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沿海倭乱：倭刀狂徒的覆灭与明朝的繁华与崩溃

2006年初，各大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安徽歙县，由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传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愤愤不平地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茔（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官员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而有诸多争执的时候，尤其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言辞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怎么会叫“王直”这么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倭寇
源远流长的祸患

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至于对明朝倭寇之患性质的定义，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者们言之凿凿，定性为“日本武装侵略集团对中国沿海的破坏性掠夺战争”。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层面的宽松，80年代后期至今，不少中国学者忽然具有了“国际视野”，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准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讲明朝倭寇的性质是“明朝东南沿海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义斗争”，是“明朝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上述二类观点均矫枉过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说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后者则耸人听闻地美化海盗侵掠。

其实，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郎机）为诱因的，以中国沿海商业海盗为首、以日本浪人集团为辅的盗贼集团，对明朝中国人民烧杀劫掠的非正义战争。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焚掠庆元（今浙江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大名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烧杀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他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但未完全实施海禁，还允许贡舶贸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时，他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东，朱元璋仍旧是“天朝”思维，遣使至日本，诏谕其奉表来朝，语气充满恫吓。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乃后醍醐天皇的儿子，见明朝来诏语气强硬，不吃这套，竟敢杀掉几个明使并拘押了正使杨载等人。转年，明使又来，怀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厚待来使，上贡马匹及衣物，并向明朝放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抢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为明朝天威所至，终于使小倭臣服。其实，怀良当时的服软，却是因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树一大敌，再招惹明朝的进攻。

过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谓的“日本国王”怀良不过是个亲王，日本还有一大半地方归于北朝统治，于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与日本北朝联系。在怀良阻挠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过了近两年，明使才与实际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义）联系上，进入日本王京商议两国“友好”之事。足利义满为人还很有长远思虑，他派使臣携贡物而来，但朱元璋认定日本来使没有正式称臣称藩的官方表疏，拒绝接受贡品。他厚赏日本使者，诏遣归国。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这样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后醍醐天皇即位，他属于大觉寺皇帝系统。借将军幕府内部发生内讧之机，他想推动“倒幕”来使自己的虚位变实。结果，幕府将军一派先下手，把后醍醐天皇流放到隐岐（今岛根县），转而拥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后代光严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与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人立刻起兵相抗，发起倒幕战争。开始时，怀良亲王一派非常顺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从隐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将足利尊本来是奉命镇压，但他中途倒戈，支持后醍醐天皇，回军灭掉了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如此一来，光严天皇退位，后醍醐天皇复辟，实行天皇亲政。

君臣相处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干掉。可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后醍醐天皇，扶立持明院系统的光明天皇继位。后醍醐天皇跑到吉野，与光明天皇并立，所以，日本出了南北朝局面。后醍醐天皇一派转为南朝，光明天皇一系称为北朝。这种对峙，一直延续了五十多年。

当然，大明朝并不知道日本还有什么“天皇”，蕞尔小邦，不过是模仿大唐高宗皇帝的“天皇”称谓，自娱自乐而已。

明初倭寇，真倭居大多数，多数来自日本列岛的萨摩、长门、博多、鹿八岛等地，入侵道路和以往入贡道路一样，由高丽趋山东，在四五月乘东南风沿海扬帆而至。所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倭患在明初最严重，其次是浙江。当时受倭患困扰最大的，还有明朝的藩属国高丽（朝鲜）。但李氏王朝建立后，朝鲜国内政治局势好转，倭寇连连受挫，就把入侵重点转向中国沿海。

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因为此案涉及日本人而龙颜大怒，对日本深恶痛绝，遣使痛责。不料，南朝的怀良亲王觉得山高皇帝远，派人送来表文，语意傲慢无礼。

朱元璋阅毕，气得哇哇大叫，但最终还是以元朝征倭失败为前鉴，没有发兵征讨这个海外狂妄小国。

朱元璋本身就是个偏狭之人，由此对倭人满心痛恨。洪武二十七年之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统一了日本，并以太政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日本实际上的主人。他主动派人来向明朝示好，皆被朱元璋拒绝。当然，朱元璋不敢轻视海防，陆陆续续下来，几十年间，洪武一朝共在辽东、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五十八卫及八十九所，置兵数十万，有兵舰千余艘，严防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也就是建文帝。日本的足利义满忙趁机遣使表示友好，在正式表文中有“日本国王臣源（道义）”的自称，也就是以藩国身份向大明称臣。建文帝厚报使者，热情接待。

但是，日本使节再来明朝时，大明皇帝已经变成了朱棣。明成祖朱棣虽然篡了侄子的江山，对日本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他非常热情，特别是足利义满的称臣纳贡，让这位野心家十分舒坦。

为此，明、倭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约定日本十年一入贡，人数每次不超过二百人，并给予日本人“永乐勘合”。

现代人听见古代四周的小国纷纷入贡，觉得特别自豪，泱泱大国自尊心一下子得到满足。其实，这些蛮夷小国的所谓“入贡”，只是变相打秋风捞便宜而已，真正的称谓应该是“贡舶贸易”或者“勘合贸易”。

以倭国为例，其使臣所携“贡品”，中国肯定要依其价值“回赐”金银，往往是一根萝卜换回人参钱。只要你小国承认我大明为“天朝”，我们就厚赏金钱买脸面；使臣们除“贡品”外，又搭载不少官方货物在当地贩卖，为体现宽仁，明朝基本是予以“免关税”对待，即不对货物“抽分”，以此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最后，来使们个个夹带私货，上至正使，下至船夫役佣，都揣私货来贩，明朝当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货殖取利。

所以，各个蛮夷小国都特别喜欢和中原王朝打交道，叫声爷爷能换那么多好处，傻瓜才不干。所以，虽然规定“十年一贡”，每次二百人为限，但日本贡船一年就来几次“入贡”。

日本后醍醐天皇像

为了向大明示忠心，足利义满也在国内搜捕倭寇，并派兵到对马诸岛，全歼了数百劫掠中国沿海的贼人，获贼头二十人。而后，趁永乐三年入贡时，把这些倭寇全部交予大明朝处置。明成祖朱棣自然高兴，对足利义满予以重赐，但他拒绝收倭虏，让日本使节自己处置。

日本使节很“懂事”，回行至宁波时，他指挥手下，把二十个倭寇头子全部放入立于海边的大铁锅内，统统小火蒸熟，然后抛入海中喂鱼。自然，此举又获明廷赏赐大笔金银。

永乐六年，足利义满病死，他的儿子新任幕府将军。这位足利义持是反明派，断绝了两国的正常关系，倭寇来犯加剧。但后来随着足利义教的继任，日本恢复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所以，自永乐至正德的近一个世纪内，中日官方关系大局上是友好的。即便如此，明朝沿海倭患时有发生，日本各地大名诸侯或武士、浪人集团常常冒充贡使贡船，在中国沿海一带骚扰抢掠。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一战大败倭寇，斩首千余，活抓数百，一时间倭寇的活动大有收敛。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四十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倭船趁明军不备，突然发动袭击，在浙东杀掠官兵平民数万人，登陆后焚屋掘坟，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一伙真倭把婴儿挑挂于竿头，用滚水浇烫，以听小儿惨号为笑乐。每当抓到孕妇，鬼子们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赌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然后用刀剖开视看以为戏耍。当是时也，浙江许多地区“流血成川，积尸如陵”。种种恶行，在20世纪的中日战争中，这些倭寇的后代们变本加厉，又在中国重新上演。

对此，明朝政府极其重视，派重兵分守要地，增置堡垒，添置大船，在沿海严备，使得倭患稍息。

明朝与日本政府官方之间，仍旧保持贸易往来，但也都是薄来厚往的不平等贸易，日本人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以日本刀一项为例，这种刀器，品质好的在日本国内最多值一千五百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万文卖出。由于刀剑这种东西不占地方好携带，日本的“贡使”们纷纷私携这种货物进入中国。事实上，刀剑等武器本来是严禁作为商品进口的，但明政府还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则乱大谋。

有时候，明朝官员偶尔因日本使臣携带刀剑太多表示拒绝购买，日本人就会威胁说：“如果大明嫌弃我们的货物，我们国王肯定大大的不高兴，到时候海寇闻风而至，不知谁能担此罪责？”由此，明廷在与日本的贸易中，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加上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费，明廷确实有苦难言。

日本人是那种欺软怕硬的典型，这些持有勘合的商队在中国各驿站被好吃好喝伺候着，仍旧不知足，时常凌侮驿官驿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殴死中国人。过分到这种地步，明政府还是息事宁人，谕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带回自己国家审讯，以示“朝廷宽宥怀柔之意”。

中国人一向有此传统，即对外国人无比“宽大”“宽容”“博爱”。20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后，那些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战犯仍然受到我们的优待，而我们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人杀、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们却对日本人表现出超出人性范畴的“宽仁”。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日本战犯流泪忏悔。结果，这些战犯被放回国后，马上著书立说，最后基本都变成最凶狠的右翼势力。

从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见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结果。明廷当时并非断绝了市舶贸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并非是“闭关锁国”。

倭寇大兴
嘉靖时代的巨患

自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入侵次数，宛若狂潮来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外部来讲，即日本方面，明朝进入嘉靖时代，日本步入其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君弱臣强，各地大小诸侯狗咬狗乱杀一团。在如此分崩离析的国度中，上自将军、下到浪人，个个都成为海上冒险家，争相拥入中国沿海抢劫杀掠。当然，其间还有葡萄牙（佛朗机）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他们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垂涎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内因方面看，浙闽一带沿海的官宦豪强势力靠走私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又凭金钱买通朝官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经济能量巨大。这些人一直庇护海盗组织。同时，以大汉奸王直为首的海盗头子与日本人及佛朗机人勾打连环，里应外合，攻打起中国来熟门熟路。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为暴利纷纷从倭，以至于倭寇来势汹汹。

当然，内因方面最关键的，还应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贪渎。他们一级一级地烂下去，文官要钱，武官惜死，每次都借平倭为名大捞好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终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时代的平倭过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数位：王忬、朱纨、张经、赵文华、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可叹的是，今人谈起明朝倭寇的平灭，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继光，其实当时比他抗倭早、名声大的武将还有不少。以俞大猷为例，当时就人称“俞龙戚虎”，无论资历功劳，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含冤而死的朱纨

谈嘉靖年间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

日本内部，将军幕府当时已经成为幌子，势力最大的是两个“战国”大名：大内氏、细川氏。双方皆垂涎于对明贸易所获的巨利，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大内氏每次贡二船，细川氏每次贡一船。双方所携勘合也不同，大内氏持正德勘合，细川氏持弘治勘合。

嘉靖二年初夏，大内氏一方的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大船抵达宁波。很快，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细川氏船少势弱，其中却有个华人宋素卿充当副使。这位宋爷深知中国官场的“规矩”，刚到宁波，他马上携大笔珍宝买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监赖恩。赖公公有银子就是爹，马上特殊照顾细川氏一行使节，不仅先给他们一大船贡物验货放行，在设宴接待时还让宋素卿等人坐于上座。

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怒从心起，几杯绍兴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蹿上去先把与自己争座的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捅个透心凉。然后他指挥从人杀人，沿路放火，追杀宋素卿等人。

明朝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准备，任凭宗设谦道一伙人拔刀追逐，如入无人之境。

杀得性起，这伙野蛮倭使从宁波一直杀到绍兴。宋素卿多亏腿脚快，才有幸捡得一命。

这种外国使臣商团在别人国家杀人放火之事，实属罕见，所以，明朝地方武备官员根本猝不及防。宗设谦道一行人烧杀过后，抢夺了几艘明朝军船逃往海上。其间，明朝指挥刘锦率水军去追，也被倭人以劲弩射死。

明廷震怒，逮治贪污受贿的太监赖恩和惹是生非的细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对杀人放火后逃走的宗设谦道无可奈何。

大内氏听宗设等人回来诉说详情，心中也惧怕明廷翻脸断绝往来贸易。那样的话，损失就大了。于是，大内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鲜，希望朝鲜充当中间人调停。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将军幕府又托向明朝入贡的琉球（今日本冲绳）世子代转陈情，希望明廷恢复市舶入贡。明朝回复，让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祸的宗设谦道。幕府当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没有恢复与日本正常的入贡往来。

为了便于约束日本，明朝要求日本交出他们拥有的二百多道弘治、正德勘合，表示要换发新勘合。由于权不一出，日本方面无能为力。嘉靖三十年，大内氏头子大内义隆被手下人刺杀，勘合俱失，延续了百年的中日市舶贸易正式终结。也恰恰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贼人们方兴未艾，金子老、李光头等中国人勾结佛朗机（葡萄牙），王直、许栋勾结倭人，他们四处劫掠，在海上和沿岸设立根据地，准备大干一场。

早从嘉靖十八年起，倭寇们就干得热火朝天，每次均以华人贼寇为向导，或冒夜窃发，或白日行凶，鬼影一样突然冒出于富邑大城，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嘉靖二十一年，倭寇自瑞安（今属浙江）入台州，攻杭州；二十四年，数十艘倭寇战舰泊于晋江（今福建泉州），四处抢掠；二十六年，倭寇各集部伍，在漳州、泉州一带海域专抢过往商船、民船；二十六年，倭寇大抢宁波、台州，肆掠而去。

日久迁延，明朝的海防非常糟糕，昔日战舰十不存一，兵额严重不足。漳州、泉州那么大一片海防，从前旧额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仅剩一千人不到，且多为老弱残兵。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起用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朱纨，正德十六年进士出身，久历地方，很有远略。他到任后，严查渡船，抓紧保甲，搜捕奸民。同时，由于他布置有方，明朝将领卢镗率福清兵奋勇杀敌，很快就讨平了盘踞于覆鼎山一带的倭寇，并在九山洋水战中打败王直。

接着，明军在双屿筑置堡垒，擒斩真假倭寇不少，连大盗李光头也落网被杀。

但是，福建、浙江等地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他们看见朱纨严行海禁，搜杀内贼，极其害怕，纷纷托人上告，诬称朱纨捕获的许多海盗是“良民”。朝中与沿海豪民有关系的御史立刻出面，劾奏朱纨“举措乖方，专杀启衅”，说他阻止了正常的对外贸易。

朱纨闻之激愤，上书争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指地方豪强）尤难。”

明廷不辨是非，罢朱纨官职，派人到军中审问。朱纨慷慨流涕，表示：“我贫且病，又负气，肯定不能忍受审讯之辱。纵使皇上不想杀我，闽浙奸豪势力也要置我于死地。如此，我自决之，无须他人！”于是，在兵部审讯官到来之前，朱纨仰药而死。

朝廷不罢休，逮捕先前打仗卖力的卢镗等人，均送入死牢严加看管。

自朱纨死后，朝廷又罢地方巡视大臣，于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由此，海寇、豪民们弹冠相庆，迎来了他们走私贩掠的大好时光。

远见卓识的王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在象山、定海一带大掠。这时的倭寇，主角其实皆是中国人，其中以王直最为著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于海上走私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雇佣兵”，甚受日本浪人爱信。而且，王直手下几大帮倭寇的中级指挥官也多为浙江、福建一带的沿海走私者和海盗。反观他们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挥而前，无能捍者”。这些发型丑怪、奇形异状的壮矮汉子，确实对明朝军民有一种心理威慑。

所有这些倭寇集团中，大的有数千人，小的有数百人，王直最强，徐海居次，其余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个海上匪帮。他们往来近海，为害日烈。这些人不仅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还善设伏兵，常常以少击众，弄得明朝地方政府焦头烂额。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当时王忬正在山东巡视，闻命即赴浙江。

由于浙江本地军人“脆柔不任战”，王忬便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腹，征调少数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垒，严阵以待。

由于知人善任，指挥得当，转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军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仅使用俞大猷、汤克宽这样的智谋勇略之人为心腹，他还上奏朝廷释放出因受朱纨案牵累下狱的卢镗。同时，他发银犒兵，激以忠义，所以将士用命，皆愿效死。

这样，官军合力，夜袭倭寇巢穴，首战就斩首一百多人，生俘一百多人，倭寇落入水中溺毙的也有两三千人。本来此役可以一举擒获王直，不料，海上忽刮大风，官军水营大乱，王直趁机遁走。

此次普陀大捷，虽然获胜，却也打草惊蛇，使得倭寇由原先的大群集团活动改为分散袭扰。此后，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均不时受到啸然忽至的倭寇杀掠，大为当地之患。

由于汤克宽率兵捕剿，倭寇便移舟北向，侵入松江、苏州等地。这些地区一直以富庶著称，倭寇们饱掠八方，满载而归。其中，以华人萧显为头目的一部四百多人的倭寇组织为害尤烈。他们攻破南江、川沙两地后，尽屠当地居民，并在松江城下扎营，气焰十分嚣张。不久，此部倭寇包围嘉定、太仓，四处杀人放火，残虐无极。最终，还是明将卢镗能战，率部掩击，阵中斩杀萧显，其残余倭众遁入浙江，被俞大猷部明军全歼。

同年八月，太平府知州陈璋率兵在独山破倭寇，斩首千余人，余众乘船而遁。同年底，倭寇啸集两三千人，齐攻太仓州。攻城不克，他们便分掠四境，当地居民惨遭荼毒。

明朝官军围追堵截，效果不明显，而沿海走私成习惯的奸民有不少人乘势化装成倭寇模样，四处抢劫杀人。这些海盗团伙中，真倭不过十之二三。转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倭寇从太仓州溃围而出，抢夺民船入海。他们不是逃往外洋，而是大掠通州、如皋、海门等州县，又把明朝在当地的盐场焚掠一空。其中，有数艘贼船因海上大风被吹至青州、徐州一带，船上的数百倭寇上岸后，逢人就杀，见屋就烧。山东大震。

倭势看上去似乎很盛，实际上在王忬的打击下只剩下虚火。王忬严密监察沿海通倭的官绅土豪，建筑堡垒，广发间谍，使得倭寇头子们很难摸清岸上明兵布置的虚实，往往乘船漫无目的漂于海上，粮食吃光后，他们只能遁返日本诸岛或窜至荒岛。

可惜的是，杭州等地官民不堪劳苦，对王忬常常让他们持兵登城守卫的轮流值班很恼火，抱怨他扰民，上奏朝廷，说他数举烽火唬人。

明廷不深究，仅从表面上看到倭寇四处窜扰，就认定王忬在沿海抗倭行事不力，调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改派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为右金都御史，暂代他的位置。

王忬一去，浙江一带倭患复炽。

值得庆幸的是，王忬离开之前，留下了两位重要的抗倭大将，即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参将卢镗。

战胜却遭杀头的张经

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户科都给事中出身，作言官时多有论劾。后来，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总督两广军务，大败藤峡贼；继而抚定安南，进为右都御史。不久，因丁忧回籍。复起后，被明廷任为三边总督。还未赴任，即有朝廷言官劾其在两广任上克扣饷银，明廷为调查此事，追回对他的任命。调查一阵，查无实据，但对张经仕途已产生不利影响。他被改任南京户部尚书，不久改为南京兵部尚书。

鉴于沿海倭寇猖獗，张经有深厚的作战指挥经验，明廷便在把王忬调走后，派张经为总督大臣。当时，他的权力很大，“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

张经到任后，首先征调两广一带少数民族狼兵和土兵入浙江等地，想凭借这些人的战斗力一举剿灭倭寇。

明朝征兵未至，倭寇却先一步大举入侵。五月间，大批倭寇自海盐出发，直趋嘉兴。幸好当地有猛将卢镗守候，贼寇稍却。第二天，倭寇与明军在孟宗堰大战，中途佯装不胜败走；明军追击，正中埋伏，官军被杀四百多人，溺死几千人。倭寇乘胜，入据石墩山为大本营，然后分兵四掠。不久，寇众聚集，合攻嘉兴府城，明将陈宗夔率兵抵御，把倭寇击退，烧掉敌方不少船只。

倭寇遁入乍浦，几股人马合集，在海宁诸县游走杀掠。数日之内，贼寇们东掠入海抵至崇明，夜袭得手，攻破城池，杀崇明知县。接着，倭寇乘以锐势，进逼苏州，在四郊大掠大杀。

七月间，另一批倭寇从吴江出发，直抵嘉兴。王江泾一战，明朝官军大败，都指挥使夏光阵中被杀。而包围苏州的倭寇抄掠至嘉善，转掠松江，然后扬帆出海，准备把“胜利品”运回海中的岛屿分肥。他们行至吴淞，被总兵俞大猷截击，明军小胜。

九月间，参将李逢时、许国在嘉定附近的新泾桥与倭寇相遇，明军初战时取胜，但二将争功，冲锋时遭受埋伏，反而被倭寇击败。此战，明军被杀死、淹死数千人。

明廷闻报，不思筹划御敌击敌的方略，反而跑出一个严嵩党羽赵文华。这位身任工部侍郎的奸臣上言：“倭寇猖獗，请祷祀东海以镇之！”如此荒唐之举，竟然马上得到崇信道教的嘉靖帝批准，下诏让赵文华到东南沿海一带请道士做法事。

如果仅派赵文华跳大神、烧神纸，也不会出大乱子。嘉靖帝还让他“督察沿海军务”，这样一来他成了口含天宪的钦差大臣。

他到浙江后，凌辱官吏，胡乱指挥，公私受扰，益无宁日。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田州瓦氏土兵率先抵达。土兵兵锋正锐，皆欲速战。张经持重不可。不久，东兰土兵等少数民族兵相继到达。张经把这些人分隶俞大猷、汤克宽等人掌管，分别屯军于金山卫、闵港、乍浦三地，分军抗倭，互成掎角，并想等永顺军、保靖军二军会合后一同戮力进伐倭寇，争取以打大仗的方式尽快、更多地对倭寇实施灭顶式打击。

由于张经谋略远大，加之他以前的战功卓著，当时“中外欣然，谓倭寇不足平”，都认为他的成功指日可待。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春，枳林一带的倭寇大集攻掠杭州一带，蹂躏诸村镇，使得杭州城外数十里流血成川。先张经来浙江的巡抚李天宠手中兵少，无可奈何，只得坚壁清野，烧掉城外民居建筑，以免使倭寇踏房攻城。

奸臣赵文华新至，很想立功。他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友善，二人商议后，赵文华就死催身在嘉兴的张经立刻出兵进击倭寇。

张经持重之人，力言不可，非要等永顺军、保靖军到来后一起合击倭寇。

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皆不听。他自以为资历比赵文华老，但他忘了赵文华在朝中有严嵩撑腰。

赵文华恼怒，马上写密疏送予嘉靖帝，诬称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待倭寇掠足遁逃之机剿余寇报功”，竭力请求朝廷立刻逮治张经。

朝中，由于赵文华是自己干儿子，严嵩立刻进言于皇帝，指称张经在苏州等地劳师费饷，扰民乱政。嘉靖帝大怒，下诏逮捕张经以及当时守卫杭州的李天宠。

当赵文华密奏张经“不作为”时，永顺军、保靖军皆已抵达嘉兴。见时机已到，恰好有大批倭寇来犯，张经指挥卢镗、俞大猷等人，先于石塘湾大败倭寇，又在王江泾复大败倭寇，斩首数千，贼寇淹死数千。剩余倭寇见势不妙，慌忙逃回老巢柘林（今广东饶平），纵火尽焚所掠财物，然后驾船二百余艘往海上逃窜。

此捷，“自而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

捷报上闻。但逮捕张经、李天宠的诏书已发下。

兵部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能让张经将功赎罪，留任于当地继续抗倭。嘉靖帝先前听严嵩之言，此时怒气未消，骂道：“张经欺诞不忠，听说赵文华上章劾奏，他才勉强一战，此人不可轻饶！”

过了几天，皇帝又觉不对味，唤严嵩入朝究问实情。严嵩自然全力为赵文华回护，表示说：“大臣徐阶等人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也说张经养寇不战。至于近日大功，乃赵文华、胡宗宪二人合谋之力，张经只不过是冒功罢了。”

有了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判了张经死刑。

张经被逮入朝后，备言进兵始末，并称自己任总督半年，前后俘斩五千倭寇，乞求皇帝原宥其罪。

嘉靖帝偏执，认定张经欺君，并于当年秋决之时处斩了张经以及巡抚李天宠，天下人皆冤之。

张经死后，都御史周珫接任。他上任仅三十四天，就为赵文华所劾，杨宜代其任。由于赵文华督察军务，杨宜知道自己两个前任一死一贬，非常小心，天天曲意奉承赵文华。虽如此，赵文华还朝后，仍觉杨宜不是自己人，推荐胡宗宪代杨宜为剿倭的总指挥。杨宜由于伺候小心，只遭“夺职闲住”的处分，没有遭遇大祸。

自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明朝苏松地区的巡抚共有十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安福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贼，不俟代去，下狱除名。黄冈方任、上虞陈洙皆未抵任。任丁忧，（陈）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军务。苏、松巡抚之兼督军务，自（屠）大山始。阅半岁，以疾免。寻坐失事下诏狱，为民。继之者（周）珫。继珫者曹邦辅。以文华谮，下诏狱，谪戍。次眉州张景贤，以考察夺职。次盩厔赵忻，坐金山军变，下狱贬官。次江陵陈锭，数月罢去。次翁大立。当大立时，倭患已息，而坐恶少年鼓噪为乱，竟罢职。无一不得罪去者。

张经所指挥的王江泾大捷，其实给予了倭寇沉重打击。正是由于严嵩、赵文华一伙人的背后拆台，加上张经死后入江、浙一带的狼兵、土兵不听调遣，倭患逐渐转剧。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间，百余倭寇自上虞登岸，在当地造成巨大惊扰。同时，又有一伙倭寇百十号人突现杭州，西掠于潜、合化，直至严州。在明军围捕下，这伙人突入歙县，沿路剽掠，径直太平。很快，他们忽然东向，直犯江宁，杀明指挥朱襄等数百人。

特别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拨倭寇到江宁时人数不过八九十人，竟然冲破千余名明军防守的秣陵关，流劫溧水、溧阳等地，趋宜兴、无锡，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里，杀抵浒墅关。明军拦截，死伤数百人，只杀掉倭寇十九人。接着，这伙狂贼又往太湖方面狂奔，准备在水上夺船逃跑。幸亏明军数千人大集，在杨家桥一带包围了这几十号人马，终于尽歼其人。

可叹的是，这百十号倭寇，自绍兴开始流劫各地，经行数千里，杀伤明军四五千人，猖狂八十多天，才被彻底消灭。可见明军的指挥和战斗力是何等糟糕。

由于从各地征召的少数民族狼兵、土兵扰民剽掠，明廷下令遣送这些人回乡。虽然俞大猷等部明军小有斩获，倭势并不减弱。

赵文华回朝复命，为了彰显己功，便上奏“水陆成功”，谎报军情，最终使倭患更加严重。

迁延数日，嘉靖帝渐知赵文华没有据实上报，屡次质问严嵩。严嵩曲为回护，赵文华顺势把过错皆推诿他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廷以胡宗宪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各地兵民抗倭。

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

后世言及平倭，总是讲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人，其实，平倭最得力、立功最大的，非胡宗宪莫属。可惜的是，他为人油滑，在朝中交结赵文华、严嵩，致使后人对他的品行评价大打折扣，影响了他平倭的勋劳。

胡宗宪，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此人为官，一步一个脚印，历经知县、御史、巡按，这样，他不仅在地方历练，军队中也久经锻炼（巡按宣府、大同）。

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巡按浙江。当时，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巡抚，这两个人皆对朝廷派来祭海兼督察军务的赵文华不买账。唯独胡宗宪深晓官场三昧，一心奉迎赵文华。赵文华大喜，与胡宗宪暗中谋划，齐力倾陷张、李二人，并最终把他们送上法场。

但实话来讲，明军王江泾大捷，虽然总体上讲是张经指挥有方，胡宗宪本人出力不少。当然，最终报功时，在赵文华的陈说下，大功皆归于胡宗宪一人，他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后来，也是在赵文华努力下，胡宗宪竟能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总督一职，取代杨宜。

胡宗宪任上一直很卖力，绞尽脑汁想平定倭患。他先派出手下人蒋洲、陈可愿到日本活动。这两位爷乃胡府门客，皆能讲一口流利倭语，是纯熟的外交人才。二人入日本，首先见到王直的养子王滶。由于大家是大同乡，自然意气相投。由王滶引见，蒋、陈二人得与王直会面。

王直并不在日本本土居住，他占据日本沿海五个岛屿，拥众自保。他手下财物山积，人员上万，俨然一方国王。王直最初在日本很吃得开，岛民们纷纷在他率领下侵入中国沿海杀掠，获利颇丰。后来，由于明兵征剿，死人过多，甚至出现过一个小岛上几百男性倭人出海无一人生还的事情，倭人逐渐对王直产生了怨恨情绪。为此，王直心里不踏实，所以他近年一直居于自己能控制的海中岛屿上。

凭借与王直同乡的关系，胡宗宪首先把关在金华监狱中的王直老母和妻子释放出狱，好吃好喝养起来，供奉甚厚。如今，蒋洲、陈可愿又来致意，王直心动，对二人讲：“正是俞大猷对我下手太重，想赶尽杀绝，我才跑到这里。如果朝廷赦免我，恢复通市，我肯定会归国效力。”

于是，蒋洲自己做人质留在岛上，王直派养子王滶与陈可愿一起回国。

王滶并不是只身与陈可愿回到沿海，而是率一支千余人的船队回去。胡宗宪面见王滶，激以忠义，厚赏财宝，让王滶“杀贼立功”。

结果，深晓倭寇行踪的王滶出手不凡，在舟山等地大败倭寇（王滶本人和他的手下人，无论华人倭人，皆倭寇打扮，所以容易迷惑对方）。

胡宗宪把捷闻送达于朝廷，以“中央”名义赏赐王滶等人财物，并做出言之必信的姿态，听任王滶等人受赏后扬帆回日本。

王滶又喜又感激，回去后积极做工作。不久，他就派人送信给胡宗宪，告诉说另三个倭寇头子徐海、陈东、麻叶三人要来攻袭沿海。

果然，徐海不久就率大隈、萨摩西岛的真倭万余人分掠瓜洲、上海、慈溪等地，并集兵猛攻乍浦。

胡宗宪在塘栖立营，与巡抚阮鄂互为掎角。慑于倭势，他们也出迎击敌。阮鄂手下游击将军宗礼敢战，率兵进攻徐海部倭寇，三战三捷，可最后不幸中伏而死。倭寇乘胜机，包围了身在桐乡的阮鄂。

胡宗宪见情势紧急，忙抽兵回撤杭州。同时，他派指挥夏正持王滶的书信劝降徐海。徐海见王滶手书，大惊：“怎么，老船主（王直）也要归降吗？”

王直在倭寇和海盗中名气巨大，加上徐海本人在阵中受伤，他心中颇动降意。由于不知事情深浅，他也不敢立刻答应，推托说：“我们这批人三路进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还有陈东、麻叶两位。”

夏正依胡宗宪嘱咐，骗徐海说：“陈东已经和我们有密约，现在就看您的意思了。”

徐海闻此言，立刻怀疑陈东与明军早有秘密协议。

陈东方面，也听说有明使入徐海大营密谈，吃惊不小。由此，二人嫌猜日深。

在夏正劝说下，徐海遣使向胡宗宪谢罪，但索要大笔金银“犒军”。胡宗宪即刻施行，派人送银送酒送肉，这可让徐海喜出望外。于是，他马上释放二百多明军俘虏，并从桐乡撤围。由此，明朝巡抚阮鄂才捡得一命。

徐海解围后，回到大本营乍浦休养。

胡宗宪派人送信，劝说徐海：“徐大人已经内附大明，吴淞江倭寇贼盛，何不击之立功！而且，那伙贼人有财物数百船，您可以率兵掠之以为军资。”

徐海缺心眼一样，信以为然，很快就率军逆击昔日的“战友”，斩首三十余级。

而恰恰趁他出军时，胡宗宪遣俞大猷乘间带兵出发，放火烧毁了他的老巢乍浦附近停靠的许多大船。

徐海心惊，忙派其子徐洪为人质，向胡宗宪“孝敬”飞鱼冠、坚甲、名剑以及金宝无数。胡宗宪投桃报李，回赠徐洪更多的金宝，还让他捎话给徐海，争取徐海能把陈东和麻叶两个贼头缚送明军。

徐海见胡大人如此“仗义”，非常感激。他很快就把麻叶抓住，五花大绑送至胡宗宪门下。

胡宗宪非常有心计，他对麻叶亲解其缚，许以大官，诱使他写信给陈东，要对方下手除掉徐海。胡宗宪得麻叶亲笔信后，送与陈东，赚得对方回信，却又派人转送徐海。

徐海见信大怒。同时，徐海的两个美妾翠翘、绿珠也被胡大人派人收买，日夜不停对徐海讲陈东要害他。枕边风不得了，徐海立刻派人携重宝送给陈东的主子、萨摩岛主的弟弟。倭人见利忘义，看见金宝无数，大喜，立刻让人绑了陈东送与胡宗宪。

由此，陈东、麻叶二人在明军监室中得以相会。

陈东、麻叶被逮，吃亏最大的其实是徐海。如果他真正降附了明朝，自可无忧。但他并未得到赦令和官封，此时羽翼已失，势单力薄，很是尴尬。

徐海傻不拉叽，自忖绑献陈东、麻叶有功，对胡宗宪无丝毫防备。于是，双方约定日期，徐海准备正式投降。

谁料，徐海投降心急，提前一日赶至杭州，把大部队留在城外，他自己率日本海岛酋长百余人贯甲仗剑而入。

当时赵文华和阮鄂都在，闻之心惊，怕徐海以降附为名赚城杀人，急劝胡宗宪拒绝对方。

这位胡大人临危不乱，安慰赵文华勿惧，立刻派人开帐接见徐海。其实，徐海是真降。他入帐之后，率众贼首叩首谢罪。胡宗宪离座，亲自扶起徐海，表示朝廷一定会“宽大处理”，希望他日后“戴罪立功”。

胡宗宪话这样说，心里却很为难。徐海这种在沿海杀掠多年的巨寇，朝廷一直要他项上人头，胡宗宪本人并无给予特赦的权力。

于是，胡总督先安排徐海手下近万名降附的倭寇住下，在沈庄扎营。沈庄有河，把庄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徐海手下降倭居西，胡宗宪的明军居东，隔水相望。

晚间，安排妥当，胡宗宪唤来被软禁的陈东，让他写密信给住在西庄徐海营中的老部下们，称徐海与官军合谋，晚上要尽杀倭寇以立功。

消息传出，倭寇大惧，乘夜向徐海营帐喊杀而来。徐海忽然惊醒，忙令其手下卫士拼命抵拒。贼人们互相残杀，徐海本人大腿中槊，勉强支撑。

混战间，明军已把倭寇团团包围。

凌晨，见自己营盘众倭弟兄们死伤殆尽，明军在周遭合围喊杀，徐海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绝望中投水自杀。

明军此次不费功夫，大获全胜，连日本大隅岛主的弟弟辛五郎也被活捉，只有少数残敌奔遁舟山。胡宗宪即刻命俞大猷追击，雪夜焚其栅垒，倭寇尽被烧死，两浙倭患渐平。

嘉靖帝大悦，行告庙礼，凌迟麻叶、陈东、徐洪、辛五郎等贼头，诏命加胡宗宪右都御史，赐金币奖赏。

说句实在话，胡宗宪计谋虽好，却不太厚道。怎么说徐海也是降俘，杀降不祥，不知胡总督是否知道此说。

徐海、陈东等人被解决掉，下一个目标就是倭寇大头目王直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听说“老战友”徐海等人皆死，王直顿起兔死狐悲之感，携手下三千多名倭寇乘船至宁波岑港，大掠四境，然后撤回海上观望。

虽如此，由于先前蒋洲等人做“工作”，王直杀人不多，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增加与明朝谈判的砝码。

胡宗宪派人通知蒋洲，蒋洲转告王直，说：“如果王公您降附，朝廷会委任您都督一职。”

蒋洲不知胡总督这是一计，与王直歃血为盟。

王直异常激动，奋言道：“我当为朝廷肃清海波，赎家庭性命！”他先派手下贼头毛海峰、叶碧川随蒋洲出发，自己随后率大部队跟进。

但是，蒋洲几个人到杭州后，王直迟迟不来。明朝官员纷纷称疑，觉得王直使诈，很可能是乘间再发攻袭。于是，明廷巡按御史王本固下令把蒋洲抓入监狱，严审他是否通倭卖国。

蒋洲又冤又气，辩称：“王直肯定要投降，他违期不至，很可能因海上风大。”

蒋洲说得不错。王直所乘大舟刚行一天，正遇海上飓风，一行人几乎丧命。他只得派人折回重发一批新船，故而迟来。

王直此来，又在宁波岑港靠停。浙江一带居民听闻倭寇船只上百艘数千人靠泊岑港，大惊大骇，传言纷纷。

朝廷诸臣闻之，也都私下认为胡宗宪引狼入室，必酿东南大祸。

王直远来，发现明军在岸上不远处盛陈军容、壁垒森然。对此，他非常不高兴，派义子王滶上岸质问胡宗宪：“我等奉诏而来，专为息兵安境，不料胡大人您严禁舟船出海，又摆大军严加戒备，不是要哄骗我吧！”

胡宗宪心中焦急如焚，但有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一旁伺察，他不敢行事太过，只得派人回复王直，表示朝廷“万分欢迎”他归顺。同时，他让被软禁的王直亲儿子写信给其父，劝王直马上上岸投诚。

王直接信苦笑，复信只几个字：“吾儿何其愚也！汝父在，朝廷厚汝；父来，阖门死矣！”

但是，事已至此，王直毕竟要和明廷谈判，就要求蒋洲登船或明军派一有身份的人来己军中当人质。蒋洲本人来不了，他被巡按御史关在牢里，正大刑伺候拷问着。于是，胡宗宪就派一直与倭寇打交道周旋的指挥夏正，手持伪造的朝廷赦免王直的批奏去见王滶（其实他确实写了奏疏，只是还未获批准）。

王滶不知是假，兴冲冲回去转告王直。王直很高兴，庆幸自己劫掠杀伐大半生，终于在“祖国”有正当身份了。

王直深信不疑之余，把部伍安排妥当，便大大咧咧上岸，身边仅带数名随从。

聚观百姓很好奇，见他个半老头子气宇轩昂，一身华丽的明服，而他身边侍从，个个是脑袋秃几块的倭寇发型（其中有华人有倭人），非常惹眼。

胡宗宪热情得不得了，待王直以宾礼，在杭州挑一处豪宅安置他住下，又派卫兵又派轿夫，盛情招待。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胡宗宪本意确实是想力劝朝廷赦免王直，以倭寇击倭寇，自可肃清沿海大患。

疏上，明廷的御史王国祯等人力持不可，称王直是倭寇元凶，绝不可赦。

本来，胡宗宪还要上疏抗辩，但随后他听说朝内不少人声称他本人接受王直大笔贿赂，故而力争赦免这个海盗头子的大罪。

宦海沉浮多年，胡宗宪惊出一身冷汗，忙撤回原先的疏奏，改称王直罪大恶极，应立即正法。

王直锦衣玉食多日，在杭州大宅子翘首期待朝廷的任命。平时，他还细细研究海图，准备随时以都督身份出海杀捕倭寇。

一日，忽听门首喧哗，王直以为有任职诏命，忙衣冠一新，出门迎接。岂料，来人并非老乡胡宗宪，而是巡按御史王本固带着许多衙役凶巴巴到来。未及开口，王直被差人们一顿乱揍打翻在地。转眼之间，他已从座上客变成五花大绑的阶下囚。

王直不傻，很快明白过来，冷笑一声，叹道：“胡公误我！”

王直的案子毋庸细审，他先前的罪恶够他死一万次了。不几日，王直和他老母、妻子等宗族数十口均被押至杭州刑场处决。

干了这么多年海上杀人劫掠的勾当，王直是经历过大世面的人，临刑神色不惊。

王直唯一感怀的，是自己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竟然最终被看似忠厚义气的老乡胡宗宪骗到。

大刀砍下之时，王直一声怒吼。

王直被杀，岑港停泊的三千多倭寇悲愤异常。这些人皆百战死士，跟随王直浴血奋战多年。老东家一死，他们自觉无所归依，个个按剑而起，憋足了劲要与明军大战。

最倒霉的当属明军派去做人质的指挥夏正。王滶听闻义父被明廷诱杀，气得双眼通红，立刻把刚刚还在一起欢饮的夏正绑在船头，破口大骂明军无信。然后，众倭寇冲上前，碎刀割剐了夏正。

夏正是条汉子，至死一声不吭。可这位也憋屈，骂不出声，只能沉默就死。因为他知道，朝廷诳杀王直的招数，太过于理亏。

王直之死，造成了倭寇新一轮疯狂的报复。他手下三千多狂倭杀红眼，一路在海上漂，一路狂杀。嘉靖三十七年初，这些人先攻潮州，杀伤不少明军后，又扬帆直犯福州。刚刚从浙江调至福建任巡抚的阮鄂不能敌，竟出下计，从库银中调出数万两白银，连同明军新造的六艘大船一起，送与倭寇，以“买”自己一方的“安定”。

这帮贼寇收银收船后，掉头进攻福海，连当地县令也杀掉，大肆抢掠。

不久，数股倭寇忽来忽往，在台州、惠安、长乐、漳州、泉州等地登陆，极尽淫毒。

由于新倭大至，海患复起，明朝严旨切责胡宗宪，并把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人的军职一概削夺，限令他们一个月内先荡平岑港的倭寇。

王直残部在舟山严设防守，阻岑港而战。明军虽勇，但倭寇恃凭有利地形，对明军杀伤甚众。

另一方面，各路倭寇源源而至，不少打着为“老船主”王直报仇的旗号，气势异常。

从前，明军还有剿和抚两种手段，如今骗杀了王直，任你说破大天，各路倭寇也不会向明朝官军投降。

胡宗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由于不少倭寇侵掠福建，许多福建人就声称是胡宗宪故意纵倭南遁，想把倭患引出他自己所在的浙江一带。在朝中，福建籍的言官李瑚上书劾奏胡宗宪。

气急败坏之余，胡怀疑手下的总兵俞大猷（也是福建人）与上面通气，就首先出招，上奏说俞大猷治军不力，纵倭南逃。这位俞总兵倒霉，数年来出生入死与倭寇血战，结果却落得个被逮入京城拷讯的下场。好在他从前立功多，朝中又有不少官员搭救，才没被处死，发往塞上守边。当然，俞大猷免于一死的最关键处，在于他朝中的一些福建老乡凑钱，送了三千两黄金给严嵩之子严世蕃。小严一高兴，片纸一张，就保下了俞总兵的项上人头。

以后几年，福建、广东、江北等地倭患频频，但就实来讲，胡宗宪名义上督领东南数十府，地域广大，好多地方只能遥领而已，不可能事事做好，因此不能就此就讲胡宗宪指挥无能。毕竟沿海防线太长，倭寇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让明军防不胜防。

为了保官保位，胡宗宪很善于走上层路线。由于他通过赵文华得与严嵩父子相结，平日里不停孝敬这二位无数金银异宝。有了严氏父子在朝中帮他讲话，胡“威权震东南”。同时，胡宗宪喜欢养士，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故而誉言四起，人人称善。但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位胡大人额外加赋，竭力搜刮，民间怨声载道。

不久，有言官奏称胡侵占国帑三万多银子，还销毁账册，其罪彰明。胡宗宪上疏自辩，表示自己挪用公款是为国除贼之用。这话倒有一半是真的。他派人离间，收买倭寇，确实要花大笔“公关费”。

《抗倭图卷》（局部）明仇英

嘉靖帝对他本人印象也好。倒不是因为他平倭有功，而是他常常进献白龟、五彩灵芝等“吉祥物”，使得崇信道教的嘉靖帝龙心大悦，不仅不降罪，反而晋升他为兵部尚书。

严嵩失势后，朝中言官弹劾胡宗宪结交严嵩以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嘉靖帝本人仍然替他回护：“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朕拔用他八九年，都没什么人拿他说事。正因他多次上献祥瑞之物，引起邪人憎恨。如果加罪于他，日后谁还为朝廷卖命！”

毕竟不少罪证确凿，但胡宗宪因为嘉靖帝“保护”，得以从轻处罚，夺职闲住。

胡不耐寂寞，在老家赋闲也不闲着，趁嘉靖帝生日上献十四种“健身延年”的房中术。皇帝大悦，准备重新起用他。

可巧，御史查抄严世蕃贼党罗龙文家，发现了数篇胡宗宪的亲笔信，是他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的。信中，他乞求罗龙文替自己在严世蕃面前说好话，大讲自己对严氏父子的感激与孝敬。由于严世蕃等人当时的罪名是“通倭不轨”，嘉靖帝恨之入骨。这样一来，皇帝对胡宗宪的好感顿时消失，下诏逮治胡宗宪。

万念俱灰之下，入京后，胡宗宪在狱中横刀自杀。

这位胡大人，有勇有谋，在抗倭前线，常常一身戎服立于矢石之间亲自督战，怡然自若，诚为大勇之人。特别是他智擒徐海、陈东、王直等倭寇巨头，功莫大焉。可惜的是，胡宗宪为人过于精明，最后反被精明所误。还好，他在万历初年被“平反”，追谥“襄懋”。

清朝历史学家谷应泰说得好：胡宗宪虽引刃自杀，却应该无颜见徐海、王直二巨贼于地下！言而无信，欺诈立功，终不得好报。

当然，胡大人之功绝不可没，倘若二贼不死，倭患可能会广而泛之。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

论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应该排第二。只不过由于最露脸的平海卫灭倭大战，戚继光居首功，俞大猷反而居于次功。再后，戚继光又于北地守边，劳苦功高，多兵书著作，又深为张居正委用，故而在后世反而以他的破倭之名最高。

其实，从明朝嘉靖年间的平倭战争以及个人“奋斗”进程中仔细观察，无论资历、战功、声名，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老成持重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史载，他自幼喜读书，但并非传统儒学典籍，而是沉迷于《易经》。当然他读《易经》，不像现在那些“算命先生”，俞大猷读《易经》，在于“推演兵家奇正虚实之权”。

深得兵家阴阳道数之后，俞大猷投入当时剑术名家李良钦门下习武。虽然家贫屡空，他从来不以为意，确实是个坦荡奇男子。

其父病死后，俞大猷并未按照老爹遗愿报考功名，而是承袭“百户”的世职。可见，他父祖辈也是明朝中下级军官。

明朝有武举。俞大猷在嘉靖十四年应试成功，得授千户一职，守御金门。当时，沿海一带已经不断有小股倭寇骚扰，俞大猷向巡按御史上书献计。

明朝有与宋朝相仿的风气，重文轻武，巡按御史大怒：“小校安得上书言事！”派人找到俞大猷，打一顿板子后削职。

但小俞年轻气盛，百折不挠。不久，兵部尚书毛伯温拟征安南，俞大猷复上书言事，并自请从军效力。毛尚书大以为奇，可惜不久罢兵，俞大猷未派上用场。

嘉靖二十一年，蒙古的俺答汗大举入寇山西，朝廷下诏在全国荐选勇士。俞大猷憋足一肚子气，诣巡按御史处自荐。还好，这任御史没打他，并把他的名字上报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的名字很熟悉，立即荐他入宣大总督翟鹏帐下听用。

帅帐之中，众将满座，翟鹏召见俞大猷，与他议论兵事，探视其才艺。血气方刚的俞大猷侃侃而谈，有理有据，数次驳倒翟鹏。结果，翟总督起身离座，上前亲执俞大猷之手叹道：“我真不该对待武人一样对待您呵。”为此，一军皆惊。

虽如此，翟鹏可能心中仍觉小俞纸上谈兵，真打仗时根本不敢用他。

久住无聊，俞大猷辞归。毛伯温闻之，把他用为汀漳守备（城防司令）。有了一个舞台，俞大猷得以施展，他在与诸生文会赋诗的同时，天天教习武士剑术，并出手不凡，首战就打败著名的海贼康老，俘斩三百多人，由此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一战成名。

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巡视福建，提拔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当时，恰逢安南的贼臣范子仪多次派人入侵明朝钦州、廉州等地，明廷便先派俞大猷去击安南。钦州一战，俞大猷追敌数日，斩安南兵一千余级，生擒范子仪亲弟范子流，最终逼使安南一方杀掉范子仪，函首来献。

如此大功，皆为当朝的严嵩所掩，仅仅赐银五十两了事。

俞大猷并未气馁，仍旧一心为国，继续率军镇压了琼州五指山的黎族反叛，并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当局在海南建筑城市，派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感化土人。结果，海南大定。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肆侵扰浙东。明廷调俞大猷为参将，协助清剿。几年下来，他参加多次海战，屡建功勋。特别是张经指挥的王江泾大捷，俞大猷立功颇著。可惜，功劳皆为赵文华、胡宗宪所掩，他不仅未得领功，还因“不服从指挥”被贬官。

俞大猷毕竟是饱读诗书的武将，他仍旧尽心竭力为朝廷卖命，打击倭寇，在陆泾坝、三板沙、莺脸湖等战役中数败倭贼。大名鼎鼎的柘林倭寇，被俞大猷等人连打连击，几近灭顶。由此，嘉靖三十五年，俞大猷被明廷任命为浙江总兵，兼辖苏、松数郡，成为一方军区司令。

他不负所托，冒寒顶雪，率明军死战，一举扫平舟山倭寇。而后，胡宗宪以计擒斩王直，致使新倭大至，大扰福建一带。为了推卸责任，胡宗宪嫁祸于俞大猷。朝廷震怒，把俞大猷逮捕入京，几乎杀掉他。幸亏朝臣相救，俞大猷得以出狱，以白衣身份发往大同效力。

这位干将，放哪哪行，大同巡抚李文进非常器重他，使得他有机会多次立功塞上，并在战场首创独轮车、拒敌马等新型战争器械。李文进把这些新器械介绍到北京一带的京营。

嘉靖四十年，广东饶平贼人张琏造反，攻陷数郡。朝廷重新起用俞大猷到南赣，总汇福建、广东的明朝部队前去征剿。于俞大猷而言，镇压这些反贼易如反掌。他很快就平灭了张琏等贼人的造反，并被提拔为福建总兵。此后，他又与戚继光（此时戚继光是俞大猷副手，为福建副总兵）等将领一起光复兴化城，大破倭贼（详情见后面的戚继光事迹）。这次大捷乃戚继光部先登城墙，故而受上赏，俞大猷只获赐银币等物。

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徙镇广东。当时，潮州倭患极烈，有真假倭两万多人，与沿海的峒蛮诸部相互勾结，大掠惠州、潮州。福建方面，又有峒蛮酋长程绍录和梁道辉在延平、汀州一带勾结倭寇大掠。

俞大猷虎胆雄威，以堂堂总兵的身份，单骑入贼酋程绍录营中，晓以利害，说服对方率土蛮兵回原籍。惠州贼酋伍端连败当地官军，气势正盛，听说俞家军至，吓得他忙掉头回撤。双方较量，伍端被擒七次，均被俞大猷放掉，让他不服再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之事是小说，但俞大猷七擒伍端见于正史。最后，土酋伍端心服口服，自缚入军门请罪，请求杀倭自效。

俞大猷用人不疑，以伍端所率少数民族军为先锋，向倭寇发动进攻，围敌于邹塘，一日一夜连克倭寇三个巢穴，斩杀四百多真倭，进而大破倭寇于海丰。倭寇虽百战之士，心中也惊，遭遇如此勇武之土蛮与官军相混合的部队，只能逃字为上。

于是，潮州倭遁向崎沙、甲子诸澳，夺渔船入海。也该他们倒霉，海上大风，淹死倭寇数千，剩余的两千多人退保海丰的金锡都。

俞大猷不急，挥兵包围金锡都两个月有余。倭寇食尽，冒死突围，基本被明军歼杀殆尽。潮州倭寇，至此几息。

后来，降而复叛的吴平所率一部倭寇在广东、福建沿海四处骚扰，俞大猷统水军，戚继光统陆军，在平南澳夹击吴平，大败对方，吴平仅以身免。可惜的是，由于贼头吴平夺舟出海，闽广巡按御史上章劾奏俞大猷失职，俞竟因此被夺职。

很快，河源等地有贼人造反，俞大猷又被起用。他率十万大兵，直捣贼人老巢，俘斩一万多土贼，夺回被抢的良民近十万人，因功复职，得授广西总兵官。

隆庆初年，俞大猷在广东、广西等地立功颇多，分别平灭海贼曾一本、古田壮蛮韦银豹等，百年积寇尽除，威震南服。

万历元年，俞大猷病死。明廷赠左都督，谥“武襄”，褒誉甚隆。

俞大猷为将，廉而不贪，驭下有恩，先谋后战，珍惜士兵生命，忠诚为国，老而弥笃，确实是明朝难得良将。当时名将谭纶曾经写信给俞大猷，对他的评价非常中肯：

节制精明，公（指俞大猷）不如纶（谭纶自称）；信罚必赏，公不如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刘显，当时另一抗倭明将）。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

也就是说，俞大猷身上，汇集了诸人全部的优点，不愧名将风范。

飚发电举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登州人。其父戚景通做过都指挥一类的明朝中级军官，后入京城神机营为官。十七岁时，父亲戚景通病死，戚继光得以嗣职，后被擢升为都指挥佥事，在山东沿海备倭。后来，他又改任浙江沿海，抵御倭寇。

史载，戚继光自幼“倜傥负奇气”，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可称是武将世家中不多见的文武双全的好苗子。

嘉靖三十六年，他合同俞大猷一起在岑港包围王直属下倭兵，久攻不克，倭贼多有遁走，与俞大猷一起被免官，“戴罪办贼”。不久后，王直寇平，戚继光得以复官，改守台州、金州、严州三郡边务。

初入浙江时，他深觉卫所的职业明军战斗力太弱，而浙江金华、义乌两地民风剽悍，于是就在两地招募士兵三千人，精挑细选，教以击刺格斗以及使用长短兵器的技巧，日日操练，精习他自创的“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终于把这三千人练成抗倭的“王牌军”。

沿海地带多水洼崎岖地形，戚继光因地制宜，不求快马驰驱，专门训练兵士熟悉地形编制战斗策略，演习阵法，务求进退有方。而且，在他操练下，这数千军人的战舰、火器、兵械等物皆精益求精、旗号鲜明，时人称之为“戚家军”。但是，在嘉靖四十年以前，戚家军皆配合俞大猷等部作战，不是十分出名。

嘉靖四十年，大批倭寇集团出击，杀掠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闻讯，提军直趋宁海，控扼桃渚，在龙山一带大败倭寇，一直追至雁门岭。

倭寇的情报系统很灵，得知戚继光出军后台州空虚，一大股真假混杂的倭寇直扑台州。戚继光即刻回军，与入围台州的倭寇展开殊死战斗，临阵手刃贼首一名，倭寇大败，不少人堕入瓜陵江淹死。

刚刚料理完这一拨，圻头的倭寇又随后进攻占州。不料想，戚继光先发制人，迎头邀击于仙居，使这群自送上门的倭寇无一人逃脱。

一月之间，戚继光九战皆捷，俘斩倭寇千余人，淹死的倭寇成千上万，由此他声名大噪，浙江倭患渐息。

倭寇们见浙江立不住脚，纷纷窜入福建，北自福州、宁州，南至漳州、泉州，千里沿海，骚扰不绝。于是，胡宗宪命令戚继光率六千多人自浙入闽，在福建杀倭。

自温州赴闽的倭寇联合福宁、连江一带倭寇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赴闽的倭寇与福清、长乐诸倭合陷玄钟卫，大田、古田、蒲田等地岌岌可危，形势非常严峻。

宁德城外十里处有一横屿岛，四面皆水路险隘，倭寇千余精兵，裹挟数千良民，在岛上结营，气焰嚣张。明朝当地官军一直不敢进攻，相持逾年。而且，陆续而至的新倭又在营田、兴化一带结营，与横屿倭寇互为倚援，一方大震。

戚继光到达后，下决心先啃下横屿这块硬骨头。

横屿与陆地之间可涉地面退潮后皆是淤泥。戚继光观察地形后，果断下令，命手下兵士人人持草一束，边进攻边投草，稳扎稳打，逼近岛上倭寇大营。

倭寇没有心理准备，拼死顽抗，被戚家军打得大败，二千六百多人被杀不说，横屿老巢也连锅被端。

戚继光一鼓作气，乘胜至福清，击败牛田倭寇，倾覆其巢穴，余贼遁走兴化。戚家军死追不放，乘夜拔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余级。依理，戚家军可以乘间作大休整。但戚继光善出奇兵，旋帅回福清，在东南澳正好迎击刚刚登陆的一支倭寇，击斩二百多人。此时，明军刘显一部在福建也屡屡破倭，众倭散逃，“福建宿寇几尽”。

大胜之下，戚继光在平远台勒石记功。

年底，戚继光率浙军离闽返浙。

好景不长，听闻戚家军还浙，散逃于海上的倭寇会聚，重新反攻福建各地。

嘉靖四十一年底，近万人的倭寇精锐部队包围了兴化城，围城一月之久。由于兴化是府城，墙高砖厚，倭寇很难攻入。不幸的是，明军刘显一部有个八人小分队到兴化送情报，途中被倭寇截杀。倭寇派队伍中的华人穿上号衣，化装成刘显手下入城。半夜，八名贼人乘黑斩杀明军城门守将，大开城门。城外倭寇一哄而入，攻陷了兴化府城。入城后，倭寇杀伤不少明朝守军，明军只有一两名守将逃脱。

倭寇占据兴化城后，日夜杀人奸掠，荼毒两个月后，放一把大火把兴化城烧成白地，突出合兵，攻陷平海卫。如此凶狂，八闽皆震。

嘉靖帝大惊，立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让他们会合福建当地的刘显一部明军合力灭倭，并派右佥都御史谭纶巡抚福建。

刘显所部明军数量不多，在平海卫只得坚壁不出。俞大猷率兵抵达后，出于持重，只指挥手下部队与刘显部合围倭寇，仍旧没敢进攻。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戚继光率生力军抵达。于是，巡抚谭纶自领中军，俞大猷将右军，戚继光将左军，并齐攻平海卫的倭寇。

毕竟训练有方，戚继光率部先登，诸军继之，一举破敌。此战下来，斩倭寇两千多人，夺还被掳民众三千多。更可称道的是，如此大捷，明军仅阵亡十六人。

谭纶上功，以戚继光为首，他得以接任俞大猷为总兵官。

转年，戚继光率明军在仙游城下击溃万余倭寇，斩首数百，倭寇堕山摔死几千人。幸存的倭寇，仓皇之余奔据漳浦县的蔡王岭。戚继光把手下士兵分为五哨人马，皆身持短刀缘崖攀上，突现于狼狈不堪的残倭面前，大战一场，俘斩数百人。余贼奔溃，入海掠渔舟逃去。

至此，入闽倭贼基本被肃清。

再后，戚继光与俞大猷合作，在广东南澳攻败倭寇贼头吴平，广东倭寇几无遗类。

（戚）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故）士无敢不用命。（他）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俞），而果毅过之。（俞）大猷老将，务持重，（戚）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其）名更出（俞）大猷（之）上。

当然，戚继光后世之所以大名越于前辈俞大猷，还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人名字真怪）两大寇，并因功被明廷加太子少保。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此人在抗倭早期立功）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成效显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实为博大精深的系统性军事专著，当时日后，广受尊崇。

可叹的是，张居正死后，其政敌死打穷追，认定戚继光乃张居正死党，把他调换广东。郁郁不得志之下，戚继光不久谢病离职。但张居正政敌仍不放过他，纷纷上奏弹劾，戚继光被罢官遣返老家。

三年后，既贫且病的戚继光由于没钱抓药，病势转沉，郁郁而亡。一代大英雄，竟落得如此不堪结局。

值得一讲的是，张居正所犯的痔疮，实为吃了戚继光所献的海狗鞭壮阳药所致。张相国割痔感染，竟至要命。他这一死，戚继光在朝中倒了后台，自己也开始了倒霉的历程。

人性就如此复杂，一般人可能会大呼小叫：戚大英雄这样人，也会做出给长官送壮阳药的事情吗？当然，人情所在，英雄不免。有时候，历史的细节，充满了黑色幽默！

嘉靖后期近十年的倭寇之害，自浙江开始，继而流窜淮扬吴越。闽中两广，无不惨遭荼毒。史载：“（倭寇）掠子女财物数百万，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十余万。虽时有胜负，而转漕军食，天下骚动。”

所以说，倭寇之害，流蔓甚广，绝不是一些浅识陋见所讲的什么倭寇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

自倭寇乱炽，浙闽等地富殷繁华城镇，半为丘墟，人民被杀无数，沿海奸民与倭人、佛朗机人勾打连环，唯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劫物。他们的劫掠，严重破坏了明朝沿海一带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发展，真不知有什么“萌芽”会蕴于血火刀剑之中。

当然，明朝沿海倭患渐息，除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因素外，日本国内的因素也不容忽略。因为，那时的日本，已经处于战国末期。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的羽柴秀吉平定四国，最终完成日本的统一，被“天皇”任命为“关白”，赐姓“丰臣”。

丰臣秀吉乃大志倭人，稍后征服了九州的岛津氏和关东的北条氏，成为日本列岛的真正主人。而日本的统一，使得丰臣秀吉得以在上台初期下大力气整治国内政治、经济。他严令打击海盗，巩固他本人为主的“中央集权”。这些，皆在客观上从源头阻遏了日本列岛倭寇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