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各自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1]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叙事语言，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者个性的不同，也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2023-08-20
《史记》《汉书》的叙事比较：全局与体例
【摘要】：《史记》虽然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但并没有拘泥于纪传各体的界限，而是高屋建瓴，从历史全局着眼，将个人命运放在与之相关的大事件中，侧重历史事件的完整，《汉书》则严格遵循纪传体体例，本着为个人立传的原则，将一个人的事迹完整地放在本传中。再如景帝斩晁错事，《史记》将之放在《吴王刘濞列传》中详写，《袁盎晁错列传》中仅简单叙述，《汉书》则将此事放在《袁盎晁错传》中详写，在刘濞传中略写。
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有众多历史人物参与，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有大有小，事件对人物的影响也有大有小，如何安排这一历史事件，如何简洁清晰地叙述这一事件，往往体现出史家独到的见识。
《史记》虽然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但并没有拘泥于纪传各体的界限，而是高屋建瓴，从历史全局着眼，将个人命运放在与之相关的大事件中，侧重历史事件的完整，《汉书》则严格遵循纪传体体例，本着为个人立传的原则，将一个人的事迹完整地放在本传中。《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劝韩信自立，《汉书》将之分离出来，放在蒯通传中，这种改动明显不如原文。因为蒯通劝立事在韩信传中有证实他清白的作用，在形势完全有利于他的时候，他没有听从蒯通的劝告，而是反复提及刘邦对他的恩德，这一情节更能证明后面造反事纯属莫须有。班固将之分离，只是为了成全蒯通这一个人的传记，破坏了原有的重要意义，未免束于成格，不如《史记》的“圆而神”。
再如景帝斩晁错事，《史记》将之放在《吴王刘濞列传》中详写，《袁盎晁错列传》中仅简单叙述，《汉书》则将此事放在《袁盎晁错传》中详写，在刘濞传中略写。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写法是从大局出发，把晁错放在七国之乱的大环境中，因为七国之乱是由晁错主张削藩引起，诸侯国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叛乱，最后景帝平定了叛乱，削弱了诸侯国的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却将晁错斩了，这一冤案与七国之乱息息相关，《汉书》将之分离，放在个人传中，成全了个人传记的完整，却脱离了社会大背景，《史记》“圆而神”与《汉书》“方以智”由此可见一斑。
《汉书》之改《史记》，为的是守纪传体例，这种改变往往为它招致讥评，林纾甚至称《史记》之文“一经班氏窜改，即索然无味。余故谓《史记》所既有者则可不读班书”[34]，对《汉书》之改作林纾全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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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史记》无成法可循，自为创体，且行文通变化，故“圆而神”，《汉书》有成例可依，断代为史，但固守绳墨，故“方以智”。《史记》之“圆而神”与《汉书》之“方以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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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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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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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现代西方叙事理论也认为，叙事节奏取决于叙事时间总量与历史时间总量的关系。叙事时间并不同于历史时间，历史时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常数，叙事时间则是一个变数，叙事时间速度，是由历史时间的长度和叙事时间的长度相比较而成的，历史时间越长而文本长度越短，叙事时间速度就越快；反之，历史时间越短而文本长度越大，叙事时间就越慢。[33]短短四十余字概括了桑弘羊一生大节，言简意赅，叙事时间速度非常快。......
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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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篇法上的变化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史记》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因人成文，文如其人。与《史记》篇法多变不同的是，《汉书》按部就班，多用顺叙手法，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如《苏武传》就以出使匈奴、牧羊北海、回归汉朝等先后叙述。固所修者《汉书》，则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为参差。[44]刘师培认为《史记》往往能寓褒贬于叙事，《汉书》则讲究字斟句酌，平实叙事......
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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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史记》用叠字的情况作分析的是南宋洪迈：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至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于堂下，其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卒定从而归，至于赵，平原君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少者百数，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
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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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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