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抗日援朝朝鲜半岛，大明旗迎风飘扬

每年8月22日，日本人一般都很少在那个敏感的日子去韩国旅游。因为，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对朝鲜人民的奴役过程。这一天，在朝鲜半岛被视为“国耻日”。

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仇恨，由来已久。“倭寇”一词，最早就是出现于朝鲜史籍。

据《高丽史》记载，高宗十年（1223年）五月间，就有“倭寇金州”的字样。当然，这里的“倭寇”不是名词，乃主谓短语，“倭”是名词，“寇”（侵略）是动词。其实，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墓碑（404年）的叙述中已经有“倭寇溃败，斩杀无数”的字样。由于高句丽和高丽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笔者就不想把高句丽的记载引接到朝鲜史中，以免引起误解。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倭寇”含义，是指“日本强盗”，并非指称明朝沿海的“倭寇”。

中国史书中出现“倭寇”一词始见于《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的记载：“倭寇出没海岛中，数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

由此开始，直至嘉靖末年和隆庆初年的倭寇，皆指日本武士、中国海盗和沿海奸民以及佛朗机（葡萄牙）人混在一起的特定时代特定意义的海盗集团。与朝鲜人、中国人平日蔑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的那种含义不同。

华丽帝国背面的百孔千疮
万历中前期的时局

嘉靖帝死后，其第三子朱载垕登基，是为明朝穆宗，时年三十。这位爷，人倒是厚道，性情平和，但寿命不永，只当了六年皇帝就病死，仅仅是明朝的一个过渡性帝王。老百姓都知道的“青天大老爷”海瑞，正是他继位后马上从牢中释放（嘉靖帝下诏捕之）并予以任用。

至于明穆宗死因，也与春药和纵欲有关。由于他人缘好，当时或后人很少拿这事渲染做文章。

明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继位。此即大名鼎鼎而又臭名昭著的明神宗，改元万历。

明朝之亡，其实正是因为这位万历皇帝。但他本人却长命，为帝时间近半个世纪。

由于近年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热销，坊间有关万历这一朝的政治得失、历史沿革以及人物浮沉都有许多专著和杂著出版，笔者不想多说。特别是有关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的著述，林林总总，基本上都是翻案替他讲好话的。我恰恰相反，在简述一下张居正的“改革”之余，我也要讲讲他带来的弊端。

张居正握权十年，改革措施大概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增强边防实力。特别是他调度有方，在支持王崇古推动蒙古俺答封贡的同时，调派戚继光主持蓟镇大权，提拔李成梁巩固辽东边防，使得明朝边疆地区烽火暂息。

第二，实施官吏考成法。从先前的注重浮誉考察官吏，变成“惟以安地静民为最”，裁撤冗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第三，实行赋制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正义原为“一条编法”。后来，“鞭”“编”二字俗写或错借，逐渐成为“一条鞭法”。其原旨皆是本着“化繁为简”的原则，使均徭里甲与两税（赋）为一，以便消除蠹弊。主要内容有四点：一、赋役合并；二、田赋一概以银两为征收手段；三、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四、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两。一条鞭法最大的利处，在于打击土地兼并，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而使占田多的豪强不得不多交税。

第四，治理黄河。张居正在任，大用工部侍郎潘季驯，治理黄河极其有法。众人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了不少历史难题，有效减少了黄河的水患。

另外可值称道的，是张居正当首辅时西藏达赖封贡的圆满完成。现在不少别有用心拔高大清的史学者，皆极口夸赞清政府对西藏统治的“功绩”。其实，真要论功绩，最早也应该算在忽必烈头上而不是清帝头上。

明朝得国后，洪武六年（1373年）即诏封喃力吧藏卜等人，标志着明朝延续元朝对藏地的统治权。各地政教首领也知天顺命，纷纷上交元朝旧敕印换取明朝新敕印。此后，明朝在藏地设置朵甘、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以及俄力思军民元帅府，通过行都武卫制度与册封地方首领两种方式有效管理藏地。

针对藏地几大宗教派别峙立的情况，明成祖很有成算，他弃用元朝尊帝帅力推一教的做法，多封众建，平衡和分化当地政教合一首领的威权。自1406年起，明朝在藏区分别封立阐化王、辅教王、护教王、阐教王，又封藏传佛教三大教派首领为“法王”。当时，明政府下最大力气推持的是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1408年，明朝又邀新崛起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

宗喀巴本人正在拉萨忙于传召大法会，忙派他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觐。由于明廷赐予释迦也失大量财物，他回藏地后，格鲁派实力与威望大增。贡赐关系以及茶马互市，其实为藏地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明朝早期对藏地的统治，“统”实际上大过“治”。16世纪前期，由于格鲁派保护者阐化王政权的衰亡，黑帽系噶玛噶举派与红帽系联合在一起大力压制格鲁派黄帽系。而到了16世纪70年代，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重振雄风，在青海会见了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俺答汗。俺答汗赠其“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正是从这时开始，格鲁派索南嘉措的活佛转世系统开始出现“达赖喇嘛”之称。

通过俺答汗，索南嘉措上书申请与大明王朝建立贡赐关系。明廷反响积极，派官员授他为“朵儿只唱”（即俺答汗所授尊号中“瓦齐尔达喇”的藏语音译，蒙语为“金刚持”之意）。由此，明政府文件中开始以“答赖（达赖）”称呼索南嘉措。他死后，格鲁派追认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根敦主巴门徒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而身为根敦嘉措弟子的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清朝日后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达赖册封的制度。

索南嘉措之所以能得到明政府破格优待（明制，只有国师以上方有资格入贡），与张居正的支持密不可分。他派人直接携重礼见到张居正，上书一封，拣好听的说。他大赞张相爷：

释迦牟尼比丘锁南坚措贤吉祥，合掌顶礼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为地方事，先与朝廷进本，马匹物件到了，我和阐化王执事赏赐，乞照以前好例与我。我与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压书礼物：四臂观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刚结子一方。有阁下吩咐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吩咐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头写。

张居正上交索南嘉措的“礼物”于朝廷，并建议明神宗回赐这位藏地宗教首领，封其为禅师。所以，西藏的内附与达赖系统的形成，张居正功劳不小。

介绍完张相爷的种种“好事”之余，也要谈谈他鲜为人知的政治劣迹。

其一，官员考成法虽然行之有效，但他完全把内阁阁臣的权力上升为封建王朝的金字塔尖（上面还有皇帝），科、部、院，皆成为内阁监督下的被动执行部门，朝内御史和给事中等言官完全丧失了弹劾的自由和权力，他们想论劾某人，先要向辅臣（阁臣）送揭帖，名曰“请敬”。如此一来，先前对君主权力都有拒否权和监察权的言官，顿时下降成阁臣的听命仔。

其二，张居正以整顿天下书院为名，大肆压制学生、士子的言论自由，并关闭了包括南康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等多处讲学公议场所，甚至连泰州学派的思想家何心隐也在他的授意下惨遭杀害。由此，以学人、士子为代表的公共言路被张居正封杀。

这两点错误作为，危害极大，流毒甚广，而且不因他本人的病死而中止。

1588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时年二十）。这位贪婪怠政的帝君虽然对张居正本人不厚道之甚，但对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仍奉行不辍。亲政仅四年，昏惰的明神宗便以“身体不好”为由怠政，朝臣们党同伐异，相互攻讦陷害，政局日紊。而后，青海蒙古部落、宁夏哱拜的回鹘各部以及播州（今贵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相继叛乱，虽最后皆被平定，但兵饷皆竭，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是在这种内患起伏不息之时，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政府又不得不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

丰臣秀吉梦想的踏板
高丽半岛

说起丰臣秀吉，现在的中国人和韩国、朝鲜人肯定都指斥他这个大“倭寇”。笔者替他说句“好话”，他统一了日本之后，曾经严令打击倭寇（日本官方也把这些沿海流窜海盗称为“倭寇”），从严从重惩治海盗。与此同时，他给出海做正当生意的日本商人发放官方“朱印状”，保护这些做海外贸易的商人的正当权益。

可能有人会问，倭人多坏，丰臣秀吉更坏，这个大倭头怎么会做出这种打击倭寇的好事？这种想法，近乎天真。丰臣秀吉是个政治家，统一日本之初，他想的念及的，乃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沿海倭寇对中国的窜扰，对他本人及京城大贵族没有多少利益，只给各地的大名和武士集团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从大处着眼，他当然要垄断对外正当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以供庞大的侵略机器能够日益成熟，不会允许小打小闹的倭寇海盗分肥。

丰臣秀吉野心颇大。早在万历六年（1578年），时为织田信长家臣的丰田秀吉就曾向主子展示心迹：“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已经嚣张至极，扬言曰：“我有欲统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过海，占据中华，易如反掌！”他自比日本为“弓箭锐利之国”，以大明为懦弱好文的“长袖之国”。

也就是说，日本这个一直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宗主文化的国家，发展到丰臣秀吉时代，终于走出“藩夷”的心态。不仅不再视中华为“天朝”，把大明当成与其对等并立的国家，而且还产生出全新的“日本型华夷意识”。

在丰臣秀吉心中，他已经以“中华”概念自居，先前以中国为主宰的亚洲册封朝贡体系，在他眼中已经消溃。

依据当时的世界政治地理，日本想入侵中国，必须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控制了朝鲜，才有可能进攻大明朝。

起先，丰臣秀吉想以怀柔方式使朝鲜自动归降。万历十七年（1589年），借归还一批朝鲜叛民示好之际，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

本朝（日本）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仅能郁郁久居此乎！吾不惮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朝鲜）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之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

朝鲜国王接信，以为丰臣秀吉胡说八道，既没当真，也没理会，更想不到这个疯子真敢打泱泱大明朝的主意。日本岛夷，蕞尔小国，朝鲜国王以他有限的想象力，根本意识不到倭人能有那么宏大的野心。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深刻认识，仅局限于倭寇而已。日本海寇自其南北朝时开始，潮水般一拨又一拨侵袭朝鲜沿海地区。倭寇之乱，朝鲜先于明朝首罹其毒。李氏朝鲜建国之际，由于大明给面子承认了李成桂得位不正的政权，李氏感激涕零，竭尽全力抵御倭寇之患。同时，由于李朝在国内大行“科田法”，国力日强，军力日强，最终沉重打击了侵掠朝鲜半岛的倭寇。

世易时移，承平近二百年后，李朝与大明朝相仿佛，党争严重，勋旧集团与士林集团明争暗斗，内讧不已。特别可笑的是，士林集团掌权后，他们自己人又“窝里斗”，分裂成东人党和西人党两大派，造成巨大的内耗。所以，朝鲜朝廷对即将来临的日本入侵，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日本方面，当时还没有打“闪电战”的军事能力。丰臣秀吉在诱引朝鲜归降的同时，两手抓两手都硬。他在日本国内进行兵力总召集，以名护屋城（今名古屋）为大本营，起兵三十余万，造战船千艘，储存武器装备，随时准备出击。

丰臣秀吉像

明朝方面，万历十八年刚刚经历过一次“洮河之变”，即蒙古第三代顺义王奢力克悍然侵边，首犯西宁，并连陷临洮、河州、渭源，攻克洮州，明军数位主将败死，西北震动。明军丧败之余，朝臣们意识到了大明朝战斗力的低下以及军队士气的低落。

在以银子求取和平的同时，明朝两名副总兵（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之死，其实使明朝的国威大受损挫。正是在这种“寇轻边将”的情况下，宁夏有哱拜之乱，播州有杨应龙之乱，而丰臣秀吉也添乱，把战争指向大明的藩属国朝鲜。

相互被瞒骗的“和平”
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日本侵朝，最终途径是从九州扬帆，越过对马海峡直击朝鲜。恰好九州的封建领主锅岛和黑田与丰臣相交甚厚，他们举四只脚赞成丰臣秀吉侵略，并为大举入侵专门在九州北部修建侵略大本营“名护屋城”。

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廷已经接到日本招诱琉球（当时还是大明朝忠心耿耿的藩国）想进行侵略的情报，但大臣们无一把这当事，认为倭寇已遭灭顶之灾，倭人又何能为也。

1592年（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李昖二十五年）5月23日，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由于当年是朝鲜“壬辰年”，他们历史上称先后两次的抗日战争为“壬辰卫国战争”。中国一方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而日本则把两次战争分称为“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

日军方面，精心准备后倾国而来，陆军方面有十六个军团十六万人，水军有四万多人。首先从名护屋渡海的有五个军团，头号阵指挥为精熟高丽语的小西行长。其后，依次为二阵加藤清正，三阵黑田长政，四阵岛津义弘，五阵福岛正则等人。海军方面，九鬼嘉隆、加藤嘉明等人为首领，主要任务是输送、护卫以及给养保证和后勤支援。

小西行长前锋军率先进攻釜山，高呼“借道战明”，喝使朝鲜守军开城投降。虽然士兵人数只有数名，朝鲜守将郑拔殊死抵抗，最终全部战死，釜山落入日军之手。而后，东莱城朝鲜将士也皆壮烈殉国。

可惜的是，当时朝鲜类似釜山、东莱二城守将的勇烈将军极少，多为贪生怕死之辈。东莱府左兵使李钰及庆尚道水军节度使元均等人虽手握重兵，皆怯懦昏庸，不战而逃，致使日军破东莱后一路掠杀，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在庆闻会师后，直扑汉城的咽喉重镇忠州。

忠州守将申立是条汉子，率八千子弟与日军死战，最终寡不敌众，战死阵中，朝军大败。日军乘胜，逾过汉城天险屏障乌岭，向汉城汹汹杀来。

朝鲜国王李昖具有半岛王爷们几千年来“优秀”的逃跑传统，根本不作有效抵抗，撒丫子就跑，直向义州遁去，准备在最坏情况下入大明北京做寓公。可气的是，朝鲜留守大将金命元等人都是十足的草包，日本兵面都没见，他们数位头领带头溜出京城先行遁逃。

日军加藤清正一部渡汉江直入汉城，大掠大杀之后，放起一把大火，把繁华的汉城烧成白地。确该朝鲜人倒霉，汉城百姓更倒霉，加藤一部是日军中纪律最坏、最爱杀人屠城的军队，他们每至一地皆屠戮数万朝鲜当地居民。至今，“加藤清正”一词在朝语中仍然是“狗”的代名词。高丽半岛狗肉馆兴隆，人们天天开膛破肚宰狗切肉，也是杀“加藤”泄愤。

朝鲜李朝确实不大经打，开城和平壤相继陷落，两个朝鲜王子也被俘，基本上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侵朝过程如此顺利，其实大出丰臣秀吉意料。狂喜之余，他开始拟定“占领”明朝后的分地计划（《丰大阁三国处置大早计》）：第一，由宫部中务卿留守朝鲜。第二，恭请天皇去北京居住，以附近十国（十州）为皇室采邑；公卿诸人在明地也会分得十倍于日本采邑的土地。第三，日本本土天皇可由在北京统治的后阳成天皇的儿子良仁亲王替任……共二十五条，奏列详尽，俨然已经打算迁都北京了。

明朝得知朝鲜快亡国了，大惊失色。但是，由于国内军事力量绝大部分集中用于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又一直意轻日本（以为他们只是“倭寇”的放大），廷议之后，在兵部尚书石星的建议下，仅派出辽东的游击将军史儒带一千兵马“雄赳赳”地跨过鸭绿江援朝抗日。

史儒猛将，自以为大明朝厉害，兵如天兵马如龙，一直冲向平壤。早有准备的日军候个正着，潮水般四面八方涌出，千名大明军包括主将史儒在内，皆稀里糊涂被这些身披奇怪铠甲、手抡日本刀的锉子们杀死，一个不剩。而后，明朝副总兵祖承训所率三千多骑兵，先胜后败，在平壤城内基本被日军包了饺子，只有祖总兵等几个人逃出生天。

消息传回朝廷，大明官员们瞠目结舌，这才明白过味儿来：日军，不是从前的倭寇，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立即部署沿海守卫力量，在山东、辽东、直隶、蓟镇等地调兵遣将，特别加强天津防卫，抽调近三万明军集结于天津，集粮七万石，生怕倭兵由海道从天津上岸直扑北京。与此同时，朝鲜方面的乞援使臣，络绎于路，纷纷来北京告哀告变，力求大明施以更大的援手。

此时的明廷，还希望通过谈判与日方达成和平。兵部尚书石星不知兵，也想不费气力就罢兵，挑来找去，选中了商人出身精通日语的浙江人沈惟敬当讲和中间人，派他去义州先和朝鲜国王见面磋商。

朝鲜王李昖一看见沈惟敬这个貌陋能言之人心里就不舒服。他希望大明出重兵援朝，最怕沈惟敬这种舌辩之士与日本人谈判，出卖朝鲜利益。

甭说，沈惟敬最初与日本人的讲和谈判工作，大有成效，最起码他成功拖延了日军的进一步进攻，使中国军队有喘息之机重新集结兵源。而在平壤接待沈惟敬的小西行长，本人就是日本界港巨商出身，对贸易金钱的兴趣大过战争征服。见到同样是商人出身的沈惟敬，小西行长立刻就有天然的好感，引以为同道。

于是，小西行长表示，如果大明答应与日本皇室通婚，答应日本封贡（其实是做买卖），并允许日本方面在朝鲜占领大同江以南地区，他本人就会回日本说服丰臣秀吉撤军。当然，小西行长如此表示，也是因为朝鲜半岛人民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展开反抗，四处袭杀日军，使日军终日提心吊胆。况且，日久军疲，饷粮不继，拖下去并无太好结局。

这一计划，如果达成，朝鲜人吃亏最大。如果尽割大同江以南与日本，朝鲜三分之二的国土就没了。

沈惟敬回报在辽东主持军务的明朝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宋应昌上报自己的上司兵部尚书石星。二人一合计，觉得廷议肯定不会接受日方条件，便打发沈惟敬回平壤与小西行长再谈。小西行长寸步不让。

明廷方面，朝官们纷纷指责宋应昌进兵不利。双方一拖，时间就到了1592年的年底。

此时，平定宁夏哱拜之乱的李如松得以抽身。明廷就派他携近五万精兵，东征入朝鲜征战日军。

由此，对结束第一次日军侵朝起决定作用的平壤大战即将爆发。

李如松，字子茂，乃明朝名将李成梁之子。他祖籍就是朝鲜，从李成梁曾祖父李英那辈就内附明朝，世为铁岭卫指挥佥事。李成梁镇守辽地二十二年，先后十次上奏大捷，“边帅武功之盛，（明朝）二百年来未有也”。李成梁虎父无犬子，其子李如松、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皆官至总兵官，其余四子亦为参将。

宁夏哱拜之叛，经御史梅国祯之荐，李如松率两个弟弟前往讨贼，以武臣拜提督，开明朝首例，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宁夏攻坚战，李如松百计频施，奋不顾身，临城先登，终于尽灭哱拜之族，尽平宁夏。朝廷因朝鲜事急，立拜其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提军援朝。

由于李如松新立功，气骄意傲，对全权监察朝鲜战事的文臣宋应昌没有也不表示应有的礼敬。依据明朝官场惯例，李如松这样的武将见文人督帅宋应昌，应该先穿甲胄戎服当庭参拜，然后才能出庭换易冠带之服，再叙礼寒暄。李如松却以监司服谒见督抚之仪，“素服侧坐而已”，这使宋应昌对这个武将极其反感。

甫至朝鲜，李如松听说沈惟敬与日本人和谈想以大同江为界分割朝鲜，登时大恼，立斥沈奸邪小人，马上派人要斩杀他于军门。其手下参谋李应试连忙劝阻：“正好借沈惟敬与倭人谈判之机，敌人松懈不备，可出其不意进袭！”李如松大以为然，便释沈惟敬不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初四日，明军次于肃宁馆。小西行长不知有诈，以为明朝派使节来封贡，赶忙先行派出二十名牙将出平壤城对明军表示“热烈欢迎”。

李如松下令游击将军李宁生率小股人马迎前，准备先绑起这二十个倭军参将。岂料，明军行事不密，倭将发现来前的明军个个眼中冒火腰持绳索，便猝起格斗，最终明军只逮住三个，跑了十七个。

小西行长闻讯大骇，但他仍旧没敢多想，就派亲信小西飞入明营谒见李如松。李如松为麻痹日方，说是前日双方误会，明军实是护送封贡使臣来此，好言好语好招待打发回小西飞。

明军次于平壤城下。

小西行长深信明军是护送朝廷封贡使臣来此。正月初六，他在平壤城内的风月楼大摆宴席，群倭花衣骏马，夹道欢迎，等候大明使臣入城。李如松方面，分派诸将，授以方略，准备分道奇袭入平壤。

但明军诸将轻敌，逡巡未入，反而四处打招呼安排，一时间使得日本军人大疑，纷纷登陴拒守。明军暂时放弃奇袭计划。

夜半时分，日军率先开城偷营，被李如松一军打得大败，逃回城内。

正月初七一大早，李如松安排攻城事宜。他严令诸军在进攻中不要因割首报功耽误工夫，下令要三面合围，留出东面空缺专供日军逸出。同时，他深知日军最轻视朝鲜军人，就下令副将祖承训（先前在平壤败过）率所部身穿朝鲜军装，在城西南方向潜伏。城北牡丹峰，由游击将军吴惟忠率部进攻。李如松本人亲提大军直抵平壤城下，攻其临江的东南方向。

日本人一直在平壤构筑防御设施，一时间矢炮如雨，明军小却。李如松怒，手斩先退兵将数名，指挥敢死队立云梯抛钩绳，肉搏登城。日军主力皆移军东南，死拒明军正面进攻。

西南方向，日军认为拥至城下的是朝鲜军，不屑派重兵拒战这些不堪一击的朝鲜军，纷纷抽调人手到东南方向增援。结果，祖承训部明军在城下登城前，纷纷解去朝军号衣，露出明军衣甲，守卫的日军见状大惊，连忙叫回已经派出增援东南城的军士。

战场形势，瞬息变幻，日军慌乱之际，捍守失当，明军杨元一部已经破平壤小西门先登，李如松本人率军从大西门杀入。

日军顽强抵抗，火器并发，烟焰蔽空，使明朝将士多有死伤。李如松虽身为主帅，仍旧亲自驰马进攻。一发炮弹爆炸，一下子把李如松胯下战马炸死。这位李将军神勇，一挺腰，又跨上一匹新马，挥刀直进。中途有深壕，其马不慎跌入，李如松大喝一声，急跃而上，毫发无伤，麾兵益进。将士感奋，无不以一当百，高呼登城。

毕竟明军有威力巨大的火炮，平壤城多处崩塌，手持火绳枪和倭刀抵抗的日军纷纷滚落城下。

小西行长见势急，忙遣人哀求李如松，表示如果明军放其一条归路，日军马上拱手奉出平壤撤走。二人比阴比心计，李如松先佯装答应，趁小西行长南撤时，他挥兵忽然追杀，又杀死几百号倭兵。

事后点算首级，明军杀敌一千有余。平壤之战，可谓大捷。

日军放弃平壤后一路狂逃，李如松部明军很快收复开城。不久，朝鲜所丧失的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皆由明军收复。盘踞咸镜道的日军将领加藤清正见势不妙，与几路日军合兵，回守汉城。

节节胜利之际，明军轻敌，紧接下来遭受了碧蹄馆之战的失败。

李如松连捷连胜之余，心高气傲，再不拿日本军当盘菜，便于正月二十七挥师冒进。可巧，有误事的朝鲜人（也可能是朝奸）来报，说日本军已经弃汉城而逃。李如松信以为真，只带两千轻骑，直趋汉城驰来，准备上演一出轻衣匹马取汉城的奇剧。

岂料，一行人马行至距汉城数十里的碧蹄馆，正陷入数部日军的合围，明军仓促应战。

李如松毕竟百战良将，倒还算镇定，指挥部下应战。倭兵围之数重，明军骑兵越杀越少。其中一金甲倭将率数百兵，把李如松本人及十余明兵紧紧围住，情势十分危急。明军中级军官李有声冒死救援，被倭兵砍死。困窘之间，李如柏奋不顾身拍马驰前，夹击倭兵。李如梅弯弓驰射，一箭把金甲倭将射落马下，总算救出大哥李如松。“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诚不虚言。

不久，明军杨元一部及时赶到，突入重围，终于杀掉倭兵，但明军已经损失数千人马。

明军大部队后至，准备合力攻城。由于天气久雨，明军精甲骑兵往往陷于汉城周围泥泞的稻田中，骑行缓慢，更甭提驰骋了。日军方面，利用有利地形，背靠岳山，面临汉水，在城中联营拒守，四处遍竖飞楼，居高临下，箭炮不绝，不断有效杀伤明军士兵。

相持到二月中旬，明军接报，据说有二十万倭军来援（其实是日军奸细散布的谎言）。为此，李如松马上令杨元一部在平壤屯结，控扼大同江，连接饷道；命李如柏一部在宝山诸处连营，以为声援；查大受部驻兵临津；祖承训部屯军开城；他本人东西往来，全权指挥。不久，听说日酋平秀嘉据守龙山仓，有粮数十万，李如松密遣查大受率敢死队突袭，一把大火点燃了龙山仓，切断了日军的粮草供应。

虽如此，自碧蹄馆之役创败，李如松进取之意大沮。日军方面，虽然固守汉城，但渐渐达至断粮乏食的地步，亦有归意。于是，双方以沈惟敬为中间人，再议讲和。

从日本国内讲，劳师丧兵，耗费巨大，连九州大领主岛津氏内部都有人带头暴动拒绝去朝鲜当炮灰，日子很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主和派的小西行长加紧与沈惟敬谈判。当然，谈判桌上比的不是嘴皮子，而是真刀真枪的实力。

小西行长一失往日嚣张口气，答应沈惟敬，表示日本愿向大明称臣，归还汉城，并放回所俘的朝鲜王子。

于是，四月十八这天，日军忽然从汉城遁逃，李如松立刻率明军入城。进入日军所弃军营，发现本来应存放粮食的大麻袋数千，用刀捅开一看，粒米皆无，全是干草。李如松大悔，如果坚持用兵，大可全歼后勤基本断绝的日本军队。

悔恨之余，李如松立遣明军渡汉江尾追日本兵，想趁其遁归之际击杀他们。但后撤的日军步步为营，严防死守，计划周密，分番迭休。由于经过碧蹄馆一役败创，明军产生畏敌心理，没敢上前与穷寇展开厮杀。最终，残余日军得以在釜山集结，联营拒守，躲过灭顶之灾。

此次追击未成，也很有可能是李如松因与宋应昌有矛盾，故意放日军逃跑。而且日军撤军前，也没有放还两位被俘的朝鲜王子。最令人发指的是加藤清正一部日军，在晋州屠杀朝鲜平民六万多人，罪恶滔天。

这年底，由于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封贡议和，明朝大军撤回国内，只留刘綎一将率少部明军驻守朝鲜。言官奏劾李如松“和亲辱国”，万历帝不问，并论功加其为太子太保。

小西行长的特使小西飞抵达北京，明廷受沈惟敬迷惑，准备册封丰臣秀吉为藩属的日本国王。

明朝撤军其实太早，因为釜山一地当时还有十多万日军。人家不撤军，明朝自己先撤，很无军事远见。

在此，我们还要谈谈沈惟敬在碧蹄馆战役后与小西行长的“和平”交易。

当时，沈惟敬受明朝经略宋应昌之托，给小西行长带去三个条件：撤出朝鲜并送返被俘二王子，日本向明朝上章谢罪，明廷封关白（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要注意的是，中方宋应昌仅仅提及“封”，并未言及日本有“贡”的地位，即没有立刻答应给日本经济好处。

如此中日讲和，实际上把与日本有“万世之仇”的朝鲜晾在一边。朝鲜国王苦求中方不要与日本言和，宋应昌表示日本仅为蕞尔之邦，大明不想与他交战过频陷得太深。

小西行长本人对中方提出的条件没多大所谓，他只想日后与中国通贡赚钱就行。于是，宋应昌派出两名中下级军官，与小西行长使人一起去名护屋的日本大本营商谈和议。日本方面，提出“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共有七条，内容与宋应昌的条件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各讲各的。日本条件是：一、明皇室嫁女与日本“天皇”；二、恢复两国勘合贸易；三、明朝割朝鲜四道给日本；四、朝鲜送王子、大臣入日本为人质；五、日本交还被俘的两个朝鲜王子；六、朝鲜立誓日后不“背叛”日本；七、大明和日本相互立誓互不侵犯。

结果，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两人暗中一合计，觉到明日双方根本说不到一块。于是，这两位商人后来擅作主张，两边挡驾两边瞒，对宋应昌表示说日方同意明方要求，希望明朝对丰臣秀吉封王。为此，这两个中日“友好人士”胆大心细，伪造了一份以丰臣秀吉名义写的“降表”。

明廷见此大悦，顺便把主张在朝鲜境内保留大部分军队的宋应昌撤了职，换了顾养谦为经略，一心一意议和。

明朝仍旧是惯有的旧思维，把日本当作与朝鲜一样的藩属国待之。见日方交还两个朝鲜王子，明廷便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秋下旨，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册文牛气哄哄，一如既往地居高临下。

于是，明廷派临淮侯李宗城为册封使，沈惟敬作陪，携赦书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

路过釜山时，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私下合计，怕两个人左右欺瞒的事情露馅，就暗中告知对马岛主宗义智（小西行长的女婿）先留明使在岛上。然后，小西行长与沈惟敬一起软硬兼施，迫使朝鲜国王答应派大臣前往日本，与明使一起向丰臣秀吉“谢罪”。

本来，这场大戏丝丝入扣，李宗城到日本京城后走走过场，回国一汇报，万事大吉。岂料，酒席间他见对马岛主宗义智的夫人漂亮，又穿着和服含羞给自己敬酒，淫心辄起。宗义智大怒，拔刀断喝。酒醒后，他怕被日本人宰了，连夜狂逃回朝鲜，途中连封册的诏书和金印都弄丢。明廷得知大怒，只能升任他原来的副使杨方亭为正使，以沈惟敬为副使，再次从朝鲜渡海册封。

丰臣秀吉蒙在鼓里，以为日方所提七项条款被明方完全接受，便在大阪城盛摆宴席，款待明廷和朝鲜的来客。结果，当他看见朝鲜派来的“谢罪使”不是什么嫡亲王子或宰相类的大官，仅仅是个州判，立刻勃然大怒，差点离席而去。

小西行长苦苦哀求，满心希望册封过场结束，双方罢兵了事。

结果，明使展读册文，小西行长派去的“翻译”没派上用场，丰臣秀吉招来精通汉语、留学明朝多年的“学问僧”为他翻译。这一来，听一句话，丰臣秀吉的小瘦脸阴沉一下子。待诏书读毕，丰臣秀吉明白过味儿来，一脚踹翻桌案，离席怒去。

中日和谈失败。日本第二次侵朝战争开始。

明使杨方亭归国后，一一把实情禀告明神宗。不用说，皇帝大怒，不仅把沈惟敬下狱处死，连兵部尚书石星也不能辞其咎，捕入诏狱论死。

没有实际内容的“胜利”
日本第二次侵朝战争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的丰臣秀吉紧锣密鼓安排过后，派十五万人二次入侵朝鲜。在朝鲜，称之为“丁酉倭乱”；在日本，称为“庆长之役”。

由于得知日本加藤清正已经率两百多艘战船在釜山东北扎营，明廷才意识到日本再次入侵的现实，先后派出麻贵、邢玠和杨镐前往朝鲜御敌。

有读者会问，先前第一次抗倭援朝的李如松为何不露面？李如松时任辽东总兵，《明史》上讲“土蛮寇犯辽东。（李）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其）巢（穴），中伏，力战死”。清朝史官支支吾吾，所谓的“土蛮”，很可能就是满洲土著或者是蒙古部落。所以，李如松战死于辽东总兵任上，自然不能再去朝鲜。

日军此次之所以能顺利登陆朝鲜半岛，正在于朝鲜内部临阵换将，把名将李舜臣撤职。其海军失去主心骨，一战便大败亏输。

李舜臣，字汝海，自小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忠臣孝子之念深植其心。第一次日本侵朝期间，朝军诸路皆败，唯有李舜臣所率水军取得重大胜利。他研发了独特的铁甲“龟船”，在玉浦海战中打得日本水军仓皇逃窜，并在紧接的唐浦海战再次大败日军。特别是闲山岛大战，李舜臣所率朝鲜水军智争力取，击沉日船近百艘，杀死淹毙倭兵数千人，诚为朝军罕有的大胜，极大打击了日军的海上运输线。

如此功勋卓著的大将，在日军第二次侵朝的关键时刻，竟然因李朝内部党争牵连，被革去军职。而后主将朝鲜水军的，换成了大草包胆小鬼元均。结果不必细说，海上遭遇战，由于元均指挥无方加之胆怯，朝鲜水军全盘皆溃，元均本人也在逃跑时被日本人打死，朝鲜的制海权落入日本水军之手。

不仅朝鲜水军大败亏输，入援的明军也败绩不断。守卫南厚的明军最早被日军击败，主将遁逃。全州、庄州明军见势不妙，拉起队伍就跑，日军在二地疯狂屠城。

明方统帅时任“备倭大将军”的麻贵也是草包软蛋，闻讯竟想弃汉城逃鸭绿江。多亏其手下参谋劝阻，加上明军不断入境，李朝的朝军也从忠清道发兵来援，他才稍稳心神。

日军集结完毕后，对汉城发动猛攻。昔日李如松手下的得力谋士李应试还在，他以沈惟敬的名义派人到小西行长营中“讲和”。后者挺“义气”，见沈有口信来，立刻止军不攻。加藤清正部本来就要攻克汉城南面险隘稷山，由于失去小西行长的支援，半途而废，只得领军撤至蔚山一带，汉城暂时告安。

年底，明朝海军源源不断地载明军入朝，水师提督陈璘率副将邓子龙等人相继入援。朝鲜国王知错就改，重新起用李舜臣。虽然他当时手中只剩下十二只残舰，但也积极备战，招募水兵，与明军水师积极配合，协力合作。

眼见手中已有四万精兵，总督邢玠和经略杨镐两人商议后，决定主动出击，发三路大军率先攻下庆州，然后直接向蔚山迈进，准备全歼日军最残忍、战斗力最强的加藤清正部。

三路大军中，高策领中军，李如梅（李如松弟）率左军，李芳春领右军。于是，杨镐命令二李统主力直攻加藤清正，高策留中策应。蔚山大战拉开序幕。

蔚山大战初始阶段，李如梅与参将杨登山首建奇功，以轻兵诱敌，在海边设伏，一下子杀倭兵四百多人，余贼仓皇遁去，退守高地势、强堡垒的岛山石城。为了减缓明军进攻，日军在岛山下部设置三道围栅，据险而守。明朝副将陈寅率手下浙兵，奋呼而进，不顾矢石和枪弹交加，冒死冲击，立破两重栅，进抵最后一道守栅。栅破之际，正在山下坐镇的杨镐私心顿起，命人鸣金收兵。浙军不敢抗命，只得悻悻而返。这帮戚家军的老班底已经在山上牺牲了数百兄弟性命，功败垂成。

杨镐，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出身。由于在辽东任事，与李成梁家族关系密切，与李如梅关系更好。本来他在万历二十五年春与李如梅出塞击敌时因失败要受处罚。朝鲜倭兵二次入侵，明廷免去其罪，擢其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

杨镐入朝后，上奏之事，多为杂苛小事，与朝方多生嫌隙，当地人怨之不已。他在岛山下方看见陈寅浙兵先登，马上要攻克日军堡垒，如此关键时刻，竟然鸣金收兵，中止进攻，想待自己好友李如梅率军获此头功。结果，明军丧失了最佳的进攻机会。如果杨镐不鸣金，岛山上的加藤清正部肯定会被完全消灭，日军在朝鲜的军事进攻应该就玩完了。

日军入岛山石城后，闭城不出，坚守以待援军。由于当时正值隆冬苦寒，泥淖遍地，风雪裂肤，明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十分低落。李如梅第二天率众进攻，世易时移，日军连发火绳枪，明军死伤惨重，连一重栅也过不去。无奈之下，明军几万人只得就地扎营，想围困逼日军出战或投降。

岛山日本守军乃穷凶极恶之辈，凭借地势，日夜往下发炮，且炮弹皆在发前用毒药煮过，明军凡有擦伤者，皆溃烂而死。入围整整十天，岛上堡垒竟然不能攻下。

利用如此大好喘息之机，日军主将加藤清正趁与明军议降的空档，派人送信给身在釜山的小西行长，求他带兵来救自己。二人关系虽不睦，关键时刻，不能不施以援手。小西行长立刻急行军，悄悄开至注意力皆在岛山堡垒的明军近侧，突然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各地来援的日军纷纷投入战场，高举倭刀喊杀着朝明军扑来。如果这时主将是第一次日本侵朝时的李如松，估计不会有多大闪失。但文人出身的杨镐毫无胆略，又不知兵，他与好哥们李如梅率先逃跑。

明军军心大乱，一时大溃，竟然被日军趁乱杀掉二万多人，只可用“惨败”二字形容。《明史》记载，“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也就几千人）委弃于一旦，（明廷）举朝嗟恨”。

更令人气愤的是，杨镐败奔后，跑到庆州仍旧不止步，怕日军奔袭，一直逃回汉城，并和总督邢玠一起捏造军情，以大捷上奏。诸军点检损失，上报死亡人数两万多，杨镐大怒，力称只死亡一百多人，抑之不奏。

由于首辅是与杨镐关系不错的老迈昏庸的赵志皋，他竭力回护，向万历帝力保杨镐，只把他免职而已。这位志迂才疏的杨镐，在万历四十七年被任命为辽东经略，大败于满洲军队，明军死亡五万多人，闯下奇天大祸。那时再无人搭救他，杨镐被逮入诏狱论死，但直到崇祯三年他才被杀头。

蔚山之战后，明日双方形成相持之势。明军退归汉城坚守。日军也消耗巨大，无力大谋进攻。毕竟明朝当时的底子不薄，不甘心在朝鲜半岛大失颜面，从内地抽调十余万精兵入朝鲜，准备一举肃清日军。

总督邢玠兵分三路，分攻蔚山的加藤清正、釜山的小西行长以及泗川的岛津义弘。海上方面，明军水军统帅陈璘与朝鲜的李舜臣将军联军，保持警惕，准备在日军溃逃时给予沉重打击。结果，进攻泗川的中路明军功败垂成，自己军中的炸弹突然自爆，引爆了火药车，日军趁乱夺回泗川。东路的加藤清正元气大伤之余，以退为进，明军也没捞到什么大便宜。西路的明军主将刘綎脑子也比不过日将小西行长，没什么进展，双方干耗。

这时，日本本土传来消息，丰臣秀吉病死。为此，在朝鲜的日本将领都大舒一口气。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丰臣秀吉临死，遗命从朝鲜撤军。

本来就不情愿劳民伤财打朝鲜的日本朝内大臣，立刻安排日军将领尽速回撤，“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迫不及待，十万火急派人持密令遍告诸日将。

可奇怪的是，明军情报系统效率极低，对日本国事及日军即将撤军之事竟然一无所知，特别是刘綎部明军，傻不拉叽还与日军“积极”交涉，大搞军中“和平”协议。

加藤清正部日军跑得最利索，十一月十八日尽数撤走；泗川日军跑得也不慢，与加藤部同时开拔，一日内即逃得精光。只有西路小西行长“任重道远”，苦于大明、朝鲜水军联军切断水路，他忙向岛津义弘求救。正好小西行长的女婿宗义智也来救老丈人。于是，岛泽义弘与宗义智合军，乘五百余艘战船连夜西行，准备救出小西行长。

朝鲜水军主将李舜臣立刻与明朝水师提督陈璘商议，提出了一个围歼来援日军的计划：明军水师埋伏于沿海港湾，朝军水师设伏于外海的观音浦，等日军越过露梁海峡后，由明朝老将邓子龙出奇兵断其归路，一举全歼这只日本来援水军。

一切皆不出李舜臣所料，日军来援水师落入中、朝水军包围圈。唯一出乎意料的是，日酋岛津义弘非常顽强，他发现中计后，率水军拼死回撤，下死命令抵抗。双方展开海上大血战。

令人感动的是，大战期间，李舜臣见明军统帅陈璘坐船被围，立刻乘船来救，不幸被日军炮火打中，正当胸口。李将军屏住气息，强忍剧痛说出一句话：“战事正急，切勿宣扬我的死讯！”言毕，李将军含恨而死。其部将、亲属含悲忍愤，奋勇杀敌，陈璘指挥船终于脱险。

明朝方面，老将邓子龙以古稀之年，手执大刀挥船而进，与倭兵倭将白刃相接，直至壮烈牺牲。

露梁海战，中朝水上联军击毁日舰二百余艘，俘获一百余艘，生俘倭兵近二百人，倭军被杀、被溺毙一万多人，岛津义弘仅率几十艘战船溃围逃走。小西行长还算命大，趁夜黑与近侍坐小船偷跑，有命回到日本本土。运气不好的日本数千残军，最终被明军和朝军赶尽杀绝。

回国后的小西行长不自量力，加入岛津义弘等人在内的“西军”反对德川家康。结果兵败，他本人逃入伊吹山。由于他是天主教徒，没能切腹自杀，就劝当地一个农民把他交予对手。农民获了赏金，小西行长本人被德川下令斩首于京都，时年四十三岁。观其一生为人，确实算条汉子。

与我们今人的想象不同，露梁海战中，中朝海军在军舰、武器以及其他军事配置上远远优于日本。特别是李舜臣创制的“龟船”，体型巨大，顶板结实，覆以铁板，槽间连结点遍植尖锥和利刃，船身上也有不少突发火器的射击铳穴，无论是攻击和防守，比起日本那些体积相对小、防护力弱的战舰具有极大优势。朝鲜“龟船”与日舰相遇，“龟船”可以迎前直撞，直接把日舰撞成碎片。

而明朝战船，更是种类繁多，有楼船、沙船、苞船、铜绞艄、海舫等，特别厉害的是，明朝这些战船上皆配备佛朗机（大炮）。日舰上也有类似火器，但射程仅一百米，而明朝兵船上的大炮射程可达三千米。

至此，长达七年的日本侵朝战争结束。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初夏，邢玠主力明军撤出朝鲜。转年秋，所有明军全部返国。

明朝援朝之役，代价不可谓不大，在万历三大征中耗银居于首位，支出近八百万两白银。幸亏明朝有张居正时期所留的底子，才没被巨大的战争开支拖垮。

对于朝鲜而言，抗日战争意义更不待言。如无大明出手相援，朝鲜就会提前三百多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说不定变成另一个琉球。

丰臣秀吉忙活半天，军败身死，民怨无数，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丰臣秀赖在人世，使他久久合不上双眼。德川家康在丰臣秀吉后开始了自己的霸业，并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找借口讨伐丰臣家族。丰臣秀赖兵败，剖腹自杀，赴黄泉地下向其父哭冤去也。

德川家康所创的“江户幕府”，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但也正是从他开始，日本大肆铲除天主教，实行闭关锁国，并正式在1639年下达“锁国令”（“异船御禁止”与“海禁”）。日本江户幕府的“锁国令”很严厉，严禁日本商船出海贸易，政府可处死擅自出海的商人。同时，日本政府规定海外日本人也不准回国，一经发现，偷回国者马上处死。这些措施，比起明朝海禁最严的时期还要严厉。真是风水轮流转，风气轮流转。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自那以后，中国（明万历末期至清朝中前期）再无倭患。

竭天下膏血以贡一人的“富裕”
万历终结时代的明朝现实

中国社会在明朝万历时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以明神宗为代表的皇室靡费也骇人听闻。这位在位四十八年的帝王，除前十年冲幼期有能臣张居正等人管理国家稍可称道外，后三十八年，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懒惰皇帝，竟能有三十年的光景不履行皇帝责任，不上朝、不行郊礼、不举告庙礼，基本上是个罢工皇帝。

他从万历十七年躲进深宫吸鸦片炼丹纵欲，直至二十四年后“梃击案”发生，万历帝为了保住郑贵妃，才上朝面见大臣一次。

如果他“无为而治”也就罢了。不少人指责他在位期间不看奏章，不补官缺，不少衙门府署处于无人执掌的空缺状态。其实，这些皆非大恶。最恶毒的是，万历帝手下那些宦官遍布天下，充当矿监税使，对天下之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横行无忌，所谓“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宝逾垣，祸延鸡犬，而经十数年而不休”，折腾不休。

从《明史·食货志》发现，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这八年间各地太监上缴万历帝矿税银三百万两，似乎数目并不大。但真正情况是，“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十分之一）”，太监们自己贪占的倒可能几近三千万两白银。如此瞎搞，最终搞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活人不讲，地下死人也受害。由于太监陈奉在兴国挖出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坟墓，得黄金数万两，由此在全国兴起一阵挖墓风。一时间，荒坂野岭，皆成白骨散弃的掘坟“工地”。

所以，万历帝这种“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的搜刮，黎民百姓所受荼毒一年深过一年，家商交困，阡陌萧条。天下民心一失，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

万历帝对张居正的寡恩自不必言，对多年拥保自己有功的老太监冯保也很绝情。而其初衷，除政治因素外，还有抄家贪财的念头。这一点，在《明史·冯保传》中万历与其生母孝定李太后的一段对话中可以明白看出。万历皇帝的儿子潞王要结婚，宫内缺钱用，万历皇帝愤言宫内大臣一直巴结冯保和张居正，二人很有钱。李太后闻言欢喜，说：“反正两人都被抄家登记，应该有大笔金银可使。”万历帝恨恨道：“冯保老奸黠猾，事先已经转移了不少财产。”事后，为了弄得更多的钱，他又把负责主持抄冯保家的太监张诚也抄家，再得“外财”一大笔。

其实，从人情方面讲，冯保于嘉靖十五年入宫，兢兢业业，特别是对于万历帝的父皇明穆宗，死心塌地护持，并受托孤之命，力保万历登基。我们从冯保一封乞辞书信中，可见他对万历父亲的忠心，虽然文中不乏丑表功，可写的确实都是实事：

司礼监太监冯保奏：臣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钦拔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二十二年转入房掌印，二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拔秉笔，与同黄锦一同办事。（皇帝）赏蟒衣玉带禄米，许在内府骑马，寻赐坐蟒。四十五年龙驭上宾，恩典照旧，赐凳杌……召内阁辅臣同受顾命。以遗嘱二本令臣宣读毕，以一本恭奉万岁爷，一本投内阁三臣。次日卯时分，先帝强起，臣等俱跪御榻前，两宫亲传懿旨：

“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辞。又蒙两宫同万岁俱云：“大事要紧，你不可辞劳，知你好，才用你。”迄今玉音宛然在耳，岂敢一日有忘。万历六年，举大婚，臣得以奉敕赞襄。累年荷蒙眷注之隆，荫锡之宠，臣不能恭述万一。为此感激，矢效犬马，事事经心，时时惕念，任劳任怨，以答三朝天高地厚知遇之恩。臣于此际，正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忍言去？但犬马之年，见逾六十，精力日衰，疾病屡作。万历三年，臣因思虑伤脾，积成湿热，毒流遍体，几损厥生。仰仗圣母万岁怜念孤忠，祈神保佑，始获全愈。五年，复发于背。今春首右足破伤，痛关心肺，医药罔效，伏蒙屡赐存问，愈自局促不宁。兹者恭逢圣龄日长，圣聪日开，大婚大礼，籍田谒陵，俱已完毕。迄今三月以来，气血顿觉衰惫，步履日益艰难。顷因随侍圣驾，不过斯须微劳，辄不能勉强支持。且臣自觉多涉颠倒，诸症一时复发，力不从心，有辜任使。臣见万岁前后左右，多有贤能堪用，伏望恤臣犬马效劳四十余年，容臣在外调治，少延残喘，朝夕焚香，祝延圣寿，仰答终始，成就罔极洪恩。臣不胜感戴天恩之至。（当然，这种乞退也是试探，大公公不是真想退休。）

即使如此几朝老奴，万历母子仍惦念老太监的家财。冷血皇家，真让后人开眼。

万历末年，明廷内发生了著名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三大案，对日后明朝政治影响深远，官僚、太监、文士皆以此为把柄，定案、翻案、定案、翻案，一直折腾到明亡。

至于“三案”的背景，首先要言及万历帝的家庭生活。万历帝正宫皇后姓王，一直无宠，但万历生母李太后很喜欢这个贤德的媳妇。万历九年（1581年），明神宗到母后所居的慈宁宫问安，突然性起，看见一个宫女王氏，拉过来就弄。结果，王宫女暗结珠蚌。知道王氏肚大，明神宗起先还不承认，李太后拿来《起居注》，他才不得不认。但在他心中，根本没有王宫女和她腹内骨肉的任何位置。由于王皇后本人不生育，根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几千年封建伦常，王宫女所生的朱常洛当为太子最佳候选人。

可明神宗自有人选，他的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才是他心头最爱。大臣们一直强烈要求皇帝立长子，纷纷上章进言，即“争国本”。而神宗生母李太后也倾向于立长孙。母子二人曾有一番对话，明神宗认为朱常洛这个长子是“都人（宫女）之子”，不料他的生母李太后听后勃然变色，怒斥道：“汝亦都人子也！”因为李后怀明神宗时身份也是个宫女。明神宗惶恐，伏地不敢起。

由于宠妃郑氏的压力，明神宗就采用“拖”字诀，就是不立皇太子，并因此耽误了朱常洛、朱常洵的冠婚礼，使得朱常洛二十岁都没能行冠礼（本应十五岁举行）。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万不得已，不得不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生母李太后病死。转年，在郑贵妃策划下，宫内发生了“梃击案”：一名大汉手持木棍，闯入太子所居慈庄宫，打伤了一名守门宦官。毕竟宫内护卫多，大汉被抓。拥戴太子一派大臣想方设法审讯，得知此人名叫张差，受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和刘成指使，入宫谋害太子。群情激愤下，万历皇帝也为宠妃郑氏兜不住，最后让她自己去求太子朱常洛出面和稀泥。孰料群臣不依不饶，已经二十四年不上朝的明神宗只得自己出面，总算化解了“危机”，使得朝廷官员不再追究此事。他还下令秘密处死了持梃入宫伤人的张差，顺便把庞保和刘成两个公公也秘密弄死灭口。

“梃击案”发生后，郑贵妃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一改从前不拿皇太子当回事的作态，常常携大笔金宝入太子宫奉承这位“准皇帝”。朱常洛倒不记仇，见她对自己这么好，昔日仇恨一扫而空。郑贵妃不仅送钱，还隔三岔五送人，共送来八个贴身宫女给皇太子享用。这些糖衣炮弹管用，朱常洛很快掏空了身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

当了皇帝的明光宗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躺卧于病榻上，起都起不来。其间，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进献红色丹药，明光宗试服一丸，感觉不错（可能是回光返照），忙又进一丸，结果很快就蹬腿“升天”了，其间才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他爸明神宗当了四十八年皇帝），此即“红丸案”。其实，明光宗病重身死，大药丸子并非夺命之物，只是大臣们猜疑，附会指摘，才弄成了“红丸案”。

明光宗死时，身边只有一个美女李选侍。这位姑娘乃当年郑贵妃入献的八美人之一。李选侍私心很重，便把明光宗长子朱由校这个少年揽在身边，想以未来的皇太后自居，并赖在乾清宫这一象征皇权的宫殿不走。大臣杨涟、左光斗等人在太监王安的帮助下从李选侍手中骗走了朱由校，先拥立他为皇太子，准备护送他登基，并通知李氏在皇太子正式登基前腾出乾清宫。李选侍赖皮，软硬兼施，最后大臣们冲入宫中，汹汹愤怒高呼，终于吓跑了李选侍。这即为“移宫案”的大概。

明末“三案”，根本上讲并不复杂。但举朝士大夫党同伐异，喋喋不休，相互攻讦不已，争是非，论短长，拉帮结派，最后发展下去，其实已经不是正邪之分。最终，“三案”倒成为魏忠贤等大奸臣清除异己的“法宝”，借这些来罗织罪名，剪除善类。

万历四十八年很好玩，本来明光宗在转年才能改元，但他当一个月皇帝就死，以后也不好划分他这个“新时代”。大臣们商量，就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隔断，八月后称为“泰昌元年”，而转年就是明光宗儿子朱由校的“天启元年”。

明熹宗朝服像

这位少年新天子，即明熹宗，实为明朝真正的亡国之帝。

因为，所谓的明熹宗天启时代，就是大太监魏忠贤的时代。

明朝，马上要进入最最黑暗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