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叙事比较研究：借史抒情与含蓄内敛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史记》之所以与《离骚》相近，与司马迁和屈原两人之感愤深广息息相关，《史记》中强烈的情感投射，也是它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重要原因。“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史记》是一部借史抒情的著作，事实也是如此，司马迁将自己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这部书中。与《史记》比较，《汉书》平淡含蓄，感情内敛，作者更注重记录的严整和史实的公允。数月，遂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

明人归有光曾描述自己阅读《史记》的体会：“余少好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2]；清代刘大櫆说：“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3]；清刘熙载亦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4]。《史记》之所以与《离骚》相近，与司马迁和屈原两人之感愤深广息息相关，《史记》中强烈的情感投射，也是它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重要原因。清人袁文典论述《史记》即司马迁自我写照：

其传李广而缀以李蔡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之自序也。匪惟其传伍子胥、郦生、陆贾亦其自序，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传乐毅、田单、廉颇、李牧，而淮阴、彭越，而季布、栾布、黔布，而樊、灌诸人，再推之而如项王之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时不利而骓不逝，与夫豫让、荆轲诸刺客之切肤齿心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之自序也。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诚不禁其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永昌府文征》卷一二《读〈史记〉》）

“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史记》是一部借史抒情的著作，事实也是如此，司马迁将自己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这部书中。李景星曾反复论及《史记》中人物多为司马迁自我写照：“以一副心胸写两人口吻，口吻各殊而心胸如一，此等处全关笔妙。且史公天性与鲁仲连同，其遭际复与邹阳同，史公之传二人，并有自为写照之意。”^[5]司马迁为人写传，不仅仅是为了写出那一段历史以及传主之遭遇，同时还寄寓了自己的心胸与情感。“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借相如之事为己照，并为天下后世怀才不遇者写照，而不胜其悲叹。”^[6]《淮阴侯列传》实际上是一篇翻案文章，司马迁对韩信才能的敬佩，对其遭遇的同情与愤慨，全于文字中展现。《魏公子列传》中通篇以“公子”相称，“传中‘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七见”^[7]，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信陵君的欣赏与崇敬。

写的人自我写照，读的人也常被其深情打动，将己身化入文中，与主人公同情同感。明代茅坤早就指出：“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列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君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放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之字句之激射者也。”^[8]《史记》中大部分传记都有极强的感染力。对于帝王，司马迁也敢直接讽刺，这一点在汉武帝身上使用最多，陈衍评道：

太史公不慊于武帝，《史记》多冷刺语。酷吏赵禹传云“上以为能”，张汤传云“于是，上以为能”，义纵传云“上以为能”，又“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又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温舒传云“天子闻之，以为能”，尹齐传云“上以为能”，杨仆传云“天子以为能”，杜周传云“天子以为尽力无私”。^[9]

那些残酷好杀的酷吏，武帝皆“以为能”，司马迁之讽刺在这一句句“上以为能”中表露无遗。陈衍认为《史记》中讽刺甚多，除酷吏之例外，评《萧相国世家》“可谓工于冷刺”，“《平准书》亦多讽刺”，“《大宛传》‘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此微词也”，“又‘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云云，皆讽刺武帝也”^[10]。

与《史记》比较，《汉书》平淡含蓄，感情内敛，作者更注重记录的严整和史实的公允。朴宰雨在对《史记》、《汉书》进行比较时说：“马、班写《史》、《汉》时，若有与自己的经验较有关或足以引起联想的史实出现，就必定会产生或浓或淡的感情反映，而自然地移入感情于写作的对象之中。一般说来，这样的情况，《汉书》较无或较淡，而《史记》较多或较浓；《汉书》通常不失客观态度，而《史记》偶尔倾向于感情用事。”^[11]

总体而言，《汉书》在情感表达上较《史记》要含蓄得多。浦起龙云：“迁多愤时嫉俗，感慨寄托之辞，而固则但取中正无疵而已。”^[12]如《汉书·苏武传》在极写苏武坚贞不屈历尽艰辛回国之后，写道：“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为搜粟都尉。”^[13]苏武以极忠之心忍辱负重二十年，回来时只做典属国。大将军属下的长史官并无功劳，反而提升为搜粟都尉。两相对照，班固不仅指责了霍光的擅权行为，而且不动声色地谴责了授予官位的皇帝，指责皇帝赏罚不公，对待功臣良将寡恩薄情。班固通篇写苏武如何坚贞不屈，含辛茹苦，末尾只一句话写其归来之所得与付出之不成比例，这样的写法让读者记住的只是他如何坚贞如何忠心，却不记得他归来后的情景，换做司马迁，对此不公平待遇势必要大发感慨极力渲染一番，不难想象司马迁笔下归来后的苏武会是什么样子，肯定不会逊色于李广难封之遭际。又如《汉书·车千秋传》的记载：

车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千秋为高寝郎。会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久之，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答；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至前，千秋长八尺余，体貌甚丽，武帝见而说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数月，遂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反汉使者至匈奴，单于问曰：“闻汉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书言事故。”单于曰：“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使者还，道单于语。武帝以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乃贳之。^[14]

班固对车千秋以一言而获丞相位是很不满的，但是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指出车千秋如何无才能，而是在叙事之中顺带指出：“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这里又运用了皮里阳秋的谴责法，表面上指责车千秋无才能，实际上苗头指向在上位者，却又不直言，而是拐弯抹角借单于之言提示：“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借单于之口对汉武帝用人不用贤、妄置丞相进行批判，反映出汉武后期用人之随意。再如《丙吉传》：

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15]

汉武帝因望气者说狱中有天子气，便要对所有狱中人无论罪过轻重格杀勿论，连曾皇孙都几乎不能幸免，句末说丙吉之恩泽四海，实际上暗示汉武帝之好杀。

班固对帝王的评价大都采用暗含褒贬的手法，范晔曾讥刺班固“饰主阙”，晁公武对此作出批评：“范晔讥固饰主阙，盖亦不然，其赞多微文，顾读者弗察耳。”^[16]他指出《汉书》中并非全是饰主阙，论赞中多“微文”。如《武帝纪》赞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17]颜师古注曰：“美其雄才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18]赵翼评论：“《汉书·武帝纪赞》谓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炳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辞。”赵翼又说：“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尤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19]又如《成帝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20]何焯云：“谓有其容，爽其德也。”^[21]言下之意是，成帝功德微薄，无可置评，赞语中又不便直指其短，只好夸他的容貌。比较而言，《汉书》之讽刺意味委婉含蓄，不细心体察，有时不能领会，与《史记》相比，远不如后者之辛辣直接。

从两书文字相重部分的比较更可见出二者之差异，《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抒情意味浓厚的叠字叠句，追求简洁凝练，其情感意味大为减弱。

司马迁和班固在面对某些社会问题时看法也不一致，如对酷吏的看法，《史记·酷吏列传》赞语中在列举了酷吏的严刑峻法后，叹“何足数哉，何足数哉！”《汉书》不立《酷吏传》，而是为张汤和杜周分别立传，传中这类语言也不复见，司马迁因为深受酷吏之害，对酷吏深恶痛绝，班固对张汤、杜周并没有反感，而是当作一般传记平淡叙事。

总而言之，班固之表达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遣词上都不像《史记》那样激烈恣肆，而是委婉含蓄。造成《史记》借史抒情与《汉书》含蓄内敛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史记》与《汉书》叙事比较研究：借史抒情与含蓄内敛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