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成果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史记》篇法上的变化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史记》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因人成文，文如其人。与《史记》篇法多变不同的是，《汉书》按部就班，多用顺叙手法，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如《苏武传》就以出使匈奴、牧羊北海、回归汉朝等先后叙述。固所修者《汉书》，则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为参差。[44]刘师培认为《史记》往往能寓褒贬于叙事，《汉书》则讲究字斟句酌，平实叙事

《史记》合而观之是一个圆转如一的体系，分开则一篇一样写法，并不遵循一定的规律，而是随着内容不同驱遣形式。《史记》篇法上的变化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史记》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因人成文，文如其人。传主是什么人，就给他什么文字，如伍子胥致力报复，则给他一篇怨毒文字；孔子温文尔雅，则给他一篇文质彬彬文字；屈原忧国忧民，给他一篇《离骚》式笔法。关于《史记》因人成文写法，历来学者都有评述：

凌约言云：“太史公叙事，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片境界，自用一等文法，观此叙褒姒一段可见。”^[35]

《史记》中不同体例其风格也迥异，王世贞评道：

太史公之文有数端焉，帝王纪以已释《尚书》者也，又多引图纬子家言，其文衍而虚；春秋诸世家以已损益诸史者也，其文畅而杂；仪、秦、鞅、雎诸传以已损益战国者也，其文雄而肆；刘项纪、信越传志所闻也，其文宏而壮；河渠、平准诸书志所见也，其文核而详，婉而多风；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发所寄也，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36]

王世贞认为《史记》之本纪“衍而虚”，世家“畅而杂”，传记部分有“雄而肆”和“宏而壮”，书“核而详”，刺客、游侠、货殖等类传则“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史记》每一个体例都有不同的文风，同一种体例如传，亦有不同的风格。

吴见思对《史记》因人成文多有阐发，如评《五帝本纪》总评云：“《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乃开卷第一篇，纯用庄重整练隐其神奇，故排句学《国语》，而秀句用子书，尧舜二记又采《尚书》古奥，觉另是一种笔墨，盖因作五帝之记遂成五帝之文，亦有纯气守中也。”^[37]吴见思评《屈原贾生列传》：“四叠句用韵，序《离骚》即用《离骚》体”；评《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史记》每于英雄侠烈之事，写得奇肆磊落、慷慨纵横，而独于此传，遇醇谨人，遂还他一篇醇谨文字。读之深静纯密，乃尔信乎才之无所不可也”；评《史记·刺客列传》：“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史公遇一种题，便成一种文字，所以独雄千古”。

其次，《史记》笔法多变，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或夹叙夹议，或打破顺叙线索，或繁或简，或互见法，不拘一格。李景星曾举例说明《史记》章法不一，如评《佞幸列传》：“用字既极其清新，措辞又时带调笑”^[38]；评《蒙恬列传》：“至赵高为李斯、蒙恬之对头，故于《李斯传》内备记其终，于《蒙恬传》内又详叙其始；而李斯、蒙恬之受获处，写得圆足，而赵高之出身本末亦写得圆足。以一人之事附记两传之中，亦传中之创格也”^[39]。《史记》垓下之围中“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吴见思评：“正战阵中，忽写汉军歌、楚王歌，点缀幽细，另换一种笔墨。……写得幽秀轻倩、非战争语，妙。”于金戈铁马中忽写美人宝马，氛围顿变旖旎，更显英雄末路之悲怆。刘师培说：“《史记·萧曹列传》历叙生平，首尾完具；《孟荀列传》藉二子以叙当时之人；《管晏列传》但载其逸文逸事，凡见于二子之书者皆屏而不叙；至于《伯夷列传》几全为议论，事实更少：夫同为列传，而体变多方。”^[40]他指出《史记》叙事不拘一格，每篇都有不同写法，或叙述人物生平，或借传主写当时之人，或写逸闻轶事，或通篇发议论，《史记》笔法多变如斯。

与《史记》篇法多变不同的是，《汉书》按部就班，多用顺叙手法，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如《苏武传》就以出使匈奴、牧羊北海、回归汉朝等先后叙述。范晔《后汉书》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恰通”^[41]。班固写史，着重点在“综其行事”、“上下恰通”，注意事件的条理性，钱谦益曾举具体例子论及两书作史之法之差异：

《史》于汉元年诸侯罢戏下就国之后，历举楚之所以失天下，汉之所以得者，使后世了然见其全局。楚之杀义帝，不义之大者也，故首举之，并次年江中贼杀之事而终言之，不复系之某年也。废韩王成为侯，已又杀之，而诸侯心离矣，臧荼因此击杀韩广，而诸侯不用命矣。田荣以怒楚故杀三田并王三齐，而齐叛矣。荣与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叛矣。陈馀说田荣击常山以复赵，而赵叛矣。是时汉还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复以征兵怨英布，而九江亦将叛矣。所至残灭，齐人相聚而叛，而田横亦反城阳矣。撮项王举事失人心局势之大者，总序于汉元、二之间，提纲挈领，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

《班书》以事之先后为次，首序田荣之反，次及汉定三秦，遗羽书，次及九江称疾，次及羽使布杀义帝，次及陈馀立赵，年经月纬，一循史家之例，而于太史公序事之指意，则失之远矣。^[42]

钱谦益指出《史记》叙项羽、刘邦之事以项羽之失人心为线索，《汉书》则中规中矩，以时间先后叙事；司马迁于天下大势熟稔于心，运笔娴熟，举重若轻，富于变化，班固但知直叙史事，呆板拘谨，且原文旨意尽失。

对于《史记》、《汉书》叙事特色不同的原因，前人也有分析，浦起龙从两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上论述两书异同：

迁才高识超，不拘拘于绳墨；固言必矩度，有阡陌可寻，其格力不同。……即如迁作本纪、世家、列传，或进或退，或合或分，各出心裁，初无一定语，故项羽可本纪，陈涉可世家，屈、贾、老、庄、申、韩可以合传。如此之类，非固所能学，而亦非固所宜学也。何也？固所修者《汉书》，则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为参差。故《史记》无《惠帝纪》，而《汉书》有之，项羽、陈涉皆为列传，彼其体固宜尔也，亦何必强同哉！^[43]

浦起龙将原因归结为两者体例不同，通史可以变化不定，断代史为一王之制，故应有一定的章程，不可任意添加删改，他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刘师培则从写法上论述：“《史记》以空灵胜，《汉书》以详实胜，……子长行文之妙，在于文意蕴藉，传神言外，如《封禅》、《平准》两书，据事铺叙，不著贬词，而用数字提空，抑扬自见，此最宜注意处。明归熙甫以降，论文多推崇《史记》者，盖以此也。《汉书》用笔茂密，故提空处少，而平实处多。”^[44]刘师培认为《史记》往往能寓褒贬于叙事，《汉书》则讲究字斟句酌，平实叙事，故行文未免拘谨，不像《史记》那样开合自如、逸气纵横。

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论述并不局限于此，在说明了《史记》、《汉书》总体上呈现出“圆而神”、“方用智”的差异后，他又于《书教下》中指出《汉书》之所以能成家，并非全是“方以智”，“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薄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45]。

这一补充是谨慎的，事实上，《汉书》很多篇章继承了《史记》，如《张耳陈余传》、《窦田灌韩传》等将相关人的传记合为一传，没有将之分离。这也体现出《汉书》“圆而神”的特点。班固自创篇章也有“圆而神”的，如废昌邑王之事，《汉书》将之放在《霍光传》中详细叙事，此事牵涉到被废的昌邑王、后来的宣帝以及田延年等人，但此事发起人为霍光，而且霍光在当时的朝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大事在其他相关人物的篇章如《宣帝纪》、《昌邑王传》、《田延年传》中以提示语的形式有机地联在一起。另外，《汉书》中大量征引奏疏、诏令、文、赋等，从体例上来讲，也是对《史记》少政论文的一种变化，应当属于章学诚所说的“圆而神”。

章学诚之“圆神方智”说精确地道出了《史记》和《汉书》行文上的总体差异，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偏激地将两书截然划分，而是指出《汉书》亦有“圆而神”处，这种谨慎的学术态度值得后世学者效法。

《史记》与《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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