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纵欲”之风,完全是“贵己贱人”的放纵。在这个纵欲成风的时代,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缺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两百七十七年历史。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
2023-08-20
1518年,明朝皇廷内的操场上,有一个为半透明丝织品围拢起来的帐幕,奇怪的是,帐幕的上面没有穹顶。猎猎罡风,把丝幕吹得摇摆作响。一群锦绣罗衫的宫人和披挂金银甲胄的御林军,正屏住呼吸,观看帐幕内部的“马戏”表演:只见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面容俊秀白皙,体格健壮。他头结网巾,赤裸上身,下身只着红罗蔽膝,脚蹬乌色软皮靴。旁边的空地上,散放着织绣着金龙图案的盘领窄袖袍和翼善冠。
此人身手敏捷,跳来荡去,正在和一头吊睛大老虎周旋。那头百兽之王咆哮甩尾,冲来扑去,眼中凶光横露,傲然有吞噬之意。但大虫剪翻舞爪,皆被青年人闪躲而过。
擦身之时,这位细腰身乍背膀、体型优美的小爷,整个身体飞旋,侧飞一脚,正踢中老虎咽喉,把大家伙踹得跌出丈外,哀号不已。
旁观者齐呼“万岁”。
这位爷,不是什么皇宫内演杂耍的艺人,更不是类似古罗马的角斗士一样的斗兽人,乃是堂堂大明天子——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
保泰持盈国泰民安
过渡性帝王明宪宗、明孝宗
明英宗死后,其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朱见深原名朱见濬,其父被俘时,他还很年幼,被大臣们和太后推上皇太子之位。明景帝坐稳帝位,想立己子为皇储,就把这位侄子废为沂王。
明英宗复辟,朱见深再次被立为皇太子,可以说他自小多灾多难。
从心理学角度讲,儿童时期精神受创伤的男孩,心理依赖感很强,所以朱见深一直宠信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
明宪宗继位时,年方十八岁,万氏已经三十五。这个妇人心机很深,她能一直把比自己年纪几乎小一半的皇帝夫君紧紧拿捏于手中。得寸进尺之余,她进谗言,迫使明宪宗废掉皇后吴氏。有此妇人干政,可想而知,明宪宗时代的政治好不到哪里去。这位万贵妃不仅大用太监汪直,又奢侈无度,崇佛建庙,在宫中称魁,暗中害死不少明宪宗别的嫔妃生下的孩子。
宫内如狼穴,万贵妃是个阴险的母狼头。只有宫女纪氏(此人乃广西贺州土司之女)稍稍幸运,她所生之子朱祐樘被宦官张敏藏起,终于能在宫内活到六岁。后来,这小孩子浮出水面,为明宪宗所知。万贵妃恼怒,很快派人毒死纪氏,但纸里包不住火,小孩子不能再放手弄死,她索性撒手不再管束宪宗皇帝,任他和妃子们生孩子。活一个是活,活二十个也是活,反正老娘肚子生不出,任这些宫女妃子们生子。这样,日后立皇储争储君的混乱节骨眼,再看老娘本事。
纪氏之子被立为皇太子后,宪宗生母孙太后亲自养育这个孙子。老奶奶天天把孩子关在自己宫里,怕遭万贵妃毒手。
一次,万贵妃召太子到自己宫里“玩”,奶奶嘱咐孙子说:“到那里去,什么东西也不要吃!”孩子很聪明,蹦蹦跳跳入万贵妃宫,万氏立即端出一大堆吃食儿。孩子摇头,说自己不饿。其实,万贵妃是想巴结这位“准皇帝”,此时她已经不敢暗下毒手。见孩子说不饿,她便又派人做了碗鱼羹,让小孩子喝。这位皇太子眨巴着大眼睛,索性直说:“不吃,我怕有毒!”万贵妃闻言,又气又急,抚掌大哭:“这十岁不到的小孩子,竟然如此怀疑我,日后他当上皇帝,肯定要我命啊!”
《一团和气图》明朱见深
由此,万贵妃愤郁成疾。成化二十三年,恶妇病重而死。明宪宗震悼不已,辍朝七日,谥之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一直有恋母情结的明宪宗遭受不了打击,半年后也病死。其子朱祐樘继位,是为明孝宗,改元弘治。
一朝天子一朝臣。明孝宗继位,有朝臣上书要追究明孝宗生母被万贵妃毒死之事,并要兴起大案,逮治万贵妃宗族家属。明孝宗厚道人,怕此事牵涉到后人对父皇的评价,下诏不问。
明宪宗时期,已经恢复了叔父明景帝帝号,并平反于谦冤狱,早期颇有善政。但是,由于他宠信万贵妃,太监汪直又开西厂特务机关,为害不少。可幸的是,宪宗一朝多有正直大臣,如李贤、彭时、商辂、韩雍、项忠、王越、余子俊、马文升等人,或文或武,俊才贤彦,终使成化年间的政局大体维持不坏。
明宪宗庸君一个,其子明孝宗却是个正直的贤德明君。这位皇帝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保泰持盈有道,在贤相徐溥、李东阳、谢迁等人辅佐下,罢黜佞幸、治理河患、编修会典、阻遏鞑靼,文功武绩,良可称道。
可惜的是,明孝宗寿命不永,三十六岁就病死。其长子朱厚照即位,时年十五岁,这位小爷,即大名鼎鼎的明武宗。
明孝宗大好人一个,不幸的是,上有庸父明宪宗,下有狂儿明武宗,他本人在明史中反而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几乎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色。
明武宗在位的十六年,才真正是明朝由盛到衰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气灼天下千刀万剐
刘瑾公公的时代
明孝宗临崩前,弥留之际,勉力支撑,派人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乾清宫病榻前,嘱托道:“朕遇病不起,也是天命。朕继位以来,一直遵守祖宗法度,不敢怠慢荒惰。日后之事,多烦爱卿诸人费心!”
他又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有德明君。”
继位的明武宗朱厚照,他从“出身”方面讲,正得不能再正。其生母乃明孝宗正宫皇后张氏。而且,孝宗与张氏夫妇二人,乃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恩爱帝王夫妻。史载,“帝(孝宗)与张后情好甚笃,终身鲜近嫔御”。
明孝宗由于不好色,儿子很少。除朱厚照以外,还有一个儿子朱厚炜,三岁时就病死。所以,明孝宗只有儿子朱厚照一个“根正苗红”的接班人。知己莫若父,对这个儿子的心性,明孝宗临崩前一语道明,可见他对少年儿子一直怀有忧虑。稍感欣慰的是,正臣在朝,天下不乱,明孝宗觉得儿子继位后,有大臣们匡正,应该能学好。
但在皇权极其专制的明朝,在根本制度上就有皇帝大如天的弊病。如果赶上明君或者庸君,一般都不会闹出太多乱子。但如果赶上明武宗这种青春期继位的骚动帝王,异想天开,想啥干啥,国家可就倒了大霉。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初,太监刘瑾被委任掌管“五千营”的重任。刘瑾,陕西兴平人,原姓谈,他与王振一样,属于成人后自阉入宫。这种人深知世事,坏起来就比自幼阉割的宦官坏得多。他在明景帝时代入宫后,认一刘姓太监为义父,故而改姓刘。明武宗当太子时,刘瑾在东宫服侍,把少爷哄得团团转,斗鸡玩狗,他须臾不得离开这位善解人意的刘公公。
所以,明武宗当皇帝后,很快就对刘瑾加以提拔。
明武宗从太子东宫带入皇宫中的近侍宦官,除刘瑾外,还有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等七人,合称“八虎”。这八位太监都是人精,专门会逗十来岁的小皇帝开心,尤以刘瑾最为狡黠。此人颇通古今,心中常慕王振的为人,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学习前辈王公公。多么荒谬,导致明英宗土木堡之败的王公公,竟然是后来的刘公公称羡效仿的目标。
刘瑾为了邀宠,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戏法、玩意儿给小皇帝,又常常引诱明武宗“微服”出宫游玩,可以说是把皇帝教坏的罪魁祸首。
明武宗朱厚照,当时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喜欢身边这些朝夕与自己欢歌玩耍的公公,讨厌那几个终日向自己灌输仁义道德的大学士。
明孝宗遗诏中,有要求罢免宦官出监各城门外任的内容,刘瑾均阻之不行。他还劝明武宗下诏,要那些在外监军的宦官每人上交“万金”的“承包费”,导引皇帝大兴敛财之念。同时,刘瑾又在京城周边广置“皇庄”,达三百多所,夺人土地,侵民害物。
外廷方面,大臣们起初对明武宗从东宫带至大内的几个宦官并未在意,只以为几个人是逗皇帝在宫内乐乐而已。但是,这些人撺掇皇帝广置“皇庄”、四处捞钱、扰民侵利,大臣就不能坐观。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一时进谏,皇帝不答。
阁臣们累谏不听,尚书张升、御史王涣以及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等人纷纷上章论谏,亦不听。直到负责星象观察的杨源拿“星变”来说事,表示这几个太监作害已经上干天谴,明武宗才有所心动。
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与户部尚书韩文等人接二连三上章,劾奏刘瑾等人,陈述这些人的罪恶:“置造伪巧,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术,或俳优杂剧错列于前,或导乘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前古阉宦误国,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是其明验。”
大臣们希望皇帝把汉朝、唐朝的宦官乱政引以为戒,恳请明武宗下诏,把几位太监下狱,严加鞠问。
见大臣们如此来势汹汹,大有不杀自己的玩伴不罢手的气势,明武宗毕竟是个初登帝位的少年人,为此惊泣不食。几个太监也大惧不已,一起抱头痛哭,觉得好日子到头了。
时任太监“总司令”的司礼监太监王岳也是明武宗东宫旧臣。可这位王公公是个好太监,本性刚直,对刘瑾等人诱引武宗皇帝偷鸡摸狗胡玩海乐的事情非常反感,他坚决支持大臣们法办刘瑾等人的疏议。
明武宗无奈,派太监李荣向上朝的大臣们传话,表示说:“这些宦官奴才们服侍自己日久,不忍马上处置他们。希望诸臣宽延,朕慢慢自会处理这些人。”
大臣们喧嚷不已,非要皇帝立刻下旨裁处。此时的刘瑾、张永等人,惊骇异常,自求发配南京安置,表示只要能饶自己的狗命即可。
大学士刘健等人固执异常,表示“流放”不可以接受,强逼明武宗下旨杀死这几个太监。司礼监太监王岳附和阁臣意见,希望武宗皇帝下诏立逮诸人入狱,严加惩治。
武宗皇帝不得已,只能应允,只待转日发旨,逮捕刘瑾等人下狱治罪,给大臣们一个交代。
其实,朝中大臣此时大可给明武宗“情面”,先流放了这些太监。只要这些人离开皇帝左右,到时候想杀想剐,容易得很。但阁臣刘健等人,得理不饶人,非逼明武宗表态,立马要收拾刘瑾等得宠的公公,让明武宗很不舒服。惶急之中,刘瑾等人忧泣不知所为。
其实,大臣当中,当时的兵部尚书许进就是个明白人,他说:“这些宦官被流放在外就足够了,如果逼急了他们,没准会有甘露之变那样的事情发生!”众人不听。
恰巧,吏部尚书焦芳是个坏人,他一直与刘瑾交好,便马上通知刘瑾朝臣动向,并暗中为刘公公等人出主意。于是,当天深夜,明武宗正在宴饮听戏之际,刘瑾、张永、谷大用等八个人忽然出现,向小主子跪地叩头不已,大声哭泣喊冤。
见此“惨”状,明武宗也起悯然之情。
刘瑾哭诉:“陷害我们的,主凶是王岳!”
武宗皇帝不解:“为什么说是他?”
刘瑾:“王岳提领东厂,与外臣相勾结,里应外合,想陷害我们几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朝臣们所说奴辈等买鹰进犬供陛下玩乐,难道只有我们几个,王岳没份儿吗?”
听闻王岳与朝臣里外交通,明武宗怒从心头起:“应该马上先逮捕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岳!”
刘瑾察言观色,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马上进言:“狗马鹰兔这类玩意儿,何损万岁您盛德!如今左班大臣敢于大言无忌的原因,是司礼监没有我们自己人啊。如果陛下您让自己人掌握司礼监,谁还敢嚷嚷!”
明武宗大悟,他立即传旨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并“提督团营”。这样一来,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不仅掌握于刘瑾手中,他还有了京城禁卫军的指挥权(刘瑾为“总指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人掌管禁卫军营务,分据要地)。
刘瑾连夜安排布置。太监可比朝臣们果断得多,他们立刻逮捕王岳等不与自己一心的原上司,将其流放南京。
大事忙了一宿,外廷大臣什么都不知道,皆被蒙在鼓里。
转天早朝,众官正要上奏逮治刘瑾等人。未等开口,有中官宣旨,宣布了皇帝对刘瑾等人的新任命以及对王岳等人的处治。
朝臣一时愕然。谁能料想,一夜之间,情况大变。
刘健等阁臣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只得上章求去。明武宗自然乐得清闲,交与刘瑾处理。刘瑾自然“批准”,勒令刘健、谢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一人看守内阁。
李东阳能留下,是因为日前阁议时,刘健拍案痛哭,谢迁大骂宦官不止,唯独李东阳一人反应不是很激烈,沉默无言。刘瑾耳目多,侦知此情后,才决定留下李东阳一人当障眼牌。
消息传出,山西道御史刘玉等人上书恳谏,要求武宗皇帝不要弃逐顾命大臣。武宗览奏大怒,把几人逮捕入狱,削职为民。
看到皇帝如此表态,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日以深文峻法诛囚诸臣,使得大臣们自救不暇,没人再敢进言。
眼看刘瑾主事后大臣们的奏章少了很多,明武宗感觉耳目清静许多。欢喜之余,他觉得刘公公办事有能力,深可信赖,大加倚用。
刘瑾当然不会放过老上级王岳公公,派人于半路追杀之。
刘瑾非常有心机,素善矫饰,对老同事谷大用等人办事也非常“挑剔”,以显示他的“公心”。这样做,既震慑了同辈,又在明武宗面前卖了好。武宗直称赞他执法公允。
为了拉帮手,刘瑾擢升首先向自己告密的吏部尚书焦芳为大学士,入阁办公。二人表里为奸。
外廷有了焦芳这么一个同谋,刘瑾羽翼顿丰,办事更加顺手。依据明代制度,吏部首长不能兼任内阁之事。因为内阁负责看详拟票,吏部负责官员铨选,如果二者由一人兼而有之,就相当于总理兼任组织部长,把宰相的职责都拿到手里。明朝立国以来,一直禁行这种任命。刘瑾打破成法,由自己人焦芳一人兼两任,主要是为了他们办事方便。
由于先前户部尚书韩文也是率导众臣劾奏太监的带头人,刘瑾自然不放过他,日伺其过,找茬把韩文贬官,逐回老家为民。改任吏部尚书的许进与刘瑾意见相左,也被刘瑾逐出。只要有大臣上章疏提意见不符刘瑾心意的,轻则免官,重则入狱被杀。
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上书谏明武宗惩罚言臣太过,刘瑾览之大怒,矫诏逮王守仁入狱,狠杖五十大板,几乎把王主事活活打死,然后罚他为贵州龙场驿丞。流放途中,刘瑾派人在途中伺伏,想置王守仁于死地。行到杭州,王守仁怕自己被害死,连夜把衣服抛入水中,又写遗诗“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想造成投水自杀的假象骗过杀手的追杀。这一招做得很到位,连其家人都以为他真死了,服丧告殡。王守仁隐姓埋名,窜入武夷山中,终于逃脱刘瑾的毒手。但不久,他又怕自己连累其父王华,只得重返“人间”,赴贵州龙场充当驿丞。王华时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强逼他退休。
王守仁终得不死,否则,中国思想史上就少了一颗巨星。他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宗师,以“阳明”学派著称后世。
刘公公有东厂、西厂在手,大搞特务活动,派遣阉党分镇各地,迁擢军队官校达一千五百六十余人,传旨给数百名锦衣卫升官,散布间谍密探,远近侦伺。
刘公公爱搞创新,他开创“枷法”,有事没事就以皇帝名义把大臣们囚枷于长安门,站错队的大臣被枷死者甚众。对于关键部门,他要安插自己人,超拜官秩,以刘宇为兵部尚书、以曹元为陕西巡抚……宁王朱宸濠有不轨之心,派人送大批金宝给刘瑾,希望朝廷还回他的旧有护卫军,刘瑾立许。
总之,刘公公办事坚持八字原则:顺己者昌,逆己者亡。
兵部尚书刘宇原先只是宣大总督这样一个地方官,入京后为左都御史,马上向刘瑾送万两白银为“见面礼”。彼时刘瑾刚刚当权,期望值不高,不过数百两白银的盼头,忽见这么多白花花的银两,惊喜莫名,大叫:“刘先生待我太好了!”因此,刘公公投桃报李,手中有“组织”权后,立马就任刘宇为兵部尚书。
所以,刘宇确实捡了个彩头,押宝得当,在刘公公欲显未显之时,果断送大礼。当初这一万两白银对刘瑾的影响,日后几十万白银也换不来。司空见惯后,刘瑾对银子这种见面礼的印象就不再深刻。
这位刘宇是个人精。几年后,刘瑾败前两月,他见刘公公一直排斥正人,树敌无数,预感到公公要倒台,便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当然,刘宇依然名列阉党,可他毕竟身家性命得以保全。且刘宇当政几年来,收受白银上百万两,相比当初送刘瑾那区区一万两银子,绝对是个大好的买卖。值了!
刘瑾之所以能把天下大事一把抓,招数并不新奇,但此招于太监们来讲屡试不爽:趁明武宗聚精会神看杂耍、歌舞表演或戎服骑射玩打仗游戏时,刘瑾总会捧着一大堆章奏要皇帝“省决”。一来二去,明武宗兴头被扫,叱骂道:“我要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用的!拿这种屁事烦朕!”
刘瑾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自己全权负责处理这些军国大事。
刚开始时,刘瑾还象征性地把章奏批复意见进内阁“拟旨”。内阁的办事官员不傻,纷纷逆探刘瑾公公的真实意图,然后按照他的要求拟旨。其事大不能决者,内阁官员先让堂候官到刘瑾处请明,然后方敢下笔。到了后来,刘瑾索性连这道程序也省略,把全部章奏文件带回自己私宅,由师爷张文冕一手操办。
这张师爷松江胥吏出身,因犯法被通缉,逃入刘瑾府中,大受信用。由此,这么个“副股级”胥吏变成了真正有权操掌天下万机的“真宰相”。
由于权势熏天,大小官员奉命出外及还京的,朝见皇帝后,肯定会赴刘瑾私宅辞拜。公侯勋戚,谒见刘瑾均行跪拜礼。
刘瑾办事,当仁不让,他自建“白本”,然后把大意写好后送内阁拟旨。李东阳等人自顾不暇,皆唯唯诺诺,极言称美。诏旨中有言及刘瑾的,皆称“刘太监”而不敢写其“名讳”。在都察院的奏章中,有一次官员误写“刘瑾”名于其上,惹得刘公公拍案大怒,最后都御史屠滽率全体僚属向他下跪求饶。
为了进一步加强太监权力,刘瑾矫诏宣布,各地镇守太监可以参与当地的刑名政事,还革除“巡抚”的称谓,让地方大权也被公公们牢牢掌握。
宦官非常记仇,果真是嫌隙之怨,易构难消。于是,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刘瑾命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布“奸党”人员及他们罪名,为首的“奸党”,就是最早想要“八虎”太监性命的大学士刘健、谢迁以及户部尚书韩文,共五十三人之多。名在“奸党录”中的人,在官者全被开除。
至于李东阳方面,刘瑾不忘旧恨,把这位阁臣构陷下狱准备弄死。但由于李善于乱世沉浮,依违其间,加上刘瑾一直敬佩的大名士翰林康海到刘瑾家中说情,最终才捡得一命。此后,李东阳更加小心翼翼,委蛇避祸。他之所以一直未被刘瑾拔除,也是当时刘瑾阉党不想尽逐旧日阁员,怕行事太过会引起朝野更大的反弹。加之李东阳为人做事不是特别冲动冒失,平日又能为公公们写碑文进赞语什么的,所以他才被刘太监最终“包容”。
日后,刘瑾身败,李东阳被不少人誉为能识大体,夸奖他能在虎狼公公们当道时保全“善类”。这其实也是言之过当,李不过是“恋栈”而已,没有什么对恶势力做斗争的勇气和实际举动。但李东阳为人廉谨宽厚,小心谨慎,又为明朝一代文学宗师,从本质上讲绝对不是什么坏人。上有昏君,下有阉党,他沉浮其间,殊为不易。
除焦芳以外,刘瑾在正德二年冬又任命张彩为文选司郎中。这位张彩虽也是佞幸小人,但他有真本事,乃进士出身,曾为吏部主事,因与焦芳关系好,自然为刘瑾所用。
张彩是个美男子,面貌白皙,身材修伟。见刘瑾时,张彩高冠鲜衣,须眉蔚然,词辩泉涌,很是招人喜欢。刘瑾看见如此人才投奔门下,又敬又爱,执手移时,相见恨晚。他赞叹道:“张先生,真神人也,我怎么能得到您这种人才呀!”
这位张彩一路高升,不久入阁,并加太子少保。张彩很会来事。每次刘瑾公公休假期间,满朝文武公卿皆在其宅前等候,有时等了大半天也不见刘公公露面。但唯独张彩总是故意徐徐而来,缓步摇身,直入刘瑾小阁,与公公欢饮好久,才怡然而出。由此,大家更加畏惧敬惮张彩,拜见张彩和拜见刘瑾一样恭谨。
张彩人精美男子,人品却真是极差。在官任上,他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此人生性好色,无所不为。抚州知府刘介是他的安定老乡,张彩知道他有一个美妾,便升任刘介入京当了太常少卿这样的京官。然后,张彩入刘介府贺升迁之喜:“你怎样报答我?”刘介惶恐:“我一身之外,皆是您张公之物!”张彩不客气,径入刘介后房,手牵其妾,扬扬自得载之而去。不久,他听说平阳知府张恕有美妾,便向对方求索。张恕不与。张彩恼怒,派御史诬称张恕有罪,准备加以逮治。张恕闻讯害怕,只得献出美妾,方才免祸。
张彩虽好色爱财,但为主子刘瑾尽心尽力,出过不少主意收买人心。见外官纷纷向刘瑾行巨贿,他私下对公公说:“这些人在地方上搜刮小民,然后献给您的不过十分之一,但天下之怨都归于您,应重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以昭示天下!”
刘瑾大声称善,一时间搞运动一样“反贪污”“反行贿”,使得地方官员因贿得罪入狱的有不少人。时人为此有段时间大受蒙蔽,以为张彩能引导刘瑾向善。
正德三年(1508年)七月,明武宗上朝时,发现有人趁众臣朝拜时向朝堂投匿名信。武宗皇帝眼尖,命人拾取,仔细一读,全是上告刘瑾不法的内容。青春期的武宗皇帝逆反心理很严重,他当着百官的面恶狠狠地拿着匿名信说:“你们所说的好人,朕就是不用!你们所说的坏人,我一定要用!”
刘瑾更怒。他把当天上朝的三百多大臣皆驱至奉天门外,让他们集体东向罚跪。众臣跪了一天,因干渴当场就死了四个人。见酷暑天众臣罚跪,太监李荣也看不过去,趁刘瑾不在时派内侍们向人群中扔冰镇西瓜以救渴,刘瑾见而恨之。太监黄伟也很义愤,话里有话地高声叫道:“匿名信中所书,皆是利国利民之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奈何枉累他人!”事后,刘瑾把李、黄二太监逐出宫并予以免职。
最后,刘瑾准备把所有当天在场的大臣皆打入诏狱拷问,大有不审出投匿名信的人绝不罢休之势。后经李东阳苦劝,又有他的亲信告称匿名信乃宦官内部有人投放,刘瑾才“饶过”众官一回。
除老同事管理的东厂、西厂、神机营之外,刘瑾加设内行厂,他自己亲自督理。这内行厂权力最大,是特务中的“王中王”,往往中人以微法,被“惦记”上的人及家族基本上是活不了几天。
内行厂不仅仅能监察一般的人,连厂卫的特务和特务头子也在侦察之列。也就是说,刘瑾对“老同事”们也不放心,对这些同类不断加强监视,唯恐他们不与自己同心同气。
正德四年,刘瑾得力心腹焦芳退休。刘瑾便升任心腹刘宇由吏部尚书为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迁吏部左侍郎张彩为吏部尚书。所以,当时的吏部、户部、兵部尚书,都是刘瑾党羽。
焦芳此人,居内阁数年,帮助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是一个大恶之人。他每次拜谒刘瑾,必称刘公公为“千岁”,自称“门下”。在阁中裁阅奏章,焦芳皆对刘公公言听计从,是真正的太监奴才。众臣向刘瑾行贿,都先向焦芳送大礼。他的儿子焦黄中,傲狠无术,参加廷试,以为必得第一。李东阳等人持平,把他列为二甲头名,焦氏父子恨恨不平,径自找到刘瑾,焦黄中凭空立得翰林检讨的美官。但刘瑾也有“公正”时,见焦芳天天口中骂李东阳不停,便对他说:“你儿子有天在我家作《石榴诗》,非常拙劣,干吗总恨人家李东阳不取他第一!”从此,焦芳不敢再言。
日后,焦芳与张彩有隙,惹起刘瑾愤怒,数次当众斥责焦芳父子,他这才不得不退休避祸。也幸亏焦芳出局早,刘瑾败后未被牵涉加以重罪,竟得善终。
刘瑾除在京城抓权外,又广在地方生事。他多次矫诏遣人盘查天下军民府库,凡地方有存留的财物,皆强令解送京城,郡县积储,为之一空;同时,他对各外地入京朝觐的官员下死命令,每布政司入朝,一定要献纳白银二万两;他还把京城客佣之人全部逐出(当时没有“暂住证”);还下令全国寡妇必须改嫁,家里有人死亡不及时埋葬的立刻焚烧,等等。不一而足,天下怨恨。
盈满必亏。刘瑾身败,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宦官集团之间的内讧,外因是宁王朱宸濠之叛。
正德五年(1510年)五月,安化王朱寘鐇造反。王爷造反,当然要有名义,他打出的旗号就是“清君侧”,檄文中列举十七条刘瑾的“大罪”。当然这位安化王“清君侧”是假,他要当皇上才是本意,但檄文中写明的刘瑾罪状却件件是真。
刘瑾大惧,立刻安排手下绝对不许明武宗看见这份檄文,同时,他调兵去镇压这位造反的王爷。
思来想去,刘瑾对于这种军国大事自己拿不定主意,最终在阁臣等人的建议下,起用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为总督,提数万劲旅前去征讨。
刘瑾百密一疏,杨一清和张永均与他有大过节,虽然事后刘瑾忙派自己心腹陈震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的身份赶往前线,想“总制其事”,但安化王朱寘鐇的造反十八天即完蛋,功劳自然算不到刘瑾和陈震身上,倒被张永和杨一清得了头彩。
在此,交代一下刘瑾与张永、杨一清之间的过节。
张永,保定人,本来是与刘瑾铁哥们,均是“八虎”中的干将。明武宗继位后,张永总掌神机营。他与刘瑾通力合作,把司礼监太监王岳、太学士刘健等人挤出朝廷。
利益永恒,友谊不恒。刘瑾当权后,作恶多端,却总爱拿捏自己昔日最铁的老哥们以示“公平”,时不时驳回张永等人的“建议”,并找茬抓张永手下宦官刑讯拷问。张永气恼,溢于言表。刘瑾就向明武宗进言,准备把张永打发到南京降级使用。
如果是别人,哪怕他是大学士,也只得听天由命,自认倒霉,但张永可不。他本人即是内廷大太监,可以想见皇帝就见。听说此事后,张永直接跑到明武宗面前,哭诉刘瑾陷害自己。明武宗招来刘瑾对质。未及开言,张永扑前当面就给刘瑾一拳,把气焰熏天的刘公公打坐在地。对明武宗来讲,刘公公、张公公都是自己东宫当太子时的老玩伴,手心手背都是肉,处理谁都于心不忍。于是皇帝当和事佬,让另外一个宠信太监谷大用做东家,宴请二人讲和。
太监心性,表面举杯互相致意,心中积怨日深。
至于杨一清,他在正德三年任总制三边都御史时,曾被刘瑾逮捕下诏狱。其实,杨一清并未直接得罪过刘瑾,只是因为刘公公恼怒他不向自己送礼、不向自己表忠心站队,就诬称他“冒破边费”(杨一清曾建议在延绥至横城一带三百里筑“长城”,明廷同意,拨银十万两修筑),逮下锦衣狱。幸亏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紧劝,言杨一清有“高才重望”,治罪会“影响不好”,刘瑾这才放他一马,但仍然勒令杨一清致仕,打发回家。此次杨重被起用,主要因为他晓悉边事战事。
张永、杨一清临行,明武宗一身戎服,骑马送二人至东华门,亲赐关防、金瓜、钢斧,给足了面子,可以说宠遇甚盛。
一旁的刘瑾又眼红又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刘瑾本想趁张永外出期间陷害于他,但明武宗正依赖他平叛,再怎样也说不进话去。
至于安化王朱寘鐇乃庆靖王曾孙,弘治五年嗣王位。他身在西北,天高皇帝远,身边又多佞妄之人,一直怀有不臣之心。但究其身边谋事之人,水平确实不高,只有宁夏的两个生员,一个叫孙景文,一个叫孟彬,其实是两个自不量力的穷酸,喝酒吃肉后就劝安化王应该雄踞西北造反,然后一统江山。更可笑的,这两人为使安化王下定决心造反,还玩了一手拙劣的把戏。有一个巫婆,名叫王九儿,是玩鹦鹉骗人的,她教鹦鹉说话,每见朱寘鐇,鹦鹉就大叫“老天子”。朱寘鐇见这只五彩斑斓的大鸟都知道自己是“天子”,益怀不轨之心。
当时朱寘鐇造反,在宁夏当地还真有“客观”条件。刘瑾派人在宁夏重新丈量田亩,征马益租,敲榨日酷,当地诸戍将卫卒皆怨恨满心。于是,安化王在王府中大摆酒宴,宴请诸边将,以言激怒众武夫,决定尽杀诸文臣,劫众起事。武将们头脑简单,又恨刘瑾手下人欺侮太甚,纷纷表示:“即使大事不就,死且无恨!”于是,都指挥何锦、周昂、丁庆等人皆参与谋反。
一日,朱寘鐇摆下鸿门宴,杀掉了巡抚安惟学、总兵姜汉、少卿周东等人,放狱囚、焚官府、劫库藏、夺河舟,把庆府诸王、将军等宗室都抓了起来,勒索金币数以万计。接着,他又招平卤城千户徐钦引兵入城,伪造印章旗牌,四发檄文,以讨刘瑾为名,开始造反。
安化王造反时,派人去招时为宁夏游击将军的仇钺来与自己会军。仇钺很老练,当时他正外出在玉泉营防边,根本不清楚情况,领兵还镇后,单骑归于私第不出。安化王以为这个人好欺负,没有再派人杀仇钺,只是把他手下军马全部劫走为己用。当时,京城人纷纷传言仇钺已经附贼造反,而时为兴武营守备的保勋与仇钺是姻亲,时人讹传保勋也是安化王的外应。
明廷毕竟还有不少明白人,不仅没有听信传言,还传令任仇钺为副总兵,以保勋为参将,让二人率兵讨贼。保勋忠义之人,上疏朝廷,表示自己“恨不飞渡黄河,食贼肉以谢朝廷”。
仇钺处于被软禁状态,他假装重病不起,暗中招纳游兵壮士于府,准备与保勋等人里应外合。同时,仇钺假装积极,派人为安化王出主意:“应急守渡口,防止敌人决江灌城,并阻遏东岸之兵,千万不要让他们过河。”叛将何锦等人信以为真,率数千叛军主力出城把守渡口,只留周昂等带领少数兵士守于城内。
安化王出城拜神,又让叛将周昂来请仇钺前来给自己当陪同。仇钺装出一病不起的样子,连唤数次都不出。安化王便派周昂本人亲自来催。这下被仇钺候个正着。周昂刚到床前施礼问候,仇家的两个仆人就突现其身后,用大铁骨朵把周昂灌顶砸死,并立马割掉首级。
于是,仇钺披甲仗剑,跨马出门。他身后有一百多壮士、家丁跟从,一行人直奔安化府杀去。由于叛军大多在外,王府根本没多少人守卫。仇钺来得太急,手下又多神勇百战之士,一下子就冲进去,生擒了安化王父子,并杀掉为他出谋划策的孙景文等人。
干完这些,仇钺假传安化王命令,让守渡口的叛将何锦返城。何锦等人行至半路,便遭迎头痛击,狂逃至贺兰山中,不久皆被擒斩。
所以,这倒霉的安化王造反,自起兵到失败,总共十八天。
安化王父子被擒,是正德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路遥水远,明廷并不知道这一消息。所以,张永、杨一清出师北京,是五月份的事情。也就是说,二人受诏提大军出发的时候,安化王造反已经失败了十几天,只是明廷没得到消息。
事定后,张永和杨一清仍旧驰往宁夏,抚定地方。当时宁夏盛传京营士兵将屠宁夏,人心不宁。二人入宁夏后,晓谕地方,镇抚民众,派人认真分辨首谋、共谋、随从等罪犯,遣押安化王入京受审,保全了百多余被胁从的边将。
由于恩威并行,宁夏大定。
安化王父子自不待言,入京伏诛;仇钺功高,得封咸宁伯。
恰恰是张永、杨一清在宁夏灵州共事期间,二人相谈甚欢,定下了除掉刘瑾的谋略。
杨一清知道张永与刘瑾有嫌怨。一日,二人饮酒,杨一清叹言道:“张公您神武明达,定宁夏易如反掌,但国家大患在京城!”
张永知道杨一清话中有话,反问:“杨公您指是谁?”
杨一清移至张永身边,在他掌上用指画定一个“瑾”字。
张永不停点头,但又很为难地表示:“此贼朝夕侍于帝侧,朋党遍朝野,根深叶茂,耳目众多。”
杨一清慷慨激昂地说:“张公您也是皇上信臣,今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圣意可知,对您极其信重。如今,功成奏捷,张公您如乘机以论军事为名,陈言帝前,揭发刘瑾罪恶,皇上必听您之言而诛刘瑾。刘瑾一诛,张公您可悉矫前弊,收天下人心,千古功业,在此一举!”
一席话,张永深为之动。但张公公仍旧有所顾虑:“万一事不成,奈何?”
杨一清激励道:“只要张公您肯在皇上面前进言,大事必成。万一皇上不信,您一定要顿首泣谏,做出剖心明志的姿态,以力死请,皇上必为您所打动。如获应允,立刻逮捕刘瑾,切毋迟疑!”
张永闻言,拍案勃然而起:“杨公此言是也,老奴何惜余年,定揭发巨奸,以报主上!”
由此,二人议定,也决定了刘瑾的命运。
八月,张永回京叙功,杨一清仍留守,总制三边军务。
杨一清也真够难受,成日提心吊胆,盼望张永事成,害怕张永失败。
刘瑾不知死。他获悉安化王造反被平定,竟侈然自以为功,矫旨给自己增加俸禄,又超拔哥哥刘景祥为都督。这位刘大哥福薄,刚接任命就病死,无福消受都督一职。
也可能出于某种不祥的预感,听术士说自己的侄孙刘二汉有天子命,刘瑾一时间竟起谋逆之念,在宅中广置甲杖,准备伺机起事。查其原意,本想借其兄刘景祥发丧时,百官送葬,他准备兴兵把众人一网打尽,然后率党徒弑明武宗,推侄孙刘二汉称帝。
其实,这位刘公公也是脑子一热发疯,侄孙当了皇帝,再怎样也不会让他这个太监叔爷爷当“太上皇”。
张永有心机,他先报称要在八月十五日入京献俘贺捷。刘瑾一边在京中加紧谋逆准备,一边让人告诉张永不必这么着急就入京。
张永闻此,公公们心意相通,更觉刘要干大事,他就比预定日期更早一步,急急赶入北京献俘。
明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在东华门参加献俘礼,大摆宴席,犒劳张永等人。
君臣多日不见,备感亲切,明武宗、张永两个边喝边唠,渐至深夜。
刘瑾一旁陪得厌烦,起身告退,殿中只留下张永与皇帝二人在席。事实证明,历史上,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忍住不睡觉,不该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忍住不去厕所,否则,重则丢掉家族性命,轻则丢了乌纱帽,肯定没好果子吃。
见刘瑾退席还家,张永立刻从怀中取出安化王的檄文,指控刘瑾激变边塞,结怨天下,阴谋不轨。
对此,明武宗起初还敷衍,说:“算了,说这个干吗,喝酒吧。”
张永连忙跪地叩诉:“离此一步,老奴再无机会生见陛下!”
武宗闻此矍然,问:“刘瑾想干什么?”
张永答:“他想取天下。”
武宗当时喝得很高,摇头一笑:“天下任他取罢了。”
张永大声疾呼:“刘瑾取天下,置陛下于何地!”
听此言,明武宗稍稍酒醒,方允其奏。张永完全依据杨一清教诲,马上派禁兵连夜逮捕刘瑾。
刘瑾正在熟睡,宫廷禁卫军撞门而入,刘瑾惊起。军将也不多说,立刻把刘瑾逮捕入狱。
刘瑾倒不是特别惊慌,问:“皇上在哪里?”
军将回答:“在豹房(其实是和张永在一起)。”
刘瑾对家人说:“这事真是太可疑!”
但有诏逮人,他不得不从。
转日,众臣上朝,不见了大太监刘瑾,交头接耳,似乎知道了他已经“出事”,但没什么人敢声张。
京城内情势也很紧张,巡逻士兵大批大批骑马上街,交驰于道,严防刘瑾党羽生变。
起初,明武宗并没想杀刘瑾,毕竟多年老伴当,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也有疲劳。
听说要把自己发配凤阳,刘瑾写信向明武宗哀乞,说自己被捕时没穿什么衣服,想让家人回家捎两件衣服给自己,以此试探皇上意思。
明武宗见帖,顿起怜意,命人交还刘瑾故衣百件。刘瑾得意,对看望的家人说:“我仍不失为一富太监矣。”
张永知道了这件事,心内大惧,知道不马上重办刘瑾,哪天皇上“回心转意”,刘公公又会卷土重来要自己的命。
于是,张永下令有司以最快速度对刘瑾家宅进行抄搜。结果,“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白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二百六十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
清单送上,这些骇人听闻的财物,并未让明武宗感到愤怒。让他勃然大怒的,是看到下列抄家搜得的东西:盔甲三千,衣甲千余,弓弩五百。
最终要刘瑾性命的,是搜得平日刘瑾在宫中陪侍皇帝时的一把扇子。这把扇子,让明武宗惊怒异常:扇骨内藏锋利匕首二枚!
“瑾果反!”武宗皇帝拍案顿喝。于是,他下令锦衣卫、法司把刘瑾押至午门,命朝臣廷讯。
刘瑾仍大大咧咧不在乎。在午门跪定,听闻给事中李宪也弹劾自己,他笑了,大声说:“李宪出自我门下,他也来弹劾我!”
刑部尚书刘璟素怕刘公公得紧,此时噤口不敢开言。
见百官呆呆沉默,泥塑木偶一般,刘瑾更来了精神,大言道:“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审我?”众人闻言屏息。
此时,驸马都尉蔡震上前,扬手给了刘瑾一个嘴巴,怒喝道:“我乃国戚,不出汝门,待我审汝!”
此时,内廷又有武宗旨意传出,“打四十”。于是,五棍一换打,八名大汉轮打,一顿杀威棒,终于打消了刘瑾的嚣张气焰。
蔡震问:“为何家中藏甲?”
刘瑾:“用来保卫皇上。”
蔡震大喝:“藏甲于自己家中,如何保卫皇上!”
刘瑾语塞。这时,又有官员上前宣读抄家所得禁物,刘瑾知道事已败露,只得承诏。
由于又挨打又挨夹棍,最后画押时,刘公公连笔也拿不住,揉手半天,才颤巍巍画成一个十字,算是画招认罪。
自供状呈上,武宗皇帝表示不用复审,下诏对刘谨处以凌迟之刑。
至于刘瑾受刑挨剐的详情,正史皆略,但当时监斩官张文麟为刑部河南主事,此人文人出身,退休后写书,详详细细记录了刘公公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的经过:
(刘瑾)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不知是怎样“科学”计算出的如此刀数),每十刀,一歇一吆喝(类似卖肉表演),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先剐零头,后来好计数)。(所剐之肉)如大指甲片(大小),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刀少,血易凝结)。(旁)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皆从此出(不知是否合医理)。至晚,押瑾至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数刻,瑾尚能食粥两碗(保留元气,留待慢慢剐,反贼乃如此)。次日,则押至东角头(第一日在西角头)。先日,瑾受刑,颇言内事(泄露国家机密,骂领导人),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剉尸免枭首……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
张文麟目见耳闻,当可足信。但就是凌迟数与天数含混,他笔记中只记录凌迟当日和次日,依理应凌迟三天。第一天剐了三百五十七刀,而他描写次日时,“数十刀气绝”,不知是如何凑算成律定的“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可能是漏记,也可能行刑计数另有讲究。
但有一点非常可信:刘公公以近六十之年受剐,死得非常非常痛苦。但想想他从前害死那么多人,四位朝中御史犯小过也被他凌迟,就觉得这也真是上天有眼,罪有应得。
行刑之时,昔日受害家属“争买其肉啖之,有以一钱易一脔者”。生吃仇人肉,也算替亲人报仇了。刘公公日日山珍海味,身上之肉味道应该不算太差。
刘瑾不仅是一人被杀,其亲属,包括有“天子之相”的刘二汉,一共二十五人,皆被斩首示众。好在他哥哥刘景祥死得是时候,否则也被从家中拖入闹市砍头。
至于刘瑾党羽,前大学士焦芳、刘宇以及现任户部尚书刘玑等人,皆被削籍为民。只有张彩最倒霉,他在刘瑾败后被逮入狱,严刑拷打。
张彩大呼冤枉,狱中上疏,指斥阁臣李东阳等人也阿附刘瑾。
此时,张永大公公非常有定力,对众臣讲:“刘瑾用事时,我们这些人都不敢言声,甭说两班官员了!”言外之意,是保护李东阳。
锦衣狱内吏卒希旨,对张彩夹棍、脑箍、灌鼻、钉指、“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一齐用上,老美男子没几天就被折磨死,仍被“剉尸市中”。
诛杀刘瑾后,根据廷臣所奏,把刘瑾变易的“成宪”尽数更回。共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禁令各地镇守太监干预地方刑名政事,并罢内行厂与西厂。日后,特务机构之一的西厂未再重设。
这时候,明武宗已经是二十岁的小伙子,不再是事事依赖太监玩伴的少年。此后十年,他沉浸在豹房淫乐与四处巡游的玩乐中,诱导他失德的不再是内廷公公,而是外镇军官江彬一类人。
“阁臣自(刘)瑾党败后,所用亦非甚不肖,时士大夫风气未坏,特资擢用,所得亦多正人,而帝(武宗)之不可与为善,则童昏其本质也。”(孟森语)
刘瑾乱政,确实引起社会动乱。他被杀两个月后,河北地区就有刘六、刘七起事;四川保宁刘烈率众造反进攻陕西;不久廖麻子等人也自称“扫地王”,众达十余万,肆掠陕西、湖广等地;江西方面,也陆续有王钰五、汪澄仁、何积钦等人造反。可幸的是,明朝刘晖、王守仁、彭泽等人善战善抚,几年内陆续平乱,使其没对明朝政府造成伤筋动骨之患。
现在,该交代一下诛杀刘瑾的主策划杨一清和张永。
在张永援引下,杨一清在刘瑾败后入朝,拜户部尚书,不久改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明朝六部中,吏部权最重,连巡抚等官也皆由吏部任用,吏部长官自可以随意任用自己人。可见为报谢杨,张永不遗余力。
杨一清为人精敏时政,爱惜士大夫。他不喜金钱,馈谢之资,缘手即散,因此广得人心。明武宗后期,钱宁、江彬乱政,杨一清辞官回乡。明世宗继位,特别敬重杨一清,诏其以少傅之衔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宰相行边,实由杨一清而始。明世宗还下诏褒美,把他比之为郭子仪。再后,杨一清遭张瑰排挤,落职闲住,郁郁而死。
杨一清天阉之人,无胡须,容貌寝陋,但为人博学善权变,晓畅边事,可以说是明武宗一朝最有才干的臣子,不少人把他比为唐玄宗时的贤相姚崇。
张永呢,当时号称是“辑宁中外,两建奇勋”(把平安化王之乱和擒诛刘瑾头功都弄在自己身上),其兄弟二人皆被封为伯爵。张永本来想自己受封为侯爵,因阁臣不同意作罢。正德九年,他督兵宣大,击败入侵的蒙古人。
明世宗即位后,御史弹劾张永与谷大用等人“蛊惑先帝(武宗),党恶为奸”。张永被诏令退职。嘉靖八年,还是杨一清上疏直言,奏言张永有诛刘瑾大功,他得以重被起用,提督京城团营。由于年纪已大,张永不久即病死于任上,实为善终。
这个公公早期为太监“八虎”之一,作恶想必不少,但有主谋诛除刘瑾的大功,其余的就不算什么了。
人生如戏荒嬉一生
明武宗的后十年
明武宗剐杀刘瑾后,政局并未有起色。当时他已经二十岁,血气充盈,精力充沛,又天性好动。所以,武臣江彬,就宿命般进入了他的视野。
江彬是宣府人,军将出身,最早以蔚州卫指挥佥事这样的下级职务得以显身。正德六年(1511年)河北等地刘六、刘七等人起事,蔓延迅猛,北京城内明军懦弱不能制敌,明武宗就派太监谷大用与阁臣李东阳等人商议,想调边兵入京畿灭贼。
李东阳切谏,首先,他认为宣府等地乃防守漠北蒙古部落的重要防卫大镇,抽调劲军离岗,会对国防产生巨大威胁;其二,边军入调,京军出防,本末倒置。京军在内怯懦,出外又恃势淫占,让他们守边,肯定缺乏战斗力,而且会因大肆扰民带来祸害。而且,胡乱调换京军、边军,容易使军士思乱,很有可能造成变起中途的后果……
说了半天,啥用没有,明武宗我行我素,转天降内旨调守边军队入京。
当时,江彬官任大同游击,随大同总兵张俊入调。“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得赏。”《明史》此说或可存疑,但悍将狡狠,已初露端倪。
江彬不是太监那样的阴柔便佞之人,他作战勇猛,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与农民军淮上交战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从面颊射入,镞出于耳,江彬手拔而出,拍马继续作战,确实是一员神勇猛将。
正德七年(1513年),各地农民军造反渐息,入调各部边兵还镇大同、宣府(这也说明明武宗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经过北京时,明武宗犒赏诸军,宴饮众将。由于江彬事先送大笔金银予明武宗宠臣钱宁,他才有机会受到皇帝在豹房的近距离接见。
江彬美男子一个,还是那种魁硕阳刚型,身高臂长,相貌堂堂。特别是脸上那一道显疤,更让明武宗知悉了他“拔镞”击敌的勇猛,叹赏道:“江彬真是勇健之士!”由此,立蒙皇帝赏遇,他与宣府守将许泰等人皆被留在京师皇帝身边,不再回去当边防军。
江彬确实是个人才,不仅马上腾转如飞,骑射一流,又会谈兵,常常在明武宗面前讲述战事,眉飞色舞,把武宗皇帝说得身如亲临,又向往又叹服。
数日之际,明武宗就擢升江彬为都指挥佥事。这位“中校”一下子就成了“上将”,成为皇帝的贴身亲信,出入豹房,与皇帝同起卧。
江彬大大咧咧之人,与武宗下棋,竟敢与皇帝争子,不许悔棋,语出不逊。禁卫军将周骐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人,在一旁叱责江彬。
江彬怀恨,暗地谕指锦衣卫中与自己亲近的官员,诬周骐以罪,下狱拷掠而死。经此事之后,明武宗左右之人皆知道了皇帝“大红人”的分量,皆畏服江彬。
江彬得宠,最早荐他面君的钱宁心中渐渐不悦。
明武宗像
钱宁本云南穷苦人家子弟。太监钱能在云南任监军时,少年钱宁被卖给钱太监当家奴,故而姓“钱”(其本姓史传不载)。入了太监寓,自然干叔干伯都是大公公。钱能死后,推恩其家人,钱宁得封“百官”。他特会巴结刘瑾,所以被推荐到武宗身边当差。由于有“开左右弓”射箭的绝技,钱宁大受宠幸,武宗皇帝干啥荒唐事都带钱宁当随身。明武宗遇宴饮喝醉,往往枕钱宁肚腹大睡。百官候朝时,往往站了半天不知皇帝所在,大家只得伺察钱宁的行踪和出动迹象,以此推知皇帝所在。所以,他一个小小侍卫,竟然成了皇帝起居的风向标。为此,诸大臣也争相造谒送礼给钱宁。群臣有谁小拂其意的,这个小人马上中伤害之。
正德八年底,明武宗下诏钱宁掌管锦衣卫,赐姓国姓(朱姓)。当时,太监张锐掌东厂,钱宁掌锦衣卫,合称“厂卫”,权倾一时。钱宁自制的名片上自称“皇庶子”,俨然以皇帝儿子自居。
当初武宗在大内建豹房为淫乐之地,正是钱宁的主意。由于他出身底层,世事皆晓,陆续引荐戏子臧贤唱曲、回族人于永进春药、西藏密宗淫僧献“双修”秘戏,恣进声伎为乐,又时时诱引武宗皇帝微行出外瞎胡闹。可以说,最早让明武宗知道皇宫以外的世界“很精彩”的人,就是钱宁。特别是他主管锦衣卫后,更是恃势横行,贪污受贿、掠人妻妾、诬人致死的坏事干过无数件。
江彬得宠之日,也正是钱宁登峰造极之时。
本来,江彬根本不能与钱宁相抗衡。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小事,钱宁与江彬在武宗皇帝心目中的位置,突然调了顺序:
明武宗体格棒,常常在内宫纵虎豹等猛兽入笼,他亲自擒捉为戏。这种高级“极限”运动,自古至今,除了古罗马被逼上场的角斗士,还真没有几个人敢玩。
大概那天送来的老虎体型巨大又生猛了些,几个回合搏斗下来,明武宗体力不支,身上多处被猛虎抓伤。小伙子气喘吁吁,急唤钱宁入笼帮忙。
人,只要有官有钱有大宅子,胆子就会变小。钱宁一时间踌躇不前,没能在最关键时刻一表“忠心”。
眼看大老虎嗷的一声跃起,大爪子扑向明武宗,一旁侍卫的江彬当仁不让,飞身跃入笼槛中,一个飞脚踢在猛虎脑袋上。明武宗趁势扑上,双手狠扼猛虎咽喉,制服了猛兽。当时,皇帝气喘吁吁,脸上还挂着笑,对钱宁说:“这事我一人足能对付,还用得着你吗!”
内心深处,这位帝王对生死危急关头钱宁不救,已经大起嫌憎之心,自然觉得江彬是耿耿忠臣,又给足自己面子。所以,日后钱宁在武宗面前讲江彬坏话,根本入不得他的双耳。
江彬察觉到钱宁不能容自己,京中又都是这位锦衣卫头子的党徒,相较之下,自己势单力孤。于是,江彬想借边兵自固,就对明武宗盛赞边军骁悍英勇,应该与内地军队互相换防操练。
明武宗爱玩,更喜武事,马上下诏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兵入京,号称“外四家”。从此,武宗皇帝多了一件大乐之事,即上万人在大内操演,旌旗招展,铳炮齐鸣。兵士们花团锦簇,摔跤搏斗,射箭击打演习,喊杀阵阵。
明武宗本人常常身着黄金软甲,跨高头大马,与江彬并骑巡视,铠甲相错,旁人看不清谁是臣,谁是君。
玩得高兴,明武宗命江彬领神威营,许泰领敢勇营,赐二人国姓,并把距北京不远的原太平仓改为镇国府,凭空新设了一个军事单位,专供这些供他玩乐的边兵居住。
不久,明武宗下诏让江彬兼统四镇大军。皇帝玩耍,规模很大。明武宗常常自率会射箭的数千小太监为一营,号为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躁达九门。他几乎天天阅操,诸边军士全副黄罩甲披挂,江彬等人皆戴遮阳帽,帽植天鹅翎,威风凛凛。万人万马,锦绣灿烂,因此明武宗把阅兵称为“过锦”。
由于军将充斥京师,大内地方不够用,明武宗下令强拆积庆坊、鸣玉坊的民房,推平后在原地建立“义子府”和专供他们一行人嬉玩的“皇店酒肆”,时时游乐其中。他还常常与江彬等人一起微服出京,在京郊等地游逛。群臣进谏,武宗皆不听。
明武宗虽然稍稍疏远钱宁,但江彬知道钱的势力盘根错节。为了使皇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远离钱宁,江彬便想出劝皇帝出外巡幸的办法。于是,他不时在武宗耳边讲,宣府的乐工技艺高,当地美貌妇人多,又可以四处巡边,瞬息之间奔驰千里,干吗非要整日郁郁居于大内之中为廷臣所烦扰呢。
明武宗不住点头,游兴大发。
正德十二年秋(1517年)的某一天,明武宗在江彬引导下,神秘兮兮地仅带几百人,急装微服小打扮,飞驰至昌平,准备出居庸关而去。
不料,巡关御史张钦坐镇城楼,任凭江彬等人威胁恐吓,坚称来人无关文,就是不让守卒开关门。明武宗一行只得悻悻而归。
数日之后,明武宗先下旨让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之职,一大帮人连夜出京,“顺利”过关,飞抵至宣府。
江彬早已派人在宣府兴建了奢华骇人的“镇国府”,并把豹房内的珍玩奇物与美姬乐工运到这里“伺候”。不仅如此,君臣兴起,多次大半夜到官民之家“临幸”,只要发现有漂亮女人的,不管未嫁已嫁,皆一把搂住。
此种进入民宅频频淫污妇女的帝王,中国历史上这位正德皇帝系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但从旧时代的“理论”上讲,“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推而思之,自然是“天下妇女,莫非王妾”。臣民妻女让天子“幸”了,还能说什么,跪送谢恩而已。
武宗皇帝大乐之,乐而忘归,称宣府为“家里”。
十月间,江彬陪同武宗自宣府驰奔大同,在阳和附近游猎。恰巧有蒙古诸部数万骑寇边,大掠应州。边将王勋等人知皇帝在附近,拼死力战,蒙古人败退而去。
至于明武宗本人,率一哨人马,由江彬陪驾,正好在途中遭遇一股蒙古兵,双方拼杀。大战近一个时辰,蒙古骑兵挡不住明军扈卫精骑,留下十六具尸首遁走。明武宗马上功夫了得,竟然以九五之尊,于交战中手刃蒙古兵一人。从前的打仗做戏,今天果然得以实用。
观诸史籍,多言此战失多获少,声称明朝官军死数百人,笔者觉得是史官(嘉靖朝写实录的人)撒谎,实际是想抑压明武宗战绩。有明一代,皇帝亲征不少,明英宗大草包不说,明太祖、明成祖多次出征,但皆是亲自指挥而已,能以皇帝身份置生死于不顾纵马挥戈杀蒙古人的,仅明武宗一人而已!
此次实战,可把明武宗乐坏了。自此,他改换身份,自称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实实在在融入真实游戏的角色中,还派人把“朱寿”大将军的胜捷喜报送达京城。
此后,凡国内军国大事,武宗皇帝一概交予江彬。江彬不是权臣,又不是喜欢弄权的太监,所有奏章报入后,这位爷一概不处置,往往二三年也不得处理。
朝廷大臣前后切谏不已,皆不听。典膳官李恭上疏,严劾江彬诱帝出行之罪,被江彬派人逮捕,拷死狱中。
过了两个多月,明武宗回京过春节,主持了一些礼仪祭祀之事,但他一颗玩心常在宣府塞外。
正月间,借郊祀机会,他又与江彬出关游玩,在密云、怀柔一带游逛。江彬知道皇帝精力旺盛又喜欢民女,沿途强征良家妇女数十车跟随,其间有数位出“车祸”摔死,扰民良多。
得闻奶奶辈的太皇太后王氏病死,明武宗才不得不回京主持丧仪。回到大内,他首先下诏,命大将军朱寿(就是他自己)统率六军,以江彬为副将军,封为平虏伯,并荫其三子为锦衣卫指挥,还升赏许泰等内外官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
只要皇帝高兴,万事不惜血本。
到了夏四月,明武宗借送太皇太后灵柩之机,又一次出关巡幸。
听闻宁夏有边警,明武宗高兴,急忙回京,召大臣议“北征之事”,准备派“大将军朱寿”与江彬一起率军“御敌”。众臣明知皇帝给自己下诏,自己任命自己为将出征极其荒唐,又不好说破,只能群跪谏止。
明武宗不悦,集大臣于左顺门,召大学士梁储,令他当面草制。
梁储倔犟,高声道:“其余事皆可顺从,此制我绝不起草!”
武宗皇帝闻言大怒,仗剑而起:“如不草拟制书,当吃此剑!”
梁储伏地,叩头泣谏:“臣逆君命,实有罪,愿受死!倘若为臣草制,则是以臣的名义命令皇帝,臣死不敢奉命。”
僵持久之,明武宗虽荒淫,但非残暴之君,骂骂咧咧掷剑于地而去。自己让人撰写诏命,不再走行政部门的过场。
制令虽未下达,但阻止不了皇帝自己出关。明武宗由江彬陪同,自大同渡黄河,在榆林游玩数日,扎营于绥德,纳总兵官戴钦之女为妃。
回程中,一行人经西安过偏头关,抵达太原,在城内大征美女及乐工。也正是在这里,明武宗看上了乐工杨腾的老婆刘氏,一见倾心,爱极了这位有夫之妇,携之而归。江彬近诸近侍皆“母事之”,称为刘娘娘。估计后世戏剧《游龙戏凤》,正是据此情事所改编,只不过女主角由刘氏变为“李凤姐”,地点由太原变为大同。
明武宗确实荒唐。延绥总兵马昂因罪被免官,但他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妹妹,能歌善舞,骑射之余,又解诸蕃“外语”,已经嫁给军官毕春为妻,且有两个月身孕。为保官职,马昂在江彬“协助”下从妹夫毕春家抱走了妹妹,献给明武宗,后二人如胶似漆。
高兴之余,明武宗马上升马昂为右都督,赐其二弟蟒衣,下令盖大宅子让马昂兄弟居住。一日,闲极无聊,武宗皇帝亲自去马昂家,看见马昂一妾甚美,命马昂献出。马昂犹豫,武宗怒起离去。这可吓坏了马昂,忙通过太监张忠把美妾里外打扮一新送入宫内。转天,有旨传出,马昂二弟皆升都指挥一类的大官。欣喜过望之余,马昂“又进美女四人谢恩”。
朝臣有知此事,骇恐异常,生怕小军官的骨血成为日后“储君”,狂上奏章。
武宗也烦,不久又玩腻了肚子日大的马小妹,便遣之出宫,终未酿成犬儿变龙子的大过。
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明武宗自太原还归宣府。武宗东西游幸,达数千里之遥,乘骏马、持弓矢、涉险阻、冒风雪。随从卫士中途多病,而他又渔色又长途奔波,竟丝毫不觉劳累。
回京后,歇了一个月,明武宗又下诏“命令”:“镇国公朱寿(他本人)南巡。”
由于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久蓄逆志,天下皆知,群臣死谏,一百多人伏阙痛哭拦阻,惹得武宗皇帝怒起,当廷杖责大臣。锦衣卫兵士手下不留情,竟然杖死十多名大臣。
金吾卫指挥张英为义气所激,光膀子挟两大袋土拦路哭谏。不从,即拔刀自刎,血流一地。侍卫见张英未死,叱问他挟土袋想干什么,张英道:“恐血污帝廷,以土掩血。”言毕气绝。
如此折腾,明武宗没了兴致,江彬等人,亦知朝臣不服,稍稍畏惮。
七月,江西的宁王朱宸濠造反。
消息传至北京,江彬欣喜,欲劝明武宗亲征,并下令说,敢有进谏者,处极刑。
于是,九月间,明武宗率江彬、张锐、钱宁从北京出发。
行至半路,太监张锐与江彬皆禀告武宗皇帝说,钱宁一直与宁王暗中勾结。武宗点头,以留钱宁监察皇店为名,阻止他随驾。
不久,钱宁事露,明武宗遣人立刻逮捕他,并查抄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两”。但钱宁此人在明武宗时代未被处决,一直被关押。后来明世宗继位,钱宁被凌迟于市,其养子十一人皆被斩杀,幼子下蚕室。以太监之奴起家,儿子复为阉人,钱宁这个云南苦孩子折腾半世,终于获此结局。
明武宗一行人“亲征”,行至半路,江西的王守仁已经活捉了造反的宁王朱宸濠。但明武宗不让他献俘,继续自己的南行旅程。
年底,大部队抵至扬州,强征民居为都督府。武宗遍劫妇女、寡妇,猎色不已。可幸的是,陪同武宗出游的“刘娘娘”很贤惠,常哭谏武宗不要过分扰民,他才稍稍收敛。
正德十五年(1520年),明武宗到达南京,终于坐在南京的龙庭上找了一把昔日明太祖的感觉。
江彬所率数万北方边兵,跋扈特甚,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把南京城整得个乌七八糟,人心惶惶。不久,明武宗还想幸苏州,下浙江,遍游湖、湘,南京众臣苦谏,随行北方诸将又不思南行,所以才未成行。
七月间,明武宗在牛首山以南游玩。期间,军中夜惊炸营,使得众臣惊骇了好一阵。当时宁王朱宸濠一直被逮系于江上的船中,民间纷纷讹传宁王将为人劫持生变。武宗皇帝也觉不踏实,不久即从南京启程,回返北京。
至此,再调头详细交代一下宁王朱宸濠叛乱以及王守仁率兵平叛的详细过程。
志大才疏窥伺龙位
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
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大太监刘瑾就在收受宁王朱宸濠重宝之后,矫诏恢复这位王爷在江西一带的屯田护卫,使之拥有了自己的一支武装。
宁王一系是皇室近亲,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太祖诸子中,“燕王(朱棣)善谋,宁王(朱权)善战”,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宁王本来的封地在喜峰口以外的大宁,朱棣起兵篡位时,设计挟制了这位十七弟。称帝后,朱棣便把这位善战的弟弟改封于江西,让他远离边陲,无法再发展。同时,朱棣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特别是严禁他们拥有武装力量,以免他们有样学样,仿效自己昔日之举,重新上演“靖难”篡位大戏。天顺年间,宁王多有不法之事,连护卫亲军也被削夺,改为南昌左卫。
由于刘瑾收贿后“通融”,宁王朱宸濠得以把南昌左卫军又变回为自己王府的护卫军,终于得到一支像样的武装。高兴没多久,三年后,刘瑾的倒台使他所有昔日作为皆被逆转,兵部又把宁王护卫改为南昌左卫。
如此倒腾,宁王朱宸濠异心更炽。转年,他就把其生母葬于西山的青岚,这是一块所谓的“龙兴”风水宝地,明廷曾严令禁止在此建坟。
古人迷信,宁王自不例外。算卦先生李日芳常讲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宁王在当地建“阳春书院”,实际是把这地方当“离宫”,以应“天子气”。又有术士李自然为骗钱,三番五次说天降神谕,宁王有“天子”命。这些“鼓励”和“上天”转达的暗示,都使得宁王朱宸濠摩拳擦掌,非要整出点儿名堂来不可。
大臣陆完任江西按察司时,巡抚地方。宁王日夜延其至王宫,好吃好喝大元宝,奉承说:“陆先生他日必为京中公卿大臣!”陆完心中暗喜。宣德九年,陆完果然被召回北京任兵部尚书,投桃报李,替宁王找关系打通关节。通过钱宁的努力,宁王终于又重新拥有了“护卫屯田”的权力,为日后起事奠定了丰厚的人员组织基础。
不过,宁王并非是那种城府极深的巨猾之人,离“天子”之位还有十万八千里。于是他就自称“国主”,以护卫为“侍卫”,把王爷令旨改称“圣旨”,给时人留下诸多把柄。同时,他派手下人在江西招募大盗杨清等百余人入王府为自己效力,号称“把势”。鄱阳湖上打家劫舍为生的贼头杨子乔听闻此事,也立刻积极投靠宁王,在水面陆地肆行劫掠,帮助宁王训练手下。
打仗干活的人有了,举人刘养正这种“文胆”也被招入王府。刘举人通晓古今,见宁王当日,就大讲特讲昔日宋太祖“陈桥兵变”之事。宁王朱宸濠大喜,自认为刘举人很懂事,以宋太祖喻己,将在世间“拨乱反正”。
正德十年(1515年),感觉超好的宁王一日因江西都指挥戴宣惹怒他,竟然擅自命手下人用大棍将其当场击死。这事可闹大了,明朝的王爷再厉害,也不能擅自杀掉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时任江西按察司副使的胡世宁马上奏了他一本。朱宸濠颇惧,就推称是手下人所为。毕竟朝中有钱宁等人帮衬,宁王本人不仅没事,他还反诬胡世宁“离间皇亲”,使得当时已升任福建按察使的胡世宁被逮入锦衣狱,拷掠几死。
明武宗荒淫,一直没有儿子。宁王闻之心动,便准备无数金银财宝送与北京的钱宁等人,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入京到太庙进香,实际上是想劝武宗皇帝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廷议上,大臣多有反对,明武宗自己也没拿这事当回事,不了了之。
朱宸濠诸多异常举动,一般人不敢明说,但巡抚江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燧与巡抚南赣等地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守仁早就心中有数。特别是孙燧,由于他本人就驻派南昌,深知大变将作,就均征赋、饬戒备、实仓储、散盐利,渐次削除不利于朝廷的赋税,侦逮奸党送狱,以削剪宁王的羽翼。虽如此,有胡世宁前车之鉴,孙燧只能暗中行事,不敢奏明朝廷宁王要造反。
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年),宁王府中就有几个官员上奏朱宸濠的不法之事。又是通过京中的钱宁,宁王把这些人发配的发配、下狱的下狱,并因此怀疑属官周仪告密,指使贼人屠灭周仪全家,杀六十多人。
朱宸濠加紧了造反前的物质准备工作,招募巨盗数百人,四处劫掠军民财货物资,收买皮帐、制作皮甲、私制刀枪、赶制佛郎机(火铳)等火器,日夜造作不息。
为了能有广泛支持,他派人秘密联络漳州、汀州以及南赣一带的少数民族,约好起事时群起响应。
这年年底,太监毕贞被朝廷派来监抚,此人乃钱宁同伙,到江西后与宁王臭味相投,附之为逆。宁王以进贡方物为名,派出多人驰往京城,沿途设置健步快马,限十二日内把京中之事报知自己,侦伺京城动静。
江西巡抚孙燧日夜忧心宁王突然造反,便以防盗为名在进贤、南康、瑞州等地修建新城,并在兵家重地九江增设防备,各设通判官,以备仓促。为避免宁王起兵时抢劫南昌武库,孙燧又以讨贼为名,把卫城兵库内的武器皆调派到外地。他笑对手下人讲:“宁王造反,即使我灭不了他,他也会因为我现在的安排而最终为朝廷所灭。”
由于孙燧率兵捕盗甚急,宁王手下的巨盗不少人被杀或落网。急得这位王爷忙找到“老关系”陆完,让他串通钱宁等人想办法,把孙燧调走。
孙燧见情况紧急,数次上奏朝廷,大概有七次之多,均急报宁王逆行加速,但送书人皆于中途被害。由于宁王本人是明廷皇亲近宗,孙燧不敢先下手为强。
宁王一伙人本来还有耐心,准备等哪天明武宗出游时摔死或在豹房玩乐时被虎豹咬死后再趁机举事。但是,北京方面,太监张忠、江彬等人与钱宁争权,他们又都知道宁王与钱宁私下不法勾结的事情,就想趁揭露宁王逆谋之事把钱宁搞下去。
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先前曾收受宁王大笔金宝。但得知这位王爷实有反心,他们也怕日后事发牵连自己,也落井下石,一起上奏,说朱宸濠“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形已具”。
明武宗见这么多人如此说,立刻派太监赖义及驸马崔元等人携带敕书前往南昌,警告朱宸濠,并削其护卫。
由此,宁王朱宸濠只得提前造反。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朱宸濠生日。他正在王府大摆酒宴,款待来贺生日的镇抚三司官员。席间,宁王预设的京中密探飞报,朝廷已经派人来责罪,并要削除其护卫。宁王大惊,忙招刘养正等人密议。
刘养正首先建议:“明早镇抚三司官员必定依礼节来入谢,可趁此机会尽擒众官,杀掉不与我们同心的人,然后发兵起事!”
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否则只能坐以待擒。于是,宁王等人连夜布置,召集平素豢养的贼盗吴十三等人,让他们在厅堂左右设下伏兵。
转天一大早,众官来拜谢昨日的生日宴请。刚刚起身,突然从外闯入数百带刀兵士,把官员们团团包围。
众人愕然间,宁王起身高声宣布:“正德(指武宗)乃孝宗皇帝从民间捡来的孩子,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
巡抚孙燧未料到事起如此仓促,但事至此时,他知道这位王爷是真要造反了,遂独前呵斥:“太后密旨安在?”
宁王一愣,他没想到孙燧会这样质问他。待了片刻,他仰脖高喝:“不必多言,我今欲往南京,汝保驾否?”
孙燧瞋目大骂:“天无二日,臣无二君,有太祖法制在,你是什么东西!”
宁王朱宸濠大怒,立叱卫士把孙巡抚捆绑。
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呼:“孙都御史乃朝廷大臣,汝等反贼,真敢擅杀大臣吗!”同时,他扭头顿足对孙燧说:“我早就劝君先下手,你不听,今受制于人,后悔无及!”
宁王派兵士拥上,把许逵也绑了,问他是否跟从自己起事。许逵大骂:“狗贼,我唯有赤心报国,怎肯从尔等为逆!”并大喝:“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尔等逆贼!”
于是,孙燧、许逵二人,皆被宁王遣人押往南昌惠民门外斩首。二人临刑不屈,破口大骂。城中百姓闻之,无不流泪叹息。
一不做,二不休。宁王命人把众官中与自己素不相谐的十多人关入大狱。
在刘养正策划下,宁王挟持了南昌当地退休的前侍郎李士宝,劫持镇抚三司一些官员,传檄远近,革除正德年号,指斥朝廷。
当时从理论上讲,宁王造反的口实还真不少,可以称是“清君侧”,可以称是“逐昏君”,但他本人就是大恶之人,所以号召力就不强。
啥事未成,宁王就委任李士宝为左丞相、刘养正为右丞相,派几个贼头顺流夺船,四处收兵。刚开始的时候,叛军还挺顺利,南康、九江俱被攻陷,当地守官守将逃走。
最早声讨宁王罪恶的,是当时提督南赣军务的王守仁。而他这次之所以能幸免于与孙燧、许逵等人一起被杀,还是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有远见。王琼知道宁王早晚要反,恰值福州有三卫军人小规模叛乱,他就把王守仁暂时派往福州处置此事。王琼对手下讲:“福州军人叛乱,本是小事,不足烦王守仁如此大才之人去平定。但他可以借此掌握一军,又有敕书在手,以待他变(指宁王随时可能的造反)。”
结果,王守仁果然因外出未被宁王在南昌宴会时逮住。
宁王六月二十四日正式造反。王守仁六月二十五日在丰城得知消息,立即往江西回赶。临江知府欢喜无限,忙把他迎入城中商议对敌之策。
王守仁虽为文臣,却极晓兵法大略,他说:“宸濠若出上策,会直捣京师,出其不意,则社稷危矣;若出中策,直趋南京,则大江南北一时尽为其所据;如只据守江西省城,则出下策,可一举擒灭之!”
于是,他立即派人在通往北京、南京的要害处设置疑兵,又伪造朝廷早就派兵严备的假公文,故意让宁王的手下人拾到,造成各处皆有准备的假象。
宁王朱宸濠中计,没敢立即出兵击袭。由此,就给了王守仁非常充分的调动和喘息时间。
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会兵后,商议道:“兵家之道,急冲其锋,攻其有备,皆非上计。我们现在假装在各个城府自守不出,宁王不久就会集大兵自南昌出发,到那时,我们再尾随蹑追。依我之计,宁王兵出,我等应该立刻发兵收复省城南昌。他闻老巢被收,肯定回救,我们恰好集结兵力在他回军途中邀击,此乃全胜之道。”
时在北京的兵部尚书王琼接到王守仁飞奏宁王造反的消息,对众宣言道:“有王守仁在,大家不用担忧,不久当有捷报。”
明廷得知宁王朱宸濠反讯后,根据江彬等人的建议,很快就逮捕了钱宁、陆完等人,将其下狱抄家。
侦知江西王守仁等人据城不出,宁王朱宸濠胆子愈大,仅留数千人守南昌,他自己与刘养正、李士宝等人率领六万人,号称十万人,满载妃媵、珍宝,带着他的世子出江西,分军一百四十余队,分五哨出鄱阳湖,舳舻蔽江而下,声言要直取南京。
造反大军,先攻安庆。安庆城里,守城的守将勇武,宁王朱宸濠数日不能攻克。
王守仁得知宁王出南昌的消息,知道一切皆在预料之中,便与伍文定在临江樟树镇会兵。知府戴德孺引兵自临江,徐琏引兵自袁州,邢珣引兵自赣州,通判胡尧元、童琦引兵自瑞州,各自率兵赴会。六月十八日,大家齐集丰城,商议出兵事宜。
听说王守仁欲攻南昌,不少人有异议:“宁王一直谋划造反,南昌留备必严,恐怕难以一日攻拔。今宁王攻安庆,日久不克,兵疲意沮,不如以大兵逼之于江中,与安庆守军夹攻之,必败敌人。宁王一败,南昌不攻自破……”
王守仁摇头,说出自己的意见:“不然。我军如舍南昌不攻,与宁王必定相持于江上。安庆守军仅能自保,不可能抽兵增援我们。此时,宁王南昌守军可以乘间断绝我们的粮道,而南康、九江贼军又可合势出击,我们腹背受敌,肯定要吃大亏。宁王集所有精锐之兵齐攻安庆,南昌防御必薄。加上我军新集气锐,南昌定可一攻而克。宁王闻我军攻南昌,必会自安庆解围,还兵救其老巢。待其回军,我方已克南昌,宁王闻之必然夺气,首尾牵制,必为我擒!”
果然,七月二十一日,大军齐集南昌城下,王守仁下达死命令:“一鼓附城,二鼓登城,三鼓不登者诛,四鼓不登者斩其队将!”于是,号令一下,士兵蚁附秉城。
南昌城上虽设守御,皆闻风倒戈,城门多有不闭者,士兵遂入。
南昌如此坚城,由于宁王暴虐,人民不附,守将怯懦,几乎没怎么召集,就被王守仁大军攻陷。
入城后,王守仁安抚士民,籍封府库,城中遂安。
当时的朱宸濠正因安庆久攻不下而着急上火,亲自督兵填壕堑,竖云梯,期在必克。
听闻王守仁率兵攻南昌,宁王大恐。李士宝等人多谋,劝宁王舍安庆不攻,径攻南京。如果得登帝位,自然占据了名义上的优势,可使江西等地自服。
宁王短视小人,惦记老窝的金银财宝,没有听从李士宝的建议,马上要回援南昌。他从安庆撤围,立刻派二万精兵先发,他自率四万军随后继之。
听闻宁王朱宸濠大军还攻江西,明军内部有人建议:“宁王兵盛,心急愤怒,乘众而来。我方援军未集,势不能支,不如坚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
王守仁自有其独特见解:“宁王兵力虽强,但以威劫众,所至焚掠,不得民心。虽兵马势众,但宁王部伍从未遇旗鼓相当之军与之相战。其部将本来想待其称帝以取富贵,今其进取不能,巢穴又失,沮丧退归,众心已离。我军以锐卒乘胜击之,彼将不战自溃!”
果不其然,七月二十三日,王守仁率诸将在樵舍迎击宁王朱宸濠叛军,败其前锋。转天,黄家渡一战,又大败叛军,追奔十余里,擒斩二千余首级,贼军溺水死者万计。宁王大沮,退保八字脑(地名)。
至此,宁王的先遣军,已经被完全消灭。
宁王本人乘舟夜泊,泊地名为“黄石矶”。他问从人当地何名,对曰“黄石矶”。南方人“黄”“王”二音不分,宁王听成“王失机”,大怒,立身挥剑,把答话人脑袋砍掉。
叛军见兵败,军心已经溃散,逃兵日多。
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要死撑到底。宁王朱宸濠大赏将士,奖当先者千金,受伤者五百金,并招南康、九江贼兵前来会合,并力合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叛军拼死前冲,杀掉官军数百人,致使官军战阵不稳。
吉安知府伍文定虽是文臣,提剑监军,急斩先退者数人以殉。他身先士卒,站立于炮铳之间,大火焚其须髯,伍文定坚守不动。见伍知府如此,众军勇气倍增,殊死抵拒,兵势复振。
明军炮铳齐发,宁王朱宸濠所乘指挥大舟也挨炮着火,贼众大溃。不得已,宁王率残兵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准备做垂死挣扎。
正当贼王贼将为如何处理败将争执不下之时,官军已经发动火攻。大军四集,争相进击,贼军终于四散而逃,大势去矣。
时至此刻,宁王朱宸濠万念俱灰,与嫔妃泣别。成百绝色佳人,知道造反被抓没什么好下场,皆赴水自杀。至于宁王本人、其世子,以及李士宝、刘养正等数百贼头,皆被生俘。此战,叛军溺水淹死的就有三万多,所丢弃的衣甲器仗财物,在水面上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
水上战场,真是“壮观”得很。
官军把朱宸濠一行人押上囚车返回南昌,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
入城后,王守仁阅视俘虏,宁王老着脸还哀呼:“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还能当个庶民老百姓吗?”
王守仁心中冷笑,脸上不动声色,回答道:“自有国法处置你。”
这边宁王已被活捉,京城内的明武宗高兴得心急火燎,借“亲征”之名南巡,以尽游玩之乐。
大军刚行至良乡,王守仁捷报已至,并表示要献俘阙下。
明武宗连发数檄止之。如果宁王被送来北京,他就不能“南巡”游乐了。
九月间,明武宗至南京,王守仁又欲到南京献俘,仍不被允。江彬、张忠等人深知皇上爱玩的心性,想让王守仁把宁王一行人放归鄱阳湖,以使明武宗能亲自率军与其“交战”,而后再奏凯论功。
王守仁不得已,连夜过玉山,押解宁王一行叛将取道浙江以进。
这时候,大太监张永正在杭州等着王守仁,准备让他纵俘鄱阳湖,以使皇帝能亲自“打猎”。
王守仁见张永,苦求道:“江西之民,久受宁王荼毒,今经大乱,又继以旱灾,加之供京军粮饷,困苦已极。如再有苦压,一定会啸聚山谷为乱。如果此时放宁王入湖,兵连祸结,何时有个结局啊!”
张永即是昔日诛除刘瑾的首谋太监。听王守仁一席话,深以为然,缓言道:“我此行杭州,因为群小(指江彬等军人)在君侧,不得已候你于此,非为掩功而来。但皇上之意可顺不可逆,群小若乘其怒激之,大事不好。”
王守仁听此言,稍稍心定,便把宁王一行贼人转交张永,连夜返回江西。
王守仁学乖,再上奏疏,称“奉威武大将军(朱寿)方略讨平叛乱”,即把大功归于武宗皇帝及其左右。
张永回南京后,见武宗皇帝,极言王守仁忠臣,良可信赖。本来,江彬等人事先已经在武宗皇帝前进谗言,讲王守仁本来依附于宁王朱宸濠,后来见其不能成功,才反手一击击擒宁王。经张永大公公一番释疑解惑,武宗皇帝终于相信王守仁是“好人”。于是,他下诏命王守仁巡抚江西,并擢升吉安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司使。
年底,宁王一行俘囚槛车至南京。武宗皇帝想自以为功,就与江彬等诸近侍戎服骑马,大列队伍,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
宁王朱宸濠被囚一年后,正德十五年(1520年)年底才被赐死,并被焚尸扬灰。宁王之乱,终于尘埃落定。
王守仁方面,平宁王之乱,立下如此殊勋,但终武宗之世一直未叙功。明世宗入统,很想召王守仁入朝,并下诏封其为新建伯。但是,王守仁与兵部尚书王琼关系好,阁臣杨廷和与王琼不睦,不少大臣嫉妒王守仁功劳,皆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名,阻止他入京。虽然稍后任命他“南京兵部尚书”这样一个虚衔,但并未发给他铁券和岁禄。忧恨之下,王守仁拒不上任,病辞归家。未几,其父病死,因丁父忧,他只能闲居于乡,郁郁数年。
耽乐嬉游体疲身乏
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
正德十五年(1520年)八月,玩够了猫捉耗子游戏的明武宗终于率军往北京回返。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不会闲着,自瓜州过长江,登金山,游镇江。在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翔浅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
提网见鱼多,明武宗大乐,尽力挽提,以致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会游泳,掉入水中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虽然亲侍们把他救回,但水呛入肺,加之惊悸惶怖,身强体壮的小伙子自此身体就不行了。
导致他大病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肺部积水。另一个可能,是受惊加秋日着凉,引发肺炎,才击垮了身体特棒的皇帝。今天,肺炎乃一般病症,大剂量的消炎药加上保养就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途中耽搁几个月,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月,明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文武百官在正阳桥南接驾。
武宗皇帝身体困疲,仍强自支撑,入城时大耀军容,把俘虏的贼将贼臣以及从逆者家属数千人皆五花大绑,令他们在辇道跪于两侧,活人头上插标写上姓名,死人枭首悬头于竿。特别的是,路两旁皆标以白帜,数里不绝,一派发大丧的排场,当时就有不少人觉得不祥。
明武宗仍旧戎服乘马,立于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入宫中歇息。老小伙子又发烧又咳嗽又胸闷,还有心气和精气神玩阅俘的把戏,真正是荒唐到底。
正月十四日,明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大礼不得不终止。
拖了近两个月,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武宗皇帝处于弥留状态,对司礼太监讲:“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崩于豹房,时年三十一。
其实,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十足坏人一个,但相比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他并没有坏到哪里去。只是继位为帝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出于私愤,明世宗在实录编撰中下令史臣皆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使得武宗皇帝荒唐之行天下人皆知,且“万古流芳”。
明武宗为帝,北征南巡以外,不是没有干过好事。史不绝书的,是正德一朝多次赈灾免赋。而且,刘瑾之诛,宁王、安化王乱平,北御蒙古,皆是正德年间的大事,他在位时代的臣子有不少能干贤才,皆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治略的可称道之处。
再举数个小例子以彰显正德时代的“好事”:其一,宁王造反,武宗亲征,行至山东临清,传令当地官员进“膳”。由于人多仓促,有官员在武宗本人面前竟然忘记放下筷子。他笑道:“怎么这样怠慢我!”话虽如此,并未发怒,吓得尿裤子的地方官员也未得到任何怪罪。其二,太监黎鉴向都御史王頨索贿被拒,便跪于武宗面前哭诉王頨虐待蔑视自己。武宗笑言:“肯定是你要人家东西没要成,王巡抚怎敢惹你这样朕身边的红人。”其三,武宗皇帝一行至扬州,江彬等人欲夺富人宅院为“威武将军府”,知府蒋瑶坚执不可。江彬伺机报复,正好明武宗手钓大鱼一条,戏称价值五百两银子,江彬就强卖给在一旁侍立的蒋瑶,让他用库钱购买。蒋瑶屁颠颠从家中跑回来,把老婆的耳坠头簪献上,说:“官库无钱,臣所有唯此。”见此,武宗皇帝也是“笑而遣之”。其四,武宗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崩,百官送葬时,正值大风雨,泥地中众人欲下跪时,明武宗遣使谕止……诸多小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武宗本人并非残虐淫暴大恶之君,他这辈子坏就坏在一个“玩”字上。
所以,史臣也公正:“毅皇(武宗)手除逆(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该肯定的也应肯定。
明武宗病危时,江彬不知深浅,仍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以至于大臣们都忧惧江彬旦夕之间造反。
大学士杨廷和为人老辣,亲自与江彬寒暄,常常没事人一样谈笑,使得江彬不觉有异。
明武宗崩后,杨廷和秘不发丧,与司礼太监魏彬定计,派内官密禀太后,索得除掉江彬的手敕。于是,他们以坤宁宫殿成、要行安装上梁的仪式为由,派人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燧一起入宫主持典礼。
龙盘明嘉靖时期
江彬不知是计,穿礼服入宫,其侍卫被阻于宫外。礼毕,江彬欲出,太监张永又出面,留他吃饭。
远远看见有宦者持诏带几个锦衣卫士兵走来,江彬感觉不对,朝西安门方向狂奔,但宫门紧闭。无奈,他又顺墙疾行,趋北安门。结果,把门的兵将说:“皇上有旨,留提督在宫内!”
江彬可笑又可气:“今日旨从何出?”意思是皇帝病成那样,我又没派人发旨,哪里有什么“圣旨”。说话间,他推搡拦阻他的门将,想乘间逃出宫去。
这时,得到密令的门将再也不怕江彬,命手下士兵一拥而上,把江提督绑成粽子,连打带骂,把他胡须拔个精光。昔日威武绝伦的大将,如今狼狈不堪。
明世宗继位后,下诏凌迟江彬,并杀其成年的五个儿子,其幼子江然与其妻女俱罚送功臣家为奴婢。对江彬抄家时,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计数。
平心而论,江彬也就是一个恃宠跋扈的武夫而已,自始至终没有剪除异己之心,也没有质劫公卿之志,一心一意只想哄明武宗开心,常年导其游猎,骚扰地方。所以,他在武宗身边十年,为恶之事,比起刘瑾乱政的五年,远远不及。
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没有任何拥立宗室的打算,可称是皇帝的耿耿忠臣,绝无为己为身远谋的私虑。为此,虽然江彬当时是以“谋逆”的罪名惨遭凌迟,后世史臣并未把他列入“逆臣传”或“奸臣传”中,只划入“佞幸”一类而已,实为公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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