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繁华与崩溃-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明太祖朱元璋，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提防宦官最严。他死后，其子朱棣篡夺侄子建文帝帝位的过程中，得南京皇宫内宦官的通风报信，开始信用宦官。到了明英宗即位，大太监王振“出手不凡”，不仅开始了明朝宦官的掌权时代，还使得堂堂大明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上演惊天大戏“土木堡之变”，明朝差一点在正统十二年（1443年）就变成“南明”。

其实，王振挟明英宗御驾亲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入大同，五六十万大军未同蒙古人交手，混乱中已因乏粮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如果及时撤兵，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结局只是“不果”而已。

偏偏大太监王振本人乃读书人出身，脑子里总有“衣锦还乡”的念头，非要拉着明英宗到他蔚州老家大宅子留宿几日，以博天子幸宅的千秋万世名。如果真去了蔚州，可能历史上也不会发生“土木堡之变”。

大军前行四十里，王振心思缜密，忽然又顾惜起“家乡人民”来，怕五六十万大军路过老家时人踩马踏糟蹋庄稼，便又擅自发旨改行往东，终被蒙古人候个正着，大败明军，并生俘了明英宗。明军被杀死、饿死、自相践踏以及堕谷而死的，多达五十余万。

明朝护卫将军樊忠在御营被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深怒王振祸国殃民，大叫“我为天下除此贼！”抡起大锤把大太监的脑袋砸得稀烂。这次，王振真的回了“老家”。

“仁宣之治”的休整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虽有个享有万世残暴之名的爷爷和爸爸，他自己却是少有的仁德之君。对内，他释放被先帝囚禁的直言之臣后，还把建文帝诸臣流放在外劳改的幸存者全部赦免放还。对外，他下诏与蒙古人讲和，以免再劳师费财。

明仁宗本人乃一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为帝未满一年就病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但是，他在位时重用阁臣，以文臣班子治理天下，算是为宣宗朝政开了一个好头。

明仁宗崩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是为明宣宗。小伙子即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想把他爸爸朱棣当年的“靖难”再重演一遍。可惜，世易时移，朱高煦没有他老爸凶残多智的脑子，未出乐安城，已经被大侄子明宣宗亲自率军堵在老窝。在明军神机铳箭和皇帝亲征的双重威慑下，汉王朱高煦只得向侄子投降。

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汉王造反是件坏事，但年轻皇帝甫即位就敲山震虎，不仅铲除遗患，又大大树了一把威。同时，他又以此为理由，严禁藩王干政，并严禁他们自行来京朝觐，严禁藩王与朝内勋贵联姻，严禁诸王之间往来沟通，严禁他们随意出城。

明宣宗仍保留他父皇在位时建立的文渊阁。此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是“内阁”，以示有别于外廷。阁臣之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

明成祖时代，文渊阁还几乎是个政治摆设，乃皇帝顾问班子，最大的任务是教习太子读书。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代，阁臣不仅充任皇帝侍讲，又主持草拟制诰，帮助皇帝处置军政要事，并有劾弹、决狱、军务等一系列话事权。

朱元璋在世时，废除丞相制度，自己亲掌六部，依靠四处分封的骨肉诸王当作凭倚。朱棣以藩王起事篡夺皇位，自然是以削夺诸王实权为当务之急，怕他们有样学样。因此，彼时的藩王们在军事上已无太多本钱。

到明宣宗时代，自然要依靠文臣理国。为了加强地方的治理，明宣宗下诏把“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使其有权处理地方诉讼和审理案状。朱元璋当年挖尽心思废地方行省、削弱地方权力。而明宣宗时代开始，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地方大员重新拥有了处置一方的权力。

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没有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胁，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

明宣宗也气愤，1428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滦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

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让他们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之后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

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投靠了蒙古部落的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杀，假装忠勇，向明朝借兵，声称要为故君“复仇”。

明成祖人精一个，表示非常“赞赏”，封阿鲁台“和宁王”空衔一个，鼓励他去打瓦剌。至于借兵嘛，就算了。瓦剌的马哈木原本就是明朝的“顺宁王”，听说明成祖与阿鲁台联系，非常惊恐，忙派人表示要献上从本雅失里尸体上找到的“传国玉玺”（即所谓秦朝那块，实际上是元成宗登基时所用的那块，为当时的皇太后派人伪造）。

明成祖不受。马哈木觉得大丢面子，恼羞成怒，不仅扣留明朝使臣，还在饮马河一带觊觎边境。这一来，惹得明成祖大怒，二次亲征，终靠大炮又教训了瓦剌人一顿，但此战明军也死伤不少。经此一役，瓦剌深知明朝这大老虎的屁股不好摸，忙向北京贡马贡羊贡牛肉干。双方都有台阶下，讲和。

由此，明朝与瓦剌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到明英宗“亲征”才打破这种势态。

瓦剌部头领马哈木与明朝讲和，但对鞑靼的阿鲁台却下死命攻击，双方打得不亦乐乎。阿鲁台于永乐十三年出奇兵，一举干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答里巴“大汗”。马哈木便又推立额森虎为牵线木偶般的“大汗”。由于阿鲁台总是攻击自己，马哈木怒极之下，转年率军深入至斡难河以北，准备以牙还牙，不料正好中了阿鲁台埋伏，兵败身亡，其子脱欢也被生俘。

额森虎捡了大便宜，“监护人”马哈木死了，他倒成了真正的“大汗”。

庆幸的是，马哈木之子脱欢未被阿鲁台杀掉，两年后被放归，回去后做了额森虎的“太师”。

额森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病死，脱欢就拥立本雅失里一位侄孙脱脱不花为“大汗”（此人曾在明成祖时在甘肃向明朝投降，此时叛明西逃，投奔瓦剌）。由于后来明成祖几次亲征桀骜不驯的阿鲁台，脱欢乘其弊弱之机，在明宣宗宣德九年终于杀掉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为父报仇。

至于阿鲁台原来在鞑靼部拥立的阿岱汗，只能率为数不多的人马逃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躲起来。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孛儿只斤）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

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时，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招，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

明宣宗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费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明成祖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

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暠，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

黎利胆子很大，陈暠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暠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让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

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政得其平，仓廪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之治”。

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纵欲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即明英宗，以明年为正统元年。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下诏罢诸司冗费，放出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

新皇帝上任，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当权的时代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像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瑾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

这种情况，均同朱元璋当年废丞相制度有关，由于军权、政权分由六部分担，皇帝一人提纲挈领。这些举措，听着好听，皇权独握，其实真正遇到事情，天子本人也因结构的复杂无从完全对一切大事加以掌控。皇帝如此，“准皇帝”的九千岁大太监也是如此。弄权一时好办，狐假虎威，有皇帝招牌，但当这块招牌不管用或不挡风时，太监只有挨剐的份儿了。

明太祖朱元璋丝毫不掩饰他本人对宦官的印象：“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宦官）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朱元璋规定，内臣官阶不能高过四品，月给食米一石，衣食用品皆为“官给”，并在宫内设立铁牌，上铸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也正是在朱元璋当政期间，内监二十四衙门已经搭建完毕，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最有威权的是司礼监，其长官官称为提督太监。现代人一般把宫内的宦者统称为太监，年轻的叫小太监。其实，宦官等级森然，最高的一级才能叫太监，往下是少监、监丞，中级的有奉御、听事等，最低级就是杂役类，有手巾、火者之称。至于各个监局当中，除掌印太监、提督太监外，也有经理、管理、监工等职衔。

司礼监原本的职责，是管理皇城内大小宦官以及关防关禁、长随当差等事务。逐渐地，由于明朝皇帝惰于政事，司礼监太监反倒成了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监内一般有八九个宦官分别帮皇帝“御笔”朱批。

对于自己想搞猫腻的宦官来说，他可以把内阁奉呈入内的阁票打返，令阁臣重拟内容。刘瑾气焰最嚣张时，就把这些公文带回自己家中，与门客商量官员任免和处理意见，更改好以后也不交回内阁，直接以御旨名义发出，可谓做到登堂入室，随心所欲。

有人观此可能产生疑惑，朱元璋不是严禁宦官学文化吗，怎么又有这些文人“宦者”呢？这种教宦官学文化的事情，首先始自明宣宗，他设置“内书堂”，专门派文官教宦者学习，内容为《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可惜的是，公公们忠孝节义入脑的少，奸诈使坏的心计反而因知识平添了“力量”。

入司礼监的宦者，一般必为“内书堂”毕业，入“文书房”办过事（“文书房”乃司礼监的“秘书处”），这样的公公，才能成为司礼监太监。但也有例外，比如魏忠贤，几乎就是大字不识的老粗。

司礼太监有“议政”权，并非是关键，他们还掌管东厂、西厂等事。设想，一个衙门又管政事，又管监察，天下大事，皆入一司。东厂始设于明成祖朱棣时，一直至明朝灭亡达二百二十多年。这一“特务”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东厂的办事太监有时由司礼监主管太监兼任，有时由司礼监二把手兼任，全名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属下人尊称其为厂公或督主。

东厂手下的“刑侦”人员和打手，均来自锦衣卫。有人可能以为锦衣卫也是宦官机构。错！锦衣卫始于洪武朝的“拱卫司”。洪武十五年，正式成立“锦衣卫”，乃“上十二卫”中的一卫。“服飞鱼服，佩绣春刀”，是皇帝私人卫队，兼秘密特务工作。锦衣卫逮人，可以不经任何国家司法程序，他们不仅有逮捕权，还有审问权。不幸被逮的人，即入“诏狱”或“锦衣狱”，十人入狱八九死，令人闻之生畏。

锦衣卫下有十七个所，专门负责外出侦探的人员称为缇骑。人数最盛时，锦衣卫特务有十万人左右，加上各地流氓充当的“眼线”，达二十万人。

锦衣卫与“厂”并称，统称“厂卫”，但“厂”对锦衣卫有伺察之权。因为，太监多日夜在皇帝身边，一般来讲自然厂权要大过卫权。当然，厂卫权势此消彼长之际，相互勾结的时候为多，刘瑾、魏忠贤等大奸太监，均以自己的心腹亲信任锦衣卫使，完全把这些军棍当成大狼狗来使。刘瑾当政时，开设内行厂，把独裁发展到极致。他本人对厂卫“走狗”仍不放心，以内行厂的宦官来监督东厂和锦衣卫，但这一机构存在时间短，只有四五年而已。至于“西厂”，乃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十三年设置，乃太监汪直用事期间的事情，存在约五年多。其后，明武宗在刘瑾撺掇下又重设过一次，也有四年多时间，以后就未再设置过。

还有一事令大家叹喟，明人笔记《酌中志》记载，东厂大厅左室供岳飞画像一轴，厅后又有砖砌影壁，雕有狻猊以及狄青杀虎的塑像。厅西祠堂内还有一座牌坊，上面有朱棣御书“百世流芳”四字。大英雄岳飞与狄青，竟被这些阉人宦竖供奉，真匪夷所思。不过，“百世流芳”是决然不可能的，这些阉人特务们只能“遗臭万年”。

说完了司礼监、东厂、西厂、锦衣卫后，正式转入本文的主人公——王振大公公。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又有笔记中说他年轻时一直读书，久考不中，才毅然发愤“自阉”。这种说法，是明朝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提到的，根据他的说法，明成祖永乐末年，诏许国内学官考满无功绩者，如果有子嗣，就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净身，入宫训导女官。当时有十余位这样的“学官”净身入宫，但日后混出头的只有王振一人。

不管怎么讲，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明英宗为太子时，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小皇帝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宦官最亲，并一直称王振为“先生”。

甭看王振没学过儿童心理学，他很能拿捏儿童爱玩爱看大排场表演的天性。英宗小皇帝刚刚继位，王公公就带着他去朝阳门外的武将台观看盛大的阅兵式，让诸卫和京中禁军的兵将们操弄刀枪、演习马术，射箭飞刀，把小皇帝乐得小手拍红。

高兴之下，小孩子马上让王振管理司礼监，成为太监中的第一人。王振手中有权后，立刻矫旨，提拔自己的心腹纪广（原为隆庆右卫佥事）为都督佥事，对外声称说他在比武中获第一。这样一来，就让自己人掌握了禁卫军权。纪广的越级擢升，标志着以王振为起始的明朝宦官专政的历史正式开启。

明仁宗的皇后张氏，时为太皇太后，得知孙子皇帝当学之年不御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她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

太皇太后奶奶坐着，皇帝孙子只能站着，众臣也立于西侧屏息侍立。

张太后指着五个大臣，对孙子说：“这五个人，是汝父汝祖留给你当辅佐的，有行必与之计。国家政事，如果他们五位不赞成，绝不可行！”

小皇帝忙表示听命。

停顿一下，张太后派人宣王振入觐。

王公公很怕这位皇奶奶，入殿后俯伏跪听，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良久，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

女官闻言，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

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

张太后见此情状，觉得威吓目的已经达到，缓缓言道：“皇帝年少，岂知此辈常祸人家国。这次我看在皇帝及大臣面上，饶王振一命，此后不可令他再干扰国政！”

这位张太后，乃一贤德明慧妇人。明仁宗做太子时，由于贪吃贪睡变成巨胖，加上他弟弟汉王朱高煦等人挑拨，明成祖非常厌恶这个不会上马击剑的胖太子，数次想废掉他。但儿媳太子妃张氏“操妇至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喜”，朱棣当年看在儿媳贤德的分儿上，才没有废掉胖儿子的太子之位（当然还有大臣的保举）。

明仁宗继统后，张氏为皇后，对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其子明宣宗在位，军国大议，多听她裁决。但是，张氏并不干政，对自己母家非常严厉，严禁外戚预政。

明宣宗崩后，英宗皇帝年幼，众臣请“垂帘听政”，张太后表示：“不要坏祖宗成法！”坚决不允。

但是，张太后仍旧是有妇人之仁，见孙子皇帝下跪为王振求情，心一软就后退一步，没有杀掉这个日后引出无数祸端的害人精。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死。

王振虽遭此大惊吓，并未收敛，反正有小皇帝撑腰，先让小主子高兴再说。他“老实”将近一年有余，胆子渐长，在正统元年（1436年）冬又在将台召开“比武大会”，命令诸将骑射比武。

明朝京军万人受试，只有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发三中。十岁的英宗皇帝看得高兴，把自己手中酒杯赐予井源当“奖品”。

一旁聚观者，均私下纷言道：“去年王太监阅武，纪广骤升大官；今日皇帝亲自主持，怎么只赐一杯酒喝？”

井源忙乎半天，只赚得御赐一盏银杯。通过这一幕，明显向朝内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想升官发财，非王振大公公不可，皇上赏识也没实惠！

如此，又过了三年多，王振开始琢磨起几位顾命大臣来。

一日，王振赶上朝时，忽然问杨士奇和杨荣：“朝廷之事，全赖三位老先生。然而您三位年高倦勤，日后怎么办呢？”

乍受此问，杨士奇老头子一惊，矍然曰：“老臣我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不料，杨荣却讲：“吾辈年老，当推荐新进之人以侍君王。”

王振闻言大喜。转天，他就把侍讲学士马愉、曹鼐等人推荐入阁，参与朝政。

杨士奇很不高兴，埋怨杨荣与自己口风不一。杨荣劝说道：“王振讨厌我们，纵使我们苦苦坚持，他又能相容吗？一旦他以皇上名义出手任命某人入阁，我们也不得不听命。现在入阁的几个人，反正皆是我们的手下，也无大碍。”

杨士奇听此言，觉得有理。二位官场老政客，其实还是玩不过王公公。

王振这种慢火煎鱼、由浅入深的功夫，是想一步步卸掉“三杨”老臣的权力，让新入阁的人感念自己对他们的提拔。

品尝到当隐身“组织部长”的甜头，王振很快就矫旨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这位王佑没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说甜话，很会伺察颜色。王侍郎长得不错，小白脸一个，身上雄性激素少，面皮光滑无胡须。王振也觉搞笑，一日忽然问王佑：“王侍郎，你怎么不长胡子啊？”王佑一脸笑开花，谄媚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看见这么一个皮光水滑的“儿子”，王振开心，仰头大笑。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死后，王振终于长舒一口气，京城内再无让他心中生怯的人物了，从此益发无所忌惮。

老太后崩后，王振立刻派人盗走洪武年间竖立在宫内“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秘密销毁，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大力消除一切不利于自己专政的东西。同时，王公公又大兴土木，在京城范围内大起殿宇和寺观，在讨好皇帝的同时，也想为自己祈福。

皇宫内新殿落成，依礼要皇帝亲自参加，大会公卿群臣摆宴庆祝。根据制度，宦官权力再大，也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集会。

英宗皇帝少年人，一刻不见“王先生”就心里发慌，马上让人看看王公公在干什么。结果，内使一进门，正瞅见王振发怒，大言道：“周公辅成王，我难道在宴会上一坐的资格也没有吗？”

小皇帝一听，马上让人开东华殿中门，迎候王振。

众臣屏息观望，王公公慢踱而来。这一来，王公公面子大了去了。

权势熏炎之际，不少谄谀小人纷纷倚附王振得以升官。继王佑后，徐睎也被王振矫旨擢升为兵部尚书。“于是府、部、院、诸大臣及百执事，在外方面（大员），俱攫金进见（王振）。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连都御史王文等主管监察的大官，见了王振都跪拜迎候。

当时，“三杨”中的杨荣病死，杨士奇退休（其子在家乡杀人，有口实在王振手中，他不得不退休），朝中只有杨溥，“年老势孤”，仅是个政治摆设罢了。

众人唯唯，也有正直不屈的大臣。薛瑄因为是王振老乡，被从山东地方上荐入朝廷，任大理寺左少卿。王振屡次派人致意，薛瑄一直不去拜谢，说：“我受公朝得官入京，不能入私室谢恩。”王振知悉后，也无可奈何。

一日，众臣在东阁议事，王振后至，公卿见大公公即跪拜，唯薛瑄一人行拱手礼，倒使王振不得不先向对方作揖。由此，王公公杀心顿起。

不久，他派人诬陷薛瑄，逮之入锦衣狱，准备处决。一日，王振见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仆人暗自流泪，便问缘故。老仆人说：“薛少卿要处死罪，所以我哭。”王振奇怪：“你怎么知道薛瑄其人其事？”老仆答道：“都是咱们蔚州老乡讲的。”然后他盛赞一通薛瑄的为人。

得知“乡誉”如此，王振意少解，怕做事太绝日后不好回老家，息除杀心，把薛瑄除名遣返。

薛瑄走运，侍讲刘球就没这样的运气。这位帝师上书言事，得罪王振，被逮入狱；未经审讯，王振便派锦衣卫刽子手在牢中砍断其头。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入京，王振知其名大，派人示意他来见。陈敬宗表示：“吾为诸生师表而私谒中贵，何以对诸生？”王振怒，使陈敬宗数年不得升迁。御史李俨见王振不下跪，立马被捕抄家，流放铁岭卫当苦力。锦衣卫兵卒王永在大街张贴揭发王振罪状的匿名大字报，很快被押上闹市凌迟处死。

时任兵部侍郎兼山西、河南巡抚的于谦也倒霉。他每次入京，均未登王振门行贿。官场文化，一直如此。你送礼，长官可能记不住。如果你不送礼，长官一定记得住。恰巧，朝中御史有一个人与于谦姓名相类，上疏常与王振之议不合，大公公便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误为一人，一日性起，矫诏降于谦官职，把他贬为大理寺左少卿。后来，由于河南、陕西两省的藩主与民众争相请留，于谦的巡抚之职才未被削夺。

为了惩罚不与自己一条线的大臣，王振“创造”出一种“荷校”的刑罚，即强迫大臣在长安门戴重枷以使这些大臣们“斯文扫地”。大枷板很重，从二十斤往上加，最重达百斤，往往立枷数日。犯事的大臣即使当时不死，回去也要缓上几年才能恢复。

王振用事期间，在北方对鞑靼用兵前，在云南也连年用兵，史称“麓川之役”。

朱元璋定云南后，在元朝麓川路与平缅路的行政区域，重新设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以当地傣族头领思伦发为宣慰使，其实是一种变相“自治”。

明英宗继位时，思伦发的后人思任发跋扈，夜郎自大，自称为王，并大肆入侵周围的腾冲、南甸等地，武装反明。

王振得知此事后，很想立功，于正统四年（1439年）下令沐晟、方政等人提兵攻击。方政为将无量无识，提兵深入，被叛军伏击身死。沐晟作为主帅，虽为大英雄沐英之子，但并不知兵，闻败，惭惧发病，病死于楚雄。

明廷又任沐晟之弟沐昂为征南将军，接其兄任。这位爷也无将略，到了金齿一带就畏惧不前，部下遇败又不救，被明廷招回京城贬官两级。

屡战屡胜的思任发更加嚣张，在孟罗等地大掠杀戮，闹得云南人心惶惶。王振专政，欲示威于荒远之地，当然不肯罢休。正统六年（1441年），他派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总兵征讨思任发。同时，派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派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

甭说，这拨明军能干，接连大败思任发，又破其象阵，杀掉土蛮兵十多万人，“麓川大震”，思任发逃往缅甸。明军暂时班师。

转年底，蒋贵等人再发大军出征，直捣缅甸，索要思任发。缅人刁滑，表示说还人可以，但明朝要割麓川一些地方给自己。

明军先礼后兵，见缅甸敢和朝廷“讲价”，兴军进攻，并把思任发儿子思机发打得大败。

缅人知道明军不好惹，连忙把思任发妻儿家属及属从三十二人捆上，献与明朝派去当使臣的千户王政。

途中，思任发绝食，王政派人强灌米粥，把这位叛夷养“精神”了，在道中捡块平坦地，明正典刑，砍下思任发脑袋，函送京城。

明军还师后，当地部落又拥思任发另外一个儿子思禄发为主，攻占孟养，喧扰一时。

明军师老兵疲，只得与思禄发讲和，相约以金沙江为界。思禄发见好就收，表示不再过江侵袭。明军班师回朝，以大捷上奏。

其实，劳民伤财许多日，明军只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实际上放弃了麓川。明宣宗弃交趾，明英宗废麓川。这对父子，糟蹋太祖、成祖的基业，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土木堡之变”

明朝在北边与蒙古人干仗，老实说，还真不是王振挑的头。

蒙古瓦剌部本来有三大力量，其一马哈木，其二太平，其三把秃孛罗。永乐年间，明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

前文中提到，马哈木进攻鞑靼部阿鲁台被杀，其子脱欢被俘。日后，脱欢被放回，反戈一击，终于杀掉阿鲁台，为父报仇。他被明朝允许袭父爵，也称顺宁王。

英宗正统初年，脱欢杀掉贤义王和安乐王，兼瓦剌各部，成一方强主。他本想自称可汗，但诸部多有不允，无奈之余，只得又捡出元朝皇族的一个后代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自己当丞相。

正统四年，脱欢病死，其子也先袭位，称太师淮王，实际上他才是北元真正的主人，脱脱不花只是挂名傀儡而已。每次向明朝入贡，也先和脱脱不花都各派使节，明朝也平等对待来使，没把顺宁王使臣置于脱脱不花使臣之下。脱欢、也先父子好玩，对内一个“公司”，对外两块“招牌”，不嫌麻烦。

也先地盘越来越大，收服了“三万水女真”，向东挨近明朝辖下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

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集结沙州、罕东和赤斤蒙古诸部进攻哈密卫。明廷不仅不救，还敕令修好，怂恿了也先的野心。哈密重地，落入也先掌握之中。此后，他不断觊觎明朝西北边地。

当时，巡抚宣府大同的明臣罗亨信上奏，提醒明廷在直隶以北战略要地增设土城防御工事。任兵部尚书的邝埜畏惧王振威权，不敢对此事拍板定夺。参将石亨性急，想要在大同四州七县范围内三丁籍一人为兵。罗亨信表示反对，认为边民疲于防守耕战，土地粮食不足，如按石亨之议行之，民众肯定会一时逃亡大半。

也先与明朝撕破脸皮的导火索，乃朝贡事件。

瓦剌蒙古最早入明朝贡的使臣只有三五十人，在北京等地总是受到明朝政府级别的接待，住高级宾馆，按人头赐银颇丰。一来二去，瓦剌觉得这种“打秋风”的方式回报多且快，就不停增派“贡使”的人数。

到了也先时代，每次均有一两千人之多。明朝负责接待的礼部对此早有发觉，屡次告诫瓦剌贡使不能越来越多，但也先我行我素，不断增派。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也先遣“贡使”二千人入京，这还不算，他又诈称人数是三千人，以冒取明朝的回赐。同时，他们带来向明朝“进贡”的马匹，也多疲劣不堪，以次充好。蹬鼻子上脸，也先确实无赖。

王振得知此事后，脑门子上火，大骂蒙古人不识抬举，胆子越来越大，敢敲诈大明朝。他告知礼部：“只按实来人数赐银，一个子儿也不多出。至于马价，以质论价，绝不能花买人参的钱买回萝卜。”

有大太监王振发话，礼部自然胆壮，依教行事，使得蒙古人大失所望。也先觉得十分没面子。

此外，在数次通贡过程中，明朝的各级“通事”（外交接待人员）收受了也先大笔贿赂，向蒙古人尽告国内虚实。也先曾要求明朝嫁公主于自己，明廷还不知道，高级通事却已经拍胸脯答应下来。所以，这次“贡马”，也先让使者向明廷表示是“聘礼”，朝廷才知道下边有人“许婚”。

王振遣礼部以皇帝名义答诏，明白告诉对方，朝廷没有许婚之意。也先闻此，非常愧愤，就谋寇大同。

八月，也先联集塞外蒙古及诸番部落，分三路入寇。也先本人统中路军，率军直攻大同；“可汗”脱脱不花自兀良哈率军，侵入辽东；阿剌知院率军，进逼宣府。

数十年过去，明太祖、明成祖那一茬兵将老的老，死的死，明军战斗力远不如从前。当也先瓦剌军进至猫儿庄（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时，明将吴浩迎战，交手即败，他本人也战死。四天之后，大同总督军务朱瑛率数万明军迎堵也先于阳和口（今山西阳高），本来兵势不弱，但监军的太监郭敬无勇无谋，胡乱指挥，使得明军大败，一军尽没。西宁侯朱瑛等人战死，只有太监郭敬躲在草丛中才捡得一命。

这样一来，瓦剌军势如破竹，连陷塞外诸军事堡垒。而瓦剌的阿剌知院所率军队又从独石口南下，占据了马营堡（今河北赤城）。心惊之下，马营堡守将弃堡逃遁。阿剌知院乘胜，攻下永宁城（今北京延庆）。

三路瓦剌军中，只有可汗脱脱不花一路表现最差劲。他率东路军进围镇静堡（今辽宁黑山），被镇守的明将赵忠迎头痛击，一点便宜未捞到，狼狈回返，途中只得攻屠明朝一些驿站、屯庄以泄愤。

诸路败报频传，北京的王振不忧反喜，觉得自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再立大功以示威，使自己在朝中威望更上一层楼。他先派出井源（驸马都尉，演武比赛中那位获奖者）等四个将领率四万多人先行去大同。然后，王公公走入大内，劝明英宗“亲征”。

明英宗此时已经二十三岁，他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王先生”这么一撺掇，英宗皇帝十分高兴，觉得应该效仿“祖宗”那样跨马出征。

这小伙子黄毛未褪，也想横枪跃马，就如同现在毛头小孩打电子游戏玩攻略成专家，就以为自己可以带兵打仗一样。明太祖、明成祖一生戎马，屡经战阵，而明英宗仅仅是金笼贵鸟，哪里见过真战场。

消息传出，以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大臣纷纷力谏，苦劝英宗皇帝千万不要“御驾亲征”。确实，也先几万人的敌寇，犯不着大明皇帝亲自出马。

王振不听，他私下合计，也先诸路加一块撑死超不过十万人，挟皇帝出兵，拥兵数十万，大不了用人海战术硬拼，比消耗，比人命，也能把瓦剌人打败。于是，他下令兵部两天内一定要调集五十万人马。

事出仓促，举朝震骇。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七日，王振、明英宗率五十万胡乱集合的人马从京城出发，留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由太监金英“辅佐”）在北京留守。至于阁臣曹鼐、张益，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六部尚书，全部随驾从军。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政府要员，全部随皇帝而行。

当日，军行至龙虎台驻营。凌晨时分，军中炸营，当时不少人都以为是不祥之兆。

值此军国大事，王振自比为诸葛亮，很想“指挥若定”，但出军需要极其严密的布置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及时到位，五十万大军，随行役夫就应该有数十万之多。王振对这些“杂事”不屑一顾，加之催征太急，补给不足，光五十万人的吃喝拉撒，就已经使明军内部乱成一团。

秋雨时至。几十万大明军，冒着凄风苦雨，出居庸关，沉重前行，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銮。

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埜等人于草中长跪。见大公公“天威”震怒，成国公朱勇等人禀事时，都膝行而进。王振淫威，可见一斑。

阁臣曹鼐跪言：“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

王振回答：“如有不测，也是天命！”

王振恨这些人阻止他立不世之功，就下令群臣分编入各军，命令他们打仗的时候冲锋，想让这些大臣当炮灰战死。

大同还未抵达，由于军中乏粮，明军冻死、饿死不少，陈尸满路。同为太监的彭德清也以天象不利为由，劝王振还军，不从。

八月初一，数十万明军终于得抵大同。瓦剌部也先见状，佯装避去，实际是想诱敌深入。

当时，大同附近战场还未收拾，遍地是明军缺胳膊断腿无脑袋的尸体以及马尸、弃甲、辎重。王振大太监哪见过这些东西，阵阵尸臭入鼻，残尸蔽野，他内心骇惧。英宗皇帝也觉不妙，真战场活脱脱一幅地狱图，一点不好玩，哪能同京城内号角嘹亮、旌旗蔽天的演武场相比。

于是，他同“王先生”商量，想先在大同城停驻一段时间再说。但是，王振听说也先“退军”的消息，登时来了精神，力劝皇帝立刻北向出击。恰恰此时，先行派出的井源等部明军，其实已经大败亏输。

王振已成偏执狂，任谁劝也不行，一意孤行，非坚持进军。确实，事已至此，骑虎难下，无功而返，不仅狼狈，且脸面无光。

关键时刻，王振的心腹，老同事郭敬入见。这位郭敬在阳和口见识过瓦剌军的厉害，千辛万苦捡得小命，真正知道了轻重。他哭劝王振，为持重保身之计，千万不要冒进。他还告诉王振，也先绝非是害怕才后撤，而是诈术，就在不远处埋伏等待明军。

听此言，王振心凉。郭敬又劝：“趁现在也先退兵，正好以此为借口，我们马上退军，不算败绩。如果前行无功，到时候就不好收场。”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郭敬公公是自己人，句句打动王公公的心。他显示出“果决”的一面，立即下令退军。

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真是“兵贵神速”。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

本来，明军应该由大同经宣府，从居庸关回北京。中途，王振想衣锦还乡，要拉着英宗还蔚州老家显摆一下，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入京。结果，大军惊惶退走，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又变成“人道主义者”，怕老家的乡邻田地也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时，他又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

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赶上来，又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

就这样，拖了八天之久，明军才退至宣府。同时，也先骑兵也不慢，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王振心慌。他接连派出成国公朱勇等四员大将率两路兵返头阻击也先，皆被打败，将死兵亡，损失惨重。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说来狼狈，五十万明军，被几万瓦剌军追撵。其实，如果明英宗等主要人马进入怀来县城，凭城暂避，还不至于败得太惨。但王公公要等他一千多辆大车的黄白财物，迟迟不走。

犹豫之间，兵部尚书邝埜又苦求英宗捡精锐部队拼杀突围，皇帝被说动，大太监王振偏执脾气又上来，坚决反对。

邝埜见不到英宗皇帝，想闯行殿亲自进行说服工作。王振大怒：“腐儒岂知兵事，再妄言，必杀汝！”

邝埜此时倒不怕王公公了，回言道：“我为社稷百年着想，干吗以死惧我！”

王振命卫士把这位尚书赶轰出去。

明朝窝里争执期间，也先的瓦剌兵马源源赶到，把明军包围在土木堡。

土木堡并非是一个军事据点，其地原名“统幕”，讹称为“土墓”“土幕”“土木”，不仅没有城墙护池，而且地荒无水草，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挖不出水来。士兵缺粮还可以忍受，没水才是最要命的事情。

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已经被也先派人首先占据。明军水源被断，军心大乱。

八月十五这天，中秋月圆，数十万明军被围，又饥又渴，精神几乎崩溃。

也先很有军事才能，他分出一支军马，从土木堡的麻峪口向明军发动进攻。坚守麻峪口的明军都指挥郭懋还算条汉子，死战一夜，瓦剌军未能攻破。但瓦剌后续兵马源源不断，给守口明军造成巨大压力。其实，当时人在宣府的明朝将领杨洪如果领兵向也先发起进攻，可以给瓦剌军来个反包围，内外夹击，说不定能把也先军马尽数消灭掉，毕竟明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再不济，宣府明军进攻，明英宗也可以趁势突围逃走。但杨洪过于“持重”，龟缩于宣府坚城之内，闭门不出。

也先这个人，不仅会用兵，还十分阴险，懂得“心理战”。为了麻痹明军，他派人进入土木堡，表示要与明朝讲和。明英宗、王振听到这个消息，久旱逢甘雨一样，喜不自胜。忙不迭立刻让阁臣曹鼐拟写敕书，并派两个“通事”与瓦剌使臣一起前去也先处商谈和议。

明军士兵被围两三天，渴得要死，听闻双方终于讲和，一下子从精神上松懈下来，纷纷四出找水找草料，脱离了各个关键防御地点。

王振觉得大势不好，急忙传令移营，军人逾堑而行，跳沟躲坎，很快就乱了行伍。试想一下，五十万大明军，外有强敌，内部自己乱成一窝蜂，不倒霉才怪。

明军南行才三四里地，瓦剌军队蜂拥而上，四面围攻。蒙古人打猎一样，用箭射死不少明军。然后，马军步兵一起上，刀砍斧剁，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兵士们争先奔逃，势不能止。他们已经饥渴了两三天，浑身无力，再让这些人冒死打仗，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混战之间，也先关键时刻派出后备队，皆精甲铁骑，冲入明军阵中。这些骑兵高举长刀，逢人就砍，并大呼“解甲者不杀”。明兵在心理上早已崩溃，纷纷解甲。

瓦剌军高喊不杀人，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甲胄防护的明军个个都成了白切鸡，任由手持大刀的瓦剌军人屠戮。于是，明军裸袒上身，不是被杀，就是互相踩踏而死，尸体蔽野塞川。

人到一万，彻地连天；人上十万，无边无沿。五十万人，战场上估计就死了四十万。文武大臣，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阁臣曹鼐以及张益等数百人，皆在乱中被杀。特别是张辅，自年轻时代随父亲张玉为明成祖东闯西杀，战功卓著，历事四朝，尽心尽力。英宗出征，张辅已是七十五岁老翁，默默不敢言，只能从行。但王振不让他插手军政。至此，老头子竟不能善终。

至于众所周知的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王振之事，可能不是事实，乃时人为泄愤编说此事以求“大快人心”。《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自己人逃跑时被踩踏而死。

明朝随臣中，只有萧惟祯等少数几个人命大，连同数千军卒拼死逃得入关。

王振老同事郭敬命真大，这次又侥幸逃回北京，但很快就因王振被清算而遭杀头之报。如此，他还不如死在阵上，怎么也称得上是“为国尽忠”。这郭敬公公也该死，他奉王振之命镇守大同时，为讨好也先，把数十大瓮箭头送与瓦剌，并大肆收受不良战马作为“回报”。阳和口大战，也因他阻挠兵将，使得明军大败亏输。

明英宗恐惧至极，在数百禁卫骑兵的扈卫下想突围，几次均未成功。身边人被杀的越来越多，无奈何，发昏当作死，他下马放剑，坐在地上发呆，周围仅有十余个剩下的禁卫军和太监喜宁陪同。

瓦剌军打扫战场，一个下级军官见明英宗身上那副黄金甲值钱，叱令其脱掉。明英宗吓呆了，又不知对方那一口蒙古话是什么意思，没有立即解甲，惹得对方提剑过来要砍英宗的脑袋。

危急时刻，这个蒙古人的哥哥见明英宗装束不凡，忙制止兄弟动手，率数名兵士押着明英宗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

这时，明英宗缓过神，问：“您是也先？伯颜帖木儿？赛刊王？还是大同王？”

赛刊王见来人出语不同凡响，立刻飞奔驰见也先，报告说：“我部下俘获一人，举止言表甚异，莫非就是大明天子吗？”

也先立刻派曾出使过明朝的两位使臣去辨认。不久，二人跑回禀告：“正是大明天子！”

以几万人打败五十万明军，已经出乎也先本人预料。现在，竟然能活捉大明天子，也先的心情几乎就不能用“喜出望外”四个字来表达，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事。

此次三路出军，也先不过是想趁秋高草壮马肥之余杀掠一番，一为寻些小便宜，二为出出气，哪料想一举就干掉五十万明军，连大明天子也擒于手中。于是，他仰天高呼：“我常常向天祈祷，求大元重新天下一统，真是上天保佑！”

这时候，也先的野心，忽然被放大了无数倍，他想再造“大元”了。但是，对于怎么处理手中的这个大明天子，也先感到非常棘手。他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这么一个边陲酋长能逮个活皇帝。

他向左右部落头领们问计。有一个头领名叫乃公，大声嚷嚷道：“上天以仇人赐我们，杀掉算了！”

瓦剌部落的一个头领伯颜帖木儿大怒，上去就给了乃公一个大嘴巴，对也先说：“大人您身边怎么有这种东西！两军交战，人马必中刀箭，或践伤身死，今大明皇帝独全然无伤，对我等又态度平和，更无失态失仪之处。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赏赐，虽天有怒，推而弃其于地，但未尝置之死地。我等何能违天而行！如果大人您（也先）遣使告知中国，使其迎返天子，您岂不能博得万世好男子之名！”

蒙古众头领闻言，皆一旁赞和。

也先沉吟，终于点头。他倒不是想博什么“万世好男子之名”，而是觉得明英宗奇货可居。于是，他就委派伯颜帖木儿负责软禁明英宗，命被俘的明军校尉袁彬“陪侍”，照顾这位落难大明天子的起居。同时，也先派人去怀来城，告诉守将明朝皇帝被俘的消息，并索求金帛。

怀来守将不敢开门，以绳子把也先的信使吊上城，马上转送北京。

八月十七日，百官在宫内集合，虽然都听闻大败的消息，一时不敢确实，也不知明英宗下落。也先使者来，大家才知道皇帝被人活捉，惊惧异常。

明英宗的皇后钱氏急眼，尽括宫中宝物，派人送至也先营中，想赎回英宗。对方不报。

见赚不开怀来城，也先又拥明英宗去宣府城下，以皇帝名义传谕守军开城。

当时，宣大巡抚罗亨信在城内，派人向下喊话：“我们所守者，乃皇帝陛下城池，日暮不辨真伪，不敢开城。”

见此计又不成，八月二十三日，也先率部众拥明英宗返回大同索求金币，表示说只要金银送得多，大明天子即可归还。

负责大同城守的都督郭登坚闭城门，令人传达信息：“臣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闭城门。”

明英宗惶急，说：“朕与郭登有姻亲关系，他怎能拒朕于门外呢？”（郭登乃明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孙子，与明皇室有姻亲。）

侍从明英宗的校尉袁彬见守将不开门，深恐也先拿不到金银会因怒杀人，就用头触门，大哭号叫。

明朝的广宁伯刘安、都督佥事郭登等数人见状，出谒皇帝，伏地恸哭，奉上黄金二万两以及宋瑛、郭敬等人的家财“孝敬”英宗。英宗把金银“转赐”也先以及救自己一命的伯颜帖木儿。

诸臣出迎，大同城却紧闭大门，做足防御措施。

也先见无机可乘，就挟持明英宗北行，回老巢休整。

于谦的北京守卫战

英宗皇帝被俘消息传出，孙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召百官定计。她表示：“皇帝（英宗）率六军亲征时，已下令郕王在京监临百官。政务不能久旷，现在宣布，郕王正式代理皇帝之任，朝臣皆向郕王受命。”

隔了几日，孙太后下诏立明英宗年仅二岁的皇长子朱见深（原名朱见濬，后改名为朱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辅佐，基本上想维持住自己嫡子英宗皇帝一系的帝位。

郕王朱祁钰是宣宗妃子吴氏所生，本来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和皇位如此贴近。英宗亲征，他留守北京，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因为大半政府要员均随皇帝外出，他自己在北京只是充当一个象征意义的摆设，一切事务均由各部留守官员处理。

谁曾料，英宗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了，所有压力，均集中在郕王身上。

郕王理政事，他不是皇帝，当然不能御正殿，只能在午门会百官。

第一次主持会议，郕王就看见百官接二连三出班，异口同声，共同声讨王振倾危宗社，要郕王下令族灭王振。由于皇帝因王振被俘，群臣声泪俱下，现场气氛十分哀沉悲壮，哭声连片。

郕王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没见过这种阵势，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起身离座，想入内殿找嫡母孙太后商议办法。结果，未等宦官关上大门，众臣一齐拥入，非要当天讨个说法。郕王没办法，下令抄王振的家，并派指挥使马顺负责此事。

众人喧哗，高喊“马顺乃王振一党，应派都御史陈镒去主持籍没事宜”。传旨太监金英有点烦，叱令众臣退朝。百官此时再也忍耐不住，争相上前想扭住金英。金太监见势不妙，脱身逃入大内。

指挥使马顺狗仗人势，以为自己刚刚得了令旨，有话语权，便厉声呵斥群臣。

众人正愁找不着主凶泄愤，给事中王竑忽然扑上前，以拳猛击马顺的脑袋：“你这贼人往日一直依仗王振，今天怎么还这么胆大！”

百多号人纷拥上去，你一拳我一脚，没多久楞把马顺这么一个大汉殴毙于当地。

这不算完，群臣又索求王振平素最信任的毛姓、王姓两位太监，金英公公怕牵扯到自己，立刻命人把内殿门开条缝，把王、毛二人踹出去顶缸。

众人上前，拳打脚踏，立毙二人，并陈尸于东安门，禁卫军士也纷纷上前踩踏尸体解恨。

接着，王振的侄子锦衣卫王山也被人押来，五花大绑跪在中廷，众人争相上前击打唾骂。

由于当着郕王面未得令旨殴杀三个人，百官心中忧惧不安。郕王本人也局促不安，不知事情发展下去要乱成怎样，他屡坐屡起，很想返回内宫。

兵部侍郎于谦忙上前揽住郕王的袍服，进谏道：“殿下不要离开，王振乃罪魁祸首，不抄家不足以平民愤。众臣行为过当，皆一心为国，没有他意。”

郕王听劝，马上派人宣旨，表示马顺罪应处死，百官各归位、司其职，不会追究责任。众人跪听旨意后，拜谢行礼有秩序退出，终未酿成大乱。

当日之事，全赖于谦挺身而出，临危不乱，关键时刻留住郕王，处置得当。所以，事定后，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叹息道：“朝廷正赖您才得定安！今日之事，虽有一百个我王直，也不知能干什么！”

由于表现出色，孙太后下诏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原来的尚书邝埜已死于土木堡战事）。

明朝廷清算王振，对王家及王振徒党均行抄家，史载“（王）振第宅数处，壮丽拟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盘径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银十余库，马万余匹，皆没（于）官”。

王振之侄王山被押入闹市凌迟，族属男女老幼皆斩。王振光宗耀祖未成，三族皆成鬼魂。

延至八月二十九日，由于文武大臣纷纷上奏劝郕王即位，边事紧急，国赖长君，孙太后不得不降诏，以郕王继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

这位郕王朱祁钰，便是明景帝。

孙太后心里虽然不舒服，仔细一想毕竟嫡孙还是皇太子，只能放眼长远了。其实，史书《英宗本纪》中讲英宗乃孙氏所生，其实并非是她亲生，“妃（孙氏）亦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皇宫内殿气象森严，却总能发生些千古不能破解的离奇案子，明英宗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生母是谁。知道这一天大秘密的，只有孙氏本人，她至死也未讲出真相。与她相比，宋朝的刘太后真贤惠善良好多。

有英宗皇帝捏在手里，也先胆大气壮，在给明朝的书信中言辞悖慢，索金索物。

明景帝召大臣议事，兵部尚书于谦泣言：“瓦剌贼人无道，必将长驱深入侵掠，宜早为之备。先前京中各营精锐，基本皆随太上皇出征，京中军资器械，十不存一。当急之计，应召集民夫义勇，更替治河漕运官军，让他们一起前往神机营报到，操练听用。工部方面，也要马上日夜赶工，督造防守器械。京师九门，应遣都督孙镗、卫颖等人亲率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文臣方面，应派给事中官员王竑等人分头出巡，以免疏漏。同时，还应把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内，以防遭瓦剌劫掠。”

于谦还救因坐不救乘舆（英宗皇帝）之罪的宣府守将杨洪和万全守将石亨出诏狱，命杨洪回守宣府，石亨统管京营兵马。日后，石亨对于谦恩将仇报，那是后话。

明景帝对于谦言听计从，分派兵部要官守卫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派出数位文臣巡抚各地，抚安军民，招募兵马。由此，北京城内外，又有近三十万可用的人马。

也先休整部伍后，在同年十一月以送明英宗回京为名，与可汗脱脱不花合兵，入寇紫荆关，北京戒严。

此次入侵，也先仍旧是三道分出，他自己率主力由中路进发。首先，一行人到达大同，也先首先派被俘的明朝太监喜宁和指挥岳谦往城下叫门，说是瓦剌部队送明朝皇帝回家。

守将郭登上城大声回话：“赖祖宗神灵保佑，国家现在有皇帝了！”

也就是说，他明白无误告知城下的也先：我大明已有新君，不要再用英宗要挟我们。

也先知道明军防备甚严，得不到便宜，便不攻而去，向紫荆关杀来。

明朝被俘的宦者喜宁本人就是鞑靼人，被俘后马上投降也先，尽告明朝国内虚实。也先挟英宗皇帝入寇，也是他出的坏主意。

由于众寡不敌，紫荆关被也先部队攻破，明军指挥韩清等人战死。消息传来，朝野汹汹，人无固志。

于谦像图出《晚笑堂竹庄画传》

大敌当前，明廷又放出先前在交趾大败被判死罪的成山侯王通为都督，帮助守城。结果，有人问王通有何好办法守城，这位败将只能想出在北京城外再筑一墙的馊主意，跟没说一样。

侍讲徐珵很有时名，太监金英召他问计。徐珵说：“我观星象历数，天命已去，皇帝当幸南京。”金英乃明宣宗时司礼太监，闻言大怒，厉声叱责，让人把徐珵轰出大殿。也正是这位徐爷，很有预见，早在也先七八月间入寇之初，他已经先让老婆孩子携带一切值钱的东西，除他以外，全家南迁。

转天，于谦得知朝臣中有人提议南迁，立刻上疏抗言：“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徐珵妄言，当斩！”

关键时刻，太监金英也在众前附和于谦，高声道：“死则君臣同死，有谁再敢言迁都之事，奉皇帝之命，立刻诛杀！”

这样，明廷就形成了“决议”，北京内君臣一心，坚决固守。

于谦很有远见，为了免使京城外各处粮食为也先所袭用，他立刻下令当地官员烧毁粮仓，免得资敌。

也先大军来逼，群臣有言守，有言战，意见不一。防御主将石亨建议紧闭九门，坚壁高垒以避瓦剌兵锋。

于谦大不以为然：“强贼势盛，如今我们再示之以弱，贼势愈张！”

于是，于谦命诸将四处，皆背门而阵，紧紧关闭各个城门，使兵士有必死之心。他本人身穿甲胄，在德胜门外建指挥中心，以示自己也有必死之心。

于谦下死命令：临阵将领不顾士兵率先后退者，杀主将；军士不听指挥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他四处入营流泪激劝，以忠义鼓励三军。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大敌当前，明廷内部终于总体上一致对外，抱成一团。

尚宝司丞夏瑄又陈说四策：第一，瓦剌军多骑兵，擅长野战，不擅攻城，开始时应坚壁高垒，以沮其气；第二，如果敌军深入，应以敢死队夜袭敌营，并在纵深地带埋伏兵马，以逸待劳，纵出杀掉追击的敌人；第三，瓦剌举国而来，退无所御，应命令防边士兵内外夹攻，敌人会因担心退路被截而惊溃；第四，明军本身依城为营，应保证退有归，把军队分为三队，如果前队战退，严命中队斩前队退兵以儆效尤，不斩退兵者，与退兵者同罪，后队突前斩之，此举在于使士兵生畏怯之心，反正都是死，不如死敌……如此种种，明景帝皆下诏照准，下令施行。

内奸，是最凶恶的敌人。明朝的太监喜宁为也先出谋划策，撺掇也先开始假装不要进攻，以议和为名，索求北京城内诸大臣出来“迎驾”。如果主事大臣出城，一举擒获，城中群龙无首，自然就更容易攻打。

见也先有使臣来，明廷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便把通政参议王复马上升为礼部侍郎，把中书舍人赵荣升为鸿胪寺卿，在城外的土城庙拜见英宗皇帝。

也先、伯颜帖木儿还算知礼数，英宗坐着，他们两个人擐甲持弓，站在英宗身边。虽然不失礼数，架势一看就知道是“挟持”。

王复等人入拜英宗皇帝，呈上两种文本的书敕。英宗读汉文版，也先等人读蒙古文版。

太监喜宁凑在也先耳边说了几句，也先明白过味来，厉声道：“尔等皆小官，应立遣王直、胡滢、于谦、石亨等人来见！”

明英宗此时还算有些心机，小声对王复说：“他们没有善意，你们赶紧走。”

王复、赵荣辞拜。

眼看不能使明廷大臣出城，瓦剌军四出剽掠，杀人放火，并焚毁了昌平的皇陵寝殿。在逼近宣武门的同时，瓦剌军南逾卢沟桥，在北京周围四处掠杀。

明廷当然有动作。一方面下令辽东总兵曹义和宣府总兵杨洪各选精骑从外面夹击瓦剌，一方面又派人行离间计，伪造北京城内大太监兴安给太监喜宁的书信，内容是讲喜宁告知明廷他已经完成诱也先深入的任务，明军可乘其孤军深入一举歼灭之。

果然，此信被瓦剌巡逻队截获，也先对喜宁颇有怀疑。恰巧的是，明朝宣府、辽东援兵皆及时赶到，明军军威大振，也反证了先前对太监喜宁的反间计。

也先列阵于西直门外，把明英宗囚禁在德胜门外一间空房子里以作要挟之用。

当时，明军共二十二万人，绕城列阵，旗甲鲜明，严威赫赫，瓦剌军胆怯，不敢轻犯。

毕竟先前在土木堡得过奇胜，趁风雨大作，也先派出部队全力进攻德胜门。

于谦在城外民房中设伏，派出骑兵诱敌。双方交手，明军佯装不支，掉转马头往回跑。也先来了精神，麾万余铁骑追击。埋伏于民房中的明军突出，箭弩、火器齐发，瓦剌军死伤数千人，大败而走。这一仗，时任瓦剌平章的也先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等将也被打死。

安定门方面，石亨与其侄石彪率敢死队，手持巨斧，主动出击，直杀入迎面瓦剌军中坚部分，逢人就砍，所向披靡，瓦剌军不得不后撤。石亨得胜不饶人，率军追战城西，一直把敌军追杀得向南逃窜。

与此同时，石彪率精兵千余人，佯装不敌，向彰义门方向后退。瓦剌军见这支明军人数较少，集中兵力合力来攻，半截正好遇上刚刚击溃瓦剌中坚的石亨，斜刺里扑上前，石彪又率佯败明军忽然止步，也掉头迎上厮杀，瓦剌军不敌，败走。

由于西直门是也先主力，都督孙镗有些支撑不住，其他诸门守御的明军各自忙于厮杀，无人派兵来援。幸亏都督范广率神机营在西直门，他们手中持有火炮火铳，火器厉害，杀得瓦剌军一倒就是一片，勉强抵抗住了敌军的进攻。

虽如此，瓦剌军狂攻，孙镗渐渐支撑不住，忙叩西直门城门让守军开城门，想率军队退入城中。负责监军的给事中程信文人无武略，忙打开城门让明军入城。结果，明军见身后城门大开，顿失斗心，纷纷往回跑。瓦剌军见状，突来精神，喊杀进逼，向城门处集结而来。

城内的程信脑子还算活，见此情状，知道不能再开城门，如果瓦剌军趁势闯入，一切全完蛋。于是，程信急忙下令兵士把西直门大门重新关上，下死命令让孙镗回兵力战。

明军退路已绝，复陷死地，反而激发出潜在的能量，转身扑向瓦剌军，殊死拼杀。程信又与王通、杨善等人率军士大喊鼓噪，架起火器朝瓦剌兵群中猛轰。未几，石亨也引援兵赶到，瓦剌军终于不敌，狼狈退去。

经此一天的激烈战斗，也先郁闷至极，知道北京城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攻克的。

他趁夜移营，准备不声不响地撤围。

于谦从派出间谍的嘴里得知明英宗已被也先转移走，不在德胜门外。他马上令石亨等人高燃火把，以巨炮猛轰城门外悄悄卷帐拔木的瓦剌军，一时间，血肉模糊，鬼哭狼嚎，万余瓦剌军人变成肉块。

也先大骇，北遁出居庸关；伯颜帖木儿挟明英宗出紫荆关；脱脱不花本是来驰援，得闻也先败讯，连关也未敢入，率众掉头跑了回去。

在于谦指挥下，诸将追杀瓦剌军队，石亨、石彪在清风店破敌；孙镗、杨洪等人追击瓦剌于固安，大败对手，并夺回被掠民众一万多人。

虽如此，瓦剌军先前在北京城四周郡县散掠，往往百余骑兵士驱万余百姓当前，看上去以为是大部瓦剌军队。明军不知底细，被迫分兵，由此被杀的也有数百人。

无论如何，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北京城解严。论功，杨洪被封为昌平侯，石亨为武清侯；加于谦少保衔，总督军务。

于谦固辞，表示：“京城四郊多垒，受围数日，士大夫之耻也，我怎敢邀功！”

明廷不允。

总结这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无外乎两个字：民心。

民为邦之本，明朝立国，虽对功臣多加屠戮，对士大夫多加凌蔑，但对老百姓来讲可谓深仁厚泽，使得在皇帝被敌生俘的情况下，民心军心均无离叛之意。敌国外患，反而激发起明朝军民旺盛的斗志，齐心协力，赶走气势汹汹的蒙古人。

北京保卫战中，彰义门明军副总兵武兴战死，瓦剌军大举杀入，至土城，当地人民虽手无寸铁，但皆跑上屋顶，大声喊杀，乱投砖石瓦片击敌，终于等到明军来援，敌寇未逞。民心如此，安得不胜！

当然，于谦的重要作用也功不可没。正是在他指挥下，“傲如石亨，怯如孙镗，懦如王通，无不斩将搴旗，缘城血战，追奔逐北，所向披靡”。史称，于谦“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于）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

明朝后来至万历末年，明廷榨取民脂民膏，不遗余力，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才终致国亡。

明英宗方面，被瓦剌军裹胁出紫荆关，恰逢连日雨雪，他乘马踏雪而行，跋涉艰难。幸亏有袁彬忠心耿耿护卫，还有蒙古人通事哈铭尽心维护，才保明英宗未冻饿而死或被摔死。

中途驻营，也先战败后第一次来见明英宗。他命人宰杀马匹，拔刀割肉，燔熟一块上好马肉，亲自送给明英宗，说：“不必忧虑，终当送你归国。”

食毕，也先辞去。

一行北行，至小黄河苏武庙，伯颜帖木儿正妻阿挞剌阿哈嘱咐侍女设帐迎驾，宰羊递杯，伺候英宗进膳。不几日，恰值明英宗生日，也先亲来上寿，送给这位倒霉的明帝衣服，大摆宴席。

最让人感动的，是袁彬、哈铭二人，事无巨细，竭忠竭力，侍奉落难的明英宗。由于天寒地冻，夜间营帐内酷寒，袁彬和哈铭天天要明英宗把双脚放入他们怀中，轮流为皇帝暖足。

一日，早晨醒来，明英宗对哈铭说：“知道吗，昨夜你睡得死，一只手正压我胸口，我几乎透不过气，直到你睡醒我才拿开你的手。”并向哈铭讲述汉光武帝与严子陵共卧的故事。

哈铭本性质朴，闻皇帝此言，感动得一塌糊涂，顿首谢恩。由于他本人就是蒙古人，也能时时与伯颜帖木儿妻子等人说上话，让这些人劝伯颜帖木儿和也先放还明英宗。

袁彬、哈铭忠义君子，太监喜宁乃奸恶至极的小人。他见袁、哈二人竭力护持明英宗，怀恨在心，数次劝也先杀掉英宗身边这两个人，天天为也先出主意怎样与明朝讨价还价。一日，也先被喜宁的谗言激怒，派人拖出袁彬、哈铭二人要斩首。明英宗这时也急了，真的奋不顾身，扑到二人身上要与他们同死，这才救下二人性命。

喜宁还向也先出坏主意，让瓦剌军西攻宁夏，直捣江南，在南京立明英宗为傀儡，与北京的明景帝兄弟对峙，以兄制弟，夺取明朝江山。此招甚毒，但也先不是志向远大之人，觉得此计可行性太差，施行起来困难，最终没有采纳。

所以，明英宗对喜宁这个小人，恨之入骨。

于是，他与袁彬定计，派喜宁入京当使节，并派遣同样被俘的明军士兵高磐随行。事先，明英宗暗中叮嘱高磐如何行事，并亲写书信，缝在高磐的裤子里。

喜宁挺扬扬自得，以瓦剌和明英宗双料使臣自居，入宣府与明军谈判。

明将出城，与喜宁在城下宴饮，高磐突然大声呼喊，抱住喜宁不放，声称太上皇有旨。招待来使的明将不敢怠慢，挥兵扑上，把瓦剌使团全部活捉，缚送喜宁入北京。

读了明英宗的亲笔信，听了高磐一番指控，明景帝君臣大怒，把太监喜宁送入闹市，三千多刀，碎剐凌迟而死，终于为明英宗除去一块心头大患。

听闻喜宁被杀，也先也很恼怒，与其弟赛刊王等人分道进攻。打了数次，均遭败绩。

这时候，瓦剌内部开始分化。阿剌知院首先暗中与明朝讲和。瓦剌与他的属下一直有矛盾，外亲内忌。他们合兵攻打明朝，利多则归也先，弊害则众人均受，使得那些瓦剌酋长很不爽。伤人损物不说，昔日每年都能从明朝得到大批金银绸帛的赏赐，如今一丝全无。

后来，也先也知道了阿剌知院和脱脱不花相继暗中与明朝议和之事，他不甘人后，也马上派人同明朝讲和。

但是，这一次，明景帝回复漠然。原因很简单，双方讲和，肯定要送回明英宗这个“太上皇”，明景帝不知拿这个皇帝哥哥怎么办。

于谦方面，他针对群臣各持议和的局面，力拂众议，表示“社稷为重，君为轻”，派人持书申诫边将，不要擅自与瓦剌讲和，不要擅自接受瓦剌送来的来信，甚至明英宗本人的亲笔信也不能收。如此，也为他本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明英宗的“夺门”复辟

景泰元年（1450年）秋，也先正式遣使议和。礼部尚书胡滢等人奏请迎太上皇，景帝不答。但是，面对群臣上疏的压力，明景帝不能不有所表示。

他在文华殿大会群臣，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贼寇断绝来往，而卿等近日又屡屡上言议和，更欲何为？”

吏部尚书王直出班对奏：“太上皇蒙尘，理应迎回。希望陛下务必遣使交涉此事，勿使他日生悔。”

景帝闻言不悦：“我本人根本没有贪恋过帝位，卿等日前把我强推到这个位子上，现在又三心二意！”

听景帝此言，众臣心中惶恐，还真没人能接下这个话茬。

又是于谦出班，从容言道：“天位已定，孰敢他议！派遣使者入瓦剌，可以舒边患，又能侦察敌情。”

这句话让景帝开释，觉得自己帝位无忧，忙说：“从汝！从汝！”

于是，明廷派出李实为主使，携明景帝给脱脱不花（名义上的可汗）的亲笔信，往见瓦剌君臣。

到了位于失八秃儿的也先大营，致礼通书已毕，瓦剌人带李实一行人去伯颜帖木儿营中拜见明英宗。

当时，明英宗住在毡帐中，吃羊肉，喝奶酪，行动之时只有破牛车一乘。见皇帝落魄到这个份上，连穿戴打扮都像北京城外赶骆驼的蒙古人，李实等人哭泣不止，明英宗也哭。

良久，明英宗叹息一声：“陷我于此，乃王振也。”

问及太后、皇帝（景帝）等人后，明英宗又问李实等人是否带来中土的衣服饮食。李实一行人来得匆忙，根本未及准备这些东西，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衣食给明英宗服用，并表示道歉。

明英宗摆摆手，苦笑道：“这不算什么，卿等为我办大事。也先想把我送回，卿等归报朝廷。如果我能得归，愿为黔首百姓，得守祖宗陵庙就知足了。”

明英宗肯定读过史书，知道宋高宗赵构拼死命拒绝“回收”其父兄的“事迹”，深知自己的归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弄不好现在的皇帝弟弟与也先做交易，把自己就地“咔嚓”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由于明英宗是落难皇帝，李实胆子也大，问了几个平素万万不敢发问的问题。

李实：“皇上居此，还思念从前所享用的锦衣玉食吗？”

明英宗：“当然。”

李实：“为何陛下您恩宠王振至此，而致身俘国失？”

明英宗：“朕确实不能明察忠奸。但王振当权时，群臣无一肯言者，今日却皆归罪于我。”这句话，十足说明明英宗仍无悔悟之心。

日暮时分，李实等人拜别明英宗，归于也先大营，受到对方设宴款待。

蒙古人好客，也先、伯颜帖木儿都穿戴貂裘胡帽，他们的老婆珠绯覆面，各自端着大盘羊肉互相递吃，席间换人轮流弹琵琶、吹笛儿、劝酒。

酒酣之余，也先开口：“南朝（明朝）乃我世仇（指明朝驱元朝入沙漠），今上天发威，使皇帝为我所得，我一直不敢怠慢，倘使南朝获俘我，不知如何对待？……皇帝在此，吾辈无所用之，欲奉之南还，南朝又不派人来迎，为什么？”

李实等人回辩，但均词不达意，言说不通，被也先一句话顶了回去：“南朝遣汝等此行来通问，非为奉迎。若想皇帝回国，当遣重臣来迎。”

李实还未回京，趁脱脱不花遣使议和的机会，明景帝忽然又派出右都御史杨善出使瓦剌。

中途，杨善遇见回途的李实，具知他出使的详情，使得杨善成竹在胸，表示可以见机行事，奉明英宗返北京。

其实，明景帝派杨善出使完完全全是敷衍，总想迁延岁月，双方使来使往，把此事一直拖下去。而且，使节出行前，明景帝没有授意礼部给他们准备任何礼品，只让这些人带着嘴去。瓦剌人对收受银帛习以为常，如果见杨善一行人空手而至，没准大怒就更把明英宗留住不放——这可能是明景帝心内的小算盘。

杨善一出境，也先就派出汉人田民为馆伴使迎接，密伺虚实。田民招待杨善，屏去旁人，说：“我也是中国人，被迫留于瓦剌效力。我很好奇，前日土木堡之役，大明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杨善心中有底，侃侃而言：“那时候，六师劲旅全被征调南征（讨安南等地），太监王振想邀太上皇幸其老家，扈从不及，军内指挥不一，所以一战即溃。虽如此，瓦剌侥幸得胜，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如今，南征劲卒悉归，有二十万众，朝廷又特别在国内招募有搏击技能的新兵，得三十万人，全都进行神枪、火炮、药弩等军事技巧的专门训练。同时，我们大明在边境地带要害处加强防御，遍植铁锥，马蹄踏上立刻会被贯穿。为了防瓦剌再来，朝廷还招募数千飞檐走壁的刺客，这些人穿营度幕，敏捷似人猿，专为与敌相持时乘夜潜入敌营取上将人头……当然，依现在形势看，所有这些都将无所施用了。”

田民奇怪，问：“为何无所施用？”

杨善：“和议马上就达成，大明和瓦剌一定欢如兄弟，当然就用不着这些士兵和防御再动干戈了。”

杨善这张嘴真能说，既吓唬了对方，又留一个大台阶给对方下。

田民回也先大营，俱实以告。也先不断点头，和议之意益坚，便决定在大营接见杨善一行使臣。

也先见杨善，咄咄逼人，立刻责问：“为何南朝减我马价？”

杨善：“昔日瓦剌使臣，不过三五十人，近来多至三千余人，归时皆金帛器服络绎于道，满载而归，大明待瓦剌不薄。”

也先：“为什么拘留我数名使者？赐我布帛中，又常有裂幅不足数的情况呢？”

杨善：“布帛中有裂幅不足数的情况，乃奸诈通事所为，事情暴露后，已被大明明正典刑诛杀。不过，瓦剌所贡马匹矮劣，貂皮鄙旧，估计应该不是太师您的本意吧？至于瓦剌使臣有失踪者，或中途为人劫持，或被强盗所害，大明拘留这些人又有何用！”

你一言，我一语，杨善反反复复，历述明帝累朝恩遇之厚，并说天道好生，如今瓦剌纵兵杀掠，定会惹得上天大怒，等等，把也先说得心服口服。

最后，也先出于好奇，问了两个问题。

也先：“太上皇回国，还临御天下吗？”

杨善：“天位已定，不得再易。”

也先：“古代尧舜禅让之事如何？”

杨善：“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位于弟，皆为善事。”

也先悦服。

气氛融洽之时，瓦剌平章昂克冷不丁断喝，问杨善：“你们来迎太上皇，带什么重礼来？”

杨善答：“如果我带重宝来迎太上皇，后人会认定你们是贪图宝货才放人。此次我空手而来，归朝后书之史册，后世人皆会称赞瓦剌深明大义，不是贪图财礼的小人。”

也先闻言不停点头，赞道：“好，好，让史家好好记述此事。”

转天，也先在大营设宴，引杨善见明英宗。也先本人与妻妾依次起立向被俘的明帝敬酒为寿。

喝了好半天，也先忽见杨善一直站立，忙让他入座。明英宗见状，也让杨善入座。

杨善施礼进言：“虽在草野，不敢失君臣之礼！”

也先闻言顾羡，叹赏道：“中国真乃礼仪之邦！”

酒宴结束，也先亲自送明英宗出营。

四五天之内，明英宗、杨善等人被也先、伯颜帖木儿等人轮流宴请，大吃送行酒。

临别时，也先与瓦剌各酋长都骑马送英宗皇帝，陪了大半日。最后，他临别下马，解弓箭战裙呈给英宗当礼物，各位酋长拜哭而去。那位伯颜帖木儿更是依依不舍，一直送到野狐岭口才满含热泪依依惜别。

明英宗也感动，大家相处日久，还真生出感情来。

明英宗被俘，乃大不光彩之事，即使落魄到这份儿上，明朝史臣仍旧渲染明英宗为“真命天子”，敌不敢害：“初上皇（英宗）入敌营之夕，也先有异志（想杀人），雷震死也先所乘马，而上皇（明英宗）寝幄复有异彩，（也先）乃止。及是上皇（英宗）所居毳帐，每夜有赤光奕奕统其（帐）上若龙蟠，也先大惊异，寻欲以妹进（给英宗当妃子）上皇，上皇却之，（也先）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进宴，置酒为寿稽首行君臣礼。”

这种记述，三岁娃娃也骗不了。当然，也先献妹想和明英宗攀亲可能确有其事，但身为敌俘，大冷天住简陋帐篷，明英宗肯定没有色欲，顺水推舟当个柳下惠，这倒是人之常理。

太上皇被放回的消息传入京师，中外上下皆高兴，唯独明景帝一人郁郁不乐。

杨善先于明英宗回京，立下如此“奇功”，并未获升迁，平级调动，仍旧鸿胪寺任礼官。群臣从此安排中，已经感觉到明景帝的不快。

明景帝与朝中群臣你来我往，胳膊终于拗不动大腿，迎驾之事“一律从简”。明英宗也知趣，行至唐家岭时，就遣使入京，表示他已经避位，免群臣迎接。

于是，明英宗从安定门入城。明清两代，此门非常冷清，门外都是一望无际的大粪场和乱坟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定门本来还是大将出兵得胜的回师收兵之门。

明英宗灰溜溜入宫，在东安门，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假模假式逊让良久。哥俩虽各自心怀鬼胎，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给群臣看。

于是，明英宗被迁入南宫“居住”，实则是软禁。群臣入见，一概被阻止，只允许孙太后前去探望。

说实话，明景帝这样对待大哥明英宗，虽不近人情，但现在的人也不应太苛求于他。天家骨肉相残之事，历史上数不胜数，景帝没把英宗一杯毒酒或一根长帛弄死，其实还是蛮厚道。

但景帝这个厚道人，在景泰三年（1452年）却做了一件不厚道的事情。他把立为皇太子的侄子朱见深废掉，改封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在朝臣中引起很大争议。

天命无常，只当了一年多皇太子的朱见济病死，明景帝又无别的儿子，皇储之位重新虚空在那里。

群臣纷纷入奏，要求明景帝复立侄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不少人疏章之中理直气壮，大讲朱见济的早夭，乃“天命所在”，即本应明英宗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明景帝巨怒，廷杖数位朝臣，御史钟同由于在朱见济死后首上疏章，竟然被当廷杖毙。

但明景帝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诸事烦忧，内火疾攻，很快他就身染重病。景泰八年年初（1457年），明景帝连到南郊行郊祀之礼也不能亲去，就派石亨代他本人去行祭礼。

群臣见皇帝病成这个样子，不少人又出来劝景帝立太子。景帝闻言，连忧带气，离鬼门关又近了数步。

当时，主掌京营诸军军权的石亨见明景帝已至弥留状态，心内忽起异念，企图趁此机会拥明英宗复辟，以得泼天富贵。于是，他找到掌管营兵的都督张軏、内监曹吉祥以及太常寺卿许彬商议此事，许彬向石亨推荐徐有贞。

这徐有贞不是别人，正是瓦剌入侵北京时首倡南逃迁都的徐珵，为掩羞，他才改名徐有贞，当时官为左副都御史。听石亨之言，这位投机文人立刻答应，并成为这一伙人出谋划策的“文胆”。

景泰七年（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傍晚，众人毕集于徐有贞家。他爬上屋顶，假装去观星象，很快就急忙下房，说：“事在今夕可成，机不可失！”

当时，正好有瓦剌扰边的警报传来，徐有贞对石亨说：“正好借边报名目，对外宣布受皇帝诏命，提兵入大内以备非常，无人敢挡。”

于是，四鼓时分，石亨开长安门，身后率兵千人。宿卫士兵见是京营首长，皆惊愕不知所为，没有一个人出来喝问阻挡。徐有贞有心机，入门后，他把大门紧锁，把钥匙也扔入水中，说：“万一内外夹攻，大事去矣。”于是众人皆听徐有贞处分。

夜色昏黑之间，石亨这样的武将也心惧，低声问徐有贞：“事情能成吗？”

徐有贞大言：“正是天赐良机，千万勿生退心！”

众人赶到英宗被软禁的南宫，宫门紧闭，叩门无应。

徐有贞有胆识，马上派兵士取一巨木抬上，数十人持之，一齐猛撞宫门，同时，又派身体敏捷的兵士爬墙而上，入南宫收缴里面卫兵的兵械。

门坏墙塌，诸人终于进入南宫。明英宗吓一大跳，以为弟弟派人来杀自己，颤抖问：“尔等来此欲何为？”

众人俯伏跪言：“请陛下登位。”

明英宗这才定下一颗心。众人拥抬着这位本被“闲置”的太上皇，直入奉天殿。

入大内时，门卒喝问，明英宗回答：“我乃太上皇也！”

诸兵惊惧，见来人还真是太上皇，没有人敢出来阻拦。

于是，明英宗升座，大鸣钟鼓，开启诸门。

诸大臣早朝，本想拜见明景帝。入大内后，听见南宫方向人声喧沸，奉天殿上也人来人往。正惊疑间，徐有贞出现，大喝“太上皇复辟矣！”

百官震骇之余，不得不下意识地挪步入贺。

明景帝昏迷中，也被钟鼓声惊醒，忙唤左右喊于谦来。左右宦官告知，“上皇复辟了”。

良久，明景帝口中只说出“好，好”两字，又昏迷过去。

明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变”。徐有贞功最大，被授翰林学士，成为阁臣。石亨、张軏、曹吉祥，自然皆加官晋爵，封伯封侯封公，连太监曹吉祥的干儿子曹钦也被授予都督同知这样的高级军官。

师出不能无名。明英宗与徐有贞等人商量后，立刻把兵部尚书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诬称二人在明景帝病重期间想拥立帝系藩王入京为帝。

明英宗恨于谦，是因为于谦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样的话，差点使自己不得返国。但是，他起先也不想杀于谦，并说“于谦实有功（指他主持坚守北京）”。但徐有贞马上接茬：“不杀于谦，此事为无名！”也就是说，只有定性于谦有拥立“外藩”之心，夺门复辟才有合理借口。明英宗终于答应。

英宗复辟后的第六天，大英雄于谦与王文被诬称谋立襄王之子为帝，杀于西市，并抄其家，家属全被流放苦寒边地劳改。

至于明景帝，无人再管他，被活活饿了多日，含恨而死（一说是被明英宗派宦官勒死），反正不是善终，年仅三十岁。

明英宗心量褊狭，杀于谦饿死弟弟景帝不说，还要把弟媳景帝皇后汪氏生殉，最终为大臣劝止。值得深思的是，日后明英宗临崩，遗诏废除嫔妃生殉制度，成为他一生中寥寥可数的“善举”之一（明朝自朱元璋起，帝王一直有殉葬制度。朱元璋死有四十六个妃子陪死；明成祖朱棣死后有十六妃和数百宫女生殉；连明仁宗也有五妃生殉；明宣宗有十妃殉葬）。另一个“善举”是他下令放出被幽禁深宫五十多年的建文帝次子朱文圭，但那时这个“建庶人”已是一个傻子，出来后对现政权无任何威胁了。

明景帝死后被以王礼草草埋葬，直到明英宗儿子朱见深即位，才下诏为叔父“平反”，恢复帝号。

明英宗对弟弟明景帝不厚道，对弟媳汪氏怀恨在心。在大臣劝阻下，英宗想让汪氏生殉明景帝不成，就废其皇后之号，让她搬出皇宫到外面居住。由于时为皇太子的朱见深（日后的明宪宗）知道这位婶母当时力劝叔父明景帝不要废自己王储的位号，对她很是敬重，在父亲明英宗面前一直说好话，使得汪氏出宫时能够带走许多宝物。而且，汪氏与宪宗生母周氏妯娌之间关系一直很融洽。见此，明英宗也就不想再把这位弟媳怎么样。一天，明英宗忽然想起宫内有一条祖传的“玉玲珑玉带”，问及宦官。宦官回称，玉带由汪氏出宫时带走。明英宗派宦官追索。汪氏性刚，见来人要玉带，她从匣中拿出这个宝物，走出屋门，扬手扔入井中，愤怒回声：“没有！”索物太监悻悻而去。汪氏对侍候她的宫人愤愤不平言道：“我当了七年天子妇（景帝在位七年多），还消受不了这数片玉石吗！”明英宗闻之气恼，遣锦衣卫到汪氏住处进行软抄家，把所有珍宝搜个底掉。这位汪氏寿数长，正德初年才病死。

于谦与王文被判极刑时，王文不停申辩自己无罪，于谦坦然，笑着说：“此必石亨等人主意，争辩又有何用！”怡然受刑。

于谦的死刑处决方式极其残酷，先被剁去手脚，再被处死，几乎介于腰斩和凌迟之间。后世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于谦死状，是因为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替老子修实录时，为掩遮父过，让人删除了处死于谦的有关记述。当时，有兵将感于于谦的忠义，收取其遗骸殓之。一年后，其尸身才得以归葬杭州。

“赖有岳（飞）于（谦）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孙太后起初不知于谦死讯，数日后方闻，嗟悼累日，叹息良久。

确实，如果当时无于谦，这位妇人可能在北京城被攻陷后，像从前北宋的妃子皇后一样，被瓦剌人带至北边，天天供数十上百蒙古精壮汉轮奸淫乐了。

于谦死后，石亨推荐党羽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即因收贿被抓，赃累巨万。明英宗闻之，愀然不悦，对大臣们讲：“于谦被遇于景泰朝，死时家无余资。陈汝言一样官职，所贪何其多也！”

石亨等人惭愧，皆俯首不能对。不久，瓦剌复侵边，明英宗忧形于色。

侍卫一旁的恭顺侯吴瑾进言：“倘使于谦活着，当不令寇猖獗如此！”

明英宗默然。

直到成化年间，于谦才被平反，赐谥“肃愍”。万历年间，明廷又改谥为“忠肃”。

于谦为人，太过正直，所以才触怒了徐有贞、石亨这两个小人，非要置其于死地不可。对徐有贞来讲，当初他首议南逃迁都，于谦带头叱责，已经让他对于谦恨之入骨。后来，于谦为人善良，徐有贞求于谦在景帝面前说好话给自己迁官，于谦果真一口答应。但是，明景帝对徐有贞这个人“记忆”犹深，知道这个小人从前曾出馊主意迁都，坚持不答应升迁他。为此，徐有贞认定于谦不仅没有出力，还在景帝前说自己坏话，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于石亨，北京保卫战之前，他从大同战场逃归，本来被夺职，正是于谦保荐，他才得重新启用，且一战成功，暴得大名。当时，石亨为了“报答”于谦，就面禀景帝，说于谦之子于冕非常有才略，陛下应该亲自接见，破格提拔。于谦正派人，不允其子入京陛见皇帝，并斥责石亨不以公行事。这样一来，石亨大恨，与于谦结下梁子。

人世间事，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徐有贞、石亨均是小人，怨毒满腹，所以他们才非要陷于谦于死地而后快。

可叹的是，明英宗复辟后，对导致一系列灾祸的大太监王振却念念不忘，下诏公祭王公公，招魂厚葬，并把王振从前主持修建的宏伟壮丽的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亲题巨匾，以“精忠”二字对王公公“盖棺论定”。

“曹石之变”及诸人结局

明英宗复辟后，非常倚重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三个人。特别是徐有贞，很快又被升为兵部尚书，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并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食禄一千一百石，世袭锦衣卫指挥使。

大权在手，徐有贞肆无忌惮，中外倾目，但有皇帝信任，谁也奈何不了他。

得志之后，徐有贞有意与石亨这么一个武将与曹吉祥这么一个太监拉开距离。他还常在明英宗面前诉说二人在外的贪横之事。英宗心动。

石亨、曹吉祥知道风声，大加怨恨，日夜聚议，密谋构陷徐有贞。

明英宗常与徐有贞密议政事，屏除旁人。但身为司礼太监的曹吉祥有眼线，偷听了不少这君臣二人的“悄悄话”。一日，曹吉祥问明英宗某事因由，英宗大惊，急问你从何得知，曹公公答言，乃徐尚书讲给我听。自此，英宗皇帝开始疏远徐有贞。

不久，石亨、曹吉祥二人向明英宗泣诉，说徐有贞想以内阁的力量倾陷他们两个“忠臣”。

英宗皇帝很讨厌徐有贞“泄密”，把他外放为广东参政。

石亨等人恨极徐有贞，派人投匿名信，诬称他“指斥乘舆”，流放途中说皇帝坏话。

明英宗恼怒，下诏把徐有贞发配到云南一带为民。

一直到石亨等人事败，他才获召还，但未获重新使用，而是释归老家无锡。这位“短小精悍”的老头儿天天手持铁鞭起舞，想效廉颇复用，终不能重新被召入朝。灰心之余，他放浪山水之间，又活了十几年才病死，算是善终。

除去了共同的“敌人”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又开始狗咬狗，相互争权倾轧。

石亨美男子，生有异状，方面伟躯，美髯及膝，如果脸色再红些，活脱脱一个关羽再生。其侄石彪也美须髯，与石亨一样魁梧，当时算卦人说这叔侄俩皆有封侯之相。石亨袭其父职，为宽河卫中下级军校，特善骑射，能用大刀，每战辄摧破奋前，实为一刀一枪挣得的功名。

自从拥立英宗皇帝复辟后，石亨得首功，晋爵忠国公，其家族男性成员冒功入锦衣卫为官者多达五十多人，四千多与他有旧的部曲和熟人皆冒领“夺门”之功而得官，势振中外。英宗皇帝对他眷顾特异，言无不从。一时之间，冒进小人咸投其门，势焰熏天。

石亨讨厌文人外放为巡抚监督武将，尽撤巡抚回京，由此大权悉归石亨。同时，凡是有言官上章弹奏，均被他倒打一耙。石亨数起大狱，把不少御史弄得家破人亡。

石亨武人一个，不知盈满，成日干预政事，有时为手下人向皇帝要官遭拒，悻悻然见于颜色。特别让明英宗生疑的是，石亨常常不待宣诏而入宫，出来进去前呼后拥，耀武扬威。

时间一久，明英宗当然不能容忍，便问阁臣李贤如何应付。李贤答：“圣上应该独断！”

明英宗顿悟。他马上下诏给各门，武将非宣诏不得入见。从此，石亨很少再有面见明英宗的机会。

如果此时石亨知趣，急流勇退，知道收敛，交出兵权，兴许还能善终于家。但他与侄子石彪各自蓄养军官猛士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国人为之侧目。石亨更不知自敛，在京城内大建华丽的府第，连明英宗在大内登翔凤楼都看得见这座耀人眼目的大宅，以为是哪位王爷的王府。

明英宗忍耐未发。天顺三年，石彪本人想当大同总兵，撺掇人上书“保奏”他。英宗大怒，派锦衣卫把石彪等人逮入诏狱拷问，并在他家里搜出一些绣蟒龙衣及与御床一样模式的“违制”之物。于是，明廷对石彪抄家，勒令石亨“退休”。

其间，明英宗还不太忍心对石亨下手，就问阁臣李贤，“石亨有夺门之功，我怎么处理他呢？”

李贤回禀：“天位本来就是陛下您的，称‘迎驾’则可，如何称‘夺门’，‘夺’则不顺，何‘夺’之有？彼时，万一石亨等人谋泄，不知陛下有多么危险！如果当时石亨等人不为贪功行仓促之事，郕王（景帝）死后，大臣们仍会奉您平安复位。”

一席话，说得明英宗连连点头。石亨的命运，也就注定要挨刀了。

于是，受英宗谕旨，锦衣卫指挥逯杲上奏石亨阴谋不轨，石亨被下诏狱拷问。石亨身板再结实，也禁不得锦衣卫内狱卒的大板子和各种刑讯手段，很快就被活活打死在监狱中。其侄石彪也很快以谋反罪处决。

当然，这叔侄二人，虽与徐有贞、曹吉祥合谋倾害于谦，但说他们谋反确实冤枉。所以清人编《明史》，并未把他们放入《逆臣传》中，实为公允。尤其是石彪，史臣评价说：“（石彪）本以战功起家，不藉父兄恩荫，然一门二公侯，势盛而骄，各行不义，为帝所疑，遂及于祸。”

石亨一死，“夺门”三功臣只剩曹吉祥一个人了，这位公公不喜反忧，很有岌岌可危之感。

这位曹公公乃滦州人，一直是王振的亲信，在英宗初年数次出外当监军，畜养了不少壮士在家。明景帝时，他又负责监京营军，故而与石亨友善，并配合石亨迎英宗复辟。

为了感谢这位公公，明英宗把他升为司礼太监，即太监第一人，总督三大营，权大势大，宫内无人可比。其义子曹钦还被晋封为伯爵，侄子曹铉等人皆受封都督官衔，其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一时间权势与石亨相并列，时称曹、石二大家。

由于明廷已经定了调子，下令自今起章奏不可用“夺门”二字，从大原则上就否定了“夺门之功”。

石亨被逮治，曹吉祥越来越如坐针毡。于是，他渐蓄异谋，想弑掉明英宗。

干这种惊天“大事”，没有军人帮助万万不行。曹吉祥开始天天在自己大宅院张宴，请在京军营及锦衣卫等各级中高级军官饮酒作乐，大散金钱谷帛，任由这些人取用。这些因曹公公保荐而飞黄腾达的军官们也怕他势败受牵累，皆愿尽力效死。

曹公公的干儿子曹钦问门客冯益：“自古有宦官子弟当皇帝的吗？”

冯益答：“您老曹家魏武帝曹操就是啊！”

冯益没说谎话，曹操他爸就是认太监为干爹才改姓曹，这位魏武帝原姓“夏侯”。

曹钦闻言大喜，更坚决了谋反的决心。

天顺五年秋，曹吉祥因对家人施私刑致死，被言官弹劾。明英宗正愁抓不住曹公公把柄，命令锦衣卫指挥逯杲去按察，降敕遍谕群臣。

曹钦闻讯大惊：“先前降敕，石亨将军被捕，今天又来这一套，是想灭我们曹家啊！”

于是，诸人谋议，准备在七月庚子日动手。曹钦提外兵入大内，曹吉祥本人以禁兵接应。

定谋后，曹钦召诸位参加起事的将校在晚间饮宴。半道，入伙的一个军官马亮害怕事败被诛三族，悄悄溜出，向值宿朝房的怀宁侯孙镗与恭顺侯吴瑾告发此事。

吴瑾赶紧让孙镗从长安右门的门缝内塞进急报帖子，报告曹家谋反一事。

明英宗大惊，立刻派人在大内逮捕了大太监曹吉祥，并下敕皇城及京城九门皆严闭不开。

曹钦发觉马亮逃走，知道消息泄露，连夜带人驰往锦衣卫指挥逯杲家，杀掉逯杲，并把阁臣李贤砍伤于东朝房，拎着逯杲鲜血淋漓的首级对李贤说：“就是这个逯杲要惹我啊！”

逯杲这个人，确实不是好人，他本来是由于石亨和曹吉祥的推荐才当上锦衣卫大官。但是，逯杲奉命按察曹家不法之事，曹钦绕道杀这个人，其实在当时完全是浪费时间。

由于事情败露，曹钦索性公开造反，率数千精兵强将猛攻东、西长安门。皇宫大门结实，根本冲不进去。里面守门士兵又搬出准备修御河河堤用的厚砖砌在门后，更使宫门难以攻破。

曹钦等贼人乘乱纵火烧门，并在宫门外往来驰骋呼叫。

怀宁侯孙镗宿于朝房，本来是为了转天一大早带数千军马西征边境，特意来趁明天早朝向皇帝辞行。见事情危急，他忙派两个儿子招已经集结待命的西征军，进攻在东长安门烧门欲闯皇宫的曹钦。

曹钦从西长安门杀至东长安门，中途正遇向外跑的恭顺侯吴瑾，一刀就削掉对方的脑袋，奔驰至东长安门。

由于贼兵纵火烧门，东长安门塌毁。门内守卫禁卫军忙搬取一大堆薪柴放在门口，火借风势，大火使得贼兵仍旧闯不进来。

天快亮时，孙镗手下的西征军杀至，曹钦手下贼兵渐渐不支，又多心虚，渐渐奔散。

孙镗勒兵追击，杀掉曹吉祥侄子曹铉等人。

曹钦勇猛，率十余人杀出一条血路想从安定门逸出，但大门紧闭，门卒众多，他只得掉转马头逃奔家中。

孙镗等人率军追杀，曹钦指挥数百家丁仆从关门拒战，终于不敌。诸军大呼杀入。

曹钦见大势已去，投井自杀，终未当成“曹操”。

明廷下令，族灭曹家及其姻家，尽屠参与政变的党羽，并把大太监曹吉祥当众碎剐。只有最先告变的马亮好命，得授都督一职。

至此，“夺门之变”三大“功臣”，一贬二死。

又过三年，明英宗在1464年正月病死，时年三十八。

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次年改年号为“成化元年”。

后世历史学家不少人不辨史实，以土木堡之役为口实，大讲此役乃“明朝由盛至衰之始”，其实全然是无稽之谈。

明英宗继承仁宗、宣宗之基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他前后在位二十四年，除土木堡被俘之事以王振擅权外，大局面并未坏掉，所以才有后来明宪宗、明孝宗的成化、弘治之治。而这父子相承的四十年间，政局基本稳定，是明朝民力财力积累的承平治世。所以，称“土木堡之役”为明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实为一叶障目之辞。

最后，提一下“土木堡之变”的另一位主角瓦剌首领也先。

也先放归明英宗后，当年仍旧来贡，呼啦啦还是三千多人，明廷盛陈大宴接待，同时也在席间幕后耀兵亮甲，给对方以心理威慑。当时处于幽禁状态的太上皇明英宗，也派人以自己名义赐也先大笔赏物。明景帝闻之不悦，便决定与瓦剌断绝关系，不再遣使回报。

尚书王直等人相继进言，谏说如果断绝关系，也先会重新挑起边衅。明景帝回言：“正是使来使往，才有摩擦生过节。昔日瓦剌入寇前后，不都是礼尚往来吗，还不是照样开战。”于是，明景帝亲笔写敕书给也先：“先前使节往来，难免因小人言语短长而使双方生隙。朕今不再遣使，太师（指也先）也不必再请，以免日后生事！”

这样一来，瓦剌人再不能从明朝政府方面得到好处。此后，也先数次犯边，但没有什么特别大规模的行动，小劫小抢，骚扰而已。

瓦剌对外无大战事，便开始内讧。那位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之妻，是也先的姐姐，所以，也先就想让脱脱不花立自己亲外甥为太子，脱脱不花不答应。也先生气，本来以前他就恨脱脱不花与阿剌知院先于自己和明朝讲和，又怕这位汗爷日后势大于己不利，就先下手为强，突然出击，在1451年杀掉了脱脱不花，把他的部众分给瓦剌诸酋长。脱脱不花的弟弟阿噶巴尔济本来事先依附也先，想也先杀掉哥哥后立自己为汗，结果，哥哥刚被杀，也先就找上门。阿噶巴尔济狂喜，以为是拥自己为可汗，但刚出帐门就被也先当头一刀砍死，其子哈尔固楚克想逃，也被抓住砍头。

可汗兄弟子侄皆被弄死，也先便在1452年自立为可汗，以其次子为太师，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改元“添元”。“田盛”，即“天圣”之意。明廷当然不会称他为天圣可汗，回报书中只称他为瓦剌可汗。

也先当了可汗后感觉特别好，常常强迫蒙古诸部徙迁，日益骄横，荒于酒色。

自元顺帝逃出大都以来，蒙古虽然一直处于内乱之中，但蒙古大汗向来都是由“黄金家族”后裔继承。正基于此，瓦剌部的也先势如中天之时，仍旧推脱脱不花为“幌子”可汗，这样才能以理服众，挟可汗而令诸部。如今，他自立为可汗，以非“黄金家族”成员身份登汗位，又依汉法建“年号”，自然引起蒙古诸部的公愤。

于是，与也先一直鼎足而立的蒙古头领阿剌知院率先发难，在1454年进攻也先。不可一世的也先，外战内行，内战却是大外行，加之内部离心离德，一战即溃。他本人也在混战中被乱刀砍死，死相非常不堪。

阿剌知院没高兴多久，他自己又被鞑靼部的孛来杀掉。

从此以后，瓦剌部群龙无首，东蒙古诸部（即鞑靼）死灰复燃，登上草原大舞台开始唱主角。“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属分散，其承袭代次不可考”。

孛来杀阿剌知院后，立王子马可古儿吉思为可汗。另一位鞑靼首领毛里孩也不示弱，立脱脱不花的幼子脱古思猛可为可汗（即摩伦汗）。这两部在向明朝进贡的同时，也相互在宁夏与兀良哈一带相互攻杀。明廷乐得其成，封孛来为太师淮王（与也先一样），称他拥立的马可古儿吉思为迤北可汗。

明宪宗成化年间，孛来数次来明朝入贡，趁送骏马貂皮之机，大打秋风，获赐甚多。与也先一样，孛来与马可古儿吉思相处一久就生出矛盾，便杀掉后者，自立为汗（又有说是多郭朗台吉杀马可古儿吉思）。如此，自然失道寡助，毛里孩乘机攻击孛来，杀掉了这位汗位未坐稳的老乡亲。

毛里孩杀孛来后，一时称尊，便又与他所拥立的摩伦汗发生摩擦，双方大打出手，摩伦汗被杀，其部将斡罗出逃走。

而后，鞑靼诸部相继攻略仇杀，你死我活。恰因如此，明宪宗时期边境才稍得休息，除因争夺哈密频发战事外，没有特别大规模耗财损兵的对外战争。明朝大将王越和余文俊二人都是非常有才干之人，鞑靼虽然有时能够进入河套地区骚扰，但很快就被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