。同年6月,刘志丹派李文芳去神府察看工作,察看后向刘志丹做了汇报,陕北特委决定和神木南乡接触。1930年春,陕北特委决定让李文芳领导军官教育团的党团工作。同年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会议绥德合龙山庙宇召开,李文芳继续在陕北特委工作。1932年,陕北特委派人到神木县城找李文芳回特委工作,李文芳拒绝了,从此他脱离了党组织。1934年初,李文芳第二次被捕,后取保释放。1934年7月,李文芳第三次被捕,被押解到国民党榆林肃反委员会,李文芳和神木的王怀仁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还供出地下党员和负责人66人。1936年5月,国民党在绥德成立肃反会,李文芳任该会总务股长。同年6月加入国民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文芳调任榆林党务督导团第一科长、秘书等职。1938年成立了蒙旗宣慰使公署,李文芳任公署机要秘书。1943年12月,李文芳到榆林党政军联席汇报处任秘书。榆林和平解放后,李文芳进了榆林军管会举办的敌伪人员学习班,把自己自首及以后所作所为做了交代。后来李文芳被分配到榆林师范当了教师。1972年榆林师范党支部鉴于他历史问题一直未做结论,根据审查材料报请榆林地委组织部审批,同年7月30日地委组织部对李文芳历史做出处理意见,对李文芳的历史问题定性为叛徒、特务,但因主要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做过交代,就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不戴叛徒、特务帽子。

李登瀛 男,1914年2月出生于神木县高家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秋参加红军,1934年3月入党。1934年至1938年9月历任陕甘游击队第二路总指挥部经理处处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经理处处长、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俱乐部主任、红军大学列宁俱乐部主任,参与了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总务处处长,并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一年。1937年春,受党的派遣,到神府做蒙古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八路军一二〇师中校联络参谋。

1938年10月,李登瀛任中共晋绥边区特委左右凉县委宣传部长兼战地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长,1939年5月任右山怀县委书记。1940年8月,他率领地方武装破坏同蒲铁路、公路、桥梁电话线,袭击敌伪据点,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百团大战。1940年11月任雁北地委社会部长,1941年8月任晋绥九地委组织部长,1942年5月代理九地委书记。在日寇对晋绥根据地疯狂扫荡,雁北根据地大部分丧失的严酷时期,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壁清野,打击日本侵略者,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1944年10月,李登瀛任朔县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原五地委的工作。同月,日寇对朔平根据地进行了40天的大扫荡,李登瀛发动和组织军民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给敌人以重创,保卫和巩固了雁北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者即将投降,他接到雁北工委传达朱德总司令关于收缴敌伪枪支的命令后,迅速成立雁北前线总指挥部,任总政委,动员和组织根据地军民向敌人据点展开全面进攻,收缴了日伪3个据点的枪支,迫使其他据点的伪军相继投降。先后解放了右玉、平鲁、左云3县城,雁西北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1945年9月,晋绥分局决定恢复五地委和军分区,李登瀛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依靠抗战时期培养和保存的大批干部,迅速组建了各县领导班子,按照党的“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回赎土地的斗争。按照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进行大规模的土改运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在雁北地区原有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扩建了5个成建制的野战团,先后编入人民解放军。同时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援前线,从人力、物力方面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李登瀛在雁北地区12年,为创建、巩固和扩大雁北抗日根据地,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9年6月,李登瀛率晋绥雁北地区1000多名干部南下,支援西南新解放区的工作。1950年2月任川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他参与领导了该地区的清匪、反霸、征粮、土改、政权建设等工作。1953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农工部副部长,为西南地区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做了大量工作。

1954年至1960年底,李登瀛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他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协助邓子恢了解各地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向中央及时反映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稳妥地发展,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1960年底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在此期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李登瀛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工作中的偏差,为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他兼任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和西北林业建设兵团政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统一规划,精心协调,建设了一批水土保持项目,为绿化西北地区和发展林业建设做出卓著成绩。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登瀛遭到诬陷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但他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坚信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革命气节。

1973年至1978年,李登瀛同志历任陕西省农办副主任、主任,渭南地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他重视农业,始终把农业问题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组织干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他建议并经批准,在渭南地区大荔县修建了东雷抽黄工程,并亲自带领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起在工地上苦干,解决了渭北旱塬缺水的问题。

1978年4月,李登瀛任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的农村由于长期受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此时正处于极度困难的状况。李登瀛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走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他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合甘肃的实际,提出并在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吃饭问题。李登瀛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倡导并主办了省、地、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人心。李登瀛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亲自接待了大批来访者,批阅了大量来信,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李登瀛到农村调查研究,住在农户家,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第一手情况。

1981年2月,李登瀛任甘肃省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他十分重视甘肃的四大基础产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逐户走访企业,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他非常关心甘肃中部干旱地区、高寒阴湿地区和老区人民的温饱与发展,多次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尽快摆脱贫穷,李登瀛不仅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用很大精力推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他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定期向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通报政府工作情况,民主协商,广泛听取各种意见。

1983年5月,李登瀛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他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制订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开展执法大检查,监督政府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寓支持于监督之中。他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反映,就普遍关注的社会风气、社会治安、物价、教育等问题,多次组织代表开展视察,组织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督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他重视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思想、组织、作风和机关建设,推动解决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他倡议并建立了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接待日制度,带头模范执行,接待并解决了一大批上访案件。

1986年5月,李登瀛退居二线。1987年11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他继续关心着甘肃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多次就进一步开发河西走廊商品粮基地、严厉打击吸毒贩毒违法犯罪活动等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写出调查报告向中央反映。他数次到“引大入秦”工地,察看工程进展情况,了解存在的问题,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他抱着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带病核对革命史料,进行走访,撰写党史资料。他在最后一次住院前,还赶写完一篇怀念一位老同志的文章。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仍然关心国家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

李登瀛是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6年3月17日,李登瀛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李子奇 男,神木县沙峁镇石角塔村人,1923年9月29日出生。1929年秋,在村里学堂读书,他除了学得孔孟之道、做人处事的道理外,还经常与几个大点的同学谈论南乡、红军的事。1934年,李子奇当上了村里首任儿童团团长,初次表现出他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不凡的组织才干。鸡叫四遍,他就悄悄从被窝里钻出来,摸黑穿上衣服,溜出窑洞,一家一户把他的团员们叫起来,集合在村头的一块空地上操练起来。1936年,13岁的李子奇参加了红军,他精力旺盛,朝气蓬勃,事事干在先,不怕吃苦,主动向老兵看齐。同年4月,红军渡黄河东征,李子奇因年纪太小,神府共青团特委分配他到中共神木县二区委员会担任少儿队全区总团长,负责全区的少儿工作。同年5月,李子奇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6年秋,区工作队在葛富村遭敌袭击,李子奇机智保存了区委、区政府印鉴和材料,受到区委表扬,后任神木二区团委书记。

1937年,李子奇到刘家坡神府特委党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中共神府县县委工作,担任青救会组织科科长,不久,调神府分区任抗敌后援会秘书。1938年秋,李子奇赴延安党校青训班学习。1940年,李子奇被派往子长县,担任青救会组织科长,带领大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受到上级褒奖。同年秋,他到“三边”分区的盐池县报到,任县委常委、抗联会主任、青救会主任。这时的李子奇经过两次学习,加上多年群众工作的实践,日渐成熟,崭露头角,能够正确处理群众团体与党委、政府的关系,紧紧围绕县委中心任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944年,李子奇被调往吴旗县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没明没黑地干,每项任务、每件工作,事必躬亲,恪尽职守,一抓到底,很快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和好评。1946年,李子奇被任命为吴旗县委副书记,在土地改革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差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中,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首先发现“左”的倾向,大胆、及时提出并予以纠正,受到“三边”地委的表扬。

1948年,李子奇担任安边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带领全县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巧妙与敌人周旋,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了安边广大农村革命胜利果实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率领数百名县武装大队队员配合三边警备部队参加了攻打收复安边的战斗。攻城后,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一起,力主突围,2000多人全部脱险。1949年10月29日,李子奇被委派为中共宁夏省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随后被任命为首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宁夏省委书记。他主持青工委和团省委的筹建工作,以及青年团组织的思想建设,动员全省广大团员青年,掀起抗美援朝大宣传、大行动高潮。1952年秋,李子奇被任命为宁夏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到任后,他深入调查研究,很快掌握了全省教育的基本情况,并严格要求自己向内行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李子奇带领全省干部和知识分子,推进小学学制改革,抓回族教育及师资力量培训,改善办学条件,开展群众教育,为国家和宁夏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1954年,李子奇担任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负责组织公司干部学习,对厂址、矿点进行选定等。1955年9月,李子奇率32人赴苏学习,至1957年底,完成学业回国,继任白银公司副经理。1959年5月19日,李子奇任白银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公司工作。同年9月,他主持召开了公司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初步形成党委集体领导、经理(厂长)分工负责、职工参与管理的模式。1960年2月11日,冶金工业部任命李子奇为白银公司经理,随后兼任白银市委书记处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冶炼厂建成投产,一批辅助厂也随后陆续建成投产,一个现代大型联合炼铜企业建成。1960年冬,甘肃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公司职工口粮供应减少,出现浮肿、肝炎等疾病,李子奇带领公司全体职工,团结一致,应对危难,在全省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白银公司数万名职工无一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1964年,在轰动全国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中,李子奇被骤然撤职、降级、留党察看,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此后,15年没有工作。1979年,在党中央的直接过问和甘肃省委的积极支持下,李子奇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3月,李子奇任甘肃省轻工厅厅长、党组书记。到任后,李子奇先解决“文革”中遗留问题,拨乱反正,团结大多数,日夜筹划,争取资金,对轻工系统原有企业进行改造,全省轻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受到省上的表扬。1982年9月,李子奇被中央指名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李子奇被任命为甘肃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常务副省长。5个月后,中共中央任命李子奇为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委。他踏遍陇原山水,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在发展农业上提出了“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没水的地方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加快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产品结构,把发展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作为振兴甘肃经济的突破口等。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省农业连年丰收,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1990年11月,李子奇退出第一线,担任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93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98年3月卸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14年1月11日,李子奇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

李正亭 1918年11月出生于神木县万镇西豆峪村一个十分贫苦的农民家庭,七八岁就开始放牛、打柴、干杂活,当上名副其实的童工。

1934年秋,15岁的李正亭在王家琛沟村经地下党组织成员王世虎介绍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参加了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和监视坏人。国民党军队“围剿”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组织群众转移。1935年1月,跟随他的三叔李向万(时任神木县六区区委书记)参加了游击队的革命活动,不久被组织任命为团区委组织部长。

1936年初,李正亭从六区调共青团神木县委任少先队部部长,组织和领导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工作,6月,李正亭由神木团委调任红军独立一营一连当政治指导员,同年入党。1937年5、6月间,根据中央指示,神府特委研究抽调包括李正亭在内的一批干部到省委党校学习。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后,立即开赴华北、华中敌后作战。9月上旬,李正亭被派往驻在岢岚县的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工作,配合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李正亭先后在晋西北兴县、偏关、保德、五寨等地展开工作,担任县委书记。1938年初,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同年夏,李正亭调任偏关县委书记。不久,在李正亭、王世杰和郭志忠三人组成的县委领导下,各抗日群众团体相继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领导人。1939年年中,李正亭调到河(曲)保(德)偏(关)府(谷)地委任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后又兼任保德县委书记。1940年夏,晋西北区党委派李正亭到二地委任地委委员兼五寨县委书记和县大队政委。1942年1月,李正亭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留在党校工作。1944年下半年,李正亭被任命为一支部书记。

1945年8月,组织调动晋绥分局党校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李正亭自愿报名,离开了晋西北。初到东北,组织派李正亭到辽宁新民中心县委任委员兼辽中县委书记。这年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因工作需要,李正亭调到辽阳地委做民运部长。此后半年,李正亭在鞍山开展民运工作和剿匪工作。

1946年春,辽东军区、辽东省委指示辽阳地委成立辽河工委和辽河支队,李正亭任工委书记兼支队政委。4月下旬,李正亭被分配到德惠任县委书记兼保卫长春战勤工作团团长。随着东北战场局势变化,又任松江工委组织部长,再到永北县委任书记兼保安团政委。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成立巡视团,李正亭调吉林省委巡视团工作。巡视团撤销后,留在东北局组织部工作,先后担任干部科副科长、科长。

1950年,李正亭同志参加了由中央组织的“中共组织工作者赴苏参观团”。

1952年10月,东北局调李正亭到哈尔滨任市委副书记。次年年初,东北局成立了财经工作部,李正亭调入财经工作部任副部长。1954年2月,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秋,离开东北,到北京中央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

1955年至1966年,李正亭同志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劳动部工作。1961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精减职工领导小组,李正亭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1964年,李正亭任劳动部副部长,随后参加社教工作,带一个中央工作团赴贵州遵义开展工作。

1966年,正当国家顺利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后的10余年中,李正亭被停止了工作。

1977年,李正亭担任国家标准计量局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党组成员,恢复了他原来的副部长级职务。

1979年7月,中央任命李正亭为福建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

1981年2月,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正亭在担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同时,当选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担负起省纪检工作的重任。

1982年春节后,李正亭同志调到中纪委工作,十二大召开之前,作为中纪委办公会议成员参加中纪委工作。十二大选出了新一届中纪委领导班子,李正亭同志当选常务委员,先后分管第一检查室、第四检查室。

1987年1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书记、副书记,李正亭同志当选为常务委员、副书记。

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李正亭退出中央纪委领导岗位。离休后,受中央委派,担任中央组织部干部考察组组长。

2011年7月13日,李正亭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张志远 神木县贺川镇张家塔村人,1917年出生于贫农家庭。早年在其兄张志新的影响下,加入共青团。1934年2月,担任神木四区少先队队长,同年9月加入红三团。1936年,被编入陕北工农红军独一师一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学习努力,作战勇敢,很快担任了连指导员,为陕北神府苏区的创建、巩固做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他曾担任武工队大队长,带领部队离开根据地,挺进敌后,除汉奸、打日寇。在这一段艰苦的岁月里,张志远带领武工队打了很多胜仗,多次立功受奖,在内蒙古大青山一带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地群众编成快板书颂其为骑白马的“神枪手”,有着极强的传奇色彩。

1945年成立晋绥一分区神府支队,张志远被调到一连任指导员,参加了苏泥家伏击战、龙尾峁战斗、高家堡战斗、解放神木城等战斗。1948年初,神府支队调往晋绥,改编为解放军晋绥军区31团,张志远先后任三营教导员、团政委,在剿匪战斗中负伤致残。伤愈后被派往起义部队任政委,对起义部队进行教育、团结、改造。1951年,张志远带着妻子王秀芳(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石家庄军医学校学习后,在部队做护士工作)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冒着美机的狂轰滥炸,他带领部队抢修机场,曾受到上级通报嘉奖。

回国后,张志远随部队转业到城建部,参加领导了北京苏联展览馆等大型国际场所的建筑,为首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1957年,张志远被任命为建工部综合勘察院西北分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密切联系群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1960年张志远先后任建工部综合勘察院党委副书记、书记。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初期,张志远主动率领工作组到当时的特重灾区河南省正阳县工作,担任县委书记。他与群众患难与共,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所急,帮助群众度过灾荒。由于积劳成疾,张志远在工作中病倒,被送回北京治疗。1963年初,张志远被任命为建材部非金属研究所所长,他不顾体弱多病,吃住在所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虚心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为该所确定了有战略性的课题。张志远生活一向艰苦,又长期患有多种疾病,表现了一位革命老战士的坚强意志和大公无私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志远被群众保护下来,免遭批斗。

1985年1月9日,张志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张秀山 曾用名张鸿毓,1911年6月24日出生于神木县乔岔滩桃柳沟村。1926年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至1932年,张秀山受党组织的派遣,分别到宁夏骑兵四师、甘肃新编十三师(地方军阀部队)中做兵运工作,并在甘肃靖远组织和领导了甘肃警备三旅的武装起义,成立了红军游击队,为在西北地区建立党的武装力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后被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上海党中央受训。

1932年11月起,张秀山参与了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红军的创建工作,历任红二十六军二团连长、指导员,渭北游击队政委,陕甘边游击队政委,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政委、师党委书记、师政委,陕甘边特委书记。1935—1938年,任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红军干部学校政委,红军大学教员,神府特委组织部长、神府特委书记,神府独立师政委,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边区神府特委书记,绥德警备区政委。1935年,张秀山曾遭受“左”倾机会主义的迫害。1939年到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任绥德地委书记。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1943年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张秀山为创建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发展,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出生入死,英勇作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5年9月,张秀山奉党中央指示,率由中央机关、边区政府机关抽调干部组成的干部团,由延安赴东北,先后任东北独立支队政委兼干部团政委,中央北满分局委员,松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发展壮大军队力量,培养和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为辽沈战役胜利、东北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9年至1954年,张秀山先后任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秘书长,党校校长,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监委主任。1950年,张秀山率中央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赴苏联参观学习。他积极参与领导东北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认真开展整党和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在抗美援朝中,张秀山两次赴朝,解决志愿军后勤运输和物资保障问题。这期间,他在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至1978年,张秀山先后担任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场长,盘锦农垦局副局长,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党委常委。1979年1月,张秀山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领导,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处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82年至1992年,任国务院农研中心顾问。1985年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专职委员,积极参加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揭、批、查,为彻底否定“文革”,加强党的建设等做了大量工作。

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会议上,张秀山连续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1985年,张秀山与伍修权等几位老同志一起主持了《辽沈战役》的编辑。1986年,张秀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命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副主任,直接参与领导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建设工作。退居二线后,张秀山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和党史研究资料。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韩寿萱(1899—1974),字蔚生,神木县高家堡镇人。韩寿萱少读私塾,后在山西省汾阳铭义中学读书。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汾阳特别支部书记。后铭义中学对其评价“热血之士,敢负天下兴亡之大任;校之骄子,学识渊博淹贯古今”。

韩寿萱从山西铭义中学毕业归来后在高家堡小学教授英文,工作特别认真,常与学生同上自习。

1926年,韩寿萱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9年,共产党员张友清等被捕入狱,韩寿萱联络神木籍在北京上学的进步学生王季明、王立斋、高子尊、王子高、杨和春等送书籍、衣服和食物,寻找关系,千方百计营救张友清出狱,被誉为“及时雨”。

由于家境贫困,韩寿萱除兼职《大公报》副刊编辑外,还给北京慕贞女子中学代课以解决求学和生活费用。后被慕贞中学校长推荐留学美国深造。

1931年,韩寿萱怀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愿,远涉重洋,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研究院攻读博物馆学和教育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中文编目员、纽约都市艺术博物馆远东部中国艺术副研究员。

1947年,已经在美国学习和工作16年的韩寿萱,放弃舒适生活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同年秋,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聘请,在北大历史系创办博物馆专修科。历任副教授、教授、博物馆专修科筹备主任等职。韩寿萱认为“百年为树人之计,博物馆则为永久之计”。为满足教学育才需要,他收集历史文物3700余件、自然标本和民族文物2000余件;利用电影放映机和幻灯机开展“形声教育”;广泛搜集国内外资料,编写教材讲义,亲自为学生授课。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博物馆专业人才,被誉为开创中国博物馆教育学科的第一人。

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正在积极筹建北大博物馆的韩寿萱,特举办文物藏品展览。其中,漆器展览部分,得到朱家溍、陈梦家、张充和等专家学者的鼎力襄助,好友沈从文还协助修改了《中国漆器展览概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寿萱工作更加勤奋,积极参加民主党派的社会活动,兢兢业业从事博物馆学研究。1954年5月20日,在故宫为毛主席讲解“全国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后参与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韩寿萱是著名博物馆学家,主要著作有《让社会认识现代的博物馆学》《博物馆展览概略》《略论史料与历史教学》《花纹与实物史料》。韩寿萱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秘书长。韩寿萱逝世后,其妻曾宪华按其遗愿,将所藏图书1076种、4268册全部赠送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