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叙事比较研究结果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综上可知，论者们认定班固《汉书》抄袭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抄袭其父班彪。抄袭论者们主要着眼于《汉书》抄《史记》。《汉书》与《史记》内容重叠的有五十五篇，其中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汉代开国直至汉武帝这一段的历史记载，《汉书》基本上因袭《史记》。《汉书》不仅于列传沿袭《史记》的传主及其事迹，很多论赞也直接采用。《汉书》与《史记》相同之处如此明显，无怪乎为论者们攻击了。

最早提出班固抄袭的是晋初的傅玄，他说：“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12]傅玄认为班固书成不言父名，将父之功据为己有，与司马迁多次言及其父司马谈的情况迥异，谴责班固窃父之书为己作。

也有论及班固抄袭刘歆父子的，如东晋葛洪云：“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13]，葛洪认为班固《汉书》全抄刘书，只有小部分不同，其所不取的二万余言被葛洪抄出而为《西京杂记》。明代王鏊根据《文选》中所见班固文和《汉书》文印证，提出自己的质疑：“固其良史之才乎？然予观《文选》所载固文多不称，唯两京赋最其加意，然亦无西京之体，何固之长于史而短于文乎？颇疑《汉书》多出其父彪而固蒙其名，然无他佐证。偶读《西京杂记》……乃知固书其多取诸歆乎。”^[14]可见他也是认定班固《汉书》抄袭其父班彪和刘歆的。

唐代刘知几认为班固《汉书》兼抄《史记》和刘氏：“班固《汉书》，全同《太史》，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刘知几《采撰》一文意在肯定史书写作应旁征博引，应“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15]，采集众说方能成其一家之言。

宋人晁公武曰：“识者以固书皆因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旧文润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间颇多冗锁，良由固之才视数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称述者，岂亦谓有所本欤？”^[16]晁公武认为《汉书》对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之旧文有所借鉴和润色，并推测，班固自叙是否也有所本。

南宋郑樵对《汉书》的因袭极加诋毁，他在《通志·总序》里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倘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倘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如此人才将何著述？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后，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史修书，道旁筑室，采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17]郑樵直接指斥班固“不学无术，专事剽窃”，郑樵提倡通史，对班固创断代史非常不满，这种态度实际上失去了史学批评家客观公正的精神。他说班固不仅抄袭司马迁，还抄袭贾逵、刘歆等人，班固自己作的极少，即使写出来也不过类同人表，没有水平，他对班固因袭《史记》极尽讥刺。

清人赵翼称“《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18]，他又说《汉书》于“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有，未尝自言引用史迁云云。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语》之文，亦即以为自作，未尝自言引用某人，盖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抄袭为嫌也”^[19]，《汉书》引用《史记》文或其他人的文章时往往不会标明引用，这是古人的习惯，他们并不“以抄袭为嫌”，赵翼指出《汉书》抄袭事实，但并不站在指斥的角度，而是视为很普遍的现象。

综上可知，论者们认定班固《汉书》抄袭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抄袭其父班彪。班固书确因其父彪书而作，其中含有班彪所撰的史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班固虽然没明言，但读者们依然可以从《汉书》中看出蛛丝马迹，如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都有“司徒掾班彪曰”，元、成二纪和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全采《后传》文，《元帝纪赞》中“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中“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这两处的“臣”都是指班彪，应劭注：“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则彪自说也。”^[20]这些都是确证。

其二，抄袭刘歆父子、贾逵等。葛洪、刘知几、王鏊持是说。

其三，抄袭《史记》。抄袭论者们主要着眼于《汉书》抄《史记》。《汉书》与《史记》内容重叠的有五十五篇，其中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汉代开国直至汉武帝这一段的历史记载，《汉书》基本上因袭《史记》。《汉书》不仅于列传沿袭《史记》的传主及其事迹，很多论赞也直接采用。如《汉书·司马迁传》就基本上采用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连司马迁对皇帝的不满也原原本本地照录。《汉书·酷吏列传》沿用司马迁的序赞，对武帝任用酷吏杀人持反对态度。《汉书·李陵传》全录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之辞，赞同司马迁，对李陵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认为“彼之不死，宜欲以当以报汉”。但武帝族灭其家，断绝了李陵的回归之路。《汉书》与《史记》相同之处如此明显，无怪乎为论者们攻击了。

也有为《汉书》辩护的，如郑樵之说便遭到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严厉驳斥：

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文，以谓割裂而无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谓盗袭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必谓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扬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袭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21]

章学诚痛斥抄袭论者们史识孤陋，指出郑樵所推崇的《史记》，同样因袭了《春秋》、《国语》、《战国策》等书。章氏的批评理直气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认为史书应有所凭据，不能凭空创作，而且《史记》、《汉书》采取时人书往往有保存文献的作用。

章学诚又说：“《史》因《尚书》、《国语》及《世本》、《国策》、《楚汉春秋》诸记载，己所为者十之一，删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为非也。彼著书之旨，本以删述为能事，所以继《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于是兢兢焉，事辞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且其所本者，并悬于天壤，观其入于删述之文辞，犹然各有至焉。”^[22]章学诚更加明确地指出《史记》等史书著作是以删述为要的，史书不能凭虚别构，必须依凭前人记录。他又说：“班固因洪范之传而述《五行》，因《七略》之书而叙《艺文》，班氏未尝深于灾详，精于校雠也。而君子以为班氏之删述，其功有补于马迁，又美班氏之删述，善于因人而不自用也。盖以《汉书》为庙堂诸家学术，比于大镛卉鼓鼓之陈也。”^[23]章学诚肯定班固删述前人之书，认为其所作有补于史书。

明代王世贞云：“孟坚亡后，世其无史哉，非无史也，夫人而无能为史也。所以无能为史者何？夫孟坚之为史也，非尽孟坚史也。后元而前，太史公共之矣。始元而后，叔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无论，其他若纪传，或繁而损，或略而益，或因而裁，或朴而润，微孟坚畴所折衷哉。”（《汉书评林》序）王世贞对班固增删史书的行为表示肯定。

郭豫衡对顾颉刚之班固窃父书论作出批评，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可不置论。班固取用《史记》旧文，正如司马迁取用其他史传旧文，一经取舍，即为新作。而且父子相继，乃是家学渊源，不足多怪。何况班固虽‘因父得成’（傅玄语），也并非全同班彪一致。这是因为班固的思想学问，自有特征；总揽一书，也自有裁夺。《汉书》不仅代表班固的思想，也代表他的文风”^[24]。

驳斥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反击：

其一，班固因袭之《史记》亦曾因袭前人旧文。

其二，史书应有所凭借，若无依凭，则“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

其三，《汉书》因袭前人有所取舍，一经取舍，即为新作。

面对众说纷纭的史论，该如何评判《汉书》之因袭呢？若依今日文字吻合度之量化标准，那么《汉书》无疑该定案为“抄袭”了。但是我们又应该看到以下两点：

首先，史书应有所本。历史著作毕竟不同于文学作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任意想象，它必须有所依托，不能凭空杜撰，因而它是可以取资于以往记载的。

《史记》中就有不少材料来源于已有文献，据当代学者张大可统计，司马迁引用的文献资料至少在102种以上，其中六经及训解书23种，诸子百家书52种，古今历史书及汉室档案20种，文学书7种。^[25]司马迁在《史记》里曾记录过自己所见的书籍，如《五帝本纪》提到：“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26]；《六国年表序》：“太史公读《秦纪》”^[27]；《三代世表》：“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28]；《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29]……

司马迁对自己采用前人书籍直言不讳，如《殷本纪》有关殷之始祖契的记载就取自《诗经·商颂》中的《玄鸟》和《长发》，汤伐桀于鸣条则完全采用《尚书·汤誓》，司马迁在赞中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30]《周本纪》中周始祖后稷之事则全在《诗经·大雅·生民》的基础上融汇而成。

归有光认为《史记》文字皆有所本：“史公究是秦汉时人，作《始皇》、《项羽本纪》，其事雄伟，笔力与之称，《五帝》、《三王》本纪便时见其陋，然古书存者盖亦少矣。”^[31]他又说：“《秦本纪》方成一篇文字，秦以前本纪，旧史皆亡，故多凑合。秦虽暴乱而史职不废，太史公当时有所本也”，“又《史记》五帝三代本纪零碎，《秦纪》便好，盖秦原有史，故文字佳。《赵世家》文字周详，亦赵有史，其他想无全书故也。”^[32]归有光认为《史记》在所藉资料翔实的篇章往往“文字佳”，否则“零碎”。

不仅如此，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往往作过深入的研究，《史记》一书是在对文献记载深思熟虑、剪裁取舍的基础上完成的，司马迁曾自述对古文献的参考，如《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33]；《大宛列传》云：“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34]；《商君列传》云：“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35]。

同理，《汉书》之因袭《史记》，正如《史记》之因袭《左传》、《诗》、《书》一样，是不可以抄袭视之的，清代蒋中和云：“《史记》之于《左》、《国》、《国策》，《汉书》之于《史记》，师其事而非师其文。此数家者，犹世家之有大宗也。”^[36]《汉书》之因袭《史记》，就像《史记》之因袭《左传》、《国语》、《国策》一样，同样的史事而出以不同的文笔，气象也自不同。

其次，史书可以“述而不作”。司马迁自己也曾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7]，明白表示历史著作是可以“述而不作”的。

朱自清发表见解：“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38]他认为班固的删润“颇有别裁”，对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表彰得更为到家。

郑鹤声说：“盖史者本以删述为能事，古人不以文辞为自私，史文又不可凭虚而别构，故曰‘述而不作’……且著述云者，贵能成一家之言耳，虽曰删述，各有其至焉，有其至，斯能成其学矣，不必问其文辞之果出于己否也……著述云者，贵能网罗散失，犁然可视，以保存其文献而已，非斤斤于文辞之谓也。”^[39]郑鹤声的论述比较全面，他认为：首先，史书可以述而不作；其次，史书虽曰删述，仍应有自己见解，应成一家之言；再次，史书贵能网罗散失、保存文献。因此，《汉书》无论因袭《史记》还是因袭其他著作，都无可厚非，不应定罪为“抄袭”，因为《汉书》在删述前人之书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且保存了大量文献，若以抄袭论《汉书》，那么《史记》及其他众多史学著作也难逃此罪名。

《史记》和《汉书》叙事比较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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