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顺叙、逆叙与插叙对比

叙事顺序有利于区分人物、情节的轻重缓急，张高评在《左传之文学价值》中将《左传》之叙事归纳为正叙、原叙、顺叙、逆叙、对叙、类叙、侧叙、预叙、插叙、暗叙、倒叙、补叙等30余种，这是非常仔细的划分方法了，为便于论说，笔者在本书中删繁就简，将《史记》、《汉书》的叙事顺序分为顺时、逆时以及插叙三种。顺时即按时间顺序叙事，即顺序。顺叙最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是史书、小说最常见的手法；逆时即打破事件的自然顺序，将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来说，如《史记·孟尝君列传》在叙述冯谖弹铗烧券取信于民的情节时就用了倒叙手法，逆时叙事的作用有利于揭示出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插叙，《史记》、《汉书》中多由“是时……”、“当是时……”、“当此之时……”等领起，插叙的大量运用很好的解决了叙事中的千头万绪，使丰富的史实各归其位，构成一幅立体的网状结构图，极大的拓展了叙事的时空范畴。

（一）顺叙

史传叙事的共同点都是按时间的自然秩序进行线性叙事，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由大而小，先年再月再日，秩序清晰。金圣叹评《水浒传》第一回“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云“一路以年计、以月计、以日计，皆史公章法”^[7]。说明人们习惯认为史传作品是要时间顺序来叙事的。实际上，无论是《史》、《汉》的总体编排，还是同一篇章的内部结构，叙事都是由远而近。《史记·五帝本纪》将总体上的叙事时间推向远古，“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守，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再按体例依次而下，叙及到汉武时代。《汉书》作为断代史，亦严守时间顺序，一朝一代连绵而下。史传的目的在于垂法后世，以史为鉴，要求将看似纷繁无序的历史现实理清线索，揭示其前因后果。因此遵循历史时间的连贯性就显得极为必要。按历史时间进行线性叙事，也是史传具有系统性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史记》叙事以顺时叙事为主，如《陈丞相世家》中陈平的经历就是按时间叙事的，书中写他少时喜欢读书，再写他成年后娶妻，再写他在文帝时的地位尊贵，一直写到他死。通常而言，在历史叙事中，多有时间提示，人物所作所为按时间顺序排列，如《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助吴称霸、忍辱负重的遭遇以吴越楚三国大事提示：“四年，吴伐楚……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九年，吴王阖闾谓子胥、孙武曰……”^[8]这里以吴国历史编年，叙事与编年相辅相成。提示时间的叙事方式有利于人们清晰的把握事情的发展，人与事在历史坐标中便有了存在之点，“将历史叙事镶嵌于具体的时间之中，是中国史官们为历史搭建的坐标系，这种坐标系成为他们理解过去、把握现实、重建历史的重要手段。中国史官们历来注重事物的相互联系、发展变化，他们很少让自己陷于某日某刻这种琐碎的技术性细节之中，除非重大时刻有此必要，一般他们总是乐于从年、四时、月这种大的时空框架中去观察、把握历史和人物”^[9]。

时间提示词既能起到连接上下文作用，又能起到划分段落的作用，前后事件以时间串起，藕断丝连，若绝若续。

周朝东徙、秦列为诸侯是先秦历史的转折性事件，《史记》在各世家中多次以此为时间准的，跟世家之纪年挂钩。《史记·楚世家》：“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10]；《史记·陈杞世家》：“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11]；《齐太公世家》：“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洛。秦始列为诸侯”^[12]。其他再三强调的历史事件还有“三家分晋”、“齐桓公称霸”等，这都是诸侯纷争史上的大事，这些事件关乎天下兴亡和礼仪兴坏，以这些事件为参照，可以让人更好地看清楚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顺时叙事中，史著常用连贯语“某某年（时）”、“居岁余”、“顷之”、“久之”、“于是”等，如：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居岁馀，泽间少年相聚百馀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原与诸君。”少年强请，乃许。^[13]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14]

时间提示语的运用展示了事情的线性发展顺序。《史记·刺客列传》中在叙述自古以来的刺客时，每叙完一个刺客，都会用叙事词来连接，如“其后百六十有七年”、“其后七十余年”、“其后四十余年”、“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等，引出下一个刺客。

司马迁对史实既做细节的刻画，力求传达得生动形象，使千年前的事如在目前，又能适时地从历史中跳出来，作远距离、大跨度的俯瞰，力求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某一史实在历史长河中的准确位置，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汉书》中的顺叙描写也颇有动人之处，并非寡淡无味，如《汉书》中有关元帝的陈述就写得跌宕起伏：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15]

这一段虽为顺时叙事，却曲折惊险，元帝的命运于此开了端绪，大汉王朝的命运也由此开始转弯。

李景星曾将《汉书·文帝纪》与《史记·文帝本纪》对比：“《文帝纪》比《史记》只补出几层岁月，增得几篇诏令，便又是一样精神。如‘四年’、‘五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后三年’、‘四年’、‘五年’，《史记》俱阙而不书，揆之《春秋》无事不书之义，颇不相合，班氏增之是也。”^[16]李景星指出班固在叙事上比《史记》更加严谨，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事。

（二）逆叙

史传叙事也并非全是顺时叙事，虽然顺时叙事有助于情节紧凑连贯，符合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但这种叙事的局限性在于：生活并非只有一条线索，世界并不围绕几个人或几件事转动，每个人或每件事都或多或少牵涉到更多的人或事，一件事的发生总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当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时，顺叙便不能很好理清人物和事件的线索，所以史传叙事中会适当运用逆时叙事。与生活经验相一致的叙事叫顺时叙事，与生活经验不一致的叙事方法为逆时叙事。

逆时叙事可以细分为倒叙、补叙、追叙等。《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就是因果倒置的逆时叙事，开篇即叙述“夏五日，段伯克段于鄢”的历史事实，这一句揭示的是事件的结果。接下来再叙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公叔段……”^[17]，将母子间嫌隙以及兄弟间争斗的事实按时间顺序叙述出来。文中用一个“初”字对时间顺序作了调整，丰富了叙事内涵，使故事情节生动完整。《史记》、《汉书》中逆叙运用更为娴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叙述秦、赵国围绕“和氏璧”进行紧张的外交斗争时，通过赵宦者令缪贤的口介绍了蔺相如劝阻缪贤“亡赵走燕”的往事，引出蔺相如还璧归赵的情节。《史记》、《汉书》在逆叙时大量使用提示时间的词，如“始”、“初”、“尝”、“臣闻”等。如《史记·大宛列传》：

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原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18]

《史》、《汉》中“初”字运用非常频繁，此字作为领起词，往往起倒叙、追叙、交代事情原因的作用。此外，“尝”字亦有追叙作用：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19]

荆轲在刺秦王前有此番游历，以游历事见荆轲剑术之不精，为篇末击剑不中伏笔。又如《史记·酷吏列传》中先写张汤与丞相结怨事，然后以一个“始”倒叙张汤与三长史结怨事，再顺叙丞相与三长史合谋陷害张汤。《史记·陈涉世家》在陈胜起义失败后，再追叙陈胜因杀了多嘴饶舌的故人而导致部将离心的事，将陈胜之败归结为失人心，李景星赞此篇“千头万绪，五花八门，确自一丝不乱，非大手笔何能为此”^[20]。

《汉书·李夫人传》，先写李夫人因“妙丽善舞”而得宠，可惜少年早卒。接着又倒回来写其临死前不欲武帝见其病容的可怜情态，写以色事人的女子的悲哀，之后又写武帝对她的思念和伤悼，末尾补叙李家被灭族的悲剧，揭示后宫女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失势，族人的地位便失去保障，充分运用了逆叙手法。《汉书·苏武传》中写苏武不肯投降被迫在边地牧羊，历尽艰辛和刁难，这时补叙：“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写苏武和李陵的关系，接着引出李陵劝降。《汉书·终军传》先写终军至长安上书言事，见其出色才能，再补叙终军初入关之事：

初，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21]

补叙令人物形象生色，终军豪言壮语、少怀大志、神采飞扬的形象由此得以展示。史传中的补叙、插叙、倒叙等逆时叙事，不仅使叙事富有变化，更有张力，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叙事的立体感和空间感。《汉书·于定国传》末尾补充道：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22]

传末追叙于定国父亲的一段往事，印证于定国之所以为大官，其源头有自。《汉书·外戚传》中叙霍光妻子毒杀许皇后，立自己小女为皇后之后，对于两皇后侍奉皇太后以及两人的侍从辇驾等的描述就是采取追叙手法：

初，许后起微贱，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节俭，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食，以妇道共养。及霍后立，亦修许后故事。而皇太后亲霍后之姊子，故常竦体，敬而礼之。皇后辇驾侍从甚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县绝矣。^[23]

许后节俭，霍后骄奢，后宫女子之排场与地位往往与其家族之盛衰有莫大关系。又如《元后传》：

阳朔三年秋，凤疾，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涕泣曰：“将军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谭次将军矣。”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及凤且死，上疏谢上，复固荐音自代，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谭倨，不肯事凤，而音敬凤，卑恭如子，故荐之。^[24]

王凤再三向成帝荐举王音，阻挠任用王谭等人，只是出于私心。短短一段话展示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王谭倨傲，王音谄媚，王凤全凭一己爱憎荐人，成帝呢，毫无主见，平庸无能。对于各人性情，班固不予置评，只将事实补充在人物言语之后，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逆时叙事突破现时时空，打乱时空顺序，根据情节需要适时地向过去时空闪回，将相关的历史事件有机地串在一起，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逆时叙事的巧妙运用既体现了史家卓越的史识，又丰富了历史叙事的效果。通过众多例子可以看出，《汉书》在逆时叙事上丝毫不逊色于《史记》。

（三）插叙

与顺叙、逆叙不同的还有插叙，当叙事过程中面对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时，顺叙和逆叙往往力有不逮，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后世小说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解决这个问题，史传作品则用插叙解决。插叙是在叙述一个事件时插入另一个事件或评论，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写萧何被封为相国时，人人皆贺，唯召平独吊，姚苧田评：“插入召平一篇小传，蛛丝马迹，妙不可言。”^[25]又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先顺叙窦婴和田蚡的事，然后插入对灌夫的叙事，有了灌夫的插入，才有后来的灌夫骂座，贵族阶级的内部斗争这一主题也因此变得鲜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在叙述李广为边将时，插叙了程不识与李广不同的治兵方式，通过这一段插叙从侧面赞扬李广的善于治兵以及士卒对他的热爱。也有以“某某者”形式插入的，使叙事线索暂时中断：

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26]

窦婴以干涉梁孝王继为帝事引起太后憎恨，被除门籍。此系插入，然并非无关紧要，接下来马上叙述吴楚反时，需征用窦婴，婴以病辞，太后惭愧，又得重用事。又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先叙述项梁、项羽起兵事，然后插入陈婴事：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27]

插叙陈婴起义，通过陈母对陈婴的劝告，描绘出一个虑事周全，对社会和家庭有着清醒认识的智慧女人形象。这种以“某某者”形式出现的插叙往往为了介绍人物的身份或补充某一段关系的由来，使叙事不显得突兀。林纾曾论道：“在叙到吃紧处，非插笔则眉目不清，故必补其所以致此之由；叙到纷繁处，非插笔则纲要不得，故必揭其所以必然之故。”^[28]其所说插笔即插叙。

《史记》、《汉书》中常用的插叙词汇还有“当是时”、“当是之时”、“是时”、“方”、“而”等，将叙事场合、人物、事件转移到另一场合、另一人物、另一事件上去，叙此方，而兼顾同一时间内他方情形，以便纵观大势，如《史记·吕不韦列传》：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29]

在吕不韦的叙事过程中，插入四君子喜接宾客事。如《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中，“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人胡。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若北边。上患之，问敬。敬曰……”，在讲高帝击韩王信而至其逃亡胡地时，插入冒顿的兵力。又如《汉书·申屠嘉传》中，“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常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插入邓通受宠事，以此事作引子，引出下文申屠嘉抨击邓通无礼事。插叙往往是顺叙过程中的停顿，插叙完毕，又接着前面的叙事往下写。

《史记》、《汉书》作为史传文学，它们总体上都以顺叙为主，逆叙和插叙为辅，在叙事时，故事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线性的。比较而言，《史记》叙事更加灵活多变，明代吴见思评点《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开创之时，事务极多，多则便难抟矣。看它东穿西插，纵横不乱，如绣错，如花分，突起忽往，络绎不绝，如马迹，如蛛丝。或一齐乱起，如野火，如骤雨；或一段独下，如澄波，如皓月。万余字组成一片，非有神力，安能辨此。”吴见思形象地总结了《史记》的叙事手法。《汉书》在结构方面，重视叙事的关节脉络，注重文章的整饬划一，因而《汉书》人物传记多以人物活动、事件发生的前后为顺序，较少使用穿插，如《苏武传》依次选取了出使匈奴、李陵劝降、北海牧羊几个大的情节，主线清晰、层次分明，突出了苏武忠君爱国、坚贞不屈的精神品质，其他篇章也大抵以顺叙叙事，不像《史记》那样变化多端。但不能否认，《汉书》对逆叙的使用也颇有精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