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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史记》人物口语引用保持原汁原味的研究成果
【摘要】：《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事语言，少变化和跳跃。《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写人各有其口吻，多用能反映人物个性特征的语言。俨然是一滑稽人语，而当日并不以鄙俚为病。[25]吴曾祺充分肯定了《史记》口语之运用绝妙，为他史所不及。
《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事语言，少变化和跳跃。典型的例子有：
《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3]
《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4]
《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
《史记》写人各有其口吻，多用能反映人物个性特征的语言。如吕不韦之“此奇货可居”反映他商人重利的本性，牛运震评“真贾人口吻！”[15]他又评《郦生陆贾列传》中陆贾的说辞：“最为情实恳到而能得大体，非徒以口舌见长，如战国纵横短长家言也，太史公推演其说妙得口吻神态。”[16]项羽、刘邦在看到秦始皇巡游的盛况时，都发出过感慨，项羽云：“彼可取而代也”[17]，刘邦则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18]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19]评论道出各自口吻和个性，言为心声，两句话展示出项羽之鲁莽直率和刘邦之艳羡向往。《留侯世家》刘邦之语：“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20]这几句话将刘邦对吕后势力已成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吴见思评“只一句，悲切之至，宛是当时口角，不知何以体贴至此”。鸿门宴后，亚父范增“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21]。范增拔剑撞玉斗，加上他愤恨的语言，体现了大势已去时范增的愤懑与悲哀。一个“唉”字，将范增之失望表现得栩栩如生。钱钟书评：“始曰‘若属’，继曰‘吾属’，层次映带，神情语气之分寸缓急，盎现字里行间。不曰‘将’，而曰‘今’，极言其迫在目前。”[22]刘邦的“功人功狗”之论亦颇生动，在《萧相国世家》中，刘邦论功推萧何为第一，群臣不服，刘邦解释道：“诸君知猎乎？……夫猎，追逐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23]将萧何的功绩比喻为狩猎中“人”的作用，余人的功绩为“狗”的作用，比喻的粗俗形象反映出刘邦骨子里的流氓无赖本性。吴见思评“折服诸臣处，绝不用正语，而诸臣之心已服矣，写得神化”。《张丞相列传》描摹周昌口吃之状：“而周昌廷争之疆，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24]“期期”二字反复使用，形象地展示了一个口吃者的面貌，这种语言活化了人物，将周昌情急之状表现得淋漓尽致，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使读者如亲临其境。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对于《史记》之善书他人口吻有过评论：
文有叙事事要，而必出于他人口吻，则不得不力求其肖；若一一务从典雅，则抵牾必多，刘子玄所谓“怯书今语，勇效昔言”是也。然此，太史公最为绝技，他人莫之及。观高祖本纪，屡曰乃公，又曰而公，使后人见之，必想见嫚骂人语气；令当日悉改为朕字，以符诏谕之体，岂不矞皇典重？然而语气全失。至陈涉世家云：“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俨然是一村俗人语。“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俨然是一滑稽人语，而当日并不以鄙俚为病。[25]
吴曾祺充分肯定了《史记》口语之运用绝妙，为他史所不及。此外，《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是原来史料的残存。
《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汉书》中大量诏书奏议以及政论文的引录加重了其典雅之气。即使写人物语言班固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病重时“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26]“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
《汉书》中也有少量口语化的语言，如《外戚传》：“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27]“岑岑”二字生动形象，许后这一问可知她对被下毒未必没有感觉。《陆贾传》中陆贾经常向刘邦说诗书，刘邦颇不耐烦，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28]“乃公”一词将刘邦对儒生的轻慢与不耐表现得淋漓尽致。总的说来，《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特色。刘知几曾批评它“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
《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分不开，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全国性的漫游，《太史公自序》里记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29]，足迹遍及中国。行文中，有关于他游历的记载比比皆是，如《魏世家》载他“适故大梁之墟”[30]；《孔子世家》载他“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31]；《孟尝君列传》云：“吾尝过薛”[32]；《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司马迁“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33]。在漫游中，司马迁考察了各地的风俗民情，访问了古老传说，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
因此《史记》不全是纸上功夫，而是古籍资料与实际考察相结合的成果，《史记》中时有对古老传说的记载。宋代的马存曾对司马迁之壮游对《史记》的影响作过中肯评述：
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险，彭蠡之渚，含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疑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曼绰约，春妆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郁……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34]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里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辕，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又说《史记》“或博采古文传记诸子，其间残缺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35]，司马贞指出《史记》多采集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民俗谣谚。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知识中，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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