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时代风气不同,评析不同史法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时代风气不同,评析不同史法

【摘要】:梁启超也批评司马迁只顾写自己一腔感情,不是史法,赞同《汉书》冷静客观的写史态度。现代学者徐朔方认为:“历史著作而带有个人抒情成分和杂感式的评论,这是《史记》的特色。不错,历史著作应该同争论有一定程度的结合,但是不能羼入仅仅含有个人意义的东西,不能像司马迁那样把满腹牢骚灌注到历史著作的字里行间去。《汉书》纠正了《史记》的这一个倾向,有利于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

汉武帝时,先秦百家争鸣风气依然为当时学者们向往,儒家尚未独尊,思想相对宽松,是以司马迁能够“肆于心而为文”[29]。东汉时儒学已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文风也以醇厚为贵,因此《汉书》也就以含蓄内敛为主要特色了。李景星云:“凡传记叙奇事易,叙庸行难;犹之画家,画龙虎易,画狗马难。”[30]司马迁之前的时代多奇人奇事,慷慨激烈之人应有尽有,故其所传更容易唤起读者感情。到东汉时代,人们注重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行为中庸,加之生活平稳,没有那么多慷慨激昂之事,因此班固笔下也就不再波澜壮阔。

对于《史记》语言中渗透出的强烈情感,有学者表示不满,如李晚芳《读史管见·读史摘微》曾说:“独惜其立意措辞,多有愤忿不平之过,或谓其遇使然,亦由其立心褊蔽,未闻圣人之大道也。……尝观其《报任少卿》一书,怼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无一言反己内咎,所谓自是而不知其过者,非欤?其褊蔽也甚矣!操是心而修国史,大本已失,故《平准》、《封禅》,尽属谤书,诸传诸赞,半借以抒其愤忿不平之气,如是而欲上继知我罪我之心法,愚未敢轻信也。”梁启超也批评司马迁只顾写自己一腔感情,不是史法,赞同《汉书》冷静客观的写史态度。

现代学者徐朔方认为:“历史著作而带有个人抒情成分和杂感式的评论,这是《史记》的特色。不错,历史著作应该同争论有一定程度的结合,但是不能羼入仅仅含有个人意义的东西,不能像司马迁那样把满腹牢骚灌注到历史著作的字里行间去。《汉书》纠正了《史记》的这一个倾向,有利于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31]从历史的客观公正来说,史书确实不能掺杂太多个人的情感,但同样无可否认,《史记》比《汉书》的可读性要强得多,同一事件的记载,《史记》比《汉书》更精彩,这又不能不归功于其强烈的情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