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叙事对比：悲剧美与中和美

《史记》中悲剧人物甚多，忠于楚国屡遭排斥贬谪最终沉江自杀的屈原，刺秦王不成的荆轲，争霸不成身死垓下的项羽，忠于汉室被清君侧的晁错，活活饿死的名将周亚夫，等等。这些悲剧人物身上都体现出一种与社会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他们在逆境中顽强不屈，纵使肉体被毁灭，千百年后其精魂依然激励人心。朱光潜曾说：“一个鼹鼠丘、一条小河、一阵微风，一个矮小的儿童或者普通人的一个异常的举动，都不可能使我们产生崇高的印象，乡村酒店里的争吵、蔬菜瓜果商的破产、平凡人的生离死别以及类似的许多小灾小难，也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悲剧效果。能够激起我们的崇高感的是那辽阔的苍穹、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浩渺无际的汪洋大海……能够给我们留下悲剧印象的是特洛伊城的陷落、普罗米修斯的苦难，是俄狄浦斯的流浪、苔丝狄蒙娜或者狄利亚之死，是非凡人物的超乎寻常的痛苦”^[64]，“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如果在他的邪恶之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毅和巨人般的力量，也可以成为悲剧人物”^[65]。他引斯马特《悲剧》里的话解释悲剧之生成：

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奔逃，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66]

苦难降临并不是悲剧，当人表现出反抗并超越了平时的自己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悲剧。朱光潜进一步补充：“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67]悲剧全在于反抗，而不是逆来顺受。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68]《史记》正是通过一大批非凡人物的毁灭给后世读者造成剧烈的情感冲击的。

据韩兆琦统计，《史记》中“有五十七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的，此外还有近二十篇虽然不是用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但其中写到了悲剧人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七十多篇中还有许多篇是几个悲剧人物的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等。还有许多篇虽然是以一个悲剧人物的姓字命名，但是实际上作品中还有其他次要的悲剧人物，如《伍子胥列传》中的白公胜和石乞，《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李将军列传》中的李敢、李蔡等。粗略计算一下，《史记》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120多个”^[69]，他说《史记》“以被杀、自杀的人物标题的三十七篇，以其他形式的悲剧人物标题的约二十篇”^[70]。这些悲剧人物都曾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在时代潮流的冲刷中倒下去，然而倒下去的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精神、魂魄却屹立在历史人物长廊中，永垂不朽。

悲剧大约可划分为两种，一为时代悲剧，二为性格悲剧。时代悲剧是个人行事不符合时代大势所趋，或者个人性格与时代格格不入，沦为时代巨轮的牺牲品；性格悲剧则是因为性格缺陷或过失而给自己带来悲剧结局，如项羽，他身上有着致命的性格缺陷，韩信、高起、王陵都曾说他徒有匹夫之勇、不善用人。明代凌稚隆进一步指出：“项羽非特暴虐不得人心，亦从来没有统一天下之志。咸阳即灭，而都彭城，而割荥阳；既割鸿沟，而思东归，殊欲按兵修甲，宛然图伯筹划耳。岂如高祖规模宏远，天下不归于一不止哉？”^[71]

悲剧有时体现在生死之取舍上。《哈姆雷特》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72]在生死面前，何去何从，往往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73]，“舍生取义”，亦是一种生死观。项羽一生狂傲不羁，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在可以渡江逃生时，他却选择了死亡，对他而言，与其逃避苟活，不如直面死亡来得痛快！他的选择表现出一种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是对项羽的高度赞誉。生死关头彰显人格尊严，以死而名著千秋的义士仁人大有人在，田横、伯夷、叔齐、齐太史兄弟等是其中代表，士可杀不可辱，他们宁折不屈。

《史记》注重对悲剧人物在艰难处境中做出的选择进行重点刻画，借人物之选择来彰显自己之态度。当悲剧发生，成为既定事实，无法更改，那么，悲剧之后该做什么？是以死解脱，还是含辱苟活？这才是人生两难的选择。司马迁推重的是人物在绝境中的“隐忍”，在书中，他格外关注那些遭遇悲惨的人在困境中的隐忍，著名的篇章有《赵世家》、《伍子胥列传》、《魏豹彭越列传》、《季布栾布列传》、《范雎蔡泽列传》等，极力刻画这些人在悲惨境遇中忍辱负重的事迹，他们或为复仇，或为立功扬名，或为国家存亡，虽然结果不一，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但他们为有所成就而忍辱负重的事迹引人入胜，惊心动魄。《史记》中人物的生死观其实也是司马迁自己的生死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在受宫刑之奇耻大辱后，为了成就《史记》，司马迁选择忍气吞声地苟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是他自己在悲剧之后的选择。

司马迁笔下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悲剧人物，一方面与传主所处时代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源于司马迁本身对悲剧人物的同感心理。

春秋战国直至汉朝开国，其间朝代更迭，战乱不休，政治斗争层出不穷，每一场争斗都有胜利、有失败，每一次改革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用热血演奏了一出出时代悲歌，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他们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这一时代体现着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多灾多难、战乱不休，人们朝不保夕，生命如蝼蚁；另一方面英雄辈出、叱咤风云。而汉朝定国至汉武帝统治年间，其间亦非风平浪静，宫廷内外，权力争夺战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功臣乱子在权力的倾轧中粉身碎骨。缤纷时代造就无数悲剧。其中也有些悲剧是人物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与时代、社会发生冲突造成。司马迁对悲剧人物的推崇与战国以来的社会风貌相一致，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敬仰英雄，崇拜英雄，追求功名，积极奋发，渴望轰轰烈烈的生活。

除了时代原因外，还有司马迁自身的原因。司马迁遭际坎坷，他自己的一生便是个悲剧，因而对于悲剧人物容易产生同感心理，他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处境，在行文中以最恰当的词语揣摩所写对象的内心世界，这种同感共情是他选择描写悲剧人物、并大力推崇其作为的重要基础，也是他成功刻画出这一系列悲剧人物的根源。清代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74]。鲁迅也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75]同情共感心理是他描写悲剧人物的心理基础。

班固也写了不少悲剧人物，儒家思想要求积极入世，要求人物具备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往往产生分歧，这时，悲剧便不可避免。如晁错，为加强中央集权，他上疏景帝，请削诸侯土地，引起诸侯国王的仇恨，以致成为王权斗争的牺牲品，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但他那种为了国家利益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却值得赞扬。同样富有悲剧意味的人物还有赵广汉，京兆尹赵广汉精于吏治，打击豪强，抑制盗贼，使京兆地区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然而触犯权贵，竟被他们以“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节伤化，不道”^[76]的罪名腰斩。行刑时，“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曰：‘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77]，吏民守阙的请愿增强了传记的悲剧意味。此外，还有韩延寿、司马迁、李陵、盖宽饶、胡建等，悲剧人物往往令人产生崇高感，并容易由怜悯、同情、叹息而引起心灵的震撼。

总的看来，在人物审美上，班固更推重中和之美。孔子曰：“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78]儒家讲究“过犹不及”，无论喜怒哀乐，都不宜太过。《汉书》中的人物评价大都符合中庸哲学，如隽不疑“严而不残”，倪宽“为人善良，有廉知自将，善属文”，丙吉称宣帝“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廷尉于定国“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经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黄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张）安世温良，塞渊其德”，杜延年“为人安和”，尹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于朝廷”，……班固在评价人物时多以“谦恭”、“安和”、“温良”等词形容，努力把握着中和、中庸原则，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位“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79]的地地道道的儒家士大夫。范晔赞他叙事“不激诡，不抑抗”，指他叙事不过激，不诡异，不过分抬高或压低人或事，赞赏班固写人叙事的中庸。班固中和人格的审美观也是他在屈原评价问题上与司马迁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班固批评屈原不能明哲保身，对屈原作品的评价亦从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诗教着眼。

然而这种中庸原则很难把握，因为人的性格、行事往往很难严格依照某个尺度，总是呈现出一定的偏向。班固对于不符合中和人格的人物表示了不满，在《杨胡朱梅云传·叙传》中他说：“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诘禹，福逾刺凤，是谓狂狷。”^[80]班固对这些人物“狂狷”的行为作了否定评价，而在行文中，则赞美了杨王孙裸葬的崇尚节俭、胡建的果断，朱云、梅福的不畏强暴；《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赞》中亦存在同样问题，行文中赞美诸人刚直有节操，《叙传》中则认为他们“皆陷狂狷，不典不式”，评价的自我矛盾说明中庸原则的难以把握。

除了以上三点不同外，在对传主的具体评价上，班固与司马迁也往往有分歧，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所举例评论：“韩信之反，马作单传，阳依成案而阴白其冤，班与黔、彭、陈、卢、吴合传而以为真反；公孙弘、卜式、赵禹、张汤、桑弘羊、张骞、卫青、霍去病之流，皆子长所深讥，班于《公孙弘赞》极推武帝得人之盛，竟与董仲舒、汲黯、苏武等一切褒之。”邱逢年偏袒司马迁之评价，讥刺班固。

【注释】

[1]朱东润《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2]《陶庵记》，《震川先生集》卷十七，上册，第426页。

[3]刘大櫆《论文偶记》，《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引言·春觉斋论文》，第12页。

[4]《艺概·文概》卷一，第12页。

[5]《四史评议·史记评议》，第77页。

[6]《四史评议·史记评议》，第109页。

[7]《史汉文学研究法》，第23页。

[8]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读史总评》引。

[9]《史汉文学研究法》，第25页。

[10]《史汉文学研究法》，第27、28页。

[11]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第62页。

[12]浦起龙《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第26页。

[13]《汉书·苏武传》，卷五十四，第8册，第2467页。

[14]《汉书·车千秋传》，卷六十六，第9册，第2883、2884页。

[15]《汉书·丙吉传》，卷七十四，第10册，第3142页。

[16]《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五，上册，第177页。

[17]《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册，第212页。

[18]《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册，第213页。

[19]《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条，上册，第29、30页。

[20]《汉书·成帝纪》，卷十，第1册，第330页。

[21]转引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汉书释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6页。

[22]《告子章句下》，《孟子注疏》卷十二下，《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62页。

[23]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十七《读史》，元后至元刻本。

[24]《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第9册，第2732页。

[25]《史记·管晏列传》，卷六十二，第7册，第2132页。

[26]《史记·伍子胥列传》，卷六十六，第7册，第2183页。

[27]《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卷一百，第8册，第2735页。

[28]《后汉书·班固列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30页。

[29]《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420页。

[30]《四史评议·史记评议》，第94页。

[31]《史汉论稿》，第36页。

[32]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33]《书教下》，《文史通义校注》卷一，上册，第49页。

[34]《畏庐续集·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畏庐文集·诗存·论文》第2册，第492页。

[35]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卷首《读史总评》引。

[36]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卷首《读史总评》引。

[37]张富春《〈史记论文〉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09、110页。

[38]《四史评议·史记评议》，第81页。

[39]《四史评议·史记评议》，第81页。

[40]《论谋篇之术》，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含《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41]《后汉书·班固列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34页。

[42]《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二则》，（清）钱谦益著（清）钱会笺注《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9、1750页。

[43]浦起龙《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第26页。

[44]《各家总论》，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含《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108页。

[45]《书教下》，《文史通义校注》卷一，上册，第50页。

[46]《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6册，第1715页。

[4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0页。

[48]《史记·张丞相列传》，卷九十六，第8册，第2685页。

[49]《辨职》，《史通通释》卷十，上册，第282页。

[50]施章《史记新论》，第2页。

[51]《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302页。

[52]《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303页。

[53]《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303页。

[54]《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第9册，第2735页。

[55]《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319页。

[56]《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十六，第8册，第2521页。

[57]《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4册，第1079页。

[58]《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4册，第1079页。

[59]《汉书·刑法志》，卷二十三，第4册，第1079页。

[60]《汉书·苏武传》，卷五十四，第8册，第2469页。

[61]《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卷四十一，第5册，第1752页。

[62]《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316页。

[63]《史记·袁昂晁错列传》，卷一百一，第8册，第2740页。

[6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页。

[65]《悲剧心理学》，第96页。

[66]《悲剧心理学》，第206页。

[67]《悲剧心理学》，第206页。

[68]《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92、193页。

[69]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70]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71]凌稚隆《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72]《哈姆莱特》，（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73]《告子章句上》，《孟子注疏》卷十一下，《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52页。

[74]《〈老残游记〉序》，陈翔鹤校《老残游记》。

[75]《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420页。

[76]《汉书·赵广汉传》，卷七十六，第10册，第3205页。

[77]同上。

[78]《雍也》，《论语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79页。

[79]《后汉书·班固列传》，卷四十上，第5册，第1330页。

[80]《汉书·叙传下》，卷一百下，第12册，第4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