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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的五体与四体比较研究

【摘要】:仿效《史记》的《汉书》,其四体也是一个经纬分明、相互融贯的整体。《史记》、《汉书》结构上的整体性之意义大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结构的各个部分不是对等平列的,而是处在立体性的多维时空中,表现为彼此交错勾连的复杂关系。在古罗马著名的“三大史家”中,不仅萨鲁斯特、李维的成就与《史记》不能相提并论,即使颇负盛名的塔西佗也远逊于班固,从时间上看,《汉书》比塔西佗之《罗马编年史》早20多年。

刘知几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表以普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3]这里刘知几没有论及“世家”之内容,结合《史》、《汉》二书,可知“本纪”以帝王活动为中心,记载一个时代的大事。《史记》十二本纪记古往今来的帝王和实际统治者,《汉书》则以汉代帝王为对象;“世家”是指爵位俸禄世代相传的家族,往往是一个独立小王国。如西周分封的诸侯国,西汉以来的刘姓宗室,或者西汉开国重臣如萧何张良等。班固着眼于大一统,取消世家;“表”即以表格形式记录史事,以时间顺序编排,纪、表合而观之,时代发展、政权更替、王朝盛衰便清晰可见。“书”(“志”)虽然不是人物传记,但是以人事为研究对象,记载的是人类的各种重要活动,包括经济概况、文物制度、风俗习尚及山川水利等情况,类似于今天的专门史或者专题论文,其中也有以具体人物的活动来反映国家大事的。“列传”,《史记索隐》解释“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史记正义》云“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4],列传是历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传记。五体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补充。无论五体还是四体,在书中都是一个整体,书(志)为总论,表为坐标,世家、纪传为主体。翦伯赞曾论述《史记》的结构艺术:“司马迁把过去零碎散乱的史料,分别归类于各人之纪传而演绎之;然后于八书中总其历史时代的背景而作归纳之叙事;最后,则于年表中,排比时代,以求从时间的关系上推求其彼此间之关联。故归纳、演绎、排比,实为纪传体历史方法构成的要素;而其表现的形式,则为纪、传与书、表。同时,在纪传中,又以本纪为纲领,而以世家与列传演绎本纪的内容,使本纪、世家与列传,构成无形的连锁。然后再以全部的纪、传与表、志相关联。这样,就构成了纪传体历史方法之整然的体系。”[5]李长之曾评《史记》:“司马迁是拿整个的《史记》与人相见的,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因此他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不能单就篇名的外形去找。”[6]翦伯赞与李长之都注意到《史记》结构上的整体性。仿效《史记》的《汉书》,其四体也是一个经纬分明、相互融贯的整体。五体或四体的编排井然有序地连贯起一盘散沙般的历史碎片,无怪乎两千年正史以两书体例为圭臬了。

《史记》、《汉书》结构上的整体性之意义大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结构的各个部分不是对等平列的,而是处在立体性的多维时空中,表现为彼此交错勾连的复杂关系。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体或纪、传、表、志各有其职能,纪、传、世家为主体部分,表为框架,书(志)为专题论述,五体或四体互为补充。(二)一个人物和事件安置在结构中的何等位置,具有深刻意义。位置变动了,意义就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孔子的位置不能移于项羽的位置,吕后的位置也不能换做陈涉的位置,否则意义就会发生错乱。(三)由于作者在编排上的独特用心,《史记》、《汉书》中篇与篇的组合就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存在着无穷的张力。两书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各体组合而成的,但它们的功能却远远大于各体的总和。

五体或四体合一的整体性结构在世界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古代品类众多的史籍中,纪传体文献是最能够系统、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中国悠久历史的史书,《史记》、《汉书》规模之大,体制之精,是同一时期之西方历史文献无法比拟的。在罗马著名的“三大史家”中,不仅萨鲁斯特、李维的成就与《史记》不能相提并论,即使颇负盛名的塔西佗也远逊于班固,从时间上看,《汉书》比塔西佗之《罗马编年史》早20多年。塔西佗的《罗马史》和《罗马编年史》共28卷,以编年形式反映上自公元14年,下至公元96年共82年的罗马帝国史。班固之《汉书》则有一百卷,反映上自公元前206年、下至公元23年共229年的汉代历史。无论从体裁、规模、内容上,纪传体史书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作品。司马迁、班固不仅为中国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7]。现代史学家齐思和说:“和希腊史学名著比起来,《史记》的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于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