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首尾照应、圆转如一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史记》、《汉书》结构上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五体或四体上，还体现在前后事件的呼应、主旨的统一、过渡的自然以及好的结尾上。（一）首尾照应。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中强调文章结构应该“首尾圆合，条贯统序”[9]，他认为文章应该首尾照应，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史记》、《汉书》结构上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五体或四体上，还体现在前后事件的呼应、主旨的统一、过渡的自然以及好的结尾上。

（一）首尾照应。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中强调文章结构应该“首尾圆合，条贯统序”^[9]，他认为文章应该首尾照应，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史记》就很重视首尾照应，如《淮阴侯列传》中开篇写韩信家贫寄食南昌亭长家遭亭长妻怠慢，又写漂母送饭和胯下受辱，之后详细叙述韩信在政治上的遇合以及带兵打仗至天下初定，这时又兜回叙述：“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10]韩信有恩报恩，有怨亦能忍之，故能成就大业。这段文字照应韩信未成就功名前的三段遇合，叙事有始有终，体现了司马迁驾驭文字的高超技巧。对于《史记》中往往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叙事特征，评点家们多有点评：

归有光评《史记·晋世家》“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著秦穆夫人，伏后泣救晋君案”，有了秦穆夫人与申生的关系介绍，后面在提及秦穆夫人泣涕救晋君事便不会显得突兀。

凌稚隆对此也有关注，如评《史记·封禅书》“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按‘上绌’句与始皇绌儒生博士相应”。

牛运震评《樊郦滕灌列传》中“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以及“复常从，从功城阳”：“两‘常从’作呼应，前后遂灵动，亦搏结不散漫”^[11]，他又评李斯“五叹”：“五叹遥作呼应，层次关目了了分明，而筋节警策，遂使长篇累幅，不觉其懈，此太史公之妙于用法也”^[12]。

清代方苞评《大宛列传》“骞因分遣副使”一段：“大宛之迹，见自骞使月氏。其兵端起于使西北国者，称宛多善马。故用此为关键。自‘博望侯骞死后’句，此篇前半记通使西北国，后半记通使起兵端，而终于伐宛。故因乌孙献马预入，后得宛马以为中间之枢纽而通乌孙乃骞本谋，故特书自博望侯死后，与篇首相映，然后首尾脉终一线。”^[13]

李景星评《田儋列传》“起首曰：‘能得人’，结尾曰：‘能得士’，首尾照应，尤一篇扼要处”^[14]；评《魏公子列传》“通篇以‘客’起、以‘客’结，最有照应”^[15]。李景星又评《佞幸列传》：“通篇列许多人，有整叙者，有散叙者，有实叙者，有虚叙者。大旨以籍孺、闳孺等引起邓通，以周文仁引起韩嫣、李延年，而又段段牵挽，处处回合，通首一气到底”^[16]；评《田敬仲完世家》：“以卜辞起，以歌辞终，首尾映带成趣”^[17]；评《梁孝王世家》：“篇内叙梁王，先叙代、梁二王以清头绪，后叙济川四王以为收束，章法严密之至”。

班固在叙事时也注重首尾照应，《汉书·王莽传》通篇以时间为序，但“每叙一事，前必有提纲，后必有收结，绝无平铺直叙之弊。更步步照应，处处点醒，如常山之蛇，击首而尾应，击尾而首应，击中间则首尾俱应。是以篇幅虽长，读之不厌其繁。传末‘天下悉归汉’一句，为通传总结。‘世祖即位’三句，与‘天下悉归汉’句相顾，又一总结。盖长篇文字不如是则收拾不住也”^[18]。

李景星这段话对《王莽传》叙事之高超作了极为精当的分析。王莽是覆灭

西汉王朝的人物，《王莽传》多达四万言，为《汉书》最长的传记，将王莽从身份低微到步步进入权力中心、颠覆汉王室直至新莽覆亡的全过程作了详细记述。班固详载其事，旨在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借鉴。

（二）以一主旨条贯全文。刘熙载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所谓“主脑”，即“主题”、“主旨”，“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治烦以简，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志也”^[19]。

《史记》和《汉书》很多篇章往往用一个主旨统贯全文，陈衍认为《史记·留侯世家》“始终以‘计策’二字作主，曰‘常用其策’，曰‘常用画策’，曰‘用其计’，曰‘出奇计’，以成其为运筹帷幄也”^[20]；他又评《汉书·匡衡传》：“首以‘明经’二字为主，传中叠曰‘经学精习’，曰‘经学绝伦’，曰‘传经以对’，及次其子咸，曰‘亦明经’”^[21]。

李景星往往以“作骨”、“眼目”等字眼论《史记》主旨：如他评《越王勾践世家》“其君臣得力处，只是一个‘忍’字，故一路叙事，即以此作骨”^[22]；评《商君列传》“通篇以‘法’字为骨”^[23]；评“《吴世家》以‘让’字为骨，其将兴也，以‘让’；其将亡也，则以‘不让’”^[24]；评“《梁孝王世家》以‘僭’字作骨”^[25]。又如：

《伍子胥传》以赞中“怨毒”二字为骨。是一篇极深刻、极阴惨文气。^[26]

《田单传》暗以“奇”字作骨，至赞语中始点明之。^[27]

《陈丞相世家》“谋”字最重。^[28]

（《游侠列传》）通篇以“缓急人所时有”句为关键，以“儒侠”二字为眼目。^[29]

（《赵世家》）尤其妙者，在以四梦为点缀，使前后骨节通灵。赵盾之梦，为赵氏中衰、赵武复兴伏案也；赵简子之梦为灭中行氏、灭智伯等事伏案也；赵武灵王之梦，为废嫡立幼、以致祸乱伏案也；赵孝成王之梦，为贪地受降、丧卒长平伏案也。以天造地设之事，为埋针伏线之笔，而演成神出鬼没之文，那不令人拍案叫绝。^[30]

李景星《汉书评议》对《汉书》之主旨也有评论，如他评《元帝纪》“《元帝纪》只写出‘优柔不断’四字”^[31]；评《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史记》有《樊郦滕灌列传》、有《傅靳蒯成列传》，班氏乃合七人为一传，盖以七人所起皆微，又多未尝特将也。七传大略皆以‘从’字为眼目，樊传‘从’字十六见，郦传七见，滕传十四见，灌传十六见，傅传六见，靳传八见，周传三见”^[32]；评《东方朔传》：“传赞‘滑稽之雄’四字，正是通传骨子”^[33]；评《张汤传》：“传内以‘诈’字为骨”^[34]；评《杜周传》“大旨以‘深’字为骨”^[35]。李景星对两书主旨把握精准，可谓善读《史》、《汉》者。

（三）文章要成为一个圆转如一的整体，结构的过渡也非常重要。《归评史记》例意云：“晓得文章掇头千绪万端，文字就可做了。作文如画，全要界画，起头交接处谓之起伏掇头，本纪多，列传少，起头处断而不断（断而不断以意言）。”^[36]“起头交接处谓之起伏掇头”，即说过渡词的使用。

钱钟书在评论《史记·管晏列传》时，以传中“管仲卒……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等为例，指出：“按明清批尾家所谓‘搭天桥’法，马迁习为之。……《孙子吴起列传》‘孙武死后百余年有孙胺’及《屈、贾列传》之‘自屈原沉汨罗后百余年，汉有贾生’……皆事隔百十载，而捉置一处者也。”他又说：“亦有其事同时而地距千百里，乃映带及之者，如《春申君列传》‘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毒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记楚事而忽及秦事，一似节外生枝。盖吕不韦乃《法言·渊骞》所谓‘穿窬之雄’，托梁换柱，与黄歇行事不谋而合，身败名裂，又始相同。载笔者瞩高聚远，以类相并，大有浮山越海而会罗山之观，亦行文之佳致也。”^[37]所谓“搭天桥法”即将有关联的人或事通过过渡词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让人觉得突兀。

《汉书》合传时往往以同时代人合传，所以没有《史记》那种“某某卒多少年后有某某”之连接词，而是让人物一个一个地出场，上一个叙完其生平大事和子孙事后，以“某某，某地人”的句式引出下一个人物，然后再完整地叙这一个人的生平大事。因此《汉书》叙事章法严谨，不像《史记》那样多变。

（四）文章结构讲究凤头、猪肚、豹尾，好的收尾是文章好坏的标准之一。林纾对《史记》的收尾极力称赞，他先论及收尾的重要性，“为人重晚节，行文看结穴。文气文势，趋到结穴，往往敝懈。其敝也非有意，其懈也非无力，以为前路经营，费几许大力，区区收束，不过令人知其终局而已，或已有为敝懈之气所中者”^[38]，然后力赞《史记》收尾之妙：林纾以详尽篇幅论述《史记》收笔之多样，可谓深得《史记》文法者。

《史记》于收束之笔不名一格：如本文饱叙妄诞之事，及到结束必有悔悟之言；偏复掉转，还他到底妄诞，却用一冷隽之笔闲闲点醒，如《封禅书》之收笔是也。有痛叙奸谗误国，令读者愤懑填胸，述到收局，人人必欲观其伏诛，此似行文之定例；乃不叙进谗者之应伏其罪，偏叙听谗者之悔用其言，不叙用谗者之以间成功，偏叙诛谗者以不忠垂诫，如《吴太伯世家》之收笔是也。有叙开国之勋臣，定霸之臣子，功高不赏，幸免弓狗之祸，却把其退隐之轶事尽情一述，竟似以国史为其家传；虽描摹琐屑，愈见其人能全身而远祸，寓其微旨，如《越王勾践世家》之收笔是也。有同等之隐事，同恶之阴谋，同时之败露，是天然陪客；文中且不说明，直到结穴之处，大书特书彼人之罪状，与本文两不关涉；然句中用一“亦”字，见得同恶之人亦同抵子族，不加议论，其义见焉，如《春申君列传》之收笔是也。有三传联为一气，事一而人三，则每传不能不划清界限；顾三人终局，必待第三传之末始能分晓，而每传中又宜有收笔，此应如何分界者？乃史公各于本传之末，各用似了非了之笔，读之雅有余味，则《魏其、灌夫、武安列传》之收笔是也。三传中惟武安得保首领以没，不就刑诛，故收束处用淮南王愤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余味盎然。而《平津侯传》末亦用此意。独《荆轲列传》终写荆轲之勇，行刺之难，秦王之惊骇，廷臣之慌乱，五光十色，使读者太息，以为一刺一掷，秦王之不死，其间不能容发，只能归诸天意；而史公冷眼直看出荆轲剑术之疏，又不便将荆轲之勇抹杀，故于传末用鲁勾践一言，闲闲回顾篇首，说到荆轲若能虚心竟学，则亦不致失此好机会矣，似断非断，却用叙事作结穴。此等收笔，直入神化。^[39]

《汉书》之收尾也有出彩处，李景星评《王贡两龚鲍传》：“此传以王、龚、两龚、鲍为名，而传之前端以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等人为之引起，传之后尾以纪逡、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尊、郭钦、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人为之收束，看似杂乱无序，实以错综见长。其法本之太史公，而太史公又本之于左氏，所谓‘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也。所谓广纪而备言之，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也。”^[40]对于《汉书》取法《史记》的“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之法，李景星表示充分肯定。但他对《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的收尾有非议：“赞语全用《史记·大宛列传》赞，而于其末句忽有改窜，以‘放哉’二字作收，既无意味，亦欠明显，反不如直录原文也。”^[41]

《史记》、《汉书》结构上的整体性与中国人强调整体的传统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古代人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是一个整体。老子把“一”当作万物的依据，认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42]。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3]，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发源于“一”。“一”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它培养了中国人的整体观和全局意识。庄子也强调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将天人合一的观念概括为“与天为一”^[44]。习惯整体思维的中国人偏爱有头有尾的叙事方式，无论是史传作品，还是小说、戏曲，都力求原委清晰，来龙去脉历历在目，甚至一些重要的细节都要求明明白白地叙述清楚。对于所选取的每一件事，叙事者都会尽量展示事件的全部过程，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结局，纤毫无遗，滴水不漏。即司马迁所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45]，通过完整的叙事，使人们认识人物或事件的全貌。林纾曾对《史记》、《汉书》之谋篇布局大加推崇，他说：“凡局势之前后，宜有部署，有前后错叙，而眼目转清，有平铺直叙，而文势反窒，则熟取《史》、《汉》读之，自得置局之法。”^[46]林纾认为《史记》、《汉书》的巧妙布局当为后世法。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首尾照应、圆转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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