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各自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1]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叙事语言，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者个性的不同，也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2023-08-20
《史记》《汉书》类传比较及研究：汉书删传合理、形式利于比照
【摘要】：《汉书》之类传比《史记》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这些类别以汉前人物为主，因此《汉书》之删传是合理的。《汉书》与《史记》相同名目之类传往往承袭《史记》，但对汉武以后有所补充。类传形式，使人物以类相从，更有利于比照、映衬。其中，《平原君虞卿列传》是合传，其他三篇虽为专传，但书中穿插了不少其他人的传记，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春申君列传》中的朱英、李园，《孟尝君列传》中的冯谖。
《易·系辞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60]《史记·乐书》云，“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61]，类传形式更便于讨论“万物之理”。刘知几云：“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62]
所谓“类传”，就是按照社会职业和社会身份，把同一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传列，如刺客、游侠、循吏、酷吏、儒林、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外戚等，其中也有体现出褒贬倾向的归类，如循吏、酷吏、佞幸、滑稽等几类。《汉书》之类传比《史记》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这些类别以汉前人物为主，因此《汉书》之删传是合理的。《汉书》与《史记》相同名目之类传往往承袭《史记》，但对汉武以后有所补充。
类传形式，使人物以类相从，更有利于比照、映衬。《史记》、《汉书》中的《酷吏传》一篇是类传与附传的结合，陈仁锡云：“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如《宁成传》附郅都事，《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温舒事，总成一篇，文字奇绝。”[63]酷吏之间事迹相连，义纵为右内史时，王温舒为中尉，杨仆为主爵都尉，三人共事，杜周曾为义纵手下，后来又事张汤，彼此行事风格互相影响，将这些酷吏们总成一篇，使文章更为简练。清人牛运震《史记评注》评：“《酷吏传》以类传叙事，盖汉世之用刑本末具见焉。意在叙事，不专主为十人传。故自汉兴以来通叙用刑之事，略以年代之先后为次而十人之出身进用废黜死卒本末，分合错综，贯串穿插，总成一片文字，盖有不得不然者，非故为此勾连缨搭之奇也。”[64]类传不只是写几个人，而是侧重一个社会现象，《酷吏列传》就是借类传叙汉世之用刑本末。
类传中每篇常叙数人至十数人，若一一分段叙来，难免流于单调平凡，司马迁却能将人物作合理安排。《史记》的类传不仅体现在篇章内部，在篇章排列上也注意以类相从，如《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被称为“四君子传”。其中，《平原君虞卿列传》是合传，其他三篇虽为专传，但书中穿插了不少其他人的传记，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春申君列传》中的朱英、李园，《孟尝君列传》中的冯谖。泷川资言评道：“四君以类叙列，以见当时风尚，不关年代先后。”[65]四传合在一起，反映了战国贵族养士的风气。《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也是以类编排。
不管合传还是类传，基本的结构都是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出场，把它抽离出来，依然可以看作单传。但也有个别例外，在合传中，司马迁以其事相牵属的方式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主集合在一起，如《张耳陈余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等。在这类合传中，人物成了某事件的主角，不可剥离，像崔适所说的：“且张耳陈余合传，述张耳未毕，即出陈余；魏其武安合传，述魏其未毕，即出武安又出灌夫者，以其事相牵属，故错综其文以总叙之也。”[66]
在司马迁所创的体例中，本纪、世家亦是人物传记，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合传、类传、附传的结合，《陈涉世家》实则是陈涉与吴广的合传，《外戚世家》则是类传，通过叙述太后、皇后、妃子的命运，说明在帝王统治中“外戚之助”的作用。就连“书”这一体例，也是分类记载人物的，如《封禅书》记方士，《天官书》记天文学家，《平准书》记历代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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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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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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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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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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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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