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但偶尔也会采取限知视角,以达到全知叙事无法达到的效果。“于序事中寓论断”,即叙事者限制自己的视角,通过人物言语彰显他人或自己的品性。《史记索隐》注曰:“孔子言我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
2023-08-20
全知视角的叙事者一般隐身于文本背后,他全知全觉,比任何人知道的都要多,并且不必向读者解释他是如何得知这些事情的。“他可以用第三人称写作,作一个‘全知全能’的作家。这无疑是传统的和‘自然的’叙事模式。作者出现在他的作品的旁边,就像一个讲演者伴随着幻灯片或纪录片进行讲解一样。”[3]叙事者以第三人称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一段历史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展,过去、现在、未来,全在他的视野内,几件事即使同时发生,也能为他所知。全知叙事中,叙事者可以灵活、自如地周游于“天人”、“古今”一切时空中。
史著的客观性与史实的复杂性必然要求采取全知视角,历史叙事不仅需要多方搜集材料,全面记录史实,还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便全方位的展示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司马迁论《春秋》时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4]司马迁评《吕氏春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5]他又在《伯夷列传》中说到“圣人作而万物睹”,《正义》注曰:“万物虽有生养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睹见。”[6]西方史学家在史学对象的认识上也有相似之处,希罗多德所叙述的“不仅是希腊的历史,而是当时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希罗多德的著作简直有点像‘百科全书’,是无所不包的,他不仅记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事,而且叙述各国的地理形势、经济生活、民情风俗、宗教信仰,等等。他有闻必录,把一切值得记载的事都当作历史的素材,以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7]。要把握天地万物就必须使用全知视角,事实上,只有史家像上帝般对整段历史表现出高屋建瓴的姿态时,他才能更好地驾驭全局,才能对大的结构以及小的细节进行精心布置,才能从容地裁剪资料,布局谋篇。史传著作中,无论材料来自传闻,还是来自宫廷档案,无论材料本身是真实还是虚构,都在全知视角的笼罩下得以展示。[8]
《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绝大部分都是史家以全知视角来描述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田叔者,赵陘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9]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過,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10]
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11]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12]
叙事者对人物的出身、家室、性情、容貌等都了如指掌,以权威的口吻将人物的出身背景告诉读者。此外,史著中写人时还常以概叙手法表达作者对人物的看法,如《汉书·佞幸·石显传》:“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13]
全知视角不只局限于对人物概况的了解,在写人叙事中,事件的展开、人物的心理、言行等无一不在叙事者的全知观照下。对于追求真实的史学著作来说,人物的内心是不好描写的,人心隔肚皮,史学家又不能钻到人物内心去,这是史著缺乏心理描写的重要原因,但史家偶尔也会据情模拟,如《吕太后本纪》中“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14]。《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虽经萧何推荐,仍然不得重用时,“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15]。《田儋列传》中写田横门客随之自杀后,“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16]。文中以“我”、“吾”等人物视角表达他们的心理活动,这种简单的心理描写符合当时的情势,司马迁以全知视角加以统摄。
全知视角还体现在对于人物比较隐秘的行为和言语,史家也能将之发掘出来,如《汉书·石显传》在概述石显性情之后,又详列事实说明:
显内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间己,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上书告显颛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17]
与概述相呼应,以全知口吻叙述石显使奸弄巧、骗取皇帝信任的全过程,充分描绘出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的性格特征,其奸诈固宠之状展现得淋漓尽致。
《史记》、《汉书》中常用“是时”、“当是时”、“于是”等将笔墨指向另一个场景,同一时刻不同人物的活动不同地方发生的事都在叙事者的掌握之中。
史传作品对全知视角的运用往往导致“一种纯客观的叙事幻觉由此产生,并且成为一个经久不坏的模式,从史官实录到虚构文体,横贯中国叙事的各种文体”[18]。全知视角能产生一种“拟客观”效果。但全知视角也有其局限性,杨义曾说:“所谓全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是任何‘全知视角’都不可能包罗万象,二是在某种文体中具有合理性的全知视角,在另一种文体中其合理性就有可能受到质疑。”[19]
有关《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的文章
历史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但偶尔也会采取限知视角,以达到全知叙事无法达到的效果。“于序事中寓论断”,即叙事者限制自己的视角,通过人物言语彰显他人或自己的品性。《史记索隐》注曰:“孔子言我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
2023-08-20
[6]在前贤的激励下,司马迁将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了《史记》,终于写出《史记》这一煌煌巨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明帝命他将未完的《汉书》续写完毕。班固则出身儒学世家,班彪的《王命论》以及班固的《白虎通义》和《汉书·五行志》都借助经义附会出一套为刘氏政权辩护的符瑞天命说,这也是《汉书》比《史记》思想和文风更为正统的主要原因。......
2023-08-20
《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各自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1]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叙事语言,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者个性的不同,也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2023-08-20
《史记》篇法上的变化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史记》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因人成文,文如其人。与《史记》篇法多变不同的是,《汉书》按部就班,多用顺叙手法,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如《苏武传》就以出使匈奴、牧羊北海、回归汉朝等先后叙述。固所修者《汉书》,则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为参差。[44]刘师培认为《史记》往往能寓褒贬于叙事,《汉书》则讲究字斟句酌,平实叙事......
2023-08-20
唐代及之前的学者们注重注释,着重在疏通《史记》、《汉书》的音义,在对两书的注释上分别取得了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与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合称“三家注”,为后世研读《史记》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3-08-20
广义上而言,《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也属于论赞。《史记》全书共有序23篇,赞106篇。《汉书》的赞继承了《史记》并有创新,在时代和篇章重叠部分,《汉书》吸收《史记》论赞约三十二篇。牛运震对《史记》论赞的概括同样适用于《汉书》,大体上看,《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叙传》都是“隐括全篇”,阐明作书意图和各篇主旨。《汉书》中也有“举一概全”的论赞,如《景十三王传》赞只叙河间献王。......
2023-08-20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善于运用生活化的语言。[3]《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如《公孙弘卜式兄宽传》赞:这段文字多用排比、对偶,极写武帝、宣帝时人才之盛,语言典雅而整饬。大体上看,《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
2023-08-20
最早对《史记》用叠字的情况作分析的是南宋洪迈: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至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于堂下,其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卒定从而归,至于赵,平原君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少者百数,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
2023-08-2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