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个性化与群体观对比研究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史记》和《汉书》对游侠、刺客的不同态度集中反映出司马迁重“义”，班固重“忠”的不同倾向。《史记》中人物强烈的个性特征以及自由气息与其时代去战国未远有关。所以，《史记》中才会出现那么多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汉书》在人物价值取向上强调群体价值。《史记》虽然也写忠，但不像班固那样特意强调，也不像《汉书》那么普遍，更不推崇愚忠。《汉书》则大力提倡“德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54]《太史公自序》亦云：“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55]可知《史记》主要是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的，《史记》偏爱奇人奇事，因此，《史记》中的人物往往个性张扬，行事任性任情，为大事不拘小节，比较突出的人物有魏无忌、伍子胥、项羽、袁盎、刘邦、张良、韩信、荆轲等，这些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史记》中的个性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快意恩仇的烈性。《史记》中往往写到“报”，既有“一饭之德必报”，又有报仇雪恨、睚眦必报。前者有韩信报漂母一饭之恩，豫让报智伯知遇之恩，以及韩信报刘邦厚遇之恩而终不肯反，侯嬴为坚信陵君之心而自刎，程婴、韩厥、公孙杵臼冒死救孤等，后者有伍子胥鞭平王尸，孙膑报庞涓刖足之仇，刘邦酒宴上讽刺其父当年言语不逊，苏秦富贵还乡报之前所受白眼，等等。

（二）尚“义”。与《汉书》相比，《史记》中的人物更加崇尚“义”，“义”的具体表现大致为患难与共，为知己者死，《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描绘了郭解、专诸、曹沫、豫让、聂政、荆轲等一大批讲义气重然诺的侠义之士。为了义气，他们不惜牺牲生命，典型例子如豫让为报智伯礼遇，不惜推残身体发肤为智伯报仇，在不能杀死赵襄子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请君之衣而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56]，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自杀。另外，田横的五百门客也是感于义气者，田横自杀后，他的两个门客以及岛上的五百义士也相继自杀。《史记》和《汉书》对游侠、刺客的不同态度集中反映出司马迁重“义”，班固重“忠”的不同倾向。

《史记》中人物强烈的个性特征以及自由气息与其时代去战国未远有关。西汉初，诸侯国林立，战国纵横风气犹存，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依然存在，士人既可以在朝廷为官，又可以去诸侯王国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像枚乘，他先为吴王濞的郎中，见濞欲为谋乱，上书劝谏，不纳，于是去吴归梁。七国之乱前，他又劝谏吴王，又不纳，大乱平定后，景帝闻其名，便拜为弘农都尉。但枚乘更喜欢诸侯国的自由风气，遂以病为由辞官，复回梁孝王身边。司马相如则先被景帝拜为郎，后梁孝王来朝，司马相如被他身边的邹阳、枚乘、严忌等文士们吸引，便称病免官，从梁王游。汉初，诸侯王国形成几个文化圈，尤以楚、吴、梁、淮南为盛，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和“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条，可知汉初诸侯王权限相当之大，几与中央抗衡，这种格局与春秋战国诸国林立有相似处，因此那种崇尚个性、崇尚自由的习气依然活跃在汉初士人中间；而且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秦汉之际，天下都处于动乱之中，人们的命运在动荡的时代很容易颠覆。秦汉之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毋相忘”等思想的盛行可以证明这一时代变化之急剧，生命的不安定更容易激发人们任情任性的行为，而命运变化之剧烈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严格的等级界限，人们在交往时不像后世那样注重等级，而注意以意气相投。所以，《史记》中才会出现那么多个性化的人物形象。

《汉书》在人物价值取向上强调群体价值。班固认为：“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57]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必须要有能维持其存在的社会法则，“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58]，礼乐与刑法是维系群体的总体规范和准则。班固自觉遵循儒家道德观，强调君在社会群体中的崇高地位，“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59]，班固提倡对社会规范、对道德秩序的自觉服从，这必然要求个体超越自己的欲望，必要时甚至放弃生命，以实现对国家、民族、皇权的效忠，苏武即是这种道德观、人格观的完美体现，也是班固着力刻画的人物之一。《苏武传》不是依据前史旧文，而是班固自己独创，因此，这样的传记最能代表班固的价值观和文学成就。《苏武传》中他评道：“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60]“杀生求仁”是儒家道德观的精粹。李陵虽然有“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志愿，但他不肯杀身成仁以报朝廷，反而因私人之怨投降匈奴，因而不符合儒家以国家、群体为重的道德观，班固在论赞中对他作了批判。

与《史记》重“义”相比，“忠”更能代表班固笔下人物的思想，“忠”即忠于朝廷，忠于大汉王朝，置自家生命不顾。苏武一心忠于汉朝，九死一生而不悔，成为封建时代“忠”的最佳代言人。对“忠”的极度推崇势必导致对对乱臣贼子的极度痛恨，《王莽传》以长篇巨幅写其篡国，惩戒警示之意鲜明。忠奸之辨说明《汉书》不像《史记》那样重豪侠仗义，而是侧重保皇忠君，反映儒家忠君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忠于一朝一姓的观念形成。但也应看到，班固的评价并不拘泥，在霍光废昌邑王的事件上，班固没有强执君臣之礼，而是有一定的灵活性，认为霍光废荒淫无道的昌邑王是维护汉室的正义行为。

《史记》也写到人物的忠君。如《越王勾践世家》中范蠡与勾践书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61]突出人物的忠君思想。《韩长孺列传》中也有“主辱臣死”之类的话。此外，《史记》对忠言进谏之士予以肯定，“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62]。《袁盎晁错列传》中的“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长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63]，强调尊卑有序。《史记》虽然也写忠，但不像班固那样特意强调，也不像《汉书》那么普遍，更不推崇愚忠。

与“忠”同行的还有“德”。《史记》中并没有对德行的特别强调，司马迁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对死于君者并不特别热衷，反而对那些不为君、国死、助仇敌或别国发展的人大书特书，如管仲、伍子胥等，所以《史记》中道德规范并不严格。《汉书》则大力提倡“德行”，崇尚“唯至德之为美”，宣帝表彰的十一位“中兴辅佐”大臣“皆有功德，知名当世”，这十一位大臣分别是：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这些人忠于朝廷、德行高洁。在班固看来，德行高者、宽和容人者往往得以善终，过于刚强、残暴酷烈者则容易祸及自身与家人。

《史记》写人比《汉书》写人更具个性化的原因还体现在：班固对事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人的个性和命运的关注，《史记》常选择典型事迹突出人物形象，以事见人，《汉书》则人淹于事，且多与朝廷大事牵涉而引出，人物个性淹没在奏章里，以致很多人物个性模糊，面目不清。《汉书》对《史记》中人物的改写往往不如原文，原因就在于《汉书》中人物之个性不再鲜明，典型的例子如《汉书》将“鸿门宴”部分移入《高帝纪》，一些重要的细节予以删除，尤其是樊哙部分的描写，《汉书》予以省略，致使樊哙的个性不再凸出。同样删改不如人意的还有吕太后这一形象，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吕太后形象得到了集中反映，司马迁既叙述了吕后擅权始末，又塑造出一位刚硬阴狠的女人形象。班固将吕太后残害赵王如意、戚夫人的事移入《外戚传》，吕太后害刘氏诸王之事散入《高五王传》，陈平、周勃等相谋除诸吕事系在《张陈周王传》中，《高后纪》纯粹记临朝大事，以编年体例罗列史实。这样一来，体例上是分明了，吕太后的个性反而因为史事零散得不到集中的反映，不如《史记》集中记叙来得鲜明。

《史记》、《汉书》之所以在价值取舍上如此不同，一方面因为司马迁和班固取舍人物的价值观不同，如同样写汉武帝，《史记》突出其求仙长生、穷兵黩武，《汉书》则强调其雄才大略；《史记·平津侯列传》中公孙弘“外宽内忌”，《汉书·公孙弘传》则突出其“贤能廉洁”；在晁错问题上，《史记》突出其苛刻，《汉书》则强调其为大局而牺牲自己；《史记》认为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着意刻画，《汉书》贬斥游侠“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认为应该纳入道德法制体系内；另一方面是传主所处时代不同。《史记》以战国到汉初的人物为主要撰写对象，《汉书》则以武帝以后的人物为主。人物个性不可避免带上时代印记。汉初虽然实现了统一，文化上却呈现出以黄老为主的多元并存局面，因而《史记》中的人物较少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德行观逐步成为士人们的自觉追求，至东汉，儒家德行已根深蒂固，士人以道德相尚，标榜德行，人们自觉维护刘汉朝廷的正统地位。

《史记》与《汉书》：个性化与群体观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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