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纵欲”之风,完全是“贵己贱人”的放纵。在这个纵欲成风的时代,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缺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两百七十七年历史。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
2023-08-20
我居住在深圳,有一哥们和我老友鬼鬼,关系很铁。他老婆在香港工作,每次过关前总爱买一些“葡国蛋挞”回来。一次,哥们塞了我一盒,让我带回家吃。过后问我如何,我当然说好吃。此后,每隔十天半个月,哥们就会通知我到他家里去取“礼物”。于是,每次我的车中数个小时内就一直散发着“葡国蛋挞”那发酸甜腻腻的味道。
这种东西,我其实很怕吃。我的几个女同事倒嗜之如命,每次的“礼物”,其实都进了她们肚子。
特别是有一次,哥们去澳门小赌怡情,回来马上打电话:我们给你从澳门带来了真正的葡萄牙蛋挞!
手捧那盒“葡国蛋挞”,我心怀感激,但也忍不住问哥们:“喂,你知道佛朗机吗?”哥们还“海龟”呢,他摇摇头,思索了一下,说:“我只知道佛朗哥,20世纪中后期西班牙的独裁者。”
我苦笑一下,只能低下头,当着哥们夫妇面,盛赞这“葡国蛋挞”好吃,绝了。
“那你就趁着新鲜现吃一块啊!”哥们老婆殷切地说。
被明清史臣弄混的国家
“佛郎机”的由来
佛朗机,在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著述中又写作“佛郎机”,不少书中都指称这是一种铳炮。明代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艾儒略(Aleni,瞧这名字起的,显证洋人崇受明朝“儒略”)在其《职方外纪》一书中很详备地解释了铳炮为什么叫作佛郎机——“以西把尼亚(西班牙)东北为拂郎察(法国,源于“法兰克”一词)……遂称西土人佛郎机,而铳(炮)亦沾袭此名。”
但是,《明史》中《外国传》上记载的佛郎机,是这样写的:“佛郎机,近满剌加(马六甲)。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也就是说,明人和日后根据明人记述撰写明史的清初史臣,都把佛郎机误认为是满剌加的邻国。
其实,佛郎机,乃葡萄牙,由此一来,明人把欧洲的国家,一下子搬到东南亚来了。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谬误呢?
明朝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肯定的是,此译音来源于到中国朝贡做买卖的东南亚回教徒。阿拉伯、土耳其等地泛指欧洲为佛郎机,即对法兰克(Frank)一词的转读。转来拐去,发生音变,到了中国就变成佛郎机了。
其实呢,法兰克人也只是6世纪左右征服法兰西的一个日耳曼部落名称,并非代表整个欧洲。
再进一步分析,《明史》中提到的“满剌加”,位于今日的马来半岛,控扼马六甲海峡,乃大明王朝一个藩属国,明清学者认为佛郎机地近满剌加,完全出于误解。
1509年,葡萄牙殖民者塞克拉率六艘战舰登陆满剌加。两年后,十八艘葡萄牙军舰大举入侵,热兵器对冷兵器,满剌加人大败,苏丹本人也跑到了今天新加坡东南的一个小岛上躲避,而满剌加国遂为葡萄牙人占据。
葡萄牙之所以垂涎满剌加,一是因为这里乃太平洋重要门户,香料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二是因为当地多矿,物产丰富。
葡萄牙乃欧洲古国之一,1143年正式成为独立王国,而后两个多世纪靠舰船起家,成为海上强国,在全球各处扩展殖民地。但它于1580年为西班牙侵并六十年,中间虽独立了一段时间,1703年又沦为英国的附庸。直到1891年,葡萄牙才有了第一共和国。连列宁都说过:葡萄牙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穷人。至今在西欧,看门人职业大多由葡籍人担当。葡人个个一脸憨相,圆乎乎、红润润的泥土芳芬脸,加上澳门回归顺利,我们中国人对他们印象不错。殊不知,有明一代,佛郎机(葡萄牙人)乃最最穷凶极恶的一群,沿海倭寇盗患,他们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葡萄牙人占据满剌加以后,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乘船到广州怀远驿,冒充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骗过中国官员,得到贸易凭证(勘合)。
但是,这些西洋人鹰鼻凹目,金发绿眼,根本不像广州官员印象中的“满剌加人”。为了掩遮自己的样子,他们在打扮上把自己伪装成穆斯林,白布缠头,个个一袭长袍。
广州官员对于“外国人”见得多,很快发现这些所谓的贡使连基本礼仪都不会。破绽露出,这些人不敢不说实话,就承认自己是“佛郎机”。
广州官员索要“国书”,这些人也拿不出。朝廷闻奏后,下令地方政府好吃好喝好招待,收受“贡物”点数后,折价付银,打发这几艘船回国。同时,允许他们派几个人入京汇报情况。
在明朝人自己的《大明会典》中,没有“佛郎机”这样一个藩贡国,朝廷也想弄清楚这些相貌古怪的家伙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当然,他们被安排学习礼仪,未能立即成行。
《车統图》明赵士桢
中国对葡萄牙人不熟,他们对大明倒熟,先前已经有好几批亦商亦盗的海上商贩在明朝沿海靠岸,获利颇丰,并购买美轮美奂的中国瓷器回国,上献王室,深受嘉赏。
但是,在广东沿岸的佛郎机船队并未回国,美妙的东方新世界令这些西方野蛮人眼馋了,吃得好,玩得好,用得好,这一帮家伙就沿海停停走走,自恃手上有铳炮,不时上岸唬人抢劫商旅。对此,明人著述中说他们“烹食婴儿”。吃小孩之事可能有些夸张,但掠卖人口完全是事实。他们与两广奸民海盗勾结,掠走不少当地人民为奴,然后在海上贩卖。
由于滞留于广州的使节买通了当地任监守的太监,几个人很快得到批准可以入京。
当时,正德皇帝正借亲征朱宸濠为名在南京游玩,葡萄牙使臣佩雷斯便往南京面君。荒唐皇帝对这个回族打扮、红头发蓝眼珠的番人很有些好印象,因为他的样子很像皇宫中的波斯猫,就饶有兴趣地与他交谈了一会儿。
大明皇帝当然不会用英语或者什么葡语与他对话,都由“火者”亚三当翻译,大家相谈甚欢。翻看礼物后,正德帝又试射了几下手铳,很觉好玩。
打发佩雷斯离开后,正德皇帝把“火者”亚三留下,一方面向他询问域外的风土人情,一方面不时让他教自己几句西洋“鸟语”为乐。可以说,正德皇帝是最早学习外语的中国皇帝,不知当时他的水平够几级。
可能现在的人对“火者”二字不明其意。“火者”,不是烧火的人,是当时广东、福建一带富豪家中供驱使的阉奴。在中国,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阉人宦官,但闽粤名家富商,家趁人值,也怕俊仆秀奴搞大自己妻妾的肚子,就常常私阉穷人子弟为奴,称为“火者”。正是因为亚三本人也被阉过,所以他才方便入皇宫天天伺候正德皇帝。
亚三之所以得留,还在于佩雷斯当时给了正德帝宠臣江彬不少奇异洋物。有江大将军引荐,亚三入宫,自然也是佩雷斯的眼线。
这位亚三有样学样,跟随正德帝回北京,狗仗人势,见了提督主事梁焯也不下跪见礼。梁提督生气,立即叱令左右绑上这个奇装异服没胡子的东西,鞭之数十,打了个鲜血淋漓。江彬听说后,赶忙过来救人,大骂梁焯:“亚三乃与天子嬉戏近臣,又怎能向你这样的小官下跪!”
结果,正德帝转年病死,江彬被诛,亚三也被捕下狱。经过审问,他承招为佛郎机做探子,窥伺虚实。于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在闹市被“咔嚓”,尸体焚毁。
那位佩雷斯也没走出国。他被明廷下令逮捕,流放西北地区,下落不明。
“请神容易送神难”
赖着不走的葡萄牙商盗
正德死后,其堂弟嘉靖帝继位。这时,明廷接到满剌加使者的申诉,请示大明帮他们复国。礼部经过调查后,报称佛郎机假借满剌加名义挟货通市,久滞不去,有窥伺之意,主张沿海官员把这些人尽数驱逐出境。明廷认可。
诏令下后,广州官员马上通知佛郎机离开。但葡人卡尔佛带着几只大船仍死皮赖脸不走。于是,地方官员就把他弟弟瓦斯科以及几个葡商抓入监狱。
卡尔佛怒恼,招来近海的几只船入湾,据险顽抗,并向明军开炮,想最终占据南头一地。
明朝官员非常气愤,敢在大明地方撒野,真是活腻烦了。而且,当时葡萄牙人的火器远远不如明末清初时期西洋炮火那样厉害。在葡商船上服务的中国人杨三等人又知晓民族大义,半夜下船,教授明军制造铜铳的方法以及弹药配方。
经过充分准备后,海道副使汪鋐指挥水军向葡船发动进攻。明军先用火攻,用了几只破船遍载柴草,浇以膏油,顺风纵火,一下就烧掉了葡萄牙人的两条大船。同时,明军派善潜水者入江,凿沉了对方一艘大船。然后,明水军驶近攻击。
葡萄牙人使出决胜法宝,搬出铳机向明军猛轰。不料想,明军大船贴近,炮火轰轰,以同样的铳炮回轰对方。葡萄牙人吓坏了,放弃抵抗,掉转船头就跑,明军穷追猛打。
最终,仅有三艘葡萄牙大船逃回满剌加,其余皆被焚毁击沉。这一仗很漂亮,佛郎机盗寇偷鸡不成蚀把米,悻悻而去。
转年,嘉靖元年(1522年)秋,又有一批葡萄牙殖民者灭掉了苏门答腊沿岸一个小国巴西之后,奉葡王之命,驾五艘巨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广东珠江口。此来,一是报复,二是准备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永久军事基地。
在新会的明朝备倭指挥柯荣等人立即组织水军,在西草湾一带拦截敌舰,猛攻侵略者。
此战,明军斩首三十五级,生擒四十二名葡人,俘获两只大船。其余三艘船逃掉。
嘉靖帝下旨,把所获夷兵就地斩首示众,悬于广州城门楼上。不仅如此,明朝官军缴获数筒葡萄牙原装船用炮铳,名之为佛郎机,上献朝廷。这就是“佛郎机”当作火器名的起始。
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六七十年前)就已经从走私的西洋船上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
据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他还讲到有通事(翻译)献手铳(早期手枪),射程百步,也是一样的武器原理。
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但明朝将士不怎么会使用这种大家伙,一直未用于实战。
胡宗宪还说:“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这句话不错,火器由宋朝已经在战争中所用,元朝更是进一步发展了制造工艺,只是当时没有过多重视,乱哄哄中就亡国,铳炮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在不少战役中使用类似火器,效用明显,有几次成为战争中的决定因素。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至正德、嘉靖年间,西洋制造方法肯定优于明朝,他们的“佛郎机”比“大将军”什么的火炮威力更大,很可能当时的西方制造工艺要比明朝先进。
此事之后,葡萄牙人被明朝打怕了,好久不敢想武力入侵的法子,就上书要求与明朝通商。由于朝臣们普遍认定佛郎机乃“贼虏之桀”,皆建议朝廷拒绝与之交往。但不少人希望明朝恢复与东南亚诸通贡国的贸易,因为海禁对广东番舶收入大有影响,大多数商船都驶往福建沿海去做买卖了。后来,巡抚朱纨严禁通番,整治海防,葡萄牙人赚不到钱,就开始杀人明抢,做起无本“买卖”来。
气急败坏成巨盗
杀人劫货的葡国海盗
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乃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最早大爆发。
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番,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走私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吃里扒外,纷纷与葡萄牙人勾结,上岸杀人放火。地方官不知实情,上报说是“倭寇”入侵。
究其实也,最早的盗贼们根本不是真倭,反而是由海而至的葡萄牙人。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头子王直、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由于时人总以“倭寇”称呼这些贼徒,后来反而很少有人知道葡萄牙人才是最早的罪魁。
特别可恨的是,葡萄牙人在放火烧杀抢劫财货之外,他们与“倭寇”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大量俘掠平民,转送海上贩卖为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盘踞双屿岛的葡萄牙人、日本浪人、中国海盗的据点被明军攻克,这伙贼人暂时退出浙江,逃往福建的金门(当时称浯州屿)集结,转至福建为祸。不久,即发生了在诏安附近的走马溪之战。
走马溪位于诏安县东南,里面有一个避风港,名曰东澳,大批走私海盗船常在此聚集,故此又称“贼澳”。
明军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二十六日,从走马溪发兵船,进剿这批海盗。葡萄牙等盗贼先是持鸟铳上山阻击,但被明朝伏兵打下山去,只能逃回船上。明将卢镗亲自擂鼓督阵,指挥水军进攻,包围了七只敌船。经过激烈战斗,“生擒佛郎国王三名,倭王一名”以及其余“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在明朝人的眼中,这些人“俱名黑白异形,身材长大”。可见,除葡萄牙白人外,其中还有充当他们奴隶打仗的黑人俘虏。明朝人当时很少见到黑人,看见这样的人种,自然视为异形“黑番鬼”。但所谓的“佛郎机国王”和“倭王”,不过是海盗高级头目。同时,被杀海盗中还有数十名中国人。
由于朱纨巡抚的举措触犯了闽浙豪氏富商的利益,这些人在朝中又有不少亲贵做靠山,便有御史弹劾朱纨杀掠来明朝进行正当贸易的“满剌加人”。
明明是佛郎机(葡萄牙)盗贼,朝中御史颠倒黑白,诬称朱纨滥杀与明朝有藩贡关系的贡使和商人。
明廷下诏逮朱纨入京,朱巡抚悲愤自杀。自朱纨死后,海禁复弛,葡萄牙海盗遂纵横海上,更加猖獗。而先前在走马溪战役中指挥得力的卢镗等将领,也被朝廷逮捕下狱。
海禁解除后,明朝沿海贸易飞速发展,特别是浙东一带,海盗、商人角色互换十分快,赚大钱就当“商人”;如果赔了,他们就干没本买卖做“海盗”,一时间乱七八糟。
明廷发觉这样下去会出大事,只能把卢镗等人从监狱放出来,调兵遣将,在两浙闽广江淮一带四处征兵集饷,准备打击海上侵扰势力。
结果,人心思乱,沿海贼民纷纷入海,“倭寇”大起。所谓“倭寇”,其实真倭只有十之二三,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间也有不少葡萄牙人。对此,笔者会在下篇专门讲平倭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人绝对是最早煽惑“倭寇”的主凶,他们流窜到哪里,哪里就会冒出“倭寇”。在浙江、福建受挫后,葡萄牙人只能窜至广东谋求“发展”。这些贼人,沿海乱泊乱窜,杀人放火强奸的同时,掳掠平民,可谓是坏事做绝,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番鬼”(现在广东人仍称洋人为“鬼佬”)。
掩人耳目费心机
窃据澳门的佛郎机
澳门,在明朝时称为“壕境”,有时也作“濠境”,其实原名是“蠔境”。大家都知道“生蠔”是美味,“蠔镜”本指蠔壳一处滑润部分,因其平滑如镜,称为“蠔镜”。而壕镜澳,正是因为当地地形似“蠔镜”而得名,明人有时也称之为“香山澳”。
此地之所以又被称作“澳门”,是因为“澳者,泊口也”,此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两山相对,峙立如门,所以称为“澳门”。但是,澳门英译为“Macao”,葡译为“Macan”,白话为“马交”(音为“马考”),这又是如何而来呢?原来,葡萄牙人初入澳门,见有大庙,当地人称“妈阁”,即妈祖庙。“妈阁”一词由“娘妈角”庙转音而成,葡人本来是问地名,当地人以为是问庙名,便以白话答说是“妈阁”,葡人就认定此地叫“Macan”。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一伙葡萄牙人在澳门靠泊,佯称是外国贡使,由于海水打湿上贡物品,希望当地官员允许他们上岸晾晒。当时在澳门有话事权的是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他收受异宝贿银后,就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
由此,葡萄牙人在此上岸,先是搭帆布帐篷,逐渐得寸进尺,运砖搬瓦,聚屋成落,慢慢扩大规模。临时帐篷,逐渐成为永久居所。
其实,当时汪柏正是奉命剿海贼驻军于附近,他明明知道这伙人就是朝廷最最痛恨的佛郎机。但受人钱财要办事,他便告诫他们千万别称自己是佛郎机。
只要有利可图,自己被称作“大狗鸡”也可以,葡萄牙人当然一口应承,当时他们真的还挺低调。
不久,这些贼洋人又把中国人同伙何亚八一伙人出卖,向明军通风报信,使得汪柏一举镇压了何亚八海盗组织。为此,汪柏更觉自己离间分化得计,下令完全允许葡萄牙人留驻当地。
另外一方面,这些葡国人能进献嘉靖帝拜道所用的龙涎香,平时还按照规矩缴纳税银,皆使明朝地方当局认定他们“有用”。特别该说明的是,葡人个个都是行贿高手,洋烟洋酒洋美人加上海外奇珍异宝不停往当地官员衙门里送,明朝地方官员们不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得便宜卖乖,从16世纪的葡萄牙人平托开始,一直到18世纪的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等人,均说澳门是中国政府为了奖励葡萄牙人帮助驱除海盗而送给葡萄牙人的。后来,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假装研究钩沉一番,宣布说葡萄牙人确实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了“张四老”海盗。但是,遍查中国史籍,根本没有“张四老”这个人。瑞典的龙思泰(Ljungstedt)更可笑,他“考证”说“张四老”就是郑芝龙,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年代和人名完全搞混。
但是,所谓的葡萄牙人帮助打海盗,也非捕风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柘林澳一带的明军水兵兵变,威胁到广州城的安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丑表功,主动请缨,向明政府地方官员要求派他们当“先锋”,攻打叛卒。当时的两广总兵是名将俞大猷,他以招抚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乱镇压下去。也甭说,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军对虎门附近三门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发动攻击,葡人商船一旁发炮“声援”,摇旗呐喊,起到了“吓唬”作用。事后,他们大肆张扬,向俞大猷“报功”。
俞大猷事前,为了纠集各方力量平叛,答应过“功成重赏其夷目”,但绝非是官方宣布,而是私下允诺对澳门的葡萄牙商船主要头目一年内免予抽税。葡人自恃有功,不仅头目不交税,阿猫阿狗都不交税,最后激恼了当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门出入海路堵截,不让船只出入。
见捅出大娄子,葡人又不敢和明军真干,只能服软,自愿输税,倍于从前。
俞大猷方面,其实早就把澳门葡萄牙人视为眼中钉。同时,他对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盖屋成村占据一方的做法十分反感,已经准备集兵驱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人陷害失官,此举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热打铁,以协剿有功为名,想派使臣去北京。这次他们自称是“蒲丽都家”国(葡萄牙音译),说是已经“兼并”了满剌加,现在代替满剌加入贡。
明朝人从未听说过“蒲丽都家”这个国家,葡萄牙人又无印之勘合,所以,他们连广州布政司官员这一关都没过。明朝官员识穿了他们就是“喜则人,怒则兽”的佛郎机,坚拒他们入贡。
最后,葡萄牙人连入贡明朝的资格也没得到,悻悻而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海上后起之秀荷兰有二百多人分乘两艘兵舰突然出现在澳门海面,狗咬狗一样与葡萄牙人干了一仗,却失败逃走。荷兰海军司令(Nan Waerwijk)大怒,率一只大型舰队来攻,结果遭遇台风,被刮到了澎湖。刚喘口气,忽然发现明军数十艘从福建方向驶来的巨舰,荷兰人吓得慌忙逃跑。
经此一役,澳门葡萄牙人找到了借口,以防御荷兰人为名,开始在当地兴筑炮台和垣墙等工事。当地中国人愤怒,民众自发而起,先把耶稣会士修建的堡垒付之一炬,并相传佛郎机要造反谋逆。
葡萄牙人吓坏了,立刻派人携重宝到广州向当地官员道歉,声称葡商绝无造反之事,这事才得缓息。
由于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三十八年做两广总督的大贪官戴耀一直对葡萄牙人姑息纵容,使澳门的葡人趁机发展,窃据已成事实。后来,张鸣同继任后,仍旧姑息。他主要是吓唬葡萄牙人不要引倭寇入广东,违者严办。他还威胁说,葡人如果再掳掠人口贩卖,将被赶出澳门。毕竟葡人经商已获巨利,就大有收敛。
但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之后,葡萄牙人钻明朝《海道禁约》条文的空子,以修缮“旧建筑”为名,大兴炮台,葡萄牙头目卡拉斯科还在中央高地的三巴炮台建立“总署”,俨然治外一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始,东北满洲努尔哈赤崛起,辽东陷落,明廷的注意力转向。大臣徐光启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张铸造大炮,并派人来澳门向葡萄牙“教门兄弟”购买大炮。
天启初年,明朝人又想“以夷攻虏”,在澳门招募二十四名葡萄牙雇佣兵,准备派他们携大炮往东北帮助打满洲人。可笑的是,这些“老爷兵”每人还配备两名中国仆人伺候。
他们行至半路,刚刚走到南昌,因朝廷内部多有官员反对用这些“夷人”打仗,这些家伙又被原道遣回,但他们凭空骗取了三万四千两白银的工资。明朝广州地方政府也好玩,责令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分摊这些开支。
彼时的葡人还慑于大明之威,只得吃下哑巴亏。毕竟听从明廷使唤,又派人遣物,中国官员至此就不大防备这些葡人,使得他们加紧了在澳门的“经营”。
从1580年起,葡萄牙本国国内已经衰落不堪,沦为西班牙附庸,被人牵着加入与荷兰、英国等国的恶斗,民疲财耗,许多海外殖民地被他国所夺。母国疲弱,澳门的葡人也无底气。他们占据澳门,也就低调许多,对于当地只是窃据而已,没敢再挑起大事端来。
时光流逝,一去就是几百年。“葡国蛋挞”,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为国人的口味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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