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纪传体通史与断代史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通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之通史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的产物。[5]这些评论都论及了《史记》创始之功以及与之前体例相比纪传体的优势。《史记》、《汉书》虽说都是纪传体，实则纪传与编年体并行，纪传中有编年。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通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体例上，司马迁和班固均有开创之功，司马迁奠定了纪传体体例，班固则开创了断代史的先河，成为后世史书效法的榜样。

司马迁之通史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的产物。西汉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达到鼎盛，经济实力雄厚，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同时大力开发疆域，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抗击匈奴，开通西域；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盛世的出现呼唤着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作品的出现，汉大赋与《史记》应运而生。在风格上，它们都有大而全的特点，《史记》以“通史”形式总括古往今来三千年历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无所不包，可谓“全”；又以一己之力，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规模宏伟，体大精思，可谓“大”。刘大櫆在其《论文偶记》中说：“文贵大。……古文之大者莫如《史记》。震川论《史记》，谓为大手笔，又曰‘起头处来得勇猛’，又曰‘连山断岭，峰峦参差’，又曰‘如画长江万里图’，又曰‘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此气脉宏大，丘壑远大之谓也。”^[1]这里讲的是《史记》气魄之大。李长之曾将司马迁与汉武帝作比较来阐明这一时代精神：“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2]《史记》之“大”而“全”的写作特征正是时代的产物。

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开一代为史的先例，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已失去了武帝时期那种蓬勃向上、一统天下的精神，也缺少了那种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因此《汉书》也就不再求大而全，只追求严谨地总结一代之史。

赵翼对《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体例有过十分精当的论述，他说：“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纪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事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3]又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4]现代历史学家翦伯赞评道：“所谓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每一个他认为足以特征某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替他写成一篇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可显示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部社会内容。”翦伯赞又说：“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在今天看来，当然已经陈旧，而且有很多缺点；但在两千年前，司马迁能开创这样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是值得赞叹的。”^[5]这些评论都论及了《史记》创始之功以及与之前体例相比纪传体的优势。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6]，历史应该以人为本。司马迁以人物连贯史事的写法超越了先秦诸贤，被后世史家继承，得其衣钵并发扬光大的是班固的《汉书》。

《汉书》以前，未曾有关于一个朝代的完整的历史，“《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7]，《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需要指出的是，班固虽然意在作断代史，整齐体例，但是《汉书》也有自坏体例的地方，如《汉书·货殖传》中将《史记》记录汉代以前的商人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等人一一袭用，于汉代部分仅添加四个商人。《汉书·郊祀志》将《史记·封禅书》中从舜、禹直到汉武帝之间的史事全部抄录下来，《汉书·礼乐志》中的“乐”部分也是把《史记·乐书》从远古迄汉部分全部抄录，《汉书·律例志》虽然比《史记》中《律书》、《历书》全面，但同样也是从远古叙到汉代；《汉书·食货志》也增以汉代以前事；《汉书·沟洫志》袭取《史记·河渠书》从夏禹到汉武部分。《汉书·天文志》于《史记·天官书》从上古到汉武以前之天文气象全录。这种现象大概与班固注重学术史的态度有关，为了清楚地辨析源流，不惜破坏断代体例。

《史记》、《汉书》在体例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显著不同，其体现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时间起讫不同。《史记》记载了古今三千年的历史，从远古黄帝写起，直至汉武帝时代。《汉书》则起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迄王莽地皇四年（23），记载西汉230年史事。从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年）到汉武帝太初末年（公元前101年）这一个时间段上，《汉书》和《史记》是重合的，班固在整理这段史实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直接改编袭用《史记》。武帝以后的记载，以班彪《〈史记〉后传》为蓝本，综合各家续补的《史记》，缀集所闻而成。

第二，《汉书》改《史记》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为纪、表、志、传。两书体例、篇章对比如下：

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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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改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为纪、表、志、传，取消世家，只设列传，这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汉开国之初，立王侯二等封爵，到武帝后元年间，原来侯者百四十三人靡有孑遗，王国名存实亡，“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8]，立世家已经没有必要。

《史记》、《汉书》虽说都是纪传体，实则纪传与编年体并行，纪传中有编年。如两书帝王本纪中多用编年形式；《史记》三十世家中，从《吴太伯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十六篇，都是写周室的屏藩之臣及其他们家族的兴衰，体例与本纪相似，为编年体，“一篇之中，上下千百年，既以一国之事详载，更或他国之事互入”（吴见思《史记论文·齐太公世家》总评），以此表现列国发展的大势。

第三，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体例，但并不严格遵循，班固则严守纪传规范。刘知几批评《史记》“区划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9]，刘知几认为西伯、庄襄以上的周、秦史应该列为世家，而不应列为本纪。此外，最有争论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也突破了纪传的严格限制，刘知几讥刺“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10]，他又说世家应为“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而陈涉“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刘知几批评司马迁：“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11]

班固严守纪传体例，从宣汉德出发，将项羽、陈涉归为列传。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纪传体通史与断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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