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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实录精神对比研究

【摘要】:《史记》、《汉书》首先是作为史学作品而存在的,史料真实与否是史书可信与否的基本前提。史著自先秦便有重“真”的传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崔杼使人杀齐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为保存历史真相,史官们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史记》、《汉书》首先是作为史学作品而存在的,史料真实与否是史书可信与否的基本前提。史著自先秦便有重“真”的传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崔杼使人杀齐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为保存历史真相,史官们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另《史记·晋世家》记载:“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司马迁采录孔子的赞语,肯定董狐书法不隐的史学态度。孔子自己作《春秋》也秉承“实录”精神,只记人事不及诬妄,对于不确定的史实,他宁愿付之阙如,也不肯妄下笔墨,“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2],“多闻阕疑,慎言其余”[3],“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4],孔子反复强调作史需慎重,不可强不知以为知。孔子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后世以续《春秋》为己志的司马迁。司马迁作《史记》常常“考信于《六艺》”[5],力求客观公允。如他写秦始皇,一方面批评他的暴虐、残酷,另一方面认为他“成功大”,充分肯定他的功绩,指出有些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6]司马迁赞同书法不隐,认为汉人吹捧李斯的“极忠”、盛传荆轲刺伤秦王都是虚美失实的做法。司马迁实录笔法处处可见,如他不满意桑弘羊,但称赞其改革使得“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7];他不满意卫青霍去病,但称赞卫青的气度和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8]的见识;就连酷吏,他也认为他们“斯称其位矣”,并认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9]。不以个人喜好抹杀人物功绩和应有的历史价值。

早在汉代,人们就注意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刘向、扬雄、王充、班彪父子等都曾对《史记》秉笔直书的精神表示肯定。扬雄《法言·重黎》以问答式肯定:“《太史迁》?曰实录”[10]。王充云:“子长少臆中之说。”[11]他对“太史公曰:‘世称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马生角,大抵皆虚言也’”这种怀疑精神予以肯定,认为“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12]。班固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3],对于司马迁的文风和实录精神班固给予了肯定。《魏书》里记载的魏明帝与王肃的一段对话也颇可说明问题,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王肃为司马迁辩护,他认为,正是司马迁直书的态度激怒了武帝,其咎在汉武帝而不在司马迁,肯定司马迁不畏权势敢冒生命危险秉笔直书的精神。

《史记》“实录”跟当时的时代要求相关,秦朝二世而亡,又经历楚汉之争,汉朝开国之初,需要对短命的秦王朝以及项羽之失天下刘邦之得天下的史事作总结,以便以史为鉴。刘邦曾置酒于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在酒席上,他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所以失天下者何?”[14]刘邦要求诸臣子不隐瞒,“言其情”,就是要求大家说实话,反映在历史记录中,就是“实录”。汉初思想家、政论家陆贾贾谊曾对历史进行反思,陆贾《新语》一书就是奉高祖刘邦之命,探讨“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15]的;贾谊《新书》也是反思历史针对现实的政论文集,《过秦论》更是主旨鲜明,通过“过秦”以达到诫汉的效果,反思的目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为汉朝寻找社会长治久安之道。《史记》的写作也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以史为媒,鉴古知今。

《史记》的实录精神得到了后人的交相称誉,《汉书》则不然,西晋文学家、思想家傅玄就批判:“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16]傅玄批评《汉书》掩饰皇帝的过失,贬抑忠臣的直节,注重辞章而不重史实,言下之意是班固没有做到实录,因而不是“良史”。事实上,在《汉书》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不实的例子,如《汉书·异姓诸侯王年表》中将《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的“义帝元年”改为“汉元年”,徐复观认为班固“尊汉太过,以致汩灭了历史的真实”[17]

但是从总体上看,班固不仅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而且在写作中还自觉继承了这种精神。洪迈说:“东坡作《赵德麟字说》云:‘汉武帝获白麟,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为之言,疑之也。’予观《史》、《汉》所记事,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18]对于不能确定之史实两书往往用这种不确定的词表示存疑。

《汉书》对于汉武以前的史事,基本上以《史记》为本,对于《史记》没有的材料绝不妄加,《汉书·张汤传》赞曰:“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19]对统治者荒淫腐败、危害百姓的行为班固也如实记录,如说汉武帝好大喜功,奢侈无度,“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20]。汉元帝之无能,汉成帝之好色,都在史书中秉笔直书。对于汉文帝,班固也勇揭其非,汉文帝是司马迁和班固心中勤俭爱民的好皇帝,《汉书·文帝纪赞》中写文帝:“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21]这里极写文帝的节俭爱民,可是这个好皇帝在《佞幸传》中却是另外一副模样,男宠邓通“无他伎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22],文帝对他慷慨得很,曾赐他“矩万以十数”[23]。有人给邓通相面说他会饥饿而死,文帝听后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24]竟赐铜山给邓通,让他自己铸钱,以至于邓氏钱满天下。节俭爱民与为男宠不顾国家利益,两种格格不入的作为竟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旨在宣扬汉德的班固不为君讳,对《史记》中的记载完全照录,这不正反映班固的实录精神吗?对于诸侯王之荒淫残暴,班固更是直言无隐,如《景十三王传》写广川王刘去:“听后昭信谗言,燔烧亨煮,生割剥人,距师之谏,杀其父子。凡杀无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节绝理。”[25]《景十三王传》赞云:“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26]班固总结了诸侯王的荒淫无道及其深层次的原因。王筠对班固勇揭诸王之非的写法表示不满,其《史记校》曰:“至诸王之秽迹,班详述之,颇污笔墨。”王筠之论迂腐可笑,没有理解班固的实录精神。

在世人眼里,王莽篡位是罪大恶极的事情,对此人口诛笔伐也不为过,但《汉书·王莽传》并未将王莽描写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乱臣贼子,在王莽篡位前,班固写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儒生:“莽父早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27]可以看出,班固对王莽的描写是秉着实录精神的,没有将他一概推倒,这时候的王莽是一个品行良好的儒生,折节恭俭,勤身博学,孝顺有礼,并非十恶不赦,后世学者常将此段描写视为王莽作伪虚假的证据,未免落了“坏人无一不恶”的思维窠臼。

虽然历史著作以真实为第一要务,但历史都是人写出来的,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胡适就曾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王锺陵先生认为历史的存在有两重性,“首先,历史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它的客观的、原初的存在。这种过去时空中的存在已经消失在历史那日益厚重的层累之中了。然而,书籍、文物以及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仍然留存着过去的足迹。真实的历史依赖于人们对这些存留的理解来复现,所以历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它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之中。……在后人对前人的诠释中,必然表达着后代人的种种理解。……客观性的要求始终应该是一切科学不可动摇的首要原则”[28]。历史的两重性存在,决定了史著必然是客观与主观交融的产物,它“既要求着真实的客观内容,又要求着研究者自己的理解”[29]。因而,任何史著都渗透着史家的个人才华和学术视野,是“史与论的凝结”[30]。王锺陵先生进一步论证道:“历史的记载在许多人眼中该是最具纯然客观面目的了,然而对于有‘实录’之称的《史记》,班固却称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在这种‘先’与‘后’、‘退’与‘进’、‘崇’与‘羞’的论叙中,不正表现着司马迁的思想?顾亭林对《史记》在序事之中表达思想这一特点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在今人所写的各种哲学史思想史中却都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人们在《史记》中,正是看到了一个哲学家的司马迁之存在。”[31]著作者往往受个人的社会理想和时代的审美观驱使,从《春秋》起,“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僧由己者多矣”[32],故有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以及《左传》的“君子曰”。继承“君子曰”的“太史公曰”与《汉书》“赞曰”都是作者的主观评议,文中对史事的剪裁取舍也体现着作者的见识,因此,历史著作无一不打上作者自己的烙印,所谓“实录”,只能是原则上的最大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