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限知视角比较研究成果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历史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但偶尔也会采取限知视角，以达到全知叙事无法达到的效果。“于序事中寓论断”，即叙事者限制自己的视角，通过人物言语彰显他人或自己的品性。《史记索隐》注曰：“孔子言我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

历史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但偶尔也会采取限知视角，以达到全知叙事无法达到的效果。所谓限知视角，是指叙事者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书中某一人物或几个人物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来叙事，叙事者掌握的并不比人物多。即托罗多夫所讲的第二种类型：叙事者=人物。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耐特将之命名为“内焦点叙事”^[20]。只描绘人物的言行，不作主观评论，也不作人物心理分析，叙事者知道的跟人物知道的一样多。限知叙事的情形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叙事者不出面，将视角限定在人物的言语上，顾炎武概括的“于序事中寓论断”大抵属于这一类限知叙事。“于序事中寓论断”，即叙事者限制自己的视角，通过人物言语彰显他人或自己的品性。

《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索隐》注曰：“孔子言我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21]孔子作《春秋》意在反对空言垂世，主张将“言”与“事”结合，“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知，《春秋》也多采用限知视角，用书中人物的视角来评判人或事。

司马迁秉承《春秋》手法，对史事、人物不作直接评论，而是在叙事之中表示自己的观点，有时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语来揭示其个性，如《酷吏列传》中描写酷吏王温舒在做河内太守时杀人如麻，“流血十余里”，时值孟春，而根据汉律，冬季处决人犯，至春则止，对此，王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22]只人物自身的一通感叹，便活画出一个嗜血成性狰狞可怕的人物形象。吴见思评《李斯列传》时说：“李斯凡五叹，而盛衰贵贱，俱于叹中关合照应，以为文情，令人为之低回。”李斯因这五叹，而显得形象丰满，在他阴谋权变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向往自由富有情义的另一面。《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天下初定时，刘邦与韩信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23]此时韩信已受到刘邦猜忌，言辞间半是奉承，半是真情，既有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又有对刘邦的恭维。又如《萧相国世家》记萧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病，惠帝问萧何谁可代他为丞相时，他推荐了曹参。叙事者没有以全知全能者的口吻议论其人如何外举不避仇，只是客观叙事，平淡着笔。篇尾记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24]。全篇并没有评论萧何为人品德的文字，人物之品性由自己的言行体现。

（二）有时叙事者用他人之视角引出或评论书中另一人物。《项羽本纪》巨鹿之战后，“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自惴恐”^[25]，“楚战士”、“楚兵”、“诸侯军”之形状都是以“诸将”之视角来展示的。《管晏列传》中管仲言鲍叔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牛运震评“借管仲口中叙鲍叔事迹”。《白起王翦列传》记载了一段对话：“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文中以“或曰”“客曰”形式掩盖叙事者身份，将视角转移到不知名的人物身上，牛运震曰：“……著将兵者后世之报，特以‘或曰’、‘客曰’设为问答，以发明之叙事兼断语，而不见论断之迹，笔法妙绝。”^[26]

《史记·晋世家》记董狐一段，司马迁也没有直接议论，而是借孔子的话“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27]来表明自己对董狐的欣赏。《司马相如列传》中借汉武帝之口，推崇司马相如之文才：“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28]《李将军列传》中以文帝之言肯定李广的绝世才能，“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并借公孙昆邪之言进一步肯定，“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29]。《高祖本纪》中写刘邦的出世神话，并写其为赤帝子，身上常有云龙之气，接下来又借萧何评价“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30]揭穿刘邦自我神圣的虚妄。又如《伍子胥列传》中借伍奢之口，揭示伍子胥和他哥哥的品格性情。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31]牛运震评“刚戾忍訽”云“四字合来，意思甚妙，伍员为人从其父口中带出，亦一法”^[32]，以伍奢之口道出两个儿子的性情，“知子莫若父”，后来的事实证明伍奢之言不虚。

《汉书》对限知叙事也有简单的运用，但《汉书》的限知叙事不如《史记》高明，叙事者往往跳出来，直接参与判断，如《元后传》为表现外戚之专权，这样写道：

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33]

左右与皇帝的对话已透露出无限信息，百官左右皆惟王凤马首是瞻，官员任命都掌控在王凤之手，王凤以为不可的事，皇帝连争都不能争，事实本身已足够说明主旨，但班固仍评以“其见惮如此”，叙事者以全知身份跳出来论断，皇帝之懦弱与王凤之嚣张，两者关系严重错位，令班固不能忍受，以致不说不痛快。

通过书中人物或相关人物的言语行事来揭示一段史实，比叙事者以全知视角来描述更能令人信服。

（三）限知视角还体现在《史记》、《汉书》中的“太史公曰”、“赞曰”里。为保持叙事的公正客观，《史记》、《汉书》在正文记事中多采用第三人称，偶尔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者作为全知者，时而隐蔽，时而现身，这样的好处是他既可以客观叙述历史事件，又可以不时跳出来发议论。第一人称叙事大部分出现在赞语中，也有少数出现在文中，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34]在论赞中，叙事者有意识的限制自己的视角，将自己所思所想叙述出来，如《史记·游侠列传》中：“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35]论赞里以第一人称补叙人物相貌和叙事人的感想，文中的事实和谚语皆限于叙事人所知所感。

史传文学中的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时界限并不那么明显。表面上看来，除了叙事者的概括性叙事和对事件的记叙外，几乎每一个人物的言论都属于限知叙事，实际上，史传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限知叙事。所谓限知都是在叙事者全知的前提下产生的，只不过将视角由叙事者转换成人物本身的感官知觉和言行罢了，即叙事者采取人物的单一视角，根据人物的行踪来展开故事，所见所闻皆限于人物的行踪，但叙事者全知全能的眼光依然在字里行间渗透出来。他会在因果不明的地方加以提示，在事实简略的地方予以说明，如《史记》、《汉书》中常以“语在××传中”的形式适时的指引读者。史学著作只能是“在无限制中的限制，在限制中的无限制，以频繁转换的限制视角构成无所不见的全知视角”^[36]。

对于接受者来说，全知叙事让阅读者处于一种等待被告知的状态，所有的事实都会随着阅读而全部知晓，叙事者处于权威地位。限知叙事则更能制造一种临场感，让读者如临其境，感觉真实。史传文学要求尽量客观全面地再现历史，漫长的历史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那么多，因而不可能通篇以人物所见所闻为主。为了节省篇幅，理清事情轻重，史家不得不大量运用概述，即运用全知叙事。

【注释】

[1]（法）兹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张寅德编《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2]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张寅德编《叙事学研究》，第298、299页。

[3]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1页。

[4]《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297页。

[5]《史记·吕不韦列传》，卷八十五，第8册，第2510页。

[6]《史记·伯夷列传》，卷六十一，第7册，第2127、2128页。

[7]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8]注：虽然史学家作史都意图记载天地万物，但这个“天地万物”仅局限于史家所知道的天地万物，超出这个范围就无法被记载，如几乎作于同时的《左传》和《历史》，记载的就是不同国家的历史，由于地域差异太大，他们的写作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左传》的作者不了解《历史》所记载的事，因而无法写出《历史》，反之亦然。

[9]《史记·田叔列传》，卷一百四，第9册，第2775页。

[10]《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卷一百五，第9册，第2785页。

[11]《汉书·魏相丙吉传》，卷七十四，第10册，第3133页。

[12]《汉书·萧望之传》，卷七十八，第10册，第3271页。

[13]《汉书·佞幸·石显传》，卷九十三，第11册，第3726页。

[14]《史记·吕太后本纪》，卷九，第2册，第395页。

[15]《史记·淮阴侯列传》，卷九十二，第8册，第2611页。

[16]《史记·田儋列传》，卷九十四，第8册，第2648、2649页。

[17]《汉书·佞幸·石显传》，卷九十三，第11册，第3728、3729页。

[18]蒲安迪《中国叙事学》，第16页。

[19]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20]《叙事语式》，冯黎明等编《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21]《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第10册，第3297、3298页。

[22]《史记·酷吏列传》，卷一百二十二，第10册，第3148页。

[23]《史记·淮阴侯列传》，卷九十二，第8册，第2628页。

[24]《史记·萧相国世家》，卷五十三，第6册，第2019页。

[25]《史记·项羽本纪》，卷七，第1册，第307页。

[26]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七《白起王翦列传》。

[27]《史记·晋世家》，卷三十九，第5册，第1675页。

[28]《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卷一百一十七，第9册，第3002页。

[29]《史记·李将军列传》，卷一百九，第9册，第2867、2868页。

[30]《史记·高祖本纪》，卷八，第2册，第344页。

[31]《史记·伍子胥列传》，卷六十六，第7册，第2172页。

[32]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七《伍子胥列传》。

[33]《汉书·元后传》，卷九十八，第12册，第4018、4019页。

[34]《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卷八十四，第8册，第2503页。

[35]《史记·游侠列传》，卷一百二十四，第10册，第3189页。

[36]郭英德《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

《史记》《汉书》限知视角比较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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