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繁荣与崩溃-明:繁华与崩溃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阳，福王府邸。

在宏伟壮丽的飞檐红墙映衬下，王府中堂广场尤显平阔。人声鼎沸中，烈焰腾腾，珍稀香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皆成为柴木，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

巨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熊熊烈焰中，最骇人心目的景象是，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还有一个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时而蹿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号边叫，好不凄惨。其间，这个猪油糕似的大胖子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中立刻有人用长矛戳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微微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锅中被剥光剃毛的巨胖，不是什么寺中和尚，也不是在表演什么“绝世武功”。此人，乃明朝皇帝崇祯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兴高采烈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农民军，他们正在欣赏的“活物”，正是马上要享受的大餐中的一味主菜——“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锅中数只梅花鹿已经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

崇祯帝大错之一
枉杀袁崇焕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的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执的性格。崇祯帝唯一比他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要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接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登基之初，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帅蓟辽，兼督天津、登莱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闻言大悦。

陛见后，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你为什么说五年可以恢复辽土？”袁崇焕道：“圣心焦劳，我做臣子如此说，聊慰圣心。”许誉卿斥责道：“皇上英明聪颖之君，到期后问你成效，你如何应付？”闻此言，袁崇焕自知失言，怃然不乐。

为了亡羊补牢，免蹈熊廷弼、孙承宗受人掣肘之老路，袁崇焕辞行时向崇祯皇帝表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指无力约束朝中科道官员对自己的诬蔑）。臣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在所难免。”

崇祯帝谕之“朕自有主持”，并赐其尚方宝剑。还应袁崇焕所请，将宁远、锦州合为一镇，命祖大寿、赵率教、何可刚等人听他节制，以期克复全辽。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明廷叙功，加袁崇焕太子少保。

崇祯二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

毛文龙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毛文龙此人，本为明军中级都司一类的官员，因援朝鲜而逗留辽东。王化贞巡抚辽东时，毛文龙冒进出兵，袭取后金的镇江，报功于王化贞，造成王化贞与熊廷弼相互猜嫌。由于王化贞竭力推举，毛文龙得授总兵，累官至左都督，设军镇于皮岛。皮岛亦称东江岛（朝鲜称椴岛），其北岸八十里开外即后金境地，东北方则是朝鲜本土。

明朝之所以重视毛文龙，实则想依恃他牵制后金，保卫朝鲜“友邦”不被后金吞灭。

但毛文龙本人在皮岛，完全是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他手中号称几十万的“兵员”，其实绝大多数是明朝辽东难民。为了套取兵饷自肥，毛文龙一直向朝廷虚报兵数。所以，册报的十五万精兵，真正能成军的仅有两万人。

由于后金势大，明朝与朝鲜断绝陆上往来，只能由海上往来。为此，毛文龙于海上设卡，对来往船只索要“税金”，利润丰厚，使得毛文龙及其部下将校一下子发家致富，生活奢靡，俨如帝王。毛文龙本人拥金银财宝无数，美妾九人、侍女如云。有巨财在手，他一日摆宴五六次，每宴精馔百余品，奢侈无度。

这还不算，毛文龙不断与后金密谋，想要袭取朝鲜，并为后金攻下山东。由于努尔哈赤突然病死，联系中断。而毛文龙在皮岛的兵民数十万皆靠内地及朝鲜供给，他害怕自己被切断供应，所以暂时未叛。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毛文龙积极派人与后金谈判，试图与后金联手，他自己独霸山东、朝鲜，让后金占取山海关。由于后金使者到皮岛时被明朝派去的户部官员发现，毛文龙被迫执送后金使者入京。此举使得皇太极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双方的谈判进程搁置下来。

毛文龙还是吹牛大王。天启五年的镇江之役，虽然只生俘六十多人，杀七十多后金兵，他却上报称：“斩虏首五千余颗”；后金派兵追杀毛文龙，他丧兵五百多人，狼狈逃至朝鲜，却上报说自己“一日七战，胜败相当”；天启二年，手中只有四千老弱残兵，毛文龙吹嘘自己有“精兵三十万”；天启三年，他谎报自己提兵由朝鲜深入后金腹地，以一千兵杀后金兵二万人，夺马三千匹。同时，他夸下海口，表示说，如果朝廷给自己每岁一百五十万兵饷，他两年即可平灭后金；天启五年，明廷太监王敏阅视皮岛，毛文龙册报兵员十七万，得饷额六十万。崇祯元年，朝廷派员实地调查兵数，查证能战为兵者仅二万八千人。

袁崇焕像

特别可恨的是，毛文龙为了虚报战功领赏，往往将被后金强迫剃发的辽民杀掉，上献首级冒功。所以，连朝鲜人都在忍无可忍之际数落他：“都督（指毛文龙）不修兵器，不练军士，少无讨虏（后金）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后金人）而谓之六万（首）级，其所奏闻天朝（明廷），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为了加强山海关的正面防守，将旅顺以西划归宁远、旅顺以东划归东江，实际上压缩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辖治范围。同时，袁崇焕把东江饷道从原来的登莱而出改为从宁远而出。这就堵住了毛文龙冒饷的漏洞，同时严打他在海上的走私贸易。

袁崇焕对毛文龙冒饷以及潜通后金一事一清二楚，便以阅兵为名，泛海与其相会。

当时，袁崇焕并不想杀毛文龙。他与毛文龙欢饮数日，商谈军事，并提出设监司、更营制、杜绝海上走私等主张。毛文龙坚拒不从。于是，袁崇焕暗示他可以“光荣”退休。这位毛大帅大大咧咧地回答：“我先前倒想回家退养，但现在朝中大将熟谙辽事的，唯我一人，灭奴（后金）之后，趁朝鲜衰弱，我准备发兵灭其国家。”

见毛文龙有割据朝鲜自谋的意思，袁崇焕下定决心要杀掉他。

于是，袁崇焕以邀毛文龙在山上观将士射箭为名，事先设下埋伏，把他请到自己帐中。由于在自己地盘内，毛文龙不疑，率将官兵卒上山。入帐前，其手下士兵均被袁崇焕卫士拒于账外。

坐定后，袁崇焕首先说道：“毛公海外重寄，为国辛苦，当受我一拜！”宾主交拜后，他又向跟随毛文龙入帐的数十亲信将领表示：“君等积劳海外，请也受我一拜，望诸君为国尽力！”众人皆顿首还礼。

袁崇焕落座，忽然变色，诘问毛文龙为何不服从朝命。

毛文龙也气，心想这位袁爷脸变得这么快，太不给自己面子，马上高声抗辩。

袁崇焕起身，厉声责叱，命卫士剥去毛文龙冠带，把他当众缚起。

毛文龙手下将官人数虽然不少，但事出仓促，皆不敢有所动作。

毛文龙本人仍旧怒气勃勃，跳脚高叫。袁崇焕站定，手执尚方宝剑，一一历数毛文龙的十二斩罪：

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数毕其罪状，毛文龙丧魂落魄，哑口无言，只得叩头乞免。

袁崇焕厉声询其部将：“毛文龙罪状当斩否？”

这些人皆被震住，皆惶恐唯唯。

于是，袁崇焕命人把毛文龙推出帐外，以御赐尚方宝剑立斩其首，宣示其罪。

当时，毛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深惮袁崇焕大帅之威，无一人敢动。

转日，袁崇焕命人取棺厚葬毛文龙，具牲醴拜奠，哭言道：“昨日斩尔，朝廷大法；今日祭尔，僚友私情。”

然后，他分毛文龙手下二万八千兵为四协，分由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掌管。接着，袁崇焕犒劳军士，尽除毛文龙虐政。

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如此方面镇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致。

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后仅仅几个月，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崇祯帝偏中皇太极“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

如果袁崇焕不死，以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很有可能会叛明降清，日后也不会附于《袁崇焕传》，肯定会被清代史官编入《贰臣传》中。

毛文龙被杀的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寇，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即明人所称的“己巳虏变”。

人们可能会奇怪，山海关是后金（清军）入寇的必经之路，他们怎么又绕到蒙古人的地界到达内地呢。这还要简述一下蒙古诸部的情况。

瓦剌的也先被杀后，鞑靼部复起。孛来拥立脱脱不花之子的麻儿可儿为“可汗”，由于此人当时年少，称之为“小王子”。此后，相沿成习，明人把蒙古部可汗均称为“小王子”。明成化年间（1474年），作为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的达延汗（《明史》中仍称之为“小王子”）一跃成为蒙古诸部共主，重新统一了蒙古。他死后，蒙古复分裂为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以及漠西的瓦剌蒙古三大部分。漠北喀尔喀蒙古由达延汗幼子承继，其有子七人，多受分封，称为外喀尔喀七部。漠南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由于东部的察哈尔汗是达延汗长孙博迪之后，所以名义上他是全蒙古的大汗。西部是达延汗第三子的后裔，据有鄂尔多斯。其间，又有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冒出。这些人相互攻杀，最终，俺答汗脱颖而出。他西取青海，东并朵颜卫，势盛一时。由于想从经济上得到好处，俺答汗在隆庆年间（1570年）对明朝称臣，受封为顺义王。这样一来，除了每年得到明朝巨额赏赐外，他又可以从互市中得利。俺答汗还建筑了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吸引汉人定居。察哈尔汗受俺答汗势力压迫，被东逼迁至辽东西拉木伦河以北，不时骚扰明朝边境。传至林丹汗（因其汗号为“呼图克图汗”，故明人以谐音称为“虎墩兔憨”）时，部众强盛一时，相继征服喀喇沁等诸部。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林丹汗自号“四十万蒙古”的主人。

明末时，蒙古沿边强部有三：察哈尔、喀尔喀（内喀尔喀）以及科尔沁，他们名义上的共主自然是有“黄金家族”血统的察哈尔汗。本来科尔沁诸部一直与女真叶赫部联合攻击努尔哈赤，皆大败不果。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后，科尔沁蒙古首先来附。萨尔浒战役后，后金击败内喀尔喀最强的宰赛，迫使喀尔喀五部听命于己。但由于贪图明朝赏金，喀尔喀常常掉头攻袭后金，时附时叛。他们对后金无信，对明朝也无信。王世贞广宁大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蒙古诸部违约不至，没有夹攻后金。

西征蒙古诸部的林丹汗日益强大，但对诸部无恩，最终使科尔沁部完全投入后金怀抱，并联兵一处，在农安塔（今吉林农安）大败林丹汗。林丹汗乃“黄金家族”嫡系子孙，不掺假的元室帝胄。他有勇有智，经过数年经营，雄踞漠南蒙古。可惜的是，既生瑜，何生亮，林丹汗生得不是时候。他准备统一漠南漠北蒙古的时候，后金方兴未艾，努尔哈赤、皇太极龙父虎子，使得林丹汗在东北遭遇到极大阻力。

林丹汗此人智商高，情商却低下，他向蒙古诸部巧取豪夺，咄咄逼人，使得其主领的察哈尔一部不仅没有向诸部催生“大蒙古”的凝聚力，反而形成离心力，科尔沁、阿禄等部蒙古纷纷投向后金。

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以“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成吉思汗）”自居，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人英主”，威胁对方不要攻取广宁，否则将兴兵对抗。其实，“四十万众蒙古”是个传统的概念性数字，泛指漠南漠北大蒙古，如同中国皇帝自称“华夏之主”“九州之主”一样。

努尔哈赤较真，回信中狠狠嘲笑了林丹汗一顿，历数他们元朝当初从北京逃窜时的惨状，“揭发”蒙古的“四十万众”早已丧失无几，并讥笑林丹汗不过是个贪图明朝钱财赏银的“无赖”。发信后，努尔哈赤果断出击，一举攻克广宁，林丹汗也未敢报复，远避后金兵锋。皇太极继汗位后，三征林丹汗，万里追击，终于在天聪六年（1632年）秋天把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完全击溃，倒霉的汗王本人远遁至藏地，失去了大本营。一年多后，穷途末路、众叛亲离的林丹汗因发痘死于青海大草滩，其妻囊囊福晋（娜木钟）与其子额哲来降，并携传国玉玺来献（此玉玺号称是传自汉代，不一定是真），漠南蒙古全部臣服于皇太极。

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宁远、锦州等地两次遭受挫败，本来蒙古诸部尚有机会翻盘击走女真人，但均因内部分裂，丧失大好机会。喀喇沁三十六部受察哈尔部挤逼，向明朝求助未果，便全体投附了后金。

如此，察哈尔部不仅被孤立，明朝蓟镇边外千余里也顿失屏障。正是在蒙古人引导下，皇太极才能深入明朝腹地，他边收降残余的蒙古部落，边扑至北京城下。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骇震，立刻调诸路兵马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国难，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诸城，皆留兵营守。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消息传至，后金兵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

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但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人自己讲是“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坚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便施用“反间计”。恰好营中有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此二人先前在城郊牧马场被抓获）在押，他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趁夜坐在这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下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当时才没有叛变。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

北京城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了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京。

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在狱中，袁崇焕作《狱中对月》一诗：

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

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

最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剐于北京闹市，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大学士钱龙锡免死戍边，劳改十多年（同为大学士的温体仁受过毛文龙不少好处，他也落井下石非要置袁崇焕于死地）。

袁崇焕一案，天下冤之。但北京市民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位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出钱买肉，生食这位耿耿精忠身上的肉。千刀万剐，明朝就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清朝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

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少年后被一个女真鞑酋当“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会在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崇祯帝大错之二
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枯。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明朝“副处级”巡视员一类的小官（行人）马懋才在崇祯二年所上的《备陈大饥疏》，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讲述人民苦状）

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盗贼）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讲人民造反的原因和痛苦惨状）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讲人吃人的惨景）

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拮据独苦，以弭盗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为之率，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以拯济，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荐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偏秦中也。（讲陕西一地盗贼集中的原因）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自嘉靖帝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变本加厉，明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

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甚至没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的兵校。军纪败坏下，索饷哗变，就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没有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如果正规官军加以认真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不少人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贼势渐炽，贼头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得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嘉胤（澄城县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抢掠富民家里的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杀人魔王张献忠，首先加入的就是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的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到坏人。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起义军中的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是一个下岗驿卒，原先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的时候，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原本是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等服务的，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过分的是，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的银两只有一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下四百两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朝政府内还有人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薪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恰恰以明王朝灭亡为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无奈之下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

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将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

由于“闯将”的名号，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不少当代和明（末期）清学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李自成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转年春天有活干有粮吃有指望时，事情就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民越来越多。

待明朝中央政府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

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好，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收回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窜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官，“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上校团长”）一职。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贼头，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起义将领，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们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

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发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量农民军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

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没有立竿见影见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杀剿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叛乱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首级，陕西境内基本看不见大股的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应该交代一下的是，当崇祯朝臣尽力剿杀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崇祯四年（1631年），得知明军在大凌河中左千户所（距锦州四十里，今为大凌河镇）加紧筑城的消息，为防止明朝借此步步推进，皇太极亲自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于八月六日突然包围了大凌河城。

当时，城内仅有一万四千多官兵及一万多平民，守城明将是祖大寿和何可纲等人。由于经过数次攻城挫败，后金已经在战法上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急于以人肉作为代价拼死攻城，而是十分耐心地坚持“围城打援”的战略方针，在把大凌河城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同时，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止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一方面防止城内明军逃逸。

更为重要的是，后金军队也拥有了自己的“红衣大将军炮”。用于此战的，有这种大炮四十门，威力相当大。如此一来，先前明军在热火器上一面倒的优势已经消失，我有人有，心理上不再占据上风。

明朝派出四万大军来援，结果在锦州东南的长山山口遭受后金军队截击。恶战之下，明军不支，三十三员将领以及四万精兵被后金全歼。

即使如此，祖大寿仍旧坚守孤城。几个月后，大凌城内开始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最惨，他们首先被军士当作“军粮”吃掉。

皇太极也不着急，十拿九稳之下，他派人劝降。由于先前皇太极的堂兄阿敏在攻打北京撤退时尽杀永平、迁安的明朝降官，祖大寿等人不敢投降，深恐降后仍不免于一死。

皇太极展开攻心战，“痛心疾首”地表示“不再妄杀一人”，并告诉祖大寿乱杀人的阿敏已受幽禁处分（这倒是真的，此人乃“四大贝勒”之一，因其威胁到皇太极地位，故借此被幽囚）。

思前想后好一阵子，祖大寿决定暂时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他会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奇怪的是，守城诸将，除何可纲以外，这些与后金血战多年的汉子们都愿意随祖大寿投降（明帝杀袁崇焕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冷了这些人的心）。

为了取信后金，祖大寿等人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双方军将的面，将这位英雄砍头。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

当晚，祖大寿亲自出城，入皇太极御营谒见。诸贝勒皆一里外相迎，待之非常恭谨。行至帐前，皇太极本人亲自出帐迎接。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在民国初的市面上还可见到——两大老爷们见面，拱手打揖后，趋前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相抱交头。在女真人眼里，此礼乃见面的最高礼仪。

二人入帐后，皇太极亲自斟酒递与祖大寿。等对方饮毕，祖大寿斟酒跪献，表示降服。

转天，皇太极听信祖大寿建议，命八旗诸将率四千多人着明军服色，跟同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作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之间相互失散，不果而还。为此，祖大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清人自己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表明这位“太宗”的英明）。

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带二十名明军前往锦州。

祖大寿回锦州后，派人至后金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希望皇太极善待其留在后金营中当人质的子侄。皇太极无奈，反正破大凌河城的目的已经达到，就率兵回返。

十年之后，祖大寿才真正归降皇太极。但他的儿子（一说是其养子）祖可法对后金百分之二百的真心孝顺，为皇太极出了无数上好的“坏主意”，他在《贰臣传》中的“名位”也远远在洪承畴和祖大寿之前。

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邱巡抚上奏崇祯帝。由于边地需要祖大寿这样的勇将，崇祯帝没有下令杀他，而是下敕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一直不敢入京，皆借故推辞。但观其日后所为，他确实断绝了与后金方面的联系，一心守土，直到锦州大战时才真正降附清廷。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向后退缩。

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年初，因愤恨巡抚孙元化征兵渡海，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原先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二人均为辽东人）在登州叛变，乘船率万余名兵士及家属在镇江向后金投降。

皇太极大喜过望，待以厚礼，立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让二人在朝中与八和硕贝勒共列一队朝见，以示殊宠。同时，明令二人自领所统汉军，具有类似旗主的权力。日后，皇太极称帝，封二人为王爵，专为他们所统汉军设汉军二旗，成为日后汉军八旗的前身。

皇太极这一举措意义深远，一是用汉将统汉兵，这些人熟谙水战，深晓地利，成为清军的鹰犬前驱；二是汉军八旗（以及蒙古八旗）的建立，可以削弱满洲八旗旗主的独尊地位，对他们予以牵制，更增加了皇太极一人独大的不二地位。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持续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洋洋而去。

崇祯帝大错之三
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贼。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于是他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太监公公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迫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立下奇功。

“投降”名单上的人名很有意思，一半像《水浒传》上面的，一半像《智取威虎山》里面的：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应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应为混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守应）、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应为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等。

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个。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的军靴、棉衣、兵器等物卖与对方。

数名农民军头领暗中早有串联，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然后，他们吃饱喝足，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之机，纵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呼啦啦出现在中原大地。

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平贼经验，中原之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水银泻地一样，四处窜击。不仅河南全境遭受劫害，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均处处开花。由此，局部的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全面的祸患。

特别是河南连年大旱，当地人活不下去，见当“贼”能吃饱饭继续存活，不少人纷纷入伙。农民军军势益炽。于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偷掘矿藏的“矿贼”合伙，直下湖广，连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而“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入武关，连陷山阳、镇安等地，然后北上雒南，杀向西安。待洪承畴率军来截杀时，他们又南下四川，攻城略地。

横行数月，最终农民军主力大多回到了陕西。

为了统一事权，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五省（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他在河南陕州会师后，统军南下，打得在均县、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纷纷退却，转往陕西。

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战斗力。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有等着挨宰的份儿。

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贼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农民军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倾诉衷肠，都表示还是不打仗好。

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员，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已向东奔入河南。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有七十二营、三十万人左右的队伍。农民军各推首领，于荥阳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颍州后，直杀向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轰哄而至，杀掉守军数千，并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己诏”的同时，他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掉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张献忠就让这些小宦官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张索要。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让兵士把小宦者们轮奸后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看见小宦者们个个捂着屁股双眼哭成鲜桃，非常恼怒。再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宦官均捅死在当地，以泄胸中愤恨。

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起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今甘肃正宁县）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

高迎祥、张献忠、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几十万人忽来忽去，似蝗虫一般，到哪里就把哪里吃个干净，抢个干净。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专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明军驻宁夏固原的政府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出生天，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二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如此大贼头被擒，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至北京，凌迟处死。

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前车之覆辙，几个农民军头目投降不久，便将其交付各部官军斩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绥德一带休整后，本想渡河进入山西。见明军有备，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宁夏、甘肃一带杀掠。

崇祯九年初，李自成与十余支农民军联手，从秦州出发，想攻取汉中。但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设伏，把农民军打得大败。

见入汉中不成，李自成便转头进攻四川，攻破广元后，连克数十州县，所向披靡。吃足抢足之后，见明朝政府军云集川地围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向北，杀入甘肃境内。

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截堵杀农民军时，东北的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二人反感清廷的仪式，站立不拜。皇太极大怒，但他并未杀人，而是在打发二人回国时撂下一句话：“尔国王若知逆顺，当送子弟于我国为人质。不然的话，我必兴兵，直到把尔国打服为止。”

在动手打击朝鲜之前，皇太极先派十四弟多尔衮等人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并明示此次进攻目的只在抢掠明朝京畿地区，抢人掠物为主，不计城池得失。

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入京，岂料清军选择延庆。入居庸关后，清军杀入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皇帝在阴间估计也找不到木头做家具了）。

身任总指挥的明廷兵部尚书张凤翼要谋无谋、要胆无胆，虽然手中有尚方宝剑，也调动不了胆战心惊的明军将领，眼巴巴看着清军数月之间遍掠畿内。清军五十六战皆捷，俘掠人畜二十万，于秋九月从冷口从容退军，并派人在塞上砍去树皮，以墨写上“各官免送”，羞辱胆怯的明朝军将。

由于皇陵被毁、诸近京县城遭受严重劫掠，兵部尚书张凤翼和总督梁廷栋深知罪责难逃，在崇祯帝派太监要他们项上人头前双双服毒自杀，总算死得舒服些，免去砍颈之痛。

同年秋，皇太极说话算话，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军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朝鲜国王逃出汉城。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

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这位绝望的朝鲜爷们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为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长年待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

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由此，清朝再不用担心朝鲜反复，又可从这个“大仓库”征调无数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崇祯帝大错之四
误用杨嗣昌

按倒葫芦又起瓢。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办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此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

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清朝虎视眈眈的威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点不错，内部不安，何谈对付异族入侵。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

平心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从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征税（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银），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是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大平闽地的海贼。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仅恃郑芝龙，平灭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便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想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

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查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身为钦差的公公到后，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他，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熊文灿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

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托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大打自己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其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有个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其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明十三陵图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二千多广东当地人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只能硬着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率领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当土匪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他们也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

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差点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并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作为“孝敬”。

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

有了朝廷赦令，大贼头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麦，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以待处理。

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张献忠最为狡猾，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撒网”、欲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熊文灿主抚招降。

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秘奏，希望朝廷下令这些贼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

对此建议，明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满洲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无暇顾及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扯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长城）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清军本不易攻破，但驻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清军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十分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清军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但这位白皙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

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使农民军望风丧胆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清军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

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心动，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清军正面交战。

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好玩，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为单薄。

面对汹涌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

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只得率几千疲卒在巨鹿附近屯兵。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

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为卢象升当军粮。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向其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苦战三个时辰，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唯剩卢象升一人。他身负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箭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高起潜公公逃回城后，竟掩盖他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毒辣。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满门忠烈。卢象升诗词均做得很不错。其《渔家傲》一词，壮怀激烈，有岳武穆遗风：

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这还不算，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光。

这时候，明朝各地的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人数虽众，但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

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城池七十多座，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杀平民二十多万。清军这次入口大掠，还曾围攻高阳。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前阁臣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年逾古稀，仍旧奋髯而起，率全城人民抵抗。血战两天后，老夫子被清军抓住。他望北京方向叩头，乘守兵不备，投缳自杀。其子侄孙子辈近二十位家族男性，皆与清兵格斗而死。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清军转战八月有余，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掠而归。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清军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

杨嗣昌掌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穷追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

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税，现在根本未停，却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机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贼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猾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农民军合军，打下房县。

唯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簸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他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扇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在奏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熊文灿以哄衬自己无过）。

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了好几年，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

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锦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在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

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好卖弄人情让左良玉日后为自己卖命。

明嘉靖洒线绣蹙金正龙方补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地卖命。他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今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张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张献忠大贼头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仓皇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

左良玉悍将，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

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

这样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怀二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大贼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连大败的罗汝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贼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其于死地。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详情见本书《徒持金戈挽落晖》）。

四川处处陷没，贼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被充作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他求功心切，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贼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

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装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崇祯十五年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贼军大部队从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拥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积如山，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促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丽壮伟的襄阳王宫踞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摊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

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一低头欲饮，张献忠即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同时，他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开拔前皆杀而食之。

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有力气有胆识的就扯旗造反。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李自成部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在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由宠妃郑贵妃所生。他在当时几乎夺了明光宗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及其母大有关系。

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给他。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鱼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帝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胖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当时退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于是，明朝守城兵将因怨生恨，突然把守城的正指挥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后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于南京，建立“弘光政权”。

别人逃得了，福王没有这福分。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贼不屈，英勇就死。

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

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胖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在一个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

《明史》中记载他“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两藩失陷，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

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碎，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地，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

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清初，其子杨山松作《孤儿吁天录》，极力掩辩，谓其父乃正常病亡，不是畏罪自杀，想左右写《明史》的清朝史官的看法。可幸“馆臣未受其误（导）”，并未把杨嗣昌描写成“有劳无过”的忠臣。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尸骨散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与其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家属几十口人。

张真是黑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熊文灿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他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熊文灿全家，一个不剩。

势如破竹之下，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镇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

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拣选为兵，把漂亮年轻妇女送入军营，然后在武昌城内屠戮。由于人太多，贼兵杀得胳膊都肿了，于是想出一计，开汉阳门假装放人。百姓以为可逃性命，纷纷从此门奔出，张献忠贼兵以铁骑蹙逼，把数万人挤入江中淹死。史载，“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蚍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

数十万武昌人民，被贼军尽皆杀死。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他，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崇祯帝大错之五
明清松锦大战的错误指挥

清军数次入口，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清廷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该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人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清廷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

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

为此，祖可法、张存仁这几个人立刻忙乎起来，先在义州（在广州与锦州之间）修城，以此为前哨，屯田练兵，为将来的大战保障稳固的后勤支援。

1640年夏，皇太极本人亲自到义州一带观察地形，并率军杀至锦州，用红夷大炮猛轰城内明军。趁明军闭门严守之际，清军把城周的粮食尽行割光，运回义州作为军粮储备。

义州这个战略要地，明辽东巡抚方一藻三年前就上书朝廷建议重修，却无人过问。至此，反而成为清军攻击的落脚处。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流贼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几乎把李自成等军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清军。

洪承畴确实是明朝少有的真正有将略的文臣。他到山海关巡视后，立刻抽练兵卒，置精兵于山海关之外的前屯卫和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县），以能将吴三桂为总兵官，信用辽东本土将官祖大寿等人。在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卫、中后所、中前所（今绥中县前所）等八城屯精兵近八万人，大大加强了宁锦防线的实力。

面对汹汹而来的皇太极清军，洪承畴审时度势，在得知吴三桂等一万明军分赴松山、杏山驰援消息后，他又下令总兵曹变蛟、马科等人率二万人出关，于五月十六日抵达宁远。

先行抵达杏山的吴三桂非常勇敢，率军与清军交战，可惜先胜后败，几乎陷没于阵，数千明兵被杀。

清军此次攻围宁锦非常有耐心，已经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并定期三个月轮换士兵，保证士气和进攻能力。同时，清军按部就班，逐步清除锦州城外的明军堡垒。

锦州城内明军并不示弱，屡屡出城与清军交手，双方死伤相当，谁也不占大便宜。

清军、明军双方源源不断地运粮、运攻城器具于宁锦，大打消耗战。

在环围锦州的情况下，清军仍多疏漏，近两万石粮食在交战期间被明军运入城内，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

七月间，洪承畴本人率曹变蛟、马科、吴三桂、刘肇基四位总兵官带兵四万至杏山，与清军大战。吴三桂一部独胜，清军退却。由此，清军集中围打锦州的企图受挫。明清两军在松山、杏山与锦州之间形成战略相持。

洪承畴在杏山首战后非常有信心，急忙上奏朝廷，请求派十五万大军以及运送一年的粮草到位，就能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同时，他调动灵活，为节约粮食，只留吴三桂一部万余人马于松、杏一带，以拖住清军，其余兵马即刻回关内休整。他还下令宣府、大同、密云三总兵出关，准备转年待诸军集结完成后毕其功于一役，与清军决战。

张存仁对满洲主子可谓用心良苦。他发现清军包围锦州有多处缺口，即刻苦口婆心劝说皇太极从严从重惩罚松懈的清将，加强围困，在锦州城外深挖堑壕，多筑战台，并先取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

皇太极“知错就改”，下死命令严防明军从锦州以外运粮草等物入内，把城围得水泄不通。

由于诱降了为明军镇守锦州外城的蒙古军头领那木气，两营蒙古兵连家属六七千人向清兵投降，锦州外城一度为清军攻占。多亏祖大寿率兵死战，最终夺回外城。但是，外城不少城垣遭受破坏，锦州防御能力大大降低。明军基本上只能凭内城守御。

胶着之间，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从宣府、大同等地抽调出关的明兵哗变逃亡，乱了好大一阵才抚平。

得知锦州已经完全被清军隔绝，北京的崇祯皇帝十分焦急，怕丢掉这座战略要地，催洪承畴即刻进兵。无奈之下，洪承畴只能力催各道兵加紧出关。最终，各军于四月中旬齐集于宁远城，共计为大同总兵王朴、山海关总兵马科、东协总兵曹变蛟、中协总兵白广恩、阳和总兵杨国柱以及王廷臣和吴三桂七个总兵官，共十二多万人。

四月二十五日，明军与清军在锦州以南十五里外开战，虽然是在地势上以低攻高，但明军英勇冲杀，清军虽顽强，仍然伤亡惨重。

六月间，洪承畴挥兵六万攻清军于松山，夺其三营，杀伤清兵甚众。从当时情况讲，明军已经取得战争主动权，围困锦州的清军开始动摇。

关键时刻，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将领石延柱献上“妙策”，竭力劝说皇太极不要为小败而产生沮丧情绪，把“围城打援”当成作战原则，坚持下去肯定胜利。

洪承畴此时很清醒，他上奏朝廷，认为应该在保持战场优势的情况下，在松、杏一带与清军相持。多年与女真人交手的祖大寿也在锦州城内向京城送信，嘱诫明军切勿轻易与清军野战，即使交战，也应用车阵逼之，使其骑兵不得驰击。同时，他还表示锦州城内粮食充足，大可支持半年。

战地统帅洪承畴与锦州守卫主将祖大寿如此表示，朝内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坚持速战。这个吏选入朝当尚书的无谋浅视之人被小胜冲昏头脑，力劝崇祯帝下诏催诸将速战速决。崇祯帝偏听偏信，禁不住陈新甲激劝，立刻下旨让洪承畴马上进兵解锦州之围。陈新甲为了大张其事，还派出亲信往军中监视，催促出兵。

松山之地，位于锦州与杏山之间，实是宁锦防线的咽喉要地。洪承畴得到御旨，不敢不遵，只得下决心在松山与清军展开决战。

由于清兵在锦州南的乳峰山以东结营，洪承畴就下令曹变蛟率军屯于乳峰山以西，以斗其势。明军数万大军，在松山与乳峰之间连扎七座大营，遍掘长壕，密排火器，列马布阵，旗甲鲜明。

进围锦州的清军见明军如此势盛，不少人内心十分惶恐。

锦州城内祖大寿敢战，他于八月二日首先自城内杀出，与围外入内的明军联手，予以包围锦州的清兵严重杀伤。但宣府总兵杨国柱也在战斗中阵亡，明军损失不小。

双方大战七八天，各自损兵折将，基本持平。

身在沈阳的皇太极坐不住，他不顾自己严重的鼻出血，用大棉花团塞住鼻子，自率三千精骑，御驾亲征，飞驰六天六夜赶到松山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清军不惜血本，后备军预备队一齐上，总共十二三万人马。与之相较，连同守城明军算在内，松山一带的明军大概也是这个数。双方军力差不多，都无明显优势。

两军相较，就看精神头了。

皇太极在松山结阵。他登高察望，仔细观察许久，与左右满汉将领切磋半天，终于找出明军漏洞：洪承畴明军过于集中，前锋兵甚锐，后守薄弱。于是，皇太极立刻部署，决定断绝明军粮道，下令清军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多处立营，挖壕筑台，围困明军。

如此一来，清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整盘皆活。

如果此时撤兵，洪承畴可能不会损失太大。但崇祯帝不表态，洪承畴只能死扛。当时，大同监军张斗看出些端倪，建议分出一支兵马在长岭山驻守，以防止清军包抄明军后路。洪承畴没有采纳。即使如此，假如他此时趁清军新来援兵立足未稳赌一把大的，果断命令明军即刻出击，兴许还能出奇制胜。但他没有，呆等“战机”。“战机”不来，清军却把杏山、松山切割开来，明军后路被堵。由此，自宁远经塔山运抵杏山的粮道也就被阻塞掉。

明军上下得知此事，军心立刻动摇。

洪承畴不愧是谋划老帅，他本来安排诸将在城内稍事休整后，转天白天倾力一战。但由于马上要绝粮，他就命诸兵将背水一战。士兵只要有必死之心，在兵力相当情况下，兴许能杀败清兵。

恰恰就在这时，朝廷兵部尚书陈新甲派出的心腹监军张若麒在宁远发来一封急信，让洪承畴率诸将先回宁远就食，吃饱后再整兵回战。先前他一直催洪承畴出战，这节骨眼他又要洪承畴撤军回宁远，完全是瞎指挥。

最要命的是，他这一封信，大大动摇了松山城内的各位明军将领，不少人不想冒险，要求率部先回宁远休整持粮，再回来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坚持己见，诸将议论纷纷。洪承畴无奈，只得自己守松山，听任诸将分道突围。

大同总兵王朴先逃，各总兵趁黑胡乱出城遁走。结果，严阵以待的清军在半路迎头截杀，杀死全无斗志的明军无数。由于夜深看不见道路，不少明军在海边逃走时正遇涨潮，淹死许多。

明将曹变蛟英勇，转天深夜，他率所部自乳峰山而下，荡清营数次，有一次还奔入皇太极御营，几乎要了这位清帝性命。可惜夜间昏黑，曹变蛟本人中箭，只得带伤逃回松山城中。

松山、杏山一带，到处都是明军的尸体。明军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

可称道的是，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大胜之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明廷虽下令范志完代洪承畴为蓟辽总督，逃出的吴三桂又在宁远一带召集败亡残兵，但一直没能再有力量组织一支有力援军。明廷听凭松山、锦州被围。

松山城内，此时还有万余精兵。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以及辽东巡抚丘民仰一同守城。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崇祯十五年）正月，城内食尽，并无任何明朝援军到来的消息。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至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别人不讲，曹变蛟乃明朝大将曹文诏的侄子，骁勇绝人，在陕西等地曾经大破贼军上百次，农民军对之闻声丧胆。特别是南原一战，曹变蛟率军攻杀，农民军尸骸相叠，李自成仅与七骑走免，余众皆降。正是由于他的英勇，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时特意带他出关。至此，竟然被奸贼所执，遭满人杀害，明廷又失一栋梁。

曹变蛟、王廷臣两人乃明朝总兵，其实还有求生机会，清将要二人剃头易服，归降清朝。二人表示“头可断，发不可剃！”于是相继被杀。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战精兵，可称是最厚的老底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松山一失，锦州再也无望。三月八日，祖大寿率守城兵将七千人出降。这一次，他是真降，即刻被送入沈阳。皇太极善待之，并未翻脸杀他。但是，锦州守兵没那么好运，除祖大寿亲信部将数十人以外，几千明军士卒皆被处决。同时被杀的，还有一直忠于明朝的两千多蒙古士兵。这些蒙古人力大，清兵以招宴为名骗去他们的兵器，然后在城外以铁骑逼之，箭射刀砍。蒙古兵再勇武，赤手空拳也打不过刀枪箭矢，皆格斗而死。

继锦州后，塔山、杏山两城，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山海关以外的八座坚城，如今已失其半。

祖大寿入沈阳后，在大清门外下跪请罪，向皇太极表示罪该万死。有汉人降将进言，说祖大寿反复，应该杀掉。皇太极认为日后可以用祖大寿招降他的外甥吴三桂，不听，仍然待之以礼，让他日后“竭力事大清”。

日后，祖大寿一系兄弟子侄皆成为清廷鹰犬，为之前驱效力，立功不少。直至顺治十三年，祖大寿才病死，清朝葬以一品官员礼。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他作为人质留在清营的儿子祖可法（有称为其义子），翻蹄亮掌为清廷忙活多年，也在祖大寿病死的同一年病死，当时的爵位是子爵。这父子俩，也是明清之际的一个奇观。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降了，剃发后穿满服跪于殿外向皇太极乞罪：“臣将兵由松山援锦州，曾与天兵数战，大犯天威。圣驾一至，众兵败没。臣坐困松山，粮绝兵疲，城破被擒，分当受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臣知罪大，不敢入殿。”

皇太极谕之曰：“彼时尔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之大胜，实乃天意。朕恩养于你，上合天道，望你尽心图报即可。”

洪承畴叩头不止。他随即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与祖大寿均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当时，皇太极最宠爱的宸妃病死，使这位女真爷们如丧考妣。先前他在松山大胜后匆匆回沈阳，也是为见她最后一面。所以，接见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一批降臣降将时，皇太极还沉浸于悲痛中不能自拔。这位宸妃为皇太极生过一个儿子（皇八子），可惜二岁而殇。崇德六年九月十二日，皇太极在松锦前线正指挥对明军的战斗。宸妃病重消息传来，这位皇帝转天即上路，催马挥鞭往沈阳赶。十七日，刚刚驻马喘口气，听闻宸妃病危，皇太极夜间赶路，纵马奔驰。入沈阳后，得知宸妃已经咽气。大受刺激之下，皇太极数日水米不进，神经病一样。二十三日皇太极痛哭，一口气喘不上来，竟然昏死过去，差点“殉情”。此后，皇太极每每触景生情，大哭不止。这位宸妃，她的妹妹正是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孝庄文皇后”（即顺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死后谥“孝庄”）。当时，这位“孝庄”是皇太极的“庄妃”。这姐俩与姑姑博尔济吉特氏均为科尔沁蒙古人，皆为皇太极的“夫人”。不过，姑姑是皇太极的“大福晋”，即日后的“孝端文皇后”。科尔沁蒙古与后金结姻，原本是为了一起抗击察哈尔蒙古（此部曾与明朝结盟）。

皇太极还真是个情种，因思成病，竟然病入膏肓，转年十一月撒手西归，死了。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曾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的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此事实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的内容。至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的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日后多尔衮信用他后，才日益显出这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皇太极病死前数月，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可表：崇德七年十月，西藏的五世达赖派使者千里迢迢赶至，奉清朝为“正朔”。这件事让皇太极又意外又惊喜。本来他不信佛教，如今却一反常态，一口一个阿弥陀佛，向五世达赖的使者表示自己崇信佛教，并遣使奉大批珍宝回访藏地，向达赖及班禅示好。

崇祯帝大错之六
与清廷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清军虽然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以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与大明交好过过安稳的日子，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前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主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式的锦上添花。

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辽东之地，原非世有，如今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的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满族人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其作用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基本上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是朱明王朝是推翻元朝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意识形态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之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假装与后金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是一大罪柄：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叛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流贼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又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清军议和，谁都清楚，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做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即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进步退身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清廷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周旋，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等坚城均落入清廷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的“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清廷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蹿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程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这些人的阴狠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明廷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每年上贡明朝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与双树铺中间的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清廷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清廷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秘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

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到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是“叛贼”。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到此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露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声称责任完全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

但陈新甲此时却较真，认为自己是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反叛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敕谕中的言辞，抱着皇帝这棵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头上。最后，归结为一个字：斩！

杀了陈新甲，明清之间的和议，自然不了了之。

明朝，失去了它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唯一一次历史机遇。

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末内忧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以成大用。所谓唇吻韬略，竟成金紫之资，亦为杀头之源。这些人中，好坏参半，贤愚夹杂。熊廷弼、杨镐、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熊文灿、洪承畴、陈士奇、陈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时的文人统帅。特别是崇祯一朝，由乡试而至巡抚大员者竟多达十人（崇祯以前整个明朝间仅有三人）。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知兵论武”在时势多艰的情况下比走科举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陈新甲、何腾胶、宋一鹤、丘民仰、刘可训等人才能迅速被升擢重用，往往两三年就做到别人通过正常途径要在官场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

文人“论兵”“知兵”这种高级“玩票”，只有明末这种衰世才会特别突出。当然，比起南北朝时期和“戎服讲经”，明末士人要踏实一些。可悲的是，在外敌强兵压境、内患不断的紧要关头，士大夫们仍然把“韬略”当作万能药剂，醉心于“诸葛亮”的帷幄算计之战，却忽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要性，本末倒置，还沉浸于“羽扇纶巾”于谈笑间让“强虏”灰飞烟灭的梦呓中。此种传统儒学陈旧意识导致的虚骄习气，也正是他们大多下场悲惨的主要原因。

历史机遇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