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臣严嵩的兴衰与盛衰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

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

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

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

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帖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

写好诗的，当然不一定是好人！

国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脑海中肯定会浮现出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的一个大奸臣面目。

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复杂的关系中加以抽离，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

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让人一见倾心。

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

“大礼议”
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

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下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子。

朱厚熜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祐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熜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熜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熜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

朱厚熜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时受过极其正统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阴沉，又不喜动，属于那种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乡，接到礼部公文，见上面有让他先入宫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熜很不高兴，回复说：“遗诏让我当嗣皇帝，怎么又出来这种事？”显然，明廷大臣们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继统为帝。

给死去的堂兄明武宗当“儿子”，朱厚熜当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少年坚持不入城。阁臣杨廷和依旧希望这位“嗣皇帝”按礼部规定办，朱厚熜坚执不可。

由于明武宗遗诏中的“接班人”人选天下皆知，再怎样也不可能另外推一个“嗣皇帝”出来，杨廷和等人拗不过少年朱厚熜，只得授意群臣劝进。

朱厚熜这才答应入城。他由大明门入宫，拜谒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宫后，又见宫内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后出御奉天殿登上皇帝宝座，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位就是明世宗了。

即位后，同几乎所有新帝登基后都要象征性做的一样，明廷以皇帝名义下诏，尽革明武宗时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员的同时，处决、惩治了前朝许多跋扈的文武官员。

身登九五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生母，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

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

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连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嘛！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议”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筋，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什么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枝末节”，傻呵。

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

大学士杨廷和乃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帝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

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

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

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

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

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摆设的礼部侍郎。

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陛下）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夫兴献王（指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往矣，称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是指如果以叔母名义相见，嘉靖的生母要向嘉靖皇帝下拜），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独长子），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谓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看见张璁这篇东西，郁闷久之的少年皇帝大喜。他一直想大干一场，但毕竟年少，读书不够多，没有“理论”依据。

至此，如获至宝之余，少年嘉靖皇帝命司礼监宦官把疏议送至内阁，传谕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有这种想法！”

杨廷和见疏大怒：“书生焉知国体！”这阁臣马上持张璁之疏复入宫内，想给皇帝摆事实讲道理。

嘉靖帝趁机，把张璁论疏从头到尾细读一遍，欢言道：“此论一出，吾父子之情肯定得以保全了！”于是，他不理会杨廷和的反对，降手敕给阁臣：“卿等所言，俱有见识，但至亲莫过于父母，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杨廷和身为首辅，很是坚持原则，封还皇帝的手敕，上言道：“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夫岂不知《礼》谓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谀顺旨。”

接着，几位御史、给事中等言官也交谏张璁议疏的偏狭，希望嘉靖皇帝“戒谕”张璁这等躁进之人。

由于初登大宝，少年皇帝不敢太与大臣们较劲，只得让礼部继续商议此事。

延至十月，嘉靖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行至通州，由于名号位号未定，自己儿子又当上了皇帝，便再无当初小心谨慎之情。她听说廷臣们想让儿子尊明孝宗为“皇考”，大怒道：“怎么这些人竟敢把我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泼妇本色顿现，就赌气待在通州不往前走了。

嘉靖皇帝闻此，涕泣不止，忙入内宫对明武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张后表示“愿避位奉母归养”，以撂皇帝挑子来软威胁，众臣为此惶惧不安。

见施压起到了作用，少年皇帝独断“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生母宜称兴献后”，并诏示大臣开大明中门奉迎他的生母蒋氏。

当然，嘉靖帝也做稍许退让，没敢再坚持让生母谒太庙。本来明廷有祖制：妇人无谒太庙之礼。

朝臣之中，如兵部主事霍韬等人，见张璁这么一个新科进士因巧言得达帝听，也思奉谀升官，开始上疏附和张璁疏奏。

嘉靖皇帝观此，追尊本生父母的决心日益坚固。

首辅杨廷和很讨厌张璁这样的幸进小人，便外放他为南京刑部主事。张璁怏怏而去。

嘉靖帝得寸进尺，追生父为“兴献帝”后，又下御札，批示礼部在兴献帝、兴献后的称呼中再加上“皇”字。

杨廷和等人力争，嘉靖帝抬出明孝宗皇后张氏，说是这位太后指示自己这样做。杨廷和见争之不得，自请罢归，不报。

给事中朱鸣阳等百余官员上章进谏，表示不宜对皇帝的本生父母加“皇”字，嘉靖帝不听。

恰巧，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清宁宫发生火灾，杨廷和等人上言，认为这是“天意示警”。古人自上而下都迷信，小皇帝心动，一时间他不敢再有进一步举动，便下诏称明孝宗为“皇考”，明孝宗皇帝张氏为“圣母”，并称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朝廷刚刚消停了几日，巡抚湖广的都御史席书上疏劝嘉靖皇帝在改元之际把兴献帝定为“皇考兴献帝”，在大内别立一庙加以崇祀，祭以天子之礼；至于嘉靖帝生母蒋氏，也不应再以“兴献”二字加之，应称“皇母某后”。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表，力劝嘉靖帝“当继统而不继嗣”，改称明孝宗为“皇伯”，称生父兴献帝为“皇考”。

二人疏上，杨廷和等人阻之不报，恨二人媚上多事。

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这位青春期的皇帝更有主见，不顾群臣反对，在安陆的兴献帝庙祭祀时行用太庙一样的“八佾”大礼。年底，人在南京的刑部主事桂萼与张璁二人经过谋划，又上疏再言“大礼”。同时，他们附送先前未达嘉靖皇帝御览的席书和方献夫二人疏奏作为“声援”：

臣闻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以皇上与为人后，而强附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继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规纳者，何也？盖自张璁建议，论者指为干进，故达礼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窃念皇上在兴国太后（指嘉靖皇帝生母）之侧，慨兴献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辩者，彼所执不过宋濮王议耳。

臣按宋臣范纯仁告（宋）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事体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训，入继大统，果曾亲承孝宗诏而为之子乎？则皇上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明矣。然则（称皇）考（于）兴献帝，母兴国太后（以生母为本生母），可以质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以为皇上必为之惕然更改，有无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断，岂皇上偶未详览耶？抑二臣将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疏以闻。

一番“忠勇忘身”的表功，句句打动嘉靖帝心扉。他览之大喜，大言：“此事关系天理纲常，文武大臣集议之！”

为了展示追崇本生父母的决心，且坐帝位已稳，嘉靖帝罢免了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大学士杨廷和。在此种情势下，仍有礼部尚书汪俊等朝中大小臣工二百五十多人独署或联署八十多篇奏章，请求嘉靖帝依部议行事。反观张璁、桂萼一方，只有寥寥四个人声气相同。

嘉靖帝很恼怒，忍了数日。不久，楚王朱荣诚等人及锦衣卫千户聂能迁等人想讨赏讨官，上书附和张璁。嘉靖帝感觉到了这股“支持”力量，下诏调桂萼、张璁二人由南京来北京。

时值嘉靖帝生母蒋氏生日，嘉靖帝大摆宫宴，命妇们纷纷上笺祝贺。只过了几天，又遇明武宗生母慈圣皇太后生日，嘉靖帝偏心，下旨免命妇入宫朝贺。此举引起在朝官员不平，纷纷上疏进谏，均被嘉靖帝下旨逮入诏狱拷讯。

张太后为人贤德厚道，其实在嘉靖帝入宫初期，她完全有能力与阁臣一起下诏废掉这个侄子。此外，她为人又不会来事，对待以外藩王妃入宫的嘉靖帝生母不是特别客气，引起当今皇帝小爷的怀恨。日后，张太后弟弟张延龄被人告发不法之事，坐法当死，张太后衣敝襦席藁作姿态向侄子皇帝请求饶弟弟一命，遭到严词拒绝。不仅如此，嘉靖帝还把太后的另一个弟弟张鹤龄也逮入诏狱刑讯致死。张太后惊恐过度，不久暴崩。嘉靖帝复下旨杀掉她活着的弟弟张延龄。

由此，可以看出嘉靖帝此人品性极差。假使当初张太后反对他入统，皇帝这位子绝非他能坐上。

四月间，嘉靖帝下令，称生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其生母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为此，礼部尚书汪俊求去，嘉靖帝不让他平白“致仕”，切责后罢其官职。

由南京而来的张璁、桂萼二人行至半途，见到诏书后，又起新点子，认为诏书内有“本生”的字眼是礼部官员阴谋，佯为亲尊，实则疏远，应该直接称嘉靖帝生父为“皇考”，前面不宜带“本生”二字的帽子。

嘉靖帝认为他们说得很对，按章修改，去掉“本生”二字。

廷中众臣闻言，深恶张、桂两人小人多事，纷纷扬言说二人入北京后要杀掉他们。

这两个书生闻言，入北京后就装病，不敢出门，怕被群臣当众殴打。

吏部尚书乔宇、杨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等人纷纷上言，劝嘉靖帝罢免张璁、桂萼二人以平息“邪说”。结果，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任张、桂二人为翰林学士，切责乔宇、杨慎等人。

张璁、桂萼二人得到新官职后，益加肆无忌惮，忙不迭上疏言“大礼”，有十三条之多，均为嘉靖帝采纳，并命礼部官员施行。

激于义愤，杨慎在下朝后对群臣讲：“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大家纷纷响应，几百人一齐跪在左顺门，还有不少人边大哭边高声呼喊“高皇帝”“孝宗皇帝”，声达内殿。

从早上直到中午，嘉靖帝几次传谕退出，众人却一直跪伏不起。

这一来，嘉靖帝暴怒，命司礼监宦官把哭宫的所有大臣名字全部记上，然后命锦衣卫按名逮人，第一天就把一百四十三人下狱，其余八十六人待罪。拷讯之后，下令杖罚五品以下官员，编修王相等十七个人被活活打死，并把修撰杨慎、吏部侍郎何孟春、学士丰熙等人谪贬远荒之地。

十月，嘉靖帝下诏改称明孝宗为“皇伯考”，布诏天下，还准备把他生父兴献帝的灵寝迁入北京。有官员劝说“帝魄不可轻动”，这才没有搬动死人入京。

可叹的是，杨慎当时三十出头正当年，此人浊世翩翩佳公子，是正德六年状元郎，中举时年仅二十四岁。由于带领群臣哭宫，他被杖打后，又由嘉靖帝下旨贬往云南永昌卫。偏偏倒霉的是，杨公子赶上的这位嘉靖皇帝寿数长，在位四十多年，瘴山雾水凄凉地，三十六年弃置身。杨爷这一流就是几十年光景，嘉靖三十八年死于贬所。这位十一岁即能赋诗的大才子，一生创作诗歌二千多首，并著有诗歌评论名著《升庵诗话》。古稀之年，本来回家探亲想在四川老家多待些时日，杨爷竟被“劳改局”官员派人强押回云南。凄怆之余，他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郁闷不已，病死异乡。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在皇宫内为其生父兴献帝立“世庙”，迎其神位于观德殿。此时，群臣因高压反对意见日稀，纷纷表贺，并献《世庙乐章》。又过了三年，《明伦大典》撰成。

始作俑者张璁被封为谨身殿大学士、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平时奋斗几十年才能当上首辅，由于他首议“大礼”，六七年功夫就蹿至权力的顶端。

“大礼议”之争，如果书生气地讲，实则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正统派与王阳明“心学”派之间的较量。

以杨廷和、杨慎父子所代表的旧臣集团以程朱理学为宗，强调“义理”；而王阳明学派主张“天理”，应向“人心”和“人情”倾斜，把“理”拉向“气”。但从当时的实际来讲，旧臣一派虽然理论僵化并有不近人情之处，但多正人君子，非为谋己谋身；张璁一派虽近“情”，但多是见利忘义、贪图官爵的小人（王阳明当时还活着，张璁一派的席书、方献夫等人均是他的学生辈，但王先生深知官场险恶，并未对“大礼议”明确表态）。

就事论事，张璁在“大礼议”问题上起了一个坏头。但这个人日后表现多有善举，刚明果敢，廉洁自律。他罢休天下各地镇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贵族豪强隐匿的土地，拒腐反贪，干过不少好事。所以说，历史上的个人，极难以“好”“坏”加以绝对性区分。

而且，张璁当时举人出身，总让人误觉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实他时年已经快五十岁了，七考不中。日暮途穷，潦倒的中年知识分子投机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与他臭味相投一同钻营的桂萼，也是在官场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见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烧，很想搏一把以出人头地。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张璁为人善钻营，日后又觉自己名字中的“璁”与皇帝名字“厚熜”犯讳，主动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钦赐其名为“孚敬”，字茂恭。所以，读明朝史有时看到张孚敬，其实就是张璁。

交代了“大礼议”，就该讲严嵩了。

“青词”圣手
严嵩的政治际遇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成化十六年（1480年）生人。此人家境平平，正是江西乡间好学的风气，才使得这个平民出身的苦孩子“学而优则仕”，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纵观严嵩的发迹，其实他属于“为霞尚满天”的类型，六十岁以后才飞黄腾达。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中进士，得入翰林院，时年二十六岁。小严当时考试还名列前茅，二甲第二名，是乙丑科那一批进士中的第五名，成绩优异，一丁点儿不掺水。

正当他作为朝廷青年官员后备梯队准备大干一场时，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转年，其母亲又因病去世。古人以孝道为先，严嵩必须回家守丧三年，许多晋升机会就平白错过了。

福兮祸兮，明武宗正德年间的政治，笔者在前一章已经讲过，前五年有刘瑾大公公干政，后十年有江彬乱政，朝廷中的正人君子几被排除殆尽。严嵩正好没赶上蹚浑水，实际上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斗争，也免遭政治迫害。

所以，严嵩借守丧之机，在老家钤山读书，一隐就是八九年，整日埋头写诗著述，颇著清誉。彼时的严嵩，可以说是极富政治智慧。特别是刘瑾在朝期间，如果他迁延不去，只有两种结果，其一是抗衡被杀，其二是同流合污，哪一种结果都是一个“惨”字。而且，刘瑾陕西人，其心腹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焦芳是河南人，极其排挤江西人（焦芳曾因才疏学浅遭受江西籍大臣彭华的讥讽，极恨江西人），所以，身为江西人的严嵩，自然在朝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严嵩在老家诗酒自娱，并非真隐，一直保持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朝野名流李梦阳、王守仁等人往来密切，诗文唱和。古代为官为吏都要有真本事。科举取士，决定了一个人想在官场混，必须是经过十年（或数十年）寒窗苦读，头悬梁，针扎腿，个个都是满腹经纶，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没有真材实料，只凭捶腿揉腰送东西，还真弄不来乌纱帽戴，更不能与名流递上话。

严嵩何许人也，泱泱大儒，知古详今，自然是名誉日隆，又博清誉赞诩，广为人知。因此，直到正德十一年，刘瑾、焦芳一帮人倒台几年后，他才重入朝廷。

严嵩像

此时的严嵩，已经深有城府，不急不躁，静待机会。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他一直在南京以及翰林院这样清闲之地居“闲职”，想急于出头也没太多机会。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嘉靖时代来临。很快，就是“大礼议”而引致的纷争，杨廷和父子等旧臣纷纷被贬斥，朝臣面临全新洗牌的局面。经过数年争斗，嘉靖帝与张璁一派大获全胜。由此，还要表一下张璁、夏言等人，然后才能把严嵩接上。

张璁、桂萼二人得手后，嘉靖帝追崇其生父的事情得到阶段性成功，但也不敢马上擢拔二人入阁。他们岁数虽不小，但资历太浅，声望又低，皇帝本人怕再遭阁臣封驳和言官疏论。

当时的首辅费宏是官场老油子，表面上他不似杨廷和那样锋芒毕现，内心却极鄙张、桂二人，常暗中使绊。张、桂二人挟恨，便劝嘉靖帝召前朝重臣杨一清入阁替代费宏任首辅。

杨一清就是当年和太监张永设计干掉刘瑾大公公的主谋，为人名声好，又曾经入过阁。嘉靖皇帝在当王子时就对这位杨爷仰慕已久，自然御笔照准，由此杨重入内阁。

但依明朝政府内不成文的律例，首辅一般都要是中举时三甲的中选人士，费宏是状元出身，又是现任首辅，杨一清立时把他顶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正好，费宏儿子在老家犯法被关，张璁等人抓住这个“软肋”，联合几个言官劾奏费宏。费宏只得自己上章求辞，嘉靖皇帝反正不待见他，很快御批准辞，费宏只好灰溜溜走人。

杨一清任首辅，虽然感激张璁、桂萼推举，但他和嘉靖帝都知道，依照“廷推”的办法使张、桂二人一同入阁是不可能的事，这两位名声确实很差。但此时首辅是“自己人”，事就好办多了。嘉靖帝先后以“中旨”自任二人入阁，命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内阁机务，命桂萼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这样一来，二位“大礼议”功臣终于成为核心“阁臣”。

凡是入了官场的人，皆似冬天挤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不久就会相互刺痛对方。杨一清与张、桂二人相处日久，因处理锦衣卫指挥聂能迁一事意见不同结下梁子，最终发展到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

相比之下，杨一清在嘉靖帝眼中“道德”形象的分量更重一些，一怒之中，他下诏把张、桂二人削职。但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没过多久，嘉靖帝先后把二人召还入朝。

郁郁之下，杨愤然退休，老姜终于不敌新葱。

经过一次忽然打击，张璁“乖”了许多，对嘉靖皇帝更加谨慎小心，并取代杨一清当上了首辅。屁股决定脑袋。首辅的位子坐好，先前属于“激进派”的张璁，一改昔时面目，凡事以因循为准则，不想也不必再搞什么哗众取宠之事。

后来，嘉靖皇帝日益沉迷道教，又要搞“天地分祀”，张璁不愿多事，非常“持重”地劝皇帝没必要“分祀”。

殊不料，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朝内任给事中（七品言官）的夏言上疏皇帝，大力赞同进行“天地分祀”。

张璁闻之大怒，如今角色互换，他变成了昔日杨廷和一般的保守派，便示意心腹霍韬等人拟文肆意辱骂、驳斥夏言。一伙人宣泄畅意，很是痛快。可他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嘉靖皇帝与夏言二人意见相同，骂夏言，实际上就是不给皇帝面子。

果然，嘉靖帝览文震怒，在把霍韬投入大狱的同时，对夏言升官晋爵，以示殊宠，并破格把他擢为侍读学士。此官虽不是太高，但得以时常面见皇上，属于高级秘书。

夏言为人仪表堂堂，口齿伶俐，进讲之时琅琅而言，一派道骨仙风，很让嘉靖帝欢喜。

从朝野两方面讲，张璁先前兴“大礼议”搞事，得罪人无数，独霸朝局，与桂萼联手整治异己，又结下无数梁子，在许多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气势熏炎的“黑老大”。

夏言扬眉剑出鞘，无知者无畏，敢于与当朝首辅叫板，大家都倾心于他独行侠般智斗张璁的勇气，根本没人去想这位夏爷要皇帝进行“天地分祀”其实也是拍马屁。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待张璁知晓了什么叫作“小不忍则乱大谋”时，朝议清议已势如潮水，他感觉到自己失去皇上眷顾，只得悻悻然辞去，退休回家。这是嘉靖十四年的事情。

张璁虽去职，并未惹嘉靖帝深恨，毕竟他是这位皇帝初入皇宫时最得力的依托者。嘉靖十四年，张璁患重病，皇帝还不时遣宦官到其家中送医送药，并赐皇帝自己平时服用的“仙丹”。又过三四年，张璁终于病死于老家。嘉靖帝闻之震悼，认为这位臣子当初能“危（己）身奉上”，定其谥号为“文忠”，追赐太师。

张璁一去，按顺序阁臣翟銮升居首辅。夏言于转年入阁，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参预机务。虽然排名在他前面的有翟銮和李时，可夏言如日中天，翟銮又是一个橡皮图章加橡皮泥一样的官场“老好人”，因此，实际主持政务的非夏言莫属。

经过“大礼议”、杨一清主政、张璁执政，再至夏言入阁，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牵涉无数人员的利害关系，时而制衡，时而联动，派系和山头林立。当一个朝代趋至鼎盛后，政治中心内部肯定会因权力分配滋生门户党争，由量变到质变，最终侵蚀王朝的机体。

夏言当了实际的首辅，他又是江西（今贵溪市）人，同为老乡的严嵩自然感到了机会。在中国，同乡情谊是所有官场关系中最易结攀的条目之一。“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的老乡“政治”，其实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具体而微者。

此时的严嵩，经过官场多年历练，读书人的散淡早已凝结成趋炎附势的势利和“臣妾意态间”的柔和。低眉顺目加上老乡之间交谈中的亲切乡音，使夏言这样从中下级官员直蹿入阁的性格执拗之人一见倾心，刻意对严嵩加以提拔。

不过要注意的是，不是老夏提拔小严，而是小夏提拔老严。严嵩从进士入科方面讲是夏言的“前辈”，比夏言早四科，入仕当然早得多。而且，从“成绩”方面讲，严嵩是那一届进士第五名，夏言的排名在那一科一百多名以后，要差严嵩好多。

但机遇不同，命运不同，严嵩入仕正值正德年间，一下子就耽误了近十年。夏言出头就打“纸老虎”张璁，一下子深得帝眷，后浪新人，反居其上。

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奉命祭告皇帝生父兴献帝在安陆的显陵，回奏时大称在当地看到的数项“吉瑞”之兆。好吉兆令嘉靖帝大喜，升其为南京礼部尚书。严嵩本人虽然不在政治中心，但他在新帝心目中的印象一直特别好。

由于欣赏严嵩对自己诚惶诚恐，恭顺有加，夏言便把这位老乡搞到北京简拔为礼部尚书。听上去是部长级别的官员，其实在当时属于可有可无的角色，仅仅是替夏言这个“国务总理”打杂而已。

但“打杂”弄不好也出事。嘉靖十七年，严嵩差点惹火上身，险些激起皇帝的恼怒。这年夏天，嘉靖帝心血来潮，又想让自己生父兴献帝像正式皇帝一样称“宗”，把神位迁入太庙供奉。当然，过场还要做，他就把此事下礼部集议。此时的严嵩精神上还残留些书生正气，知道张璁先前“大礼议”之举在朝野留下“媚君邀宠”的骂名，但如果明确反对，肯定官帽不保。好歹在官场混了二十多年，严嵩想打马虎眼，上疏言事时模棱两可，与礼部官员议事时也推三阻四，想以“拖”字诀把事情搁置下来。

嘉靖帝眼里不揉沙子，大恼之余，勤奋创作，亲写《明堂或问》一文，遍示群臣，气急败坏地书面质询大臣们“为何朕爹不能入太庙”。

严嵩吓坏了。惶恐揪心的节骨眼，毕竟转舵快，他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皇帝生父入太庙的立场，并详细考订古制，撰写入庙礼仪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从优从崇，使得“入庙礼”盛大而隆重，终于博取了嘉靖帝的欢心。

礼成后，严嵩获赐金币，深得皇帝眷宠。

一不做，二不休，严嵩又上疏，建议“尊文皇帝称祖（朱棣），献皇帝（嘉靖生父）称宗”。皇帝采纳，朝廷下诏，尊太宗文皇帝朱棣为“成祖”，嘉靖生父献皇帝为“睿宗”。这个睿宗皇帝生前只是王爷，沾了儿子与严嵩的光，死后得以进入太庙与明朝诸帝一起受人供奉。

此次以后，严嵩铁定心要以皇帝为指南针，知道所谓的“正直”是不能升官的累赘，“清议”如同凉风吹过后就无用处，唯有皇帝的眷念和呵护才是脚跟立稳朝堂的最佳保险。

嘉靖帝生父神主入太庙大礼后不久，严嵩上奏说天上出现“庆云”，认定是皇帝孝德感动上天。他奋笔疾书，呈上两篇拍马屁的文章《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嘉靖览之甚悦，命人把两篇文章珍藏于史馆之中，并加严嵩太子少保。不久，严嵩从幸做陪臣参加各种礼仪，获得的赏赐数目已经与几个阁臣一模一样。

所以，迎合嘉靖帝追崇其生父，也成为严嵩政治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凡人皆有酸葡萄心理。夏言见严嵩如此受宠，心中很不是滋味，开始对这位老乡疏忌起来。严嵩深知现在还不能与夏言闹翻，事之愈谨，每每置酒，邀夏言宴饮。夏言常不理不睬，有时答应去，严嵩宾客请柬都发齐了，众僚满堂，他又忽然推托有事爽约；好不容易夏大爷亲临一次，却“薄暮姑至，三勺一汤，宾主不交一言而去”，让严嵩丢尽了面子。

严嵩恨得牙根痒痒，仍旧一脸诚敬，大事小事皆拿给夏言参决。一次，有紧急公文需待夏言批复，恰值这位夏爷有小病在家休养，严嵩屁颠颠亲自把文件送上门去。夏言心情不好，推辞不见。严嵩颤巍巍派随从在夏言内宅的院子里铺上席子，自己高捧公文，跪而读之。

隔窗望见年近花甲的半老头子直腰跪在那为自己朗读文件，弄得夏言心中好不落忍，也觉自己过分了些。同时，他心中踏实下来，觉得自己荐擢的老乡确实一直把自己当恩人，从此不再特别存心刁难、整治他。

严嵩方面，上有帝宠，下有群僚请他办事，连宗藩王爷请恤乞封也要送大笔金宝与他，自然腰杆日硬。同时，他还有个极会走通关节、联络关系的儿子严世蕃。小严一时间在府上收钱办事，捞得不亦乐乎。御史、言官们当然不会闲着，纷纷交章弹劾严氏父子纳贿等事。严嵩很会来事，每次为人办事前他都会事先在嘉靖帝前有意无意地透露。所以，皇帝认定诸事严嵩皆关白过，言臣捕风捉影而已，反而更信任严办事得体，没有事情瞒着自己。

实际上，当时的严嵩收钱胃口并不大，几千两银子而已。最“危险”的一次，是共和王死后，其庶子与嫡孙二人争袭王位。共和王庶子乃小老婆所生，暗中送严嵩三千两银子，严就答应他袭爵。结果，共和王王妃认定嫡系的孙子当承袭，派人入北京大理寺击鼓喊冤。事情败露后，严嵩忙入见嘉靖帝，“坦白”了自己收受银两的事情。由于严嵩先前干事一直卖力，嘉靖帝很可怜这位能臣一脸惶恐的样子，对他说，你安心做事好了，不要介意这件事，明白表示原之不问。

当然，嘉靖皇帝对严嵩的眷宠，绝非仅仅是好印象或者严嵩能依顺己意办事麻利，最最关键之处在于：严嵩擅长撰写嘉靖帝醮祀时必用的“青词”，他是一心慕道的皇帝须臾不可或缺的大能人！

现在的人，如果把“青词”是什么讲给他听，肯定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可笑：所谓青词，就是嘉靖帝在拜礼道教神仙时表达自己敬崇“心声”的表章，一般用朱笔恭写于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皇帝本人恭读后，拜礼，然后把青词焚烧，以使这些谀谄道教天帝们的忠心词语上达天听。

虽然青词纯属诞妄无聊的东西，但撰写这玩意儿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那种类似汉赋骈体长文的功夫，不是一般只读经学文章的文人所能写出的。再者，嘉靖帝本人文化修养极高，又五迷三道地迷信道教，对青词要求非常高，绝对是既要有华丽的辞藻做形式，又要有深刻的实在语言表达他自己的“心声”。每次醮祀，青词均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拜礼时念出，可称是“字字珠玑”。

所以，对大臣们来说，撰写几万字的军国大事建议书，反而不如绞尽脑汁写千把字青词给皇帝留下的印象深刻。

后世人一说起严嵩多坏多谄媚，往往拿青词说事，讽刺他是“青词宰相”。殊不知，就连好称“清正”的夏言本人，起先也是因赞同“天地分祀”、以撰写青词才深得皇帝青睐。当初夏言没这一手，也没有日后入阁的可能。

说起嘉靖帝沉溺道教，还有好大一段可讲。入宫的第二年，嘉靖元年夏天开始，年方十六岁的小皇帝已经开始对寺观佛道等感兴趣，但他当时的宗教观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定型。转年，有暖殿太监崔文，他本人信道教，便引诱嘉靖帝参观各种道教仪式，声称信道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嘉靖帝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尊崇道教的路程。他先以乾清宫为“大本营”，不时在宫中建醮，日夜跪拜祈祷，并下令道士训练十数个小太监尽习道教诸仪式，赏赐无算。当时，首辅杨廷和就上疏规谏，不报。“大礼议”稍稍告一段落后，自嘉靖五年（1526年）起，嘉靖招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节入宫，封为“真人”，日夜大兴醮礼。当时的大学士杨一清，曾进言说皇帝不宜在宫内祀天，嘉靖帝稍稍收敛。杨一清致仕后，张璁依承上命，在钦安殿为皇帝建醮，祈祷早生皇子。夏言得进，也正是因为他受任为“醮坛监礼使”，大写青词，给嘉靖帝留下深刻印象。

嘉靖十五年，宫内大兴隆寺发生火灾，御史以“天变”为由谏劝。为此，嘉靖帝竟然把火灾原因“嫁祸”于佛教僧人，令大兴隆寺僧人还俗，并把明成祖朱棣的军师和尚姚广孝的神位从太庙配享中撤出。同时，他又为邵元节加道号为“致一真人”，官阶二品，岁给高俸，赐田三千亩，并派锦衣卫四十人供其差遣。这位邵元节其实是个气象学家，会观天气，常常假装祈祷得“雨”得“雪”，故为嘉靖帝所重。可巧的是，这一年年底皇帝真有儿子出生，一切又都归功于众人的“醮祀”。邵元节首当其功，官至一品，加授“礼部尚书”衔。

崇道的同时，嘉靖帝大肆打击佛教，在皇宫禁城尽撤佛殿，并把宫内数代收藏的金银铜像尽数拆除熔毁，共重一万三千多斤。同时，他下令把“佛首佛牙”之类的“灵物”及“舍利”一类的东西尽数从宫内撤毁。本来夏言建议把这些东西在京郊野外找地方一埋了事，嘉靖帝倒有“远见”，表示说：“朕观此类邪秽之物，有智者必避之不及，但小民愚昧，肯定会内心以此为奇异，偷挖出后找地方供奉以招诱百姓献财，不如在京内大道上烧毁，使百姓尽知！”

可悲的是，毁佛方面嘉靖帝“唯物主义”得非常到位，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对道教沉迷得不行。以一害易另一害，根本不是什么好事。

可能有人奇怪，怎么大凡皇帝崇道，必毁佛；皇帝崇佛，必毁道。道理很简单，尊道的皇帝身边一群道士“真人”，自然对自己的“传统”竞争对手大肆抨击；尊佛的皇帝，宫内必罗致不少“高僧大德”，肯定要“揭发”道教的荒妄。

所以，佛道两家，多年来一直没有“和平共处”过。

嘉靖十八年，“真人”邵元节“升天”了，正在裕州巡幸的嘉靖帝闻之“大恸”，敕以官葬，丧仪如伯爵。这位能“呼风唤雨”的特异功能大家，怎么也逃不了一个“死”字。邵死后，嘉靖帝又招方士陶仲文（又名陶典真）入宫，一心迷崇道教。

严嵩在一心一意讨好嘉靖帝的同时，时刻准备倾陷夏言。

夏言有所察觉，就嘱托自己当言官的党羽上章弹劾严嵩。但是，当时的严嵩深为嘉靖帝所信任，御史、言官们越弹劾他，皇帝反而愈信任他，认定严正是因为不遗余力地站在自己身边，才惹来言官的攻击。

在喜欢严嵩的同时，夏言越来越让嘉靖帝不待见。

这位帝君常在宫内西苑斋居，入值官员觐见，皆像道士一样乘马而入，唯独夏言摆谱，每次皆让人用肩舆把他抬入苑内。嘉靖帝不悦，隐忍未发。同时，嘉靖帝爱戴道士们所戴的香叶巾，就让尚衣局仿制五顶沉水香质地的小冠，赐给夏言和严嵩几位尊显近臣。夏言不识抬举，上密疏表示：“此冠非人臣法服，我不敢当。”这下可把嘉靖帝惹得怒火中烧。反观严嵩，他每每于召对之日，头顶香叶冠，并在上面罩轻纱以示自己对皇帝赐冠的诚敬，使得皇帝龙心大悦。

严嵩长身挺拔，眉目疏朗，香叶冠那么一戴，轻纱那么一飘，举止潇洒，仙风道骨，嘉靖帝看着就舒服。

另一方面，夏言身居首辅之位，政事繁多，自然对皇帝交予的“青词”任务难免有所怠慢，不仅词采失色，有时竟然图省事把几年前写过的内容杂糅一下又献上去哄弄皇帝。偏偏这嘉靖帝记性特别好，每篇青词他都亲自朗诵过，见夏言如此敷衍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同时，严嵩与皇帝身边的老道陶仲文关系搞得又密又近，陶老道常在皇帝面前说严嵩的长处以及夏言的短处。为了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二人同时入对时，严嵩常故意惹夏言不高兴，夏每每勃然大怒，当着嘉靖帝训孙子一样叱责严。见此状，嘉靖帝心中更是不平。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六月的一天，君臣二人交流融洽之机，嘉靖帝向严嵩询问他对夏言的看法。严早就等着这一天，扑通一声跪地，泪如雨下，老脸哆嗦，尽诉夏言种种跋扈欺凌之事（夏言先前与外戚郭勋不和，互相倾轧，也引起嘉靖恼怒）。

大怒之下，嘉靖帝立刻手写敕令，历数夏言“罪状”，指斥他把持言路，轻慢君上，诏令夏言“落职闲信”，连个“闲官”的差事也不给。一朝首辅，直落为民，夏言可谓丧尽脸面。

夏言一去，严嵩得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时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秋八月。花甲老头，终于实现了他人生的“理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现在的人，多以为大学士就是当朝一品大员了。非也！明代自始至终，大学士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本人所兼的尚书一职为重，他们挂牌署衔也是本衔在下，兼衔的尚书官名在上，为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明初废相后，设内阁大学士，其实当时只是给皇帝当高级笔墨顾问和秘书。由于这些人得在大内授餐，侍天子于殿阁之内，故称“内阁”。而“内阁”一词真正定型，处于明成祖之后明仁宗之始，“内阁”权力逐渐加重。最初明朝大学士共“四殿”“两阁”。四殿者，中极殿大学士（原为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原为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严嵩即以此名）。两阁者，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严嵩入阁后，引起很大争议，给事中沈良才和御史童汉臣等人文章劾奏这位新相爷奸险贪污，不堪大任。严嵩以退为进，自己上章求去。嘉靖帝当然不允，手诏百余言慰留，并亲书“忠勤敏达”四个大字赐予严嵩。

为示殊宠，嘉靖帝又为严嵩家中藏书楼赐匾曰“琼翰流辉”，道教祈祀阁匾曰“延恩堂”，并加严嵩太子太傅，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位“青词老臣”。为了安慰严嵩，嘉靖帝不久又把上章弹劾的童汉臣等人外贬。

花甲翁入阁后，精神亢奋，天天在内宫西苑简陋的报房值班伺候皇帝，从不请假。风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严不停奋笔疾书代替皇帝“创作”妄天的青词，达宵不寐。当时的名义首辅是翟銮，但嘉靖帝总是把严嵩当首辅对待，翟銮唯唯而已。很快，严嵩又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组织”大权落于严手中，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翟銮虽是个木偶，严嵩仍不能容他，嘱心腹言官以其二子有罪弹劾他，翟竟被削籍而去。这一点，严嵩确实不厚道，刚拗如张璁、激越如夏言，都容得翟当摆设。轮到严嵩，竟对这个“老实人”也不相容，显然过分。

严嵩入相的这年冬天，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皇宫中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谋弑事件。以宫女杨金英为首的十多名小姑娘，竟然准备在深夜把皇帝勒死，幸亏几个人慌乱之间把绳子结成死结，踏进阴曹半条腿的嘉靖帝才最终得活。

对于此事的经过，《明史》的《后妃传》中简单记叙了几句，《明实录》中也是草草叙述，大概是为尊者讳，不想多说。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属当时任刑部主事的张合。张合文人，退休后著书《宙记》，记载了此事的详细经过：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方皇后的命令）：“好生打着问！”得（逮捕）杨金英，系常在、答应（低级宫婢）供说：“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长（王指王嫔、曹妃即端妃，这是方皇后冤枉她，此人因貌美被嘉靖帝宠幸，对谋弑之事根本不知情）在东稍间点灯时分，商（量）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皇帝）手里！’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在旁听说，杨玉香就往东稍间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总搓一条。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将绳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花拴套儿，一齐下手。姚淑翠掐着（嘉靖帝）脖子。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淑翠，蒙在（嘉靖帝）面上。邢翠莲按着（嘉靖帝）胸前，王槐香按着（嘉靖帝）身上，苏川药拿着（嘉靖帝）左手，关梅秀拿着（嘉靖帝）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嘉靖帝）两腿，姚淑翠、关梅秀扯绳套儿。张金莲见事不好，去请娘娘（方皇后）来。姚淑翠打了娘娘一拳。王秀兰打听（当作“发”）陈菊花吹灯。总牌（宫女官名）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来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出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了。”

嘉靖帝被数个宫女这么一勒，当时处于休克状态，方皇后唤来数位御医，没一个人敢用药，都怕担责任被诛九族。最后，太医院使许绅颤巍巍调了一副“峻药”，给已成死人的皇帝灌下。就这样，数个小时后，嘉靖帝吐瘀血数升，缓过命来，静养多日，才能视朝。

其间，方皇后自作主张，认定曹妃和王嫔二人率宫女作逆，把数人凌迟处死。嘉靖帝病好后，听闻自己美貌的曹妃被片片割肉而死，心中对方皇后产生极大怨恨。五年后，皇宫内发生火灾，宦官们请示皇帝要去救方皇后，嘉靖帝不吱声，任由方皇后被烧成一截人肉炭。这位方皇后，是嘉靖帝第三个皇后。他第一个皇后是张氏，因妒忌失礼遭夫君足踹，流产血崩而死。他第二个皇后也姓张，以色得幸，嘉靖十三年，色衰而废，两年后郁郁而死。这样，方氏得以立为皇后。想当初第一个张后被废，正是因为方皇后和第二个张皇后（二人当时为妃）伺候嘉靖帝喝茶，淫帝起淫心，抚摸二妃玉手玩弄，惹得坐在一旁的张后投杯而起，结果被嘉靖帝暴怒下猛踹一脚。方妃成为方皇后，小老婆变大老婆，比从前的大老婆更狠，竟能趁乱令人把美貌情敌绑缚法场刀刀碎剐，真是天下最毒妒妇心！

对于几个宫女想谋弑嘉靖帝一事，后人往往忽略其因由，总觉是事起仓促的“忽发”变故。其实，细细钩沉当时人的笔记，才发现真实原因：

嘉靖帝希求长生，身边聚集了不少道士为他炼丹药，这些丹药中有不少属于春药。中国古代春药配方很奇怪，其中一味名叫“天葵”，即少女处女初潮经血，此物可提炼出一种名为“红铅”的粉剂。嘉靖帝后宫“饲养”了不少这种产“药”的少女，为了大量采集她们的经血，御医、道士们又强迫她们吃药，使她们经血过频过量，以供皇帝“炼丹”。最有可能的是，宫中已经为此祸害死许多少女性命。杨金英等人觉得反正是死，不如先弄死这魔头皇帝再说，情急之下，才想出用绳勒嘉靖帝的下策。只可惜，死结不能收勒至紧，又有人临阵逃脱告密，数位奇女子终于未得成功。

试想一下，十几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齐心合力想在大龙床上勒死一个三十六七岁正当壮年的皇帝，此情此景只能用“壮烈”二字来形容，但是如果上镜头上文学剧本的话，就稍显暧昧。所以，即使在极左年代，也很少有人渲染此事。

严嵩当政三年多，同为阁臣的有礼部尚书张壁、吏部尚书许赞。张壁病死，许赞又被严嵩排挤，削籍而去。

嘉靖帝是昏君，绝非庸君，他逐渐觉察到严嵩在朝内遍植党羽，行事蛮横，便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底重新启用夏言。夏言自回老家后，当地小官待他也傲凌不礼。他悒悒不乐，每逢元旦、皇帝生辰之日，他肯定上表称贺，自称“草土臣”。嘉靖帝“惭怜之”，便又召回了这位昔日宠臣。

夏言卷土重来，不仅官复原职，又加太子少师，位在严嵩之上，重新成为首辅。

经过一次大起大落，夏言根本不吸取教训，以为大权重掌，对严嵩的态度变本加厉。

朝上，凡是军国大事草章拟旨，他根本不和身为次辅的严嵩商议。同时，他大肆报复，逐个搜捡严嵩安插在朝廷内的心腹，尽数逐去，且声言要追查深究。

慑于夏言声威，严嵩不敢出面相救，内心衔恨至极。特别让严嵩感到害怕的是，严嵩之子严世蕃当时任管理财赋的尚窦司少卿，招财纳贿、克扣贪污，被夏言侦知得一清二楚，准备凑足证据后自己直接上奏给皇帝。

严嵩闻之大惧，领着儿子亲自到夏言府上乞求首辅放自己父子一马。

《入跸图》（局部）明

夏言称病，不见。多亏严嵩以大笔金银买通夏言门人，父子二人直入夏言榻下，长跪泣谢，一把鼻涕一把泪哀求首辅手下留情。夏言妇人之仁，见老乡这么低三下四，心一软，又想把此把柄捏住日后更好调度严嵩，便把案件置之不报。严嵩父子心内愈恨。

另一方面，锦衣卫都督陆炳因触犯法禁，夏言准备严办，吓得这位特务头子也不得不亲自入宅跪求夏言法外开恩。大学士无长虑，挥挥手斥出，表示这次就算了。

鹰犬小人当然得罪不得，陆炳由此深恶夏言，并渐渐和严嵩父子搭上线，时刻准备着扳倒夏言。

夏首辅为人自视甚高，嘉靖帝常遣小宦官们来递送文件，他对这些人爱搭不理，视如奴仆。反观严嵩，每次有小公公到来，无论官阶高低，他一定亲迎出门，执手延坐，并信手把几大锭黄金塞入公公们袖中，让诸人感觉如沐春风。

这样一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们平日家长里短，没一个人讲夏言好话，但皆齐口赞颂严嵩“仁德”。

嘉靖帝小人心态，时时遣小宦者们偷偷去看阁臣们在干什么。严嵩自然事先知悉，每每大半夜还正坐于值房，挥笔凝神，白头发丝乱动，为皇帝撰写青词。至于夏言，小宦者们便回报说，夏大人总是早早回家，与宾客饮酒欢宴。长久以往，嘉靖帝日益对夏言不满。

严嵩本人的“处世为人”，并不属于嚣张狂妄类型。特别是对于内廷宦官，他竭尽“礼貌”。一宦者曾对朝臣讲：“我辈在大内日久，见时事凡有几变：昔日张璁先生进朝，我们要向他打恭；后来夏言先生入宫，我们只平眼看他。今日严嵩先生来，都要先向我们拱手拜礼才入宫。”

这一记述，一直被各种史书转载，以证明明朝太监的日益跋扈。其实，转载者大多不明就里，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如下事实：嘉靖朝是除朱元璋时代以外，宦官最“老实”的时代！那位宦者所说，不过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严嵩为人的阴柔罢了。

过了两年多，严嵩看准时机，以“河套之议”的机会，终于扳倒夏言，并把这位比自己年岁小的“老”上司送入鬼门关。

当时，都御史曾铣总督山西。此人很有军事才能，数次领兵打败侵入河套地区抢掠的蒙古骑兵，便上疏提出恢复整个河套地区的计划，永逐“套寇”。

疏上，夏言觉得自己二次入阁，怎么也要在任上弄出点动真格的大动静，以彰显自己能耐，便立即推举曾铣，向嘉靖帝进言恢复河套。帝王自然都有开疆拓土的虚荣心，嘉靖帝心动，就多次让夏言拟旨褒赞曾铣，准备给他增兵增饷，立下不世之勋。

但是，开边动武，后果难测。一直沉迷于道教的嘉靖帝行事后，心中又后悔。

严嵩揣摩到嘉靖帝心意，极力陈言不可兴开边衅，并搬出明英宗时代的陈年老事，连蒙带吓唬，弄得嘉靖帝十分后悔，便生气夏言当初出这种馊主意。

夏言不知道嘉靖帝心理上已经发生了九十度大转弯，不停上言，催促皇帝下旨出兵，并要求赐予曾铣誓书御剑，给他以专戮节帅的职权，以保障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览奏，嘉靖帝心甚恶之。

可巧，北京忽刮大风，澄城山地震山崩，迷信的嘉靖帝觉得这是上天示警，更绝了兴兵的念头。其实，当年夏天，陕西已经发生过山崩和地震，这种大灾大难在旧时代皆被看作是“上天示警”。地方官立即上报，皆被严嵩扣住不发，他要等到最佳时机上报。所以，趁着北京大风的当口（大风这种灾异，古人认为是边地开战的预兆），看准了嘉靖帝正欲静下来做祈祷长生的斋醮仪式，严嵩马上连同陕西地震山崩当“天警”一同奏上。

见到天警报告，吓得迷信的嘉靖帝心慌意乱，忙问严嵩有何办法可以“转祸为福”。

严嵩老人精一个，下跪自劾道：“复河套之议，实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行穷兵黩武之举，上干天怒，为臣不敢反对夏言，一直没有依实上奏，请皇上您先处理我的失职。”

嘉靖帝不仅没处理严嵩，还挺感动，觉得严嵩是铮铮直臣。同时他更恨夏言和曾铣没事找事。

很快，言官们纷纷上言，极陈不可开边衅。由于先前已经连下数诏褒扬曾铣，嘉靖帝一时找不到台阶下，便手诏示问廷臣：“今逐套贼，师（出）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曾）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

手诏一出，群臣立刻嗅出味来，从前依违夏言的官员们也“力言”不能挑起战事。

夏言这时才感到害怕，上疏谢罪，并指称：“严嵩在阁中一直与我意见一致，现在他却把一切过错推于臣身。”

嘉靖帝见疏，更怒夏言推诿责任，并斥他“强君胁众”，命令锦衣卫把陕西的曾铣逮入京师。

这时候，先前夏言得罪过的锦衣卫都督陆炳终于找到时机，与严嵩在刑部的心腹一起捏造罪名，以边臣向辅臣行贿和“结交近侍”的罪名，杀掉了曾铣。隆庆初年，曾铣得以平反，赠兵部尚书，谥“襄愍”。

此时，嘉靖帝对夏言还未动杀心，只是尽夺其官阶，下令他以尚书身份退休回家。

行至通州的夏言听说曾铣在京师问斩的消息，惊吓得从马车上掉下来，大叫道：“唉，我这番死定了！”情急智生，他忙上书给嘉靖帝辩冤，声称一切皆是严嵩倾陷他。

此时，写这些东西，嘉靖皇帝不啻火上浇油，他马上严命众臣集议夏言之罪。

刑部尚书喻茂坚不忍置夏言于死地，便奏称夏言应该论死，但身为辅臣，可以援引明律“八议”中“议贵”的条目免于一死。嘉靖帝大怒，斥责喻尚书党附夏言。

更倒霉的是，恰巧有蒙古部落入侵居庸关。严嵩抓住这个茬子，坚称夏言兴挑边衅，导致国家不宁。

这样一来，夏言自然逃不出被杀的命运。他被锦衣卫从老家抓回京师，弃斩西市，时年六十七。堂堂大明首辅，竟在闹市被斩。此后，朝中大权，悉归严嵩一人。

夏言被杀，其实当时还有不少人拍手称快，因为此人的个性过于张扬。身为官场老人儿，此种霸道张扬的为人处事之道，肯定会得罪许多人。

严嵩与夏言之争，绝非是日后严嵩败后所谓的“正邪之争”，仅仅是“正常”的官场恶斗，谈不上哪一方站在“正义”上面。

所以说，官场是个大染缸。在极权制度的圈子里面，即便本性是正人君子，如侥幸不败，大多也只能浮沉取容。否则，轻的是贬官，重的则是脑袋搬家。

独相二十年
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

严嵩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八日为相，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去位，二十多年来，最大的过恶如下：其一，信用心腹赵文华，使东南倭患愈演愈烈；其二，清除异己，继杀曾铣、夏言之后，又在嘉靖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使明朝首开杀谏臣之恶例，随后又杀沈鍊和王忬，命令虽皆出于皇帝“圣裁”，但主谋皆是严氏父子；其三，贪污纳贿，在朝内结党营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侵袭明境，严嵩向兵部尚书丁汝夔授计说：“地近京师，如果兵败难以掩盖，一定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敌交战，他们饱掠后自会离去。”

可见，严嵩作为相爷，在军国大事上确实没什么远计和魄力。丁尚书傻不拉叽，唯严相国所指，传令诸将勿战。本来明朝大多数军将就饮食终日，皆怯于战斗，有了兵部长官的命令，都大松一口气，互相戒嘱传言：“丁尚书讲不要与敌交战。”

这下可苦坏了百姓。他们饱受蒙古人烧杀抢劫，官军皆龟缩于坚城之中，不做任何御敌的行动，连姿态也不做。民间大愤。

俺答汗的蒙古军队撤走后，老百姓纷纷上万民书，矛头直指丁汝夔畏怯无能，明廷下令逮捕他。

严嵩怕丁说出自己事先为他出主意，假意安慰道：“你别怕，我自会保你无事。”丁汝夔大傻帽一个，有严相爷给自己打保票，刑部鞠审时他很“配合”，没有多作辩驳。他就等相爷向皇帝说好话直接把他赦免了。

结果，不久，一帮狱卒就从狱中把他提出，丁还以为是走个过场后就把他释放。一行人直接把他押至西市，刽子手持大刀正等着他来。直到自己被踹跪于地，丁汝夔才恍悟被相爷所卖，大叫“王八蛋严嵩误我！”话音刚落，头也随之落地。

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理沈鍊因严嵩御寇无方，抗疏历数这位当朝阁臣“十大罪”：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勠力者也。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严）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严嵩）曰“由我赏之”；罚一人，（严嵩）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

疏上，严嵩没什么反应，嘉靖帝先倒恼了，认定沈鍊诋诬重臣，立即派人逮之于廷，当众杖责，然后罚他去保安为民。

沈鍊进士出身，为人嫉恶如仇，与锦衣卫都督陆炳关系不错。陆炳是严嵩同党，常常带沈鍊参加严氏父子召集的宴饮。沈鍊心中憎恶严氏父子，更恨严世蕃纵酒虐客强灌别人，每每箕踞坐骂。严唯独惮惧他，从不敢对他强灌于酒。

按理讲，凭借上司陆炳的关系，沈鍊巴结严氏父子升官很容易，但此人正直出于天性，不吐不快，最终却落个被谪为民的下场。

沈鍊在保安“劳改”期间，当地父老知其清名，纷纷派子弟向这位先生求学。他以忠义伦常教导学生，又时时缚三个草人，分别写上严嵩、李林甫、秦桧姓名，手持弓箭射之泄恨。

几年后，当地守官是严嵩心腹杨顺。为了巴结严氏父子，他向严世蕃报称说：“沈鍊在保安当地阴结死士，击剑骑射，准备伺机刺杀大人父子。”严世蕃大怒，立遣党羽巡按御史李凤毛去抓沈鍊，把他的名字列入该杀的白莲教匪首名单，乘间上报。兵部下文，沈鍊被处死。这还不算，严氏党徒为了更使严世蕃高兴，又杀沈鍊二子，借此获得升迁。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恨严嵩误国，突然上奏弹劾严嵩，指认他有“十大罪”“五奸”，言辞激烈。

百密一疏，见杨继盛奏文中援引两个王爷为人证，严嵩大喜，以为可以此为罪，就在嘉靖帝前构称杨继盛无故把宗室牵引入纠纷之中。

嘉靖帝果然大怒，立刻下令当廷杖打杨继盛一百，并命刑部定罪。刑部不敢得罪严嵩，断成死罪，系之于狱，但拘押三年。嘉靖帝一时也不想杀掉这个学问深厚并享有天下清名的直臣。

有人劝严嵩不要杀杨继盛，免得招众怨，严爷心动。无奈，其子严世蕃及党羽非要置杨继盛于死地，天天劝说严嵩下手。于是，在第四年秋决时，严嵩揣知皇帝深恨的所谓“抗倭不力”的都御史张经和巡抚李天宠肯定要被处决，便阴附杨继盛之名于二人案卷之后递呈上去。

嘉靖帝不细省，御笔勾决。杨继盛终于被杀，时年四十。他临刑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天下知与不知，皆涕泣传颂之。

杀杨继盛，严嵩可谓是把天下人都得罪了。其实，早先时候，杨继盛在皇帝面前敢抗言疏指丧权辱国的咸宁侯仇鸾。而严嵩一直恨仇鸾不附于己，非常欣赏杨继盛这位耿直才子，亲自提名，把他连升数级，直接提拔为主管兵部武选司的主管。孰料，杨继盛只思君恩，嫉恶如仇，讨厌严嵩更甚于讨厌仇鸾，不仅不到严府“谢恩”，反而马上就上疏曝其罪恶，可以说是耿直至极的一个正人君子。

但以实论之，杨继盛弹文中第一条，其实站不住脚。朱元璋废相权，是政治上的一种倒退。明仁宗时代开始逐渐加重大学士权位，渐成祖制，所以拿严嵩握宰相权违背“祖制”说事，应属这位杨爷时代和意识的局限。

严嵩父子仗恃皇帝的信赖和手中的权势打击正直之士，排斥异己。如果大家熟谙官场政治，这些其实都算不上什么大奸巨恶。那些在官场子里面混的，谁的手也不干净。但是，严嵩滥用只会谄媚滑顺的小人主持大政，于国于民是真正做了大坏事。比如，任用赵文华，使东南倭乱愈演愈炽，诚乃严嵩的大恶之一。

赵文华此人，乃嘉靖八年进士，本性狡险，得官后考拔不及格被外贬。举进士前，幸亏他在国子监读书时结识了当时担任祭酒的严嵩，二人很是投缘。由于严嵩知道自己树敌太多，父子多有过失，便想安插自己心腹在关键部门，以便日后出事好有照应。于是，他就与赵文华相结为义父义子，把他擢为刑部主事。

不久，赵文华知道嘉靖帝好道术爱神仙，就私下进媚皇帝，上献“百华仙酒”，表示说：“臣下师父严嵩正因饮此酒而长寿体健！”嘉靖帝试饮，果然醇香浓厚，味道好极了。估计美酒里面有植物兴奋剂，忽然间让嘉靖帝神清气爽。他非常高兴，立下手敕，向严嵩询问此酒制作工艺。

严嵩接敕大惊，咬牙道：“赵文华安敢这样做！”确实，这狗儿子瞒着自己向皇帝献好酒，让皇帝感觉自己有好东西舍不得奉献。如此，赵文华自己做好人，倒让严落于人后，这真让人窝心。恼怒归恼怒，严嵩也不敢发作，婉转上奏道：“臣生平不食药饵之物，臣活这么久，自己也不知所以然，绝非饮药酒而及。”

回阁房后，严嵩盛怒，立刻招来赵文华大骂责斥。赵跪泣久之，严怒不可解。不久后，严嵩休假归朝，群僚进见，严嵩仍怀恨赵文华，让从吏把他推出门。

这一来，赵文华真怕了，携大笔金宝跪献自己干妈（严嵩老婆）。一日，严嵩夫妇家宴，严世蕃以及众义子侍立两侧，一家人其乐融融。赵文华事先跪伏于窗外，观察动静。良久，严嵩老妻佯装不知这对义父子二人不和之事，问严：“今日全家欢会，怎么独不见我儿文华？”严嵩轻蔑一笑：“阿奴负我，怎能在此！”严嵩妻忙温语相劝，诉说赵文华诸多“孝敬恭顺”的事情。严嵩听着，面色转和。

赵文华见时机已到，立刻急趋入房，长跪涕泣不已，连声叫爹，于是父子二人和好如初。

东南倭患昌炽后，严嵩禀报嘉靖帝，派赵文华在祭海神的同时，前往那里主剿倭寇。赵文华无略小人，胡乱指挥，冤杀总督张经等人，向朝廷妄报成功，得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幸亏有胡宗宪、俞大猷等人能干，平徐海，俘陈东，使东南倭患大有收敛。当然，这些成绩，赵文华皆据为己功。为此，明廷加其太子少保，荫其一子为锦衣千户。

赵文华在东南倭患中的种种劣行，笔者将在后文平倭的段落中详述。

赵文华自恃立功而得宠遇，日渐骄横，连严世蕃也不放在眼里，拿宫中大小太监也不当回事。特别让严世蕃生恨的是，赵文华曾向他进献一顶金丝编织的幕帘，他稀罕当作宝贝。后来他才得知，赵文华有美妾二十七人，人人有这样的金幕帘，这让他深以为恨。

宦官方面，由于赵文华手紧，不再出金银，大小太监从他那里根本打不到秋风。于是，这些人回宫后，就总是向嘉靖帝汇报赵文华接受皇帝赐物时倨傲不礼。特别让皇帝生气的是，赵文华进献西域春药，嘉靖帝饮服后效果特别好。药丸食尽，他又向赵文华索要这种西域“伟哥”，但赵皆自己享用，回称没有。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嘉靖皇帝大恨。

一日，他上宫城远眺，见西长安街新起一高楼，耸入云天，就问左右：“谁家宅第，如此豪华？”左右称：“赵尚书新宅。”其中有一人被赵文华得罪过，阴不拉叽来一句：“工部贮存修宫殿的巨木，大半都被赵文华盖新宅了。”

嘉靖帝闻之脸色大变。稍后，嘉靖帝就找茬儿让他“回原籍”休养。又过了些日子，嘉靖帝怒发其罪，黜赵文华为民，并贬其子为小兵戍边。赵文华当时真得了病，遭此大谴，病势转沉，腹溃而死。

严嵩晚年，思维迟滞，再不像初时那样对一直在西苑“玄修”的皇帝所发诏旨做出敏捷反应。

嘉靖帝大道家、大文学家，手敕往往辞旨玄奥。这时候，只有严世蕃能刻意揣摩，并达无不中。一方面是由于严世蕃智商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情商”也高，总拿大把银子贿赂皇帝左右宦官侍女。所以，嘉靖皇帝喜怒哀乐，宫内的耳目们纤悉驰报，他们每次均能从小严处得到大笔“情报费”。故而严世蕃成竹在胸，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

严嵩当政最后时期，诸司上报事情要他裁决，他均说“与东楼议之”。“东楼”，严世蕃别号也。早年，由于有妻子欧阳氏规劝，严嵩对儿子管教甚严。欧阳氏病死后，儿子再也无人管束。而且，由于缺了儿子不行，严嵩上表皇帝，请皇上允许儿子留京服侍自己，让孙子代之扶老妻之丧归老家。

严世蕃服丧期间，大行淫乐之余，在家中代老父处理诸司事务。由于他身有丧服，不能入值朝房，这就让老严嵩作了难。

有时嘉靖皇帝派宦官急赤白咧，狂催他拟旨草文什么的。可怜严嵩老眼昏花，老脑袋已经转不动，奏对多不中旨，使得嘉靖帝大为恼火。

此外，道士蓝道行以扶乩为名，用沙盘代替“神”言，极陈严氏父子弄权跋扈之状。嘉靖帝问：“如果此事为实，上天何不殛杀二人？”蓝道行答：“留待皇帝正法！”嘉靖帝默然心动。

严嵩还有另外得罪嘉靖帝的地方。嘉靖帝自居的西苑万寿宫因火灾不能住，暂居狭窄的玉熙宫，因此郁郁不乐。他召问严嵩，严劝皇上还大内居住。这可触动了嘉靖帝的忌讳。正是由于嘉靖二十一年皇帝本人在大内宫中差点被宫女们勒死，这位一向信邪迷信的皇帝才再未回去居住。严嵩此议，正触霉头。不久，严嵩又请皇帝还居南内，那地方又是从前明英宗被软禁的地方，此议让嘉靖帝更怒。

关键的时刻，好好先生徐阶出场了。

徐阶，江苏华亭人，嘉靖初年进士出身，乃当科探花郎。史书上称他“短小白皙，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入翰林后，他本来远大前程一片光明，却得罪了当时的皇上大红人张璁，被贬出京。过了好几年，昔日春风得意又秋风失意的小徐才得以重返翰林，并受夏言援引，一步一个坑，最终当上了礼部尚书。

从“站队”方面看官场，严嵩整掉夏言，肯定要“惦记”徐阶。可这徐尚书经过从前的蹉跎，深知当朝一把手惹不得。他从不当面顶撞严嵩，把严奉承伺候得好得不行，所以严嵩除掉他的意图就不那么迫切。更庆幸的是，夏言虽倒，徐阶因一手漂亮青词，哄得嘉靖帝对他大加青睐，须臾不可或离。如此，严氏父子想扳除他，倒是非常之难。

当然，此前有一事，严差点要了他的性命：一日，嘉靖单独召严嵩问话，征询他对徐阶的看法。严嵩想了想，说：“徐阶缺的，不是才能，只是心眼太多些！”这句话要命，严是讲先前徐阶力争嘉靖帝早立太子之事。嘉靖脸色阴沉，幸亏后来未对此事深究。正是由那时起，徐阶对严嵩益加恭敬，并殚精竭虑撰写青词给嘉靖帝，以图保身。

嘉靖帝想造新宫，问严嵩，没结果。他就召时为次辅的徐阶。徐阶一口应承，表示先前建殿，余留建筑材料很多，如果下令营建，几个月即可造成新的宫殿。嘉靖帝大悦，立即下诏任除阶儿子尚宝丞徐墦兼工部主事一职，主持新宫建设。结果，仅仅三个月多一点，宏伟雄壮的新宫建成，嘉靖帝当天就迫不及待搬入“新家”，名之曰“万寿宫”。

经过此事，皇帝对徐阶另眼看待，深以为忠，进其为太子少保，兼尚书俸禄，并超擢其子徐墦为太常少卿。

严嵩知悉帝宠已移，又开始装孙子，率儿子严世蕃和一群子孙家人到徐阶家中，表示说：“老夫活得也差不多了，我死后，徐大人善待这些人！”

徐阶装得更像，立即还拜，表示自己受严相爷提拔，对他绝无二心。

严嵩一行人刚走，徐阶儿子徐墦进屋，对父亲说：“您这些年一直受严氏父子欺压，该出手时候一定要出手！”岂料，徐阶拍案大骂：“没有严相爷，我们徐氏父子哪里有今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原来，严氏父子耳目众多，徐阶家人中就有几个严世蕃重金豢养的“间谍”。

徐阶的“表现”，立刻传到严氏父子耳中。从此严嵩对徐阶完全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身为御史的邹应龙忽上奏章，弹劾严世蕃贪污受贿等不法之事。但奏章当时未敢牵连严嵩，只讲他“植党蔽贤，溺爱恶子”。

历史上有些事，发端时离奇得近乎荒诞。邹御史之所以敢于忽然间挺身而出，并非直接受徐阶指使，而是缘于他所做的一梦：他梦见自己骑马出猎，看见东边有一高楼，土基宏壮，顶覆秸秆。邹应龙拉弓而射，大楼轰然坍倒。醒后，邹御史鼓励自己，这是我扳倒“东楼”（严世蕃）的吉兆啊，于是他奋笔疾书，立写弹文。

嘉靖帝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又有道士们一旁撺掇，便下诏逮严世蕃入大理狱，命严嵩致仕，但岁禄照发，留有情面。

发现皇帝对老父严嵩没有一棒子打死，严世蕃深知事情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挽救。他通过早先交结的内保太监，奏称道士蓝道行与邹应龙里外勾结，陷害大臣。嘉靖帝各打五十大板，命人逮捕蓝道士送入牢房审讯。严嵩嘱托刑部的心腹，严刑拷打蓝道行，最终目的是让他诬攀徐阶为幕后指使。谁料，蓝道士挺“英勇”，坚决不承认受徐阶嘱指。由于严氏父子势力根深固结，最终蓝道行获罪被处死。

朝中独相十余年，严嵩党羽力量确实大。但是，如果不处理严世蕃，又无法向皇帝交代，法司最后就“裁定”严世蕃受贿白银八百两，上案于御前。

廷议后，判决流放严世蕃于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戍边地。

嘉靖帝念严嵩旧情，特宥严世蕃一个儿子为民，回老家伺候严嵩起居。

严嵩离朝后，没人再与自己谈玄论道，加之蓝道行又被处决，年已半花的嘉靖帝追念他过去二十多年的赞襄之功，悒悒不乐。于是，他把已经升任首辅的徐阶叫来，表示自己要退居二线，当太上皇，准备在西内一心拜道。徐阶极陈不可，谏劝皇帝不要撂挑子。

“好，既然如此，你们一定要与朕同辅玄修，努力崇道，日后再有谁敢上疏劾奏追论严嵩、严世蕃父子，朕一定下令把他们与邹应龙一同送斩！”嘉靖帝声色俱厉。

远在江西南昌的严嵩闻此，知道帝意仍有念旧之情，就趁嘉靖帝生日，在铁柱宫使道士建醮为皇帝祈祷，亲自撰写《祈鹤文》献上。皇帝优诏答之。见有回信，严嵩蹬鼻子上脸，上疏乞求皇帝准许自己被流放的子孙能回南昌给自己养老。对此，嘉靖帝没有答应。

事已至此，严世蕃也不消停，惹事不断。他被明廷下令流放雷州。但是，刚刚行至半道，他便擅自回返，在南昌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别墅。更危险的是，他常常酒后宣言：“哪天我得以重起，一定要拿下徐的人头，邹应龙也跑不掉！”

徐阶得闻，忽起斩草除根之心。

严嵩听见儿子如此放话，叹息对左右讲：“此儿误我太多。圣恩隆厚，我得善归。此儿虽被遣戍，遇赦也可得归。今忽忽大言，惹怒圣上与徐阶，我严氏家族，横尸都门那天，想必不远矣！”

合该有事。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公事路过严嵩府宅，看见一千多工匠正大修府邸。严府仆人作监工，望见郭推官根本不起身见礼。郭谏臣大怒，上状于御史林润。这位巡察御史先前劾奏过严嵩党徒，很怕日后严嵩父子重起遭到报复，见此状大喜，立刻添油加醋，上奏严世蕃在江西阴聚徒众，诽谤朝议，图谋不轨。同时，他还奏称小严聚数千人（一下把数目扩大几倍）以修宅为名，阴谋造反。

疏上，嘉靖帝大怒，命林润诏逮严世蕃等人入京审讯。

林润得令即行，一面下令捕人，一面又上奏疏，半真半假，把严世蕃一案渲染得活灵活现：

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鹄、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廒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厘祝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鹄，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嵩与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喻指严氏父子僭越制度自以为王爷）。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曰：“朝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畜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楧，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朱）宸濠（喻指严氏父子想效仿朱宸濠造反），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嵩。嵩阅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嵩不能无罪也。现已将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严世蕃落到这地步，仍旧嚣张，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几个被一起关押的党朋见严爷这么镇定，连忙问计。严世蕃说：“通贿之事，不可掩遮，但圣上对此并不会深恶痛绝。‘聚众通倭’罪名最大，可以派人立刻通知朝中从前相好的言官，在刑部把这一条削去，增填我父子从前倾陷沈鍊、杨继盛下狱的‘罪恶’，如此，必定激怒圣上，我辈可保无忧！”

结果，这招真灵，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受传言欺弄，又有言官做手脚，他们撰写罪状辞时果真把严氏父子陷害杨、沈二位忠臣的事情写入，且大肆渲染。

待他们持状入见首辅徐阶，这位徐大人早已成竹在胸，随便看了诉状一眼，置于案上，问：“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呢，还是想杀严公子？”

众人愕然，齐声曰：“当然是要杀他！”

徐阶一笑：“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他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鍊受诬被杀，天下痛心。但是，这两人被逮，皆当今圣上亲下诏旨。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圣上忌讳。如果奏疏上达，圣上览之，必定认为法司是借严氏父子这案子影射皇上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肯定要翻案。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款款轻骑出都门，且日后说不定又能重新得以大用！”

几个人一听，如雷轰顶，均惊立当堂。良久，他们才讲：“看来要重新拟状了。”

徐阶怡然，他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立即按此抄一遍即可。如果你们回去反复集议，消息泄露，朝中严党必有所备，那样，别生枝节，大事就不好办了。”

众人唯唯。

发稿示之，见徐阶所草罪状，重点在于描述严世蕃与倭寇头子王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

果然，疏上，嘉靖帝拍案狂怒。他最恨倭寇和蒙古人，见小严和这些人勾结，那还了得，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

严世蕃等人，很快得知徐阶所拟的“罪状”，相聚抱头大哭：“这回死定了！”

狱成，严世蕃等人被斩于市，严氏家族被抄家。共抄得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多为皇宫内府所无。不久，严氏党徒在朝中的诸人，也皆为徐阶等人清洗出去。严家大树，连根被拔。

至于严嵩老爷子，白发苍苍八十老翁，一身破衣烂衫，满脸污脏，日日持一破碗，在乡野间的坟间转来荡去，靠捡那些上坟的供品充腹以活命。挨了一年多，老头子凄凉死去。

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宰相，落得如此下场，想来也令人鼻酸。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历来如此，风光时可以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只要政治上倒台，就身败名裂，哪怕你是堂堂相爷，也逃不出空腹惨死的结局。

从实而言，严世蕃死有余辜，但徐阶玩的这种政治手腕，也过于阴狠，非要编造莫须有的通倭谋逆大罪来搞严家，其目的就是一定要牵连上严嵩。谋逆大罪，株连抄家绝对难免，徐相爷非要置政治对手严嵩父子永世不得翻身。对于这一点，明朝当时及日后多有人不平，认为徐阶的手段，使严世蕃的罪名不能服天下人心，刑非所犯，于理不称。

天道好还。日后徐阶下台，又被“后浪”高拱怨恨算计，以其二子乡间怙势犯法为由，把他两个儿子罚往边地“劳改”。他自己差点与严嵩殊途同归。幸亏不久张居正把高拱又拱下去，他才得保善终。

作为徐阶弟子的张居正还算厚道，他当政后，派江西地方官员收拾严嵩枯骨，修坟安葬。严爷再怎样也是堂堂大明一代宰相，总不能和要饭花子一样的死法、葬法。

嘉靖一朝，正因为无大奸太监，方显严嵩柄政的“罪恶”。其实，许多军国大事方面，嘉靖帝乾纲独断，最大的坏事都是由皇帝拍板，严嵩只是依违而已。

中空的王朝
嘉靖年代的最后岁月

严嵩身死后，荒淫的嘉靖帝也“崩”了。

这位君王的末年，沉溺道教尤甚。宫中宦官为了“安慰”他，常常趁他呆坐时从旁边扔落一个大桃，报称“天赐神桃”。为此，嘉靖帝会大喜连日，又兴“报恩”醮礼数日，耗费金银无数。即使是兔子生下两只崽，或者殿庭阴凉处生出几枝大个儿的狗尿苔（灵芝），在宫中也被当作“祥瑞”来庆贺一大番。

嘉靖四十五年初，户部主事海瑞的上疏，道出了这位皇帝崇道费财的真实情况：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指嘉靖帝听从道士劝言，不与自己两个儿子见面），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大内，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老道士），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诚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嘉靖帝览疏狂怒，非要马上杀海瑞。幸亏一名叫黄锦的太监谏劝：“此人素有刚直痴名，上疏前已经与妻子相诀，购买棺材待死。如皇上你现在杀了他，适成其名。”

因此，海瑞只被收监论死。

可巧，这年底，嘉靖帝就崩了。其子明穆宗继位第二天，海瑞即得释，且被视为忠耿直臣。

嘉靖帝死因，也是死在“道”上。道士王金献“仙丹”，药方诡秘不可识。药性燥烈，估计都是矿物质剧毒物和大麻等麻醉药的混合品，吃下去一会儿很舒服，连服就会导致肾衰竭。“大力丸”吃了一个月，这位荒淫帝王就“升天”了。

嘉靖一朝，内有权臣，外有海患边患，他本人又媚道崇道，奢侈无度，倾竭天下人民膏血以供一人迷信之用，国内经济情况日益恶化，真正把大明帝国带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特别是财政方面，嘉靖帝屡建宫殿、道宇，营建斋醮，花费无数。

除此以外，军费开支巨大，沿海和近蒙古部落的边境都有战事，督抚大臣趁机贪污，军费达至天文数字。举嘉靖三十一年为例，当年户部所奏岁入只有二百万银，而军费开支一项却高达一千多万，严重超支。

由于国内矛盾激化，各处起事不断，农民、矿工、盐徒、各种民间宗教团体纷纷揭竿而起，按倒葫芦又起瓢，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大明帝国，已经成为“大暗”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