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叙事时间速度比较

中国叙事作品中有一句常见的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文本内，“叙事时间速度，是和叙事情节的疏密度成反比的，情节越密，时间速度越慢；反之，情节越疏，时间速度越快……叙事时间速度，在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和历史的感觉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30]现代西方叙事理论也认为，叙事节奏取决于叙事时间总量与历史时间总量的关系。叙事时间并不同于历史时间，历史时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常数，叙事时间则是一个变数，叙事时间速度，是由历史时间的长度和叙事时间的长度相比较而成的，历史时间越长而文本长度越短，叙事时间速度就越快；反之，历史时间越短而文本长度越大，叙事时间就越慢。荷兰学者米克·巴尔将二者间的关系区分为五种不同的情况：

省略　素材时间=n　故事时间=0　因而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概略　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场景　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减缓　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停顿　素材时间=0　故事时间=n　因而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这里＞意味着时间长于

＜意味着时间短于

∝意味着无限

≌意味着大体相等^[31]

米克·巴尔所谓的素材时间即通常所称的历史时间，故事时间则是常称的叙事时间。在历史叙事中，历史时间一般大于叙事时间，只有少数情况下，叙事时间约等于历史时间，如人物的对话言论，详细的场景描写等等，以下就这五个方面分析《史记》和《汉书》。

（一）概略　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概略体现在《史记》、《汉书》中，是指有关人物的生平简介，或者历史事件的简单概括。如《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击秦救赵是魏公子无忌一生中的伟绩，然而司马迁只用了十五个字写解围情况——“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32]，时间速度非常快。再如《汉书·车千秋传》末云：“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国家兴榷管之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与上官桀等谋反，遂诛灭。”^[33]短短四十余字概括了桑弘羊一生大节，言简意赅，叙事时间速度非常快。史传作品中概略运用非常普遍。编年体史书中多用概述，纪传体史书如《史记》、《汉书》中的本纪、表、书（志）等多用概述。世家、列传则大体上由背景式概述和故事性段落构成，背景式概述简单交代人物出身，故事性段落则以几个与人物密切相关的事情为描写中心，由事而知人，既完成了史实的交代，又在有所剪裁的事实中凸显了人物的性情。

（二）省略　素材时间=n　故事时间=0　因而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省略也称“省文”，如凌稚隆评《赵世家》“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语在晋事中”云“省文”^[34]。在史传中的表现形式一般为“××事在××传中”，即所谓“互见法”，《史》、《汉》中有关互见法的例子众多。

李笠认为运用互见法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史公则以属词比事而互见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游侠传》不详朱家之事，而述于《季布传》；《高祖纪》不言过鲁祀孔子，而著于《孔子世家》。此皆引物连类，而举遗漏者也。《封禅书》盛推鬼神之异，而《大宛传》云：张骞通大夏，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又云：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高祖纪》谓高祖豁达大度，而《佞幸传》云：汉兴，高祖至暴抗也。此皆恐犯忌讳，以杂见错出而明正论也。”^[35]李笠认为互见原因之一是“不忍隐蔽其事”，一件事牵涉到了这个人，为了避免遗漏，需要顺带出来；原因之二是为避讳或嫉恶，即后世所言为了文风统一，将人的主要性格凸显在本传中，不太和谐的因素散在他传中，也称“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李笠之论较为全面，兹以此论为基础分析两书互见法的使用情况：

1.避免重复。互见法的使用有时是因为同一件事牵涉到很多人，如果在每一个人的传记中都事无巨细地加以罗列，则会造成重复累赘，采用互见法可以避免这个缺点，即将事件系之重要的人物，而在其他有关人物传记中以“语在某某事（传）中”一语带过。对此，张舜徽曾专门谈到：“司马迁已将某段材料摆在甲篇，遇着乙篇有关联时，便清楚地作出交待说：‘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例如《周本纪》说：‘其事在周公之篇’；《秦本纪》说：‘其事在商君语中’，又说：‘其语在始皇本纪中’；《秦始皇本纪》说：‘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吕后本纪》说：‘语在齐王语中’；《孝文本纪》说：‘事在吕后语中’；《礼书》说：‘事在袁盎语中’；《赵世家》说：‘语在晋事中’；《萧相国世家》说：‘语在淮阴传中’；《留侯世家》说：‘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绛侯周勃世家》说：‘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这一类的交代，在全书中不能尽举，都是唤起读者们不要把每篇记载孤立起来看，应该联系他篇来参考问题。”^[36]其他还有《史记·礼书》中记载晁错谏景帝定礼仪云：“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37]《袁盎晁错列传》记载晁错谏景帝定仪削藩的事甚详，晁错被诛一事也甚具体，书与列传互见。《汉书·武帝纪》提及巫蛊之祸，《武五子传》则补充了事件的恶果，“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为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38]纪传互补，揭示了巫蛊之祸的发生及其严重后果。李景星又举《史记·燕召公世家》为例：“燕之卒亡，亡于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而此篇不详载者，以有《刺客》各传在，世家可但提纲要，不必复叙也。”^[39]他虽然没有明确说是互见，但指出一事两篇一详一略是为了避免重复。

还有一种避免繁复的情况是，一个人一生中可记者甚多，若一一摘录，不免繁冗，使用互见法，将他的代表性事件记在本传中，其他根据需要录在相关人物传记中。如李笠所举高祖过鲁祭祀孔子之例，《高祖本纪》不录，而著于《孔子世家》；《荆燕世家》不载刘泽被齐欺骗事，而详于《齐悼惠王世家》，也属于此类。

《汉书》中还有一种避免重复的情况，即在纪传中牵涉到传主子孙或追随者时，往往以“自有传”形式提示其另外有传，这种提示的好处是节省了篇幅，突出了主题。如《高五王传》中开篇叙“高皇帝八男：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赵姬生淮南厉王长，诸姬生赵优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淮南厉王长自有传”^[40]。《苏武传》中介绍随同苏武出使者归来后受赏赐的情况，接着写道：“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41]《卫青霍去病传》中总括随卫青出征者的情况：“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李广、张骞、公孙贺、李蔡、曹襄、韩说、苏建皆自有传。”^[42]这些有传的在此一笔带过，接下来对于没有传的出征者作简要叙事，既眉目清晰，又节省篇幅。

2.统一主题。史传为了维护一篇文章的整体风格，将与主题不太协调的事迹分散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互相补充。如《信陵君列传》中信陵君几乎成了一个毫无瑕疵的人物，至于他畏秦而不敢收留魏齐、不欣赏虞卿之为朋友而抛弃相印的情节，则写在《范雎蔡泽列传》中。《韩长孺列传》主要写韩安国的“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43]，“智足以应当世之变，宽足用得人”^[44]，而对于他在窦婴、田蚡相互倾轧中圆滑自保的表现，则完全没有涉及，这些与全文基调不那么和谐的事迹，司马迁将之放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又如对田蚡的描写，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田蚡是一个阴险狠毒的人物，但在《河渠书》中，当黄河瓠子口决堤，田蚡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他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武帝没听，结果酿成了更大的灾祸。在《东越列传》中，越人互相攻击，东瓯人向天子求助，田蚡认为他们攻击是常事，而且反复无常，没必要去救助。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看法。从整部书看，田蚡有阴险的一面，也有顾大节的一面。互见法的使用既可反映作者对传主的主要态度，又可全面地反映传主的个性特征。

《汉书》对汉武帝的描写充分使用了互见法，《史记》中司马迁对汉武帝颇多不满，《孝武本纪》极写其愚昧荒唐，《汉书》则一改原貌，大力推崇武帝，《武帝纪》赞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45]

武帝是班固心中雄才大略的圣主，《武帝纪》赞中极陈其功，而在《汉书·昭帝纪》赞中，他又这样写道：“……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46]由此可知班固并非盲目推崇武帝，为了维护武帝雄才大略的形象，保持全文基调的统一，《武帝纪》中并未叙及孝武的穷兵黩武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而是使用互见法，将武帝之负面形象移至他处说明。

总而言之，互见法的使用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避免重复；二是使主题统一。互见法使全文基调统一，有利于塑造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也是史家褒贬人物的一种方式。对于《史记》、《汉书》在互见法使用上的异同，朴宰雨曾分析：“由文学眼光看，作者直接介入故事之中，直说‘语在××事中’，虽稍损咀嚼之味，但仍看作有关篇章之间的呼应技巧，亦无不可。在此点上《汉书》亦一样。不过，《史记》全书中这样的例子不多，大都不直说‘语在××事中’，而只在内容上适切地安排详略，……但至于《汉书》，在此点上比《史记》更趋向于公式化。事件重复部分中简单处理之处，几乎必定写‘语在×××’语，以交代清楚，给读者不少方便。”^[47]《史记》中提示语约20余次，《汉书》则多达130多次。

《汉书》不惟比《史记》多用“语在××传”中提示，而且从形式上看，《汉书》比《史记》更见统一。《史记》中或称“其语在始皇本纪中”（《史记·秦本纪》），或称“其事在周公之篇”（《史记·周本纪》），或称“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史记·亲始皇本纪》），《汉书》统一为“语见××”、“自有传”的形式。

“互见法”的运用曾招致讥刺，刘知几从史学角度着眼，认为互见法导致重复，不如编年体。但从文学角度出发，互见法则能更好地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刘知几所说的“短处”便成了“长处”。互见手法的运用，使篇与篇之间互相补充，以俭省的笔墨叙事完整的内容，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立体化，使整书的艺术性也大大增强。这一手法被后世史家沿用，今日无论学术论文还是辞书编纂，都有“参见××”的字样，其功用与“语在××事中”异曲同工。

还有一种省略是先选一个代表性人物或代表性事件，然后以“多此类”收束，如《史记·酷吏列传》载：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48]

司马迁以“多此类”指出张汤不遗余力地打击豪强，以此为功，这类行径比较多，以这件事为代表。也有前面详细叙事，后面一笔带过者，如杨慎评《史记·魏世家》：“先假为说梁王之词备载，而于其说梁王也，则但曰‘以此告之’，此省文也。”^[49]省略的使用，不仅仅是叙事时间速度加快，而且可以避免啰嗦。

（三）场景　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一般来讲，场面描写都是放慢了叙事时间速度，场面描写即米克·巴尔所谓的“场景　素材时间≌故事时间”，如《史记》中灌夫骂座、荆轲刺秦王、霸王别姬、易水送别等，《汉书》中苏武宁死不降、李陵为苏武送行等都放慢了叙事时间速度。《史记》中《项羽本纪》主要围绕三件大事来叙述，即“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通过这三个大的场面来展示项羽的悲剧性性格以及命运的一次次逆转。“鸿门宴”、乌江兵败戏剧冲突强烈，司马迁以浓密的文字来展示当时的场景，叙事时间速度放慢，突出了项羽之勇猛粗豪以及有勇无谋的性格特征。这种以性格而不是以事件来决定篇幅长短和叙事时间速度的写法，与后世史书相比，显得不拘章法。《汉书》中霍光作为汉后期的重臣，其一生与政治相关之事何其之多，《汉书·霍光传》却有条不紊，详而有序，传中抓住霍光一生中四件大事，即武帝托孤、燕王谋反、昌邑王废立以及宣帝即位，在几件大事上放慢时间速度，详细叙述，霍光的个性在这几件大事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减缓　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减缓的情形在史传作品中用得很少，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对魏公子迎候嬴的描写，用了近四百字，像一个个慢镜头，将场景中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摄入画中，时间速度放慢，历史时间少于叙事时间。

（五）停顿　素材时间=0　故事时间=n　因而素材时间＜∝故事时间

停顿即中断叙事，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都呈停顿状态，《史记》、《汉书》中的录文情况即属此类。比较而言，《汉书》所引文章，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史记》。据吴福助统计，全书除去重复引用者，共1170篇，其中诏令539篇，奏议类487篇，诗歌类69篇，书牍类44篇，辞赋类19篇，其他12篇。^[50]这一千多篇文章，是研究西汉文学的重要依据。《汉书·贾谊列传》除袭用《史记·贾谊传》之外，还录有贾谊的《治安三策》；《晁错传》录有其《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等疏以及《贤良策》；《邹阳传》载其讽谏吴王刘濞谋反一书；《枚乘传》也载枚乘谏吴王谋逆一书，等等，录用之文的增加能比较全面地看出传主的思想。

对于班固有书皆录的习惯，也有学者予以批评，邱逢年《史记阐要·斑马优劣》就说班固“其行文于《东方朔传》详董偃，于《翟义传》载王莽大诰，比之《史记·孟荀传》之详邹子等，《淮阴传》之备载蒯通语，差毫厘而谬千里。此皆马得而班失也”，邱逢年认为《史记》择要而录，比之《汉书》逢书必录要高明百倍。

郑鹤声从叙事角度分析两书之录文：

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繁冗议之也。^[51]

《史记》为了叙事的流畅，不喜录文，《汉书》一一录之，这使得《汉书》更加富赡详实。但是录文时叙事速度呈停顿状态，影响了叙事之流畅，因此《汉书》比《史记》更显密塞。

《史记》和《汉书》在各自篇章内部也存在叙事时间速度快慢的问题。

从所叙时代上看，《史记》叙先秦史快，叙汉代史慢；《汉书》在年代分布上不太明显。据张大可《史记研究》的统计，“《史记》130篇，52万6千5百字，其中专载汉史的有62篇，兼及汉史的有13篇，共75篇”，而“载述汉史的75篇，计本纪6篇，表7篇，书篇，世家13篇，列传42篇，纯言汉朔的字数25万字多”^[52]。《史记》全书130篇，共52万字，其中75篇约26万字论及汉代史事，在这26万字中，又有一半论载汉武帝时期的史事。百年汉史与此前二千多年历史所用篇幅大体相当，可见有关汉史的叙事速度比此前两千年历史的叙事速度要慢得多，有关汉代的叙事情节比之前的要密实得多。白寿彝也指出：司马迁对待历史是略古详今的，越古越简，越近越详，他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有三点：1.司马迁注重历史为现实服务，多载当代史事，察见当代社会的弊端，期冀引起统治者重视。2.由他的历史进化论决定，主张“法后王”。3.时代越远史料越少，焚书坑儒、战乱频仍，书写材料如甲骨、简牍等不易流传保存，是以先秦史料遗留不多。秦汉史料则比较丰富，既有图书资料、档案资料，又有实物资料如城池宫殿、石刻图像等，口耳相传的故事也不少，这些都有利于《史记》的写作。^[53]《汉书》中各朝各代相对来说比较均匀，它不像《史记》那样存在资料欠缺的问题，因而在年代分布上疏密程度并不明显。

体例上，表、书（志）叙事快，本纪、世家、列传叙事慢。从《史记》、《汉书》全书体例看，本纪、世家、列传是从时空两方面来反映人物的活动的，表主要是从时间上来反映人类活动的。在所有体例中，“表”的时间速度最快。但在“表”中，也同样存在着时间速度快慢问题，《史记》中“三代世表”速度最快，“秦楚之际月表”速度最慢。从标题上也可以看出，三代之事以“世”记，十二诸侯、六国、汉兴以来诸侯王之事以“年”记，秦楚之际则以“月”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上古年代久远，可供参考的文献不多，而秦楚以来历史事件纷繁众多，可叙事的事实也相应要多得多。《汉书》中《古今人表》继承《史记》，叙事时间速度比其他表快得多。叙事时间速度决定了情节节奏、故事详略，也反映了作者的历史眼光和取舍标准。在人物传记中，同样存在着叙事时间快慢的问题，本纪中，两书《高祖本纪》、《高帝纪》叙事时间速度慢，《五帝本纪》、《夏本纪》、《惠帝纪》等叙事时间速度快。列传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些人物的传记用很长篇幅来反映，有些则短短几个字概括。

从传记结构上看，《史记》、《汉书》中人物传记分为四大类：单传、合传、类传、附传。相对而言，专传叙事时间速度最慢，合传、类传则呈现不同情况，附传叙事速度最快，往往数语带过。

要之，叙事时间速度的快慢决定了叙事情节的疏密与详略，一般来讲，《汉书》叙事比《史记》要详赡严密。虽然《汉书》语言比《史记》简练，但记两百多年史事更详实，这是因为《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汉代史实资料。朱自清曾论道：“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54]这也说明《汉书》的叙事时间速度比《史记》要慢，叙事情节比《史记》要密。

《汉书》之有书必录影响了叙事时间速度，是其总体上比《史记》密塞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班固往往能根据新掌握的资料对《史记》进行补充，故其文更详赡。其他则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概言《史记》疏、《汉书》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