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首先是作为史学作品而存在的，史料真实与否是史书可信与否的基本前提。史著自先秦便有重“真”的传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崔杼使人杀齐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为保存历史真相，史官们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2023-08-20
《史记》与《汉书》对比研究：平民精神vs.以帝王将相为中心
【摘要】：司马迁不以人的社会地位而以其社会价值作为入传标准，这一点是《汉书》所不具备的，因而，《史记》中人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要高于《汉书》。对于《史记》的平民精神人们早有共识。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46]可知早期的史官整日跟随帝王身前身后，记录帝王的言行。《史记》所记的书“崔杼弑庄公”的齐太史，书“赵盾弑其君”的晋太史董狐，记的都是帝王的言行。另，《史记·晋世家》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史官的职责是随时随地记下帝王的言行，这样的历史只能是贵族的历史，无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司马迁一改之前帝王将相的历史，将目光投向广大群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对历史人物的见解上，司马迁比班彪父子更具平民精神。梁启超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47]《史记》中的人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中下层小人物的身影时时可见，如《魏公子列传》中的屠夫朱亥、卖浆者薛公；《孟尝君列传》中的食客冯谖、鸡鸣者；《屈原传》中的渔夫；《淮阴侯列传》中的漂母，其他篇章还有击筑者高渐离，优伶优孟等等；而且《史记》第一次为商贾人物立传，《货殖列传》构建了一幅商人画廊，篇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32人，司马迁肯定了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至于自身平庸而居高官之人，即使贵为丞相，他也不肯多费笔墨，如《张丞相列传》中，对于没什么作为的六个丞相，书中仅列其名字，认为他们“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48]。司马迁不以人的社会地位而以其社会价值作为入传标准，这一点是《汉书》所不具备的，因而，《史记》中人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要高于《汉书》。
对于《史记》的平民精神人们早有共识。刘知几在《史通·辨职》中指出：“汉臣之著《史记》也，无假七贵之权，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49]施章在《史记新论》中说：“只要人间有特殊的生活现象，他（司马迁）都把他叙述出来，描写出来，而且分类地叙事或描写。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即与帝王无关，司马迁特别以长篇大文表章之，这都是处处表现着司马迁不偏重帝王的精神，可以表示《史记》不是帝王的家谱，只是伟人的记载；而是以社会的整个生活为对象，用平等的眼光来叙事，他以整个的社会人生为对象，给以平等的眼光而作价值的叙事和描写。所以《史记》一书可谓具有社会性的大众生活的历史。虽然他的本纪、世家、列传，往往是以描写个人为中心，而由个人上面，即可把当时的社会背景表现出来，若以现代文化以大众生活为主的眼光观之，则《史记》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50]这种不为帝王立家谱的精神在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少见的。
不为帝王立家谱，并不意味着不能称颂皇帝，事实上，对于汉代帝王，司马迁频频称颂，“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51]，“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52]，“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53]……在《孝文帝本纪》中，司马迁几乎将孝文帝塑造为十全十美的人物。
《汉书》除继承《史记》的部分外，其他部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帝王无论有无实际掌权，都予以记录，如《惠帝纪》；将相无论有无功德，都给予立传；班固摒弃了司马迁那种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的主张，对于《史记》中医者仓公传、滑稽类传、刺客等传都予以取消，这是由他奉命作史、宣扬汉德的立场决定的，当然，断代史的体例也要求他这样书写。不过班固对学者学术方面非常关注，对文学家、政论家如贾谊、晁错、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等都详录其书，并且专门为儒生开辟《儒林传》，这是因为儒生地位比之司马迁时代有了大幅提升的缘故。东汉，儒家经书是士人们通往富贵的敲门砖，儒学与政治密不可分，杰出的儒生有机会拜官入相，所以本质上而言，班固对儒林学者们的关注还是不脱其为帝王将相抒写的范围。总的说来，这种以帝王将相为主要对象的写史方式最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因而后世各个朝代的断代史，基本上都沿袭《汉书》的编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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